2014年8月26日 星期二

瓦格纳:今日中国是资本主义和共产党独裁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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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受难者协会”,“共产党暴政牺牲者协会联盟”在欧洲现实和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协会主席瓦格纳在记者的专访中谈了他对中国现状和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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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共产党暴力制度受害者协会(UOKG)主席瓦格纳(Rainer Wagner)。(天溢提供)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斯大林主义受难者协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共产党暴政牺牲者协会联盟”下的很多组织在欧洲和德国当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八月二十三号是欧盟设立的“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记者在二十二号采访了这两个协会的现任主席瓦格纳先生,在采访中瓦格纳主席不仅介绍了他们所参与的“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的建立,以及今年的纪念活动,而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比介绍了对于中国现状的看法,在共产党统治下争取自由的经验。

瓦格纳主席曾经在东德共产党政权下生活三十一年,对此他介绍说,我是基督教神学工作者,是在当年东德开始学习神学的。在十五岁少年时代我第一次受到共产党的政治迫害。那时候我企图逃离东德,但是没有成功而被逮捕关押了几乎两年。这是我在六七年第一次被关押。第二次试图逃离东德是在被释放后不久,六八年年底又第二次被捕。后来在东德教会大学中学习,然后在教会中工作,并且开始从事抵抗共产党的活动。为此我一直受到监视,在我的同事中就有被秘密警察威胁,专门监视告密我的人。后来我在一九八三年逃到西德,在西南德生活,从八四年在开始参加斯大林主义受难者协会的工作,现在除了是“斯大林主义受难者协会”、“共产党暴政牺牲者协会联盟”的主席外,也是秘密警察监狱纪念地顾问委员会主席,柏林墙基金会顾问,以及一些援助共产党受迫害者协会和基金会的负责人和顾问。

关于他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情况,瓦格纳主席说,我是这样看今天的红色中国的,它现在处于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状况,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党的独裁结合在一起。从德国看它,它是一种极为令人厌恶的、绝对的独裁政权,一种官僚制度高度集中的从上而下的控制,任何和它对立的意见根本不可能得到表达。为此,我们由德国就能够看到它所带来的很多非常明显的严重后果,它现在已经带来的最糟糕的社会结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剥削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环境保护措施非常缺乏,这造成中国环境普遍的急剧恶化。对资源的过渡使用和开发,最终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我们也看到,它对于少数民族和族群的威胁和迫害,如对维吾尔族问题,在西藏的问题,以及其它类似的地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以及其它的要求民主、维护权力的问题,我认为共产党政权没有妥协的打算,甚至没有妥协处理的能力。

为此,瓦格纳主席以自己的经验特别谈了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如何争取自由。他说,对于年轻人,我想说几句发自内心的话。他们应该有勇气争取自己的自由,要利用所有一切可能争取,如今天的网路,及其它一切可能得到信息,传播信息,从而开拓没有共产党宣传的民主的公共空间,推动自己想要的图景。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利用每一个小的自由空间,扩展它,来对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

(特约记者:天溢  责编:吴晶)

2014年8月23日 星期六

小提琴手克劳斯(Klaus der Geiger)——德国最著名的街头音乐家

小提琴手克劳斯(Klaus der Geiger)——德国最著名的街头音乐家

二, 02/08/2011 - 02:21 — LabourWorld
作者:张平山


2011-4-23 11:46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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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位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的艺术传人,《小提琴手克劳斯(Klaus der Geiger)——德国最著名的街头音乐家》一文已做了介绍。文后附有他创作的六首歌的歌词——反对老板,反对工会官僚,反对施罗德、布什等当今世界的统治者——译笔很好,可作为优秀的当代政治诗来欣赏。和中国目前的劳工歌曲或进步歌曲相比,克劳斯的音乐所涉及的题材广泛得多,表达方式上自由、随兴与辛辣得多。在会面中,克劳斯谈到的一些事情,没有见诸这篇小文,兹做些补充。
  这位左翼音乐家出生于1940年,自幼家贫,父母将他寄在别人的家庭抚养。养母给了他很好的教育和培养,尤其在音乐方面。从5岁开始他便学习小提琴,后来在音乐学校就读了一段时期,但是照他的说法,“没学到什么”。
  反越战运动兴起时,他以现代音乐作曲家身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同时受到嬉皮士文化的影响。接着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理由是“外国人不得参与本国的政治活动”。
  回到德国后,他放弃了有着“美好前途”的音乐事业,从此专注于街头表演,至今他仍满意于这个选择。他热爱民众,民众也喜欢他,他的街头音乐会总是人头跻跻。“我对民众观点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克劳斯不无自豪地说。
  他经常参加不同的社会运动,支持过不同的政党。比如,他曾支持社民党勃兰特——就是那个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总统——的选举活动。但其中很多政党他已不再支持,因为它们上台后就腐化了。七十年代时,他是“红军(派)”的忠实支持者,因此在参与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时,曾被夺去麦克风。他支持过绿党,也代表过他们参选,但目前已一刀两断——该党上台后也不那么绿了。他现在主要支持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但关系不甚密切,他觉得他们不够灵活和开明,就像行进在隧道中,看不见其它东西,只能望到远处的一盏灯。
  因此到现在,他采取随机(随意)的活动形式,不在乎是什么政党,只要于民众有利的活动,他都会积极参加,比如最近在斯图加特的反对兴建新火车站的运动。
  他经常受到外国组织的出国访问邀请,比如日本大阪的“无家可归者”组织。他们帮助十万名无家可归者,这些人没有固定职业,等着做日工,或是从事——与在德国无异的——“快速服务”之类的临时工作。
  他曾到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学校里为小孩子们上音乐课。他前往遍地纸屑和碎布的贫民区,很多无家的小孩子在街头流浪。那里一般人不许参观,他是得到控制该贫民区的大毒贩的批准才进去的。
  几番周游后,他发现德国与其它国家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相关链接(包括其它介绍、作者的歌词及音乐欣赏等):
http://www.laborpoetr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extra=

2014年8月22日 星期五

汽车业危机中 参观科隆福特汽车厂

汽车业危机中 参观科隆福特汽车厂

六, 11/27/2010 - 22:11 — Kenneth

作者:张平山



  我们一行在10月参加了由德国亚洲之家和全球化监察所联合举办的交流。头一天,即10月11日晨,我们参观了科隆的福特汽车厂,并同那儿的职工代表会代表和工会副主席交流。

  进厂后,先来到职工代表会的办公室。桌面上摆放着一本“选举手册”,一面红,一面蓝。从蓝色封面翻阅起,是有关工会选举的宣传资料。倒过来,从红色封面翻起,则是职工代表会选举资料。德国的职工代表会在企业里享有咨询权,举凡有关企业的经营状况,工资及福利,雇佣与解雇等,雇主都要咨询它。这就是德国所谓劳资共决的模式。(关于德国的职工代表会的介绍,请参考同期文章《德国劳资共决制度中的职工委员会》一文)

  职工代表会代表阿里先生(Cicek Ali Dursun)接待了我们。阿里是库尔德人,属于土耳其移民第二代,现已加入德国籍。阿里先生介绍道:

  科隆的福特车厂主要生产Feista型号轿车。此外生产模具(工具)、档位等,供应美国市场,用于制造摩托。厂内设有研发机构,以及学徒培训中心,每年培训500人。过去30年,汽车行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前每天只能做700辆车,现在每天产量1870辆左右,约79秒做一辆车。近来日产量减少为1850辆左右。以前一部机器只能做一个型号,现在能够做6个。一辆车由294个部件组装,烧焊2799次。25年前工厂有3万5千工人,目前有2万名,来自67个族裔,其中167人来自库尔德等少数民族。约有1.3万人是五金工会(IG Metall,简称IGM)会员。厂内有900名工会代表(直译为“信任人”),作为工人和工会之间的联络员,收集并传递信息。每个工会代表负责10~20名工人。工会代表之上,是小组长。由于德国政府新近将退休年龄提至67岁,以及福特厂对女工的不利待遇等等,工会发动过警告性罢工。科隆福特的工人十分之一是女工。在对待女工方面福特声名不佳,近来有所改善,工会成员中女工的数量有了增长。

