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工支援波兰团结工会往事回忆

 

周启博 译
译注：2005年8月14日是波兰团结工会诞生25周年。美国劳联产联教师工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FL-CIO)季刊 “美国教育者” (American Educator) 2005年夏季号刊出美国自由之屋(Freedom House)研究主任 阿奇·帕丁顿(Arch Puddington)著作片断以为纪念。该文记述劳联产联前主席兰恩· 科克兰 (Lane Kirkland)对团结工会的支援。帕丁顿先生惠予我版权许可， 将该文翻译刊布于此。

“六四”屠杀之后，苏联和东欧的共党政权相继垮台。海外华文出版物上有人据此时间顺序称我们中国人的抗争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改革，我以为这样说是自视偏高了。1956年中国人还在向毛泽东山呼万岁时，以波兹南事件发端的波兰人民抗争就迫使波共更换了中央头目。1984年邓小平略作改革姿态，中国知识分子就感激莫名，北京学生游行还专门向邓致敬，这时波兰的独立团结工会已经和波共分庭抗礼了数年。中波两国历史都铭记着1989年6月4日。 在中国是因为这一天中共的子弹敉平了改革民主运动， 在波兰是因为这一天是波共和反对派协议的选举日，压倒多数的选票把波共赶下了台。以波兰非暴力反对运动的胜利，对照中国社会进步的艰难步履， 应该看到的是波兰知识分子和民众之总体觉悟，非暴力抗争起步之早和范围之广，都超过中国。 波兰民众在1980年代用团结工会替换了统一工人党(波共)， 1990年代以后又用新起政党替换了团结工会，执政党由选民决定弃取，拒绝打下江山就永远坐江山的封建信条，显示了公民社会的成熟。同时不应忽略的是， 波共领导人物如雅鲁泽尔斯基， 比中共首领如邓小平总还多了一点人性，“杀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稳定”的事，他终究下不了手。
“自助而后人助”， 美国工会和西欧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看到了波兰民众改革社会的意愿，所以伸出援手。 相形之下，中国民众变更极权体制的意愿， 也就是“自助”的程度，还欠一些火候。
1980年8月14日，在波兰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格但斯克(Gdansk,)的列宁造船厂，工人罢工反对这个国有企业的领导层。 事情的导火线是共产党当局宣布大幅度提高主要食品价格，以及解雇几个甚孚众望的工人。但罢工的实际目标指向共产主义本身：共产体制对人民无所不在的控制， 部分机关徇私腐败的痼疾，政府与波兰宿敌俄国的结盟，当局的无神论政策， 官方媒体的谎言，归根结底，是反对波共当局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剥夺劳工的基本权利，
最先领悟到这次初起的罢工意义重大的人当中，有兰恩·科克兰 （Lane Kirkeland），美国劳工组织劳联产联（AFL-CIO）的主席。 罢工先从格但斯克向其他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蔓延， 然后扩展到钢厂，拖拉机厂和纺织企业。科克兰注意到罢工组织性高，策略巧妙，参加的工人很有纪律。 过去波兰工人只会用不分青红皂白的抗议和骚乱发泄愤怒，这次却能在社区中争取广泛支持，通过民主程序选举领导人和谈判委员会，诉求既有工作场所安全这种小问题也有全体波兰公民民权那样的大问题，表现得像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老练的工会成员。团结工会就这样开始了。这个独立的波兰工会经过九年斗争推翻了波共当局，也开启了世界各地颠覆共产主义的局面。
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引起科克兰很大兴趣。瓦文萨是列宁造船厂电工， 因从事劳工运动被开除。他看来具备劳工阶级英雄的领袖魅力。他没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意识形态偏好，信仰天主教，天性热爱自由。在瓦文萨领导下，团结工会在与当局谈判中提出一系列共21条要求。内容既包括参加独立工会和增加最低工资这类有关工厂的局部问题，也有废止检查制度，国家电视转播星期天弥撒和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中工会代表权这样的影响更广泛的问题。有几项要求与宗教信仰权有关。团结工会领导层从一开始就尊波兰出生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为自己事业的精神领袖。多数人认为教皇1979年6月访问波兰引发了团结工会运动，这个运动当面对说谎的波共政府讲出真相。在整个1980年代中，即使在与政府冲突面临重重危机的黑暗时刻，教皇的坚定支持始终鼓舞着团结工会。
而且，科克兰特别注意到，当格但斯克罢工迅速演变成要求工人权利，言论自由和民权保障运动，并且波及全国时，波兰当局反应软弱无力。当局避免诉诸暴力，没有捕人。当罢工领导显然对当局的呼吁和威吓置之不理时， 当局采取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措施：罢工的第八天，波兰政府坐下来和工人谈判，最终接受了罢工者的大部分要求。
1， 科克兰和劳联产联就团结工会问题对抗美国政府
格但斯克罢工开始一周后，科克兰明确表示美国劳工组织要帮助波兰工人，这一立场与美国外交政策相抵触，使科克兰站到了卡特政府高级官员的对立面。当时美国外交圈子里的共识是苏联决心挫败对自己统治东欧的任何挑战，因此团结工会这种反共运动注定失败。在欧洲的美国外交官对团结工会造成美国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恶化颇为不满。
美国外交部门相信西方应避免援助威胁东欧现存态势的势力，否则可能给莫斯科提供动用武力的借口。但是，对于西方工会援助波兰工人会挑起波兰政府进一步压迫和苏联入侵波兰的说法，科克兰予以直截了当的拒绝。他在答记者问时这样总结了自己的立场：
我相信苏联及其波兰仆从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会采取压迫和入侵行动。能让他们不动手的主要原因有二：
（1） 他们可能希望罢工会自己垮台，工人回到被奴役剥削的状态。 （2）他们知道如动手就要付出代价。
我所接触过铁幕国家中的每个自由斗士，都强调他们的生存和希望极大地依赖于自由世界给予他们的支持，关注和知名度。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这种支持，关注和知名度损害过他们。我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关注和支持他们比在暗中进行效果更好。
泰迪·格里森 （Teddy Gleason），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主席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 ILA）先前也宣布， 他的工会代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各港口11万码头工人，将拒绝装卸波兰货物。科克兰此时也致函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 和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要求他们支持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行动。
1980年8月31日，科克兰在电视节目“会见媒体”上说如果波兰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国际劳工组织将大规模封锁波兰货物运输，还宣布劳联产联将向团结工会提供现金和其他协助。这时科克兰已经看出波兰局势有可能导致一场漫长和艰苦的斗争，从而将东欧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他说“共产党当局认可一个多元组织，这是第一次”， “此事的影响会极为深远”。 当时没有其他人有他的这种远见。
从一开始，科克兰就认为后来成为团结工会的波兰工人运动的特征和潜力完全不同于1970年代苏联集团各国内的地下组织和异议抗议。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写了精彩的论战文章，在共产党当局的凶暴面前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但在团结工会产生之前，当局一直有能力轻易敉平规模小，自发产生，派别分立的反对活动。苏联可以把异议分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 和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 (Vladimir Bukovsky) 监禁或迫其流亡国外，但波兰当局无法把整个劳动阶级都流放或监禁。
科克兰支持团结工会使他与卡特当局直接冲突。尽管卡特当局承诺保障人权，国务卿 埃德蒙德·马斯基(Edmund Muskie) 却决定以悄悄外交处理波兰危机最有成果。 1980年9月3日，他召科克兰到他办公室共进午餐，席间他对劳联产联刚发起的援助波兰基金给以“负面评价”，宣称美国劳工组织公开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可能被克里姆林宫“有意曲解”来作为军事干预的理由。马斯基反对援助波兰劳工不乏支持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劳拉·路易斯 （Flora Lewis）就称这一援助是“极为不幸的”。
团结工会不同意美国国务院对美国劳工介入波兰局势的评价。9月12日，瓦文萨说由于工会在波兰国内没有物质资源，所以欢迎外部援助。他特别指出，“援助从来不会造成政治上尴尬。 例如，我们很感谢美国劳联产联的援助。他们帮我们是好事，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也帮助他们。”
虽然科克兰和瓦文萨直到1989年才见面， 但从一开始，不能见面谈话就没能阻挡两位工人领袖的紧密关系。两人都是献身工运的工会领导，都相信国际劳工团结是对抗独裁的强大力量，都相信虽然共产体制残暴和极权，但反对运动享有群众支持。瓦文萨不理会波共当局的威胁和苏联首领的嚣张，也没听从美国驻华沙使馆有礼貌的建议，为此科克兰赞扬瓦文萨的冒险精神。当时科克兰还不知道，波共官员力劝瓦文萨不和劳联产联往来，因为这个组织是中央情报局的工具。 瓦文萨多年后说“我根本不听他们的”。瓦文萨的感谢加强了科克兰的决心，他告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他要以各种可能方式，包括金钱，帮助波兰人，并再次否定帮助团结工会会导致苏联入侵的说法。“我不相信工会行动要那样小心翼翼。我们是自由工会运动，我们所知的唯一活动方式是自由表达意见。”而且，“苏联作何行动取决于他对自己利益的估量，不取决于我会说什麽”。
科克兰也明白，劳联产联作为团结工会在西方主要支持者，承担了独一无二的责任。虽然科克兰支持波兰工会坚如磐石，但他的言论行动从不莽撞。他和他的助手都审慎地避免评论波兰局势发展。在处理与团结工会关系时，科克兰的基本政策是一切以瓦文萨及其波兰顾问的意向为转移，避免任何可能被解释成强加美国意愿的行动。他说“我们的政策由团结工会的需要决定”。
卡特政府高级官员中，国家安全顾问 齐格纽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波兰裔美国人) 对科克兰的波兰政策最为同情。12月，布热津斯基告诉科克兰，美国情报界相信苏联入侵波兰已迫在眉睫， 为了事先有所准备， 布热津斯基拟定了一个美国报复入侵可采取的行动清单，准备送给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提醒他苏联干预波兰不会没有后果。 科克兰说团结工会朋友遍全球，如果苏联动手，苏联和波兰货物在全球以飞机轮船和火车运输都将受抵制。布热津斯基把抵制威胁也加到了他的清单上。
劳联产联由各分支工会捐钱，在工厂门口募款，为支援团结工会而成立的青年组织义卖T恤衫和其他纪念品，在大学校园组织声援团结工会集会，到1981年1月中旬，筹集了16万美元。 西德，法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工会也向波兰工会提供物质援助，捐款主要用于购买印刷和其他信息传播设备。
1981年夏，科克兰成为团结工会在自由世界最坚定的支持者。 当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几名外国人被波共当局禁止入境出席，科克兰是一个。团结工会代表们注意到这项禁令。华沙工会领导人，前生物教师维克多·库勒斯基(Wiktor Kulerski)指出“如果波共禁止科克兰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 那他必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团结工会领导人在大会上宣读了偷运进波兰的科克兰的讲话稿，全场热烈欢呼。
戒严令宣布
波共不动手镇压团结工会的原因一直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而不是愿意改革。雅鲁泽尔斯基成了波共新领导人（他在1970年镇压过反抗当局的工人）以后， 苏联人不愿意入侵波兰，但私下向他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波共恢复国内秩序，消灭团结工会。1981年里团结工会与当局冲突不断，接近年底时美国情报官员收到紧急警告：重大镇压即将来临。
1981年12月13日，当局动手了。安全部专司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单位“左摩”， 即摩托化后备民兵 （波兰名称是Zmotoryzowane Odwody Milicji Obywatelskiej ，ZOMO， 英译为Motorized Reserves of the Citizens Militia）逮捕了大批刚在格但斯克开完会的工会领导人，包括瓦文萨。雅鲁泽尔斯基实行了一系列戒严措施，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左摩和其他安全部单位侦骑四出，搜遍全国，闯入住宅，截留旅客，追捕在格但斯克逃脱的工会领袖。
戒严令下达时，科克兰宣告“团结工会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他呼吁西方政府和国际自由工会联盟立即策划惩罚波兰当局。
12月15日， 美国新任总统里根召科克兰到白宫讨论波兰危机。科克兰告诉里根，他的政府对戒严令没作出足够反应。里根问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反应才够，科克兰直截了当指出自己认为的要害问题：西方政府和银行历年来借款给波兰当局数十亿美元，用于失败的经济发展计划，贷款迄今未还。美国应正式宣布波兰当局违约拖欠，辅以搞坏波兰借款信用的其他措施，这样波兰当局将无法再获得贷款。科克兰还告诉里根，劳联产联历年来已在波兰建立了地下网络，现在将用来输送物资给尚未被破坏的团结工会组织，“我们有联络网来做这件事， 我们将动用所有资源，任何物资送进波兰都会有帮助。”里根结束会见时说他会考虑科克兰的意见。
在整个波兰危机期间，科克兰一直批评里根政府对雅鲁泽尔斯基当局的政策不当。他认为世界金融界极力反对利用债务使波兰政府成为违约拖欠人，而与金融界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左右了里根政府对波兰政策。
里根政府的确对波兰进行了制裁，但这些措施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取消波兰国家航空公司着陆权，禁止波兰商业渔船在美国水域作业， 禁止进出口银行保险与波兰的业务关系。里根没有采取步骤对抗苏联，也没有利用债务宣布波兰政府欠债和破产。尽管如此，里根并不想把东欧永远给苏联统治。他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垮台，他的政策也是按这个方向制定的，只是美国国务院觉得东欧变天还很遥远。 科克兰认为里根当局及国务院都不关心团结工会是否能作为合法工会站住脚。 波兰政府组织政府控制的工会来替代团结工会，美国国务次卿要求科克兰承认政府的工会，科克兰说“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民主”。
戒严实行一年以后，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停止对波兰社会的所有管制，只有对团结工会的禁令继续有效。戒严令解除时，还有约2000名政治犯在押，当局准备以叛国罪审判11个工会积极分子。不顾团结工会仍然被禁，以及关押和审判，里根政府在4个月内正式放松了对波兰的一些制裁措施。1987年初，里根政府取消对波兰的所有剩余制裁措施，也就是停止了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团结工会只能在地下孤军奋战了。
2， 劳联产联怎样偷运援助物资给团结工会
1981年12月戒严令刚下达， 科克兰就动手组建连接美国工会和波兰地下团结工会的秘密网络。一个最重要的通道经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团结工会根据瓦文萨指示曾在布鲁塞尔建立办公室，在戒严时期代表团结工会的利益。团结工会积极分子 杰尔吉·米卢斯基(Jerzy Milewski) 戒严开始前两天离波兰去西方访问，他被选中负责这个办公室。另一个民主反对运动老兵 米洛斯拉夫 阔耶奇(Miroslaw Chojecki)负责建立向波兰地下组织输送钱，印刷机，计算机和其他物资的路线。
科克兰有一小批助手和他一样忠实于团结工会事业，科克兰就依靠他们运作对波兰的行动。 科克兰的助理汤姆 坎恩（Tom Khan）曾辅佐民权运动领导人贝亚德·若斯汀(Bayard Rustin)， 现在领导对波兰作业。1980年中期，埃德里恩·卡拉特尼奇 (Adrian Karatnycky)
也参加进来。他是乌克兰裔美国人，精通波，俄和乌克兰语，多次参加反苏抗议运动。科克兰主要从支持团结工会委员会得到戒严令下波兰国内的真实资讯。委员会有以下主要成员：
艾琳娜·拉索塔 （Irena Lasota）, 她在波兰读大学期间参与反体制活动被迫害而移民美国，
埃里克·切诺维斯 (Eric Chenoweth)， 曾任劳联产联职员的政治活动分子。他们与团结工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团结工会主要有三种需要：用来接济被捕积极分子的家庭和维持地下组织的现金， 用于地下出版的印刷机和有关设备， 旨在削弱当局控制的罢工和其他非暴力行动所需的大笔财务援助。
因为纸币可以较方便地藏在衣服，行李或汽车中，携带现金过境没有问题。 但运送印刷设备入境就难一些。 首先，一些过分热心职守的西欧官员可能不放行，因为运输这些设备常常也违反这些发货起点国的法律。更难的是通过波兰边境检查。为了和波兰当局斗智，阔耶奇建立了以几个欧洲城市为起点的运输网，主要在瑞典和法国。多数货物运达无误，但也有几次重大失手。他有几次布鲁塞尔办公室把大件发货用假运单装卡车运，因此受到批评。有一次波兰当局在格但斯克截住3辆卡车，没收了14台印刷机，5台复印机，9500个印刷机字模，17套光敏字模，以及无线电话和文件。这些物资被放在体育馆展览并在电视上播出， 作为波兰社会主义的敌人搞颠覆活动的证据。 这些失败令经手人沮丧，但是损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劳联产联驻巴黎的国际事务主任尔文·布朗 （Irving Brown）认为需要更多的进出波兰通道。因为现在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已经分散而没有中央领导，所以通道越多越好。布朗挑选米洛斯拉夫·多敏奇克 (Miroslaw Dominczyk)开辟第二条路线， 他是吉尔斯城 (Kielce)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戒严后遭拘留一年，被迫流亡。多敏奇克到美国后被赋予偷运任务，他的代号是“寇斯劳”。（Coleslaw, 沙拉中切细的卷心菜）。
戒严初期波兰当局截获了一批印刷器材，多敏奇克主要负责把类似的器材送到地下组织手中。因为伦敦能买到那种印刷器材的二手便宜货，而且与波兰国内技术器材配套，多敏奇克就移驻伦敦工作。伦敦住有年老波兰裔居民，乘大巴士访问故国。多敏奇克说服大巴士司机在每月去波兰时偷运印刷器材。司机并不把器材送给收货人，只把大巴士钥匙放在预先安排地点。地下人员拿钥匙去大巴士取走器材，再把钥匙送回司机的旅馆房间。多敏奇克还安排了其他用卡车和汽车的备用路线，甚至把印刷器材藏在电冰箱中运输。
然后多敏尼克想到一个大大简化他的工作的主意。他安排负责印刷的地下人员作为旅游者访问伦敦，在伦敦教他们拆装印刷设备。然后他就开始偷运印刷机零件，这比整机的风险小得多。他还说服丹麦和瑞典游艇船员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时携带器材，在近海转交给驾小船的团结工会会员运上岸。
多敏尼克也吃过败仗，有一次他费大力安排的胶印机进入波兰海关后，团结工会地下人员担心官方正在监视而未敢提货，胶印机被退回，他沮丧得哭了。1987年他的7台胶印机，印版，油墨和备件在东德被截获，是他最大的一次失手。劳联产联是波兰团结工会最大的，但不是唯一的物资援助者。全欧洲的工会都对地下组织提供了设备。团结工会老会员说，欧洲工会中最慷慨的支援来自法国，包括法共领导的劳工大联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在意大利也一样，共产党领导的和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作了贡献。
地下印刷不可或缺
国外援助对团结工会起到的最大作用是保持了地下印刷。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维克多 库勒斯基生动地回忆道“我们在戒严时期从国外得到的印刷机就象战争时期的机枪坦克一样重要。”印刷出版物包括油印的工厂新闻，知识分子杂志和有广大读者的报纸。西方经济支援惠及整个出版体系, 从印刷机到印刷机操作者，到写稿的记者，再到发行投递人员。
印刷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团结工会已被宣布非法，工会积极分子除了作些罢工和抗议之外，已不能像民主反对派领导人或成员那样活动。他们能起的作用大大减少，整个波兰社会沉入疲劳困顿。出版物成了唯一与波兰社会对话的手段，也是团结工会保持对未来的希望，并提醒当局团结工会合法才有和平的唯一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出版物成了团结工会的代理人，负起团结工会如果合法就会承担的责任。出版物披露工伤事故，管理层腐败，报道受工伤和官方压迫之害的家庭的苦难，呼吁人们帮助。当西方政府资助的广播，特别是自由欧洲电台选播这些报道时，其影响大增。
地下印刷出版了久已被共产政府禁止的书籍，例如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 的反极权经典作品 “动物农场”， 和汉娜·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和卡尔·加斯伯斯 (Karl Jaspers)等哲学家的书。有的杂志抨击参与压迫者。 杰斯拉夫·别列基 (Czeskaw Bielecki) 是地下出版组织负责人，他发行了名为“尊严”的杂志，抨击警察，供稿者有官方民兵成员。他的另一个杂志名为“堡垒”，面向军队读者， 稿件主要由3位中校军官撰写。
当反对派挑战极权体制时，极权当局常用内务安全部间谍，双面特务来渗透反对派。当时也有不少谣言说政府特务混入团结工会组织。波共倒台以后多年，波兰国家议会委员会调查前国家安全部使用何种手段对付团结工会时，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早期领导人伯格丹·伯鲁斯维兹 (Bogdan Borusewicz)任委员会成员。他发现虽然波共当局在渗透地下组织时小有成就，但没能阻止输入钱和物资。他相信所有送给地下组织的钱都安全通过了波兰边界检查站。
1988年，团结工会和当局的斗争进入僵持阶段。一方面，当局在政治领域内清楚地占了上风。雅鲁泽尔斯基对自己的权力有足够自信，以至于取消了戒严令，释放了政治犯，放松了国际旅行限制。这些措施在国际上美化了他的形象，更多的外国视他为爱国的波兰人，认为他的镇压措施是为了防止苏联入侵。（外国对雅鲁泽尔斯基抱有的这个善良期望后来证明没有根据，1990年代发现的文件显示他一直在积极谋求苏联干预，而不是像外国广为相信的那样向莫斯科争辩反对入侵。）虽然雅鲁泽尔斯基可以说他已经压倒了团结工会，他管理的经济却病入膏肓，只要政府得不到人民支持，这个局面局就很难改变。
这时团结工会发动一系列罢工，决心以此转变局势并说服当局社会和平需要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解决办法。这时，外国援助，特别是劳联产联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援助，变得十分重要。如果没有罢工基金，矿工和其他工人就不能接受停工带来的经济损失。虽然罢工没能令政府瘫痪，但它说服了政府与反对派重开谈判，寻求某种全国性协议。 结果政府同意举行全国选举，反对派虽然不能以团结工会的名义作为政党参选，但可以提出自己的议会候选人，而政府将接受选举结果。
虽然许多观察家说从这项安排得到较多好处的是当局而不是团结工会，但这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会允许公正的选举，另一些人预料波兰选民将选择强人雅鲁泽尔斯基， 而不把赌注下在没有治国经验的团结工会身上。但是科克兰坚信只要当局不造假，团结工会就会轻松取胜。他的论据是，如果要在压迫和自由之间选择，波兰人民，而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选择自由。多年后，他这样解释他当时对团结工会取胜的信心：
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文明社会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历史就要前进。这个决定不是在外国政府里或者强权的宫殿中作出的，而是在街道上和工厂里作出的。如果达到了（导致原子爆炸的）临界质量，而你还要阻止它发生，除了大规模屠杀和把全国锁上铁链之外别无他法。
不论雅鲁泽尔斯基犯过什麽罪行，他没有想屠杀成千同胞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像所有独裁者一样，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优势对付反对派。官方媒体大力鼓吹波共候选人的成就，刻意不提反对派候选人。波共随意动用政府权力，出动警察监视团结工会集会，检查与会者身份证，记录姓名地址。美国政府官员对团结工会前景悲观，波共则坚信自己会赢。
布朗尼斯拉夫·杰列米克 (Bronislaw Geremek) 那时任瓦文萨的顾问（后来成为波兰外长），他来美旅行时，劳联产联和波兰裔美国人社区为了减小团结工会财力的劣势，给了他10万美元作为团结工会选举经费。这位未来的波兰外长在华沙过海关时被搜身，官员把搜出的钱摆开照相， 媒体充满了国外势力集团企图影响波兰选举的详细报道。 但官方允许杰列米克把钱带走，他相信原因是政府对胜选有信心。
选举胜利
当局对选举完全错估了形势。选举定于于1989年6月4日（!）举行， 团结工会候选人获压倒性胜利， 囊括国会下院所有由选举决定的席位，和上院100个待选席位中的99个。尽管反对派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协议要求反对派与波共分享政权，团结工会的大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波共在波兰的统治。1989年底，所有东欧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独裁都垮了台。
总结起来看，劳联产联一共给了团结工会400万美元。戒严令之前和戒严除期，劳联产联的波兰工人援助基金共募得50万美元。1984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劳联产联为波兰获得的款项大幅度增加。劳联产联1977年建立的自由工会研究所 (Free Trade Union Institute) 用民主基金会的资助给了团结工会170万美元。1988和1989年国会批给劳联产联100万美元用于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领导层把科克兰尊为他们最忠实的朋友和他们在华盛顿权力中心的代表。就像团结工会首席发言人亚努兹·奥尼兹吉维奇 (Janusz Onyszkiewicz) 所说：“我们明白科克兰在美国政治中的位置。 我们知道总统们来来去去，但科克兰永远不走。”
安朱杰伊·塞林斯基 (Andrzej Celinski) 是团结工会重要官员， 他认为科克兰理解欧洲政治，相信欧洲共产国家能发生剧变，所以能用他美国劳工领袖的权力对波兰产生重大影响。塞林斯基在戒严之前访美，试图说服有影响的美国人“中欧有机会实行民主”。那时他见到了科克兰。他回顾说“我们相信中欧实现民主需要美国积极参与，因为欧洲政治领导人都习惯了欧洲分裂局面，而且仍然信奉二战结束时确保苏联在欧洲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和波兹坦协议。同时我需要说服美国人不要用莫斯科的观点去看中欧事务。
科克兰是美国人中极少的几位理解我们的人之一。他知道美国能根据基本价值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与否制定政策。美国的这种自我感觉阻碍在欧洲采取重要行动。
你无需对科克兰解释你的看法。他懂得欧洲，他知道那里的事情复杂，他理解梦想和现实的差别。他知道为什麽有些事不说出来反而更好。和科克兰谈20分钟可能比和另一个人谈两小时更有成果。美国人里语言和思维和我们相通的，他是唯一的一个。”
1990年，科克兰夫妇和劳联产联代表团前往华沙和格但斯克，参加团结工会第二届大会。从波兰国内发起民主革命和从波兰国外支持革命的人胜利地聚会了。访问中科克兰夫妇去神父杰吉·帕皮鲁兹克(Jerzy Popieluszko)墓地献花。神父是因坚决支持团结工会被保安警察谋杀的。他们准备离开时，一个教堂管理人说：“你应该知道， 戒严时期波皮鲁兹克神父每次祈祷时都提到兰恩· 科克兰的名字。”
科克兰后来写道“我当时无言可对， 但是在给我盖棺论定的那天，我愿意把这当成对我一生的评价。”
原载《议报》

发贴者 Wenjie 时间： 12/25/2006 03:23:00 下午

《我在美麗的日本》: 美国劳工支援波兰团结工会往事回忆

[左翼评论] 美国产业工人的斗争与无奈（美国工人状况专贴）

 

标题: [左翼评论] 美国产业工人的斗争与无奈（美国工人状况专贴）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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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6-10-16 17:42     标题: 美国产业工人的斗争与无奈（美国工人状况专贴）
美最低工资是否应提高专家有争议 记者： 木风
华盛顿
2006年10月15日
美国的最低工资已经近10年没有提高。应不应该长是目前美国经济学家们辩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下面我们就介绍围绕最低工资标准展开的争论。
*索洛：社会不应剥削他们*
纽约工人欢迎提高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往往跟社会的弱势群体相联系。他们生活在社会的低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他们没有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这些人应当是政府政策照顾的对象。提高最低工资不仅在中国是人们展现社会关怀的一个诉求，在美国也是一样。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指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不应该剥削这些最低工资的劳动者。
索洛说：“美国的实际工资在过去的8、9年间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最低工资更是受到蚕食，已经下滑到令人难堪的水平。毫无疑问，最底端的劳动者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能力。即使就业在增加，他们的工资也得不到提升。美国如果要跟世界上那些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进行竞争而创造出一个社会下层，并剥削他们，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里弗林：低收入者社会福利下降*
美国联邦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是一小时5.15美元。这是1997年确定的。美国各州可以确定州内的最低工资，但不能低于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如果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现在的5.15美元要比1979年低26%，相当于1995年的3.95美元，显然比97年调整之前还要低。
专家表示，更糟糕的是在过去这十年中，穷人的社会福利也在下降，这对于这个社会族群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现在担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艾利斯.里弗林女士说：
“想一想这十年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在1996年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福利的作用随后就大大下降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更强调个人责任，强调工作，福利减少了。很不幸的是，在这期间，最低工资下降了，低工资工人的福利下降幅度更大。我们要求他们去找工作，但工资却更低了，福利更少了，这是不对的，应当改变这一情况。”
*里弗林：高薪阶层更上一层楼*
里弗林女士表示，就是在这个阶段，高薪阶层更上一层楼，政府的减税措施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利益。
她认为，政府应当提高最低工资，让下层工人从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回报，以改变自身的处境。
佛州小业主担心提高最低薪               会使物价上涨
不过，美国还是有很多人反对提高最低工资。他们认为，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士只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缺乏具体分析的经济立场。
*谢克：最低工资阶层≠最贫困阶层*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师詹姆斯.谢克(James Sherk)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指出，最低工资阶层并不等于最贫困阶层。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中绝大部份是16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要么是在校学生打零工，要么辍学后暂时打工。这些人的家庭收入平均为每年64000美元，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根本不指望他们的收入来养家。
在剩余的最低工资阶层中是一些年纪较大而又有家庭的工人。他们中不少人的实际收入要高于名义收入，比如餐馆服务员的小费并没有计算进工资收入中。根据劳工部的资料，这些人的家庭年收入平均在3万3千6百美元，远远高于1万9千8百美元的贫困线。
谢克指出，最低工资阶层中真正生活在贫困下以下的只占一小部份，约五分之一，并不具有代表性。
*谢克：提高最低工资伤害小企业利益*
谢克表示，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那部份人获得好处，相反还会伤害小企业的利益，影响到那些没有工作经验和技术的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谢克说：“最低工资的工作都是哪些工作呢？是最低层次的工作。是那些没有技术，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来做的。他们在这些岗位上学习技术，学习跟公司同事打交道，跟顾客打交道，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他们的工资也会逐步增加。
“如果最低工资提高了，情况会怎么样呢？工资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最低层次的工作就可能被取消了，雇主们宁愿花这个钱雇一个有经验和技术的工人，也不愿意雇一个什么经验也没有的人。”
*谢克：最低工资不变不会加剧贫困问题*
谢克认为，雇用对象将会发生变化，那些无技术、无经验的人将很难找到工作。提高最低工资之后，谢克表示，服务业，如餐馆等小生意，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这些企业利润很低，加薪会给他们增加雇人带来更多的限制。
传统基金会的这位就业问题的资深研究员还指出，最低工资是经济阶梯的一部份，不能够随便取消。最低工资几十年不变并不会加剧贫困问题，因为现在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并不是在20年前就开始工作了。
[ 本帖最后由 biaogang 于 2007-12-28 13: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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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长海    时间: 2006-10-25 07:54     标题: 从纽约公交大罢工看美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和趋势
作者：罗文东 李…    文章来源：《高校理论战线》
      美国当地时间2005年12月19日晚，纽约公交工人工会（TWU）与纽约大都会捷运局（MTA）经过数日的紧张谈判，没能达成新的合同，公交工会宣布整个公交系统，包括地铁、公共汽车、市内火车等，于12月20日凌晨3时开始全面罢工。这次罢工约有3.3万名公交工人参加，至23日凌晨结束。这是纽约市继1966年和1980年之后的第三次公交大罢工，持续近3日（前两次分别持续了12天和11天），不仅使纽约市遭受近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使工人阶级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待遇问题又凸现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原因、后果、与以往的工人运动相比具有什么新的特点、是否反映了当代美国工人运动新的趋势等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一、纽约公交大罢工的过程及影响
      此次罢工是纽约公交工人工会与纽约大都会捷运局围绕薪水、福利、养老金等问题，进行了5天谈判而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发生的。大都会捷运局拟将新雇员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由55岁提高到62岁，并且要服务满30年。在工会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后，大都会捷运局同意将这一退休年龄重新调整回目前的要求——55岁和服务满25年，但仍然坚持新雇员必须拿出工资中的6%来缴纳养老金，而此前员工只需将工资的2%用于养老金的缴纳。此外，捷运局给员工加薪的幅度也没有达到工会的要求。大都会捷运局先是提议三年内每年给雇员提高3%的工资，但工会方面认为这一数字太低，大都会捷运局又将这一计划修改成三年中每年分别给雇员涨工资
      3%、4%和
      3.5%，工会方面仍不满意在医疗保险方面，捷运局想要新雇员拿出工资的1%来支付医疗保险，而目前纽约公交工人不需要为此支付分文。这就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
      在罢工期间，纽约居民经受了长达60多个小时公共交通系统瘫痪带来的不便和痛苦。许多纽约市民不得不步行上班，进出曼哈顿岛的汽车排成了数公里的长龙，纽约商业区一派冷清。据统计，罢工当天拨打求救电话的人数上升了50%，拨打咨询电话的超过17万人次。商家客流量减少45%，博物馆游客减少80%，50%的学生不能到校上课，20%的公司员工不得不在家办公。为维持市区安全和社会秩序，纽约市出动了1．6万名警察，是平时的
      4倍。
      此次罢工使纽约市遭受了1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美国东部时间12月22日下午，纽约公交工人工会主席图桑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工会执行委员会投票，同意结束罢工，同时继续与捷运局就新合同展开谈判。到23日凌晨，全纽约地铁、公共汽车、市内火车等全部恢复正常运营。罢工结束后的第5天即28日，纽约公交工人工会与纽约大都会捷运局就工人的工资、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等问题达成了一份临时协议：保留了原有协议中旧的养老金系统，纽约公交职工将在今后3年获得10.9%的加薪，但他们要为医疗保险计划交款，付出工资的1.5%。
          二、纽约公交大罢工直接的和深层的原因
      这次罢工直接起因于纽约公交工人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而纽约大都会捷运局不能接受，在养老金、工资和医疗保险等方面双方谈判破裂，未能达成共识。目前，纽约公交工人的年薪大约是3.5～5.5万美元，高于普通工人的年薪2～3万美元。在罢工过程中，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和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都严厉谴责工会的罢工是“自私自利”的行动。布隆伯格在电视讲话中称，这次是年薪4万美元到6万美元的人罢工，使得许多年薪2万美元的人因上班迟到被扣钱。为什么是收入较高的公交工人而不是收入较低的其他工人发动了罢工呢？除公交工会是纽约最具实力的工会组织，敢于组织全行业的工人维护自身的利益之外，深层原因是近20多年来包括公交工人在内的美国工人阶级遭到垄断资产阶级更加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其实际收入和福利待遇遭到大幅度的削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收入比战前有较快增长，其生产和生活状况有显著改善。据有关资料统计，1948年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人的工时普遍缩短了，1996年美国工人每年的工时为1912个小时；同时，工人实际工资收入却增长了。以美国非农私人部门平均小时实际工资为例，1947年～1973年间增长了79%，平均每年增长2.3%。”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综合症和低速增长，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政策，放松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减少资产者的税收，削减工人的工资，致使资产者的收入高速增长，而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下降。据美国政策研究所和“争取公平经济联盟”1999年联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过去20年里美国工人和公司高级经理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1950年公司高级经理的平均收入是工人的42倍，到1998年就扩大到419倍。据国际劳工局《1999年澜缋投谐≈饕荨罚拦圃煲倒と说氖导使ぷ剩缫?980年为100，1990年下降为93.8，1997年进一步下降为92.8，1997年比1980年下降了7.2个百分点。由于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同物价挂钩，而由国家通过法令不定期作出调整，所以在物价上涨快的情况下，最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往往是下降的。1997年，一个全日制工人当年的最低工资为10452美元，其实际购买力反而比1968年的最低工资下降了33%。美国一位学者根据《总统经济报告》披露的材料说，从1973年以后的20多年里，美国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33%，但第一线职工（不参与管理监督他人劳动的男女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下降14%，实际周工资下降19%，实际工资收入回到了
