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德国拜耳工人一席谈
三, 02/02/2011 - 03:14 — wkf
作者：张平山
2010年10月13日，天气晴朗。我们从科隆出发，驱车前往位于莱茵河东岸的城镇莱沃库森（leverkusen）——世界著名的三大化工企业之一，也是德国三大产业支柱之一，医药化工巨头拜耳集团总部所在地[1]。当地的主要产业就是汽车和医药化工。我们要拜访的从事劳工服务的“相互作用”团体就在此地。几位工人被邀来为我们介绍自己的境况。不过，这里且从拜耳与环保谈起吧。
拜耳的环保与污染备忘录
先说说科隆。科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高楼不多，住宅楼大抵在五六层以下，样式和颜色搭配都很和谐美观。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总有鲜花，墙上常有藤萝等攀援植物。自然与文明似乎融合无间，相得益彰。私家小汽车虽然和在中国城市里一样多得难以找到停车位，但也有越来越多支持环保的人士改以单车（即自行车）代步。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空气是清新的，这样的空气在中国一般的大中城市里已经享受不到了。这跟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污染工业的大量外移有关。一位来访者说：以前看到欧洲城市的照片，以为只是摄影家或旅行者在少数漂亮地方选景拍摄的，来了才知道，原来这里的景观处处宜人，就连店铺的招牌和广告也颇有些品位，不像大陆那样普遍带着粗俗或暴发户式的张扬。莱沃库森也是如此：处处都是可以入画的景致，不论是自然风光、住宅区、小公园还是临街店面。如果你到拜耳的网页上看看，会发现“环保”名列它的四大目标之首。拜耳在美国的分公司曾被美国化学理事会（ACC）授予2002年度大公司责任关怀领导奖，以表彰其对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再对照这里的小区环境，兴许你会忍不住伸出大拇指赞叹道：“这真是个恪守‘企业社会责任’、奉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标兵企业’啊！”
不过且慢……先听听知情的德国人士的介绍吧：
拜耳公司的前身是一家染料企业，1863年创办于今天德国乌珀塔尔市的巴门（Barmen），1891年在莱沃库森买地建厂，1912年将总部迁移到莱沃库森。这里早年是个渔村，拜耳公司建厂之后，才开始发展为小城镇。初期扩建时，拜耳公司曾经在农民的土地施放毒物，污染了土地，当地农民没法耕种务农，只好到拜耳的工厂上班。生产过程中，有毒废料未经处理就弃置堆放在周边，在这片土地上建房入住的人，有的因而中毒死去。至今城里仍有部份土地没有用来建房，因为地下埋着拜耳工厂的有毒废料。遭殃的不只土壤，还有水源。为此，市政府只好把地下水抽到远离莱茵河的地方，以防有化工原料污染过的地下水流入河里。
经过如此这般的“原始积累”之后，大老板是否“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回馈社会”了呢？不妨抄录几则消息，权且称为“拜耳的环保备忘录”吧：
1970年代，拜耳控股的位于墨西哥的某工厂造成了附近城镇严重的铬酸盐污染。废料被弃置在工厂四周；街上的坑洞用铬块任意填补。污染物还进入水源。结果，儿童开始身体酸痛，当地有人因此死亡，还有人因铬中毒引起皮肤反应。后来该厂被墨西哥卫生部门关闭。包括员工和居民在内的受害者，还有一些肺癌的病例，无望得到赔偿。[2]
1986年11月26日，拜耳公司的甲醇流入莱茵河，造成河水污染。
1997年5月，拜耳公司被美国环保署宣布为最严重的污染者。
1993年，拜耳规划在台中县设厂，生产剧毒的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尽管台湾政府给予大量优惠条件，但民众和环保团体忧虑工厂排放光气或其它有毒物质外泄的危险，群起杯葛，要诉诸公投。环保团体质疑拜耳生产TDI而非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是在转移落后产业，因为发达国家正大力提倡以MDI替代高毒的TDI。尽管拜耳信誓旦旦保证工厂的环保与安全生产措施，但言犹在耳，德国本土的拜耳化工厂却发生了一起二胺基甲笨外泄事件。1998年，拜耳被迫从台湾撤资，转而在美国、中国大陆设厂并大打环保牌，诸如举办“拜耳青年环境特使”活动云云。
……
拜耳现状——外判•分流•裁员
在“相互作用”机构里，最先为我们做介绍的是拜耳的工人X。
