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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7日 星期一

99%中国人收入真相 7.8亿人负债

 网文:99%中国人收入真相 7.8亿人负债

在大陆的官媒和自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在炫富,好像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但是大陆媒体人“社会之声”日前撰文揭示了大陆民众收入的真相,他表示,大陆公布的收入数据都是平均出来的,这个数据不准确,收入的中位数才是真相。

以下是“社会之声”的《46万家企业倒闭,7.8亿人负债,99%中国人收入真相,骗了无数国人!》一文。

在朋友圈,每天都可以看到朋友们开豪车、住豪宅、到处旅游吃大餐的动态,那生活过的是美滋美润,仿佛人人都是有钱人。那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人都这么有钱的吗?我国的国情真的这么乐观吗?知道真相后,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按照从天眼查搜集到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有46万家公司倒闭,包括运营执照被取消的以及自我宣布停止营运的公司,还包括26000家从事出口的企业。另外根据一个调查统计的数据,全国的负债人数已经达到7.8亿,逾期率高达42%,也就是说全国至少3亿人负债已逾期,被宣布的不诚实执法人员的数量已经达到570万,相当于每25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老赖,这里的负债包括房贷、网贷、信用卡透支、花呗借呗等。

2020年,我国劳动人口的参与率为67.5%,这意味着有9.45亿人靠打工或者种地吃饭,失业潮来袭,确信无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身边随便一个人谈个生意都是上百万,豪车遍地都是,仿佛身边所有人都是中产,唯我独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工资水平在网上逐渐变成了一门玄学。那我们身边的人收入究竟有多少呢?

根据平均月薪报告显示,北上广深的平均月薪都在1万(人民币,下同)以上,就连二线城市的月薪也不低于6000。但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这么辉煌的数字背后,是平均的结果,是受到了一小部分高收入者的影响,你和马云的工资一平均,就能打败全世界99.9%的人。但能真实反映情况的,不是平均数,而是中位数。

2020年,深圳工资的中位数是5199元,上海是6378元,北京是6906元。也就是说,就算在一线城市,只要你的工资超过6000块,就可以把一半的人按在身子下面摩擦。另外,其他的新一线城市的中位数工资都没有过5000,这才是真实数据,那些所谓的很多人月入过万,只不过是骗了无数国人的假象。

原文图表。

把视线放远一点看,抛开一二线城市,根据统计数据看,2020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工资收入13232元,也就是说城镇打工人如果今年平均月薪是2205元,就可以超过50%的城里人,包括基层公务员。

除此之外,还有下边这些数字,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是都是真相。

第一,在全国按摩足浴这个产业,保守估计有1100万的从业者,他们的平均月薪是1500块。

第二,五块钱一支的口红在拼多多上最受欢迎,月销量都在10万件以上。

第三,中国今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6.2%,也就是说还有4340万的适龄人口没有工作,这就是今年地摊经济诞生的大背景。

所以啊,现实是那些真正月入过万的人是金字塔顶尖最小的一部分人,他们要么是名校学历,占据整个社会生态的少数高级职位。比如教师、医生,河南某外国语中学,现在招聘的老师要求学历北大清华是常态,省级医院的医生博士学位是标配,本硕连读是底线。要么就是最赚钱的行业里能力最强的那部分人,比如网易游戏部门的开发人员、360的安全技术人员,因为整个公司都靠这几个关键人物输血。

但同时你也会发现,凡是月入过万的这部分人,根本没有什么周末陪家人,更没有晚上十点以前下班,每天都要面临秃头和精神崩溃的双重压力。你每天工作八小时拿4000,人家每天工作16个小时拿1万,好像也不过分。

所以,看了这些数据,想和大家分享几个感悟。

首先,世界很大,不要沉迷在社交网络上,一叶障目。更不要相信那些整天在沙滩度假的毒鸡汤。

第二,别气馁,你可能比想像中要优秀很多了,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简单或者有对错的。在大城市选择离开或者留下,都需要勇气。

第三,今年和明年的就业形势真的很严峻,所以把放飞自我的冲动先收一收,抓紧时间充实自己。因为只有活下去,才有明天!

2020年10月30日 星期五

工人阶级从来都不是领导阶级

 作者:春生

在《中国、朝鲜、美国宪法序言比较》一文中,笔者揭露了中国宪法序言中的谎言。暴力夺取中国大陆的中共肆无忌惮,毫无底线,竟敢在宪法正文中继续撒谎。笔者将在以下多篇文章中逐一揭露批驳中国宪法正文中的谎言。此篇是第一篇。

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宪法将“工人阶级领导”写入宪法正文,这是中共的一大谎言。中国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实际上是要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言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共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的是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既然,中国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那么,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共,必然是领导中国的政党。也就是中国宪法第一条所明言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翻开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在最先出现工人阶级的欧洲、美国,还是之后在中国,工人阶级从来不是领导阶级。

中共之所以将工人阶级定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其原因在于对工人阶级的这一总体的政治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此文中,笔者将首先证明工人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然后再查看中国历史和现实,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在领导这个国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沦为中国社会的第八层,从而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由此证实,中共的合法证明是荒谬的。名义上“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才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选集》,第1卷,8页) 。

历史事实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看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他们的社会作用。

简单讲,科技型企业家启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催生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社会发展中仅仅发挥着“生产”的作用,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科技型企业家启动了工业革命

自18世纪60年代始,英国的棉纺织行业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发明,英国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机器生产逐步取代了手工劳动。机器的发明从棉纺织行业扩展到其他行业,美国人富尔顿制成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英国人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一场工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了。

19世纪60年代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了。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卡尔·本茨研制成功了单缸汽油发动机,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发明了电话。从此,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启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这些科技型企业家,人类应当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英国发明家詹姆斯·哈格里夫斯

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制成以他女儿珍妮名字命名的纺纱机。1770年,他的专利被批准了。随后,他开始大批量地制作和出售珍妮纺纱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从一名普通的织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机械师、发明家和企业家。

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

1776年,詹姆斯·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1794年,詹姆斯·瓦特与马修·博尔顿合伙组建了专门制造蒸汽机的公司,到1824年就生产了1165台蒸汽机。詹姆斯·瓦特曾是伯明翰工业家与科学家组织的“月亮社”的重要成员。他是一名优秀的发明家和企业家。

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

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设计制造的“克莱蒙特”号汽船在纽约港下水,沿赫德森河航行至奥尔巴尼,系美国第一艘经营成功的商业轮船。罗伯特·富尔顿是一个工程师、发明家和企业家。

英国发明家乔治·史蒂芬逊

1814年,乔治·史蒂芬逊制造出了一台能够使用的蒸汽机车。1823年,他与别人合作在纽卡斯尔成立铁路机车制造公司。乔治·史蒂芬逊不仅是一个工程师、设计师、发明家,也是一个企业家。

德国发明家维尔纳·冯·西门子

1866年,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了可实际使用的发电机。

维尔纳·冯·西门子不仅是一个物理学家、发明家,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铺设、改进海底、地底电缆,修建电气化铁路,提出平炉炼钢法,革新炼钢工艺,创办了西门子公司。

德国发明家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

1886年,本茨研制成功了单缸汽油发动机。1906年,本茨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拉登堡成立了本茨父子公司,本茨汽车至今依然是世界著名品牌(在中国,该品牌注册为“奔驰”)。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不仅是一个设计师、发明家,也是一个企业家。

美国发明家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

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7年,贝尔与朋友一起创建了贝尔电话公司(AT&T公司的前身)。格拉汉姆·贝尔是一个伟大的美国发明家和企业家。

从以上启动工业革命的人物简介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仅是发明家,也是企业家。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批科技型企业家启动了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时代,从而催生了工人阶级。

   科技人员和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工业革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产生了机器制造业(蒸汽机)、铁路(蒸汽火车)、轮船业(蒸汽轮船)等新产业。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传统的手工工场已经无法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利用机器进行生产,提高效率,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工厂取代了手工工场,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业企业家出现了,工人阶级随之出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又产生了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电气制造业、航空业、化学工业等新的产业。企业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了。英、美、法、德、日本等国家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科技人员和企业家阶级成为国家工业经济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工人阶级则成为国家工业经济的生产者。

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到今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科技革命),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科学家、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成为信息时代的主力军,而工人阶级的人数已经在大量地减少,其社会作用也在逐渐减弱。。

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的预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过时。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没有科技型企业家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工业时代,没有工业时代就不会出现工人阶级。一批科技型企业家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涌现出来的科学家、科技人员,不断地发现新知识,发明新技术、新设备,创造新产品,企业家不断地应用新技术、新设备组织生产新产品,推动着工业时代的发展和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科技人员和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发明者,不是组织者,而是生产者。工人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正在逐步减小。

  名义上的领导阶级

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主要是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在中国,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必须通过共产党来实现,也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实现。这就是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共产党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尽管中国宪法的第一条将工人阶级定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实际上,中国工人阶级只是宪法上的领导阶级,不是实际的领导阶级。

自建国伊始,中共就将全体国民分为两大阶级:干部和群众。凡是军队、政府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的公职人员被称之为干部,而其他人员一律是群众。

这些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干部对中国国民实施政治、经济和思想统治。他们按级别享受着特殊待遇。即便在1960年灾荒年代,广大群众饿着肚子,几千万人被饿死,而干部们依然可以根据级别享受着鲜肉、鸡蛋、白糖和香烟的待遇。时至今日,中共高级干部依然享受着终身制待遇。

中国工人阶级仅仅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在政治上,他们甚至没有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在经济上,毛泽东执政期间,工人阶级也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实际上是圈在工厂里听话的工具,叫你干啥就干啥。20世纪90年代,政府为了“减员增效”,开始迫使工人下岗,工人毫无选择的权利,只得被迫下岗。从1978年至今,工人阶级依然毫无任何实质性政治权利。

已故学者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划分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就是具有实际行政职权的中共干部阶层。产业工人则是中国社会的第八层。身为第八层的工人阶级怎么可能是领导阶级呢?中共干部阶层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中国百姓习惯地称呼他们“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利用四项基本原则前所未有地强化中共的党国统治意志。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利用手中的军权,施行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国民的反抗,强制国民按照中共的意志走社会主义道路,强迫中国国民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得中国国民丧失了平等权利,丧失了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丧失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党”。中共官僚集团实际上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一个进步的、民主的社会是不存在领导阶级的。

  民主社会不存在领导阶级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等国在公元前就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主专制国家,专制君主独揽国家权力,集全国的军事、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是全国土地财产的唯一的最高所有者。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法律,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之权。以君主为首的贵族及其官僚阶层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亦可称谓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其他阶层则为被统治阶级,或称谓被领导阶级。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结束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1776年7月4日,美国民众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1787年,通过美国宪法,美国成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限权政府、三权分立与制衡、联邦和州的分权等原则。1 791年12月15日,美国权利法案生效。美国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民具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和携带武器的等权利。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生效,标志着保障国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