  高度自动化下的工人力量

  对我们这些多数没有见识过汽车厂的人来说,参观生产车间还是挺让人好奇的。有人还说,普通人能够在职工代表会代表带领下参观车间,这在中国大陆或者香港都稀有。车间环境很整洁,布局也井井有条。车间的公告和指示牌文字使用双语(德语,土耳其语),这也要归功于70年代的大罢工。每个车间都有职工代表会办公室,有1至2人办公;有医务室。一路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庞然大物般的“机器手”在自动操作,左左右右地挥动着铁臂。阿里先生介绍说,2000年科隆福特厂更新了全套设备,其中50%为自产设备,50%是租来的,可同时生产七种类型的汽车,每天产量1800至2000辆,生产效率全球最高。目前机械手达到680个,意味工厂高度自动化,工资只占总成本14%左右。高度自动化导致工人数量下降,不少工位只有少量工人,全厂工人颇为分散,使到工人交流更少,不利团结。但是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说过,资本越来越密集的结果是越来越少量的工人,推动着越来越巨额的资本,意味着他们在社会生产上有更为关键的角色。一旦他们罢工,资本家的损失就会更为巨大。

  有人问到厂里的生产安全问题。阿里说,职工代表会对此很关注。在采用“机器手”以前,厂里的工伤事故不少,现在少得很了。工人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工作时不停重复同一个动作;三班倒问题。他们在对比后,认定轮班制极大地扰乱工人的生理周期,带来许多问题,因而厂里实行三班倒,但不采取轮班制。

  不断采用新技术、以自动化设备替换熟练工人,是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及控制工人的重要手段。技术进步可节省人的劳力,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带给工人的却总是裁员、减薪的噩梦。以电焊车间为例,原本有60多个的人手,采用“机器手”之后,便不用工人了。每台机器可代替2名工人。工会曾就此事讨论过:是否不让“机器手”取代工人?后来他们提出一个办法来遏制这一趋势,就是向机器手“征税”(由资方来付),理由是:作为生产者的工人要交税,那么代替工人从事生产的机器手也应当交税……这个提议未能付诸执行。

  在各工序当中,以组装车间的工人最多,工作靠人工完成。

  工人每班7.5小时,每周工作时间35小时(实际时间是37.5小时,多出的工作时数可补休假),工作量仍然很大。每天半小时午饭,另外每天三次小休,前两次为时9分钟,最后一次为时14分钟。每年有6周(30天)的假期,重残患者为32天。工人平均月收入(净工资)约2100欧元。厂内有120名外派员工,待遇与本厂工人相同。

  在其它工厂,派遣工的待遇比正式员工要差很多。例如在供货商的厂里,有1/3至60%的工人都是派遣工,时薪仅7欧元,月收入900~1000欧元。以三口之家来算,每月房租就要700欧元,占了一大半。因此很多工人的生活相当拮据,被迫向社会服务中心寻求救助。这在德国历史上实在是前所未有之事。今年,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发出“派遣工与正式工应同工同酬”的号召,似乎还未被五金工会采纳。

  福特工厂里有1500工作人员是供货商手下的员工。像许许多多大公司一样,福特不断地把部分生产工序(即配件的生产)外包,或变成独立的公司,到现在福特本身只生产车身价值的18%,其余全部外包(即购入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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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福特生产线(来源:网络)


  1973年的土耳其工人罢工事件

  阿里先生还谈起早期土耳其移民工人在德国的情形,并特别谈起1973年土耳其工人罢工事件。

  上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德国劳动力紧缺,因而政府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大量引进外籍工人 1,首先是在各国的农村招收工人。他们与中国“农民工”颇多相似之处:没有工运传统,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工资也更低。例如福特厂里的外籍工人时薪就比德国工人少1马克,企业里也没有祷告室(1973年罢工后厂里为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外籍工人设立了祷告室。据说伊朗的工厂里本来都设有祷告室,现已取消)。

  大家语言不同,不懂德语,日常生活都很困难;他们住在集体宿舍,八个人一个房间,三班倒时作息时间不同步,难免会争吵。……外籍劳工虽然可以参加工会,但是他们不能成为职工代表会的委员,直到1972年职工代表会组织法修改后,他们才拥有了职工代表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

  当时,德国工人每年法定假期为4周。科隆福特厂4万名工人中,有1.2万名是土耳其人。1973年,很多土耳其工人回国探亲,晚了一星期回来,厂里解雇了300人。工人到职工代表会投诉,代表会置之不理。

  罢工由此而起,要求被解雇的土耳其工人复职,还要求外籍工人与德国工人同工同酬3 。罢工组织者主要是德国左翼工人,他们的目标不只要为土耳其劳工争取权益,也试图给工会一个教训,因为工会没有负起保护工人之责。有7000至10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尽管罢工未获工会支持,因而被视作“非法罢工”,复职斗争仍然取得了胜利。但同时,160名组织者被资方辞退4 ,其中1名土耳其工人还被驱逐出境。土耳其工人则继续罢工,最后以工人纠察队重新占领工厂告终。资方被迫将外籍员工的探亲假增加到6周,工作条件及晋升机会也基本实现平等。由于五金工会也支持同工同酬等权利,很多土耳其工人便加入了工会及职工代表会,并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

  同年,西德政府大力引进外籍劳工的政策也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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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3年科隆福特厂土耳其人大罢工(来源:网络)6


  福特厂的工会和职工代表会

  在车间的职工代表会办公室里,一位土耳其裔的工会副代表——在福特厂里,有两个工会的总代表——兼职工代表为我们讲解工会和职工代表会的日常工作。

  厂里每年召开4次企业职工大会,用双语发言。员工自愿参加,通常占全体员工的60%。如果大会内容与公司有关,全体员工都会来参加。每次会议都分两场,一场在车间,工人们把设备移走后,集中开会。另一场在研发中心,那儿有5000名工程师。在参加会议方面,外籍工人特别积极。

  关于工会的经费,他说:工会成员每月按毛工资的1%交纳会费,工会无其它收入。工人多数加入IGM(五金工会),此外也加入CGM等其它工会。

  本厂的职工代表会成员有41名,多数脱产(职工代表会的工作内容、形式,代表是否脱产,由《职工代表会组织法》规定)。工会代表则不然,只能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从事工会工作,使工会的工作能贯彻执行。工作中往往需要和职工代表会商量。工会存在于国家(联邦)层面,职工代表会则在厂内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着工厂工会的职能。他以自己为例:“我是部门负责人,又是工会成员,同时经选举进入职工代表会,是脱产的。因此可以兼顾工会和职工代表会两方面的工作。如果只做工会工作,则不能脱产。

  “我们这里有104个工会代表,每周开一次碰头会,总结并确定今后工作怎么做。会议在35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之外举行,例如中午1点上班,就提早于12点45分开会,然后上班。开会时间算加班。”

  他的介绍给我们留下颇深的印象,感觉福特厂的工会和职工代表会很能维护工人利益。对此他说:“可能因为福特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者……但我们有今天的成绩,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想走这条路,只有抗争。企业对工会有一定的顾忌,否则工人的什么要求他们都不会接受的。例如2008年危机对我们就有积极影响。管理层主动找职工代表会和工会商讨策略,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现在因为危机而裁员,将来)不容易找到足够的熟练工。幸运的是,工厂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因为那时刚刚推出新的车型上市。德国政府针对五金行业的状况推出“短时工作制”政策:如果劳动时间减至50%,政府补贴减少的50%工时中的80%的工资,期限为18个月(后延长到24个月,因为当时预测危机将持续2年左右)。有120人参加了这个项目,因而免于失业。”