1976年X在拜耳公司上班时，员工总共有5万名，现在老公司里只剩下1万人了。工厂主要从事医药和特殊材料的生产。从1995年开始，一些车间和产品陆续被卖掉。在拜耳公司原址上，目前已有了50家公司。原属拜耳的化学工业如今已卖给一家叫“旺盛”的公司，有4千工人。该公司现已独立上市，与拜耳脱离关系了。拜耳的其它一些工厂也都卖给别的公司。包括物流在内的所有后勤工作则外包给服务公司。拜耳曾有自己的印刷公司，后来负责印刷公司的老板把公司接收了自己干。能源部份单独成立的公司有2000名员工，拜耳持有50%股份。拜耳在物流公司也有股份。还有原来由拜耳自己生产的产品也陆续分流给其它公司。
150年前，拜耳从事化工行业时，就是由染料起家的。由于生产成本昂贵，所以生产染料的公司被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这样一个公司。现在这个公司里劳资之间一直在斗争。“相互作用”的成立与这个斗争密切相关。
跟汽车行业相比，这里的外籍人员比例较小，仅占5%（其中不包括来自东欧、东德的工人，因为他们很快拿到了德国籍）。
莱沃库森这座城市共有16.2万人口，其中1.8万人（11%）为移民背景，大多数来自土耳其。但是早先，前南斯拉夫移民比例曾是最高的，达到25%，因为拜耳一直在东欧国家招工，此外是土耳其（占22%）、意大利、希腊、波兰人。本市的失业率为10%（在全德国，有100万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打工者）。市内有个难民服务中心。至于他们这个机构，则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来源。
土耳其裔工人L的介绍
L在拜耳属下的德司达公司（DyStar）[3]干了23年。2009年公司宣布经营不善破产，他被解雇。一家新公司接收了德司达。接下来的10个月，全体员工拿原工资的80%，新公司声称会帮被解雇的工人找工作，还做了种种承诺，比如说公司的情况会好起来，工人可以回到工作岗位，等等。L选择了呆在这个新公司，继续工作和加班。尽管公司宣称没有清偿能力而破产了，但加班从没有停止。L现在承认，当时选择呆在新公司是错的。他后悔，当初本应该跟其他工友一道和新公司对簿公堂。3个月后，新公司召集这些留职的工人，说他们可以回厂工作，但不再是正式工，而是临时工了；工资水平降低（L的工资比原先少250元），养老金等福利也都没有。合同签到年底，之后能否续约也是未知数。说到这里，他再次表示，后悔没有当初和其他工人一起去告公司。当时全体员工96人，有56人选择留在新公司，其中八九个有长期合同，L和其他人都是临时合同。公司也没有通知这28人能否续约，职代会亦无回应。其余40名工人对公司提起诉讼。这些经过斗争的工人，待遇都恢复到原来水平。
当时在做选择之前，他曾向工会咨询。工会说：“你们还是签字吧，这样比较好”；“现在公司的效益不佳，你们就离开公司吧。”职代会的表态也是一样，总之是劝诱他们签字离职。这些外籍工人第一次听说公司“经营不善”，对这个陌生的词搞不懂什么意思，听工会和职代会的人这么说，便相信这个错误的意见。到了签字之后，工人才得到消息，知道公司一早打定了主意要裁员，并且特地选了一些人解雇，这跟经济危机没有关系。他有23年工龄，但有的在公司才做了3年的人都保住了工作。今年底合同到期之后，不管能不能续约，他都下定决心要把公司告上法庭，争取得到原先的工资水平和福利保障。
这里，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做一点补充介绍。
德司达（DyStar）是全球最大的染料、纺织助剂及相关服务的供货商，原先有三家大股东——拜耳、郝斯特和巴斯夫，2004年为美国投资公司Platinum Equity收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司达德国公司因“流动性不足”于2009年9月28日申请破产保护，11月底宣布遣散属下的法兰克福、莱沃库森等地工厂的员工。2010年2月新加坡KIRI公司收购其美国之外的全球业务，4月起“德司达的盈利能力已经恢复，全球业务逐渐步入正轨”。新加坡KIRI公司是印度KIRI染料公司为收购德司达而专门成立的控股公司，而中国的浙江龙盛公司持有印度KIRI公司7.46%的股份。据业内报导称：收购德司达“真正的幕后导演或是浙江龙盛”。
土耳其裔工人L和S
土耳其裔工人S的介绍