自此, 在世界上第一个彻底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美国,主权在民,亦即国民享有政治权利;施行私有制,国民直接掌握着私人产品的生产资料,亦即享有经济权利;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亦即国民享有思想权利。在国民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思想权利的美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领导阶级。

现代民主社会,从社会服务角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公共产品服务、私人产品服务的社会服务网络。提供社会服务的人群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服务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是一个为国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不是领导机构。政府成员不是领导者,是公共产品提供者。

现代民主工业社会,从价值角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知识能力价值链。在企业组织中,科研人员发现、开发新的价值(产品),企业家组织经营新的价值(产品)。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位于知识能力价值链的上端;工人的职能是在企业家的组织下生产出科研人员研发的新产品,位于整个知识能力价值链的下端。在现代民主工业社会中,科技人员和企业家是知识能力价值链的主导阶层,工人阶级则是辅助阶层。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

  终上所述,从诞生到现在,工人阶级从来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处于中国社会的第八层,除了在宪法这张纸上,他们从来没有实际领导过中国。

中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中共掩盖其政权合法性的谎言。

2020年10月24日

2020年10月18日 星期日

尋找美國共產黨的蹤跡

 作者:李江琳

我出生於中國的共產黨家庭,全家除了我以外全部是共產黨員。我從小就見到過很多共產黨員,長大後對共產黨為中國帶來的一切非常敏感,常常想為什麼一百年來的中國和共產黨有如此沉重的關係。三十年前來到美國,自然會想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發展得如何。我早就知道,共產黨招牌性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是芝加哥的工人運動開創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革命是在資本主義最發達而陷入危機的地方首先爆發,而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革命階級。那麼,美國理應是共產黨大有作為的地方。可是,在中國無論何時何地我一抬頭就能遇見一個共產黨員,到美國幾十年卻一個共產黨員也沒見著。美國共產黨在哪兒?

 

我的史學訓練引導我先去尋找美國共產黨的歷史。有關美共歷史的著作不容易在書店或公共圖書館找到。好在美國有出色的圖書館館際互借系統,我的多年圖書館工作經歷讓我對這個系統很熟悉。就這樣,我在疫情期間的美國,通過館際互借系統讀了一批有關美國共產黨歷史的書籍,試圖瞭解美國共產黨及其在美國社會所起的作用。

 

美國共產黨的前生今世

 

作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美國的社會主義政黨早於共產黨。美國共產黨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76年成立的美國社會主義勞工黨(Socialist Labor Party, SLP)。1890年代,該黨的左翼部分分裂出來,組成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SPA)。SPA反對暴力革命,主張通過「議會道路」實現社會改良,支持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等社會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SPA的右翼支持美國政府,左翼則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反戰。1917年俄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即「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權,向世界共產主義政黨提供了一條有別于「議會道路」,而是通過「武裝革命」來實現其目標的路徑。SPA中的左翼支持「十月革命」, 右翼堅持「議會道路」,兩派發生衝突。1919年3月初,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亦稱Comintern,即「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當時美共尚未成立,因此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中代表美國的是SPA的左翼。這一派隨後正式從SPA分裂,於1919年9月1日宣佈成立美國共產黨,執行書記為查理斯·愛米爾·盧森柏格(1882-1927),同時期出現的其他共產主義組織後來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與其合併。

 

美國共產黨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76年成立的美國社會主義勞工黨(Socialist Labor Party, SLP)。(圖片摘自網路)

 

美共成立之初,主要活動地區在芝加哥、紐約、洛杉磯和其他一些大城市裡。 1881至1900年間,9百多萬歐洲移民為逃避戰亂和貧困投奔美國,他們多數集中在這些大城市,從事低收入工作,成為城市貧民或者血汗工廠的工人。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歐洲就是受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左派,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加上少數生活富裕而精神空虛的富家子女,他們成為美國共產黨的 「基本群眾 」。美共成立時,成員約兩千到三千人,如果加上帶有無政府主義者色彩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激進派別,人數則達到五至六千人。早期美共成員多為低收入的產業工人,其中絕大多數不懂英語,懂英語、美國本土出生的成員只占5%。因此,美共有個「國際部」,不是為外國「兄弟黨」,而是為本國非英語的黨員而設,該部出版十幾種語言的報刊和宣傳材料。

 

中國共產黨在宣傳自己的時候有一句話是我們這一代耳熟能詳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美國人倒並不需要十月革命才有機會瞭解馬克思主義,大量歐洲移民早就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帶到了美國。但是,無疑是蘇聯革命的成功催生了美國共產黨。原來只是在思想上服膺馬克思主義的人,現在看到了這種革命理想是完全可能實現的,美好的烏托邦就在眼前,只要你伸手就能抓住。

 

1930-1940年代是美共的鼎盛時期,黨員人數達到五萬多人(一說七萬五千人)。這個數字沒有包括相當於「共青團」的美共青年組織和其他與美共有關的組織。在這個時期,美共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在社會上頗為活躍,其正式成員,即所謂「擁有黨證」的成員雖然不多,人數跟國際勞聯等工會組織無法相比,但是他們組織產業工人和農場工人罷工等行動一度頗為成功。除了組織或者參與工運、婦運、黑人平權運動等,美共還積極參加地方和聯邦選舉,推出市長、州長和總統參選人,雖然並無值得一提的斬獲,但是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和影響力。

 

作為國際共運的一部分和共產國際的成員,美共和中共一樣,接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美共的重大決策必須經過共產國際批准,也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持蘇聯立場,其內部紛爭也由共產國際協調。這樣的狀況使得美共時常處於一種尷尬處境,在這塊土地上建立國家,已經生活了幾代的美國民眾眼裡,美共是帶有「外國代理人」性質的組織,它的革命主張就顯得對美國生活方式具有威脅性和顛覆性。 這是美國產業工人對加入美共並不熱心的原因之一,因此早期美共成員很多都是新移民。為了改變這個狀態,美共試圖組織自己的工會,與社會主義政黨的工會競爭。由於美共的領導者及其培訓的「運動組織者」多為小知識份子,為了讓他們瞭解工人的實際生活狀況,美共甚至派他們「下廠鍛煉」 ,但是績效不佳。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美共一直是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活動,卻始終不是美國左翼政治的主流。事實上,對於工人大眾來說,投入共產黨的革命運動,必須以生活貧困到走投無路的地步作為必不可少的推動力。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然而,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美國,恰恰是貧苦大眾有較大喘息機會的地方。自然空間廣闊,制度空間寬鬆,使得大眾有較多的機會改變生存狀況,以「破壞舊制度」為號召的共產黨革命,對普通貧苦人群來說,並不是一個于己有利的選擇。

 

1950年代的「羅森堡案件」發生後,美共以全黨之力,窮盡一切法律途徑來幫助羅森堡夫婦,在美國民衆眼裏,似乎更加强化了美共「外國代理人」的印象。「麥卡錫主義」對美共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擊,有好幾年的時間裡,美共中央為「保存實力」,命令幾名高層幹部和數千名中層幹部轉入地下。一些知名共產黨員或者同情者受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遭到起訴,有的被判刑,有的流亡歐洲。1954年,艾森豪總統簽署《共產黨人控制法案》(Communist Control Act),禁止共產黨。雖然該法案從未真正執行,但法律上依然有效。

 

羅森堡夫婦被指控為蘇聯進行間諜活動,判決與死刑的過程轟動了當時西方各界。(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然而,對美共的最大打擊不是來自聯邦調查局,而是來自蘇共二十大。

 

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突然發難,做了一個清算史達林主義的秘密報告。CIA獲得了這個秘密報告並將之公佈,許多美共成員才知道蘇聯的現實,深感理想幻滅。加上冷戰期間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思潮和共產黨的防範,導致大批人退黨。僅僅一年多的時間裡,美共成員減少到一萬多人,差不多回到了成立之初的人數,其中還包括聯邦調查局悄悄打進來的一千五百多個線人。此後美共再也沒有恢復其在美國政治舞臺上的直接影響力。此後的幾十年中,美國社會出現重大事件時,至少在姿態上美共依然積極參與,但通常只能敲敲邊鼓。

 

美共作為一個政黨至今依然存在,總部設在紐約曼哈頓。2000年4月,美共27大對其黨章進行了修改,規定其性質是「美國共產黨是為美國工人階級服務的美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其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原理」 。從美共官網上的相關介紹可見,加入美共遠不像加入中共那樣需要經過一整套程式,不必宣誓「保守黨的秘密」,「永不叛黨」之類。美共聲稱自己是一個群眾性的、自願加入的組織,只要接受其黨章,付每年60美元黨費,在網上填一份申請書,或者找到當地類似「黨小組「的club,向club 負責人或者任何一名黨員提交申請書,經過批准就可以了。

 

然而,美國共產黨的真正影響力不在於其黨員人數,而在於它的「同路人」(他們稱之為fellow travelers),即共產主義運動的同情者或支持者。這些「同路人」分佈在各行各界。他們未必是美共正式黨員,但支持共產主義思想,同情國際共運,有意或有無意地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因而直接或者間接地擴大其影響力。據美共的「過來人」說,美共成立之後的幾十年裏,約有一百多萬美國人在一生的不同時期曾經是「共產主義者」 ,當然,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同路人」,而非正式的美共黨員。

 

美共在其鼎盛時期很注重訓練「組織者」,這些人被派遣到各地組織抗議集會、罷工等活動 。這個傳統顯然延續至今。今年上半年開始的黑人組織BLM發起人之一Patrisse Cullors坦承,她就是由幾位六十年代的「同路人」訓練過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可以説,美共以類似的方式依然在發揮作用。

 

BLM發起人之一Patrisse Cullors坦承,她就是由幾位六十年代的「同路人」訓練過的「馬克思主義者」。(湯森路透)

 

美共的歷史證明,美共一百年始終不成大氣候,又始終存在於美國直到今天,有其必然的原因。北美新大陸為所有來到這塊土地的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等和機會,在其他地方很有吸引力的共產黨革命在美國就失去了讓人捨生忘死的魅力,這從根本上破除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必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神秘。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要人類社會存在明顯的貧富差距而且社會不去有意識地抑制全球化造成的不公,那麼,共產主義烏托邦就永遠有其市場,特別是在缺乏社會認識和生活經驗的年輕人當中。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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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9日 星期四

回應紅色中國網:社會主義者所說的獨立工會是什麼?