  不过,在后来近两周,听过太多工人对工会和职工代表会的批评之后,有人回想福特厂之旅,不禁怀疑这位代表所做的介绍是否只是些门面话。尤其是他对资方及政府不无赞词的态度,更招来疑惑。对此,我们不妨存疑。另有德国发言人提醒道:这位副代表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工会官员→工会代表人→工人”事实上构成一个非民主的、由上至下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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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德国土耳其人组织的数据:1961年首批6800名土耳其劳工到达德国,至2005年底共有1,764,799名持土耳其护照的土耳其人居住在德国,另外,入籍的有415,000。

2 中国工会访德考察团《德国工厂之旅》(2010年6月)第125页。

3 据其它数据,工人罢工目标还包括反对福特厂加快流水线速度的企图(如“Strikes in Germany, September 1969: Here too, the class struggle returned to the stage”一文)。

4 不知是否存在误听或笔误,我们的记录是“厂里解雇了180名土耳其工人,罢工斗争中资方辞退125~130名组织者”。按《德国工厂之旅》一书记述,并参考其它数据,分别应为300人和160人。这里采用后者。

5 相关中文资料还可参考中国工会访德考察团的著作《德国工厂之旅》(2010年6月)第124-126页。

6 福特厂里禁止拍照,本文的图片来自网络。

拜访科隆的土耳其及库尔德人移民中心─兼论中国民工的命运

拜访科隆的土耳其及库尔德人移民中心─兼论中国民工的命运

二, 02/08/2011 - 02:30 — LabourWorld

作者:张平山



  10月11日下午,我们一行离开科隆的福特汽车厂[1] ,在一个小区小公园里稍事休息,接着步行前往附近一家土耳其及库尔德人外籍移民中心(DIDF)。中心负责人和几位成员接待了我们。

DIDF组织及其工作


  该组织成立于1980年。从1974年起,土耳其移民劳工的工作已在着手进行,当时还只是些小而零散的组织,1980年这些组织合并,正式成立了DIDF。
  DIDF是全国性组织,在36个城市和地区有分部,主要在有大工厂及工业区的地方。每个分部设7名工作人员。因为按德国法律规定,正式组织的成员不能少于7人。为了解决移民工面临的歧视和冷漠问题,他们与工会等机构联系合作。他们认为组织能够在土耳其人和德国本土人民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他们搞演出,出版土、德双语的报纸和杂志,因应不同宗教、国籍的工人的需要而举办各类活动,还有专门为青年人组织的活动。活动的参加者少则600人,多则上万。他们的工作与工会有很多交叉点,比如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等、减少工时,解决派遣工问题,组织示威游行等。
  负责人介绍说:60年代,土耳其移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不通,他们只懂土耳其语,生活不便;第二,依照法律,他们没有德国国籍,在社会各层面——从地区到联邦——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参政权(例如,地区要修建公园、伐树等等,当地居民有权参与决定)。因此该组织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所有移民都要有选举权,不管是否有德国国籍。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援助外籍工人的罢工。他们介绍了近期的一个案例:
  Univeg是一间以移民工为主的工厂,由于经营不利,面临被收购,决定于今年10月关门。职工代表会成员为此分为两派,一派坚持抗争,一派要放弃,认为抗争无用。其中一个支持抗争的成员向土耳其语的《劳工阶级报》发布了消息(按德国相关法律,职工代表会成员有义务保守企业机密。但这位成员的行动很难介定是否合法)。资方获知后大为不满,把报导文章译出来给职工代表会看。委员会中想放弃抗争的那一派便将他开除(在德国,职工代表会人员只能由公司高层管理或职工代表会开除。后者不常发生)。工人发起过短时期的罢工,没有得到服务行业工会(Verdi)的支持,DIDF则积极支持。现在,支持外籍工人的罢工已成为DIDF的传统。



DIDF.jpg

DIDF网站(http://www.didf.de/


土耳其移民工人在德国


  土耳其移民工的历史可追溯至1961年。当时德国劳动力紧缺,政府有计划地从各国招收工人。最初土耳其人来到德国工作的时候,都认为以后仍将回到土耳其本国。德、土政府也是这么盘算的。但历史发展的结果与当初的设想不同。到了80年代,移民工有了自信,希望自己成为这个自己有份建设的社会的一部分。1980年该组织成立时,他们讨论说:不管我们来自哪里,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也参与了这个城市的建设。他们成立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使土耳其移民能够融入当地社会,让生活更方便和舒适。由于土耳其人的背景,德国政府和法律都视他们为外人,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一部分。1980年至今的工作已发展到支持所有的不管来自哪个国家的工人,使之都能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现在已经不觉得自己是移民工了。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孩子都觉得自己就是德国人。尽管取得了这些很大的进步,但土裔移民从社会及法律看仍没有被当做真正的德国人来对待,没有得到同样待遇。目前德国共有270万土耳其裔移民,或有此背景,其中1百万人在德国出生。
  移民工当中,男性多数进工厂,女性则从事服务业的较多,比如当清洁工。他们在六、七十年代流动性强,哪里工资高,工人就往哪里去。现在变了,大家通常都定居下来。比如你住在科隆,就会在科隆附近找工作。在德国呆了几十年的老工人,工作岗位比较稳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了短期工、派遣工。随着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加入欧盟,波、保许多工人也到德国打工,多数在小企业里,找工方式主要是通过阅读小广告。2010年5月1日,德国出台新规定,保加利亚工人到德国工作不受限制。估计将来会出现更多有关如何组织工人的问题。此外,存在着从前苏东国家贩卖人口到法国、德国的组织,以及强迫卖淫现象。
  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社会民主党人萨拉辛(Sarrazin)着文抨击伊斯兰教的外籍移民不努力融入社会,而靠领救济过活,给德国社会造成很大负担[2] 。德国拜仑州的州长公开支持他的言论,声称应停止从土耳其等国引入外籍移民。总理默克尔(表面上反对萨克辛)则说道:这样的想法也没有不对。德国的新纳粹一直在极力反对外国移民,现在,以往持宽容态度的其它党派也开始有了类似种族主义的说法。

  中国有两亿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包括从“二十定出山,四十必收山”的第一代到热望融入城市的第二、第三代移民工。他们所面临的处境、问题与德国的外籍移民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歧视、压迫和不平等,广泛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引入外籍工人,就像把中国农村人口吸纳到工业区及城市,都是出于资本驾驭劳动的需要。但同时,资本主义还努力地分化人民——不论在本国人民中间,工人阶级之内,还是在外籍移民与本土人民之间——以维持其统治。因此,我们对DIDF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的这些情况深有感触。他们对中国劳工的情况也很感兴趣。可惜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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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看笔者上一篇报导《汽车业危机中 参观科隆福特汽车厂》,见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13
[2]  中国媒体对此事亦有报导,如新京报《德国:高官称外来移民让德国变笨遭总理抨击》(2010年9月2)

德国工人运动及现状一瞥-法兰克福的“在一起”联合会

一, 07/04/2011 - 03:28 — LabourWorld
张平山

转自:http://www.worldlabour.org/chi/node/482



  2010年10月20日清早,我们拜会了位于法兰克福城区Rödelheim 的组织“Zusammen e.V”(“在一起”联合会)。从联合会工作人员的介绍来看,这是一个颇有激进色彩的左派组织。贴在门上的罗莎•卢森堡画像,书架上的许多左翼书籍,例如《10 TAGE》(即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弗罗姆和奥威尔的著作,甚至毛著等等,似乎也是证明。一位名叫菲力浦的男士为我们介绍他们的组织,另一位女士则为我们讲述了德国工人组织的传统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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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方做介绍的两位“在一起”联合会成员