      20世纪
      50年代末的水平。目前，纽约公交工人的年工资收入虽然比其他工人高，但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消费物价水平的上涨、上层社会的暴富相比，是相对下降甚至是绝对下降的。
      纽约公交工人罢工还与捷运局削减工人福利，使工人遭受更重的盘剥紧密相关。纽约交管局要将新雇员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由55岁提高到62岁，并且要服务满30年，或者要新雇员多拿出4%的工资缴纳养老金，另外拿出1%的工资支付医疗保险。这不仅直接削减了公交工人的实际收入，而且在福利保障制度方面损害了公交工人的权益。
          三、纽约公交大罢工的特点及其对工人运动的新探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使左翼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占主导地位。这些共识包括：（1）由于大萧条的影响，一代经济学家失去了对市场“自发能力”的信念，认为国家应该在市场运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
      国家的作用除了纠正市场失灵之外，还应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社会平等”，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3）承认劳工组织的作用。在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比较活跃，罢工次数较多、规模较大、成果较多。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右翼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加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形成“强资本弱劳工”的政治格局，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的劳工政策强调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劳工活动非工会化，极力削弱工会权力、降低劳工成本。集体谈判和罢工是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重要手段，更是遭到资方和政府的抵制。据统计，美国的集体谈判覆盖面1980年为26%，到1994年就下降为18%，许多工人失去了集体谈判权而享受不到集体谈判的成果；1980年美国发生了187次罢工，到1995年下降到31次，不仅罢工的规模减小，而且往往遭到资方和政府的压制。例如，1981年美国1万多机场塔台指挥人员举行全行业罢工，全部遭到政府的解雇。美国的工会组织率战后最高时达到34%，现在已下降到大约14%，一些工会人土感到“工会一百多年取得的权利有丧失的危险”。在资强劳弱、资攻劳守的形势下，纽约公交工会组织的这次大罢工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美国工人运动相比，必然带有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纽约公交工会的斗争手段是以对话谈判为主，辅之以必要的罢工示威。纽约公交工会同捷运局不持“对抗关系”，而是尽量建立“社会伙伴关系”，靠签订有效的“社会契约”来解决工人的工资待遇问题。他们只是在对话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才被迫采取了罢工手段。即使在罢工过程中及罢工结束以后，也与捷运局进行对话谈判，坚持以对话谈判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第二，这次罢工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纽约公交工人的利益，同时也兼顾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次罢工只持续了3天，这其中不乏对公众利益的考虑。在罢工结束后，工人代表詹姆斯•罗德里格斯还发表声明，向公众道歉。他说：“关于罢工的事情我表示歉意，但是最后我们得到了想要的。”罢工开始时，公交工会受到多方面的指责，《纽约时报》的社论称这场罢工原本就不应该发生，是“无意义的罢工”。但当工会结束罢工时，民众对罢工的同情增加了。纽约电视一台对罢工态度进行的独家民调显示，41%的纽约人认为工会和捷运局双方都有责任，27%的人认为捷运局方面须负全责，只有25%的人认为工会方面应负全责。从总体上看，罢工虽然给纽约市民的出行造成了诸多不便，但仍然得到了纽约半数以上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这次罢工在对工会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仍然取得了局部的、有限的成果。早在1966年纽约发生公交工人罢工之后不久，纽约州就制定了《泰勒法》（全名是《公共雇员公平雇用法》），明文规定公共事业的员工罢工属于非法行为，罢工工人和工会要受到严厉处罚。这次公交罢工发生后，纽约市立即对罢工工人和工会进行制裁——工人罢工一天，扣发两天工资；工会则每天处以100万美元的罚金；工会领导人在宣布罢工结束后仍面临入狱的威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公交工会仍然坚持罢工，工会内部以及工会与工人之间团结统一，共同维护公交全行业工人的利益，最后迫使捷运局做出一定让步，答应工会代表全行业工人提出的加薪10%、保留原有养老金系统等主要部分的要求。这次罢工与2005年10月4日开始的法国大罢工、2006年1月8日开始的伦敦地铁罢工相比，具有更大的成果和社会影响力。
      从纽约公交罢工的原因、过程、结果及影响看，当代美国工人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可能停止。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主要集中在提高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反抗提高剩余价值剥削这一关键问题上。不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怎样的手段对劳资关系进行调节，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就不可能消除。这种矛盾和斗争只是尖锐与缓和、高潮与低潮交替发生罢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来看，劳资关系在经历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国范围内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国范围内的资本与劳工相对平衡格局之后，正在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这一格局预计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最终才能转变为全球性的资本与劳工相对平衡的新格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只有提高组织化程度，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实行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才能逐步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纽约公交工人大罢工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摘自2006年第8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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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6-11-4 07:25
1997年，一个全日制工人当年的最低工资为10452美元，其实际购买力反而比1968年的最低工资下降了33%。美国一位学者根据《总统经济报告》披露的材料说，从1973年以后的20多年里，美国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33%，但第一线职工（不参与管理监督他人劳动的男女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下降14%，实际周工资下降19%，实际工资收入回到了
      20世纪
      50年代末的水平。目前，纽约公交工人的年工资收入虽然比其他工人高，但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消费物价水平的上涨、上层社会的暴富相比，是相对下降甚至是绝对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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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一个“好”！
但愿政府不提高最低工资。但愿美国年轻工人一肚皮火。但愿学者们继续拼命论证最低工资不应该提高……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07-12-28 23: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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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1-27 11:12     标题: 介绍《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美国工人状况专贴）
《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
【美】莉莲•B•露宾　著，汪泽青　张卫红　译
齐振海 审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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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颇让我感动且获益不浅的书，描述的虽是美国工人家庭，但同样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待自己的生活。虽然很遗憾，书中有许多句段译得很草率，甚至文句不通，这很可能要归咎于排印后没有认真校对。作为开业的婚姻和家庭治疗专家，同时又是激进政治的参与者，莉莲•B•露宾走访并精心研究了50个美国白种工人阶级家庭，探讨“他们生活中紧张的根源”，亦即“美国社会中深刻的思想意识与社会矛盾”。这些家庭位于旧金山海湾周围12个不同的社区，离城市的距离半径为50英里。她也采访了一些职业中产阶级家庭，作为对照。她体切地留意到这些工人夫妇所描述的早年与现今生活、工作方面的种种细节，敏锐地分析各种经验和心理作用方面的因果关系，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阶级色彩。
　　从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相关资料和评论真是太少了。这也难怪，因为此书印数才一千本。唯一找到的评论是宋君华《一幅无声的画》，批评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本的结盟将弱势群体的声音排挤于媒体之外，美国明显的、“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了社会矛盾”的收入差距。他站在“人权——具体的人”的立场上，赞美露宾博士“凭借着社会良知把目光投向了被遗忘的弱势群体”。
　　这样的评论显然是不够的。本书除了提供“一幅全面、忠实地展示了当今——应该是7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肖像画卷”（宋君华），作者还致力于剖析社会存在、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如何形塑工人阶级的意识、心理和行为。莉莲•B•露宾本人“出生在一个白种的工人阶级家庭里”：“我经历了由于贫穷而感到没有安全感的种种痛苦，以及发现我的老师把我寡居的移民母亲视为无知的人、把我视为未开化的孩子的痛苦。我很小就认识到我为我母亲的外国口音感到羞愧，认识到人们贬低我的家庭，轻视我家庭的文化。”后来，她进入职业中产阶级，并卷入复杂的激进政治问题之中，不断思考阶级问题，组织工人阶级团体，包括黑人与白人团体。“凭借着社会良知把目光投向被遗忘的弱势群体”可能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所能具备的最高觉悟吧，但在此书中，可以肯定作者是超越这一点的。比如，她不会说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相反，她常常使用“斗争”这个词，她非常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自信：“……如果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生活特性，那就是有能力参与斗争并从中获得新生，在生活存在着和经常提出如此多的困难和问题的世界里，这是一种具有相当价值的特质。一个26岁的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带着某种严酷的满意，总结道：
　　‘我想为了活着，你不得不有很大的忍受能力。而我就具有忍受和生存的能力。’”
　　作者在不同的地方谈到美国式个人主义伦理，指出它怎样扭曲受害者、生存斗争的失败者的心理。这种与“美国梦”相伴的个人奋斗的伦理要求个人为自己的处境负责，它的另外一面就是宣称社会已经是公平的了，已给予所有的人得以成功的平等的机会；阶级，包括工人阶级，以及阶级差别是不存在的。它教导美国人相信“他们遵从的游戏规则就是，任何人如果不折不挠地尝试，十分勤奋地工作，都可以大有作为。……作为回报，‘幸运’者就会获得一系列物质报偿，汽车、填满贵重器具的住房，也许还有露宿度假、卡车或小船。”在工人们更为贫穷的、需要忍受周期性失业痛苦的父母那一辈代，一部分人竭尽全力维持他们易受侵害的“安居生活”，成为“体面的穷人”，而即使这样的生活仍然左支右绌；另外一半人则常常以酗酒、暴力、离婚、自暴自弃等方式来逃避。在这种伦理说教下，贫穷、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仅意味着“艰难生活”，而且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是“这个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惩罚”。他们的形象因此在他人眼中烙着耻辱的印记，在儿女眼里他们的威信也因此受损，这使他们意志消沉，“不爱说话和反应不灵敏”，而他们的“回答是更紧紧地坚持老的和熟悉的方式，更大声地呼喊他们的价值。”
　　同样的羞辱压抑着子女们：“他们知道老师蔑视他们的家庭背景，蔑视他们家庭教育的价值，他们知道在电视中表现的英雄没有工厂工人、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不在美国‘算数的人’之内，而且可能是最受蹂躏的，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也知道这些事。为什么他们劝他们的孩子比他们做得更好和更有钱？为什么他们内心带有这么多不分场合随时爆发的愤怒？这愤怒在家中是无理地打骂，这愤怒是从外面的世界转移来的，因为在外面爆发潜在着危险。”
　　除了出于威信，还出于避免贫穷所导致的堕落，工人阶级家庭倾向于严格训导自己的子女，并希望学校也是如此。因此男孩很早就在情绪上学会了控制自己。职业中产阶级则鼓励子女的主动性，革新精神，创造性和自发性。这正是他们自己的工作所需要的。而在工人阶级的工作中，这些品质却会被上级认为是妨碍。
　　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的子女很少有“再是一个孩子多好”的幻想，和那些出生于职业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相反，他们的集体习惯是掩饰“童年时代的痛苦和愤怒的根源”，虽然文化心理环境是鼓励这种暴露的。这种掩饰，除了因为它是痛苦和愤怒的，同时也出于对父母的理解：他们要艰苦谋生，把子女拖扯大，没有更多时间照顾和陪伴子女——当然，这也是真实的。童年的记忆总是充满着匮缺，家中拥挤，家庭成员陷入“麻烦”，劳碌的父母，甚至酗酒和家庭暴力。快乐的童年是没有的，童年中快乐的事则很少很少。
　　阶级和种族的社会偏见在警察对年轻人的管制那里十分明显：“在任何肤色的工人阶级街区”，“小偷、破坏和入室，到大的盗窃、用致死武器攻击”之类的指控常常指的是“如破门闯入一个空房子、从建筑工地偷盗一些小东西、卷入街头打架斗殴、或者快乐地驾驶偷来的汽车”，而“在中产阶级街区，这些行为只是孩子的恶作剧”。黑人年轻人则更经常地受到警察无理的迫害骚扰。
　　贫穷、缺乏教育和职业指导，以及同样重要的一点——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工作同时是忍受——使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很难有关于未来的幻想和计划。男孩的幻想是做“一个牛仔，一个飞行员，一个明星运动员”，最多是（不可及的）警察，而不是任何一种专业生涯，但为了帮助家庭他们很早就必须工作。女孩则幻想成为“模特或女演员”，并常常以“希望结婚和以后的生活快乐”告终，而这种心态又往往根源于“离开压抑性的家庭地位”、摆脱父母的权威、获得自由的渴望（职业中产阶级的后代则较晚结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阶级结构就这样代代相传。事实上，阶级之间的流动是很少的，大多数人只是在本阶级的上下间流动。
　　结婚通常很早。女的平均18岁，男的20岁。因怀孕而结婚的比例占了近一半（工人阶级妇女对婚前性行为和避孕较多内疚，中产阶级妇女则很少有这种心理，她们通常婚后三年才开始生育）。于是，不论心理上有无准备，这些“刚过青少年时期”、“常常从事不稳定的、低薪的职业”的男人开始担负起带回足够工资的责任，开始为房租和吃饭担忧。女孩很快怀孕，放弃挣钱的工作（假如有的话），并且立刻发现自己“要在用不充足的收入去管理家庭事务，去每天填饱家人的肚子的任务中抗争”。没有人的生活是像杂志图片上“美丽的家”那样。“我们非常穷”，幸运的是，“可以收支平衡地维持生活”。有些人因为失业不得不搬回父母家里住。这段困难年代加强了大家庭亲属的关系，并从此占去他们的大部分可利用的（交际）时间，一定程度阻碍了同邻居以外的其他人发展友谊。此外，在露宾采访过的这些家庭里，有20%在婚姻早期阶段需要短暂地依赖福利救济金，这被妻子看作是丢脸和气愤的，对丈夫则是一个打击。情感、心理都在发生剧变。这是一场风暴，一段“为如此紧密相联的在经济上和感情上的稳定而斗争的年代”。
　　当幸运地渡过这场风暴以后，稳固的家庭模式便形成了，当然，并不等于冲突不复存在。丈夫的工作更加稳定——虽然他也许讨厌这一生必须承担的艰苦的工作——收入增多，婚姻渐渐成为“舒服的港湾”，而且“或许是能够行使他的权威的唯一地方”。他有较多的工余时间做自己的事，有机会跟别的朋友泡在一起，或者坐在家里看电视，因为照料孩子和家务都丢给了妻子，不管妻子是否也要工作。妻子即使有机会外出，也常常碰上“他不肯让我去”。假如妻子满意丈夫，她们的评价通常是“他是一个工作稳定的工人；他不喝酒；他不打我”，“所以，我真是不能抱怨得太多”，虽然“我太累了”。男性的权威是被公开承认的。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对我们来说一点不陌生。而在职业中产阶级家庭，女性的平等权利、选择权在思想意识上被认同，现实中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则被微妙地隐藏起来。妻子需要在社交、娱乐活动中亮相，需要“通达世故，见过世面；一个使人有趣的同伴必须知道一些关于最新的书籍”，这甚至是大公司雇用一个中、高级经理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妻子则必须有罕见的天赋才可能发展这些兴趣，并且可能因此疏远她所身处的这个熟悉的世界。
　　在那个年代，女权运动，以及其他许多社会运动，都还只是职业中产阶级的事，极少波及工人阶级。今天的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妇女虽不赞成“女权运动”（的标签），却已在实际生活中踏上了追求妇女解放的道路。
　　露宾所访谈的这些家庭年平均收入1.23万美元。1974年末，当地“维持一个典型的城市四口之家需要9973美元，只有达到15127美元才能维持中等的生活水平”。总之，在大多数家庭中，收入不可能自由支配。在家庭事务尤其是重要的开支上，“他提政策，她执行”。当出现异议，丈夫握有最后的否决权。不论妻子们对她们的婚姻生活充满如何矛盾的情感，甚至满意于自己的婚姻，但是当谈及对孩子长大后的设想时，她们都愿意女儿能独立，“不要这样年轻就结婚”。
　　在此过程中，“他们几乎未增加情感的满足”，沟通却出现了困难。他要独自考虑，她呢，要说她的感觉（唠唠叨叨）。“当他们试图谈话时，她依靠她仅有的工具，她最熟悉的方式（感情）；她变得更易动感情和富有表情。他求助于他仅有的工具；他变得更有理性，肯定是明智的。她对他叫喊注意她的感情，她的痛苦。他告诉她这种方法是愚蠢的……”。因为从幼儿时期，她的特征就被设计为“消极被动的、脆弱的、直觉的、口头的、易动情绪的一类”，他则属于“积极主动的、粗暴的、理性的、非口头的和不易动感情的一类”（露宾用南西•乔西罗的经改进的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理论描述驱动性角色发展的道德力量，兹略）。这样的分离自然不是工人阶级家庭所独有的，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女有更多实践和经验来“克服老一套”，他们周围有更多的榜样。工人阶级则找不到解决自己问题的范例，从自己父母亲的婚姻生活的记忆中也找不到。而电视只展示虚假的生活，肥皂剧中坦率而亲昵的男性不用每天工作8至12小时，他们的职业富有魅力，而且总是边喝咖啡边休息边谈论问题。现实中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借鉴诸如此类的方式来学习情感的沟通。
　　性行为方面的问题和冲突也同样深刻。露宾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化进程鼓励女性“除了性表达以外所有她个人情感方面的发展”，男性则相反，“所有他个人情绪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压抑，因而只能借助于性体现出来”。的确，性行为革命广泛发生于美国社会的各阶层，更多人尝试更多样化的性行为活动，但人们对它的体验如何呢？尽管“数十年来，小说家、电影制作者和社会学家把工人阶级的男性描绘成至多不过是行为粗鲁、感受迟钝的种马”，只关心自身的急切需要，至多是草率而马虎的，但统计数据表明：“各种教育水平的男性已变得愈加关心和对女性的性需要更加敏感。”男性在这场性行为革命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在工人阶级女性方面，媒体宣传并不能使她们信服所谓性自由的说法。“好女孩”、“坏女孩”的问题仍然存在。诚然，女性在成长中“没有被教育过那种方式”（其实在性方面她们没有被教育过任何方式），但在此后，女性仍然顺从、被动、深感“内疚、拘束、不舒服”的状况事实上仍被男性下意识地鼓励着：“她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教她的”；“她是个天真的女孩”，等等。而假如妻子不是在丈夫的教导下就成为有主见而积极的性行为参与者时，有些丈夫即感到失掉了“控制权”和“男子汉气概”，进而导致性无能。
　　在中产阶级方面，虽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女性并不一定是自由、无约束的。但是这些问题能够更多地被公开讨论，有时则求助于专家和性疗法。
　　大多数蓝领工人的工作令人厌倦，“养家的责任”和“好男人的自豪感”并不总能弥补这一点。不稳定的职业将使家庭的经济陷入困境。而在同一个职业呆久以后所得到的较好的薪水福利、资深的位置则进一步限制了工人可能的选择。需要传统技能的、能够由工人自己较自由地加以控制的职业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由于资本的集中、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这种趋势已越来越广泛地从工厂进入办公室——日益减少。粗暴的管理消失了，但是工人与工作的疏离感却不断增强。技能很少被谈到，重要的是“训练”和“责任感”。痛苦、超然、顺从和厌烦是从事这类工作的男人的特征。当缺勤和更换工作以至罢工的频率上升时，政府、产业管理者和专家才开始关注“工作的人性化”。忍受这种工作，本身就是一场斗争。一些人在下班后再做些修车、装修厨房之类“有趣的”、能发挥技巧和能力的事情，以这类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人性感，另一些人则陷入筋疲力竭状态，自暴自弃，使劲地吃、喝、看电视。
　　迫于经济压力，58%的工人阶级妻子在外工作，大多是兼职。她们的工资往往比男性低许多。胜任自己工作的满足感、得到发展的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对他人有用”所带来的作为社会成员的自豪感，以及经济与人格上独立性的增强，令很多妇女感觉良好。妻子的收入对许多家庭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不像职业中产阶级，妻子的收入仅占家庭收入的9%）。不过，在丈夫看来，有时这是个耻辱，有时则威胁到家庭中男性作为中心的角色和权力。这是发生在家庭中的新的斗争，充满着对峙、妥协、不满，以至破裂，往往需要长时期的调整。但是无论如何，以维持在父权制家庭内部压迫女性作为对男性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里受压迫之后的心理补偿遭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争取男女平等，并且共同正视和改变男女同样无权的状况，还需要长久的斗争历程。女性仍然担负着沉闷而沉重的家务。当经济萎缩的时候，巨大的社会压力将把她们推回家庭，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
　　尽管要面对每个月的账单和其他困难和问题，但是同父辈相比，他们的生活似乎要轻松些，失业率没有那么高，而工资涨得比物价快，可以经常地购物以肯定自己的富裕和地位——这是他们所身处的文化告诉他们的，这是“做得好”和“过上好生活”的标志。这些商品包括卡车、野营车、小船。为了支付这些费用而不停加班的结果是：这些东西很少派得上用场，一年仅有两三次可以使用。盛行于父辈中的酗酒现象少得多了，家庭暴力亦然，有了更多伙伴，更多一点的休闲时间。这样对比之后，疑惑平息了：“我的亲属生活比我们更糟，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抱怨，所以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抱怨呢？”虽然在中产阶级看来，那种生活是太困苦了，根本不可忍受。
　　采访是在1972年进行的，也就是在战后黄金时代的末期。从大学教材里消失的经济危机，忽然又空降到现实中来，并且，这一次是全球性的。作者所采访过的那些家庭，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失去加班机会”，因而不能支付购物账单，没钱买新东西，“家里稍新的东西被卖掉或者被收回”。家庭主妇不得不设法进入已紧缩的劳动力市场。3个家庭已离婚。人们不约而同地寄望于“下一代的幸福”。但什么是幸福呢？凭什么下一代会比他们过得更好？更高的教育？不错，大学生的比例在增加。1972年，有大学文凭的人一生的收入是75.8万美元，比多工作4年的中学毕业生高出60%以上（他们的平均年收入分别是1.6万美元和1万美元）。但是工人阶级家庭对“上大学”和他们无力支付的学费并无概念。而且，统计数据似乎忘掉了一点：不同学位、不同名气的大学的毕业生有很大的收入差别……从而模糊了现实的社会结构：爬到顶层不可能，爬到中间阶层几乎不可能。工人阶级将很大程度上再生产自己，阶级地位继续决定生活的质量，共同经历所创造的共同适应性将带来属于他们本阶级的意识和文化：家庭生活的方式，养育孩子的方式，工作和休闲的定位……
　　20年后重版此书，莉莲•B•露宾写下一篇新的导言：《重访沉默的大多数：1972至1992年》。在这段历史时间里，中等家庭的收入基本平稳，占美国家庭1/5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稳定增长，富人的腰包被里根和布什尽其所能地塞满，过去支撑工人阶级高薪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作却逐渐消失。经济衰退漫无止境，裁员风潮周而复始，“只有决策者及其随行人员的生活保持相对不变”。通货膨胀使得建立一个家庭所需的平均费用上升了21%，同时，年轻的工人阶级家庭实际收入却下降了30%。他们很难得到外来的帮助。从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的现象看，工人的阶级意识似乎在降低，种族义愤却升高了，人们把矛头对准外国人。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客们争相安慰和拉拢“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被广义地定义为除了富人与穷人之外的任何人”——露宾驳斥道——“对于政治家们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所有对于中产阶级的讨论都是为了达到混淆阶级现实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划清阶级界限”。
　　新的历史进程不仅日益剥夺蓝领工人的工作，到1990年代，更波及专业技术人员和低层次的白领工作者。更多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共同承担家庭负担已从“偶然”成为现实。1970年代，发生在工人阶级家庭的这种现象并不为官员和政治家所注意。今天，当中产阶级陷入同样情形的时候，关于家庭状态的讨论便通过许多渠道引起关注。但是，离男女同工同酬仍有很远的距离。整个家庭的闲暇和社会活动时间减少了。当两人工作的家庭数目增加，由于付不起请人照顾小孩的费用，许多夫妻只好轮班工作，这又导致夫妻间的交流降至最少，进而付出婚姻的代价。寻找时间和精力做爱也成了大问题。“离婚的革命”使过去相对稳定的家庭模式摇摇欲坠，出现了单亲家庭、混合家庭、重组家庭和“由于离婚而使家庭扩大了的”家庭。女性仍然易受伤害，她们再婚的机会比离婚男士要低得多。天真的美国梦破灭了，“但是也有另一面”，某些觉醒和斗争正在开始：“是的，妇女参与要求重组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斗争的人数不断增加是形成冲突的又一根源。但谁会说这比过去的顺从和沮丧更为糟糕呢？”在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的冲突迅速蔓延的同时，“有比以前更多的相互间冲突的民族群体的成员和平共处于学校、工厂、商店、公司和邻区。”
　　“那么也许，天真的失落不是一种社会悲剧。这也许只有当天真一去不复返、除去面纱的双眼能够公正地审视我们存在的问题并研究现实对策的时候才会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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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反官灭资    时间: 2006-11-27 12:51     标题: 美国工人失业和工会组织现状
国外理论动态 2004  12
美国工人失业和工会组织现状
迈克尔·D.耶茨
译 者张文成
美刊《每月评论》2004年1月号刊登了该刊副主编迈克尔·D.耶茨题为《找工作的工人，找会员的工会》的文章，详细而具体地分析了美国工人的真实失业状况、工会组织状况及其原因，并指出了改变工会当前不利处境的出路。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工人的真实失业状况
2004年1月，美国劳动市场呈现出如下景象：在14686.3万民用劳动力中，有829.7万人登记失业，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工作，但在过去4周里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工作。由此可知官方失业率为5.6％，比2003年12月公布的 5.7％略有下降。但这个失业率掩盖了种族和族群在失业方面存在的很大差别。2004年1月，黑人失业率为10.5％，西班牙裔人失业率为7.3％。全国平均失业率也掩盖了各州之间的差别。美国有些地方的失业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12月，俄亥俄的失业率为7.3％，华盛顿的失业率为6.6％，两者仅比一年前略有降低。无家可归者很多是青年和老人。
官方失业率也没有说明经济中有多少劳动力没有得到利用，即劳动后备军的规模有多大。另外，还有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官方失业率的计算之外。打零工但希望做全日工作（现在是每周35小时）的人被称为“非自愿兼职工人”。1月份，这种人有471.4万。停止找工作但想有一份工作、而且过去一年找过工作的人，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的边缘附着者”。1月份，这种人有170万，其中43.2万是“受抑制的工人”（discouraged worker），这些人因为缺少他们那种职业的岗位等市场原因而停止寻找工作。如果我们把非自愿兼职工人和边缘工人也计入官方失业人数中，1月份的失业人数为1471.4万，失业率也相应地上升到9.9％，这也许是反映劳动力市场就业困境的一个比较真实的数字。
不过，即使这个数字也没有把所有剩余劳动力都计算进去。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几年来一直不景气的经济中，有些工人只好退出劳动力队伍，而且连“边缘附着者”也算不上。例如，有些人可能被迫提前退休，并且至多只能靠减少的收入过活。有证据表明，那些由于常年紧张工作而累垮身体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寻求并获得社会保障残疾津贴。随着公司裁员、迁移、外包取消了这些工人的岗位，他们开始把残疾作为他们获取收入的惟一途径。自1990年以来，领取社会保障残疾津贴的人数增加近100％，达到600万左右。在2001年1月至2002年9月之间，残疾津贴领取者几乎增加了40万。
有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最终走进了监狱。现在，许多失业者长期寻找工作。2004年1月，在官方登记的失业者中，有40.2％的人寻找工作的时间至少达到15周，而且一段时间来，这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2003年1月为35.3％。2004年1月，失业27周以上者的比例是22.7％；一年前则为19.5％。现在，平均失业时间为19.8周，比一年前增加了2周。长期失业有时会使人走向犯罪或使他们处于很可能被指控犯罪的境地。这反过来使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进入监狱。美国监狱关押的人数达200万人以上，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中约一半是黑人。假定被监禁的黑人有一半是隐形失业者，即50万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算入2004年1月份的黑人失业人数中（从定义上讲，是算入黑人劳动力中），则黑人的失业率将从10.5％上升到13.1％，即增加了20％。与这些惊人的数字联系在一起的是，许多犯人在监狱的高墙背后仍在工作，即从事只能被称作强迫劳动的工作。
必须将这里所描述的大量劳动力过剩放到历史环境中才能了解其全部意义。这种过剩在一次经济复苏中已经持续存在了27个月。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注意的，我们正处于一次就业不增加的复苏中。事实上，目前的就业形势是史无前例的。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这样说：“现今的美国经济是前所未有的。这次经济复苏持续了整整25个月，但私营部门的工作岗位仍然比2001年1月那次衰退的谷底的水平还低大约1％；而在典型的复苏中的这种情况下，工作岗位通常要高大约6％。”
对罗奇提到的就业变化，存在一些争论。联邦政府劳工统计局进行了收集就业信息的两月调查。罗奇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利用了大约40万个企业、平均涉及4000万雇员的工资表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在上次衰退结束（2001年11月）到2003年11月期间流失了72.6万个就业岗位。它还说明，自上次衰退开始（2001年3月）以来流失了240万个就业岗位。
最近的就业增加如此乏力，以致于乔治·W.布什总统被认为是自胡佛总统以来第一个在结束任期时全国就业人数比在任期开始时还少的总统。
这些月劳动市场的萧条也反映在工资数据上。罗奇注意到，在总体水平上，“不能误解了这个就业不增加的复苏的重要含义。岗位创造不足的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工资收入生成同样严重下降。通常，在美国商业周期扩张的时候，占个人总收入45％并轻而易举地占据家庭购买力最大部分的私营工资和薪金支出上升8％（实际收入）。然而在目前持续了24个月的扩张中，这个关键部分的收入实际上下降了近1％，其作用相当于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大约3500亿美元”。
工资增长也明显放慢。2003年是扩张之年，但平均实际周工资有所下降（即从购买力看），这是1996年以来首次出现。总的来说，工资是停滞的，从而为经济增长已经两年、但劳动力市场仍然不景气的观点增加了证据。
2001年，在为期十年的经济扩张结束时，23.9％的就业人员即使从事全职工作，干一年（每小时8.7美元）得到的工资也不足以使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高于贫困线。对于黑人来说，这个数字是31.2％；对于西班牙裔人来说是40.4％。只有干更长时间的工作才能使许多家庭满足最低需要。美国现在是富裕国家中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1979年，每个日本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比美国工人多281个小时；但到2000年，平均每个美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经领先。当日本工人将他们一年的工作时间减少286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了32个小时。在大多情况下，长时间工作因工人长时间加班或从事不只一个兼职工作而成为可能。
美国是一个好工作太多的国家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上千万工人在从事报酬很低的工作，根本无法发挥其潜力。近3000万工人在从事助教、食品配制和服务员、柜台服务员、收款员、柜台和租赁职员、记账员、顾客服务代表、仓库管理员和填表员、秘书、普通办公室职员、装配工、商品分档员、助手、卡车司机、包装人员和苦力工作。劳动统计局估计，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增加最大的是以下十种岗位：食品配制和服务员、顾客服务代表、注册护士、零售店售货员、计算机辅助专家、收款员、普通办公室职员、保安、护士、软件工程师、饭店侍者。其中，护士和软件工程师是仅有的两个明显“不错的”工作，而且连这些工作也正在被成本意识很强的经理们迅速合理化掉。很难想象哪些工作的工人没有不安全感，因此不用担心下一步他们可能就被列入公司的裁员名单。这种不安全感使雇主比较容易提高剥削率。
之所以出现就业不增加的复苏，罗奇认为，主要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使工作岗位包括一度被认为不受影响的熟练工作岗位流向低工资国家和地区。无庸置疑，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岗位的减少已持续了42个月。尽管其中有些岗位的减少是由于采用节省劳动的技术和革新工作方式造成的，但有些岗位是流向了海外。信息技术就业在印度虽然猛增，但在美国目前的经济复苏中实际上却有所下降。然而，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就业已经下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也许是困扰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过剩的一个迹象，是最近出现的经济泡沫的资本投资狂潮的一个直接结果。现在生产的汽车、钢铁、计算机、光导纤维根本消费不了。这种生产能力的过剩带来的后果是工厂关门，企业裁员和解雇。　　　　　二、美国工会状况
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处于周期性的波动中，而且它们总是容易受结构性变化例如技术革命的影响。这些变化反过来对工人阶级产生多种影响。不过，这些影响的力度关键取决于工人在工厂中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程度。在没有工会的工厂失去作为一名钢铁工人的工作是一回事，在有工会的工厂失去工作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工作时工作流失了是一回事，在德国就业时工作流失了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当穷人和在瑞典当穷人，两者的差别真是太大了。这些差别是由于两个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不同造成的。
有各种各样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一个是入工会率。这不是一个完善的尺度，因为有些国家例如法国的入工会率就很低，但工人阶级很团结，能够成功地对抗雇主和政府。但总的来说，在入工会率高的地方，工人的工资、津贴和社会供给等情况比较好。一个是罢工发生率。罢工是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哪里的罢工发生率低，那里的劳工运动就薄弱。最后一个指标是有没有一个强大的劳工政党。哪里有稳固地扎根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哪里的这些政党是全国性的重要角色，那里的工人阶级就可能享有对工人比较友好的法律以及越来越好的社会福利计划。