我們樂意與《紅色中國網》的讀者和編輯公開、誠懇地討論局勢發展,研討推進工人鬥爭所需的綱領和訴求
中國勞工論壇
紅色中國網刊登了我們關於珠海偉創力罷工三周的文章(《珠海偉創力罷工遭官方工會破壞》)。當地的官方工會官員為了維穩,在沒有滿足工人任何一項訴求的情況下要求停止罷工。工人們當然感到十分憤怒。
奇怪的是,《紅色中國網》在評論這篇文章時,批評我們提出的獨立工會出張是「完全錯誤的」。工會問題對於中國工人來說至關重要,而網站的評論歪曲了我們在工會問題上的立場。
2018年,中國的工人鬥爭進入了新階段,跨地區的聯合罷工變得更加普遍。這表明工人的覺悟和組織能力都在增長。例如在四至五月,超過三十個城市的塔吊司機舉行了罷工和抗議。另外還有貨拉拉司機和最近室內裝潢公司工人的罷工和抗議。而且近日中國多地的教師也發起抗爭,反抗長期以來所受的剝削。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美國教師最近的重大勝利的鼓舞。
我們樂意與《紅色中國網》的讀者和編輯公開、誠懇地討論局勢發展,研討推進工人鬥爭所需的綱領和訴求,在沒有歪曲對方觀點的前題下,友好地討論相互間的分歧。
獨立工會是什麼?
《紅色中國網》犯了一個大錯誤,它將我們所說的獨立工會等同於親資產階級的、或者非政治性的工會:「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所謂『獨立工會』的口號往往是被資產階級及其工賊所利用鼓吹所謂非政治性的、脫離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的純粹以經濟鬥爭為目的的工會組織。」[紅色中國網的評論,2018年5月21日]
我們所說的獨立工會,是指獨立於政府、資本家和企業管理層的工會,而官方工會恰恰與此相反。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從未主張過非政治性的工會。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和真正實現獨立(也就是說不受資產階級和政府的左右),工會需要有清晰的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的社會主義願景和綱領,其中也包括支持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

➵ 中國:塔吊司機發動大規模罷工


反對破壞罷工的官方工會,與紅色中國網所說的「脫離無產階級政治運動」完全是兩碼事。中國政府從上而下不民主地控制著官方工會,並用它來打壓工人鬥爭。珠海的罷工以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而且珠海罷工也不是孤例,官方工會曾一次又一次地破壞罷工。在2010年掀起罷工潮的佛山本田汽車廠罷工中,官方工會僱用暴徒毆打罷工工人,生動地說明了官方工會的反工人本質。
官方工會破壞罷工
我們向《紅色中國網》的編輯發出挑戰:你們能指出近年來中國任何一場由官方工會組織的、或者得到官方工會支持的罷工嗎?應該很難吧!你們批評組織獨立工會的口號,但卻沒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這像是在間接支持官方工會,不去譴責它破壞罷工、打壓工人的階級角色。這是你們的立場嗎?
獨立工會的口號不是托派和馬克思主義者發明的,而是工人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提出的。許許多多的工人都看到,官方工會是阻礙他們抗爭的另一道障礙。正如我們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這些所謂的工會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和政府的「第二支警察隊伍」。過去20年裡中國的許多罷工都提出了獨立工會的訴求,例如2010年佛山本田工人就將此做為一個關鍵訴求。在今年的塔吊司機罷工以及其他一些抗爭中,也有工人提出要建設獨立工會,而且事實上他們已變相成立了工會的。

➵ 中國:運動鞋具廠五萬工人大罷工


官方工會不是通過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的,而且它們和政府和資本家緊密地勾結在一起。官方工會的領導往往是資方或政府任命的傀儡。
資本主義復辟
《紅色中國網》聲稱獨立工會「在前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反動政治目的」,但沒有給出任何具體的例證。這種將建設獨立工會的主張抹黑成資產階級陰謀的做法,與政府誣蔑塔吊司機和今年的其他罷工工人「受外國勢力操縱」的說法如初一輒,都禁不住事實的檢驗。
1980年代末,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儘管我們捍衛這些國家的公有制基礎,但它們施行威權統治,所以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推動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力量不是工人和新成立的工會,而是前「共產黨」官員、工廠負責人和軍隊高官。這些人領導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進程,他們一頭扎進商海,變成了新的資產階級巨富。隨著過去的計劃經濟被瓦解,變成舊官僚的私人財富,工人則受到欺騙和掠奪,工人權利也被侵蝕。
有些時候,新成立的工會沒有明確地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甚至還對「市場」抱有一些有害的幻想,但它們的作用是次要的。主要的反革命力量是前共產黨領導人和官員。看看大多數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現在是什麼樣。從俄羅斯到哈薩克斯坦再到捷克,政府還是由前共產黨官員或者他們的家人把持著。他們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就像酒鬼從喝紅酒變成喝白酒一樣容易。
在波蘭1980-81年的罷工浪潮期間,數以百萬計的人加入了獨立的「團結工會」。今天的團結工會規模已經小了許多,也更官僚化,而且成了反動親資思想的陣地。但是它最初並不是這樣。在1980-81年大規模罷工期間,團結工會的工人已經開始提出要捍衛計劃經濟的成果,同時也想要踢走那些不受監督的特權官僚,由工人民主控制經濟和整個社會。這是一場十分進步的工人階級運動,不過卻缺乏清晰的鬥爭綱領和愿景。
一群受到宗教影響的右翼知識分子依附於運動的領導層,但當時他們還無法將運動徹底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當時最主要的角色,是壓制群眾運動,不斷要求妥協和撤退。這些知識份子的觀點很像今天中國的一些自由派或者泛民主派。但是1981年12月波蘭政府進行軍事鎮壓(戒嚴)之後,工會被迫轉入地下,為右翼奪取團結工會的領導權提供了機會。到了1980年代末,那些工會領袖和曾經囚禁他們的共產黨官僚們都站到復辟資本主義的共同陣線上去了。
資產階級反對中國工人成立獨立工會
中國沒有真正的獨立工運,這也為跨國公司賺取更多的利潤提供了極大便利。這正是外國公司將生產線搬到中國的主因之一。換句話說,中國的實際經驗反駁了《紅色中國網》認為獨立工會協助了資本主義復辟的觀點。
至於中國當今的狀況,我們可以先看看「中國勞工通訊」的觀點。中國勞工通訊是一個受美國資助的香港NGO。他們在十多年前改變了立場,說在中國建設獨立工會「不現實」,所以轉而主張「改革」官方工會。我們在《珠海偉創力罷工遭官方工會破壞》這篇文章裡也批評了他們。
中國勞工通訊從與美國政府相關的一些組織(例如國家民主基金會)那裡獲得了大筆資助,因此可以說是一個「親資」或「復辟資本主義」的組織。它反對中國工人組織獨立工會,主張改革官方工會和中共政府。我們批評說這是致命的幻想。我們相信讀者都想知道「紅色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是什麼立場。他們明確反對獨立工會,那麼他們的替代方案是什麼?也是「改革」官方工會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和「親資的復辟分子」中國勞工通訊又有什麼分別?
工會鬥爭能取得勝利嗎?
最後,我們也必須要反駁這樣一種過於簡化的、非黑即白的觀點:「由於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不存在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社會改良的空間,因而所謂『獨立工會』也不能像在二戰後一個時期那樣,為工人階級爭取哪怕是經濟上的利益。」[紅色中國網的評論]
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要想改善工人的處境必須要有戰鬥性的工會。在1950-75年西方的長期繁榮時代,資本家有向工人讓步的餘地。而在之後的新自由主義時期,資本家大力進攻,將財富從公共部門轉移到私營部門,從窮人轉移到富人。此時世界上大多數工會的領導人都公開地接受資本主義、甚至新自由主義。各國的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黨的崩潰或者在政治上向資本主義投降,也是反映了這一進程。在同一時期,中國經歷了本國和外資資本主義企業的大幅增長、國企私有化、對於工人階級(尤其是農民工)的空前剝削、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爆炸性增加,而缺少工人權利和戰鬥性工會為此提供了便利。
但是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說工會不可能贏得改良都完全不符合事實。
就在最近,美國至少五個州(西弗吉尼亞、俄克拉荷馬、亞利桑那、北卡萊羅納、科羅拉多)的教師已經通過歷史性的、戰鬥性罷工贏得了重大勝利:增加教師工資和公共教育經費。這是在美國,在特朗普的統治下,沒有什麼地方會比這裡更加新自由主義了!
此次教師罷工表明既堅定的工人鬥爭能夠取得成果,也鼓舞了美國的其他工人發起抗爭。阿根廷和法國反對新自由主義養老金改革的大規模工會抗議也是如此。這些抗爭都表明,群眾的集體行動能夠阻止一部分新自由主義政策。
今年一月香港的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場為期十天的罷工讓香港獨立工會「職工盟」的工人成功地拿到了遣散費。
社會主義替代
當然,資本家雖然會做出一些讓步,但等到他們重新佔上風的時候又會再拿回工人的抗爭成果。不僅「新自由主義時代」是這樣,資本主義社會一貫如此。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僅支持通過有組織的群眾鬥爭爭取改良(全民退休保障、優質且廉價的公共房屋、生活工資、免費教育、免費醫療),還主張推翻資本主義,以捍衛住改良的成果。
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需要戰鬥性的領導層和民主的工會架構,讓基層成員能夠趕走那些保守、懦弱的領導人,從而使工人組織堅持戰鬥。而那種認為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工會鬥爭不可能取得勝利的簡單觀點,也恰恰忽視了這個問題。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政治性的工會運動,支持在工會領域內施行社會主義政策,也支持建設工人階級群眾政黨。但是不可能通過向工人發號施令就實現這些目標,而必須要積極支持和參加工人的鬥爭,幫助工人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取代破壞罷工的官方工會。通過這樣的方法,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將工人階級爭取到社會主義這邊,組織起反資本主義的群眾鬥爭。
標簽http://chinaworker.info/zh/2018/05/30/17732/