联合会的宗旨与工作


  这个劳工服务组织是在四年前成立的。一开始是在市区摆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搞宣讲,做咨询。这样,我们就发现许多人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挣的钱少;孩子因为父母上班而无人照顾;失业严重而且失业金很少,等等。这些为同样问题苦恼的人们互不相识,彼此间没有信任,单打独斗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想到应该把这些人联合起来,一起去找政府解决问题。比如孩子没有人带,这是因为托儿服务不足,政府不重视;至于工资和失业属于劳动问题,就需要联合起来向劳工局做斗争。
  我们在每个城区发布信息之前,都去调查一下那里的人们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把这些收集起来的问题以小故事的形式印在传单上,发到每个人手里,但我们不谈如何解决问题,为的是给人们留下思考的空间。
  起先,我们在每周搞三次见面会,第一次只来了一个人。但我们坚持继续举办,很快就增加到20人。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开始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一起讨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很快就总结出问题的根源:工资低;二次失业金太少。
  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小组,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作架构,并与法兰克福大学取得了联系,跟大学里关心这些问题的师生一道工作。然后,很快,我们发现需要一个集会的地点,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找到我们。于是我们凑钱租到了这个房子。
  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采取了会员制——现在约有80名会员;会费每人每月10至15欧元;成为会员者有权得到咨询,有权使用我们的房子和接受我们的服务,同时有责任积极参加我们的义务工作,包括打扫卫生。成员之间相互帮忙,比如陪同你到劳工局等政府部门去,充当翻译,或是帮忙带孩子什么的。成员之间要了解彼此的需求,并提供协助。
  最初刚成立组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成员多寡有多么重要。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感到,没有会员制是不行的。成为会员,意味着认同我们,因而能够积极参与,并且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所以,在我们的成员当中常常说到,能够团结和站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有个见面机会和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对初次碰到的一个潜在的成员,我们一般都会告诉他:我们不是咨询处,希望你能加入这个组织;如果你只想咨询,我们会介绍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资料。
  现在,我们每周做三次咨询,其中两次会有专业的律师来参加——我们的咨询是非常专业的,不仅介绍法律方面的情况,还要帮助你了解和分析自身的状况,比如为什么会有低工资等,以此增强你的自觉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针对领二次失业金的人,我们就有完整的架构和经验来帮助他们,我们还把它推广到诸如居住、受教育、健康等方面。
  我们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们组织大家聚会、过节、举办庆祝活动,让成员们彼此了解,相互支持。
  关于举办什么活动较好,是咨询呢还是带娱乐性质的聚会(party)?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坚持前者。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我们确信,咨询工作很重要,可以给会员们带去许多信息,让生活发生积极的变化。开个派对的话,很多人都会来,在增加彼此的了解、信任方面有帮助,但也有很多人会争吵、酗酒、吸毒等等,对此我们是禁止的。而即使是搞个庆祝会,我们也会考虑它能给工作带来什么帮助。
  我们还举办工作坊,例如针对二次失业金的工作坊,不仅谈法律,也谈论失业金及低工资形成的背景。首先是从法律上分析,即由于新颁部的法律的限制,我们能拿到的钱越来越少;接着分析失业金水平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找出两者的共同点;最后,对“工资“概念进行彻底的分析——谁来订立工资水平;谁分配工作;工人被剥削的情况如何。这些工作是有积极成效的,大家的抗争意识都有提高。不过,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完整的架构。此外,我们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总结会,汇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讨论将来怎么做。
  到我们这里来的成员各种各样,有来自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人,我们设法让大家发现彼此的共同点,互相信任而非彼此竞争。当前的德国社会有着大量“反对移民”的言论。我们逆着反移民潮流来建立这样一个工作点,力求改善移民状况,让他们互相信任而不是互相出卖。从8月至今,我们一直在进行一项活动,就是让法兰克福市区的其他人也来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到处张贴宣传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我们所做的正是他们想做的——并赢得了很多会员。因此,我们计划每三个月就搞一次大型活动,让需要帮助的人们能够找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愿望是,将来在法兰克福其他地方也开展活动,最终让德国其他城市的人们都能够团结起来。
  目前这个城区有1.7万名工人,失业率达到7~8%。德国有很多工会在各城区办有工会活动中心,可以给市民、工人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在法兰克福的工会则把办公室撤掉,把活动中心关闭了。


德国工人组织的蜕变


  之所以选择城区来从事我们的工作,因为在传统上这里有着非常悠久的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已经看不出了)。那我就来讲一讲为什么现在已经不是,为什么工人运动的精神所剩不多了?这里还有许多工人组织,诸如工会、音乐小组等等,但宗旨已改变,不复是当初成立时的宗旨了。
  从19世纪到1933年,近百年间成立了很多的组织和工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很艰难,下班以后很难有什么娱乐,所以大家就自发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小组(比如音乐小组)。不仅在德国,其他国家也有,靠工资生活的人们团结起来,组织一些活动,让生活变得更好,更丰富。在德国,这些组织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实基础,不管什么样的组织(包括音乐组织)都致力于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关注社会的变化,积极参与讨论。这些以各种兴趣小组命名的组织,实质上也是政治组织。
  对法西斯兴起时所搞的一些恐怖活动,这些工人基层组织都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予以反击。不过,这些组织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已遭到了极大破坏,人们被迫退回到家中。法西斯上台后,人们仍然组织活动,但受到法西斯的严密监控,不得讨论任何社会及政治议题,一旦发现有反抗举动,就会把你送进集中营去。这一系列的恐怖活动破坏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富有觉悟的组织的精神;通过谋杀这些组织的负责人,迫使他们谨言慎行。还有的组织直接被宣布为非法,遭到取缔。1933年,人们曾经尝试组织一次大罢工来抗议法西斯的恐怖活动,但遭到镇压。
  1945年之后,战前成立的组织也保存下来了。但在先前的非常敏感的时期里,这些组织的权力并不操在成员之手,他们受到外界的控制和监察。这种控制在1945年后有所减缓,但仍旧存在。比如在工会中隔离共产党份子。长达12年的法西斯统治彻底破坏了这些组织的精神,使得留存下来的组织沦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完全丧失了积极性。到了1956年,前西德开始将共产党及其理念视作非法而予以禁止。结果很多人只好闭上嘴。直到今天,人们都不愿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愿发表政治见解。当然,像反法西斯之类的议题,人们会发表议论,这与政府的倡导有关。此外还有最近在斯图亚特反对新建火车站的运动,就有大批人积极参与。政客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来抗议呢,不是有议会吗?你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机构、政党……不过,愿意起而反抗资本主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工业化的情形发生了变化。早年在工厂附近有很多工人居住区,但现在那种大规模的工人聚居区已很少见。比如法兰克福机场这样的大公司,工人们的住处分布在城市各区,而非集中在机场附近。只有鲁尔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工薪劳动者的合作与交流有两个场所,一个是工作场所(即工厂、公司),另一个地方就是居住地。工人不仅要争取改善工作条件(比如工资等等),还要争取政治上的权利,比如说在工厂和居住地建立可以进行组织活动、交流经验和交换信任的地方,以便将来能够组织斗争。当前社会通过把人分成等级的做法——歧视失业者,或是把人按照工作的背景来划分——从而制造分化。在在居住地组织工薪劳动者的有利之处是可以避免人和人之间的分裂。德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人人都对政治机构(政党或工会)持不信任态度,也不愿发表政治意见,不相信通过联合起来就能改变什么(有人提出,在不同地区,人们对社民党、工会等机构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另一位德方朋友说道:“我在工厂,是工会成员。当很多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去找工会时,工会总是态度强硬地压制工人。它和政党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我们的积极份子在做宣传的时候,人们会问:“你是不是要向我们兜售什么东西啊……”总之就是不信任。欧洲其它国家如法国、希腊、西班牙就不一样,德国是比较保守、谨慎的国家,其根源来自当年法西斯统治下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使用发传单的方式,想到必须成立一个机构来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用其他方式不能把人们联系起来——这个机构的目标就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一个迹象是进步的,就是人们已经开始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了,会去找工会、老板、劳工局抱怨。意识到处境不佳,并且能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组织起来。但现在看来这个工作做得不太好,如何组织起来还不太清楚。


