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芦 读书札记：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中国人有盛世情节。动辄大汉盛唐，康乾盛世。一个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自我宣传壮胆。相反，高唱盛世往往是一些有问题的时代，因为盛世是统治合法性的证明。张宏杰《饥饿的盛世》写乾隆朝事，以诸多事实表明所谓盛世常常是国富民穷，对当时的民众，却一点儿都不觉得好玩。
据统计，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不到200年。即使在盛世，人民也食不果腹。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白银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同时期的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白银33～44两。18世纪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每日食物是牛奶、面包、咸猪肉、奶酪、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几乎是零。春荒之际，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
更缺少的是人的尊严。传统儒家君臣是互动的。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而满族是奴隶制社会，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变成了主奴关系。大臣对皇帝自称奴才。“主仆之分，满洲尤严。”经过元代的高压，明太祖的挫辱，满清入关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
乾隆朝的大臣，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皇帝若明察，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若昏聩，他们就会大肆贪污，盗窃皇帝的家产。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多达一比九。帝国是一人之天下，官僚集团为皇帝打工，严则滞，宽则怠。宽严皆误。
专制体制下的大臣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实上，他们用在工作上的心思远远没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恶上的精力多。积极给皇帝上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借口下，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皇帝为了表示风度，一般不会全收贡品，退回的宝物，可以纳入自己的私囊。
英国人在登州府见到平民当知府问话时，立刻跪下来回答，知府安然接受。非常诧异。人民对在官府上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让视个人尊严和荣誉为生命的英国人无法理解且非常气愤。他们发现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
盛世的一个特征是对内严厉的控制。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严厉控制同样表现在思想和言论上。乾隆借编四库全书，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十五万册。销毁版片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销毁一千万份明代档案。乾隆时代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起。而康熙雍正两朝才有三十起文字狱。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相关。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中国文化是幼年。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自杀……和弃婴，是经常性的，几乎天天发生，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个人的不尊重，在总体上也是对人类不尊重。” “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缺乏人格。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中国人有国有家但无个人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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