2017年4月25日 星期二

郭宝胜: 为何当局对工人维权异常恐惧并严厉镇压 | 中国人权双周刊


2.jpg2016-03-2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9期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钢铁煤矿等企业裁员,更由于中国工人劳动权利毫无保障,所以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很大声势。黑龙江国企龙煤集团双鸭山矿区上万名工人在两会期间为讨薪和劳工权益,高举“共产党还我们钱”、“陆昊睁眼说瞎话”、“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着”等标语进行游行示威,并与当局发生激烈冲突。
3月14日,吉林通化通钢上千工人上街讨薪;3月13日,湖南娄底涟源市斗笠山煤业的职工,也在街头打出“全体员工强烈要求政府清算、归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横幅。由于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大背景,工人维权和抗议运动肯定会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当局对待这些工人维权运动手段却异常残酷,表面上如双鸭山市政府公文将矿工集体上街讨薪抗议定性为“群体上访”,“是在理性、温和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发生过激行为”,但实际上城市戒严,持续通缉和抓捕维权工人。据3月14日网上流传的双鸭山警方通缉文件,至少有75名工人被通缉,其中不少是花甲老人。法新社3月18日报道,目前已经有30名矿工被警察逮捕。更有甚者,3月16日,四川阆中法院对8名讨薪农民工在荷枪实弹、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进行示众和审判,一时引发海内外舆论谴责,称这是重返文革。中国劳工界也发起联署声讨,要求追究该案欠薪单位及公审单位责任。
为何当局对工人维权活动采取如此严厉的镇压手段呢?我作为1989年“六四”后第一批走到南方工人中的维权人士,结合自己经历谈谈看法。
1989年“六四”后不少人总结经验,认为民主运动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紧密联系起来,只成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孤立运动。“八九”之后,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与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等各阶层结合的问题。民主运动也要给各阶层带来实际的好处,从维护各阶层权益出发团结和组织各阶层,最后形成组织力量来结束专制。于是我和一些同仁就到南方投入到打工者维权工作中。
我们一是进行广泛的调查并帮助工人讨要欠薪、索赔工伤;二是筹建独立工会,组织了打工者联谊会,组织了一些文艺及维权活动;三是出版了《打工广场》刊物,宣传工人维权。这些活动引起深圳公安部门关注,我与同仁被捕。起初公安局逮捕时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等到检察院下达起诉书后,罪名居然定为“阴谋颠覆政府罪”,此罪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我问检察院和律师,他们都说是因为搞工运,所以要重判。虽然后来由于香港回归、外界声援等原因我们没有被如此重判,但此次经历让我看到了当局对工运和学运的不同态度。
当局之所以严厉镇压和害怕工运,我认为一是工运能对当局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不像学生游行示威,顶多影响交通秩序,但是工人罢工,就会对社会的生活、生产、贸易、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产生巨大的冲击。一两个产业的工人罢工,会引起其他产业的连锁反应,如此就会引起社会的失序和政府的恐慌。试想如果电力、交通(飞机、火车、公交、出租等)、军工等支柱性产业工人罢工,就会对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果规模足够大,就会对政权的稳定性构成致命的打击。中共就是靠工运起家,所以它深知工运对政权的巨大威胁,因此虽然中共至今号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但当无产阶级真正开始进行维权运动时,它的镇压一定会残酷至极。
其次工人运动不在乎和平理性非暴力,对当局的颠覆性极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一般都是理性范围内的非暴力抗争,他们不少人对中共有很多幻想,当发生暴力镇压后,大多数人也只能束手就擒。“八九”之后,当局对非暴力抗争已经形成一套对付的办法。但是各地工人阶层,虽然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社会经验丰富,而且敢拼敢斗,他们知道中共的狡诈凶狠,他们也对发生流血冲突有足够的心理预备,游行转化为暴动、上访转化为革命与颠覆,在工运中完全有可能。“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确道出了工人运动在社会运动中的独特地位和颠覆性。
三是工人数量众多、动员能力高、群众基础大,这就有可能形成撼动政权的大规模运动。如这次双鸭山工人维权运动,短短两三天,就从数千人发展到数万人,而且造成大影响后各地纷纷响应。现在中国有很多大型国企、私企,几万员工、十几万员工甚至几十万员工的企业都很多,同一企业里的工人,非常容易集中、组织和号召。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工人走向街头,那才能真正拉开共产党倒台的帷幕。对这一局面的担忧和恐惧,使中共当局对工人维权斗争异常敏感,并定会严厉镇压。
劳工权利是基本人权,中共政权也签署了众多保障劳工权利的国际公约,但是它为了一党之私,不仅不保障工人权利,反而经常肆无忌惮地践踏劳工权利。它所设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是党和政府的附属机构,与民主国家真正代表工人权益的独立工会有天壤之别,其所制定的各种劳动法规,大多只是在维护资方和政府的利益。
中国的工人阶层,毫无表达和捍卫权益的独立工会,也毫无与资方和政府谈判和表达诉求的渠道和机制,所以不得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走向街头、游行示威。而一旦工人行使游行等合法权利,就会被当局当作颠覆分子残酷镇压、严加重判。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工运人士早已认清了这个现实,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整个中国的人权进步,在工人维权的道路上不会停止并将会前赴后继。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工人罢工总数为185起,但2015年,罢工数增加到2944起。短短4年,增长了10多倍。显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工人失业、权益受侵害现象在今后会越来越频繁,而工人的维权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鉴于工人维权运动在中国人权运动中的独特价值,本人希望更多人权人士来关注中国工人维权、推动工人维权、参与到工人维权运动中去,以促使中国尽快实现民主,从而使工人权利得到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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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2日 星期六