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美国劳工运动的景况不佳。2003年，美国的入会率是12.9％；自1983年（20.1％）以来稳步下降。会员总数是1508万，与2002年相比减少369万，与1995年约翰·斯维尼（John Sweeney）及其“新声”改革派掌握劳联-产联的权力并许诺发展几百万新会员时相比也减少了。美国私营经济部门的入会率低得让人吃惊，为8.2％，自1983年以来减少了一半。公共部门的入会率自1983年以来也在稳步地下降，但37.2％的入会率阻止了会员数字呈现出灾难性的下降。所有公共部门的工会会员约17％集中在联邦政府机构里，他们遭到布什政府的猛烈打击，后者不仅推动许多联邦服务私有化，而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拒不承认联邦工会的谈判权。州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受到私有化和大多数州的财政危机的威胁。所以公共部门入工会率和会员人数开始下降的日子也可能为时不远了。不管怎样，除了法国，美国是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入会率最低的。有趣的是，美国的所有工会会员有一半生活在六个州：加利福尼亚、纽约、伊利诺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俄亥俄，可这些州只占美国工资和薪金工人的三分之一。
劳工统计局存有1000人以上参加的罢工的记录。这类罢工及参加者的数字现在处于历史的低点。2002年发生了19起这种罢工；相比之下，1952年是470起，1980年是187起。2002年，这类罢工涉及45900名工人；而1952年是274.6万，1980年是79.5万。罢工特别是众多工人参加的罢工在美国越来越罕见，这一事实与会员密度低相结合，是劳工运动软弱无力的证明。
美国劳工的政治力量也极其有限。美国不存在工党或真正的劳工政治。劳联-产联及成员工会每四年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运动投入上千万美元。然而，这些投资的回报一直微不足道。地方一级的努力还有一些成就，劳工在这方面的努力至少使一些政治家谈论劳工问题。但劳工领导人似乎没有足够的全国力量迫使那些他们给其金库投钱的候选人公开支持劳工事业。与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美国的社会安全网的漏洞显然是最多的。　　　　　三、工会对工人意味着什么？
要看到美国劳工运动的薄弱在工人福利方面何等重要，必须说明工会对他们的意义。最近，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舍尔（Lawrence Mishel）和马修·沃尔特斯（Mathew Walters）在一篇题为《工会如何帮助所有工人》的文章中调查了有关文献。下面是他们的结论。
工会可以将加入工会工人的工资提高大约20％，将包括工资和津贴在内的补偿提高大约28％。
工会可以减少工资不平等，因为它们可以使中低工资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幅度高于高工资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幅度，使蓝领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幅度高于白领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幅度，并提高没有高等学历文凭的工人的工资。
强大有力的工会可以确定不与工会订合同的雇主也得遵守的工资标准。例如，一个其工作场所没有工会但其行业的工会化程度为25％的高等学院毕业生，其工资比没有加入工会的行业的类似工人高5％。
工会对不通过劳资谈判确定的总工资的影响同通过集体谈判确定的总工资的影响几乎一样大。
加入工会的工人的最普遍的好处是附带津贴。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他们的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同伴更有可能享受带薪假，将近18％到28％的加入工会的工人更有可能享受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32％到54％的加入工会的工人更有可能参加雇主提供的养老金计划。
加入工会的工人可以比未加入工会的工人获得更慷慨的健康津贴。他们还可以少付18％的健康保险自负额（deductibles）和较少的家庭负担成本。退休后，24％的加入工会的工人更有可能享受由他们的雇主缴费的健康保险。
加入工会工人可以享受更好的养老金计划。他们不仅可以在退休后有保障，而且他们的雇主还可使他们的养老金再增加28％。
加入工会的工人可以享受26％以上的休假时间，14％以上的全薪假（休假和节日）。
工会在实现法定的劳动保护和安全健康权利、加班、家庭/疾病休假方面，在工作中实施这些权利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因为加入工会的工人消息灵通，他们更有可能从失业保险和工人补偿等社会保险项目中获益。
由此看来，加入工会是工人改善其生活质量，保护他们免遭资本主义的许多不稳定因素打击的最好办法。
尽管雇主和许多媒体有反工会倾向，但工人们似乎对工会的好处有充分的理解。据盖洛普最近所作的民意调查，有65％的美国人赞成工会；绝大多数人认为工会利大于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说，如果可能，他们将加入工会。
四、工会该怎么办？
有很高比例的工人阶级似乎理解这一点。然而工会密度和会员人数在下降，工会已经看到它们的政治影响在消失。怎么办？
丹·克劳森（Dan Clawson）在其最近出版的《下次高潮：劳工和新社会运动》一书中，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和交谈证明：各种工人都可以组织起来。克劳森说明，当工会做到以下几点或全部时，工会是可以成功的。
通过开发工人的能力和旨在建设民主工会的缓慢而有意识的组织活动，给普通会员以力量，即使在工会遭到最初挫折的时候，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将劳工运动看成比工会更重要的事情，并为争取低成本住房等社区目标而斗争，与此同时，通过社区联盟增强工作场所的力量；
向对劳工友好的非传统的劳工组织例如全球公正和反血汗工厂运动、美国华人雇员和工人协会之类的工人中心以及“工作与正义”组织等提供支持、联合以及货币援助；
正视性别、种族、族群问题，将这种问题作为组织工作的中心问题。
有趣的是要看到，克劳森所描绘和分析的战略策略与30年代劳工运动所采取的战略策略非常相似，曾经是左翼领导的产联工会的基本原则。这些战略策略对一批引人注目的被范内莎·泰特（Vanessa Tait）称为“穷人的工会”的成功也至关重要——这些工会出现于60年代，当时，劳联-产联及其大多数成员工会甚至连发展工人运动的托词都放弃了。近些年来，工会所取得的成就是做全国福利权利组织、“社区立即改革组织联合会”的联合工会、革命联合运动、工作福利联盟和工人中心之类的团体所做的事情的结果。
克劳森确信，工会对加强劳工运动的主张的日益接受，与全球公正及其他运动的发展相结合，可以使劳工运动掀起新“高潮”，形成与30年代的产联类似的迅速发展。克劳森也许是对的，但这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克劳森和大多数劳工运动评论家几乎总是忘了：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左翼政治活跃，左翼组织很多。在大萧条开始时，美国左翼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左翼的各个派别包括美国共产党对劳工的高潮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左翼不仅建立新的工会，倡导克劳森所赞扬的策略，而且他们还致力于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承诺在艰难时期给他们以支撑，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他们给工人传达一种工人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即阶级的感觉。
今天，在有组织的劳工里或在其他大多数进步运动中，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斯维尼的“新声”派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且像所有这类革命一样，认为变革是有限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这一革命显然失败了。它显然没有接受克劳森和泰特所接受的看法。
自从“新声”派掌握劳联-产联以来，尽管这个劳工之家出现了许多改善，为劳工进步人士开辟了空间，但进步人士几乎没有理由希望取得超过已有成就的更大成就。劳工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开始谈论阶级；他们没有去组织一个工党；他们没有提倡工会民主；他们没有领导全球公正运动；他们甚至没有面对他们自己的给人扣赤色帽子以进行政治迫害和亲帝国主义的过去（他们被要求这样做但迄今为止他们拒绝了）。
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劳工左翼。我确信，在每一个工会中都有许多潜在的左翼力量。这些人所需要的是倾听一下左翼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一旦他们倾听这种分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会像鱼喜欢水那样喜欢它。但是，要出现这种情况，左翼必须尽可能地在每个工会、每个组织活动、每个劳工教育活动、每个政治运动、每个社会公正运动中积极活动。右派最近对学院劳工研究项目的进攻显示，劳工教育尤其重要。没有什么东西比受过激进教育的工人阶级更让雇主担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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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反官灭资    时间: 2006-11-27 12:53     标题: 利益群体症：剖析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美国病”
利益群体症：剖析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美国病”
严海蓉
05年纽约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罗伯特.费奇在写一本批评美国工会组织的书。我立即就跟费奇联系。我对他坦言我虽然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但是（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对美国的工会组织只认识个皮毛，很希望读他的书长见识，但主要还希望向中国的朋友们介绍他对美国的工会的研究和分析。我是带着问题向他求书的：既然美国可以自由组织工会，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会会员占美国劳工人数的比例一直低迷，在美国工人中影响低微，近年来还在下降？美国劳动部（Labor Department）05年报告显示全国12.5%的职工，即一千五百七十万人，是工会会员 (1986年为20.1%)，而私营企业中工会成员的比例只有8%，半个世纪前，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合并的时候有一千六百万会员（16 millions），其中私营企业工人会员占40%，去年这个比例降到8%。目前，美国工会无力反抗工时的加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低落、资本的海外投机。在某些行业，比如餐馆业、成衣业、杂货店、旅馆业、肉类加工业等，工会工人的工资只在法定的最低工资上下。克林顿时代的泡沫过后，2003年美国男性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不及1973年的水平。美国工会的问题能主要归结于所谓的全球化吗？
一本痛切批判美国工会的著作
美国工运史上工会长期排斥移民工（比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华人等），排挤本国黑人和女工。黑人和妇女直到1980年前一直受各级工会的排挤，难以成为会员。这种排挤固然有本土白人男性工人出于保护自身群体利益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工会作为工人组织为什么没有能力克服这种利益群体的狭隘性？以历史上美国的华工为例，美国的几大工会不仅没有倡导国际主义，反而领导本土沙文主义。问题恐怕还不只在于保护主义的问题：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AFL-CIO，劳联和产联两个主要工会1955年合并，2005年分家）的领导层在国际上反共的政治倾向和动作超出了狭隘的保护主义的范畴，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帮手。这些问题还连带着其它几个相关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美国工会的组织结构、功能和性质？美国工会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美国式的工会是不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榜样？
费奇很慷慨地把他的书稿寄给我看。字里行间是对美国工会不遗余力的、痛心的批判。今年他的书出版了。书的题目是《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毁害了劳工运动，削弱了美国的前程》。书的封皮是美国主要工会之一Teamster在1986年拉斯韦加斯会议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Teamster工会主席贾基.普莱瑟（Jackie Presso）坐在交椅上，由装扮成古罗马百人队队长的黑帮分子抬着出行。普莱瑟是黑帮的合伙人，他在Teamster里的地位得益于黑帮家族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照。他是联邦调查局在黑帮的线人。费奇用这幅看似奇特的照片为他的书点了题。该书出版以后，《纽约时报》和其他几家媒体出了书评，《Forbes》和《MRZine》(《每月评论》的e-zine) 登出了对费奇的访谈。对于费奇当时不见“外”地把书稿寄给我，毫不犹豫地让更多人了解美国工会的问题，我真诚地感谢他的国际主义的态度。后来知道我想写书评，他又将这些访谈寄给我。本篇书评参考了费奇在《MRZine》访谈中添加的一些内容。
费奇对美国的工会不是一个旁观者。自15岁起他就加入了芝加哥的五号工会。后来尽管在康乃尔大学、纽约大学教过书，他积极组织工会，至今仍是工会会员。前言部分他用个人亲历的几件事串起了他本人对美国工会的认识过程。第一件事是十五岁的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交界的附近和其它的工人们一起挖沟。“下晚即将收工时分，平塌塌的地平在线，冒起了一小股土尘。土尘越滚越大，越滚越近，一直逼到了土沟边上，尘土里冒出一辆车，车里走出两个身穿西装的人，站在沟边上仿佛两座塔，俯视沟里的工人。他们是五号工会的干部来收会费的。”另一件是1986年一起惨烈的谋杀案，两个黑帮分子被活埋在印第安纳州的玉米地里。主持谋杀的是五号工会的头头，后被判牢监200年。第三桩事发生在1990，费奇本人成为纽约一个地方工会的顾问，参与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计划。为了使该发展计划取得更多的支持，费奇决定联系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争取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工会的支持。于是他去找该工会的地方头头，带了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作见面礼，资助该头头竞选市议会的席位。钱出手以后第二天纽约的一家进步报纸就曝光了该头头与纽约知名犯罪家族的联系。个人的经历本不足以独立构成历史叙述的本身，但是在历史分析的脉络里，个人的经历可以成为某种见证。费奇用这三个亲历的事情引导我们进入他展现的历史脉络。
美国工会的“美国病”
费奇的书的主体分为四个部分。书的前两部分阐述了他对美国工会的体制的看法和分析，后两部分展开和加强了他的论证。第一部是“腐败怎么了？”，包括两章，第二部是“起源”，包括四章，第三部题为“腐败的工会—当前的普查”，分为四章，普查了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几大城市的工会腐败状况；第四部题为“改革的失败”，分为三章。最后一章是结论。
那么，这本400来页的书只是对美国工会腐败的大曝光吗？至少费奇认为不是。腐败是公开的秘密，对“任何留心报端新闻的人都显而易见。”书中有大量的具体例证数落至二十世纪初就伴随着工会活动的敲诈、勒索、贿赂、内讧、出售就业机会、黑帮掌控、盗用福利基金，但是费奇的用意更在于通过分析讨论“工会如何变得腐败，腐不腐败有什么两样，为什么美国不能听之任之”（xiv）。费奇指出美国的工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抗争, 不能在组织工人阶级中起作用，主要因为工会体制本身有三大症状：腐败、分裂、孱弱，即劳工活动分子所谓的“美国病”。费奇开门见山地道出美国工会的体制特征：“美国的两万多相对独立的地方工会，如同封建领主一样，工会大多有自己的垄断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有与资方的独家谈判权，向在地盘里的工人们征收会费。工会领导[费奇称他们为“工会老板,”union bosses]掌控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分配，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与工会领导形成庇护关系（clientism），工人视领导为恩人，忠诚于这些领导。这些工会更像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劳工组织”（x）.
那么美国工会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为什么得了“美国病”？费奇的分析没有把问题推向“全球化” （好像问题在于美国工会无可奈何地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而直视美国工会的体制，将结症追溯到十九世纪工会的初期形态，追踪了在博弈中形成的美国主流工会体制。照费奇入木三分的分析，美国工会体制的设计就是把大多数的工人排除在工会之外，而且这个毛病是美国劳联在娘胎里就有的，随着劳联模式的扩张而蔓延美国工会的全局。所以，美国工会不能代表美国大多数工人可不是全球化才有的问题，也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白色恐怖以后才有的问题，病根子长着呢。在某些历史时期美国的劳工运动确实有蓬勃的发展，但是费奇认为这些发展归功于体制外的因素，而不是由于体制本身。
美国“劳联”（AFL）形成的历史
让我在这里综合性地翻译费奇书中描述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AF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家史的部分，使我们从中洞见美国工会结症的形成。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会是一些地方行业工会(craft unions)。这些工会把工人按照行业和地域划分，在成立之初就染上了敲诈勒索的恶习。到1890年，劳工沙皇们(labor czars)已经建立了各自的领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席卷欧美的时候，地方行业工会是这个时代一种初始的工会形式。这种工会目标狭隘，只求以小团体的力量和老板达成协议；其手段和组织方式也原始。如同街道的少年帮派一样，早期的工会势力小、地盘概念强，互相之间为争地盘械斗不止。同属于一个行业工会的成员，往往有地缘或血缘的关系，排他性很强，由某个家长式人物领导。他为成员提供就业和保护，成员们回报以忠诚。工会里的成员和领导之间的纵向纽带超过成员与成员之间的横向纽带。欧洲也是以行业工会起步，但是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工人们已经开始发展起更强大、更具有包容性和远大目标的工会。他们超越了原先狭隘的地方性和松散的联盟结构，组织起了全国性的工会，与资方在全国范围内谈判。
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似乎也有希望从原有的狭隘的地方行业工会基础上发展出更先进的工人联盟。“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就代表了这样的希望：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吸收黑人和妇女，技术工和非技术工，它最有意义的口号是“对一个的伤害就是对全体的伤害”（“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劳工骑士”的出现挑战了以劳工沙皇高姆坡斯（Samuel Gompers, 1850-1924）为代表的行业工会的利益。英国出生的高姆坡斯认为租纽约廉价公寓、用模子制作雪茄的东欧移民工人不配与他所代表的、有技术的、靠手艺做雪茄的本地工人竞争。高姆坡斯居然使纽约州立法，要把“廉价公寓的垃圾”赶出这个行业。但是纽约州法院后来裁决这个立法不符合宪法。结果是移民工人们最终控制了高姆坡斯的工会，把他的对手选了上去。当“劳工骑士”站在移民工这边，支持他们反抗的时候，高姆坡斯就开始着手组织“劳联”。“劳联”成立于1886年，是一些地方行业工会的松散联盟。就这样，纷争械斗的行业工会决定绑在一起，应对“劳工骑士”。“劳联”从一开始就是代表了劳工的分裂，而不是团结，代表了小团体性，而不是整体性。费奇引用一位劳工史学家塞里格.坡门（Selig Perlman）的话：“这场斗争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技术工人想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和组织能力迫使老板最大程度地向他们妥协。‘劳工骑士’则想把技术工人争取过来，用他们的组织优势来加强帮助没有技术的工人和略有技术的工人。这场冲突是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一个要团结，另一个要分割。”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大多数劳联的罢工是不同行业的工人为了争地盘、争就业的械斗，而不是和资方的斗争。在行业工会的模式里，暴力的对象往往是工人，而不是老板。但是在“劳工骑士”和“劳联”的斗争中，用费奇的话说，不幸的是类人猿替代了人。“劳联”格局得以垄断美国的劳工。
“劳联”在二十世纪又面临过两次挑战，一次来自“国际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简称IWW或Wobbly），另一次来自“产联”（CIO）。但是“劳联”在这两次挑战中都战败对手，得以维持垄断的地位。分裂原则战胜了团结原则，小团体利益高出了阶级利益。“劳联”如何得以屡战屡胜？“劳联”有来自几方面的援助。以劳联-产联之争为例：首先，他们有老板的帮忙。按照美国的劳动法，资方一旦与一个工会达成协议，别的工会就不能插足。如果没法不和工会打交道，资方当然愿意和松散的、腐败的“劳联”打交道。第二个援助来自黑帮。一个本部在芝加哥的黑帮掌控了“劳联”中的好一些工会。在和产联的斗争中，黑帮分子绑架和谋杀了产联的进步分子，指责产联有共产党人的渗入。费奇的书中不乏点名道姓，在此不提。劳联的第三个资源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执意认为黑帮不是问题，而大量监视产联进步分子的活动，捆绑他们的手脚。二十年的斗争以劳联-产联1955年的合并告终。
美国工会结构的七大特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工会结构环环相扣的几个特色。我根据费奇的分析做了以下的总结。其一，各工会享有“独家谈判权”（“exclusive bargaining”）。美国的法律在劳资关系上规定，不允许不同的工会在同一个行业或企业同时组织工人，工人们只能由某一个特定的工会独家代表，与资方谈判，签劳动合同，每一劳动协议里都包含有这一条。这一条为某行业或公司成为某个工会的“领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著名的工运史学家约翰.康门斯（John Commons）一个世纪前曾警告：“工会有可能成为资方的爪子，工会干部可能腐朽变质。” 美国工会的前程被康门斯不幸言中。
其二, 工会的大致结构是条块分割，各自垄断，各自为营，各自为利的众多工会领地的联邦。两万多工会成了众多个利益群体的代表，每一个都是和资方协议的小团体，从大局来看，从长远来看，分化和破坏了工人的整体团结和整体利益。美国工会80%的资源由地方工会掌握，而以行业、地盘利益划分的各工会既没有雄心也没有力量挑战大公司集团，用费奇的话说，狐狸就是想猎取大象，它也做不到，块头太不一样了。工会的“利益群体”性质也体现在工会代表本地工人利益、强化与移民工人的矛盾上。美国华人社会学家彼得·邝指出“历史的教训的明摆着的。工会排挤移民工人反而降低了工人组织的战斗力，使得移民工轻易成为资方的受害者，被老板们当作便宜的，顺从的替代工，瓦解工人组织的罢工。对移民工的排斥使得反移民的仇外情绪得以不断延续，加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结果是移民工人没能得益于已有的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也遭到了削弱。到头来，资本则能利用移民工人敲诈整个工人阶级。”在美国这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最原始的工会运动垄断了局面。
其三, 工会具有多层的庇护结构，摆脱不了黑帮的渗透。费奇的书中有关于大工会领导与黑帮勾结的大量材料。在上述劳联家史里已有涉及。在此我选一个例子。1957年美国顶级黑帮人物在纽约州碰头，在场的56个人中22个是工会领导。我的读书心得是，如果工会的职能仅在于向工人索取会费，同时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保障，那么，黑帮也能做到这些，只要把会费的名目换成保护费就可以了。因此，在地盘垄断的结构上和提供“保护”的功能上，黑帮和工会有相通之处，黑帮对工会的渗透也就不奇怪了。我常听纽约一些工人社区的组织者批评工会说：工会拉会员只叫人填表，来人的思想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出去的时候还是什么样，是不是工会会员就是填一张表的问题，工会对工人思想的提升没兴趣，没有和工人的思想交流。因此，这种狭隘的工会和黑帮的界限是暧昧的。费奇认为黑帮掌权的工会代表了庇护体制的最高形式，工会沦落为一个多层的庇护结构。
其四，工会领导和资方共谋，工会成为就业信托。费奇指出，工运史研究应该探讨的问题是美国工运史的主旋律不幸的是劳资合作，而不是劳资冲突。为劳资合作付出代价最多的是广大普通工人。比如，在建筑行业，如果工会领导和承包建筑公司能够合作，互相照顾在劳方市场和资方市场的垄断利益，他们干嘛要打仗？根据工会和资方的具体的劳动协议，有些老板必须通过工会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雇工。工会领导层通过它掌握的“劳工雇佣厅”（Hiring Hall）掌握工人谋职的管道。这种情况在技术工种尤其普遍。如此，因为掌握工人的就业管道，工会领导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领主。即使协议里没有要求资方通过工会招工这一条，只要工会不闹事，老板们也常常乐得让工会代其招募、管理工人。如此，工会就成了一个就业信托。不管工会领导个人是否有具体的腐败行为，仅仅这样的结构性关系就表现出工会领导放弃了整体劳工的立场和原则，参与维持--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不必奇怪的是，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领导层路线原则的败坏和领导们个人道德行为的败坏相辅相成。美国工会领导们的腐败技俩多姿多彩。比如，出售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如果工会和资方有协议保证一定的工会会员就业比例，那么，资方则贿赂工会领导的以求领导层出卖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这样资方可以不理劳动协议上规定的雇用条件和工资标准，更廉价地从外面雇用非工会会员工人，顶替工会会员。自然领导层是会得到好处的。再比如，工会领导还可以迫使会员工人接受非会员的工资标准，等等。一个具体的例证：纽约市三分之二的成衣厂是血汗工厂，但是有工会的成衣厂中却有四分之三是血汗工厂，这些工厂中有的要求工人每星期工作七天，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有的只付工人每小时工资一两美元（1997年来法定最低工资5.15美元）。那么，工会对保护工人利益有多少用处？
其五，工会作为“就业信托”使自身丧失组织工人的动力，却有瓦解工人的作为。在现有的工会结构条件下，因为工会作为“就业信托”掌控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工会领导就没有兴趣招募会员。原因是僧多粥少，招募新会员就意味着让他们和已有的会员抢工作。工会不仅不能组织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权益，许多控制行业就业机会的工会（建筑、码头货运业，等）在成员内部不仅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反而在性别之间、种族之间制造收入等级制，在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制造等级制，加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有些工会把工人们划为甲级、乙级和临时工。甲乙级工人的工作能有保障，临时工则在头无片瓦的停车场等待每日的工作机会，平均要干七年才能成为乙级工人。工会本来应该组织工人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减少资方意志对工人们的控制，但事实上，现有的工会结构却把工人阶级瓦解了，更别提许多工会领导接受老板的贿赂，更加不理会组织工人的事。综合第四和第五特征，美国工运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劳动法（因为资方可以不受制约地解雇工会组织者和支持者）和资方的阻挠这些外部的阻力。问题更是工会体制本身决定了它对组织工人没兴趣、没动力。按照现有的工会的体制逻辑，组织工人不划算。美国工运的问题也不是缺乏工会（两万多大小工会，数字不小！），也不仅仅是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而是有工会也不真顶用。
其六，领导和成员变质为恩主庇护关系。行业工会的原始性和“就业信托”的定位使得掌控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工会领导与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形成庇护关系（clientism）。领导给成员恩惠，成员向上级献忠。这样的体制不能促进工人间的横向团结。用费奇的话说，“美国两万多工会更像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劳工组织。”费奇认为领导和工会会员关系的变质是工运问题中最深刻的问题。
其七，工会和民主党的联姻：无广泛政治成果，有领导层相互利用。对美国两党竞选的金钱贡献以大财团为最多，但是工会的贡献也不示弱。据调查（出自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在过去十年里，给联邦竞选献金的前十名中有七个是劳联的工会。大公司大财团对两党的投资是脚踩两只船，六成给共和党，四成给民主党。工会则基本上贡献给民主党。工会为2002年的竞选出资一亿美元。这一亿美元是否能给普通工人带来好处是很可疑的，费奇总结说它带来的好处有这些：为这些个别的工会提高它们在劳动协议的条件；增加工会会员人数，有时不惜以损坏其它工会的利益为代价；工会领导给自己花钱消灾，希望躲过法庭和囚牢。在上述七个献金榜上有名的劳联工会当中，三个工会的主席在1996年至2000年受到联邦犯罪嫌疑调查。
所谓“工会民主”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不难想象，费奇对美国工会不遗余力的批判招来许多的争议和不满。有争议的是他是否对美国工会的腐败夸大其词？有不满的是主要担心他对腐败的揭露会使在右翼主事的大气候下本来就不好过的美国工会日子更加难过。关于前一点，费奇说我的材料都有，可以分析证明给你看。关于后一点，费奇的观点是美国工会的困境主要不在外部环境，而在内部的体制，所以有进步心的人们应该不满腐败，而不是迁就工会，不满他对腐败的揭露。行文至此，读者也许会问：那么，费奇对美国工会的批判是不是他反工会呢？费奇对美国工人运动大概可以借用“哀其不幸，怒气不争”来形容。他谴责道：美国曾经什么时候会有像欧洲（比如法国、意大利）工人这样的总罢工？是1877年那次（The Great Revolt of 1877）?还是1886年那一次（The aftermath of the 1886 Haymarket Riot）？费奇喜欢拿美国工会和欧洲的工会相比。虽然着墨不多，但是观点很清楚：即便欧洲工会不是典范，至少欧洲工会没有美国病，有能力推动和组织全国性的大规模工潮。欧洲的工会领导层虽然有坏苹果，但却不是集体性和结构性的腐败。虽然欧洲的工会有官僚主义，由于工会不掌控就业机会，工会干部不能成为工人们的恩主。欧洲的工会也不强迫工人加入，也不从工人的工资里扣除会费。费奇从法国的工会同事那里了解到，法国工会的干部要到工人当中去请他们自愿购买一种小票，收集到的小票转化为干部的收入，工人们对工会干部的工作是否满意、是否愿意支持他们的工作就看他们是否愿意购买小票。据这位法国工会的干部介绍，他的月收入大约2400美元，相当于一个技术工的收入，可是他说，“我们[干部]穷，但是我们有战斗力。”与欧洲的工会相比，费奇认为美国工会的问题是画地为牢的半封建领地的体制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工会民主，”这个大多数工会改革家使用的口号，就显得是空洞而肤浅的敲边鼓，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事实也证明了迄今所有的“民主”改革都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回到我在开头提出的问题，美国工会为什么缺乏战斗力。费奇对美国主流工会的体制分析翔实地解答了美国工会如何为狭隘的利益主体服务、美国的劳工因此如何被多个利益群体和各利益群体内部的（种族、性别、长幼、国籍等）不平等关系上下左右内外条块分割。即使某些地方工会内部有多么民主，这个体制本身阻隔了工人之间广泛的认同和联合。由此不难理解，在对待移民工人和第三世界工人的问题上，美国的几大工会不仅没有倡导国际主义，而是以倡导人权之名，掩利益群体的沙文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实。
美国主流工会与政府合谋实行“劳工帝国主义”
那么，费奇的书有没有讨论我在开头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即美国工会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虽然这本书对我们继续探讨这些问题的有一定的帮助，但该书本身没有讨论这些问题。这里我就要谈一谈我认为费奇的书有什么欠缺。费奇书中分析的重点在于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及其后果，对于体制问题的分析主要涉及工会结构、领导层腐败和与黑帮勾结等具体方面。但是费奇没有进一步探讨美国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就是我认为本书重在体制分析，忽略了对美国工会的政治分析。我认为这是该书的最大问题和局限。当然任何著作都应该有所侧重，作为读者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者面面俱到。但是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不开的。我的浅见是对体制问题的分析如果不推进到政治问题的分析，那么对体制问题的分析也就不能彻底。如果挑明了讲，什么是美国工会的政治问题呢？美国工会种类繁复，不能一概而论。在我看来，美国主流工会领导层的政治问题是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共生关系。而这个基本政治立场是美国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2005年3月《每月评论》发表了11位美国工会活动家的联合署名文章，题为“美国工会的未来：面临21世纪、重建工会运动”。作者们指出，工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工会能不能迎接挑战，成为与非正义作斗争的武器，还是沦为帮助其会员减轻些遭遇资本主义痛苦的机构？”文章接着提出“工会运动的信念究竟是什么？”这似乎表明对于这些作者来说问题首先不是美国工会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而是工会为什么而战斗的问题。作者们说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劳工运动讨论中没有明确的说法。
虽然明确的说法没有，美国主流工会却有明确的做法, 这就是为人们称为的“劳工帝国主义”（labor imperialism）。在二十世纪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劳工帝国主义从劳联的老祖宗高姆坡斯那儿就开始了，劳联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事海外活动，维护美国国家政权的利益。这些包括在墨西哥革命期间（1910-1920）从事反革命，支持和维护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立“泛美劳联”（Pan-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来控制西半球（尤其是墨西哥）的劳工运动。二战期间劳联起先是反纳粹，后来就反共产党，而当时共产党在抵抗法西斯的各种运动中是主导力量；二战以后，冷战期间，劳联在意大利和法国积极反共，随后在整个欧洲反苏。这些活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赞助。在拉丁美洲，通过它的“自由劳工发展美洲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简称AIFLD）, 劳联支持和参与推翻几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在非洲，通过它的“非美劳工中心”(The African-American Labor Center), 劳联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在亚洲，劳联于1967年成立“亚美自由劳工所”（the Asian-American Free Labor Institute），在南韩和菲律宾展开活动，直到八十年代才结束。对于劳联-产联的缩写，AFL-CIO，人们戏称为AFL-CIA（劳联-中情局）。
1995年随着领导换任，当时的新领导决心在劳联-产联的外交事务上做出重大改革，但是已经有事实和材料证明这几年劳联-产联通过它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 前身是臭名昭著的、被解散的劳联-产联外事机构 AIFLD），由美国政府的“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美国国际发展处”（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USAID）资助，又参与了颠覆民主选举上台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活动。
怎么回事？还是有人道出真情，此人是爱德门德.麦克威廉，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局的国际劳工主任。对于美国劳工在冷战中做出的贡献，他评价道：
劳工外交，即美国外交关系中与提倡工人权利和更广泛的民主权利相关的方面，是美国外交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当时，美国工会为美国遏制和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了有意义的政治支持。冷战结束后，劳工外交被外交决策者们摆在一边了，但是在全球化的新一轮挑战下，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变得越发重要了。又到了劳工外交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有价值的时候了…
今天，在形成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上，工会可以起着与它当年在冷战中同样有意义的作用。
费奇在书中提到过劳工帝国主义，但他所指涉的范围比较小。他谈到美国工会的一些虚伪，比如UNITE-HERE (主要代表餐馆业和成衣业的工人)很久以前就放弃了为工人们改善工作条件和维护就业合同的斗争。自六十年代以来，UNITE的会员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UNITE近来的公关策略是打击海外的血汗工厂，还取得了一定成功。这种虚伪的公关转移一般民众的视线，引导美国年轻的大学生无视本国的血汗工厂，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出救世热情。这种技俩和救世情怀的确是劳工帝国主义的表现。但是劳工帝国主义更主要的还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AFL-CIO）的领导层与美国帝国主义合作，长期以来是美帝的帮手。
所以，美国主流工会的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国内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劳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与美国帝国主义配合的劳工帝国主义。内外结合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因此，费奇把体制问题作为美国工会的主要问题就显得不足了。
“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
美国工会的重建有没有可能呢？费奇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主流工会的挑战和重整工会的力量一般来自外部，来自左派，他在《每月评论》的访谈里谈到了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新、独立于工会结构的职工中心。这样的组织在纽约就有二十多个。这些活跃着的新的组织在积极地探索新的组织理念和道路。但是费奇认为美国工会需要全面的革新，美国工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分裂，因此他怀疑这些新的组织有没有能力对美国工会的重建起作用。