S也是土耳其裔工人，在T公司做了13年（该公司与拜耳无关）。他讲述的经历和L很相似。全厂有600名员工（现在是500名）。后来公司说经营状况不佳，要破产，解雇3个车间里的140名工人。其中42人不接受公司的条件，不签离职书（因此仍是公司员工，虽然被公司“自动解雇”了）。作为生产线上的员工，在公司宣称破产之前，他们一直在整夜加班，因此每天都能感觉到，公司事实上收到很多订单，解雇是资方降低用工成本的阴谋。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对资方提起诉讼。小组里各种国籍的工人都有：土耳其人、德国人、斯里兰卡、波兰人，等等。他们搞游行示威，利用媒体扩大影响。大家每两周在科隆聚会一次，彼此团结，相互支持。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必定会得到胜利。从今年（2010年）4月开始，工人陆续复职。小组斗争了一年之后，42人终于全部复职，也恢复了原来的工资。这场斗争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依靠工会和职代会。工人当中，有的有孩子，有的买了房子要还贷。大家都害怕失去工作，但都团结并坚持斗争下去。斗争期间，他们没有工资，靠失业金过活。复职后他们拿到欠薪，把失业金还给劳动局了。
S谈到早先公司解雇他的详情。当时他（还有他的邻居）卧病在家休息，收到公司的通知，叫他不用上班了。职代会和他的师傅给他打电话叫他去公司，说有要紧事。他答说自己生病，不能去。他们就说：那我们去你家找你吧。S说，他从来没有受到如此这般的重视。最后一个电话是公司人事部门打给他的，要他来公司。他问是什么事。人事部门表示要跟他谈。他打电话叫上工友一起去公司，人事部门接待了他，要他签一份合同，同时假惺惺表示同情，要他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必须签字。他反问道：“为什么要签字？”这份厚达13页的合同的实质内容是：同意解除原来的劳动合同。合同上全是法律术语，S看不懂，于是要求公司给他一份复印件：“我要征求一下律师的意见，他让签的话我就签。”说完这句话，他发现对方的脸色变了，显得很紧张，但还是复印了一份给他。离开时，他听到人事部的人在背后说：“你是个傻子！”他回敬道：“我会告诉你到底谁是傻子。”
出来后，他对等在门口的同事说：“现在我去找律师。我们拿到的是不公平的合同。我会告到德国政府去，政府不帮忙的话，就告到欧盟……如果你们愿意跟我走这条路，就一起走。不愿意的话我就一个人去。我们可是在民主社会……”
他把两份文件交给律师：一份是公司解除合同的通知，另一份是通知他不用上班。律师看了之后，笑说：你胜诉的概率只有30%。一同前去的5名工友决定团结起来跟公司抗争。他们还需要更多同事的团结和支持。可惜最后只有42人团结起来。他们搞过13次游行示威，每次工人们都带上家人，主要在莱沃库森，两次在杜尔塞多夫。这42人团结起来真是不容易啊。晚上，常有工友打电话给他，边讲边哭：“我们能赢吗？”他常常鼓励和安慰对方。现在，他们都赢了。
讲到游行，S说，以前自己上班时，看到有人游行，心里会想：“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去游行。”到了自己遇上这样的事，他才想到自己也可以这么做：“游行是个好办法啊。”在德国，游行的权利是有法律保障的。
报纸对T公司42名工人游行示威的报导
他们的行动，得到一些组织的支持。
据介绍，德国的裁员需考虑人道因素，如果你有家庭、有孩子，或者孩子较多，都可计分，达到74分以上就比较安全。这42名工人多在75分以上。如果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裁员的话，工人去告资方，通常不会胜诉。2008年经济危机后，德国很多企业都以此为由申请破产裁员。但S和工友们从不相信公司经营不善的托词。因为公司只裁车间员工，很少裁文职管理人员。他们的官司是30年来唯一打赢的一场官司。最初他们要打集体官司，但德国法律只许以个人名义提起这类诉讼，所以后来分成42个单独的案件。不管谁的案件开庭，其它工友都去支持，每次都一起出现在法庭上，连法官也被感动了，对他们表示同情。至于工人胜诉的原因，很难回答。法官的决定有可能受到舆论、工友团结等等的压力和影响。
复职之前，S不是职代会成员。复职后，他和另一个参与过抗争的工人加入职代会。职代会里共有11名成员，另有5人和他们站在了一起。因此现在的职代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的职代会只代表资方，并不站在工人立场上，从未给工人办过事。工人遇到问题找他们，职代会总是说：有工资就不错了，回去工作吧。在他们抗争之前，职代会没有给工人以信息或其它方面的支持，给工人的答复是“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年S的计划是要求公司取消派遣工制度：“我们需要劳务派遣工跟我们享有同样待遇”。公司里有21个劳务派遣工。这种做法已有15年的历史了。派遣工通常都在正式工渡假时派上用场，工人渡假结束时，派遣工就少一些。前十年，派遣工和公司直接签合同，近五年则是和中介公司签合同。
在这次斗争后，他还加入了工会。在他工作的13年间，只交过三个月会费，就退出了。