全国工资调查让国民心寒

刘植荣
我考察了世界最富的欧洲,那里与从课本上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判若两个社会——国家财富惠及每个百姓,低收入群体享受数百种福利,有的城市公交免费,政府为市民免费提供自行车,百姓不再为生老病死担忧。
    我也考察了世界最穷的非洲,那里与我想像的原始与野蛮判若两个社会——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已经超过中国,一些国家虽然贫穷,但人民却都安居乐业。
    我更了解中国——这些年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分配不公带来诸如暴力、偷盗抢劫、自杀、绑架等许多社会问题,由于百姓的收入过低,导致国民购买力不足,难以使经济保持持久的繁荣。
    我还注意到,一些官员到国外考察,回来只讲外国公务员工资如何之高、福利如何之好,只字不提外国老百姓的工资是中国的40倍、外国老百姓的福利比公务员多得多。中国的官员忙着让自己的工资与国际接轨,却把老百姓的工资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于是,我系统地研究了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3个地区,不包括梵蒂冈、巴勒斯坦、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斐济、几内亚、朝 鲜、马其顿、莫桑比克、瑙鲁、卡塔尔、索马里、锡金和列支敦士登等15个国家)的工资制度,其目的是让人民了解真相,同时提供给决策者参考。
    本文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非洲银行、国际劳联、欧盟、经合组织、各国统计局及劳工部。为了便于比较,各国货币均换算成人民币元。这项研究工作是我凭公民的责任和良心所做,未花纳税人一分钱,提出的观点仅代表我本人。
    一、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年收入——世界上多数国家已用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状况定期或不定期调整。在规定最低工资的国家中,60%的国家只规 定一个标准,还有40%的国家对不同工种规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了便于比较,在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时,本文只采用最低数据。
    1.规定最低月工资,这样的国家最多。比如:卢森堡16420元/月;冰岛14993元/月;比利时21岁以上无服兵役经历的13875元/月、有半年服 兵役经历的14243元/月、有一年服兵役经历的14407元/月;荷兰13820元/月;安道尔8979元/月;塞浦路斯7890元/月;希腊7400 元/月;西班牙 7280元/月;以色列6853元/月;马耳他6300元/月;斯洛文尼亚5890元/月;葡萄牙5250元/月;捷克 3060元/月;斯洛伐克2960元/月;土耳其2860元/月;波兰2810元/月;爱沙尼亚2780元/月;匈牙利2700元/月;拉托维亚2540 元/月;立陶宛2320元/月;智利2310元/月;阿根廷2232元/月;俄罗斯1921元/月;巴西1790元/月;罗马尼亚1530元/月;伊朗 1518元/月;阿尔及利亚1500元/月;秘鲁1298元/月;保加利亚1230元/月;加蓬1200元/月;科威特960元/月;刚果810元/月; 巴基斯坦486元/月;利比里亚442元/月;喀麦隆424元/月;柬埔寨392元/月;越南320元/月。
    2.规定最低小时工资。这样的国家有德国81.5元/小时(西部)和65.8元/小时(东部);新西兰60.80元/小时;日本60.29元/小时;加拿大54.45元/小时;美国50.75元/小时;韩国24元/小时;马绍尔14元/小时。
    3.同时规定最低小时工资或日工资以及最低月工资或最低周工资。这样的国家有摩纳哥92.61元/小时或14046元/月;法国88.20元/小时或 13377元/月;爱尔兰86.5元/小时或14620元/月;安道尔是71.80元/小时或8979元/月;英国64.66元/小时或10100元 /月;澳大利亚87.29元/小时或3317元/周;荷兰646元/日或3228元/周或13986元/月。
    4.规定最低工资的同时规定强制性奖金。有几个国家除了法律规定最低工资外,还强制支付年终奖金和生活津贴。如:马耳他1424元/周+2703元年终奖+2420元年生活津贴。
    5.法律不规定最低工资,由劳资双方协议规定。一些工会组织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斗争,整体工资水平比较高,国家无需再用法 律的形式规定最低工资,工资标准一般是通过劳动合同的方式规定,但也有个公认的执行标准。比如:瑞典22700元/月;瑞士20838元/月(非熟练工) 和26374元/月(熟练工);奥地利11667元/月。
    6.由于各国政府对领最低工资的人给予减免税和多种福利,这样,领取最低工资的人的年收入实际要高出工资很多。因此,分析各国领取最低工资者的年收入能更准确地反映其收入的真实情况。
    综上可以看出,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低收入平均为41535元。排在前20名的国家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外,其余的国家都集中在欧洲。 这些国家是从高到低排列为:挪威339132元/年;芬兰240000元/年;瑞典223200元/年;冰岛208396元/年;爱尔兰185353元 /年;摩纳哥168550元 /年;丹麦158991元/年;德国142128元/年;卢森堡141379元/年;荷兰134421元/年;澳大利亚133203元/年;比利时 131992元/年;法国122941元/年;新西兰117117元/年;加拿大113638元/年;圣马力诺111097元/年;意大利110265元 /年;瑞士108577元/年;安道尔107748元/年;美国105560元/年。中国最低收入为6120元/年,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 位,是倒数第26位!(同时,排名在中国之后的25个国家中,有14个在非洲,8个在亚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各有一个国家)。
    二、衡量最低工资的三个指标——衡量最低工资的指标有3个,第一个是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用于解释国家劳动力的价值;第二个是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用于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第三个是最低工资的增长 率,用于解释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情况。
    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工资报告08/09》的数据是60%,见该报告第35页),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家的数据 是:埃塞俄比亚127%,刚果金125%,阿富汗113%,巴基斯坦110%,印度106%,芬兰66%,尼日利亚66%,摩洛哥64%,喀麦隆63%, 新西兰62%,瑞典61%,丹麦61%,孟加拉61%,古巴60%,伊朗59%,菲律宾59%,蒙古56%,比利时52%,澳大利亚51%,法国51%, 德国45%,希腊44%,挪威43%,葡萄牙42%,加拿大41%,意大利40%,韩国37%,瑞士36%,美国32%,日本32%,英国28%。中国是 25%,世界排第158位。值得注意的是,有25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国家)是高债务国,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
    世界各国平均工资数据不全,本报告采用经合组织的数据。经合组织24国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值平均为50%,由高到低排名为:瑞士83%,瑞典76%, 芬兰73%,挪威71%,爱尔兰60%,丹麦58%,德国58%,意大利54%,波兰52%,葡萄牙51%,希腊50%,法国49%,比利时46%,奥地 利45%,荷兰45%,西班牙45%,卢森堡41%,韩国37%,澳大利亚36%,捷克36%,日本35%,英国30%,美国30%,匈牙利29%。24 国平均工资占人均GDP的81%,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是41%。
    中国平均工资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最低工资是世界平均工资的21%。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工资占人均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一般在110%左右。在2001至2007年间,最低工资年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发达国家为3.8%,发展中国家为 6.5%,世界平均为5.7%。在1995年至2007年间,世界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加0.75个百分点。
    三、社会财富分配与贫富差距——财富分配主要考察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也就是社会财富的流向,用占社会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表达。本节对有数据的134个国家进行分析。
    世界最富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47%,这个比率越低,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比率最低的20个国家是(从低到高):阿塞拜疆30%, 斯洛伐克35%,日本36%,丹麦36%,捷克36%,瑞典37%,白俄罗斯37%,芬兰37%,德国37%,挪威37%,乌克兰37%,韩国38%,克 罗地亚38%,奥地利38%,保加利亚38%,塞尔维亚38%,匈牙利39%,荷兰39%,埃塞俄比亚39,斯洛文尼亚39%。超过47%的国家绝大多数 是非洲和南美洲国家。所有工业化国家这一数值均低于世界平均值,没有列进上述20个国家的工业化国家是:加拿大40%,法国40%,澳大利亚41%,瑞士 41%,比利时41%,希腊42%,爱尔兰42%,意大利42%,西班牙42%,新西兰44%,英国44%,俄罗斯44%,美国46%,葡萄牙46%。中 国为48%,高于世界平均值一个百分点,在134个国家中排第81位。
    世界最穷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6%,这个比率越高,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最高的20个国家是(由高到低)阿塞拜疆13%,日本 11%,捷克10%,芬兰10%,挪威10%,孟加拉9%,埃塞俄比亚9%,瑞典9%,巴基斯坦9%,乌克兰9%,埃及9%,布隆迪9%,斯洛伐克9%, 白俄罗斯9%,克罗地亚9%,保加利亚9%,奥地利9%,亚美尼亚9%,德国9%,比利时9%。低于6%的国家绝大多数是非洲和南美洲国家。中国为 5.7%,低于世界平均值0.3个百分点,在134个国家中排第88位。西方工业化国家除美国外都高于中国,美国为5.4%。
    中国财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政府的好多统计不统计私企、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农业工人,我只能用该 数据),世界这一数值是31.7%;最低收入10%的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世界这一数值是2.5%。最富的10%占社会财富超过45%的国 家只有4个国家,即哥伦比亚45.9%,海地47.8%,博茨瓦纳51%和纳米比亚65%;最穷的10%占社会财富低于1.4%的只有17个国家,即纳米 比亚1.3%,危地马拉1.3%,南非1.3%,博茨瓦纳1.3%,阿根廷1.2%,厄瓜多尔1.2%,巴拉圭1.1%,巴西1.1%,萨尔瓦多1%,莱 索托1%,海地0.9%,巴拿马0.8%,哥伦比亚0.8%,洪都拉斯0.7%,安哥拉0.6%,纳米比亚0.6%,玻利维亚0.5%。以上数字表明,中 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
    世界用吉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吉尼系数在0.2以下叫高度平等社会,在0.2到0.4之间叫低度不平等社会,在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社会。
    2005年,世界134个国家吉尼系数平均为0.40,中国为0.42,在134个国家中排名第83位,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吉尼系数均低与中国,丹麦 0.25,日本0.25,瑞典0.25,挪威0.26,芬兰0.27,德国0.28,奥地利0.29,荷兰0.31,韩国0.32,加拿大0.33,法国 0.33,比利时0.33,瑞士0.34,爱尔兰0.34,希腊0.34,西班牙0.35,澳大利亚0.35,英国0.36,意大利0.36,美国 0.41。排在中国后面的50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和南美国家。
    2007年,世界平均家庭消费占人均GDP的61%,中国这一数字为34%,约是世界水平的一半。世界通常把日生活支出1.25美元划为赤贫线,2 美元划为贫困线,2005年,中国在赤贫线及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在贫困线及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中国在世界仍属于贫穷国家!
    四、世界工资研究结论——通过对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工资制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建立科学的工资制度,其基础是确定合适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参照系是人均GDP,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最低工资一旦确定,自然就形成了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平均工资一般是最低工资的2倍。
    最低工资须每年调整,调整幅度参照GDP的增幅或消费者物价指数。法国最低工资从2001年8月的66.7元/小时调整到2009年7月的88.20元 /小时,平均每年增长4.03%。(注:法国工时从2005年6月由每月169小时调整为151.67小时。)相比之下,法国公务员的工资增长缓慢,巴黎 公务员的最低工资从2001年8月的11650元/月增长到2009年12月的13870元/月,平均每年增长2.38%。中级公务员平均总收入从 1992年1月到2009年12月,平均每年增长1.52%.
    2.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可对比性工资制度被世界多数国家改采纳,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任何人的工资都有可比性:与人均GDP比,与最低工资比, 与平均工资比。世界各国(中国除外)都为所有吃皇粮的公职人员依市场机制制定统一标准的工资制度,实行同工同酬,白领和蓝领工资差别不可过大,公务员工资 不得超过私营企业工资。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 别职工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 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所有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制度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劳动强度大和劳动环境恶劣工种的工资明显高于空调办公室里公务员的工资,如2009年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235475元/年,而工资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筑路打桩工的工资为286848元/年,公务员工资不如修路工人高。
    3.各级别公务员工资差距不超过60%——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公务员工资的职级差别很小,一般在60%左右。如2003年法国公务员平均月工资为 24600元/月,扣除各种摊派和税款,拿到手的净工资为20720元/月。高级公务员净工资24620元/月,中级公务员净工资17535元/月,普通 公务员净工资15504元/月,最高阶层工资比最低阶层工资高出59%。公务员不同行业的工资也基本平衡,如挪威,工资最高是的外交官,工资最低的是军 人,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仅高出20%。
    4.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70%——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一般不超过一倍。挪威2008年各行业工资为:石油矿业60817元/月,金融 证券55779元/月,电力 47687元/月,房地产44421元/月,国立医院41308元/月,社会个体经营41182元/月,中央政府开支的公职人员41078元/月,国立学 校职员40976元/月,交通运输40514元/月,制造业39393元/月,私营学校39294元/月,渔业38843元/月,建筑业38273/月, 批发零售37096元/月,地方公务员35272元/月,保健和社会服务34098元/月,旅馆餐饮28261元/月,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115%。瑞典 2008年各行业工资为:科研30400元/月,房地30400元/月,教育30300元/月(基础教育24400元/月,高等教育30500元/月), 建筑工业29400元/月,政府机关和军警28900元/月,金融保险27100元/月,管理服务26300元/月,文化娱乐26100元/月,医疗保健 25200元/月,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仅为21%。
    5.企业高管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世界各国由政府注资的企业高管工资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其工资标准与高级公务员基本持平。挪威2008年全 国平均工资为40047元/月,总经理和总执行官63353元/月,技术专家54847元/月,技术员46723元/月,职员33971元/月,销售等服 务人员31567元/月,贸易工人35397元/月,车间工人34824元/月,徒工30054元/月,企业老总工资仅是徒工的2倍。法国国企高管的工资 限制很严,每年财政部给企业一个工资总额,且亏损企业的工资总额不得增加,然后企业高管拿着财政部给的工资总额再与工会谈判工资,因为这一切都是透明的, 高管克扣工资可能性是零,甚至为了妥协,还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工人。法国对公用性、垄断性公司高管的工资水平直接参考公务员体系而不考虑市场因素。 国有企业是人民的,因此董事长必须是公务员,由总理任命,执行公务员工资标准。总经理由董事会招聘,工资标准由财政部确定,没有浮动部分,也不实行年薪 制。财政部的公务员不能到曾管辖过的国企任职。
    6.学历对工资影响有限——学历对工资高低影响有限,最高学历工资仅高出最低学历工资70%。如2008年,挪威各学历段平均月工资为:持初等文凭的职工 32760元/月,持中等文凭的职工38610元/月,持大学文凭的职工45630元/月,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职工56160元/月,最高学历工资与最低学 历工资比值为1.7。
    7.年龄对工资影响很小——一般年龄越大,工资越高,但这种差别并不明显。如2008年瑞典领取低工资的年龄段在18~24岁间,该年龄段的工资为 22000元/月,领取高工资的年龄段在60~64岁间,该年龄段的工资为32000元/月。高年龄段的工资仅高出低年龄段工资45%。
五、中国工资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中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工资制度,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工资,每次都没经过人民的同意悄悄涨薪,而且幅度是 GDP增幅的2倍,这在世界绝无仅有,因为公务员是人民的雇员,公务员工资必须经过人民批准才合法。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最低工资几十倍上百倍,使 人民财富大量流失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1.工资统计必须覆盖所有从业人员——国家统计局每年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工资统计覆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15%,这绝对真是“中国特色”。每年公布全国平均工资,百姓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这样统计只能误导政策制定者制定不得人心的政策。
    世界除战乱国家外,几乎都把所有从业人员纳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保姆、发廊理发员、饭馆洗菜工、服务员、自由职业者、农业季节性工人等。道理很简单,任何 劳动者都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不把他们统计进去那就是对他们的漠视,就相当于国家把他们抛弃,抛弃了衣食父母是忘本的不道德的行为。
    统计是制定政策的指针,国家统计局的工资统计必须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所有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人员的工资,这样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否则,如果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动荡,和谐社会只能是句口号,人民绝对不满意。
    2 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177元/月——我们以2008年人均GDP排名第11位的河北省作样本(人均GDP19363元)。2008年河北省最低工 资分为680元/月、620元/月、560元/月和510元/月,本报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致,取最低值,即510元/月或6120元/年,在世界 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8位,甚至有32 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中国。中国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一些地区的最低工资多年未作调整,有的地区虽然 调整了最低工资,但其增幅也大大低于公务员增薪幅度。
    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我们的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最低工资标准显然与经济发展不相称,人民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他们却没有因此受益。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50%,中国还不到10%。由于85%的从业人员的工资过低,并且多年不作调整,使中国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资本回报比重却逐年上升。最低工资过低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目前中国的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不及世界标准的一半。所以,中国工资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把最低工资调整 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566美元,即24356人民币元,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为14126元/年或 1177元/月。这是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制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不得低于国家法定最低工资。
    科学、合理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最低工资一旦确定,全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就自然形成,因为企业都倾向于用最低工资雇工。研究显示,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 倍,也就是说,中国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会在2354元/月左右波动。
    3.建立可比性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工资高低是相对的,对比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工资制度的建立必须首先确定参照系,那就是人均GDP、最 低工资和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世界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大致等于人均GDP,与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持平,是最低工资的2倍。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约是最低工资的6倍,这样对比可以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世界多 数国家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所以,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公务员工资标准应是这样的:如果按中国现在最低工资510元/月的标准,那公务员工资应为 1020元/月;如果把最低工资定在合理的1177元/月,那公务员工资应是2354元/月。如果官员们不接受前一个标准,那他们就该认真考虑考虑百姓的 工资了。
    国家要制定工资法,该法律必须体现公务员与私营企业以及公务员内部同工同酬的原则,公务员工资紧盯私营企业并不得高于私营企业。参照工业化国家的先进工资 管理经验,工资标准用工资基数确定下来,按照总理正副职、部级正副职、司级正副职、处级正副职、科级正副职、科员、办事员12级,每级10档共120个工 资级别确定工资基数,级档标准可以交叉,工资基数固定,每年根据统计局的物价指数进行微调。工资制度一定要透明,任何公民可以查验任何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在制定工资标准时,必须遵守利益回避制度,公务员给自己加薪为非法,任何工资标准的变动,必须经过人大通过方可生效。
    4.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参照公务员工资——中国政府注资企业各行业间工资差别悬殊,这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根据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报导, 在14家上市银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各为45.62万元/年、39.82万元/年和34.61万元/年,人均薪酬最少的工 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为 13.04万元/年、14.79万元/年和15.36万元/年。中国建筑、餐饮、编织等行业的工资约在1万元/年左右,中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达到了 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
    国有企业职工原则上也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因为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人民雇用一些人经营这些企业,这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性质是一样的。在国外,凡受人 民之托为人民办事的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所以,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必须参照公务员工资,不能凭藉自己的垄断地位发天价工资,变相窃取人民财富。国资委主 任李荣融说:“现在央企高管年薪定得并不高,平均薪酬也就是6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官员总认为自己的工资并不高,可这60万是普通百姓 一辈子也挣不来的呀。
    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 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了。
    社会主义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拉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没有拉出的贫富差距,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火车轨道是平行的,一条是权贵,另一条 是百姓;工资要与国际接轨必须将两条铁轨平行着一起接,不能把权贵的轨了上去,把百姓的轨留在原地,这样,中国列车就无法前进。
    现在是政府痛下决心参照国际惯例理顺工资关系的时候了,该降的降,该涨的涨,让人民满意,让人民高兴,让社会和谐,否则,人民的忍耐是有底地线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将会因此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2014年7月10日 星期四