那么，费奇本人分析美国工会的的政治视角和立足点是什么呢？这里我不得不指出费奇的分析里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费奇喜欢在欧美间进行比较。欧美之间的确有许多可比性，欧洲的工会运动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工会的诸多问题。但是费奇的参照系统主要是欧洲，只有在抨击美国工会的腐败状况时，他才拉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作比较。这仿佛是说，美国工会应该跟“好孩子”“先进”的欧洲学习，不幸地是美国工会有时更像第三世界的“坏孩子。”与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相联系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极大肯定。在访谈中，他认为欧洲的社会民主是“阶级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平等、最自由的社会组织形式。”他在著作和访谈中只有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赞美，没有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肯定。由此，我还想指出的是费奇对美国工会的批判虽然痛心疾首，但他的批判似乎最终没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框架。他在书的结尾重新召唤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却不幸失落的“民主共和主义”(democratic republicanism)。因为美洲印地安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因为华工在美国遭遇过排华法案，因为美国黑人遭受过长达几世纪的奴役和种族压迫，我不清楚他所谓的“民主共和主义”在历史上指的是什么，因此在通信的时候请他解释。他回答说如果他要给自己在政治上定位的话，他是一个“共和社会主义者”（a republican socialist），至于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关于这他正在写本新书。
尽管费奇的著作有一些欠缺，《出卖团结》深入地剖析了美国工会的弊病，对我们了解美国工会和工运是一本非常有借鉴价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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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反官灭资    时间: 2006-11-27 13:46     标题: 从统计数字看当前美国工人阶级状况
从统计数字看当前美国工人阶级状况
[美]迈克尔•耶茨 著 郭懋安 摘译　
    美刊《每月评论》 2005年 4月号发表了迈克尔•耶茨题为《从统计数字看美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以美国在失业、工资、收入和分配等方面的统计数字说明美国当前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和变化趋势。作者指出，美国当前经济是由金融投机推动的，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不会再有良性循环，工人阶级状况仍将继续恶化，但是作者强调美国工人阶级不应将自己的处境恶化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而应团结国际工人阶级，改变世界资本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经济政策研究会的米歇尔等三位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美国劳工状况》双年调查报告是当前对美国劳动市场统计做出的最优异的综合和分析。它不仅提供了所有有关的数据而且对劳动市场走向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回答。
                                     失 业
    该统计数字表明，最近30年来美国工人的状况远远不及过去的“黄金时代”。但1995年至2000年期间是个例外，当时工资（以购买力计算的实际工资，下同）在停滞了20年之后在这5年明显增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2001年3月开始的经济衰退和同年11月开始的“无就业增长的复苏”，这些好处都烟消云散了。
    综合上述情况，三位经济学家强调指出，失业率低时工人受益大，特别时底层收入人群受惠最多。
    1995年至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扩大了就业，失业率降到低水平，这有助于工人改善经济状况。但2001年3月开始的衰退减少了就业。小布什总统第一届任期内的就业状况是胡佛总统时期（1928—1932年）以来最糟糕的。2001年迄今，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连续41个月减少，而自复苏开始以来的21个月中全国共减少了110万个工作岗位！自“二战”以来的历次复苏中，本次复苏的就业增长是最疲软的。尽管过去3年来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劳动市场仍很不景气，其主要表现或特征如下。1、经济复苏势头已很强，但平均失业期限长而且长期失业者多。2004年2月的平均失业期为20.3个月（当时失业率为5.6%），是1983年7月以来最长的，而当时的失业率是9.4%。在失业率相对低的情况下竟有如此长的平均失业期是非常少见的。长期失业者是失业27周或更长而仍在寻找工作者，2003年的长期失业者在全体失业者中占 22.1%，在当时失业率不算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甚至到2004年年底，这—比例仍高达20.2%，远高于过去40年来的每一个复苏年。长期失业者中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年富力强的工人、白领工人以及专业人员。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长期失业者中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45岁及以上的人、从事经营管理和专门职业的人、在信息产业以及商业服务业中的男性白人。在最近一次衰退和当前的复苏中，失业者的类别竟如此之广泛实属历史上罕见。2、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即劳动力（就业者和失业者人数之和）中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这意味着人们在退出劳动力队伍，这在经济复苏中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2004年底的劳动力参与率是66%，比上一次商业周期高峰的2001年3月低一个百分点。如果2004年12月的劳动力参与率同2001年3月持平，则当时的劳动力应该增加近300万人。设想这批人因当时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劳动力队伍并假定他们现在重新进入劳动力队伍，则现在的失业率应接近7.5%。
                                     工 资
    除公共雇员外，全国工人的工资总体上在1947年至 1973年间显著增长，其后22年下降，1995年至2003年间又有所增长，其中1995年至2000年的年增长幅度是战后“黄金时代”结束以来最大的。2000年以后经济进入衰退和就业不增长的复苏期，工资增长迟缓。进入2004年，经济虽然升温，工资却下降了。
    综览全局，在工资领域有如下几个突出的问题。1、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差距很大。在2003年，黑人工人的中位工资约相当于白人工人中位工资的73%，拉美裔工人则约为64%。（中位工资是居于最高和最低级别工资之间正中一级的工资，即有50%级别的工资高于这一级同时有50%级别的工资低于它。——原作者注）。仍以中位工资为基准，黑人女工和拉美裔女工的工资分别为白人女工工资的 86%和 75%。2、在美国这样的富国竟有大量低工资工作。根据这些工作岗位的小时工资标准，即使全年都工作而且是全日工，其收入仍不足以供养贫困水平的四口之家。在经济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在工资为贫困水平的就业者中，女工比男工受益较多而且黑人比白人受益更多。3、美国存在大量的工资收入不公现象，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加剧。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迄今，高、中工资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中、低工资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缩小。与上述情况相关的是受高等教育和受初等教育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自70年代以来其扩大的程度颇为可观。法定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下跌和企业高层官员薪金的猛涨是工资收入不公的两大重要方面。按购买力计算，联邦政府规定的5.15美元每小时最低工资比1976年少了近25%，而公司执行官们的薪金则跃进式地增加。首席执行官仅薪水和奖金的现金收入自1989年至2003年间就翻了一番以上，他们的现金收入在1967年是工人平均工资的24倍，至 2000年则是300倍。
                                  收入与财富
    美国的收入和财富状况有如下两个突出的现象。1、美国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官方的贫困线门槛定得很高，为农业部规定的最低食品支出金额的3倍。这在 2003年为18660美元。根据这个标准，全国的贫困人口为3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2.5%。但官方的贫困线完全不能反映人们真实的经济困境，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将官方贫困线降低一半才符合实际，据此，贫困人口应为8800万。不同族裔中的贫困率差异很大，2003年在白人、黑人和拉美商人中贫困率分别为10.5%、24.4%和22.5%（根据官方贫困线，下同）。在1995—2000年经济增长期，上述各类贫困率都显著下降。2000年全国贫困率为 11.3%，黑人为 22.5%，拉美裔人为 21.5%。但这一积极趋势随后出现逆转。2、收入和财富分配十分不公。无论是绝对地还是相对地，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整块蛋糕一直是越做越大，但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归资本占有者所得，处于收入底层的群体得到的份额实际上缩小了。过去30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劳动人民受惠较大的1995—2000年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一些家庭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加主要是因为工时延长了，而且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就业。但在最近一次的衰退中，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人的中位家庭收入都下降了。现在已达到了靠延长工时和增加成员就业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极限。在1995—2000年增长期，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家庭收入增幅大于白人，但在此以后，少数族裔家庭收入的减幅也大于白人。目前的情况同过去一样，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家庭收入仍远不到白人家庭收入的65%。
    在1979年至2000年间，以资本为收入来源的最富有的1%住户攫取了总收入的38.4%，最贫穷的20%住户仅得到0.8%。前者每户平均收入为后者的48倍。
    财富（全部资产的货币价值）分配的不公更甚于收入分配的不公。2001年，最富有的1%住户占有全部净资产（总资产扣除总负债）的33.4%，底层90%的住户仅占有28.5%，17.6%的住户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30.3%的住户的净资产不足1万美元。如按族裔划分，2001年13.1%的白人住户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在黑人住户中则为30.9%；黑人中位住户拥有的金融财富（股票、债券及现金等）仅为1100美元，白人中位住户则有42100美元。2001年，最富有的1%的住户拥有44.8%的普通股（不含养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底层80%的住户仅有5.8%的股票；年收入低于 1.5万美元的住户持有 1.1%的全部股票；年收入25万美元或更多的住户则持有40.6%的股票。另一方面，贫穷户中负债的多而且债务负担重。2001年，有 27%年收入低于 2万美元的住户须以40%或更多的收入偿还债务；年收入为9至10万美元的住户只须以2%的收入还债。
    在此必须指出，近十多年来在格林斯潘和联邦储备系统的鼓励下先后出现了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这种资产价值的大幅上升大大有利于富人，他们拥有的大量资产因价值的上涨而可以购置更多资产以加强他们对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的控制。他们是以狡诈而不易为人觉察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
                              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贫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斯坦等主流经济学家将之神秘化，米歇尔等三位经济学家则指出不难找出原因。1、进一步实行了税率递减的征税制度：对高收入者及最大的公司降低征税率。这样就把穷人的钱转给了富人，加剧不公。例如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就是把99%的住户全部税后收入的0.8%输送给了顶端1%的住户。2、工会组织率显著下降，工会力量显著削弱。2004年，就业工人中仅12.5%的人是工会会员，而21年前则是20.1%。2004年，私营部门的会员率为7.9%，跌至19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甚至公营部门的会员率也从2003年的37.2%降到36.4%。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的新任共和党州长下令州政府雇员不得再进行集体谈判，致使他们的工会名存实亡。工会会员的工资和福利历来高于非会员，2003年二者工资等报酬的差距为15.5%（黑人工人和拉美裔工人则分别为 20.9%和 23.2%）。由于劳动力队伍中非会员人数相对地不断增加，平均工资势必下降。此外，由于工会给黑人和拉美裔人相对于白人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也同样适用于蓝领工人相对于白领工人、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相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工资处于底层的工人相对于顶层的工人，因此随着工会会员的减少，白人工人同少数族裔工人之间、蓝领工人同白领工人之间、高中毕业的工人同大学毕业的工人之间以及低工资工人同高工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拉大了。3、最低工资的购买力下降。国会决定长期不增加最低工资，因此物价每上涨一次便降低一次固定不变的最低工资的购买力。鉴于妇女占全体最低工资工人以及每小时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不超过1美元的工人的60%，这一决定的主要受害者是贫困的妇女，它大大加重了对底层工资收入者的不公。
    三位经济学家估计，拉大了的工资差距中约有1／3应归因于工会的削弱和最低工资购买力的下降。
    他们也否定了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对劳动力技术水平的要求提高即对其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乃是技术工人、高学历工人同非技术工人、低学历工人之间工资收入差距拉大重要原因之一的论点。事实是当90年代技术迅猛发展，工作场所也快速使用计算机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差距却在缩小，但同时以企业高级经理为主的处于工资分配顶层的人其工资却迅速增加，远远高于所有其他的人。因此，劳动力技术含量的多少是工资差距拉大的原因这一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实际情况是不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还是慢、是使用高科技还是低科技、经营得好还是不好，其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直接下属们的工资都是照样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还认定“自由”贸易显然对劳动人民有利。实际上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上不是自由贸易，因此必须对自由一词加上引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他类似的贸易协定给工人带来的是灾难。它们导致大量进口用于制造业的设备以及消费品；促使以美国为基地的生产企业将很多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和中国等低工资国家；使雇主们能胁迫工人并压低工资；使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都被大量外包出去。其后果就是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低技术和低学历工人的工资下降、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等高技术工人大量失业。三位经济学家估计，拉大了的工资差距中约有另外的1／3要归因于国际贸易带给工人的负面效应。
    他们三人没有掌握外包流失的工作岗位的数字，凯特•布朗、范布伦纳等两位研究员最近为美中经济安全评审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披露，仅2004年第一季度外包的工作岗位就多达10万个。
    天下的工人都受同一种势力的压榨，不能因美国工人的工作由于外包流失到低工资国家便责怪这些国家的工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墨西哥工人带来的弊远大于利，美国的廉价玉米在墨西哥市场泛滥成灾，迫使墨西哥农民放弃土地到墨西哥和美国的城市找工作。现在许多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外包到中国，如果后者的工资提高则其工作岗位又将外包到别处。
                              不再有“良性循环”
    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经济增长不能同“黄金时代”的繁荣相提并论。诚然，前者的资本投资和消费支出都有长足增长，但大量的投资都是在股市泡沫引起对经济增长预期过高的情况下投放的，因而导致生产能力大量过剩；消费支出的增长则是受到股票价格的推动。因此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时，投资和消费支出不再增长。更有甚者，这次经济增长带来的高收入完全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所以没有“黄金时代”那种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广泛消费。还有，政府的税收因股票价格上升而大幅增加，但它却不增加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支出，——这些本可以使工人生活得更健康、受到更多和更好的教育并且能够更多和更好地生产，这些本来都是造福未来的积极因素。政府反而控制教育支出使之滞后于经济增长，还制订多项残酷的刑事法津并且取消了给贫困妇女的社会福利待遇。
    最后还要指出两点。1、工会运动在这整个时期内不断流失会员并失去了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势力。如果工会有昔日那样强大的力量，工人本会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更大的份额。2、大量经济增长的收入因购买进口商品而流淌到国外。在整个90年代，继续彻底取消对经济的监管特别是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大量资金流向国外和把技术的与非技术的工作岗位都外包出去提供了便利条件。以上情况充分说明90年代后期的景气完全谈不上是一场“良性循环”，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这次景气过后工人的处境急剧恶化。再者，当前的经济增长虽已长达3年，但工人状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实际工资在下降，就业只是刚刚回到布什就任总统时的状况。
    三位经济学家清晰地指出，资本拿走了当前经济复苏中的绝大部分收益：在公司部门，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资本收入比衰退或无就业增长的复苏期高出32.2%，工人的实际劳动报酬（工资加福利）只增长了1.2%。情况很清楚，除了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一段短暂时期外，工人在就业时工作日益失去保障，在失业时生活日益失去保障。同样很清楚的是，90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不是一次“良性循环”，而是由股市泡沫和大量借债消费所催生的。因此泡沫破灭后，工人的生活福利继续下滑。国家陷入伊拉克战争的困境、布什的减税政策使巨额预算赤字和高利率长期保持下去、看不出对经济进行明显的需求刺激、堆积如山的债务限制了消费的长期增长、空前规模的外贸失衡使国家完全仰赖外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意愿以及继续将工作岗位外包出去，所有这些都使人难以对工人的前景感到乐观。更有甚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看来正在使国家的产出增长同就业的增长更加脱钩。
    美国劳工的状况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尽管工资、工时、就业、失业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看来是由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所左右，它们实际上全都由工作场所和政治领域中工人同雇主间的斗争决定。如果统计数字显示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恶化而同时雇主的状况在改善，这证明资本家扩大了权力。要透过数字找出工人失掉权力的原因，这有助于制定相关的战略战术以利于工人夺回失去的权力。本文清楚地指出了，只有振兴美国工人阶级的权力才能使工人对未来的生活抱有希望。但要在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基础上实现振兴，就必须彻底转变观念，认识到现行的制度尽管有十分充裕的时间履行其承诺，但它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美国的劳动者首先必须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例如，美国工人在处理工作外包和移民工人的问题上，决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工人当作替罪羊。不应反对将工作外包出去，而是必须要求增加失业补偿金、按受职业再培训时领取金额工资、政府承诺实现充分就业。美国劳工不应助长反移民的歇斯底里倾向，而必须支持维护移民权利的斗争，声援对外移民国家的工人运动，并在要求彻底修改美国外交政策的活动中发挥先锋作用。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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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6-12-3 21:36
美钢铁工人普遍失业 布什和全球化是祸根 (04/06/2004)
　　Pepe Escobar 撰文
　　美国克利夫兰 —
由于城市无计划地占用山林农田，克利夫兰的蔬菜农场和温室正逐渐被吞噬。在整个俄亥俄州北部，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大厦的残骸，提醒着人们它往昔的辉煌－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美国东北部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当时，有“美国的砧骨”之称的北美五大湖是世界主要的钢、铁和成品石油生产基地。
　　但是那个美国梦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城市化。克利夫兰本身也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工业衰退，直到最终的再度繁华－然而已经是另一种繁华。凯霍加河沿岸的老工业区遭受了后工业经济发展时期的严峻考验：夹在那里富丽堂皇的酒吧、饭店和连接它们的雄伟大桥中间，古老的工厂和仓库显得多么的黯然失色。
　　克利夫兰的蓝领们也是怒气冲天。以2001年12月破产的美国第三大工业集团共和钢铁公司（原名LTV）的老工人为例。破产后，工人们的养老金减少了65％，5.6万靠工资维生的工人大部分只能每月领取700美元，而且失去了医疗保险。迈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向我大致描述了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一些人在做零工，以等到65岁时获得医疗保险。我们只能祈祷上苍保佑我们不要生病。”
　　自1998年以来，美国又有其它35家大型钢铁公司倒闭，至少25万工人加入了失业行列。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家园，并且正在艰难求存。一些身体还硬朗者只好到沃尔玛或麦当劳赚7美元/小时的血汗钱。
　　这是谁之过？乔把这一切归咎于三点：管理层的贪欲、外国的产品倾销和全球化。他谴责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的钢铁大甩卖。在华盛顿，钢铁已经是烂便宜。但是我们不该落得这样的结局，我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我们一直在纳税，我们中一些还曾在越南浴血奋战”。
　　这或多或少代表了坐落在凯霍加河空旷无人的老工业区附近的美国钢铁工人联盟的心声。该联盟主席利奥•杰若德认为，美国的钢铁业是被来自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南韩的不公平竞争挤跨的，他说：“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生产力，不惜低价倾销钢铁”。此言不虚：这些国家低价倾销是因为他们的国民工资比美国要低得多，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获利不菲。
　　2002年3月，为了保护美国的钢铁业，布什政府决定对钢铁进口强征进口税。但是这些税收已经由于日本、南韩、中国、巴西、俄罗斯和欧盟向世贸组织强力施压而于去年12月取消。
　　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的美国钢铁巨人只剩下两个：国际钢铁集团（ISG）和美国钢铁公司。它们购买破产而具有生产力的公司，但从不承担社会责任。过去两年来，ISG已经收购了LTV、伯利恒钢铁公司和阿克梅钢铁公司，而美国钢铁公司也几乎不花分文就收购了努克和国家钢铁公司。但是这些工厂的工人仍然前景不明。这些工厂需要投资和更新设备以加入市场竞争，而且（与亚洲和南美的同类工厂相比）要给工人支付巨额薪水。在许多美国经济学家看来，投资这样一个竞争残酷、濒临消失的产业不可能期望有丰厚的回报。
　　美国钢铁业完全不再具有竞争力。据杰若德透露，美国钢铁工人联盟在美国和加拿大有120万名成员，其中75％（90万）靠退休金生活，在这90万工人中又有25万已经失去任何保障。至于那些仍在工作的，他们通常都在50岁以上，健康状况不佳。
　　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钢铁工人的困境：普通美国人的购买力普遍下降。为了保持他们30年前的生活标准，美国人每年必须额外多工作7周时间。和日本、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工人相比，美国人－尤其是养家带口的美国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事实上，一半多的美国普通工薪阶层必须每周至少工作51小时才能保持每月收支平衡。
　　自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就业成了美国人关注的头等大事。有人可能会说，近几个月来失业率持续下降，但是这一点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满10年的工薪阶层只相当于25年前总数的41％，现在更低了，只有30％。40％的工人担心如果他们失业，不可能再找到同样待遇和福利的工作－钢铁工人就更不用说了。在钢铁股东们为“创造价值”而进行的合并、收购和工业重组过程中，将有更多钢铁工人加入失业大军。
　　由于美国过去30年以来一直在走右翼路线，财富甚至比上世纪20年代更集中。企业更有支配权，工人的权利更少了。
　　白宫的宣传机器很擅长打民粹主义这张牌，这就是布什为何能赢得大量白领选民支持的原因。共和党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统治阶级（都是对布什的“价值观”不屑一顾的民主党人）的弱势群体，这种反动的民粹主义宣传在广播脱口秀和《福克斯新闻》中相当普遍。受到攻击的不是那些真正有权有势的富有者－大部分富人都是共和党人，而是各种消费文化：奢华的饭店、有情调的咖啡馆、金碧辉煌的大学、欧洲名贵汽车等。这种民粹主义反映了美国纵深地带（共和党总统布什2000年的政治发祥地）的偏爱。
　　那么根据这种说法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按照白宫的宣传机器，他应该是一位吃巨大的德州牛排、喝本地啤酒（如库尔斯的百威）、喜欢田园风光（就像布什的克劳弗德农场）并购买国产汽车（从不买宝马和美洲虎）的人。
　　但是一贫如洗、为生活忧愤交加一筹莫展的俄亥俄州失业钢铁工人什么也买不起。他们只好寄望于独立候选人纳德尔，后者在如何最好地捍卫工人的权利方面堪称克里的老师。比如，克里可能会采纳纳德尔的建议，设立国家最低工资标准。至少1千万美国家庭的年收入不能低于1万美元－相当于一个印度土邦王公的收入。克里可以取消布什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把这些税款用来修复国家破败的公路、桥梁、学校、图书馆、公共建筑和下水道系统等基础设施。
　　俄亥俄是一个关键的游离州。布什和他的竞选班子不停在这里穿梭，因为没有一个总统能在失去俄亥俄州的情况下入主白宫。但是白宫也很清楚，对俄亥俄州的蓝领，尤其是失业的钢铁工人来说，布什和全球化是真正的祸根。一位在沃尔玛工作的前钢铁工人表示：“我们将动用一切力量让布什今年加入失业队伍”。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06-12-4 03: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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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6-12-3 21:45
人性的泯灭：奴隶制重归美利坚
      联合国将2004年定为“消除奴隶年”。即便在现代文明中，奴隶制仍然没有彻底根除，不但一些贫穷国家依然有奴隶制，就连一些发达国家，非法的人口贩卖也在制造着新奴隶。
      虽然奴隶制度已被废除了100多年，但贫困与财富的对垒已使人口走私成为一种快速膨胀的产业，不断为农业、服装制造业和性交易输送着廉价劳动力，那些成为现代奴隶的劳动力如同一次性餐具，它的所有者可以随时将其抛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人口贩卖的主要目的国，见证着人性的泯灭与残酷。
      一个奴隶只值40美元
      国际先驱导报驻夏威夷记者程云杰报道
      他们更名改姓，或者在佛罗里达的热带果园里采摘，或者在美属萨摩亚的服装车间里劳作，或者藏身于得克萨斯高速公路上的某个拖车车厢，或者在晦暗的酒吧里卖弄着疲倦的肉体和笑容。
      他们被迫长时间从事高强度工作，但薪水微薄；他们无法离开，更谈不上选择新的职业；他们被迫永远地依附于雇主，他们共有的名字叫：“现代奴隶”。
      与一个半世纪前的黑人奴隶不同，这些非法进入美国的劳工先是被人用幸福生活的梦想逗引着，然后在暴力的威胁下无可奈何地廉价出售自己的劳力。虽然他们的身上不再被烙上奴隶的记号，但他们要永远背负欠下的沉重债务。
      残酷剥削源于利润至上
      根据美国国务院2003年发布的人口走私年报：目前全球每年新增被贩卖人口70万，其中有5万进入美国。在这份年报中，美国对本国的人口走私情况一带而过，只说有关具体情况仍在整理和调查之中。但是反人口走私的特遣部队已先后在华盛顿和夏威夷等地组建。
      在2003年11月在夏威夷召开的“美国—太平洋全球化人权问题挑战——人口走私问题”国际会议上，上文提到的几桩案件受到与会代表的热切而广泛的关注。夏威夷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巴里·吉尔斯说：“人口走私是亚太地区增长速度最快的国际犯罪活动，也是令人震惊的人道主义危机。”
      专家认为，这种丑恶行径的死灰复燃并非偶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只有依靠低廉的价格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而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生产成本，劳动力价格被商家看作是最有伸缩力的一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邮报》甚至尖锐地指出：正是因为非法劳工的存在，佛州有着620亿美元产值的农业经济才能如此蒸蒸日上，美国的消费者才能在市场上花3.39美元购买半加仑新鲜的桔汁，花1.29美元购买一磅新鲜的西红柿。
      同样，正是因为血汗工厂的存在，一些服装零售商才能在价格战中长盛不衰。在离华盛顿7000英里的美属萨摩亚，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为压缩劳动成本提供了最佳环境。作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当地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大陆不需要征收进口关税，他们甚至可以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牌，使消费者以为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高。
      由于偏处一隅，这个岛屿对美国的法规熟视无睹，而美国本土的官员也不愿兴师动众到那里检查生产环境。除此之外，当地的移民法律也比本土松得多，再加上一系列优惠的税收优惠制度，吸引了不少希望一夜暴富的商人。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塞班岛，它是美国在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领土，目前已有数千名服装工人向美国主要服装制造商和零售商提出了集体诉讼。过去25年里，大量海外资本从韩国、台湾和菲律宾进入这些太平洋岛屿，利用它们作为美国领土所能享受的优惠待遇。
      联合国人口走私环球项目顾问凯文·贝尔斯说，奴隶制度废除以前，一个南美奴隶的价格相当于目前的4000美元，现在，一个被雇佣的收割可可豆的廉价劳动力仅值40美元。当人力成本被压榨到这种地步，劳动力就和一次性餐具差不多了。
      现代奴隶的绝迹实非易事
      然而，要遏制这种剥削决非易事。根据美国新闻媒体的披露：官商勾结、司法不健全与执法不利是现代奴隶犯罪猖獗的主要因素。虽然美国在200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以及2003全球人口走私年报上着重强调人口走私与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的关系，然而商业利益推动下的人口走私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佛罗里达，农业劳工法律是由一小撮“农场主政客”来操纵的。该州众议院的农业委员会委员中有一半来自农业，该委员会主席马蒂·伯文本人就拥有三个果林基地。今年早些时候，她反对通过一项杀虫剂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对所有使用杀虫剂的工人进行技术培训。此后，她又带头扼杀了一个反奴隶法案，该法案一旦通过，将允许工人就压榨行为对农场主和中间承包商提请诉讼。伯文认为，反奴隶法案得到实施的可能性很小。她说，“奴隶制度早在1865年就已经废除了。”
      同样，在萨摩亚，调查人员发现“大宇沙”工厂的一位车间主任兼任当地地方长官的副手；而该公司的律师居然是地方长官的弟弟。这种官商勾结左右司法公正的现象使被奴役的劳工无处申冤。
      为此，佛罗里达农业工人移民司法项目主管罗伯·威廉姆斯呼吁：立法和执法部门必须真正发挥作用。他说，“没有任何行业能靠商家自律来解决问题。”
      自去年开始，美国政府加紧了对贩卖人口罪行的惩处。官方统计显示，美国在过去2年已耗资1亿美元用于支持全球反走私项目，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安置和补偿被贩卖人口及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去年，一名成功逃离奴役的尼日利亚女子被纽约一法院判予赔偿金27.2万美元，她曾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被迫工作了9年。
      然而，对其他数以万计，怀着美好梦想的受害者来说，得到官方补偿的可能性实在是凤毛麟角。在贫国和富国差距日益悬殊的今天，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变得日趋激烈，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应倒退100多年回到奴隶制。
      美属萨摩亚：造反奴隶被塑料管挖掉眼睛
在美属萨摩亚的一间血汗工厂里，一位缝纫女工的眼睛被挖了出来，就因为她带头罢工，索要拖欠的工钱。这桩涉及251名非法劳工的人口走私案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共同侦破，也是目前美国最大的一桩现代奴隶案。
      这家名为“大宇沙—萨摩亚”的服装加工厂由韩国人李金苏所有，位于萨摩亚首府帕果帕果附近，主要为美国零售巨商西尔斯百货和知名品牌JC
      Penny生产贴标服装。此外，该工厂也承揽制作大学体育运动队的队服。
      华盛顿一法院今年6月公开审理此案后，JC Penny已同意对该工厂工人的薪水进行补偿，但其他公司尚未做出任何回应。
      当越南女孩阮青得知自己能到美国，根本没考虑萨摩亚在什么地方，就义无反顾地辞掉了原来的工作。结果，除了每天13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外，她必须和35个工人一起挤在促狭的宿舍，三餐不见油水。二百多人的午餐里面只有不到1公斤鸡肉，偶尔可以吃上土豆。虽然月薪讲好了是200美元，但经过种种克扣后的薪水要少得多。
      曾经有工人们罢工，老板就把电源切掉，锁上车间的大门，整个车间像个蒸笼，热得让人虚脱。就是在那次最激烈的对抗中，老板命令几个萨摩亚工头把带头的越南裁缝从缝纫机旁拖走，然后用塑料管把她的一只眼睛挖了出来，提起那幕惨状，阮青至今仍心有余悸。
      为了能赚到美国200美元的月薪，阮青放弃了在家乡30美元/月的工作，向当地一个劳务输出机构支付了4700美金。这笔费用是她父母通过抵押房产的办法筹到的，她们笑着把女儿送走，因为相信这是一份不错的差事。事实上,阮青在9个月里只赚到了690美元，由于债台高筑，当工厂被查封时，她没有感到丝毫地宽慰，反而是无限惆怅。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能以泪洗面，因为没有钱，她不敢回去也没办法回去。
      得克萨斯：奴隶尸骨遍布墨美边境
      墨西哥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今年至少有398人在穿越1933英里长的墨美边境时死亡。该数字不包括尚未发现或被遗弃在沙土中的遗骸。
      在毗邻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州，从边境城市埃尔帕索到达拉斯的高速公路是一条繁忙的走私人口运输线。警方已加紧了盘查，但大多时候，被贩卖的人口与合法运输的货物一起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关卡。
      卡车司机特洛伊·菲利普·多克因涉嫌偷运走私人口而被警方逮捕。他说，这650英里的路程一直都很顺，直到有一天两具尸体永久地躺在了他负责运送的医疗物资上。
      当他打开拖车车厢时，10多个偷渡客像堆烂泥一样瘫在柏油路上，一个妇女挥舞着拳头用西班牙语咒骂着，还有一位已不醒人事。因为第一次碰到死人的情况，多克慌了手脚，先是给卡车公司打电话，慌称不知道怎么搞的有偷渡客进了车厢闷死了，接着收到人贩子鲁本·帕特里克·瓦尔德斯的电话询问运输情况。当他告诉瓦尔德斯有两人死掉的时候，瓦尔德斯命令他迅速把尸体丢掉。幸好卡车公司已与警方取得联系，警方及时赶到现场，并把遗弃的尸体找回。
      多克说，他和偷渡客一样，只是想赚点容易钱。这12小时运输的酬金是5000美元，他总是把钱寄给在墨西哥的家人。