L和S的两个案例令我们这些来访者大感兴趣。一方面，他们是两个普通的底层工人，而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在德国之行中多接触到底层的、一线的工人，更具体地了解德国工人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的困境。另一方面，不管国情怎样不同，这类案例对中国劳工服务者来说也是接触甚多，而易于引起共鸣的。大家一致认为，虽然S看起来觉悟更高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资方的不信任，并团结其它工友一起对抗资方，但L的斗争性和坚定性更不可小视。因为S从自己受骗的经历中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资方的欺诈，理解工人斗争的重要，从而在觉悟上产生一个飞跃。
“相互作用”计划
关于这个机构。德方提供的资料中介绍道：
“‘相互作用’莱沃库森俱乐部”这个计划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互相碰面、交流和合作统筹的机会。“相互作用”为以下的人士提供碰面的机会：
• 失业者和被边缘化的人
• 正规的从业人员
• 工作不稳定和没有受到保障的从业人员
Y为我们介绍道，为了成立这个团体，他们准备了三四年。在德国，成立组织不用到政府登记注册。不过，1年前他们在法院做了登记，这样在接受捐赠之类的事情上有一些便利。
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为了避免学校那种填鸭式教育。他们支持其它自发成立的小组织。参与到这里来的个体与组织都必须有自己的主张，不能盲从他人的想法，并且要把小组发现的问题公开化、社会化。一项重要原则是：让他们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的，不能让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完全依靠这个组织。核心思想包括：1、你可从中得到帮助，同时也付出你的贡献；2、谁有好主意，大家一起商量来实现；3、最重要的就是空间，不只是地点和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想象的空间。在这里，要找到一个大家可以聚会和分享的地方，并不容易。
失业是当今德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失业者是他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机构里事实上有两个组织，一个为失业者提供咨询。负责咨询的有2人，其中1个就是失业者，另1个是长期工作人员，本来在教会做，退休后教会取消了这个职位，他就来了这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事情还没什么人来做。政府机构只管法律解释，教会机构会去分析案例，但直接帮助受害者及提供咨询的，就只有他们这类机构了（机构可以此为由向政府申请拨款）。机构里的另一个组织从事“共同购买”，即以批发价买进食品一起分享，以减轻生活费用。机构还为失业者提供早餐。如果失业者跟劳动局的交涉出了问题，机构就陪同他们去劳动局解决问题。游览当地时，我们路过小区里为失业者服务的救济机构，其服务项目之一是到超市里廉价采购过期或即将过期、但仍能食用的食品，提供给贫困的失业者。
机构的场地后面有三个停车位，可供失业者搞自行车修车厂之类。
他们也为在职但感到没有保障的工人提供咨询，比如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外籍工人。这些人来德国多年也得不到保障。他们通常只能找服务员之类的边缘工作。这方面他们和威尔第（Ver.di）工会合作，为无证件人士提供援助。Ver.di是服务业工会，但得不到很多工会支持。所以还需要通过其它的行业工会向工会发出一些信号。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人际关系网络，网罗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以便给一些负债累累的人提供各种咨询等。某些案例的情况很复杂，他们无法提供帮助，就可以转送到较易为当事人信任的地方，比如律师那里。
职代会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机构的作用就包括批评职代会。拜耳公司特别大，职代会不能事事处理。他们便成立小组，搞些游戏什么的，算是丰富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吧。工人有一些问题没法在工作中谈，只能在工作后到这里一起谈。