中国工会PK美国工会

众所周知,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人的日子可没现在这样好过。那时没有工会,工人成为任资本家鱼肉和盘剥的弱势群体,资本家的幸福就这样建立在工人们的痛苦之上。当此之时,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激励着西方工人组织起了自己的工会,从而正式走上了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的路途。通过漫长的血与火的斗争,西方政府被迫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工人阶级的权益才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提升。
反观中国,这个通过工会组织工人罢工和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会,还将工会置于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因此,我们的工会成了官方的代表,它与工人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当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后,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一步步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从而让中国工人重新体会一番早期资本主义的悲惨遭遇。
作为一个机构,我们的工会还存在着。但是它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个工会了,因为工会的领导成员已经不再由工人选举,工会领导们的收入也不再来自工人缴纳的会费。显而易见,谁让他们当官,谁给他们发工资,他们自然就要听谁的。当他们的地位和收入与工人毫无瓜葛时,他们的角色和功能就从服务于工人转变为协助企业管理工人。就这样,当工人工资象蜗牛一样增长迟缓时,工会不会为工人出面;当工人们的福利待遇较差时,工会不会为工人说话;当工人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工会不会挺身而出;当工人被迫签署严重违背劳动法精神的劳动合同时,工会早就不见了踪影。
更为吊诡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名给企业减负,几乎将所有的企业曾经承担的职工重要福利予以废绝。可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为职工退休后继续发放数额不菲的退休金,为职工支付医药费不仅涵盖所有家属而且贯穿职工一生。这就产生了一种极为奇怪的对比:中国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为企业剥离所有与工人有关的负担,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却在大肆地搞“企业办社会”,这不正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背道而驰了吗?在工人的地位和待遇方面,欧美的工人奔向了天堂,中国的工人却冲向了地狱!欧美越来越像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越来越走向早期的资本主义时代。
事实上,在工会制度上,中国和欧美走向了两个极端。欧美的工会过于强势,反而让企业处处受到了强烈压制,从而严重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中国的工会成了企业的管理机构,他们走到了工人的对立面,所以中国工人才会沦落到任人欺凌和宰割的境地。
《联合早报》报道,由国际卡车司机协会主席詹姆士·霍法(James Hoffa)等工会领袖率领的美国工会代表团18日抵达上海,改变美国工会几十年来对中国工会的抵制政策。在这之前,美国工会一直拒绝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打交道,批评者称中国工会的职能是执行政府政策,并非代表工人的利益。
霍法说,美国工会代表团计划商讨有关在华美国雇主反对中国劳工法草案的议题。根据有关草案,雇主需要和工人进行更多协商,才能展开集体裁员。霍法说:“我们认为该合同法草案是好的,任何美国公司都不应该尝试削弱它的功能”霍法也说,美国工会代表团计划商讨中国独立工会领袖遭监禁的事项。
中国禁止组建独立工会,任何工会要成立都须获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批准。尽管如此,霍法认为,和拥有一亿多会员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打交道是重要的,特别是中国的出口正冲击着美国的经济。
据悉,霍法首站到达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将访问上海深水码头。此外,他还将参观联合包裹运送公司(UPS)和卡车公司YRC在上海的运作。
UPS和YRC公司是国际卡车司机协会(Teamsters)的两大工会成员,但这两家公司在中国都没有工会组织。霍法还将与在华商业主管、人权活动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进行会谈,以期全面了解中国工会和工人权益状况。
霍法此次率领的工会代表团命名为“改变取胜”(Change to Win),旨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环境下保护美国的就业。美国工会此前一直拒绝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打交道,批评者称中国工会的职能是执行政府政策,压制潜在的争端,并非代表工人的利益。
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一直批评中国违反国际劳工法,中国工人的低工资、超时工作和缺乏福利导致美国公司到中国设厂,而美国本土流失100万就业机会。
但分析人士说,美国的一些工会开始改变不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打交道的立场,转而与之接触对话,认为这是推进工人权益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中国随着出口量日益增大也需要与美国企业加深联系。
中国禁止组建独立工会,并压制未经许可的工会活动。但最近,在政府的介入下,诸如麦当劳、沃尔玛特等美国跨国公司在华企业都组建了工会组织。中国领导层认为,只要工会不对其绝对权威构成挑战,设立工会可以适度减少日益增多的劳务纠纷。

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之一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

布朗基一般指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更多含义请参阅 布朗基 。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 1805年2月1日---1881年1月1日)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传奇人物,巴黎公社议会主席。在《藉星永恒(L'eternité par les astres)》(1871)中设想多元的平行世界,构成一种不可思议的永恒。
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 ——A.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05年2月1日生于距尼斯约五十公里的小县城普格德尼(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党成员。他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于1800年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路县·奥古斯特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Sophie Brionville),生于皮卡尔迪,姿容秀丽,品德高尚。布朗基从他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对她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她六十岁时,还为她儿子和她儿子的朋友积极策划从圣米歇耳山监狱越狱;在她七十五岁那一年,她到了贝尔岛再一次帮助她儿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划越狱的事。

奥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轻时代和奥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谊;他当时赞同过奥古斯特的政治观点,可是不久之后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关系,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爱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她们同情他的革命活动;他受苦的时候,她们关怀他;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们照顾他,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时候,她们掩护他。
布朗基十三岁的时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当时他哥哥在玛珊学校①担任教师。在1818—1824年六年之间,年轻的布朗基先后在玛珊学校和查理曼中学学习。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努力对待他的学业,他的才能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哥哥阿道夫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个孩子将会震撼世界!” 十九岁的时候,布朗基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的学业。最初他在孔庞(Compans)将军家做了两年家庭教师,后来又在玛珊学校当辅导教员。1824年,他加入了烧炭党②人的秘密组织。1827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运动,曾经三次受伤,两次被刺刀刺伤,一次是11月19日在乌尔街的街垒上被子弹打伤。
①遵照拿破仑一世制订的中学教学制度,玛珊学校的高班生在查理曼中学上课。
②Garbonari,十九世纪初期在意大利组成的秘密团体,因最初在森林里烧炭场所集合,故名烧炭党。复辟王朝时代这一组织扩展到法国。它的主要目的是发扬自由主义思想和争取意大利的统一。——译者
在1828—1829年间,布朗基游历了法国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8月回到巴黎。随后,他在《地球报》做了几个月速记员。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30年7月,反对查理十世法令的浪潮刚刚掀起时,布朗基就离开了《地球报》编辑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立即“拿起了枪杆,戴起了三色帽徽”。在革命的日子里,他站在巴黎人民一边,反对查理十世的军队。渴望斗争的布朗基深信人民必将取得胜利,专制制度和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这一次会被彻底粉碎。革命的结果使他失望:专制制度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浦代替查理十世登上了宝座。 革命后不久,布朗基加入了由歌德弗尔乐·卡芬雅克(Gode-froy Gavaignac)领导的、竭力宣传共和思想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经常在“人民之友社”的集会上发言。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亨利·海涅(Herri Heine)听了他在1832年2月2日的讲演,认为是一篇“充满生命力、义正词严、对资产阶级充满愤怒”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对着一千五百个听众发表的,演说的气氛会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情况。
在七月王朝的头两年,布朗基积极参加了几次学生示威游行,1831年初,他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福尔斯监狱,三个星期以后才被释放。福尔斯监狱是布朗基所坐过的许多监狱中的第一个,他在这些监狱里度过了半生。 1832年,路易·菲力浦政府的内务部长加西米尔·彼里埃(Gasimir Périer)企图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该社领导人,并以违反出版法令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审判“人民之友社”。

1832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尔(Raspail)、托雷(Thouret),于贝(Huber)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捕。这就是1月10日到12日在塞纳省刑事法庭上公审的著名的“十五人案件”。刑事法庭宣告了其他被告无罪,而布朗基进行的辩护,却招致检察官对他以危害社会治安罪,提起公诉。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和二百法郎罚款。最初他被关在凡尔赛监狱,后来转到巴黎圣彼拉奇监狱。 然而,这些考验只能使布朗基变得更加坚强。出狱之后,他更加集中精力来宣传革命思想。同时,无论是在社会问题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他都扩大了知识,加深了认识。
在这期间,布朗基受到巴贝夫(Babeuf)的朋友邦纳罗蒂(Buonarroti)传播的“平等思想”光荣传统的影响。他也受到了学者和革命家拉斯拜尔一定的影响。在七月王朝最初的几年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31年9月巴黎人民的骚动,1831年11月里昂工人的起义,1832年6月巴黎共和人士的起义,1834年4月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义和它对法国其他城市的影响(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义和它的悲惨结局,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只能更加增强布朗基的革命信念。

1832年,布朗基和苏珊恩·阿美利·塞尔(Suzanne-Amélie Serre)结了婚。但是幸福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妨碍他的社会活动。1835年,在他的积极参加下成立了秘密团体“家族社”,它的纲领中不仅提出了政治目标,而且还提出了社会目标。 “家族社”成员在路尔西那大街一百十三号制造炸药准备起义。1836年3月由于有人告密,警察当局发现了这个组织,逮捕了它的二十四个成员,其中包括布朗基。由于他参加了所谓“炸药事件”的密谋,1836年10月23日,被判处两年监禁,二千法郎罚款。他被送进了丰特夫罗尔中央监狱(曼恩—卢瓦尔省)。
1845年时的肖像
1837年5月8日,奥尔良公爵结婚,颁布了大赦令,布朗基被释放了,但是把他送到逢土瓦兹地区受警察管制。他和他的全家定居在风景如画的瓦兹河边的让西村。在让西的这一时期是布朗基一生中最平静的时期。就是在这里,他仍然不断考虑国内大事和怎样建立人民政权。他认为成功的重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纪律严格的密谋者的核心。1837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四季社”来代替“家族社”,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有布朗基、巴尔贝斯(Barbès)①和马丁-贝纳尔(Martin-Bernard)。 ①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年)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同布朗基一起成立秘密革命社团,“家族社”和“四季社”,领导过1839年5月12日的起义。在1848年革命初期,担任“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入国民议会。在这个时期,巴尔贝斯站在临时政府方面,他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开始接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由于原则性的立场不同而发生冲突,使得巴尔贝斯越来越嫉忌布朗基的威信。——译者 1839年,布朗基认为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已到。这一年,经济危机进入了激化阶段,广大人民更趋贫困,失业现象日益增加。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下议院已经解散;内阁总理摩莱(Molé)辞职。路易·菲力浦未能组成新内阁。巴黎的人民激愤起来。