      在被赶上车之前，偷渡客被告知这是一辆有空调的货车，并储有充足的食物和水。事实上，里面的最高温度接近华氏200度，没有任何给养。尽管偷渡客们拼命敲打车厢，多克始终没有停车。有人撕破医疗物资箱寻找氧气罩，以便从门缝中呼吸点新鲜空气；有人喝尿；还有人在挣扎中逐渐昏厥。
      “坐在驾驶座上不可能听到拖车里面的动静，我也不愿意听到”，多克后来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很后悔做了这些事，我对他们，对我的家人都很歉疚”。
      佛罗里达：蓄奴死灰复燃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3年上半年，穿越边境到佛州来找农活的路易斯·希门尼斯经历了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他乘坐的偷渡车出了车祸致使其头部严重受伤，还算幸运的是他被人送进了医院，最终这位31岁的危地马拉人带着受伤身体被遣返回国。
      过去两年，美国法院连续审理的五桩人口走私案均发生在“柑桔之乡”佛罗里达。秋季是柑桔收获的季节，也是劳动力最紧缺的季节。一大批非法劳工从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赶来，冒着巨大风险穿越美国-墨西哥边境，潜伏在桔林中等待被人买卖。他们向牲畜一样被成群地塞进促狭的货车、渡船。当他们的双脚刚刚踏上美国的领土，他们就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该州《棕榈滩邮报》报道说，这些劳工白天在果园和西红柿地里干活，晚上被锁在同一间屋里就寝，如果有人胆敢逃跑，就会遭受皮肉之苦。在劳工们居住的地方，工人们的基本生活——从饮用水，盥洗设备到卫生设施——完全得不到保障。破旧，满是老鼠窝的拖车宿舍随处可见。在棕榈滩县，合法注册的移民居住场所仅能容纳6645个工人，而在目前这个收获季节，劳工总量已达20000到45000人。在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为劳工准备的合法居住场所，数以千计的劳工只能聚居在破旧的租赁拖车里。
      在佛州西部的一个小镇,一位牧师曾发现一群男子被困在一辆锁着的拖车里。这些人称自己被卖给了一个劳工承包商，必须靠工作来还债。为了还债，男人和女人被以不同方式奴役着。女人们曾经被许诺送到打包车间或者作保洁员，结果刚过了边境，承包商就让她们从事性交易，从简陋的拖车到中产社区的豪宅，这些色情场所无处不在，而且生意红火。由于只需支付20美元，外加1美元的避孕套，男人们就可以在这些可怜女人身上寻找刺激，承包商把这类生意称为“21美元俱乐部”。
      为了最大限度地压榨工人，承包商控制着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从住宿、吃饭、交通乃至打电话。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专职保安整晚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稍好一些的承包商允许他们寄钱回家，坏承包商不仅折磨他们的身体，还摧残他们的心灵。
      在自由和民主的思潮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今天，没有人会甘心沦为奴隶。但是，饥饿与贫困经常让人义无反顾走上不归路。
      还有一些人根本没钱支付路费或中介费用，这就刚好为中间雇佣商、也就是走私犯，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强迫劳工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来偿还这笔费用，但是却把薪水压得非常之低，同时，还收缴证明他们身份的法律文件，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
      更有甚者，在佛罗里达，劳工们根本就不需要合法身份。一位36岁的采摘工人说，“在佛州，我从来不用担心那些合法文件，根本就没人查。”
      事实上，在佛州，非法劳工的身份证、社会保障号码都是伪造的。为了向种植园主提供低廉的劳动力，无论是注册承包商还是没有执照的中间人都从海外寻找不知情却殷切希望摆脱贫困的劳动力，然后向他们提供伪造的身份。虽然佛州法律要求劳工出示合法证件，但执法部门从来不查明真伪，这为非法劳工的存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国际先驱导报》 2004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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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他们是北美工人阶级中最苦难深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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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2-9 23:05     标题: 美国挣钱，多少算够？
美国挣钱，多少算够？
作者：强国论坛    文章来源：强国论坛    点击数：219    更新时间：2006-12-8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612/12608.html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富。但普通美国人到底挣多少？对这个问题，即使在美国住了十年也没什么概念。美国人注重个人隐私，特别是在财产方面，对自己的收入避而不谈，对别人的也不问。在媒体上曝光的，多是些社会名流，几百万乃至上亿虽不是新鲜事，不过却没有代表性。
美国是一个习惯数字化的社会，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统计数据，收入这样的数据也是如此。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8620美元，在全国1.43亿纳税人口中，中等收入接近45000美元。但这样的数字还是过于抽象。
　　家庭规模不一，即使以2.6人/家庭的平均数计算，家境还是会有很大差异。比如，有的家庭每年得花上万美元供孩子上大学，有些则没有这个负担。那么中等家庭的日子到底怎样，还是难以体会。
　　另外，富与穷在美国还是个挺主观的问题，感觉上的事情就愈发没准了。但是，美国人觉得自己贫富与否，对政治却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大部分美国人觉得自己穷，生活艰难，在任总统的位置多半不保。如果大家觉得日子蒸蒸日上，在任总统连任的几率则会大大增强。今年的问题似乎有点麻烦。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说，目前经济复苏强劲，布什似乎没理由落选。但一系列民调表明，老百姓的自我感觉和经济数据并不一致。GDP在涨，企业利润在提高，老百姓却觉得日子不好过。美国人的富与穷，成了典型的半杯子空还是半杯子满的问题。能否找对感觉，只能看政治家的本事了。
　　年初一本名为《低工资的美国》的书多少为我们了解一般美国人的收入提供了一些线索。该书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挣的工资难以养家了。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般美国家庭只需要男人在外工作就能维持不错的生活。于是，就有了“家庭工资”的说法，也就是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的工资，这也是多年来美国劳工阶层的理想工资标准。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当前美国可以说出现了普遍的家庭财政危机。
　　2001年，1亿个有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大部分人的收入低于3.5万美元，只有32.8%的人能够挣到4.5万以上，能够挣到6.5万的，不过其中的 15.7%。美国生活费用甚贵，即使6.5万美元养活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也并不太宽裕。可见，绝大部分美国人挣的工资，养家很勉强。
　　当然，如今许多美国妇女也走出家门工作，一个人的收入早已不能代表一个家庭了。但是，即使把妇女的工资算进去也不乐观。目前1/3的美国家庭还是一个人工作。不过，这样的家庭中，挣钱的人往往收入甚高，配偶根本不需要工作。而另外2/3的家庭中，则常常有两三个人在外面挣钱。但他们的收入常常低得可怜。比如，在大部分外出工作的妻子中，有固定全职工作的不到一半。一般而言，即使达到中等水平，她们收入也只有1.8万美元。在一个典型“双职工”家庭中，妻子的收入一般占家庭总收入的36.1%，按这个比例，大部分这样的家庭收入不会超过5万。
　　如果父母挣的钱无法养家，那么孩子只得出门打工。老实说，未成年人打工主要并非因为穷困。美国人注意从小培养孩子自食其力，许多富家子弟也常常会出去打工，这是社会对孩子提供的一种必要的教育。
　　美国社会的许多头面人物，小时候都打工。但是，因为穷不得不打工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为了挣钱，这些孩子常因为打工过度，做不完作业，甚至因缺乏睡眠而上课打瞌睡。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青少年打工增加了63.2%。这么高的增长率，显然不是因为进行社会教育的缘故，而是纯粹的经济童工的增加。孩子打工拿童工的工资，给老板省了大钱。但孩子那几个小时工的收入，则很难补贴家用。大不了是少向父母要钱而已。
　　这些还是完整家庭的情况。近几十年美国离婚率增高，结婚率降低，单身“家庭”和破碎家庭甚多，这些人的日子就更不容易。2001年，4500万美国的未婚职工中，中等收入水平约为1.7万美元。单亲母亲的中等收入水平稍高，为 1.8万美元略多。单亲母亲中有3/4是在失去福利后才被迫出去工作的。可想而知，出去工作就很难顾上孩子的教育。挣来的钱差不多够缴房租了，但孩子却常常因为没人管而学坏。目前22.4%的美国孩子就是这么长大的，长大后最可能的“前途”之一，就是进监狱。
　　为什么美国老百姓挣这么少？另一本叫《缩水的美国》的书提供了部分答案。美国技术水平日新月异，企业越来越富有效率，在国内裁员也越来越狠。从 1980年至2002年，美国人口增长了23.9%，就业人口增加了37.4%。表面上看，工作职位比人口增长得快。但是，这个乐观的数字背后隐藏着几个事实。首先，几百万过去不工作的妇女现在出来工作了，青少年打工的比率也急剧增高了。更重要的是，一些高薪、全职的职位被大量低薪、不固定的职位所替代。例如，从 1981年到2003年，通用汽车的雇员从746000人减少到350000人，少了一半还多；施乐的雇员从120500人落到67100人；杜邦的雇员从135000人降到79000人。在比照同时期23.9%的人口增长率，这些大企业职位数量的下降就显得更突兀了。
　　增加的工作是什么呢？是最底层的低薪工作。从1981年到2003年，沃尔玛的雇员从2.7万人膨胀到130万人。麦当劳则新创造了296000 个工作。但这些职位几乎都是售货员的工作，许多是临时性的。即使是全职的，这样的工作的报酬也只相当于前述大企业固定工作薪水的1/3.那么，钱到哪里去了？当然是流进富人的腰包。1980年，5%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4.6%。到2001年，这个阶层的收入则更占到国民收入的21%。同时，最底层的20%的家庭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下降了20.8%。
　　不能否认，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富国。特别是经过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国力大增。但是美国老百姓的受益却十分有限，颇有国家越富，自己手头越紧的感觉。美国的大公司，CEO的收入是公司职员的530多倍。这一差距在日本不过10倍而已。于是，美国经济一有麻烦，马上就是街道萧条，治安败坏。而日本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平成不景气”，街上还是热热闹闹，歌舞升平。以至一些美国人跑到日本一看，大惑不解：他们繁荣得要命，哪里有什么经济危机的样子？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和一个均富社会的距离，在市面上就明明白白。
　　不过，不少人对这样的描述不以为然。比如《经济学人》就指出：1980年以来，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增加了1/5.贫困率从1960年代以来持续下跌。黑人中中等收入家庭的增长率比全国水平高两倍。特别是美国接收的移民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接收移民的总和。结果，在截止到1999年的20年间，有500 万移民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这并不说明这些家庭的生活比起在原所在国时没有改善。如果抛开这些移民不算，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一直在持续改善。
　　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在《进步的悖论》一书中指出，25年前，美国家庭平均是3个人，如今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过去的中等家庭收入是3个人的收入，现在的仅是2.6个人。至于已婚妇女出来工作的时间增加了3倍这一事实，不少人说是生活所迫，但最近有研究证明主要原因是男女工作差距缩小，使妇女更愿意出来工作。如今大多数美国家庭有两辆车、一栋房。平均每个美国人拥有两个房间，比现在的欧洲和半个世纪前的美国的标准要高一倍。美国的家庭财富超过 440000亿美元，是历史的最高记录。日子不能说过得太差。
　　但是，硬数据无法替代人们的实际感觉。今年总统大选，民主党推举的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就痛斥布什创造了“两个美国”：有一个美国，人人富得流油；但另一个美国，大家却朝不保夕。这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是民主党最有号召力的竞选口号，也是他最终成为克里的竞选伙伴的原因。可见，GDP再增长，贫富分化日久必然引起政治危机。
　　如今虽然一般的美国人收入在上涨，可是已经远远赶不上住房价格、医疗保险和教育费用的上涨速度。5万美元不到的家庭收入，使许多美国人在买下住房后越来越难支持孩子上大学。但是，教育的重要性却每年在凸显。在1980年，有大学文凭的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收入比例是1690∶1000美元。到 2001年，则上升到2243∶1000美元。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有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要上大学。而孩子想上大学，无异于给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美国家庭增加额外的负担。于是号称世界富国的一般的美国人，可能感觉自己的收入越来越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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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6-12-12 22:27
美最低工资是否应提高专家有争议 记者： 木风
            华盛顿
            2006年10月15日
            美国的最低工资已经近10年没有提高。应不应该长是目前美国经济学家们辩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下面我们就介绍围绕最低工资标准展开的争论。
            *索洛：社会不应剥削他们*
            纽约工人欢迎提高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往往跟社会的弱势群体相联系。他们生活在社会的低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他们没有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这些人应当是政府政策照顾的对象。提高最低工资不仅在中国是人们展现社会关怀的一个诉求，在美国也是一样。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指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不应该剥削这些最低工资的劳动者。
            索洛说：“美国的实际工资在过去的8、9年间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最低工资更是受到蚕食，已经下滑到令人难堪的水平。毫无疑问，最底端的劳动者根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能力。即使就业在增加，他们的工资也得不到提升。美国如果要跟世界上那些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进行竞争而创造出一个社会下层，并剥削他们，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里弗林：低收入者社会福利下降*
            美国联邦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是一小时5.15美元。这是1997年确定的。美国各州可以确定州内的最低工资，但不能低于联邦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如果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现在的5.15美元要比1979年低26%，相当于1995年的3.95美元，显然比97年调整之前还要低。
            专家表示，更糟糕的是在过去这十年中，穷人的社会福利也在下降，这对于这个社会族群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现在担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艾利斯.里弗林女士说：
            “想一想这十年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在1996年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福利的作用随后就大大下降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更强调个人责任，强调工作，福利减少了。很不幸的是，在这期间，最低工资下降了，低工资工人的福利下降幅度更大。我们要求他们去找工作，但工资却更低了，福利更少了，这是不对的，应当改变这一情况。”
            *里弗林：高薪阶层更上一层楼*
            里弗林女士表示，就是在这个阶段，高薪阶层更上一层楼，政府的减税措施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利益。
            她认为，政府应当提高最低工资，让下层工人从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回报，以改变自身的处境。
            佛州小业主担心提高最低薪               会使物价上涨
            不过，美国还是有很多人反对提高最低工资。他们认为，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士只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缺乏具体分析的经济立场。
            *谢克：最低工资阶层≠最贫困阶层*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师詹姆斯.谢克(James Sherk)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指出，最低工资阶层并不等于最贫困阶层。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中绝大部份是16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要么是在校学生打零工，要么辍学后暂时打工。这些人的家庭收入平均为每年64000美元，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根本不指望他们的收入来养家。
            在剩余的最低工资阶层中是一些年纪较大而又有家庭的工人。他们中不少人的实际收入要高于名义收入，比如餐馆服务员的小费并没有计算进工资收入中。根据劳工部的资料，这些人的家庭年收入平均在3万3千6百美元，远远高于1万9千8百美元的贫困线。
            谢克指出，最低工资阶层中真正生活在贫困下以下的只占一小部份，约五分之一，并不具有代表性。
            *谢克：提高最低工资伤害小企业利益*
            谢克表示，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那部份人获得好处，相反还会伤害小企业的利益，影响到那些没有工作经验和技术的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谢克说：“最低工资的工作都是哪些工作呢？是最低层次的工作。是那些没有技术，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来做的。他们在这些岗位上学习技术，学习跟公司同事打交道，跟顾客打交道，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他们的工资也会逐步增加。
            “如果最低工资提高了，情况会怎么样呢？工资从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最低层次的工作就可能被取消了，雇主们宁愿花这个钱雇一个有经验和技术的工人，也不愿意雇一个什么经验也没有的人。”
            *谢克：最低工资不变不会加剧贫困问题*
            谢克认为，雇用对象将会发生变化，那些无技术、无经验的人将很难找到工作。提高最低工资之后，谢克表示，服务业，如餐馆等小生意，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这些企业利润很低，加薪会给他们增加雇人带来更多的限制。
            传统基金会的这位就业问题的资深研究员还指出，最低工资是经济阶梯的一部份，不能够随便取消。最低工资几十年不变并不会加剧贫困问题，因为现在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并不是在20年前就开始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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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6-12-12 23:50
呵呵。这些争论的道理真是……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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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6-12-21 05:28
威尔森：《从制度性隔都到失业隔都》
      作者：张汉翻译    文章来源：社会学    点击数：60    更新时间：2006-12-20
      本文中我把ghetto翻译成“隔都”。这种翻译方式是我上张鸿雁老师的“现代社区研究”课程时，一个同学在做她的presentation时我第一次看到的。我觉得这种翻译方式既与这个单词的发音相近，又通过“隔”和“都”表达了该单词中包含的“隔离的城市街区”的含义，是一种很传神的翻译法，就像当年徐志摩把cigar翻译成“雪茄”一样的到位。我觉得“隔都”的翻译法远比简单的按照其含义翻译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更合适。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威廉·尤利西斯·威尔森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他继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传统，通过对芝加哥的细致的经验研究来创立重要的城市理论。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威尔森特别关注在美国衰退的中心城市中的贫困黑人的处境。在该书之前威尔森的另外两部有影响力的书是《种族的正在下降的重要性：黑人与变化中的美国制度》(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Blacks and Changing American
      Institutions)（第2版）和《真正弱势的》(The Truly Disadvantaged)。
       一位在芝加哥的南部的一个内城邻里单元(neighborhood)中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妇人反映：
      我自从1953年3月21日就住在这里。当我搬进来时，邻里单元是完好的，它完好地包括家，美国的家，小型公寓楼，商店，自助洗衣店，洗衣工，中国人（洗衣工）。我们有药店。我们有旅馆。我们在第39街整条街都有医生。我们在邻里单元里有医生的门诊室。我们有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它从富足的（邻里单元）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我想看它重新回来，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些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既然我是年轻的时候来的，而现在我是个老年人，我想看到有些东西重新回来，这样我就能像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那样享受它们。
      [……]
      一位91岁的老妇人提起治安关注：“这里不再安全，因为街道是不安全的。”当所有的黑人商店和表演关闭时，经济走向衰退（went to the
      days）。商店、商业、表演，所有的地方都被付之一炬，商店和商业消失了。
      消极的社会力量触发了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做出送她儿子离开的决定。
      我有一个13岁的孩子。在他9岁的时候我送他离开。因为黑帮对他很粗暴，只因为他不愿意加入——他是一个篮球运动员。那是他所关注的全部。他们脱下他的运动鞋，它们脱下他的衣服，让他从学校走回家。每天都骚扰他，在零下几度的天气脱去他的夹克衫。你知道，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只隔两个街区……一个男孩拿一只枪指着他的头告诉他：“如果你不加入，下周你就不会在这里了。”我不得不把他送出这个镇，他的父亲住在镇外。他上周来这里住了一周。他说：“妈妈，我非常想回家”，我说不！
      隔都(ghetto)邻里单元的社会堕落是这些居民的证言中表达的中心关注点。正如一位来自媒体的代表所称，隔都已经“由坏到更坏”。1960年代晚期，很少有城市景象观察家，预料到社会制度的广泛的解体和社会错位率的急剧的上升，这些已经横扫隔都并蔓延到曾经稳定的其他邻里单元。例如，在座落于芝加哥南部的Woodlawn邻里单元，在1950年有超过800个商店和工业设施。今天，估计只剩下大约一百个，它们中的很多以“小型伙食店、理发店和拥有不超过1个或2个雇员的小本经营店铺”为代表的。正如Loic
      Wacquant，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组的一位成员所称的：
      曾经有生命力的街道——居民在一段时间内所记得的，并非很久以前，那时在上下班高峰期人群是如此密集，以至于一个人需要用肘挤出一条路赶往火车站——现在却消失于一个空荡荡的、像是被炸弹炸过的战争区域。商业街已经变成一条由打杂商店、碎玻璃和垃圾一片狼籍的空缺的停车位，以及在被高架的铁路线下的阴影中任由其衰退的荒废建筑。在第63大街和Cottage
      Grove大道的交叉口，少数保存下来挣扎着存活的设施，在锻造的铁栏杆后面挤成一团。看起来兴旺的唯一的企业是酒店和货币兑换，在这些“穷人的银行”里，人们将支票兑成现金，支付账单和买单。
      [……]
      在1950年，Woodlawn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白人；到了1960年白人人口已经下降到仅为10%.。尽管有白人的突然退出，邻里单元的居民数在这段时间略微增长了。然而，1960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黑人居民的相当数量的退出，包括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的退出。邻里单元的人口从1960年的超过80000人下降到1970年的5381人；它进一步下滑到1980年的36323人并最终到1990年的24473人。与居民的流失相伴随的，是保持一个社区健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的实质性减少。Woodlawn仅仅是芝加哥数量正在增长的贫困黑人邻里单元中的一个，它们都被人口减少和社会、经济劣化所困扰。
      当在我们的大型调查中的被访者，被要求给他们的邻里单元作为一个居住的地方进行评定时，在隔都贫困调查地带（census
      tract）中的那些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的地区是一个好的或非常好的居住的地方，只有18%的人感觉他们的邻里单元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居住地。（调查局把一个调查地带界定为“在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方面是一个相对均质的地区，平均人口为4000人”。贫困地带是那些至少20%的居民是贫困的地区，隔都贫困地带是那些至少40%的人是贫困的地区。）
      [……]
      很多被访者描述了他们的邻里单元对他们个人前景的负面效应，一个未婚的、被雇用的来自西城的一个隔都贫困调查地带的一个秘书陈述到：
      如果你来自一个向上流动的邻里单元，那将会比你来自这里有一个更积极的前景。在这种类型的邻里单元中，你所听到的都是消极的（事情），当你试着去做这些事时，这种事会使你降低身份。所以你的邻里单元的确与它有关。
      这一观点也得到一个来自城西穷困的邻里单元的一个17岁的大学生兼职工人的共鸣。
      我必须说我的邻里单元中大约40%……我必须说40%是酒鬼……酒鬼中只有5%有家。然后你在街道中发现其他的35%……它们或许住在某个地方，但是他们每天都在街道中，在角落里，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没有机会。他们生活以今天为基础。（他们说）“哦，我们今天很快活。”“噢，嗬！”“男人，你明天做什么？”“我不知道，男人，我不知道。”你可以问他们中的任何人：“明天你做什么？”“我不知道，男人，我只知道眼前的事。”你知道，我可以真正理解处于那种状态。如果你周围完全是消极的人，不做任何事的人，那会是你熟视无睹的方式。
      内城公立学校的状况是我们的被访者表达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抱怨从过度拥挤的条件一直到不合格的和漠不关心的教师，在这些主题上尖锐的表达了她的观点：“我的女儿现在不再去这里的学校了，她将去一个由我付过钱的一个护士学校上学。当然他们会花费时间陪她。但是公立学校，不！它们过度拥挤并且老师漠不关心。”
      [……]
      被访者也被问及，在这些年中他们的邻里单元作为一个居住的地方是否有所改变。71%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访者感到，他们的邻里单元或者是维持老样子或者变得更糟了。
      一个来自城西的一项住宅计划的失业黑人男性感到，在他的邻里单元中唯一变化的事是它正在“堕落而不是回升”。他进一步陈述说：“它不像它过去的样子，他们解雇了大量的人。曾经有一段时光，那时当你发现窗玻璃坏了，你打电话给住宅公司，他们派个人来修好它，但是它现在不再像是那样了。”
      当讨论他们的邻里单元是如何变化时，被访者频繁的陈述关于毒品交易和毒品的增加。“好，OK，当我正在成长的时候我意识到有毒品，但是他们不像现在那样公开。”一个来自最近才由非贫困地区变成贫困地区的邻里单元的一个离婚的电话调度员同时也是5个孩子的母亲说，“看到一个10岁的孩子出售毒品，这不算什么。我的意思是，过去当我们做这些事时，他们偷偷摸摸的做，现在它已经像一个公开的事情了。”
      [……]
      在我们的研究中很多被访者的感受，由一个来自城西非常贫困的邻里单元的有3个孩子的33岁的已婚母亲总结为：
      如果你居住在你的邻里单元中的这样一个地区，那里有人不工作，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你知道，没有工作，他们正打算闯进你的房子偷你的东西，去把他们卖掉以得到一些钱，那么你就不能居住在这样一个邻里单元中并集中精力试图前进，当你去工作时你不得不担心是否有人正打算闯进你的房子。所以，你知道，最好试着搬进一个体面的地区，住在一个人们都工作的社区里。
      在1959年，美国少于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住在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到1991年，中心城市容纳了国家接近一半的穷人。集中的贫困的最快速的增长中的很多发生在非洲裔美国人邻里单元。例如，在代表芝加哥黑人带的历史核心的十个社区地区，八个在1990年其贫困率超过45%。包括三个其贫困率高于50%及另外三个其贫困率超过60%。二十五年前，在1970年，这些邻里单元中仅有两个其贫困率高于40%。
      近些年来，社会科学家已经对城市邻里单元贫困的增长给予特别关注。“为了分析目标而界定一个城市邻里单元不是容易的事。”在图表1中提及的芝加哥的社区地区包括许多临近的调查地带。芝加哥市中的77个社区，代表由芝加哥大学的城市社会学家为他们试图分析城市中变化的条件而做的1930年的调查中所得出的分析单元。这些描绘最初被画出，是基于地区的殖民地和历史，本地身份和交易模式、本地制度和自然及人工的障碍物。从那以后在人口和土地利用上已经有主要的转移，但是这些单元在追溯跨时间的变化上仍然有用，并且它们继续抓住了芝加哥邻里单元的当前现实中的很多。
      然而，其他城市没有这种邻里单元的方便的划分，这意味着城市之间进行比较不能使用社区地区。被认为是最适合代表城市邻里单元的可测量的单元是调查地带。在全国范围以经验研究的方式检验隔都贫困问题的尝试中，社会科学家已经倾向于把隔都邻里单元界定为那些位于隔都贫困调查地带的邻里单元，正如Jargowsky和Mary
      Jo
      Bane陈述到：“对不同城市的寻访确认，40%这一标准选择的地区，接近于符合城市官员的当地调查局官员当作是隔都的邻里单元。”因此在Jargowsky和Mary
      Jo
      Bane的研究中的隔都穷人，被指定为是在那些居住在这些隔都贫困地区的穷人中间。在大都市区中四分之三的隔都穷人居住在国家的一百个最大的中心城市中；然而，重要的是记得，在这些中心城市的隔都地区中也包括很多并不贫困的家庭和个人。
      在国家的一百个最大的中心城市中，接近七分之一的调查地带至少有40%是贫困的。这种地带的数量自从1970年已经翻了一番多——确实，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些城市中579个地带在1970至1980年降到了隔都贫困水平，另有624个地带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加入了这些行列。
      Paul
      Jargowsky的研究揭示，1990年居住在大都市区隔都的绝大多数人（几乎八分之一）是少数族裔成员。在这些隔都中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从1980年到1990年，增长率超过三分之一，达到接近6000000。居住在隔都地区的大都市区的黑人的比例，从超过三分之一（37%）攀升到几乎一半（45%）。确实，大都市区的贫困黑人正变得越来越被隔离。居住在隔都的大都市区黑人的贫困率增加了，而居住在非隔都的其贫困率减少了。
      隔都黑人的数量的增加与隔都的地理扩散相关。Jargowsky和Bane发现在他们研究的城市（费城、克里夫兰、密尔沃基和孟菲斯），在1980年之前已经变为隔都的地区在1970年时是混合收入地带——但是临近被认为是隔都的地区。非贫困者从混合收入地区的退出，是1970年代在这些城市中隔都的扩散的一个主要因素。自从1980年以来，隔都人口普查地带在国家的绝大多数大都市区中都增加了，包括那些较少人口居住其中的大都市区。费城增加了9个新的隔都人口普查地带，尽管费城经历了居住在隔都地带的人口比例的最大的下降之一，在其他很多城市中，包括巴尔的摩、波士顿和华盛顿，有较小百分比的贫困黑人住在大量的隔都人口普查地带。芝加哥从1980年到1990年隔都人口普查地带的数量增加了61.5%，尽管居住在那些地区的穷人的数量仅有微小的增加。
      Jargowsky反映了隔都地区的稳定的扩散的重要性：
      一个城市的隔都的地理规模，对于与隔都贫困相关的问题的严重性，你认为一个城市地区多大算是超越界限？为了不穿过一个危险的地区，你会驾车绕行多远？确实，低密度加剧了这一问题，更多被废弃的建筑意味着有更多的地方作为一流的藏身地和犯罪企业。试图去保护一批给定数量的市民的警方，不得不在更广阔的数平方英里范围上伸展，使抓住犯罪变得更不可能了。低密度也使得发展一种社区感更加困难，使人们感受到他们可以在群体中找到安全更加困难。从当地政府官员的观点看，隔都的规模的增长是一个灾难。很多那些离开隔都的人，在超出中心城市的政治管辖权的非隔都地区定居。因此，隔都的地理规模在扩大，穿越我们的大都市区的心脏划了宽宽的一道。
      总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目睹了被归类为隔都贫困地区的人口普查地带的数量的急剧增长，穷人在这些地区的进一步集中，以及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不同的贫困集聚模式。在美国种族和阶级的历史性征服的遗产之一，是少数族裔在国家的大都市中的最穷困的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和增长的集聚。
      有人曾辩称贫困的这种集中并不新奇，而是反映了1930年的流行的状况。根据Douglas Massey和Nancy
      Denton，在大萧条中贫困正是集中在1930年代的隔都中，正如1970年代的情况一样。1930年的黑人社区和1970年代的黑人社区拥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与主体社会高度的种族隔离。Massey和Denton认为，“集聚的贫困是由一个群体的总体贫困率和它在社会中的隔离程度的一种有害的互动造成的，当一个高度隔离的群体经历一个高的或正在提升的贫困率时，地理上集中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无论那种论断的逻辑多么令人信服，它也没有解释下列：在构成芝加哥的黑带(black
      belt)的十个邻里单元中，在1970年至1980年贫困率增加了几乎20%（从32.5%到50.4%），然而芝加哥市的总体黑人贫困率在这一相同的时期仅仅增加了7.5%（从25.1%到32.6%）。
      当一个高度隔离的群体经历了它的总体贫困率的增加时，集中的贫困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隔离不能解释为何这一隔离群体的特定邻里单元中的贫困的集中，可以增加到接近该群体的总体贫困增长率的三倍。毫无疑问，非洲裔美国人中的贫困的相称的集中，是历史性的种族隔离的遗产之一。同样正确的是，隔离经常结合了黑人面对社会中的其他变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经济变化时的脆弱性。不过，为了解释集中贫困的增长而主要聚焦于隔离，这会忽略一些在像芝加哥一样的城市中发生的社会和人口变化中的动力性方面。有隔离的存在，我们必须考虑社会中其他变化与隔离互动，以制造内城邻里单元，特别是1970年以来显著的社会转型的方式。
      例如，构成芝加哥黑带的社区在过去四十年中曾压倒性的是黑人社区，然而在1970年至1980年间它们流失了几乎一半的人口。这一快速的人口减少对被隔离的黑带邻里单元的社会和经济恶化有深刻的后果，包括集中贫困和失业的增加。如果严格的对1930年代大萧条年份与1980年的相比较，这些邻里单元中隔都贫困率和失业率确实是相似的。但是这种比较遮盖了在那两个时间点之间跨越五十年的跨距中发生在这些邻里单元中的重要变化。
      ……在大萧条之后内城邻里单元中的很多的收获在1970年之后都被抹去了。维持于1970年代或1980年的集中的黑人贫困在严重性和普遍性上与大萧条期间所发生的相同，这并不能解释它自从1970年代以来的显著上升，它也没有强调一个原为根本性的问题，它处于在集中的贫困之中及其扩散中的不同寻常的增长的中心——即，失业的快速增长，它在这二十年中加速。芝加哥贫困邻里单元中的居民所报道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由贫困单独造成的结果。远为具有破坏性的事情已经发生，它仅能被归因于集中的和持久的失业及其对邻里单元、家庭和个人的危害效应的出现。芝加哥市成为了这些变化的摘要式的体现。
      [……]
      今天的内城邻里单元和那些Drake和Cayton（在1940年代）研究的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是高出很多的失业水平。确实，在我们国家的大都市中有一种新的贫困，它对一系列的关系到城市地区中的生活质量的问题，包括种族关系都有影响。
      使用“新城市贫困”，我是指贫困的、隔离的邻里单元，在其中成年个体的绝大部分或者未被雇用或者完全从劳动力中掉队。例如，在1990年在十二个处于隔都贫困率的芝加哥社区中，仅有三分之一的16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在该年中的典型星期中拥有工作。这些社区地区中的每一个，座落于这座城市的南部和西部，压倒性优势的是黑人社区。我们可以给这十二个高失业地区加上三个附加的以黑人主导的社区地区，其贫困率接近隔都贫困，在其中仅有42%的成年人口在1990年的一个典型星期(typical
      week)中正处于工作中。因此，在这十五个黑人社区地区——包括425125的总人口——所有成年人中仅有37%在1980年的一个典型星期中工作。这接近全市所有成年人57%的就业数字。最后，出了一个亚裔社区地区就业率为46%，和一个拉丁裔社区地区就业率为49%之外，芝加哥的剩余的四十五个社区中的大都市成年人在一个典型星期中拥有工作。
      但是芝加哥绝不是唯一以新贫困邻里单元为特征的城市。在全国一百个最大的中心城市中的隔都人口普查地带中，对应于每一百个在1990年的一个典型星期中没有工作的成年人，仅有65.5%个被雇佣者。与此相对照，对应于每一百个不工作的人，非贫困地区包含了182.3个被雇佣者。换句话说，被雇佣者和失业者的比率，在未被标记为贫困的人口普查地带要大三倍。
      看着Drake和Cayton所研究的Bronzaville，我可以阐明近年很多内城隔都邻里单元中发生的变化的重大性。在1950年在三个Bronzeville地区中的大多数成年人有工作，但是到1990年在一个典型星期中在Douglas仅有十分之四的人工作，三分之一在华盛顿公园，四分之一在Grand