题外话:德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中国


  联合会的成员对中国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并提了不少问题。
  有人问道:“欧洲把中国当作一个大问题来看待。我自己才10岁的时候就曾经想: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开车,那会是什么局面啊?欧洲希望中国永远生产在‘一欧元商店’里能够买到的便宜货,可是现在的状况让他们非常生气:中国竟然发展得这么好,不但生产便宜货,还发展了技术。欧洲认为,中国人偷取了西方的技术才大大发展起来。不过我要是中国人的话,会很自豪,因为不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对这些问题,中方如何看待?”
  有中方访客答:“中国发展得很快,但大多数农民、工人都生活得很苦。多数财富只是为富人所占有。中国工人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假如中国工人一直生产便宜货,收益也只会在资本家手上。便宜货卖到外国,外国工人未必受益。某德国组织的人士就说,中国进来的便宜货多了,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跟着下降。真正得到好处的不是中国工人或西方民众,而是全球的资本家。中国工人与西方民众的共同敌人是资本主义。”
  另一位说道:“2003年我们与欧洲某机构一同调查成衣成本,以一件衣服4欧元算,中国工人只得到2 欧分。所以我们都觉得,只要欧洲人多给两欧分,中国工人的工资就可以翻倍了……不过真这样的话,这笔钱也不会落在工人手上,而只会落在资本家手上。至于西方品牌公司,则占了75%的利润。”
  第三位发言者说:“要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车,我也不能想像。一,大部份中国人都很穷,买不起车;二,中国现有的汽车数量已经要超过公路系统的承受力了;三,石油资源也不够。另外,工人同时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是会有矛盾的心态,这不只是欧洲与中国的问题。说到当前全球的分工,比如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搬去不发达国家,是非常不合理的,其中包含着大量人类劳动的浪费。中国现在很流行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中国老板赚得很少,绝大部份利润被发达国家赚走了。基本上,这类宣传的目的是为了把劳资矛盾转移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欧洲人想不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但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相比之下,前苏东各国就衰落了。”
  有发言者举汽车业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中,德国的奔驰与大众跟美日品牌一样不赚钱,但它们一样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这些合资企业的投资额是对半投资,利润按理来说也应对半,但实际上70%以上的利润被外国资本拿走。这是中国某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没有人说明真实原因何在。”
  最后一位发言者说:“汽车业的利润分配,我没有研究。中方一般要付出高额专利费,但中国是大国,有一定的谈判能力,并不纯粹受外资控制,也能迫使外资做更多的技术转让——这是小国所做不到的。因此,中国在对外资让步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多技术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就像如20多年前的日韩那样以威权主义模式压榨工人。中国有两亿自律性很高并且对城市生活有期望的农村人口,国家把他们变成工人,作为剥削对象。中国‘崛起’或许没问题,但对工人来说,受害多于分享。”
  德方朋友问:“德国有30%以上的人口不好找工作。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有60%从未做过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是派遣工,或只签短期合同。现在德国的五金行业中,80%的工人是劳动派遣。中国的农民工是否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稳定的工作?”
  中方来访者答:“以往有较少部份农村人口可以通过读大学而分配到城市工作。90年代中起,由于教育商品化,读书越来越贵,一般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同时每年有几百万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劳动派遣在中国至少有10几年的历史了,但2008年前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劳动派遣发展得非常快速。”
  德方朋友又问:“中国政府颁布了下一个五年计划,要拉动内需,改变当前的出口型模式,还要提高劳工待遇,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中方来访者答:“中国搞了个四万亿投资拉动内需的计划。但内需分两部份,一是人民的消费,二是投资。2008年,人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35%,2009年还是一样,可见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没有增长,增加的只是投资。从这方面来说,政府的目标有一半是失败了,当然政府没有说,只提4万亿是如何投资,并且‘保八’了(也就是保持了高增长)。国内消费在很多国家占国民收入的70%,印度是60%,中国只有35%,是全世界最低的。政府有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现在也搁浅了。这个计划的阻力很大,即使出台,能否落实也很让人怀疑。就算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但物价水平也在增加。至于农产品,即使价格有一点点的提高,但原料成本会提高得更快。中国的资本很强大,官僚体制僵化,因此这些计划能否得到落实,还是抱谨慎态度为好。”

2014年8月21日 星期四

關於德國工會運動的問答 —德中兩國社會活動者的交流片段


勞工世界編輯按語:
     2009年9月份,來自中國的社會活動分子在德國進行了為期兩週的參觀考察活動(註1)。期間在希爾辛巴赫(Hilchenbach)舉辦了週末研討會,共有48人參加。來自中國的代表通過六個報告,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和他們所開展的工作,並且就德國的情況提出了問題。
    在對第一周的參觀考察活動進行總結,並為第二週的活動做準備時,中方參與者收集整理了向德方代表提出的12個問題,並且期望德方代表的回答有助於他們理解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社會現實。
     以下是這些問題和德方不同參與者的回答。每個問題只有一個人回答,誰感覺能夠作答,就可以在研討會茶歇的短暫時間內進行準備,並口頭陳述自己的見解。當然這些都是個人的主觀看法,而我們也只能表達這樣的想法了。回答問題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德方參與者對於大多數問題都有不同的見解。遺憾的是,由於時間原因,我們只能回答中方代表接下來提出的問題,而無法討論如何作答了。
     第五條問題是“工會是否應當同意裁員?”,所有德方代表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所以下文從略。第八條問題是“德國工人怎樣看待中國工人?”,當場沒有德國朋友人回答。或許是出於禮貌的原因,或許是代表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看法,這就不得而知了。
1.德國的工會到底有多民主?工會成員能夠通過哪些途徑影響工會的決定?
漢斯·科伯裡希(Hans Köbrich)作答,他來自柏林五金工會國際主義工作組,曾任職於寶馬公司企業職工委員會
1.1德國的工會到底有多民主?
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所以我們的工會也是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的——至少在工會的代表性問題上是這樣的。通過民主形式的選舉,會員們能夠推舉出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再選舉出工會領導層,然後由領導層決定工會的政策。這是具有代表性的民主的一個典型特徵,在工會的組織方式上也體現了這一點。
1.2工會成員能夠通過哪些途徑影響工會的決定?
從這一點來看,德國工會恰恰是不太民主的。雖然說工會代表應當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但是會員大會召開的次數之少幾乎可以忽略。所以會員中間針鋒相對的討論也是少之又少。事實上,工會內部的討論越多,工會才越民主。現在的情況是,在會員大會上,首先選舉代表,然後再進行討論。會員們認為,就他們對工會決策的影響來看,還是不太民主的。這裡我可以舉個例子:在一家德國企業裡發生了罷工,僱員代表和雇主談判的結果令參與罷工的僱員十分不滿——只有30%的僱員表示接受。儘管如此,工會還是決定承認這一結果。職工們並沒有參與到決策的過程中,所以也就無法理解工會的決定。
再舉一個金屬加工行業的例子:在選舉企業職工委員會時,往往只有那些符合五金工會理念的候選人才會當選,與之相符的提議才會被採納。那些批判性太強的提議就被壓制了,提議人甚至會被開除出工會。
中國朋友追問:您曾經被工會開除過嗎?
是的,我1979年被工會開除,1983年又重新被吸納為會員。
2.德國工會中的官僚主義不斷滋長蔓延,原因何在呢?
約阿希姆·庫恩克(Joachim Kuhnke)作答,他曾在戴姆勒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企業職工委員會中任職
德國工會的這種狀況與19世紀的政治獨裁密不可分,當時德國產生了第一批聯合會。那是一個等級分明、下級嚴格服從上級的時代,工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發展的。工會中所使用的形象而生動的語言大部分都是藉用軍事用語:工會把自己視為“先遣部隊”;工會提出了“勞資談判戰略”和“戰術上的要求”;工會將罷工稱為“攻擊作戰”,或者說“我們在行軍”。當時佔主流的思想是,工會必須要團結一致,用同一個聲音講話,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目的。在工人運動中,許多人道主義的想法都被認為是消極的,並遭到極力壓制,比如思想多元化的理念。人們認為,思想的多樣化不是優勢,而是劣勢。工會是按照嚴格的等級組織起來的,而很少從基層會員情況出發進行組織。現在的情況還是這樣,工會的戰略決策都是自上而下傳達的,工會的工作目標也都是由上級制定的,基層會員只好向目標靠攏,而不是反過來,自下而上的組織方式。直到現在,審查制度都非常重要:對工會來講,最重要的不是發揮會員的主觀能動性,而是強調工會的審查控制能力,以至於每一張傳單都需要經過上級部門的批准。
        這種思想直到現在仍舊根深蒂固。我們很難想像,年輕的僱員會適應這種組織方式,並且積極參與工會的工作,尤其是在經歷了60年代的社會變革之後。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研究一下1920年出臺的《企業代表會法》和《企業組織法》。
對於德國勞資共決思想的畸形發展,我們必須批判考察,然後大家就會發覺,共決模式恰恰是勞工自決的對立物。
        近年來,許多德國工人積極分子都體察到,揭發職場內的醜聞的人,不會是負責當局,也不會是工會,而是出於個人社會責任的公民。這種自發行動相當廣泛,使許多“左翼”工會成員對未來抱有美好的希望。
       許多德方與會者都贊同這一回答,並報以掌聲。
中方追問:既然您這麼批判德國工會,那您為什麼還要成為會員呢?
我想引用一位美國工會會員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工會為會員們提供了一個平臺,他們可以在那裡就各種話題展開討論並交換意見,包括社會方面、政治方面、社會福利方面、文化方面和健康方面等。
德方就此問題的補充:
        如果說工會官僚化是個德國問題是不恰當的。這是一種國際現象,在世界上各個大洲的許多國家都存在。
        遺憾的是,在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理念中,領導原則主導著自主組織原則。在自發的工會行動方面,我們的經驗少之又少。所以說工會官僚化的問題是許多僱員都面臨的一個問題,這也為我們的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中國朋友追問:為什麼企業職工委員會也越來越官僚化了?
        企業職工委員會的基本原則是,從企業大量的僱員中選出一部分僱員代表所有職工行動。
3.如果工會不積極為僱員的利益而努力,僱員們該如何應對呢?
羅爾夫·奧伊勒(Rolf Euler)作答,曾是德國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某礦業公司採礦工會幹部
       