 1839年初,布朗基回到巴黎。当时,密谋者们认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君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的时机已经来临。可是缺乏武器,他们决定发动起义时,夺取军械局的武器。起义的日期定于5月12日,因为那天举行的赛马可能会转移市区警察和部分资产阶级的注意,市政厅的防卫工作将会放松。到了预定日期,五百多武装革命者聚集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在布朗基发出信号后,进占了市政厅。但他们很快就被国王的军队包围起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两天多,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巴尔贝斯受伤被捕;布朗基侥幸脱逃。但在10月14日,当他准备乘马车去瑞士时不幸被捕。在1840年1月受审时,他拒不招认,被判死刑后同巴尔贝斯一样减为无期徒刑。他被送到圣米歇耳山监狱,这监狱是法国最黑暗的监狱之一,它是矗立在岩石上的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和岩石混成一体。这座古老的修道院,从十七世纪末才成为监狱。 七个月以前,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德耳萨德(Delsade)和其他一些人曾被关进圣米歇耳山监狱。

这个监狱的管理制度是可怕的:铁镣、拷打、苦刑、狱吏的辱骂、肮脏、虱子,这一切痛苦和折磨使一些人自杀,使另一些人发疯。布朗基立刻准备越狱逃跑。 在动身去圣米歇耳山监狱之前,布朗基已经约定他的妻子迁往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居住,但她由于病魔缠身,一直不能实现这个计划。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布朗基等待着她的病愈。苏珊恩·阿美利却不幸于1841年1月31日去世,当时她不过二十六岁。这个噩耗给布朗基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承认,在好几年中,他每天都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布朗基的儿子在外婆家接受了宗教教育,这种教育使他后来反对自己的父亲。 越狱工作在布朗基母亲的参与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布朗基、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于贝准备逃走。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了失败,监狱的看管比过去更严了。 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威胁着本来就很虚弱的布朗基的健康。

1844年,布朗基被监禁在圣米歇耳山监狱四年以后,被转移到图尔监狱,不久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而其他起义者则被转移到别的监狱。当医生诊断布朗基的病已不可救药时,路易·菲力浦在1844年12月6日对他宣布特赦。但是布朗基坚决拒绝接受国王的恩赐。在他12月26日致图尔市长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中,他曾公开地作了这样的表示。他留在医院里,卧床二十个月。直到1845年10月,才能起床,并逐渐恢复健康。在图尔医院期间,许多工人和政治活动家纷纷前来探望。他又和革命人士重新取得了联系。

  1845年时的肖像

2013年7月14日 星期日

【林辉】一个发动反共暴动的北大学生的冤情

 

在1949年后的北大历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权的勇士迄今未能进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鲜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无疑让那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北大出现了一抹亮色。他们中除了林昭、黄宗奇、张锡琨等人外,还有一个叫黄立众的学生。

根据披露的资料,193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农村的黄立众,又名黄美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向大家讲述农民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况,而被开除团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黄立众继续坚持自己观点,被以“思想反动”为名开除学籍,遣送回乡。

当时的中国惨况处处可见。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大跃进”和一直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恶果就是从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全国至少3500万人被饿死。安徽是重灾区之一,而黄立众的家乡无为县也是如此。

据2012年第9期《炎黄春秋》杂志中谢贵平撰写的《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披露,当时的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荒凉。1959年,无为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的口粮不过二两,最困难时,有时连续三四天一两米都不供应,“群众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

此外,由于饥饿,身体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社员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因为缺粮少吃,社员只好找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小鸡草等野草野食充饥,实在没有办法时,只有大量喝水充饥,结果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约为27%。

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年底仅剩662,557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而三年间,无为县的人口都是负增长。

黄立众回乡时,正好赶上三年大饥荒。面对如此悲惨的景象,他深觉有责任为乡亲们做些什么。他除了认真进行实地调查,统计数据,撰写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反映情况外,还帮助农民突破当地干部和民兵的封锁,到外面寻找一条生路。

然而,上访没有结果,寻找生路又不被许可,陷入绝望和悲愤的黄立众决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

暴动尚未举行,就被中共当局发现。据说当局在逮捕黄立众等人外,还发现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蜡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所谓“罪证”。

该案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主要成员受到了严厉处罚,并将一些无辜者也牵连其中。1961年,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立众死缓,将其关押在无为监狱。在1961年至1970年坐牢期间,黄立众不改初衷,经常慷慨陈词,抨击黑暗现实。因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和立场”,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处死。

文革结束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称:“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

貌似中共认了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则元凶迄今尚未被追责,二则在西方民主国家看来,成立反对政府的组织根本谈不上“非法”和“错误”,错的正是不允许这样的组织成立而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因此,黄立众的冤情并没有得到昭雪,清白并没有归还。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确信,类似黄立众这样的冤情的出头之日,惟有等中共彻底解体那一天。

20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全红总》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纪实


李伯特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我的临时工生涯
   第二章“一场浩劫”
   第三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第四章 参加《全红总》
   第五章 《全红总》贵州分部
   第六章 粉碎邓德礼“政变”
   第七章 北京受命
    第八章 《全红总》贵州分部成都路小学会议
    第九章 首战告捷
    第十章 翻印《联合通告》
    第十一章 《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筹备组的成立
    第十二章 降服“三司”
    第十三章 《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
    第十四章 风云突变
    第十五章 《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西山会议
    第十六章 《全红总》专列
    第十七章 李炳华和廖荣花
    第十八章 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第十九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的《通告》
    第二十章 无耻的叛徒、临时合同工的败类
    第二十一章 被捕
    第二十二章 在看守所
   一 拘留
   二 审讯
   三 看守的生涯
   四 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
   五 判刑
   第二十三章 在监狱
   一 下监
   二 “未婚妻”接见
   三 记大过一次
   四 到基建队
   第二十四章 无罪释放:
   一 “你翻印《联合通告》,算不算错误?
   二 “托《全红总》的福,当然是正式的了。”
   三 “我们国家需要健全法制。
   
   前言
   
   本文是方圆先生《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纪念独立工会“全红总”成立三十周年》一文(《北京三春》杂志九七年三、四、五期连载)的补充。本文将以回忆录的方式如实地记录下这一段埋藏在心底三十年的历史。
   
   是耶?非耶?是无法无天的“造反”行为?是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工具,马前卒?还是真正的发生在中国大陆三十年前的自由工人运动?这将留待众多的中外学者和文革研究家们去评述。近几年来,在香港陆续看到不少海外学者对《全红总》的大量评述和肯定,如郑义先生、龚小夏女士、杨小凯先生、杨建利先生等等。
   
   这些学者与笔者素昧平生,除澳洲的方圆先生外,海外的确很少有人知道笔者是《全红总》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这并非是笔者以当年“造反”为耻,被“愚弄”为辱,刻意回避这一段历史,直到有人肯定了,才现身出来。事实上笔者八二年六月到香港定居,九月份,美国伯克来大学的政治系博士,中文名叫胡素姗小姐,一位纯正的金头发美国人,对笔者进行了一次专访,历时一个星期,每天五至六小时。她本来的访问思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造反派的头头发现自己在文革中身不由已,被愚弄,充当炮灰,整人,最后自己被整的悔恨心理,从而证实大陆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一场浩劫。
   
   一开头,我就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我也算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我们的组织叫《全国红色动者造反总团》,我是这个组织贵州分部的负责人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我不单被整,而且被判了十年徒刑,坐了七年牢,可是,我们从不后悔。我们不是身不由己,而是身由己,只恨力不及。我们没有被人利用,只是想去利用人,(她追问,想利用谁?我说,利用江青。)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我们确也为中国的广大工人群众争得了可见的、实在的利益,我们虽然都坐了牢,但从没有一个人后悔过。十五年来,我们都引以自豪。
   
   我以为,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一场浩劫,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就没有如此强烈地对民主的向往和追求,就没西单民主墙运动,就没有现在的改革开放。一席话,使她感到非常惊讶,由于和她预先思考的,听到的,报刊杂志看到的出入太大,她本着一个学者的本能,求知欲的驱使,叫我详细地介绍我们组织的情况。
   
   整整一个星期,在香港亚皆老街离启德机场不远的一栋花园洋房里,我向她介绍了《全红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谈了周恩来、江青两派强大的势力都想利用《全红总》,可是江青反而被《全红总》利用。最后,由于一个我们至今都不明白的阴谋——周恩来遇刺事件,和北京街头出现落款《全红总》的“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驱使了周江联手(实际上是周在政治局对江施压)提早镇压《全红总》。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的讲话中提到,她说,我太幼稚了,被一些坏头头所利用。算是检讨,也是总结了她与《全红总》的恩恩怨怨。《全红总》的负责人们都明白,我们的真正对手是周恩来而非刘少奇,而刘少奇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靶子。稍有常识的人也明白,工会,劳动部门,所谓临时合 工制度,这都是国务院的权辖范围,正如别人把周恩来遇刺事件和“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栽脏《全红总》一样,《全红总》的负责人们一开始就确定了把临时合同工制度、工会、劳动部的这些《全红总》首先要冲击的制度和机构集中到死老虎刘少奇身上,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突破口。我可以肯定地说,《全红总》的负责人决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在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就提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我与胡素姗小姐的一个星期的谈话结束时,她感慨地说,你的介绍使我感到新奇,我开始重新思考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从你们的经历看,不象是跟着毛泽东造走资派的反,倒象是我们西方所说的“自由工人运动”。这问题,还尚未完全考虑成熟。不过,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相信目前在你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很难有人认同。比如,我这次到香港准备采访一些大陆人士,香港大学,我的资助机构,就对我提出劝告,只能以大陆官方报刊杂志书籍公开发表的东西为准,如要民间采访,他们不予资助。所以,这间小房,都是我自己出钱租借的。另外,你可能不知道,按我们的规定,我将付给被采访者每小时谈话十六元港币的酬金,听了你的谈话,我觉得,我付给你钱,对你是一种侮辱,但我应该向你说清楚。最后,她征求我的意见,我们的谈话能否发表?我告诉她,我要随时进出中国大陆,立志从事大陆的民主运动,因此,不能发表,不能公开我的身份,但可以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想不到,事隔十五年,倒是我自己食言,公开发表。但愿四这篇文章胡素姗小姐能看到,唤起十五年前的回忆。
   