      Boulevard。在1950年，所有14岁及以上的居住在Bronzeville邻里单元中的男性中的69%在一个典型星期中是工作的，在1960年，这一群体中的64%是这样被雇用的。然而，到1990年在这三个邻里单元中所有16岁及以上的男性中，仅有37%在一个典型星期中有工作。
      由《黑人大都市》(Black
      Metropolis)一书第一版于1945年出版而来，在黑人社区中有了大得多的阶级整合。正如Drake和Cayton指出的，Bronzeville的居民已经把成功限定在“把他们排序以进入被指明为‘低层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广阔社区地区……代替中产阶级地区，Bronzeville倾向于在所有地区都有中产阶级建筑，或者在这里那里有一些中产阶级街区。”尽管他们可能住在同一地区，在同一商店购物。他们的孩子去同样的学校上学，在同样的公园里玩耍。尽管有一些阶级对抗，他们的邻里单元比今天的内城邻里单元更稳定；总之，简短的说，他们以社会科学家所称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的更高水平为特征。
      当我谈到社会组织时，我是在涉及一个邻里单元中的居民能够保持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的程度。邻里单元的社会组织有三个主要的维度：（1）流行性、力量和社会网络的相互依赖性，（2）居民行使的集体监督的程度和他们在强调邻里单元的问题时所设想的个人责任，（3）居民参与志愿组织和正式组织的参与率。正式机构（例如，教堂和政党组织），志愿协会（例如街区俱乐部和父母教育组织），和非正式网络（例如，邻里单元朋友和熟人、合作工作者、姻缘和直接亲属联系）都体现出社会组织。
      邻里单元社会组织取决于当地友谊联系的程度，社会凝聚的程度，居民参与正式和非正式志愿协会的水平，正式组织的密度和稳定性，以及非正式化社会控制的本质。成年人能够根据义务、期望和关系来互动，这样的社区在监督和控制孩子的活动和行为方面处于更良好的处境。在拥有高水平社会组织的邻里单元中，成年人被赋权(empower)以采取行动改善邻里单元生活的质量——例如，通过解散年轻人在街角的聚众和监督年轻人的休闲活动。
      被高水平的失业所困扰的邻里单元，更有可能经历低水平的社会组织：两者是同生共存的。高失业率激起了其他削弱了社会组织的邻里单元问题，从犯罪、团伙暴力和毒品走私到家庭破裂和家庭生活组织中的问题。
      例如，考虑一下毒品走私和暴力犯罪的问题。正如很多研究已经揭示的，在内城居民中合法就业机会的下降，对销售毒品有增加的刺激作用。一个邻里单元中的纯可卡因(crack)的分布，吸引个人加入暴力和无法无天中，在1985年和1992年间，在24岁以下男性中谋杀率有急剧的增长；对于18岁及以下的男性，谋杀率是其两倍。黑人男性特别的参与到这种暴力的高涨中。例如，14至17岁之间的白人男性的杀人率从1984年的每十万人8个到1981年的14个，而在那段时间内黑人男性的杀人率变为原来的三倍（从每十万人32个到112个）。在年轻男性中暴力犯罪的急剧增加，伴随着对纯可卡因的吸食上瘾的广泛的爆发。在被失业和薄弱的社会组织所困扰的内城隔都邻里单元中，这种联系尤其强烈。
      在纯可卡因的市场地点的暴力分子，对于一个邻里单元的社会组织有一种强有力的影响。被高水平的失业、不足的经济机会和高居民流动性所困扰的邻里单元，不能控制游走的毒品市场和与之相关的暴力犯罪。随着非正式控制减弱，规范行为的社会控制过程改变了。
      由此，在毒品市场中的行为和规范更有可能影响邻里单元中其他人的行为，甚至是那些不参与毒品活动的人。毒品交易者造成了邻里单元中枪支的使用和扩散逐步升级，这又依次提高了其他人，特别是青年把拥有武器作为对于自我保护、解决纠纷和从同龄人及其它个体中赢得尊重是必需的和令人向外的这种观点的可能性。
      此外，正如Alfred
      Blurnstein指出的，毒品产业积极的招募邻里单元中的十几岁的青少年，“部分是因为他们会比成年人以更少的报酬工作，部分是因为他们对于由成年人刑事处罚体系所施加的惩罚来说更不易被惩治，部分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大胆和坚定的承担那些更为成熟的成年人将会避开的风险。”内城黑人青年得到稳定或有吸引力的就业的前景有限，他们容易被引诱到毒品交易中，因此越来越发现他们自己卷入与之相伴的暴力行为中。
      失业与暴力犯罪的更直接的关系，在科罗拉多大学的Delbert
      Elliot的一项近期的研究中被揭示出来，该研究是基于从1976年至1989年收集的覆盖11岁至30岁人群的国家纵向青年调查数据。正如Elliot指出的，由青少年向成年的转换，通常导致大多数犯罪的急剧下降，因为个体承担了新的成年角色和责任。“参与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恶性攻击、强奸和抢劫）（对所有男性）从11和12岁到15和16岁都增加了，然后在随后的年龄中显著的下降了。”尽管黑人和白人显示了相似的年龄曲线，“20岁以上的黑人年龄曲线的消极的倾斜根本性的少于白人的。”
      黑人和白人在男性参与严重暴力犯罪方面的比例的种差，尽管在11岁时几乎是平均的，但青少年期的剩余年龄中却增加到3∶2，在近30岁时达到了接近4∶1的种差。然而，当Elliot仅仅比较被雇用的黑人和白人时，他发现在21岁之前两个群体在暴力行为模式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被雇用的黑人男性，像白人男性一样，在他们的青少年期之后在严重暴力犯罪方面经历了一个陡峭的下降。相应的，在青少年期之后在暴力行为方面的种族鸿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失业；失业黑人男性的很大一部分不采取成年人的角色和责任，因此他们的严重暴力行为更可能延长至成年期。新贫困邻里单元以失业男性的高度集中为特征，由此，遭受到超过其他城市邻里单元的暴力犯罪行为率。
      ……在1980年，Woodlawn的27473个成年人中37%的人被雇用，Oakland的4935个成年人中仅有23%的人工作。当被问及在他们的邻里单元中失业作为一种问题的严重性时，Woodlawn73%的居民和Oakland76%的居民认定它是一个主要问题。对调查的反应也揭示了居民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诸如犯罪和滥用毒品的关注，这些问题都作为严重的社会组织问题的症候。确实，在每个邻里单元中犯罪被66%的居民认定为一个主要问题。滥用毒品被Oakland的86%的成年居民和Woodlawn的79%的成年居民引以为一个主要问题。
      新贫困邻里的兴起，代表了历史学家Allan
      Spear所称的制度性隔都——其结构和活动与更大的社会相平行，正如Drake和Cayton对Bronzeville的描述中描绘的——向一种失业隔都，其以基本机会和资源的严重缺乏和不充分的社会控制为特征，这种由前者向后者的运动。
      什么可以揭示在像Bronzeville这样的内城社区中，失业成年人的增长的比例和相应的社会组织问题的增加？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种族隔离。然而，一个特定于种族的理由，对于揭示像Bronzeville这样的邻里单元中近期的变化是不充分的。毕竟，1950年Bronzeville就根据肤色而被隔离，正如今天一样，然而就业水平那时却高得多。
      不过，种族隔离也有关系。如果非洲裔美国人口的大部分，在历史上没有被隔离在内城隔都中，我们现在就不会来讨论新城市贫困了。被隔离的隔都不是居住在那里的居民由自身的志愿的或积极的选择而产生的结果。正如Massay和Denton已经认真记录下的，被隔离的隔都，是系统的种族实践诸如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划定红线的限制性盟约，房地产机构的恐慌和小量销售以及低收入地区中大众公共房屋计划的创造的产品。
      被隔离的隔都相比于城市中的其他地区，对于就业和就业准备较少有助益。隔都中的隔离加剧了就业问题，因为它导致薄弱的非正式就业网络并加重了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孤立，从而减少了他们获取人力资本技术的机会，包括充足的教育性训练。它们便利一个社会中的流动性。既然在社会中没有其他群体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经历那种程度的隔离、孤立和贫困集中，当他们必须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包括其他被轻视的群体，为了资源和特权而竞争的时候，他们远更可能处于弱势。
      为了理解新城市贫困，必须解释隔离与社会中的其他变化的相互作用，以制造近期在内城隔都邻里单元中逐渐升级的失业率和社会组织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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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一新    时间: 2006-12-25 10:31
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劳工：劳动后备军现况
Fred Magdoff and Harry Magdoff
每月评论 第55卷 第11期 2004年 4月号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                          -Karl Marx, 资本论, 第一卷〈中译本 P692-693〉
这是劳工处境艰困的时代。在富裕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劳工奋力对抗企业和政府的连手攻击，以维护现有的工资和福利，而边陲国家的劳工处境则更加困苦。举世接受并采纳了资本所设定的"自由贸易"、 "自由市场"、更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和减少社会福利的补助等事项，这让一个集团成了真正的获胜者。跨国公司(和它们的所有者与高阶经理) 现在有更多自由将生产移向劳力和其它费用便宜的地方, 保护他们的专利权，随心所欲地移动资本在各国进出。不幸的是，许多劳工发觉他们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
美国经济发生的许多变化〈包括那些使劳工压力增加的变化〉可追溯到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初期(参见"资本主义的新面孔: 缓慢的增长、过剩的资本 和堆积如山债务 "，2002 年4月份的《每月评论》) 。二战后中心国家的经济曾有一段高速增长期，其后即陷于停滞，美国经济的变化就体现了资本对经济停滞的反应。由于缺乏新技术或其它可振兴经济的有利因素，资本迫切需要运用新办法去挤压出更多的利润。目前美国领军积极打破资本投资的国际障碍〈通称为"全球化"〉，只不过是在国外谋求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攻城略地之策。边陲国家对外资设下许多投资限制是资本在全球大举进击的理由之一。许多从二战之后摆脱殖民主义束缚的国家(譬如印度)，为求独立自主的发展对外资设下许多障碍与限制。
资本极力在核心国家提高投资的利润，降低了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虽然以下我们集中讨论的是美国的状况，但欧洲也雷同。例如，私有化的趋势和刻意削弱工会力量的政策已经打垮一度强大的英国工会运动。在德国试图增加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公司和政府正改变劳方从二战之后取得的有利地位。总理施洛德〈Gerhard Schroeder〉 吹嘘道"我们调整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它的弹性... 彻底变革国家的社会保险系统，尤其是医疗保健, 我们为删减非工资的劳动成本铺平了道路"。 (华尔街日报, 2003 12月30 日)换句话说, 德国资本削弱了德国工人的权利，使它更加容易解雇劳工，同时减少社会福利的支出。
边陲国家的政府政策，连同国际资本的大量投资，令那些国家劳工的处境极其艰难。在中国, 从内地来的劳工居住在严重不足和过度拥挤的宿舍，工时长，工资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劳动权利少得可怜。在拉丁美洲，想组织工会的劳工则是一直身处危境(例如，可口可乐装瓶厂的劳工组织者被杀害) 。在南非，工会运动原是非洲民族议会〈ANC〉的盟友与后盾，但ANC政府支持新自由主义令工会运动士气大衰。私有化计划和各种各样危害劳工的法律相继实施。虽然有些劳动者〈譬如在印度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工程师〉的情况得到改善，但世界各地劳工的普遍情况却令人兴悲，看来会每况愈下。
整个资本主义边陲地区的处境愈来愈恶劣 (包括以暴力方式对付农民和无土地的穷人)，迫使第三世界的人民从乡下移到已经过度拥挤的城市中心，在那里没有足够的工作来吸收新移民。结果是住在贫民窟勉强糊口的人口大量增加。这些产业后备军的新成员也可为国际资本所用。
资本采用新办法要达到的整体目标就是使：聘用和解雇劳工、获得低成本的劳工、减少劳工和公民的福利、在海外投资与销售、把利润汇回母国、取得需要的原物料，这些方面更为灵活以提高获利。这些提高国内外投资利润的作为使更多劳工的生活没有保障。然而，一大群劳工生活不稳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属性，还有助于压低成本，让市场体系能照获利原则运行，并充当反对劳工经常而有效的武器。
劳动后备军
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劳动供给过剩，一大批人民依据资本的需要，进入或离开劳动力大军。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企业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衰退期间，销售力道减弱不再需要的劳工，就被遣散。除了短暂而罕有的例外情况，产业后备军总是存在。在二战的例外情况下, 美国曾出现完全就业的状况，这是因为它必须为前线的战争扩大劳动力供给。这部份是靠大量的妇女投入劳动力市场才达成的。在一千一百万人投入军队〈故这些人不能算为产业劳动力〉之际，美国达到了充分就业。
考虑产业后备军的过剩劳动力时，要时时牢记以下二点：首先，不存在绝对的过剩人口，只有在由利润动机及为积累而积累的金科玉律所支配的社会环境中才会出现过剩的劳动力。其次, 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粮吃，有合宜的地方住，有医疗保健和教育，而且劳工的工时短些，假期长些，从而能有更多的休闲和从事创造的时间，那么就不会有过剩的劳动力。
企业所有人或总执行长维护他们营业处所的主体结构和机械，即使因需求不足而没有充分利用〈或根本闲置不用〉之际亦然。资本家照护他们的设施-厂房、办公室, 和仓库不管生意好坏，机器与设备的各种部件总是加以维修保养。另一方面，劳工则是可以丢弃的。资本在需要时就雇用劳动力，不需要时便解雇工人。把劳工当成生产过程中可乎之即来，挥之则去的部分，助长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驱动力─永不休止地极力积累财富。它对资本主义整个体系的运行至关紧要，因为它让每个资本家一遇经济情况有变，便可快速调整应变。
资本家在衰退期间付工资给工作不多乃至无事可干的劳动力，从经济上说，有什么道理吗？要是农民只有在短暂的收获季节才需要多加人手帮忙收成，可他却给人整年的工资，这从农业经营上说，又有什么道理可言呢？这或可用以下的理由来解释：有些人具有重要技能，雇主在萧条时期若仍付给这些人工资，一旦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再度开始增加，就可确保这些人愿为其所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如此，但劳动后备军也包括技术劳工-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所以看似无可替代的劳工却可能很容易找到替代的人员。
劳动后备军的成员-大量生活无保障或是担心未来工作无着的人可以被归到以下广泛类别中的一项：
a 失业者(包括那些最近一直在找工作，而被官方认定为失业者，以及那些因找不到工作而放弃寻找的人)；
b 想要全时工作的部分工时劳工；
c打各式各样的零工独立挣钱的人以及想要全时工作却只能找到临时工作者；
d 从事可能很快就会丢失的工作的工人(由于经济不景气、提高机械化，或他们的工作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虽然还未失业, 这些劳工都知道他们处境危殆而循规蹈矩。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由于生产力提高而被抛弃的农业工人，不再提供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成员。但是，边陲国家中被从农业抛弃的农民则是丰沛的劳动后备军来源，而且也以移民的方式为核心国家提供大量的劳动后备军；
e 那些没有被算做经济上的活跃人口，但在环境有变时可被雇用者(譬如囚犯和残疾人士)。
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雇主有权利任意终止雇用。就资本来说，这是最称心如意的情况，因为这让资本有最大的弹性来控制劳工和劳动力成本。1884年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文显示了资本在这段期间的权力有多大：
必须让人人都能自由买卖交易，不受干涉，也必须让人人不论出于有理、无理或甚至是恶理都能任意解雇或留用职工，不因此而就被判定犯了违法之罪。(Payne 控告 西方和大西洋铁路, 田纳西1884)
雇主可任意解雇劳工的信条可用在大部分劳工身上，工会契约另有规定者除外。但是，许多州的立法以及州法院的判决逐渐修改了资本的这项权利。由于契约的规定包含了劳工继续受雇的权利，若非因财务困难而解雇员工，常造成旷日持久的法律争讼并〈或者〉须支付解雇费用，解雇劳工的成本变得更加昂贵，资本便运用技术以克服这个障碍：譬如增加雇用临时工、兼职工和合同工，将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私有化，把部份工业和服务部门外包到国内与国外的其它地方。所有这些临时性的或不正规的工作安排对资本来说，可进一步减轻对劳工本已不多的责任。
劳动后备军的供给来源
年深日久之后，产业后备军并不会一成不变，它的组成部分和来源，根据地方情况和资本主义核心与边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劳动后备军的人员一般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运行所提供的-－工作职位的增加鲜能赶得上人口的增长与因劳动生产力增加而遭弃置的劳动力所需的再就业。有时土地开发-盖水坝、建公路和工厂-迫使被迁移的农民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许多学院派经济学者所赞颂的生产力增长常被假定对资本和劳动双方都有利。他们极力主张，生产力增长则劳工可以领到更高的工资，同时资本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在资本主义下劳动生产力上升的现实通常不是那么一回事。
西欧早期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使用新技术以较少的劳动增加产量，比依靠佃农缴地租获利更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佃农和劳工被迫与土地分离，扩大了除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加入向城市移民的大潮之外别无生路的人…。美国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内部缺乏可资利用的储备劳动力。19世纪中期以前，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大多成为农夫和工匠。因为工业没什么发展， 不需要大规模的后备军。在需要很大数量的劳工的南方-棉花和烟草农场-奴隶提供了劳动。劳工臣服于主人的鞭子而不是对失业的恐惧。
随着工业在北部逐渐发展，劳工源源不断地被吸引到北方，并积极从国外招募工人。每一波的新移民都加入了劳动后备军-爱尔兰人在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移入西部各州，意大利人和东欧人则是在20世纪早期，以及上个世纪后半叶"没有身份证明的"拉美人-同时令在职的劳工有失业的恐惧，也有利于资本家用种族歧视的毒药扭曲劳工的意识、破坏工人的团结。非裔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与之后移居到北部，农民在经济大恐慌以及二战之后离开土地，都为美国提供了额外数量的劳工后备军。
紧接在二战后结束的那段时期，美国的工资与生产力的增长同步增加。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这段经济高速増长的时期，制造业每小时工资的增长与生产力的增长约略相等。但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大多数年份的缓慢增长期间，每小时的实际工资停滞，而生产力则是大幅度增长。只有劳工为争取更好的薪资与福利而斗争且获致成功时，高生产力所带来的收益才有一些归诸劳工。由于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国家的劳工地位下降，而大多数边陲国家的劳工权力又小得可怜，由生产力增长而增加的收入，现在几乎落不到劳工手上。
且不论劳工分享一些由生产力增长而产生的收入的可能性，更加有效率的生产给劳工制造了麻烦。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下─（无论是靠新机器或靠更有效的控制劳方的管理技术("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 如同他们最近说的)，只需比以前少的劳工或技术较低的劳工便能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因此，生产力的增长始终威胁着就业保障，特别是对那些在总产出并不快速增长的成熟产业中薪资不错的工作不利。因而，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解雇，是供给劳动后备军的一个来源。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如图一所示，有大幅增长。从1955年到2000年制造业的产量增加了近400％，而就业则只增加了大约10％。虽说增加的产量中有部分要用到在其它国家制造的部件，但在劳工数目没什么变化时，产量的增长大部分仍要归因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制造业工作在美国大幅减少-─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于所有就业比例而言都是如此。1979年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高峰，当时有2100万名制造业劳工，到了2000年减少了大约10％(但是生产力是增加的)，在2001年到2002年的衰退与"无工作型经济复苏"中又减少了10％。但是，由于生产力提高与全球产能过剩，而导致制造业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减少的现象，却鲜少被注意到。对全球廿大经济体的研究中发现，在1995年和2002 年之间，制造业劳工的总数减少了11-─约略是2200万人口（华尔街日报, 2003年 10月20日）。制造业劳工的减少在其它核心国家（日本减少了16％）或是在边陲国家(巴西减少了20％) 皆然。即连中国工厂劳工的数目也减少了15％，因为被规模缩小的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数目超过快速发展的出口导向产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
社会福利津贴减少构成了美国劳动后备军的另一个来源。里根政府施行的政策明显有这样的涵义：不仅有钱的人还不够富(因而"需要"减少他们的税来刺激他们更多的投资)，而且穷的人也不够穷。由克林顿总统所落实的福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强迫那些领取国家补助的人加入劳动大军，接受非常令人不快或是低薪的工作。实施这项刺激劳动力供给政策的同时，却忽略了要创造更多的劳动需求──即更多工作。
在当前帝国主义的阶段，产业后备军随之有了新的特性。随着金融更加国际化和资本更加活跃地穿越国境流动，大公司的固定资产也在全球各地扩展开来。因此，边陲国家的劳动后备军更可直接为核心国家的资本所用。这使得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越来越多。老板在边陲国家寻求便宜的生产环境─直接利用那些国家的产业后军─核心国家的劳工因此被解雇。如同以上曾经提到的，许多离开农村，从边陲国家来的移民工，直接加入美国和欧洲国内的产业后备军。
劳工也许会从一个部门的产业后备军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后备军，有时得到就业有时又失去工作，有时因工作市场状况奇差而灰心，不再找工作，然后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再次开始寻找工作。最近一篇报纸的文章以某个就业不稳定的人为例，说明这种不可测的变化。文章描述一个人失业后花了一些时间找工作，之后他不找工作了(从而不再是官方定义下的失业者)，成为自营自雇者赚了一点点钱，然后又找到了比他之前丢掉的工作赚得还少的一份临时差事，"没有带薪的假日, 没有病假, 没有养老金计划, 没有健康保险, 没有未来" (洛杉矶时报, 2003年12月29日) 。当然有许多相对安定的工作─譬如在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以及在学校的工作。但是随着工作外包和私有化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国家预算又紧缩，即使是以上提到的工作，有些也变得愈来愈不稳定了。
资本的武器
劳动后备军给资本提供相当多的好处，主要是可以让雇主只有在可能从他们所雇用的劳工身上获利时，才雇用劳工。然而，这也是控制劳工的工具。有一大群失业劳工可以随时取代在职的工人，这有助于防止工资迅速增长。然而，劳工明了在经济景气衰退期间，或是老板将工厂迁往工资低廉的国家，他们会很容易地失去工作，这都有助于帮助雇主创造温驯的劳动力。有许多人都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多么没有保障。例如，从2000年春天到2003年春天的3年间, 将近美国劳工总数的20％─〈几乎是年薪少于40,000美元劳工的四分之一〉，无论是全日工还是半日工，都被老板给解雇了。每年约有3,000万个工作消失，同时又创造出差不多数量的工作机会，每年换工作人数的比例相当于所有工作职位的20％！在工作转换频繁的状况下，许多尚未失去工作的劳工笼罩在可能失去工作的氛围下。当家庭成员或朋友失业了，那些仍在职的劳工感受到工作可能不保，遂比较不敢与资方对抗。
我们也不是没听过，即使在雇用新工人之际，工人也要被解雇，这种做法旨在不让工人气势过于高涨。季节性产业解雇工会组织者更加容易，因为全部的劳动力每年都被解雇之后又重新雇用，劳工也清楚，勇于抗争的工会领导或爱发不满之言的工会组织者不会再被雇用。
使用兼职和临时工（因为许多人找不到全职工作，故不愁雇不到人），以及透过包工商雇工，也都是用来控制劳工和削弱全职雇员的地位的战术。兼职工、临时工和合同工的工资通常比全职稳定的劳工要少，也没有退休金、健康保险、或带薪假日。兼职工不限于最卑微的工作，它还广泛地被运用在高等教育上头，因为大学藉聘用兼职"助理"教职以减少劳动成本。经理、计算机程序设计师、以及各种各样的专家也都可能用兼职/或是临时方式雇用。
由临时雇佣公司提供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现在大约有400万名劳工，将近非农业私营部门劳工的的3％(参见图2) 。临时工越来越多的情况使雇主更容易雇用和解雇劳工。
一般全时的和"固定的"工作在美国所有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日益缩小，现在四分之一以上的劳工从事的是临时性与非正规的工作-主要是兼职和临时工的(参见Ken Hudson, "The Disposable Worker,"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1) 。
合同工是由为企业提供人力的独立包工商雇用并支付薪水，使用合同工置劳工于特别不稳定的状态，同时让雇主可以否认对劳工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合同工的使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农业劳工和商品管理员。合同工可在季节性产业工作，也有可能被较为长期的雇用。在去年（译按，2003年）秋天清查沃尔码大卖场（Wal-Mart），发现许多劳工非法工作(没有合法的工作证明，雇用合同工担任管理员的问题因而大受注意)。沃尔码发言人声称他们也因发觉违反诸多相关法律而震惊。包工商专事提供服从、低工资的劳工，在这些位置上的劳工只能任令包工商摆布。移民不论是合法或是非法工作，不知道他们有哪些权利或是害怕行使他们不多的权利, 雇用移民有助于牢牢控制劳工。许多合同工不会讲英语，这又增加了他们对包工商老板的依附性。许多在沃尔码工作的保管工作者，并没有按照工作时数给足工资，并且被迫每星期工作7天，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获得工作时数的全薪或休息日。
另一个保持低劳动力成本的手段是将企业的部分业务外包，有时外包到本国无工会因而工资较便宜的地区，现在则是越来越往海外迁移-─从汽车零件的制造、产品组装、电话客服等等不一而足。过去由于有强大的工会保护而就业较有保障，通常薪资也较好的部门的劳工，在这股外包的趋势下，沦为后备军中较低层次的成员。服务业也日益向海外外包，"海外的公司现在处理职工薪资、福利、财务甚至会计等所有方面的业务─-简而言之，只要不是本公司独特的业务，也不是主要业务的部分，都外包到海外" (纽约时报, 2003年1月3 日) 。计算器程序设计以及其它白领工作外包的趋势也在加速发展中。越来越流行的因特网课程甚至为学院的教学提供外包的机会。作者的一个同事最近与两位讲员一起开了个在因特网上的课程，这两位讲员，一个在加州，另一个则在希腊。这明显对高等教育的教师工作是个重大威胁。
劳动后备军对劳工的生计持续造成威胁，当前它构成的危险尤其重大。在美国，与参加工会的劳工的直接交锋，始于1980年代里根政府挫败专业空中交通管理人协会(PATCO)所发起的罢工。总统下令解雇所有参加罢工的人，尽管这对航空产业与航空安全都有潜在的危害作用。这为企业又可粗暴对付劳工开了风气。全国劳资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执行不力、劳工害怕因工作外包给国内其它地区与国外而失业、对劳工采取攻击态度，这些因素结合起来造成更温驯的劳动力。从涉入停工(因正式和非正式的罢工，以及雇主采取锁厂行动)的工人人数大幅下降（如 表1所示），可以看出劳工怯于与管理阶层对抗。1978到2002年的同一时期，平均每年因劳资对抗而停工的工作日，从将近2000万个降到大约700万个，降幅达65％。结果是早先争取到的福利不再，工资长期停滞。在1973年到2000 年之间"美国下层90％纳税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下跌了7％"(Paul Krugman, The Nation, January 5, 2004). ) 。
在当前由美国企业与政府所助长的反劳工的氛围下-----譬如劳工部告诉雇主规避支付低收入工作者加班费的诀窍(纽约时报, 1月5, 2004)----让人很难相信全国劳资关系法案(NLRA) 是这么规定的：
美国所宣称的... 政策是鼓励依程序实行集体谈判，... 保护劳工实行联合、组织、和任命他们自己所选出的代表的充分自由, 以谈判就业的规定条款或达到其它互助支持或保护的目的。
NLRA是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通过的，当时大萧条造成不寻常的各种社会力量凑合在一起，（包括忧心资本主义体系还能否维持下去的资本家以及如火如茶的劳工运动）。法律虽仍然存在，实则已被政府和老板们不断破坏了。
公开和隐蔽的后备军
虽然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上层，美国有（实际上是依赖）大批的劳动后备军。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劳动后备军的总体规模虽难以确定，还是有一些关于其某些部份的信息。首先有失业者和低度就业者，目前(2004年 2月) 在美国，有超过8百万人积极寻找工作(指在最近四个星期之内)被官方认定处于失业状态。"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在2003年11月到2004年1月之间，从5.9％降到5.6％， 但主要不是因为有了新工作。在这三个月期间的末尾，只多出3万3千人在工作，官方失业数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有20万人不再寻找工作。有超过两百万人想要工作，但已停止寻找，他们因此就不计算在失业者之列。还有大约4百万名兼职工想要获得一份全时的工作。在美国未充分运用和完全没被运用的人口大约有1千4百万人----大约是潜在劳动力的10 ％。
大部分的失业或低度就业的统计资料，没有把许多人列入。例如，近2百万名的美国囚犯大部分被排除在具备生产力的就业队伍之外。也有一些证据显示，由于扶助残障的计划提高了补助并放宽了资格限制，一些灰心的求职者获取了残障福利金。一些劳工因为长期以来找工作过程中的不顺遂，便断了找工作的念头。进行缩编的公司以提前支付退休金和优渥的资遣费鼓励其它劳工提早退休-─在Verizon公司工作的21,000多名劳工，（大约是其劳动力总数的10％），最近也接受优退方案申请退休。(纽约时报，2004 年1月11日)。他们提早退休可收到企业支付的退休金，62岁以后还可领到社会保险的退休几付，因此不被认定是"灰心"的劳工。多数的调查都没有把这群人纳入统计，但这群人的数量从以下的数据可见出端倪：美国25岁到54岁的男子表示他们已退休不愿再寻找工作的比例，从1991年的不到6%，上升到2001年的10% (劳工统计, 美国劳工部, 劳动统计局, 摘要03-03，2003 9月，Issues in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ummary 03-03 September 2003)。德国为力求降低令人困窘的官方统计的高失业率，对58岁以上的劳工提出很奇特的方案。签署一份他们不再找工作的声明，他们就能持续收到相等于失业救济金的款项，直到有资袼领取退休金为止。(华尔街日报，2003年 12月22 日)。这真是降低官方统计的失业水平也使经济看起来更亮眼的创新手法！
涵 义
保持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如果曾办到的话），就是每年创造出足与生产力及人口的增长同步增加的新工作。以当前人口增长的速度来说，每月大约需要净增140万个，每年则是大约1百70万个工作职位，这样才能赶得上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资料来源：表B-35, 总统经济报告, 2004） 。但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行从未提供充份就业所需的工作数量。实际上，政府政策与许多资本家及其代表的决策，意在维持足够的劳动后备军，以便经济能根据企业的需要运行，让资本家有最大的可能进行积累。
永远存在一群随时待命可用的工人（失业者，兼职但想要全时工作者，知道自己的工作可能被外包取代者，或是易受景气衰退影响的劳工），这对资本的运动规律至关紧要。它构成资本积累最重要的前提，也是资本主宰的社会中劳工处境艰困的关键。
害怕失去工作有助于创造和维持温顺的劳工，并助长了种族歧视和反移民的情绪。当没有足够的工作供全体就业，就业的竞争就可能会采取敌视少数人群的做法。劳动后备军可用来保持工资下降的压力，并增加工作的不稳定性，让劳工更难以反击资本的压迫。
在一个总有过剩劳动力的环境里，要组织工会相当困难，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不光是可以取代具有斗志的工会领导人，在有必要破坏罢工时，甚至可取代全体劳工。许多企业的劳工相当明白，如果他们太过大胆，要求增加工资，或是抵制资方的让步，老板就会把工厂迁往墨西哥或中国。因而，除了最近这几年政府和媒体对劳工大多采取敌对的态度外，害怕失去工作的心理也对工人的弃甲曳兵、忍气吞声有重大的影响。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工会会员入会率大幅衰退，现在工会会员数只占了领取工资和薪水的受雇者的13%。
劳动后备军使一个广泛的福利救济系统不可或缺。劳工在资本主义之下只有出卖劳动力这一种谋生方式，由于存在劳动后备军就必需有一些机制来使失业者与赚取贫穷工资的人，维持在随时应资本的要求上工的状态。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维持一个最小的失业和福利救济系统，这样才能尽量少用到企业的金钱和税款，当然，分散福利开支的成本，经费尽可能多的来自慈善捐款或劳工本身，也是对资本有利的。人民的斗争也许会成功，譬如1960年代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福利计划，但是当环境就像最近几十年这样，有利于逆转这些成果时，资本便汲汲于减少或消灭社会规划。
在劳动后备军中的低层民众由于错不在他们，自然需要帮助以维持生存-失业救济金、政府补助的福利、私人捐赠的食物等等。即使是那些兼职工或是低工资的劳工也需要帮助以支付房租、水电、食物和幼儿照顾的开支。目前有将近700万名劳工领的是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还影响数百万低薪工作者的报酬，但最低工资额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自1980年代末期最低工资每小时大约1.50美元，按固定美元计，比1970年代晚期还少(参见图3)。最低工资曾经可以支应劳工的许多基本需要。某人如果赚的是当前币值每小时5.15美元的最低工资，每年工作52个星期，每星期工作40小时，则年收入是10,712美元。这只是14,300美元的四分之三，而14,300美元是官方核定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贫穷线门坎(参见图3)
之所以对被资本主义体系抛到劳动后备军的人支持不力，有部分解释是一种由意识形态驱使而已经深植在美国民众中的观念。根据这个观点，穷人的问题主要是咎由自取，他们懒惰或是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远见，或是太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孩子。贫穷本是由资本主义产生并不断再生产出来，构成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却不知怎的成了最无力者的过错，这个颠倒因果的逻辑也内化到穷人自己的想法。即使这个看法是真的，但不肯提供足够的居所、食物、保健给这些"能力不足"的父母的孩子或不肯给这些"失败的"的个人本身，怎么说都是不道德的。种族歧视在这方面也起到了部分的作用，许多白人误以为社会福利规划主要是为少数族裔谋福的。
由于资本未来对劳工的需求大部份可由劳动后备军中 ，教育程度较低的层级来满足，就不需要一种使所有人都成功的教育体系。布什政府介入公立学校教育(所谓"没有孩子落后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不过是假协助学校之名打击公共教育。
劳动后备军的未来
全球多数的劳动后备军目前在第三世界，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后备军较诸第三世界的后备军具有更优越的位置。这是核心国家劳工几十年前发起多次备尝艰苦、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的结果。他们的战果是：更好的工作环境，稳定增加的工资(和最低工资，尽管可能还不大够用)，对任意解雇的保护，更多有偿的休假，更好的福利项目，为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校午餐提供补助，老年津贴和医疗保健补助。这些成果中有部分是在经济迅速增长期间争取到的，在这段期间，高额的剩余让资本家在被迫付出较高的工资时，不会那么痛苦。此外，冷战期间的氛围虽说不上是支持劳工的，却还愿意满足劳方的需要。资本家想要劳方支持对抗苏联，并支持包括韩战和越战那样的各种各样热战。
当前资本在核心与边陲国家极力提高它的灵活性，对劳工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美国近来的经济停滞与帝国主义政策，造成工会乏力、斗志消沈和工作丧失，令劳工胆战心惊，变得非常温顺，在工作规则和利益上节节让步。欧洲的劳工，所获得的历史性成果比美国更为重大，但在目前看来也无法抵挡劳动条件和社会政策的恶化。边陲国家的劳工，与集结起来反对他们的势力相较，一般处于弱势，若不果敢起义也没什么反击之道。
以上论及的当前形势和趋向很可能会继续给劳工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失业率会随经济景气循环而变化，但只要资本主义不死，调节劳动力供求的劳动后备军就会继续存在。今天，这个资本积累的普遍规律已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在边陲国家出现大批劳动后备军，且因越来越多农村工人被迫进入第三世界广大的都市贫民窟而飞快地增长。同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有独享安稳的孤岛，也就是在那儿不会有奢想它的处境会因全球剥削而改善的劳工贵族。全世界工人在这个时代普遍面临困境，这正意味在未来会有更大比例的人口加入劳动后备军的行列，前景日形黯淡。
资本正在干，而且还会继续锲而不舍地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控空心思，使尽手段来提高投资的利润。这会持续加压力求降低劳工的工资、劳动条件和福利。上个世纪最后廿五年美国的阶级斗争是一面倒的，资本发动攻势，节节胜利。对处于劳动后备军行列或是即将进入的人而言，要获得永久的工作保障，固然只有依靠改变社会制度，但斗志高昂的工人斗争也能获致重大的成果。资本未来的计划已昭然若揭，那么真正的问题便是，劳工有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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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6-12-29 00:36
美国众议院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法案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1日12:20 新华网
       新华网华盛顿1月10日电 (记者 刘洪)
      美国众议院10日以315票赞成、11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法案，将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从目前的每小时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这也是10年来美国首次采取行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根据这一法案，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将在法案生效后的26个月内分三步逐步提高至每小时7.25美元。参议院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内对该法案进行表决。美国总统布什也已表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美国从1938年开始实行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各州则在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确定各自的最低工资标准。美国上一次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在1997年，之后10年未变。但受通货膨胀因素影响，现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购买力已降至50年来最低。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07-1-11 16: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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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RAY-Foxtrot    时间: 2007-1-11 16:34