我估計,德國80%的工會都能代表全體職工的利益。如果有工會不為僱員利益而努力,那也只是個別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職工委員會中的聯繫,與工會的聯繫以及其它的聯繫方式(如網路)就顯得尤為重要。通過這些聯繫網路,僱員們可以獨立的傳播資訊,組織遊行和罷工。這些所謂的“野貓罷工”在德國還是非常少見的,上一次還是發生在40年前。
        在魯爾工業區有幾個這樣的例子:與官方開列的名單相對,人們列出了持反對意見的企業職工委員會名單。
        如果想簡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以法國列車員工會為例。但是在德國沒有這樣的例子。
4.工會有沒有合適的策略來組織新的、年輕的會員?
諾尼·莫里瑟(Nonni Morisse)作答,它是梅賽德斯不來梅公司的培訓生,來自五金工會青年部
       
在過去的十到十五年裡,工會會員大量流失,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原因在於勞資關係已經發生變化,傳統意義上的僱員數量減少。正因為如此,工會才應當爭取年輕的培訓生,這對工會來講非常重要。大型工會的主要策略就是,要大公司為培訓生簽訂長期的和無限期的勞動合同,以為這樣留住年青人,工會就能接近年青人並吸引他們加入工會。但這個策略不那麽有效,因為勞資共決下的勞工代表制由於官僚化,即使年青人得以在大公司留下來,工會仍然無法吸引年青人,所以這種努力大打折扣。
        五金工會的“接收行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即要公司直接僱傭年輕的僱員,使他們不至於到那些工會沒有影響力的公司中就業。
        戴姆勒不來梅公司也發起了類似的行動,因為公司打算篩選掉20%的培訓生。通過工會的努力,這20%的培訓生與公司簽訂了為期一年的勞動合同。我們前面在討論工會如何從會員出發,自主組織行動,這些例子就提供了一種很好的可能性。
        工會會員大量流失的原因在於,年輕的工人們不明白為什麼要參加工會組織。所以他們的興趣也就轉移到別處了。
6.工會受政黨操縱和利用嗎?
約亨·格斯特爾(Jochen Gester)作答,他來自柏林五金工會國際主義工作組
       
我想引用德國工人運動1945年到1990年這段時間的歷史來回答這個問題。西德的社會民主黨和東德的統一社會黨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由,將工會變成了統治的工具。只有工人最基本的權利被保留了下來。這裡我要特別提到聯合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在西德,工人們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舉行政治罷工的權利和獨立參與罷工的權利。在前東德,工會更加沒有影響力。那裡根本就沒有自由聯合和罷工的權利。我認為這就是濫用了工會代表工人利益的職能。
迪特爾·韋格訥(Dieter Wegner)補充,他來自於Jour Fixe Hamburg(Jour Fixe Hamburg是一個包括工會成員、非工會會員(或前任會員)的論壇——譯者註)
      
        1866年到1914年間,社會民主黨和工會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比如代表工會的左翼羅莎·盧森堡在黨內掀起的關於“大規模罷工的爭論”。盧森堡的主張受到一部分工人運動的歡迎與支持,但也同時遭到另外一些工人運動的強烈批評與排擠。
        問題的實質在於,“政治上的政黨”和“工會”是有區別的。這也體現了工人和工人運動的分化。工會代表工人的經濟利益,而政黨則代表工人的政治利益。工人運動一方面是經濟行為,另一方面又是政治行為,這種分化非常嚴重。我們必須要考慮如何共同克服這種分化。
回答贏得了掌聲。
7.德國公眾如何看待消除失業的問題,您個人的意見呢?
克勞斯·克爾訥(Klaus Kerner)作答,任職於五金工會埃特林根(Ettlingen)克林根貝格(Klingenberg)公司的企業職工委員會
      
        德國媒體大都認為,全球經濟危機導致需求減少,由此引發裁員。這種聯繫是一種自然規律。目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一個包括主要發達國家的國際組織)中有數千
萬人失業,事實上,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於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
        過去幾年裡的失業狀況如何?
        官方統計的資料顯示,德國失業人數為三百五十萬。儘管如此,關於消除大規模失業的討論還是太少。為了改變這種失業狀況,我們必須在德國大幅縮短勞動時間,實現每週30小時工作制。在某些歐洲國家,人們期望在更大程度上縮短每週的工作時間。相應的,也必須實現勞動報酬和人力配置上的平衡。工人們認為這是消除大規模失業的根本性措施。原因還在於,他們擔心在領取了12個月(某些人可領取 24個月)的失業救濟金之後,依靠哈茨四號方案的補助生活水準會大大下降。
9.兩德統一20年來,德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博多·策訥(Bodo Zeuner)作答,柏林自由大學奧托-蘇爾政治科學研究所退休教授
9.1.社會福利方面的變化
        在過去的20年裡,德國勞動市場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所謂的“破壞正常勞動關係”,也就是說,有保障的、無限期的、受勞資協定約束的、依靠工資收入足以生存的全職工作越來越少了。與此相對,現在更多的人只能從事有期限的工作,工資收入也不夠維持生活:也就是所謂的“臨時性勞動關係”。
        另外,德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人們經常用 “打開一把剪刀”來形容這種情況。德國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工業的衰退,尤其是在德國東部。那裡所有行業都受到工業衰退和失業的影響。
        此外,德國還有穩定而持久的移民。其中一部分移民擁有德國國籍,是德國社會固定的一部分。在2009年9月的聯邦議會選舉中,有超過四百萬非德意志血統的人具有選舉權。
        在男女性別關係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最保守的家庭裡,傳統的男人掙錢養家,婦女料理家務的分工方式也已經改變。
9.2.經濟上的變化
        在經濟方面,隨著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都轉移到了國外,當然德國經濟最終還是從全球化中受益的。德國雖然是出口強國,但是,中國比德國要大得多,令許多德國人不滿的是,中國將取代德國,成為“出口世界冠軍”,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趕超過程。
        受到全球化以及東歐共產主義國家解體的影響,德國的權力天平逐漸向資方傾斜。在過去的20年裡,工會的力量顯著減弱了。在勞資政策方面,工會幾乎沒有取得什麼成功,他們只是偶爾阻止了裁員,有時甚至還支持不利於僱員的決定。他們接受那些使工人工作狀況惡化的決定,還對會員宣稱,如果沒有工會,情況還會更加糟糕。這些事實使得工會逐漸失去了會員的信任,所以會員減少也就不足為奇了。此外,過去的20年裡,德國勞動市場上和企業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這種競爭破壞了僱員之間的團結。
9.3.政治上的變化
        在政治上,過去的二十年裡,雖然經過兩次政府換屆(1998年和2005年),但是從政策內容上來看,基本上實施的是新自由主義和激進市場主義經濟政策。這種思想,簡而言之,就是認為政府的幹預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而私有經濟的調節則是完全正確的。在私有化、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削減社會福利的過程中,(恰恰是)社民黨表現得格外傾向於雇主,格外相信市場。
10.現在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運動還依然有影響嗎?
溫弗裡德·弗萊施曼(Winfried Fleischmann)作答,五金工會埃爾蘭根(Erlangen)西門子醫療公司工會幹部
       