   除此之外,一九八六年初,我向当时中国民联的主席王炳章先生汇报筹组中国民联贵州分部的工作时,也简介过自己的经历,谈过自己在文革中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的负责人。当时,海外不少民运人士正在互相指责,谁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是乎以此为耻。有人还指责王炳章也参加过造反派。一九八九年三月,当中国民联重庆支部被重庆当局镇压事件公开见报后,当时以胡平主席为首的中国民联总部尚不了解详情,因为上任主席王炳章及副主席柯立思未移交此份档案。我接总部监委主任薛伟(当时叫黄世忠)的通知,叫我向总部汇报中国民联重庆支部从成立到被破获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在汇报中,我也简介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全红总》贵州分部及西南区总指挥部负责人。这篇汇报材料想来胡平先生,于大海先生和薛伟先生都已看过,应该有所记忆。
   
   现在,既然方圆先生,即是当时《全红总》总部的五人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周牧先生在其介绍《全红总》的文章中已将我在《全红总》的身份公开出来,作为《全红总》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领导者之一,我有必要,有责任将我曾经热爱过,为之奋斗过和贡献出青春的这一组织的真实历史公诸于世,以供自由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和海外学者研究。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许对目前正在从事中国的民主运动和自由工人运动的精英们,能有所借鉴。
   
   第一章 我的临时工生涯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与《全红总》的创建者、领导者方圆(原名郑天赐)自幼相识,因为父辈是世交,都是国军的高级将领。但我们并非是共产党的天生反对者,血管里也并没有从生下来就流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血液。我们勤奋读书,自幼就想把自己的一生和才智贡献给祖国,让祖国繁荣富强。但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天生弱点,家庭出身不好,都有意识地放弃“文史哲”而主攻“数理化”。也许,这也叫做自觉地“退避三舍”吧。
   
   1963年,我在贵阳七中高中毕业,当时正值62年所谓的“蒋匪窜犯大陆”,全国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路线,唯成份论的思想主导一切,高教部内部有通知,对于黑五类的子弟,“准考不准取”。此条路线贯彻到66年文革开始,又被那些高干子弟,首都红卫兵“一司”“二司”及“联动”的革命小将们发扬光大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的高考成绩,六科平均是81.4分,全校第二名,得到的却是不录取通知书。第一名沈利晖,我的同窗同桌好友,82分,录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系,第三名劳远英,74分,四川大学,第四名,魏美铭(女),70分,不录取,其父是国民党八十九军副军长兼三二八师师长,系郑天赐(方圆)父亲旧部,当时寄住郑天赐(方圆)家中。倒数第一名伍衡德,34分,贵州农学院,父母都是共产党员。
   
   其实,我报考的不过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建筑系而已。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只是我的物理老师高言赢一定要我填的,我是连续五年的物理科代表,物理科成绩最为优秀。读北大、清华,这些名校,可是我们这些黑崽子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养成了与人无争的自卑感,对那些家庭出身好,尤其是共产党员的子弟,心里总让着几分。我总认为,搞建筑,真正地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共产党总该放心我吧。当我接到不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哭了,我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一次打击。我的物理老师高言赢,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也陪着我哭了:“我手下的物理科代表,没有一个不考上重点大学的,想不到,他们连一个普通大学都不让你读。”
   
   他的哭,除了同情我之外,也许是自身有感而发。那年代,阶级路线的贯彻已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他是地主出身,外表冷漠,自视清高,与人无争,但教书却是一流。教我们政治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名叫沈慈恩,共产党员,同样是清高冷漠,这两个看来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人,不知怎么搞的,恋爱了,他们深深地爱着对方,那年头,谈恋爱也得看家庭出身。沈慈恩因为是党员,先向学校党总支申请要与高言赢结婚,党组织对她发出警告,要她站稳阶级立场,与高言赢断绝关系,否则要受到党纪处分。沈慈恩不听警告,一再申请,党组织决不批准。最后,沈慈恩写出了退党申请,党组织给予了她开除党籍的答复。她并不悲伤,因为得到了自由,可以和高言赢登记结婚了。
[下一页]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4)


二十五日晚八时许,毛胜年和我参加李再含主持的这个会议。在会议上,我介绍了“全红总”在北京获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贵州省委 立即承认贵州分部。会议还讨论了是否承认刚成立的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的问题。最後会议作出决议,先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以後再决定是否承认“工人纠察队”(事後第三天也承认了“工纠”)。当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陈朴如(分管工交口) 和张一樵(贵阳市长)在我拟的报告上签字正式承认贵州分部。
   二十七日(周一),我们按省委给的地址在贵阳市总工会找到了官方的“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具公函给我们刊刻了公章印信,拨出贵阳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我们使用,并决定给我们一笔专用活动经费,金额是每天可以实报实销人民币二千五百元,成为贵州省专用经费报销额最高的群众组织。
   当天(二十七日),我们召开贵州分部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党员)为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当天我向北京的“全红总”全国总部发了电报,当天夜间收到了全国总部罗运泉、廖阁夫署名的贺电。
   这样,继“全红总”全国总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後,“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分部--贵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第三章 封闭劳动部,进驻全国总工会和江青接见
   
   静坐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国总部两次来电催我北上。十二月一日我把公章印信交给李伯特和杨爽秋共同保管,并确立财务开支制度後,乘坐当天六六六次串连专车,和毛胜年一道以贵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达北京。
   这时,“全红总”正在全国总工会八楼进行预计为期十天的第二次静坐。这次静坐有各地临时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总”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印信和拨给活动经费。
   我和毛胜年一到北京,罗运泉和廖阁夫就把他们拟的“全红总”宣言草稿交给我,要我根据《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内容修改补充。经过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奋战,“全红总”宣言终於定稿付印,并於次日正式发表。
   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团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场讲了话。紧接着,“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一场为临时合同工,同时也为正式工争取权益的声势浩大的风暴席卷了全中国。
   十二月六日,全总马纯古和劳动部党组负责人联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关於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请中共中央重视“全红总”所领导的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造反问题,指出临时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严重性。在当时的中央工交口会议上,李富春向周恩来作了关於“全红总”的汇报。周恩来表示应予正确疏导。
   十二月八日,全总经过李富春批准,终於正式为“全红总”刊刻了公章,办理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达成“会谈记要”,表示支持“全红总”的革命行动,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临时合同工,并决定和“全红总”确定再次会谈研究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红总”原来预计静坐十天,而实际静坐了八天就取得了胜利。
   十二月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协商筹备与全总、劳动部会谈具体方案。会上,罗运泉提出成立会议筹备组专司会议筹备事宜。但任总指挥的杜某某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原来一个秘书处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他架空,现在再成立一个会议筹备组将置他於何地?但他的意见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被否决。当时,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辞职并退出“全红总”。
   杜某某退出“全红总”後即和一批复员退伍军人组织了“红旗军”,以後也遭到中共镇压和取缔,这是後话。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红总”不得不立即进行改组,这是“全红总”的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把原秘书处改称为“五人小组”(对外称秘书组),宣布一切权力归“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由王振海、我、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组成。分工是王振海负责北京分团,我负责理论和日常事务的处理,罗运泉、廖阁夫专司对上联络,郝维奇负责对其它群众组织的联络和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分支组织的组建。
   此外,任命了毛胜年任组织兼内务组长,杨政任保卫组长,唐静(女)任宣传组长,韩琳(女)任联络组长,张德明任接待组长,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团团长。
   最後通牒
   从十二月十日开始,我除了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外,每天晚上都要草拟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复一些重要的电报和信件。电报多是各地分团的请示报告,而信件则多为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解雇、受剥削、受压迫的严重情况。当时各地投诉的信件每天多达二千来封,我的秘书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头胀脑。但从这些信件和各地分团的来电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临时合同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发生多起被解雇後的工人自杀事件。
   罗运泉、廖阁夫天天去找全总和劳动部的王志杰,郗占元、李正亭等人,希望他们早日与我们会谈,通过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但一碰这些具体问题,这几位部长、书记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确定会谈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个人拆阅分类。那时的信件每天已经不是几千封的问题了,而是几大麻袋。但内容都是相似的,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再次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责成罗、廖二人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作最後交涉,要求他们在二十三日前确定三方会谈日期。罗、廖二人结束会议後立即赶到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向他们提出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订於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我们松了一口气,分头作好会谈资料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劳动部来电话通知会谈延期至次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劳动部又来电话将会谈延期到次日。
   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总部委员的愤怒,当时,“全红总”已由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搬迁至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因为总部要员已达八十余人,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楼已住不下了。因此,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全红总”召开了总部会议,并作出一致决议:如果明天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闭,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表达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的决心和力量。
   
   占领劳动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於紧急待命状态,动员人数不得少於五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杨政带领,专门准备主持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其中,我负责拟定王振海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的发言,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後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杨政负责组织三百人左右的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力争行动中不伤一人,不毁一物。另一部分由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准备迎接大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
   (一)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二)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三)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动到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罗运泉、廖阁夫带着绝望和无奈的口气打回电话: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竟然又把决定在二十五日召开的三方会议推延了,而且这次是无限期的推延。他们说,劳动部和全总的负责人说元旦将近,过了新年再说吧。
   我把电话放下後,立即通知总部委员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我拔通了王振海的电话,要他在下午两点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两点正准时集合,进行动员,天始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着数辆宣传车,准时而有秩序地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分团当天可能来了五至六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两点正,王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讲话,布置了今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工合同工和上访者,串连学生闻讯赶到天安门广场,加上围观的群众,人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终於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讲话结束後,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本来的安排是我和王振海乘坐宣传车带领大队向劳动部行进,杨政率领纠察队的三百余人乘坐几辆北京分团借来的大客车先到劳动部向工作人员说明封闭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争取得到理解和配合,避免大队到来时发生误会和冲突。但是我担心杨政脾气不好,就随杨政率纠察队先行到达劳动部,经过我们的解释和说明,工作人员也乐於回家,所以纠察队的三百余人在劳动部的造反组织的配合和带领下,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并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测出现。
   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点左右,我和王振海等总部委员们正在劳动部二楼会客室休息,几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进入会客室。他们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我。那几位纠察队员颇为紧张,担心军方干预我们的行动,或直接来逮捕我和王振海。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来几十位纠察队员把大门封住。这两位军人看着他们惊疑满面、准备拼命的样子笑起来了,连声说:“请不要误会,请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感谢中央文革!感谢江青首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一时间,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落,这两位军人和王振海与我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真是否忙得不亦乐乎。这也是这次封闭行动第一次出现拥毛拥江拥中央文革的口号。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把我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你必须从现在起保密,绝对保密!希望你把总部人员的档案交给我们,便於中央审查和决定参加接见的人员,现在就走,好吗?”我把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总部委员在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集合,不得有误,其中包括他自己。我告诉他,把劳动部现场交给纠察队看管即可,快快休息一下赶回总部。说後乘坐邵一海等二人开来的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西什库,把所有总部委员的档案副本交给邵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