惭愧,以前以为美国工人的生活都好像"模拟人生2"里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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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7-1-17 22:32
美国罕见暖冬中汽车工业进冰川期 数万汽车工人丢工作
            2007-01-13 20:48:41 点击:665
            美国罕见暖冬中汽车工业进冰川期
            voa记者庄铁/美国虽然今年的冬天阳光明媚，温暖如春，但汽车行业却寒气逼人。每年最后一个月通常是美国汽车的销售旺季，但公布的报告显示，去年12月份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都销售欠佳。
            美国整个汽车行业12月份的总体销售下降了6.2%。专家估计美国汽车市场2006年的总销售额为1660万辆，低于2005年的1720万辆。
            *三大汽车公司去年12月销售均下降*
            戴勒姆.克莱斯勒汽车集团12月共销售21万8530辆汽车，比11月下降了1%，其中克莱斯勒汽车销售量为19万零415辆，上升0.5%，而奔驰汽车只卖出2万8115辆，下降9.9%。
            根据专家的估算，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12月的销售额分别下降了2.2%和9.4%。克莱斯勒、通用和福特三家公司合计下降7.9%。
            据埃德蒙兹汽车网站计算，12月份的三大汽车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合计为54.3%，低于2005年同期的56.6%。
            为挽救销售颓势，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曾在12月底推出促销活动，比如提供现金回赠奖励。福特汽车还对2006年的几款车提供五年的无息汽车贷款，但似乎均未达到预期目的。
            *日本汽车仅丰田一枝独秀*
            日本的本田汽车和尼桑汽车12月在美国的销售业绩也不乐观，分别下降了3.7%和6.2%。只有丰田汽车公司一枝独秀。分析家估计丰田汽车12月的销售额上升了12%。早在11月，丰田公司的市场份额就已经从13.3%增加到15.3%。
            让美国的汽车生产厂商严重受挫的主要原因是油价飘升和房地产市场疲软。油价昂贵使广大顾客对小卡车和越野车敬而远之，而这两类车在三大公司的销售额中基本都占据60%的份额。
            *数万汽车工人丢工作*
            销售业绩的下滑导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因亏损而不得不裁员和减产。通用在2006年第四季度北美的汽车生产减少13%。福特减产22%，并且停止生产销售额下降了32%的自由之星(Freestar)型汽车。克莱斯勒后半年的产量下降17%。
            通用汽车公司因在两年内亏损137亿美元而裁员3万4000员工，福特公司也宣布2006年的前7个月亏损70亿美元，并将裁减3万8000蓝领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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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1-18 19:47
前几年读《参考消息》，有篇报导说到美国汽车业：制造商们使尽浑身解数，希望美国人手两部车，还是推销不过自己的产量。那时正好在读《后汽车时代的城市》，作者在书里设计如何减少汽车的数量。呵呵，我还想写篇书评，拿这个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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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黔进派    时间: 2007-2-7 13:00     标题: 美利坚合众国：边缘人口无总统
《参考消息》2000年11月9日
题：身处富国却贫穷 边缘人口无总统
【古巴《格拉玛报》11月7日文章】题：边缘人口没有总统
（作者 奥兰多·奥拉马斯·莱昂）
闪闪发亮的加长高级轿车正拐过街角，那里有一名无家可归者在睡觉。他身上盖的是报纸，而报纸上刊登的是美国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大幅照片。这并不是从杜撰小说上摘取的场面，而是在华盛顿、纽约或洛杉矶司空见惯的情景。
美国的劳动者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受剥削最严重的。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有着辞退劳动者的更大自由。美国工人的劳动时间比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都长，但他们享有的保障和权利却更少。
财富越多教育越差  应该感到羞耻的是，不断吹嘘的经济繁荣，并没有在改善大多数民众的教育上反映出来。
保护儿童基金会证实，在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中，71%都达不到对这个年纪的儿童所要求的水平。21.8%的科学老师、20.3%的数学老师、19.3%的英语老师都没有教授这些课程的专业能力。
《华盛顿邮报》也公布了有关弗吉尼亚州公共教育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在对各门基础课程进行的考试中，70%的黑人中学生27次考试有25次不及格，拉美裔学生是24次，而白人学生只有6次。这并不是黑人和拉美人因遗传或种族问题而比别人笨，而是这些少数民族正在继承贫穷和贫穷所造成的后果。
在健康上并非人人平等  克林顿获胜的1992年的竞选运动，曾许诺解决3000万美国人并没有社会保险的问题。然而，八年过去了，目标并没有实现，原因之一是国会中共和党人的坚决反对。现在，无依无靠的美国公民已多达4600万。
美国的健康体制并不完善，医疗状况也在恶化。如果你的命不好，不是个百万富翁，要依靠医疗保险，就会发现医疗每况愈下。药品一天比一天贵，医生的关照一天比一天少。被遗忘在凄惨的收容院里的老人越来越多，而保险公司为患者提供的治疗费却越来越少。
美国全国拉美医疗协会指出，44%的拉美合法移民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这是一个最得不到保护的人群。将近20%的拉美移民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医，尽管他们在付出艰辛的劳动。
告诉我你在消费什么  占其人口12%的32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排斥在繁荣之外的边缘人口，也是被排斥在选举之外的人。他们不投票，他们没有消费。
80%的美国人只能分享3.6%的财富。近200万土著人是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过日子的，他们是地球上这个最富裕国家的最贫困者中最贫穷的人。他们之中40%的人每周经常是两三天吃不上东西。
1300万美国儿童组成了被弃儿的大家庭。近年来的儿童贫困指数大为增加，1998年有3700万美国家庭处于饥饿之中。
贫困越多等于暴力越多  暴力是与贫困分不开的。在美国民间流动的枪支多达两亿，而每年死于武器之下的美国人竟有3.1万人之多。
在一个以个人主义和竞争制度为基石的国家，对罪行的镇压不是预防性的。在美国监狱中有200万在押犯，其中一半是黑人，尽管这一人种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2%。每三名黑人青年中就有一人在押或保释。但是，法官中98%都是白人。
犯罪是呈增长趋势。1980年以来，被关押人数增加了两倍，而女犯人则增加了三倍。
涉及大量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如此严重的事情，却不是美国总统的角逐者们提到的中心问题。保障经济繁荣，首先意味着保障富翁的利益。为此，就要有贫困和遗弃。问题并不新鲜，而是制度所固有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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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黔进派    时间: 2007-2-7 13:11     标题: 日本报道：美国社会在分裂
2000年参考消息
【日本《每日新闻》2月28日报道】题：美国社会在分裂 （记者中井良则 发自美国剑桥城）
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军事和政治的实力无以伦比。看上去美国君临冷战后的世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2.7亿美国人都洋洋自得，不可一世。为了探寻“美国的另一个侧面”，我拜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琼斯基。
中井（以下简称中）：克林顿总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这个时期是幸运的。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进步。”美国真的取得了成功吗？
琼斯基（以下简称琼）：在美国，要找到指标是很难的。因为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完整的社会统计的国家。在其他国家，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文盲率、儿童受虐待及犯罪等统计，每年都要分析社会的倾向。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些统计。纽约福达姆大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该大学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严重后退。
中：是后退吗？和表面正相反嘛。
琼：从长期看社会的医疗、健康、福利等指标，从70年代以后，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但上述指标却下降了。从人们的生活角度说，美国后退了。
中：但政府说，到今年2月，美国经济实现了连续107个月的增长。
琼：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奇妙的指标，有非常浓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我开车发生了事故，住进了医院，那么国内生产总值也就增长了。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不彻底的、粗糙的测算法。站在总统的角度，他的朋友们大概都过着很不错的生活。但是去看看工人吧，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增加。
中：贫富的差距在扩大吗？
琼：最近这一两年是稳定的，但从长期来看差距扩大了。还不仅仅是贫富的差距。你可以去看看监狱中的服刑人数。克林顿时代关在监狱中的人在不断增加，现在达到了120万人。据说犯罪人数减少了，但关在监狱里的人增加了。
责任编辑  洪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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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红草    时间: 2007-2-12 15:24
《参考消息》2000年11月16日  第6版  “社会·文教”
题：美国工人权利受到侵犯
【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30日文章】题：美国工人的权利受到侵犯 （作者 康奈尔大学国际劳工法教师兰斯·孔帕）
美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因试图组织工会而遭到解雇或其他报复。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排除在旨在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和谈判权利的劳工法之外，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在美国，侵犯工人的结社自由是一个强大的潜流。
佛罗里达州一家私人疗养院的工人欧内斯特·杜瓦尔问道：“我知道从理论上讲法律赋予了我们权利，但现实呢？”他1994年因带头组织工会而遭到非法解雇，1999年恢复工作，但2000年再次被解雇。他的雇主记性很好。
在50年代，因行使结社自由的权利而遭到报复的工人每年有数百人。1969年，这个数字超过6000。到90年代，每年有两万多人遭到严重的报复，致使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发布补救令。由于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结社自由等“核心劳工标准”，它自己侵犯工人权利的做法就显得尤其令人不安。美国官员认为，这类标准应该列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定中。但由于美国自己都未能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它要求其他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
人权观察组织在关于国际人权标准下美国工人结社自由的新报告中指出，关于组织工会的不公正规定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数以百万计的农场工人、家庭服务工人、低层监督人和其他类型的工人显然得不到劳工法对组织工会和谈判权利的保护。移民工人如果想组织工会，尤其会面临广泛的威胁和歧视。
人权观察组织起草的长达200页的报告中的个案研究揭示，美国存在对工人活动分子进行威胁、骚扰、解雇、搞间谍活动和其他报复行动等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做法，个案研究还揭示出劳工法体系未能发现这些侵犯人权的活动。
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应该促使美国决策者重新确定关于劳工权利和贸易的辩论的框架，并使之认识到侵犯工人权利的现象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应在平等和谦逊的基础上，继续竭力保障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工人权利。如果美国在工人权利方面能说到做到，那么它在劝说国际社会把劳工权利作为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方面将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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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红草    时间: 2007-3-4 16:22
2003年报道：美国的贫困与失业
美国的贫困与失业
约翰·皮特逊
                      “他们正将870亿美元送往世界第二富有的石油国家，却养活不了他们自己这里的美国人。”——丹·拉尔金，现已失业
美国的失业和贫困危机继续在恶化。尽管有最近几周的名义上的就业增长，但没有被报道的是：哪种就业岗位正被创造出来。制造业的工作——任何一种经济的脊梁——在十月份继续在下滑。这已是连续的第37个月份了。对美国人的大多数来说，有着像样的工资、保险以及全额保健费和退休金的高质量工作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正是在美国这里，正从失业、无家可归、甚至饥饿中体现出来这一切的作用，是对将利润置于人的需要与痛苦之上的制度的激烈的控诉.
       所以虽然失业量由6.1%降至6.0%，真实的情况正被政府的“修订版”数据编制方法掩盖着。李·普莱斯（Lee Price ）和由利亚·冯嘉尔德（Yulia Fungard）认为, 一些因素必须被考虑到，以便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不景气的严重性：
·就业没有好转的时间的长度的纪录：在当前的不景气之前，自1939年有了就业数量月记录以来，还从未有过就业连续下滑超过两年半这样的事。到2003年10月为止，就业总量已比2001年5月的水平下跌了240万人。
·自2001年5月萧条发生以来，进入工作年龄的人口的增长：恰恰在就业岗位正以1.8%的比率缩减时，进入工作年龄的人口（亦即，达到工作年龄的人的数量）正以3.4%的比率增长。要是就业机会的增长在那段时期能够与达到工作年龄的人口增长保持同样的比率的话，那么，在2003年10月就业总量的数量又将增加690万人。
·“失踪的”劳动力市场对失业率的影响：异常漫长的失业已导致了空前数量的人对找工作的积极性遭到了打击，并因此被排除在了失业统计之外[1]。如果劳动力的增长与人的增长保持了一致，——就像它在过去的劳动力衰退中一样——那么又将有230万人在2003年5月加入生产大军。
·这种“失踪的”劳动力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这230万“失踪的”工人被认为是失业的话，失业率将达到7.4%。7.4%这个失业数字比6.0%这个实际失业率[2]提供了一个认识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的更好的尺度。这1.4个百分点的差别反映了那些被推到了劳动力市场的边界的人们。一旦就业前景有所改善，他们将有望再次寻找工作。因之，官方提供的失业率不应被估计为将在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下降很多。
·工资收入的下降：尽管自萧条开始以来实际小时工资有所上涨，但那些所得已被就业数量和每种工作的支付工资的劳动时间的下降更多地抵消了。
                        ·这次萧条使我们目睹了失业的最长持续时期：28个月。
                        ·这次萧条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在衰退开始后31个月仍没有完全复苏。
·在失业率（在考虑到“失踪的”劳动力之后）于衰退开始31个月后仍高出3.2个百分点这方面，这场萧条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的。
                        ·在总实际工资收入在衰退开始30个月后仍下降了1.2%这方面，当前的萧条已成为最严重的。
            在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们看来，由于延长了的失业时期，当前的劳动力不景气在诸多重要尺度方面都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的。而且这是这种制度不得不提供的最好的情形！
            在2002年，170万美国人滑落到贫困线以下，从而使总量增加到了3460万人。八分之一的人口，这是惊人的。他们中间超过130万人是儿童。事实上，美国有世界上所有工业国中最高的儿童贫困率和最低的平均寿命，并且它的贫困人口的苦境正在恶化。310万美国人被确认为“朝不保夕”（他们确实不知道他们的下一顿饭能从哪里来）。有九百万以上被美国农业部列为正在经历真正的饥饿，而“真正的饥饿”被美国农业部定义为“由于缺乏借以获得食物的资源而导致的由缺乏食物引起的不适的或痛苦的感受。”
            在25个主要城市中，对紧急食物的需求量在去年平均上涨了19%。自布什入主白宫以来，领取救济食品券的美国人的数量已从170万上升至220万。与1965年相比，现在有更多的美国人生活于贫困中——“进步”和一代比一代好的条件出了什么问题？布什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基于信仰的”慈善活动！
            而民主党也不过是半斤八两。我们不要忘记，是克林顿拆毁了我们在30年代和60年代通过斗争得来的社会失业救济体系。他在几年中将失业救济受领人数从120万减至50万，而现在找不到工作时，美国社会的数百万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没有安全网了。但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并不需要失业救济——我们需要的是平等的就业、医疗、住房和教育，而且我们并不介意为此而努力工作。但资本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逐上的——我们的利益被排在了CEO们和百万富翁们的利益之下。
            而这就是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那么工人们创造的财富到哪儿去了呢？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它完全掌握在极少数的极富有的寄生虫手里。这群吸血鬼吸食了我们的辛苦劳作，它们吸去了我们的血，我们的汗，我们的泪。绝对没有物质原因使我们不能拥有充分就业、免费的普遍医疗和教育，以及多得多的各种权利。但为了得到这一切，我们必须为之斗争——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决不会不经顽抗就放弃他们的财产、权力和特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为建立一个完全为我们的利益而战斗的群众性的政党而工作。通过普遍地将自身建立在工会和和工人阶级（美国社会的绝大多数）的基础之上，这样一个政党将迅速取得政治权力，并为实施社会主义的纲领以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战斗。登记选举的人数在总体上是如此之低这一事实，正表明了美国人对可供选择的人选是多么的心灰意冷。哪儿也没说过我们必须在阔佬们的两个政党之间做出选择。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加入WIL（工人国际联盟）来建立一个结束资本主义噩梦的革命的选择！
注释
1．这就是西方的所谓的“自愿失业”。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宣称，失业状态并非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主观想法。如果一个人不积极地寻找工作（例如，依靠亲属和朋友的接济并消极地等待、观望），那么即使他没有就业，也不能算是失业。这种可笑的掩耳盗铃的小骗术，恰恰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无能和绝望。译者注。
2．这里所谓的“实际”失业率，是在“自愿失业”的前提下被定义的。也许译作“标准失业率”更合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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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红草    时间: 2007-3-4 16:23
1999年报道：美国农业集中趋势及农业资本主义的末日
1999年报道：美国农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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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参考消息》1999年12月26日，原题《农业集中势头愈演愈烈 美国家庭农场前景黯淡》
“美国农业危机”为红草所加。文下注有红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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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11月28日文章】题：农场主们开始日薄西山了吗？
  费弗尔的忧虑
      在秋收尚未结束之前，万斯·费弗尔开始逐行查看他的大豆，计算他的损失。
      最佳的技术和丰收的前景似乎都无济于事。他估计还会亏损，每英亩多达60美元。连续两年都是这个样子。
      他想到了三个对独立自主的农场主几乎没有一点好处的事情：公众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担心日益加剧；大规模的农业合并风起云涌；农产品价格已经降低到近30年来最低水平。
      费弗尔的农场方圆700英亩，位于芝加哥以西大约60英里，39岁的他从联合收割机上走下来，说道：“现在种庄稼已经没有一点利润。一年前我还说我们会走出低谷，但是，现在的情况更糟。”
      虽然政府提供紧急援助，许多农场主因此得以维持下去——农业部说这笔资金今年可能达到220亿美元——但是，自1972年以来，农业净收入下降了38%还多。
      实际上，农业专家们说，现在农场主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农业部首席经济学家基思·柯林斯说：“几十年来，农产品价格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希望和危险
      大量的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业产量，同时人们可以根据各家公司和具体市场的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粮食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小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对于独立自主的农场主们来说，希望和危险就在这里。
      美国最大的农场——即销售额超过25万美元的农场——现在占全部农产品销售额的72%以上，而10年前却是53%。在去年政府的许多生产规定取消之后，农场主们开始面对市场力量的挑战，自新政以来，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
      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的珀杜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伯耶说：“许多农场主的问题不仅是目前的财政状况和他们的收入问题。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有着许多长远的担心。他们想知道怎样才能加入到新农业的行业中来。”
      但是，新农业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转基因技术。农场主们经常抱怨大的公司占据了支配地位，获得了不公平的讨价还价力量，现在，许多经济学家、管理人员和立法者也开始同农场主们一道抱怨，他们说这种达尔文主义的速度加快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到底有多少人离开了土地，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数字，但是，农业部的官员认为，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表明，许多人开始提前退休，把他们的全部资产兑换成现金，或者干脆把他们的农田卖给欣欣向荣的住房市场，到别处寻找工作。
  规模经济
      当然，几十年来农业一直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场变得越来越大，吞并了许多小规模经营，大型农业合作企业开始出现。不过，在过去的两年里，农业方面的合并造成了大型公司的出现，结果美国最大的农业组织开始提出警告：供应商之间竞争力的下降注定会造成家庭农场的破产。
      美国的大多数种子供应已经集中到两大阵营的手中，一个控制在孟山都公司的手中，另外一个控制在杜邦公司的手中，后者最近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种子公司先锋杂交玉蜀黍公司国际公司。两者加在一起控制了全国80%的玉米种子，而且计划对更多的产品进行基因处理。
      这种集中的程度十分惊人。据美国政府说，全国猪肉的1/5以上现在都在一家公司屠宰。四家大公司现在控制着大约70%的牛的宰杀，而1985年却是39%。
*这篇文章及其评论原载于革马网第一分区。
2005-09-04 11:30:14 网友: guest_4614(红草) 来自: 202.101.*.* 
回复：实际上并不存在吴风之同志所提的那个问题。“到底是美国农业的破产还是小家庭农业的破产？”——这二者并不矛盾，既是美国资本主义农业的破产又是小家庭农业的破产，资本主义农业的破产不仅是指较小的私有企业不适合社会化生产而破产，还指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剧烈竞争而破产，其根本是整个农业平均利润率的降低，而资本家不是考虑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是考虑自己的盈利情况，导致许多人纷纷离开农业。这难道不是美国农业的危机吗？美国农业危机在其仅对极少数人是好事，许多资本家亏损头疼不用说，许多工人也因此失业、生活困难（资本家肯定要转嫁祸害），仅仅有极少数雄厚的资本家能够采取兼并扩大的方式获利。当然社会化大生产的潮流是谁也不能改向的，它将在一定范围内促使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且从长远来看，这将为社会主义提供越来越合理的基础，只有从这些意义上看才是好事。
吴风之同志认为美国农业危机会导致美国整个经济的危机，这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著名的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注意，措辞是“经济危机”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也仅仅是因为利润率的大幅下降而使资本撤出生产领域。所谓的美国农业危机并不是说美国的粮食不够吃了、棉花不够用了，而仅仅是说下降的利润率把资本从农业中赶跑了，那些资本又跑进了工业、服务业等其他领域。
另外，中国农业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农产品的涌入，更应指出，第三世界农业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全球秩序中极不合理的分化对立与社会经济分工，只有在全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的平台上才能根本解决这一矛盾。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这种革命建立新的秩序，那些问题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2005-09-04 17:20:10 网友: guest_5610(吴风之) 来自: 218.85.*.* 
吴风之同志认为美国农业危机会导致美国整个经济的危机，这是没有道理的。
所谓的美国农业危机并不是说美国的粮食不够吃了、棉花不够用了，而仅仅是说下降的利润率把资本从农业中赶跑了，那些资本又跑进了工业、服务业等其他领域。
——我自然知道它没有道理，但如果没有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危机是必然的。为什么美国会出现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呢？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的农业危机这么严重为什么没有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呢？就是由于市场全球化程度不同所致。试想：假如美国当年有如此深化的世界市场，危机还会发生吗？当然，话说回来，下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早晚的事。
我上帖所说，无非是想说明美国的上述农业危机对其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大不了又多几个领失业救济金的人而已。他们在海外市场的利润大得很，不会太在意的。顺便也是想由此证明革命只能在第三世界首发。
2005-09-05 19:33:42 网友: guest_0022(红草) 来自: 202.101.*.* 
我看懵了！不知风之同志发现自己的逻辑乱了没有。
某一国的某一行业危机又怎么能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呢？
你认为1929到1933年大萧条的根源是当时没有“深化的市场”，是这个意思吗：当时美国没有把过剩产品卖到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不够“深化”？
可是如果是这个意思就不对了。大萧条的根源在于无限扩大的生产力与日益下降的购买力之间这对基本矛盾。美国当时是能够卖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同等购买力水平的市场比美国本国还要狭小，而低购买力不能给美国资本家带来一定的利润率，再加上卖到第三世界国家还要支付运费、关税甚至还有仓储费，所以当时能卖到第三世界而美国资本家也不肯卖。当然，今天美国把大量廉价农产品卖到中国冲击中国市场也是事实，但这并不能多少缓解美国农业危机。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率，战后美国已经一再缩小控制耕地面积并且压缩生产力，可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却在挨饿。
至于谈到革命，那又是另一回事！美国农业危机能引起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个人并不认为某一资本主义国家某一行业的危机能引起革命！我也不打算从这篇文章得出资本主义制度行将崩溃、革命必然的观点。
但是扯到另一个题目来说：发达国家仍然具有发生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这一点早已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阐明过，我想不须再多说什么，只请大家参考一下1968年法国革命运动、1975年葡萄牙革命运动以及1999年开始兴起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3-4 08: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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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红草    时间: 2007-3-4 16:36
2000年报道：现代硅谷的阶级对立
现代硅谷的阶级对立
2005-9-2 打字上传
红草注：在谈论美国特别是个别地区的高工资时千万不要忘记实际工资（实际购买力）才是科学的衡量标准。
【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3月27日一期文章】题：硅谷贫穷的人们（记者 阿伦·伯恩斯坦）
   不要同方达·斯图尔特谈论硅谷的经济奇迹，她不爱听。这位24岁的高中毕业生在维持了3年的婚姻结束以后，于1999年初从家乡华盛顿州贝灵汉来到了著名的硅谷，在奥拉克尔公司找到了一份包装软件的工作。每小时8.5美元的工资比她在家乡当护理员的收入多出近 25%。
   但是方达很快便发现，对于像她这样的蓝领员工来说，这块充满希望和无限财富的地方是一条死胡同。她每月挣到的1400美元甚至不够租一套带音响的住房，此外她还要购买食品，为3岁的儿子交纳托管费。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方达和她的儿子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的囚犯。起初他们母子同奥拉克尔公司的其他员工挤住在一起，后来住在旅馆里，最后于1999年夏天搬进了门洛帕克附近收留无家可归者的临时住所。当她的居住期12月期满以后，她又搬进了位于雷德伍德城的另一个临时住所。
   方达的经历是世界迄今所了解的最为巨大的经济成就暗淡的另一面。堪称高技术奇迹中心的硅谷已改变了美国经济，很可能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地方在更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
   但是对于最低收入家庭来说，埃尔多拉多并非遍地黄金。处于最低收入阶层的20%硅谷住户的平均收入在9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下降了，目前仅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硅谷最低收入员工目前的平均工资甚至比10年前低10%。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技术公司严重依赖外地劳动力和分包业务。这种形式对技能较高的员工有利，他们可以不停地变换雇主，每变换一次都可以使工资有所增加。但是对于低技术员工来说，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只会使他们的工资收入越来越低。
   事实上，硅谷的无尽财富使得那些低技术员工的生活更加艰难。由于大量资金流动，圣克拉拉的生活开支比周围地区高出40%。圣何塞一家餐馆去年每个月为8.3万人提供餐饮服务，顾客人数比1988年猛增了27%。增加的顾客大部分是现已在硅谷人口中占多数的少数民族。日益增的非白人群体——主要是墨西哥移民——大多是就业市场上的低技术员工。
   家庭生活开支增长的幅度最大——5年来增长了65%，是全国平均增长幅度的3倍多。许多家庭在排队等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临时住所。为了节省房租，往往是五六个成年人合租一套住房。许多中产阶层也难以承受日益上涨的房租。只有29%的硅谷家庭能够买得起现已上涨到每套42.1万美元的中档住房。
   有人可能会说硅谷是被它自身的成功窒息的。梦想发财的人们并不是一窝蜂地投入最新的淘金浪潮中。据加利福尼亚州财政局公布的数字，去年迁出圣克拉拉县的人数比迁入的人数多1.3万人。一些公司已开始担心它们的扩展计划可能会受到员工不足的影响。一项调查表明，当地1/3以上的高技术职业缺员。
   毫无疑问，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使许多人变得非常富有。请看下面的数字：据《圣何塞信使新闻》1999年的一项调查，圣克拉拉县至少有13位亿万富翁，他们的总资产达到450亿美元，此外还有数百个家庭的资产至少达到2500万美元。据一家市场调查公司的调查，有1.7万个家庭除房产以外的动产超过100万美元。自1990年以来，硅谷地区的家庭平均收入包括通货膨胀因素在内增长了50%以上，1999年达到近8.3万美元，而全国家庭平均收入目前仅为4.78万美元。增长幅度为36%。
   但是从财富分配情况来看，硅谷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全国的贫富差距。据一项收入情况调查，硅谷收入最高的1/5家庭自1992年经济衰退以来，实际收入增长了29%；而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实际收入在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低于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尽管这部分家庭1996—1998年间的实际收入增长了7.6%，但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仍然比1992年低将近1000美元。
   当然，硅谷地区非技术员工的收入与全国其他地区非技术员工一样受到了相同因素的影响。新经济政策侧重于技术和教育。硅谷软件设计人员的年平均收入为9.6万美元；半导体行业员工的年平均收入为8.6万美元；而零售、饭店、餐馆等服务行业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3万美元。
   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是高技术公司越来越多地依赖外部劳动力。高技术公司是全国最早采纳“重点竞争”理念的行业，即重点提供它们最专长的产品和服务，而尽量把其他业务分包给外部公司。这种方式使高技术公司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中具备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还造就了一支适应性很强的自由择业队伍。据统计，兼职人员、临时工合同工以及自谋职业者在圣克拉拉县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从80年代的19%增加到目前的42%。相比之下，自由择业人员所占的比例在这一时期从27%上升到了33%
   这种松散的就业形式对高技术公司的雇主们有利，但是大大削弱了本来已处于不利地位的低技术员工的竞争能力。对于绝大部分已接纳自由择业者的美国企业界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近年来的低失业率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低技术员工受到的影响，但是，如果全国自由择业者人数增加的速度达到硅谷的速度，形势将再次对低技术员工不利。由于高技术公司员工的技术差距非常大，低技术员工要想达到中产阶层地位将更难。
   最大的问题是房价高。据1999年的一项调查，圣克拉拉县自1992年以来长了25万个就业机会，但是新建住房不足5万套。因此，更多的人拥挤在现有的住房内，每套住房的居住人数比1990年的2.8人增加到目前的3人。许多低收入家庭的认输增加了1倍，但是住房面积却没有增加。还有一些家庭连合住都无法维持下去。大约有2万人去年面临着没有住房的困境。大约40%无房者是有职业的，多数人每小时收入为8至15美元。