        前幾年,德國電視二台進行了一場民意調查:誰是最偉大的德國人?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排名第三。
        當然,前東德(民主德國,DDR)的發展狀況讓許多人對社會主義持消極態度,因為前民主德國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許多人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官僚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
        現在,馬克思主義對德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左翼勢力的發展上。比如大量的工會運動和社會運動,內容包括反對哈茨四號方案、爭取最低工資、爭取更好的大學學習條件和反法西斯鬥爭等。左翼黨(Die Linke)在選舉中的得票數也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與其它歐洲國家相比,德國工人的組織程度相對較高,德國也最早實現了給付全額工資條件下的35小時工作制。在剝削加重、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縮短每天的工作時間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隨著2008年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任程度再次下降。而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也存在較大的不滿,比如對於不公平的分配製度。
        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著作也越來越受歡迎。當以演員身份出名的羅爾夫·貝克爾(Rolf Becker)舉辦題為“共產主義宣言”的朗誦會時,每次都會吸引成百上千的聽眾。在德國有越來越多的人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尤其是在工會中。
11.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個危急的時刻。我們應當怎樣消除資本主義呢?
克勞斯·諾伊維爾特(Klaus Neuwirth)作答,他是來自波鴻(Bochum)的政論家
     
         如果現在就斷定,資本主義處在危急中,這種說法還是不夠穩當的。雖然這次危機是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目前還沒有任何一種社會政治力量,真正想推翻資本主義。由於戰勝資本主義的主觀條件還不具備,所以資本主義還沒有處於危急中。
        在高度發達的國家裡,傾向於保留資本主義的民眾明顯多於消除資本主義的民眾。如果不承認這一點,那就是對現實抱有幻想了。
        “我們應當怎樣消除資本主義呢?”這個問題連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即“我們拿什麼來替代資本主義呢?”可以確定的是,在以往的工人運動中,沒有任何一種回答是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如果社會變革運動沒有共同的目標,也就不可能有共同參與的變革實踐。只有對“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毫無保留的批判,才能夠找到並制定出共同的目標。戰勝資本主義的另外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國際化的工人運動。戰勝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只能是一場國際性的運動。
12.工人文化是怎樣傳承的,又是怎樣與他國的工人文化相融合的?工人文化運動是如何發展的?
克勞斯•諾伊維爾特(Klaus Neuwirth)作答,他是來自波鴻的政論家
      
        工人文化運動起源於19世紀,其基本理念是“團結”與 “自助”。當時的社會背景是,沒有任何一個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受到資方和政府的認可:工人沒有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在接受職業培訓方面,工人即沒有機會也得不到相應的支持,等等。
        當時,工人文化運動是社會民主和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其組織方式是各種各樣的聯合會,比如工人體育聯合會,自助組織等。在社會民主黨受到政府迫害的時期(《反社會黨人法》),這些文化聯合會就作為其合法機構,開展政治工作。
        隨著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工人運動的分化(分化為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工人文化運動也分化瓦解了。法西斯上臺是對工人運動毀滅性的打擊,當然工人文化運動也徹底失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有恢復工人文化運動的努力都無果而終,當然原因也在於客觀的社會變化。作為大規模社會運動的特殊組成部分,工人文化被市民的大眾文化取代,而後者逐漸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
註1 關於這次為期兩週的參觀考察活動,我們還將發表一些資料,其中一些資料就是關於此次週末研討班的。
 

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德国波鸿市的社会救助中心

德国波鸿市的社会救助中心

三, 12/29/2010 - 09:30 — Kenneth
作者:张平山



  10月12日上午,由科隆驱车前往波鸿市,第一站是“社会救助中心”。这名称听起来像官方机构,其实是一个开放的民间自发组织。为失业者提供有关“社会救助”的咨询服务,是它的重要工作项目。这里的工作人员是自有职业、不领报酬的义工。中心采取会员制,经过申请再缴纳5欧元,就可以成为会员。目前约有一百名会员,一部份是政治小团体的人士,也有单纯参加到小酒馆来的,年龄从16至70岁,很不平均。一般左派都是年轻人占多数,但是这里都比较分散。身份职业也各种各样,比如学生、退休者、知识分子等都有(接待我们的女服务者Rebeeca本人就是一个教师)。政治团体人士每月在这里参加两次讨论会,每月有两次提供给穷人的免费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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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波鸿的社会救助中心(Soziales Zenbrum Bochum)


  左派小团体的集会空间

  中心位于街角,外表是一间古老的小酒馆模样。进门就看见酒柜。不过,只有每周五它才作为酒馆开放,人人皆可进来。同样吸引人的是张帖在墙上的大大小小的海报。这些海报针对种种社会议题:

  - 针对新纳粹的活动宣传画
  - 与生态环保有关的采煤问题
  - 即将在汉堡召开的有关难民的内政会议
  - 欧洲的难民政策(难民不能自由走动)
  - 为募捐打官司召开的慈善音乐会
  - 大学生集会
  - 针对核废料应如何处置的问题(11月将有法例通过:可以用火车运输核废料到某地处理。全德国有1万人参加了反对该法例的示威游行)
  - 德国参加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但那些军人不是维和而是为其它地区带来战争
  - 奔驰公司在南非直接或间接支持种施隔离
  - 资本主义的问题……


中心服务者

图:中心服务者York和Rebeeca在介绍自己的情况


  稍稍浏览这些海报,你就会想到,这儿一定是左派人士聚会的地方。不错。从左手边进去,里面就有是个小书店,出售别处不易找到的左派书籍。右手边进去,有一间小剧场,可供演出和开会。每天晚上这里都有不同背景的政治团体举行活动和会议,宣传团体的主张,争取别人的支持。有个波鸿的共产党小组每星期在此举行理论研讨会。他们来这里,不是因为要带来原有的政治意见,而是因为认同这里的工作。活动本身也不带宗教、工会、党派等相关色彩,而是讨论政治问题。例如核废料议题,不同的小团体都关心这个议题。Rebeeca形容说:他们像狗咬住国家的腿一样,通过举办各种活动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与国外团体也会有联系,在网络上定期会面和交流。关心不同议题的团体也会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社会问题而努力。这些左派小团体在外面可不容易找到地方来搞这些活动。