Y说，对职代会，他们是很不满意的，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专制机构，对工人来说起不到作用。工会同样倾向于资方。Y对他所接触到的工会的工作方式都不满意，同时他又认为这两者都很重要。他本人是工会成员，但认为自己对工会没有发言权，倒是想谈一谈职代会。他说，职代会的变化要从内部产生，也就是必须到职代会内部去做工作。就像波鸿欧宝汽车厂工会内的反对派（GOG，“反击无极限”组织）一样，他属于职代会里的反对派小组，他不想成为站在一旁的抱怨者。
工人如果对工会、职代会不满，能够怎么做呢？当然，理论上，工人有选举工会干部的权利，因此假如不满，工人在选举时会有所举动。但大家并不清楚在选举时该怎么做，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参加选举的人，而是在于不去参加选举的人。也就是说，半数工人对选举不感兴趣，不去投票。很明显，这是大家对工会、职代会这些机构本身没有信心的缘故。
在拜耳，只有20～25%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而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工会有权进行劳资谈判。所以，尽管很多工人对工会不满，但仍然留在工会里。
拜耳工人Z的介绍
Z也是土耳其裔，在德国已经生活了36年。明年9月，他在拜耳的工龄就达到30年了。他受雇于德司达（Dystar）公司的化工部，曾是职代会成员，也是工会信任人，加入过化工业工会，但现在已成了反对派。Z给我们谈起10月前拜耳工人的斗争。他的手头有一个大资料夹，全是有关这起斗争的资料。当时公司提出与21名工人解除合同，条件是6个月停职留薪（等于放6个月的有薪假），之后不用来上班，资方给补偿。但这些都成了空口承诺，就在他们应得到补偿的前两天，公司宣布经营不善破产。Z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主动联系其它 20个工人，尽管不认识他们（因为工厂太大，他们也不住在莱沃库森）。他也联系了“相互作用”组织，尽管并未奢望能得到多大帮助。
“相互作用”组织鼓励他们斗争，愿意并切实提供了许多帮助，例如解决会面地点，到宗教机构咨询，与工会、职代会通话（这两者没有给予21名工人任何帮助），与媒体建立联系以便及时把他们的斗争情况诉诸舆论等。他们建议工人们组织一次示威，让当地居民和拜耳区的工人都知道这件事。的确，再没有其它组织帮助这21名工人，连老天在内——游行示威定在11月份，那天的天气实在很恶劣。他们就大打广告，对媒体说会有数千人参加示威。媒体来了以后才发现只有几百人。那天前来采访的媒体很多，包括德国、土耳其等国的大媒体都来了。消息播出的当天，土耳其裔工人的很多亲朋好友打电话来，说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了。
几个月后，公司换了个名字继续经营（这说明并非“经营不善”）。其余的工人在“相互作用”组织的帮助下到法院控告新公司。上个月（即9月份），法院告知Z，说他的案件已胜诉，可以复职。部分工人收到了赔偿金。有的工人拒绝公司的补偿，要求复职，今天也收到了复职通知。另有3人的诉讼尚未完结。
三个工人的案例都是关乎反解雇斗争的。可以说，这反映了德国以至欧洲多数发达国家工人们普遍面对的问题。莫非身处世界500强前列的拜耳集团缺乏“核心技术”或“自己的品牌”，没有大搞“产业升级”，以致于无力为工人提供较好较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工资福利？笑话！身为化工和制药行业巨头的拜耳拥有18万项专利，6万多项注册商标。在战后的大繁荣终告结束，资本主义再次深陷危机泥潭之后，资产阶级力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资本积累的障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于是起而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和社民主义，并席卷全球。裁员、减薪、消减福利才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普世价值。昔日的劳资调和机构越来越狰狞地暴露出它们作为资方走狗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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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拜耳公司在大陆译名为“拜耳”，莱沃库森译为“勒沃库森”。
[2] 珍•艾弗思《公害大输出》（台湾，人间出版社1987年版，p56）
[3] 又译“戴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