  为了争取“集会空间”,二、三十年前在激进的左派小团体中很流行一种德国特色的“占房”行动,这样就可免交房租。大部分被占领的房子都是公司或政府或州所有的房子,不是私人住宅。成功的前提是,占领的房子已长期闲置,并将这种占领合法化。现在还有人在尝试这么做,科隆也有。但警察会很快找上门来。你占领后,要和警察对峙,应付他们的干扰,随时有人看守,还要对付法院等机关。不过,中心的小酒馆不是这么强占来的,而是合法租赁的,Rebeeca说:这样可以不受任何组织的影响,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他们的想法是把它作为一般左翼人士的聚会所。

  中心活动还包括安排反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专门见面会。这跟犹太人在德国历史上的遭遇有关。而这类犹太人小团体在波鸿是找不到其它地方集会的。小酒馆一般不给宗教团体提供活动场所。

  此外,还有定期举行的社会信息交流等活动,大家可以交换当前形势的最新信息。

  德国的失业状况•二次失业金

  目前全德国的失业率约8%,波鸿更高,达12%~15%。这里以前是重工业区,采煤、制钢,后来又有了汽车工业,现在这些行业衰落了,加上经济危机等原因,很多工人失业。波鸿市在德国的名声随之越来越差。整个鲁尔区的居民人数在下降,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都想法到别处挣钱谋生,留下的人没有办法没有出路,无力改变环境。波鸿的外籍劳工很多,主要来自土耳其,现在还有来自东欧等国家的,都是第二代,有德国籍,虽然和德国工人的待遇相同,但由于语言、民族背景等原因,仍然较受歧视,失业情况也较为严重。

  在德国,失业者第一年能拿到比较好的失业补助,为原工资的80%;假如一年内没找到工作,那么接下来只能拿到很微薄的救助,政府部门也想方设法拒绝这些申请。也就是说,第二年失业者要按“哈茨IV方案”(“HARTZ IV”)拿二次失业金。该方案从2005年起开始执行1。现在全德国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来这里寻求帮助的人,大多数是申请二次失业金遭拒绝,或者拿到的数目很少,又或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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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哈茨


  领取二次失业金的人,政府会派“一欧元工作”给他们做,每周最少工作三十小时。这类工作不能影响到正式工作的位子,比如在森林中拣叶子之类的体力活。而现实中的情况是,本来有一技之长的人士因年龄大而失业,他们通过中介找到工作,中介会给他们找来专业工作,但时薪只能有一欧元。Rebeeca不无讽刺地说:德国政府也许并非有意创造低收入的工作,如果是的话,那么政府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很多欧盟国家批评德国变成了低收入国家,很多本来在中国生产的企业都搬回德国,因为劳动力成本跟中国没差多远。德国政府则指责失业者不积极找工作,所以长期失业,并且不愿干“一欧元工作”,其实德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工作,政府是有意回避问题的核心。

  关于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没有登记的数字。天冷的时候,政府会提供收容住宿的地方,以免冻死街头。还有专门提供一些无家可归人看的一欧元报纸等。

  德国的社会舆论对失业者非常不利,歧视失业者。一方面,很多德国人认为上班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近年来有国家领导称失业人是蛀虫,不劳而获,等等。总之什么不良的批评都有。“哈茨IV方案”通过之前,有一家比较有名的通俗报纸登了一个报导,还发了图,称德国某失业者拿了失业金在美国福罗里达州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本来德国从制订到颁布法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因为这个消息,媒体铺天盖地地报导。结果这项法律出台得特别快。当然,报导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可能有,不过是极个别的。而在金融危机中,银行大亨通过操作手段让高额收入的人把钱转移到瑞士投资买房产之类的偷税行为没有被当成丑闻,反而这类极个别的例子却被大肆宣扬。事实上,失业工人拿到的钱很少,生活非常艰难。

  德国虽然是同工同酬,但女性工资还是比男性低,工种也没有男性广,主要做服务业。从登记的数字来看,男性的失业人数大于女性,这很可能是因为女性假如失业,只要丈夫有工作就不会去报名登记,领取失业金。家庭主妇不算失业人口。有的妇女打零工,也不被视为失业。失业的单身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就非常多。如果带着一个孩子还要上班工作,孩子就没人照顾。在德国,雇人照看孩子很昂贵,一般人负担不起,这样,失业就特别倒霉了。政府乐得失业者不去登记,这样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也能低些。那些资料都是经过粉饰的,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失业者救济服务


  失业者一直是“弱势群体”,会受到整个社会的歧视。他们不可能在失业的时候还去游行示威,因为在德国人眼里这样做是无耻的。其实并非如此,失业并不是失业者个人的问题。他们很无助,需要其它团体支持,给失业者提供帮助并和他们团结。例如,就在上个星期日,他们举行了一次拿二次失业金的人士的示威活动,反法西斯等组织也来参加和支持。

  所谓“救助”工作,主要是帮助失业工人申请失业金,以二次失业金为主。该中心的参与者中,有一个团体,名为“红色救助”组织,他们向跟政府和警察有纠纷的人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

  此外,这里每月给穷人提供两次的免费晚餐。每次参加免费晚餐的大约有20人至100人,通常房间里都会满满的。有个组织专门收集超市里过期的但还能吃的食物,免费派给穷人。星期天,穷人们拿了免费东西以后,还要等着吃饭,所以人很满。

  是否最穷的人会穷到没钱买食物?他们答道:对于拿二次失业金2的人,政府还会代为支付房租和取暖费,大概300多欧元,另外给七、八十欧元的零花钱。钱是很少的,失业者如果不能妥善安排这些钱,会很快花光,有孩子的就更困难了。

  失业者能不能从工会得到财务上的帮助?答复:没有,一些工会的秘书等以个人名义来帮助,但都是行动上的帮助,并没有实际方面的帮助。

  拜访结束后,此次活动的安排者还为我们做了补充介绍:

  中心的社会救助工作事实上由两个政治团体在做。在波鸿市,有很多这样的小组织,没有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是为了保持政治独立性。另外从需要的角度考虑,得有个地方来集合这些人,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中心。有特定政治倾向的人也会和其它党派团结在一起,但会表明态度: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会为了共同目标而团聚在一起。可以说,成立这类中心的原因是不相信那些原来的政治组织,所以就自己成立小组。

  像反法西斯这类较大的活动全社会都参加,已有几十年历史了,还有核废料问题。生态保护方面的政治活动,某些派别也积极参与,但更多是市民积极参与,包含各年龄层次的人,力量比二、三十年前强大得多。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比如最近,有10万人要参加游行,抵制斥资41亿欧元的斯图加特火车站扩建工程。这种生活方式背后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即更多的生产,更多的增长。议会中所有的政党都支持资本主义逻辑及其生活方式。至于新纳粹问题则与德国外籍移民工问题有很大关系。他们的口号是:移民工多了,导致就业率降低,社会不安全。

  很多参与抗争的人仅代表自己,也就是在参与抗争的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自主。那位身为教师的中心服务者Rebeeca也说:他们反对任何机构。他们和所谓非政府机构(NGO)也划清界限。他们做这些事是出于政治上的自觉性,即不能坐等政府的援助,需要自主和自助,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意思是“无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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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陆媒体对此有过报导,兹引德国财经网:“‘哈茨’是德国大众公司的副总裁,他受施罗德政府的委托,草拟了一系列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德国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是重点对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进行改革的‘哈茨IV方案’。这项方案引起了许多德国人的不满,首先是因为它造成了一批长期失业和领取社会救济的德国人收入降低;其次是按照这项方案提出的‘失业’与‘社会救济’人群划分的改变,造成了德国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了500万人。‘哈茨IV’因此成了‘艰难’和‘贫困’的代名词。”(《德国就业市场改革行动“哈茨IV方案”“HARTZ IV”将更趋严厉》,链接:http://germanyfinance.cn/ns_detail.php?id=191&nowmenuid=41&cpath=0080:&catid=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