   硅谷的中产阶层也受到了住房紧张的影响。许多教师、警察和消防人员发现这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去年秋天从芝加哥来到圣何塞林肯高中任教的亚当·卡斯布里安和罗宾·容曼夫妇每人每年的工资收入约为3.6万美元，按说租一套像样的住房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每月2600美元的房租让他们承受不了。容曼说：“我们不打算在这里久留，也许到本学年结束以后就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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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7-3-10 14:20
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病症
            《读书》2006 年第 11 期    作者：严海蓉     来源：龙源期刊网
            二○○五年，一个朋友告诉我，罗伯特·费奇（Robert
            Fitch）在写一本批评美国工会组织的书。我立即就跟费奇联系。我是带着问题向他求书的：既然美国可以自由组织工会，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会会员占美国劳工人数的比例一直低迷，近年来还在下降，在美国工人中影响低微？美国劳动部（Labor  Department）二○○五年网上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12.5%的职工，即一千五百七十万人，是工会会员 (一九八六年为20.1%)，而私营企业中工会成员的比例只有8%。半个世纪前，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AFL-CIO，劳联和产联两个主要工会一九五五年合并，二○○五年分家）合并的时候有一千六百万会员，其中私营企业工人会员占40%。目前，美国工会无力反抗工时的加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低落、资本的海外投机。在某些行业，比如餐饮业、成衣业、杂货店、旅馆业、肉类加工业等，工会工人的工资只在法定的最低工资上下。克林顿时代的泡沫过后，二○○三年美国男性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不及一九七三年的水平。美国工会的问题能主要归结于所谓的全球化吗？面对困境，听说美国工会领导层不止一次地提“民主改革”作为出路，“民主改革”能解决美国工会的困境吗？
            美国工运史上工会长期排斥移民工（比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华人等），而黑人和妇女直到一九八○年还一直受各级工会的排挤，难以成为会员。这种排挤固然有本土白人男性工人出于保护自身群体利益的考虑，但是工会作为工人组织为什么没有能力克服这种利益群体的狭隘性？
            问题恐怕还不只在于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问题：劳联—产联的领导层在国际上反共的政治倾向和动作超出了狭隘的保护主义的范畴，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帮手。这些问题还连带着其他几个相关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美国工会的组织结构、功能和性质？美国工会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今年他的书出版了。书的题目是《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毁害了劳工运动，削弱了美国的前程》。书的主体分为四个部分。前两部分阐述了对美国工会体制的看法和分析，后两部分展开和加强了论证。第一部是“腐败怎么了？”包括两章；第二部是“起源”，包括四章；第三部题为“腐败的工会——当前的普查”，分为四章，普查了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几大城市的工会腐败状况；第四部题为“改革的失败”，分为三章；最后一章是结论。
            那么，这本四百来页的书只是对美国工会腐败的大曝光吗？费奇认为不是。腐败是公开的秘密，对“任何留心报端新闻的人都显而易见”。他的用意在于通过分析讨论“工会为什么变得腐败，腐不腐败有什么两样，为什么美国不能听之任之”（xiv）。费奇指出美国的工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抗争, 不能在组织工人阶级中起作用，主要是因为工会体制本身有三大症状：腐败、分裂、孱弱，即劳工活动分子所谓的“美国病”。费奇开门见山地道出美国工会的体制特征:“美国的两万多相对独立的地方工会，如同封建领主一样。工会大多有自己的垄断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有与资方的独家谈判权，向在地盘里的工人们征收会费。工会领导
            （费奇称他们为‘工会老板’）掌控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分配，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与工会领导形成庇护关系，工人视领导为恩人，忠诚于这些领导。这些工会更像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劳工组织。”（x）
            那么，美国工会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为什么得了“美国病”？照费奇入木三分的分析，美国工会体制的设计就是把大多数的工人排除在工会之外，而且这个毛病是美国劳联在娘胎里就有的，并随着劳联模式的扩张而蔓延到美国工会的全局。
            书中描述美国“劳联”（AF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家史的部分，使我们可以从中洞见美国工会症结的形成。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会是一些地方行业工会。这些工会把工人按照行业和地域划分，在成立之初就染上了敲诈勒索的恶习。到一***○年，劳工沙皇们已经建立了各自的领地。地方行业工会的目标狭隘，只求以小团体的力量和老板达成协议，手段和组织方式也很原始。如同街道的少年帮派一样，早期的工会势力小、地盘概念强，互相之间为争地盘械斗不止。同属于一个行业工会的成员，往往有地缘或血缘的关系，排他性很强，由某个家长式人物领导。他为成员提供就业和保护，成员们回报以忠诚。工会里的成员和领导之间的纵向纽带超过成员与成员之间的横向纽带。而欧洲虽然也是以行业工会起步，但是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工人们已经开始发展起更强大、更具有包容性和远大目标的工会。他们超越了原先狭隘的地方性和松散的联盟结构，组织起了全国性的工会，与资方在全国范围内谈判。
            十九世纪末期，美国似乎也有可能从原有的狭隘的地方行业工会基础上发展出更先进的工人联盟。“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就代表了这样的希望：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吸收黑人和妇女、技术工和非技术工，它最有意义的口号是“对一个的伤害就是对全体的伤害”。“劳工骑士”的出现挑战了以“劳工沙皇”高姆坡斯（Samuel  Gompers,  1850-1924）为代表的行业工会的利益。英国出生的高姆坡斯认为租纽约廉价公寓、用模子制作雪茄的东欧移民工人不配与他所代表的有技术的、靠手艺做雪茄的本地工人竞争。高姆坡斯居然使纽约州立法，要把“廉价公寓的垃圾”赶出这个行业。但是纽约州法院后来裁决这个立法不符合宪法。结果，移民工人们最终控制了高姆坡斯的工会，把他的对手选了上去。当“劳工骑士”站在移民工这边，支持他们反抗的时候，高姆坡斯就开始着手组织“劳联”。“劳联”成立于一八八六年，是一些地方行业工会的松散联盟。就这样，纷争械斗的行业工会决定绑在一起，应对“劳工骑士”。“劳联”从一开始就代表了劳工的分裂，而不是团结，代表了小团体性，而不是整体性。费奇引用一位劳工史学家塞里格·坡门（Selig Perlman）的话：“这场斗争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技术工人想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和组织能力迫使老板最大程度地向他们妥协。‘劳工骑士’则想把技术工人争取过来，用他们的组织优势来加强帮助没有技术的工人和略有技术的工人。这场冲突是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一个要团结，另一个要分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多数劳联的罢工是不同行业的工人为了争地盘、争就业的械斗，而不是和资方的斗争。在行业工会的模式里，暴力的对象往往是工人，而不是老板。但是在“劳工骑士”和“劳联”的斗争中，用费奇的话说，不幸的是类人猿替代了人。“劳联”格局在美国的劳工组织中取得了垄断地位。
            “劳联”在二十世纪又面临过两次挑战，一次来自“国际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简称IWW或Wobbly），另一次来自“产联”（CIO）。但是“劳联”在这两次挑战中都战胜对手，得以维持垄断的地位。分裂原则战胜了团结原则，小团体利益高出了阶级利益。“劳联”何以屡战屡胜？因为有来自几方面的援助。以劳联—产联之争为例：首先，他们有老板的帮忙。按照美国的劳动法，资方一旦与一个工会达成协议，别的工会就不能插足。如果必须和工会打交道，资方当然愿意和松散的、腐败的“劳联”打交道。第二个援助来自黑帮。一个本部在芝加哥的黑帮掌控了“劳联”中的好些工会。在和产联的斗争中，黑帮分子绑架和谋杀了产联的进步分子，指责产联有共产党人的渗入。劳联的第三个资源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执意认为黑帮不是问题，而主要监视产联进步分子的活动，捆绑他们的手脚。二十年的斗争以劳联—产联一九五五年的合并告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工会结构环环相扣的几个特色。我根据费奇的分析做了以下的总结。其一，各工会享有“独家谈判权”的领地特色。美国的法律在劳资关系上规定，不允许不同的工会在同一个行业或企业同时组织工人，工人们只能由某一个特定的工会独家代表，与资方谈判，签劳动合同，每一劳动协议里都包含有这一条。这为某行业或公司成为某个工会的“领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著名的工运史学家约翰·康门斯（John Commons）一个世纪前曾警告：“工会有可能成为资方的爪子，工会干部可能腐朽变质。”不幸言中。
            其二,
            联邦性质的宏观架构，旗下是条块分割，各自垄断，各自为营，各自为利的众多“利益群体”。两万多工会成了众多利益群体的代表，每一个都是和资方协商的小群体，从大局来看，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分化和破坏了工人的整体团结和整体利益。除非美国的工会下决心突破体制，否则在现有体制下举行全国性总罢工，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工运内部就有人指出，两万多工会就有两万多个合同和两万多个合同终止期。美国工会80%的资源由地方工会掌握，而以行业、地盘利益划分的各工会既没有雄心也没有力量挑战大公司集团，用费奇的话说，狐狸就是想猎取大象，也做不到。
            工会的“利益群体”性质也体现在工会代表本地工人利益、强化与移民工人的矛盾上。美国华人社会学家彼得·邝指出：“历史的教训是明摆着的。工会排挤移民工人反而降低了工人组织的战斗力，使得移民工轻易成为资方的受害者，被老板们当作便宜的、顺从的替代工，瓦解工人组织的罢工。工会对移民工的排斥使得反移民的仇外情绪得以不断延续，加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结果是移民工人没能得益于已有的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也遭到了削弱。到头来，资本则能利用移民工人敲诈整个工人阶级。”在美国这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最原始的工会运动垄断了局面。
            其三,
            工会具有多层的庇护结构，摆脱不了黑帮的渗透。费奇的书中有关于大工会领导与黑帮勾结的大量材料。比如，一九五七年美国顶级黑帮人物在纽约州碰头，在场的五十六个人中二十二个是工会领导。我的读书心得是，如果工会的职能仅在于向工人索取会费，同时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保障，那么，黑帮也能做到这些，只要把会费的名目换成保护费就可以了。因此，在地盘垄断的结构上和提供“保护”的功能上，黑帮和工会有相通之处，黑帮对工会的渗透也就不奇怪了。费奇认为黑帮掌权的工会代表了庇护体制的最高形式，工会沦落为一个多层的庇护结构。
            其四，工会领导和资方共谋，工会成为就业信托。费奇指出，美国工运史的主旋律是劳资合作，而不是劳资冲突。为劳资合作付出代价最多的是广大普通工人。根据工会和资方的具体的劳动协议，有些老板必须通过工会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雇工。工会领导层通过它掌握的“劳工雇佣厅”控制工人就业的渠道。这种情况在技术工种中尤其普遍。因为掌握工人的就业渠道，工会领导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领主。即使协议里没有要求资方通过工会招工这一条，只要工会不闹事，老板们也常常乐得让工会代其招募、管理工人。这样，工会就成了一个就业信托。这样的结构性关系表现出了工会领导放弃了劳工整体的立场和原则，参与维持——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另外，不必奇怪的是，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领导层路线原则的败坏和领导们个人道德行为的败坏相辅相成。美国工会领导们的腐败伎俩多姿多彩。比如，出售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如果工会和资方有协议保证一定的工会会员就业比例，那么，资方就贿赂工会领导以求其出卖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这样资方可以不理会劳动协议上规定的雇用条件和工资标准，从外面雇用更廉价的非工会会员工人，顶替工会会员。自然，领导层是会得到好处的。再比如，工会领导还可以迫使会员工人接受非会员的工资标准，等等。一个具体的例证：纽约市三分之二的成衣厂是血汗工厂，但是有工会的成衣厂中却有四分之三是血汗工厂，这些工厂中有的要求工人每星期工作七天，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有的只付工人每小时工资一两美元（一九九七年来法定最低工资为五点一五美元）。那么，工会对保护工人利益有多少用处？
            其五，工会作为“就业信托”不仅丧失了组织工人的动力，而且还有瓦解工人的作为。在现有的工会结构条件下，因为工会作为“就业信托”掌控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工会领导就没有兴趣招募会员。原因是僧多粥少，招募新会员就意味着让他们和已有的会员抢工作。工会不仅不能组织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权益，许多控制行业就业机会的工会（建筑、码头货运业等）在成员内部不仅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反而在性别之间、种族之间制造收入等级制，在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制造等级制，加重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有些工会把工人们划为甲级、乙级和临时工。甲乙级工人的工作有保障，临时工则在头无片瓦的停车场等待每日的工作机会，平均要干七年才能成为乙级工人。工会本来应该把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减少资方意志对工人们的控制，但事实上，现有的工会结构却把工人阶级瓦解了，更别提许多工会领导接受老板的贿赂，更加不理会组织工人的事。综合第四和第五特征，美国工运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劳动法（因为资方可以不受制约地解雇工会组织者和支持者）和资方的阻挠这些外部的阻力，更是工会体制本身决定了它对组织工人没兴趣、没动力。按照现有的工会的体制逻辑，组织工人不划算。美国工运的问题不是缺乏工会，也不仅仅是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而是有工会也常常不顶用。
            其六，领导和会员的关系变质为恩主庇护关系。行业工会的原始性和“就业信托”的定位使得掌控了“工会就业”机会的工会领导与得到就业机会的工人形成庇护关系。领导给成员恩惠，成员向上级献忠。这样的体制不能促进工人间的横向团结。用费奇的话说，“美国两万多工会更像半独立的封建领地，而不像是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劳工组织”。费奇认为领导和工会会员关系的变质是工运问题中最深刻的问题。
            其七，工会和民主党的联姻：无广泛政治成果，有领导层相互利用。对美国两党竞选的金钱贡献以大财团为最多，但是工会也不示弱。据调查（出自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在过去十年里，给联邦竞选献金的前十名中有七个是劳联的工会。大公司大财团对两党的投资是脚踩两只船，往往是六成给共和党，四成给民主党。工会则基本上贡献给民主党。工会为二○○二年的竞选出资一亿美元。这一亿美元是否能给普通工人带来好处是很可疑的。费奇总结说它带来的好处有这些：为这些个别的工会提高它们在劳动协议中的价码；增加工会会员人数，有时不惜以损坏其他工会的利益为代价；工会领导给自己花钱消灾，希望躲过法庭和囚牢。在上述七个献金榜上有名的劳联工会当中，三个工会的主席在一九九六年至二○○○年受到过联邦犯罪嫌疑调查。
            费奇对美国工会的批判是不是因为他反工会呢？费奇对美国工人运动的态度大概可以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他谴责道：美国什么时候会有像欧洲（比如法国、意大利）工人这样的总罢工？是一八七七年那次（The  Great Revolt of 1877）?还是一八八六年那一次（The aftermath of the 1886 Haymarket Riot）？费奇喜欢拿美国工会和欧洲的工会相比。虽然着墨不多，但是观点很清楚：即便欧洲工会不是典范，至少欧洲工会没有美国病，有能力推动和组织全国性的大规模工潮。欧洲的工会领导层虽然有坏苹果，但却不是集体性和结构性的腐败。虽然欧洲的工会有官僚主义，但由于工会不掌控就业机会，工会干部就不能成为工人们的恩主。欧洲的工会不强迫工人加入，也不从工人的工资里扣除会费。费奇从法国的工会同事那里了解到，法国工会的干部要到工人当中去请他们自愿购买一种小票，收集到的小票转化为干部的收入，工人们对工会干部的工作是否满意、是否愿意支持他们的工作就看他们是否愿意购买小票。据这位法国工会的干部介绍，他的月收入大约二千四百美元，相当于一个技术工的收入，可是他说：“我们（干部）穷，但是我们有战斗力。”
            那么，“工会民主”能够使美国工会走出困境吗，能治愈美国工会的美国病吗？费奇的翔实分析展示了美国的劳工如何被多个利益群体和各利益群体内部的（种族、性别、长幼、国籍等）不平等关系上下左右内外条块地分割。针对这个问题，“工会民主”，这个大多数工会改革家使用的口号，就显得空洞而肤浅，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即使某些地方工会内部比较民主，但以利益群体为核心、条块分割的宏观架构本身却阻隔了工人之间广泛的认同和联合。事实也证明，迄今所有的“民主”改革都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那么，美国工会为什么缺乏战斗性？为什么作为工人组织没有能够克服利益群体的狭隘性呢？费奇认为，与欧洲的工会相比，美国工会的困境来自于画地为牢的半封建领地性的体制问题。这一分析似乎在提醒我们，工人组织相对于农民组织的先进性是潜在的，却不是必然的，须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美国的工会组织奇特地复制了类似于马克思所分析的十九世纪法国农民的状态:“它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它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一种政治组织……而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相加形成的。”然而，不同的是，如果说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十九世纪法国小单位农民的袋装马铃薯式的社会生存状态，那么，美国小单位工会的袋装马铃薯式的体制则来自于美国的法律、政府、资方对原始的行业工会的扶植和栽培。劳联屡屡战胜新型的劳工组织对它的挑战，和这种扶植分不开。
            这里我还要谈一谈费奇的书的欠缺。费奇分析的重点在于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及其后果，但是没有进一步探讨美国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就是缺乏对美国工会的政治分析。我认为这是该书的最大问题和局限，这个局限也使他不能更充分地分析美国工会为什么缺乏战斗性。当然任何著作都应该有所侧重，但是美国工会的体制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美国工运界已经有人士提出。二○○五年三月的《每月评论》发表了十一位美国工会活动家的联合署名文章，题为《美国工会的未来：面临二十一世纪，重建工会运动》（Kate  Bronfenbrenner, Donna DeWitt, Bill Fletcher, Jr., et al. “The Future of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S.: Reinventing Trade Unio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56:10）。作者指出，工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工会能不能迎接挑战，成为与非正义做斗争的武器，还是沦为帮助其会员减轻些遭遇资本主义痛苦的机构？”文章接着提出：“工会运动的信念究竟是什么？”这表明对于这些作者来说问题首先不是美国工会有没有战斗能力的问题，而是工会和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是工会的定位问题，是有没有战斗意识的问题。作者们说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劳工运动讨论中没有明确的说法。我的浅见是对工会体制问题的分析如果不推进到政治问题的分析，那么对体制问题的分析也就不能彻底。应该说，费奇的分析对于我们探讨美国工会的政治问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使我们看到美国主流工会领导层的政治问题是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而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共生关系。而这个基本政治立场是美国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体制得以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对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没有一个总体的判断，我们也就不大容易了解美国工会的海外运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劳工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劳工帝国主义从劳联的老祖宗高姆坡斯那儿就开始了。劳联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事海外活动，维护美国国家政权的利益。其中包括在墨西哥革命期间（一九一○  —— 一九二○）从事反革命活动，支持和维护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立“泛美劳联”（Pan-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来控制西半球（尤其是墨西哥）的劳工运动。“二战”期间劳联起先是反纳粹，后来就反共产党，而当时共产党在抵抗法西斯的各种运动中是主导力量；“二战”以后，冷战期间，劳联在意大利和法国积极反共，随后在整个欧洲反苏。这些活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赞助。在拉丁美洲，通过“自由劳工发展美洲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 AIFLD）, 劳联支持和参与推翻了几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在非洲，通过它的“非美劳工中心”(The African-American Labor Center), 劳联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在亚洲，劳联于一九六七年成立“亚美自由劳工所”（the Asian-American  Free Labor  Institute），在韩国和菲律宾展开活动，直到八十年代才结束。对于劳联—产联的缩写，AFL-CIO，人们戏称为AFL-CIA（劳联—中情局）（Kim Scipes, “Labor Imperialism Redux?: The AFL-CIO’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5,” Monthly Review 57:1，May 2005）。
            一九九五年随着领导换任，当时的新领导决心在劳联—产联的外交事务上做出重大改革，但是已经有事实和材料证明这几年劳联—产联通过它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 前身是臭名昭著的、被解散的劳联—产联外事机构 AIFLD），由美国政府的“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美国国际发展处”（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USAID）资助，又参与了颠覆民主选举上台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活动。
            为什么劳联—产联不能摆脱它的劳工帝国主义？有人道出了真情，此人是爱德门德·麦克威廉，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局的国际劳工主任。对于美国劳工在冷战中做出的贡献，他评价道：
            劳工外交，即美国外交关系中与提倡工人权利和更广泛的民主权利相关的方面，是美国外交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当时，美国工会为美国遏制和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了有意义的政治支持。冷战结束后，劳工外交被外交决策者们摆在一边了，但是在全球化的新一轮挑战下，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变得越发重要了。又到了劳工外交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有价值的时候了……
            今天，在形成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上，工会可以起与它当年在冷战中同样有意义的作用（Scipes，见上）。
            费奇在书中提到过劳工帝国主义，但他所指涉的范围比较小。他谈到美国工会的一些虚伪，比如UNITE-HERE
            (主要代表餐馆业和成衣业的工人)很久以前就放弃了为工人们改善工作条件和维护就业合同的斗争。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UNITE的会员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UNITE近来的公关策略是打击海外的血汗工厂，并取得了一定成功。这种虚伪的公关转移了一般民众的视线，引导美国年轻的大学生无视本国的血汗工厂，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出了救世热情。这种伎俩和救世情怀的确是劳工帝国主义的表现。但是劳工帝国主义更主要的还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的领导层与美国帝国主义合作，长期以来是美帝的帮手。
            所以，美国主流工会的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国内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劳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与美国帝国主义配合的劳工帝国主义。内外结合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因此，费奇把体制问题作为美国工会的主要问题就显得不足了。
            美国工会的重建有没有可能呢？费奇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主流工会的挑战和重整工会的力量一般来自外部，来自左派，他在《每月评论》的访谈里谈到了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新的、独立于工会结构的职工中心。这样的组织在纽约就有二十多个。这些活跃着的新的组织在积极地探索新的组织理念和道路。但是费奇认为美国工会需要全面的革新，美国工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分散和分裂，因此他怀疑这些新的组织有没有能力对美国工会的重建起作用。
            尽管费奇的著作有一些欠缺，但还是深入地剖析了美国工会的弊病，对我们了解美国工会和工运是一本非常有借鉴价值的书。
            （Solidarity for Sale by Robert Fitch，Public Affairs,New Yor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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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7-5-23 15:21
美国煤矿何以疏离血泪？
网址：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4258
《南风窗》杂志   2006年2月2日   作者：小夏
　　美国新年第二天，西弗吉尼亚州萨戈煤矿爆炸造成12名矿工死亡，一夜之间将久违的煤矿安全问题带到了全体美国人的面前。年轻人非常震惊，没想到美国除了打仗之外竟然还有如此危险的工作。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却想起了当年煤矿工会主席约翰刘易斯的那句话：“煤矿这个活，真不该是人干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储煤国。美国目前几乎60%的发电依赖煤，煤的消耗量是中国的2/3。目前美国从事采煤业的工人大约有10万名。
　　萨戈煤矿爆炸案，是美国最近2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矿难。上一次发生在1981年，在两次大爆炸中，15名科罗拉多州以及13名田纳西州的矿工丢了性命。相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煤矿来说，美国的煤矿还是比较安全的。官方数据显示，2004年，有54名矿工死于生产事故，2005年减少为21人。
　　可是，如今很少人还记得这份安全的来之不易。100年以前，美国的煤矿每年要吞噬数千名矿工的生命。只是在矿工们经历了艰苦的斗争之后，才逐步为自己争得了一定的权利保障。
美国煤矿的血泪史
　　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出现以后，煤炭到今天一直是工业和民用能源的主要来源。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矿。1848年，第一个煤矿出现在弗吉尼亚州中部地区。从此以后，东部的山脉中开掘了大大小小数百个煤矿，成千上万的矿工终年在矿井下干着这种不见天日的工作。
　　早年的美国煤矿，机器设备甚少，井下挖煤和运煤主要依赖人和牲口的体力。在电灯电池发明之前，井下照明靠的是煤油灯。在如此密集的人工劳动以及如此简陋的工作条件下，重大煤矿事故频繁发生。煤矿安全方面的专家估计，自从有煤矿以来，美国大约20万矿工被事故吞噬了生命。
　　绝大多数煤矿都在偏僻的乡村地区，那里早期发生的煤矿事故甚至没有留下多少纪录。只是到了20世纪，当通讯业和新闻业由于电报、电话、摄影等技术普及后，重大的矿难才开始为世人所知。
　　美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重大的矿难发生在1907年12月6日，西弗吉尼亚州，造成362名矿工死亡。
　　除了矿难之外，黑肺病等矿工的职业病也在不断地夺去工人的生命。根据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健康机构的数字，在1970年代初，从业25年以上的矿工，有1/3患上了黑肺病，到199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下降到8%。即便如此，黑肺病每年仍旧造成大约1500名矿工死亡。
　　从总的历史趋势看，美国的煤矿安全状况在100年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不但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美国煤矿工人长期不懈的抗争所取得的成就。
矿工工会的崛起
　　提到煤矿安全的改善，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就是美国的矿工工会。该组织是美国最强悍的工会之一，有着极富戏剧性的历史。
　　19世纪后期，美国东部的煤矿雇佣了60~70万个工人。这里的煤矿多数都深深地埋在群山底下，矿井经常深达一两千米以上。煤矿的活，又苦又危险，工资也不算高。因此，矿工中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贫穷的新移民以及黑人等少数族裔。那时的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天堂，政府对于煤矿安全基本没有什么法规。工人不但工资低，而且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至16小时，雇佣童工的现象非常普遍。当时工人中出现了一系列试图组织工会的行动，而资方普遍雇佣私家军队和打手，劳资双方在1870年以后出现过多次流血冲突。
　　1890年，两个比较大的煤矿工人组织在俄亥俄州宣布合并，成立了美国矿工联盟。该组织又加入了美国劳工联盟（简称劳联），并在煤矿工人中展开了积极的工会组织活动。
　　相对于别的行业来说，煤矿工人的组织活动非常有特点。煤矿地处偏僻乡村，当时流行的做法是工人及其家属集中居住在矿主提供的住宅里面，稍大的煤矿甚至有自己的商店，给工人发的工资主要部分是煤矿自己印刷的购物券，只能在矿上的商店里面买东西，说白了就是让矿工“挨宰”。工资低、物价高，使得绝大部分煤矿工人，特别是拖家带口的矿工，永远处于拖欠矿主债务的状况。现在美国东部乡村还能找到当初留下的矿工歌曲，一遍遍哀叹煤矿工人生活的不幸。
　　集中的居住环境有利于矿主控制工人，但是也方便了工会活跃分子去串联。很快，矿工工会的活跃分子开始遍布美国东部的矿区。这个期间，美国劳工运动的焦点是争取8小时工作制，矿工工会也带领自己的会员加入了这个运动。一时间，矿区的示威和罢工行动此起彼伏，让资方很是狼狈。
　　不过，在1933年之前，美国工人尽管凭着结社自由的权利可以组织工会，但是却没有法律规定资方必须承认工会的代表权与谈判权。也就是说，资方可以对工会置之不理，同时有权对工会会员进行各种惩罚。当时资方经常的做法就是将工会积极分子开除并赶出职工居住区。这种权利不平衡导致了工会方面不得不持续采取激烈手段，包括使用暴力，来争取权利。而资方也出动打手来对付工人。由于法律偏向资方，地方政府也往往出动警察来助资方一臂之力。
　　正因为如此，在矿工工会的早期历史上有过几次非常悲壮的流血事件。1897年12月，宾夕法尼亚州拉提莫镇的警察开枪射杀了19名手无寸铁的示威矿工。受害者都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工人。1914年4月，科罗拉多州路德罗镇1.2万名煤矿工人罢工，警察和资方的打手射杀了20名罢工者，其中包括妇女儿童。1920年，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马特维煤矿的工会组织过程中，资方雇佣的打手杀害了12名工人，引发5000名矿工拿枪占领当地县城，与数千警察及护矿队枪战的事件。最后，联邦政府调动了军队前来镇压，驱散了武装工人，该地区的工会组织因此失败。
　　尽管面临来自资方和政府的重重压力，矿工工会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最主要的是在1898年为工会会员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这在美国所有有工会的行业中是最早的。其次，由于当年的煤矿是按照产量计酬的，煤矿公司普遍采取在秤磅上作假的手段来盘剥劳工。矿工工会成立不久，就为工人争取到由工会来监督的过磅制度。之后，工会又坚持不懈地争取小时工资制，终于在1920年后成为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矿工工会是最早提倡并推行种族平等的工会。事实上，种族主义占据了美国劳工运动史上非常丑恶的一页。不少工会曾经为了保护自己会员的利益，支持种族隔离，在本行业中将少数民族和移民排斥在外。在当年的煤矿中，资方经常利用种族矛盾，将黑人矿工和白人矿工对立起来。矿工工会从成立伊始就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因为他们明白，只有矿工团结一致，才能够真正对资方形成威胁。
　　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工会终于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时期赢得了正式代表劳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从那以后，矿工工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动煤矿安全生产以及矿工的健康保障。
填补监督空白的立法
　　矿工工会早年的努力虽然集中在工作时间、工资收入而不是在煤矿安全上，但是由于煤矿的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上升，资方不得不认真考虑以机器代替人力，从而推动了美国煤矿生产中的两大改革。首先是机械化程度在1930年代以后大幅提高，下井的工人逐渐减少；其次，煤矿业日益向西部的露天煤矿发展，东部的深井煤矿比例日渐降低。露天煤矿不仅机械化程度高，而且危险性小得多。
　　今天的人们会觉得难以置信的是，在发生了如此之多的重大事故后，一直到1969年之前，美国政府在煤矿安全上始终没有行之有效的立法。1952年的一项立法，要求所有深井煤矿进行年度安全检查，却没有制定有效措施来惩罚违反安全条例的煤矿。
　　矿工工会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羽翼丰满后，一方面在各地方工会内部成立安全委员会，专事监督生产安全。矿工在发现安全隐患时，可以向这些委员会报告，工会随即出面告知煤矿管理部门。
　　为了更有效地保障矿工的安全，工会在数十年时间里不断游说国会，终于在1969年，国会通过了历史性的《联邦煤矿健康与安全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项详细地规定了煤矿安全监督以及违章惩罚办法的法律。该项法律在1977年进一步修订，除了煤矿之外，又加入了其他采矿业。该法律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这项法律，联邦政府在劳工部之下成立了矿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主动出击检查。一旦发现安全或者违规问题，即对煤矿罚款。如果证明严重违规属于有意为之或明知故犯，矿主就有可能遭到刑事起诉。另外，所有的地下煤矿都必须成立紧急救援队。
　　这项法律还将监督权直接授予矿工，规定矿工有权要求联邦政府派人调查安全问题。这就意味着，煤矿工会的安全检查员能够随时根据自己的发现或者工人反映的问题要求联邦政府立即派员下来。而检查未完成之前，如果问题的确严重，煤矿工会的安全员就有权阻止矿工下井，从而导致煤矿关闭。这样一来，煤矿出事率就大大地降低了。
　　与此同时，19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加强了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新的法律大大收紧了废气排放的标准，以至于煤矿业逐渐放弃了大批东部山区的地下煤矿，转而开发西部的露天煤矿，因为那里煤的质量要好得多。这也是造成煤矿总体上更加安全的意外因素。
“民主矿工”之争
　　矿工工会在1940~1950年代达到鼎盛，会员数十万，工会内部也逐渐出现了腐化、专制等问题。
　　这里值得提一下矿工工会一名传奇的领袖人物约翰刘易斯。这名矿工出身的工人领袖1919年开始主持工会工作，在矿工工会主席这个位置上坐了整整40年。刘易斯极具个性魅力，深得工人的爱戴，但是在管理方式上却是独断专行。他在将矿工工会扩大了数倍的同时，也创立了与劳联抗衡的产业工会联盟（简称产联）。1969年刘易斯去世之后，矿工工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刘易斯在任期间，工会与资方签订了合约，由资方按照煤产量来为工会提供一笔福利基金。这笔为数不小的钱就成了工会腐化的重要诱因。刘易斯任用了一批道德上不可靠的亲信来管理基金，其中一个名叫波伊勒的人在1963年当上了矿工工会主席。此人一上台，就给工会来了个反民主的改革，取消地方工会主席的民主选举，改为由总部直接任命。波伊勒和他的亲信控制了与资方的谈判，要求资方付出更高的工资，却在安全检查上与资方私下达成协议，放松了工会控制。
　　1968年11月，西弗吉尼亚州法明顿煤矿发生爆炸，78名矿工葬身井底。波伊勒赶到现场，他不是先去安慰死者家属，要求调查追究责任，而是立即对在场的新闻媒体讲话，说出事的煤矿安全工作做得很好，上帝让这里出事，公司也没有办法，云云。矿工的愤怒爆发了。
　　在法明顿悲剧过去3个月后，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工人对工会与资方勾结、出卖劳工利益的做法忍无可忍，4万名矿工自发组织了没有工会支持的罢工。这场持续了23天的罢工迫使西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黑肺病补偿法案。
　　随后，一批激进的矿工开始挑战波伊勒的权威，为首的是一位名叫约瑟夫亚布隆斯基的地方工会领袖。波伊勒竟然花两万美元雇佣了一名杀手，在1969年的最后一天谋杀了亚布隆斯基一家3口，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亚布隆斯基的葬礼上，改革派发誓要继续推进民主进程，成立了一个名为“民主矿工”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袖米勒终于在1972年的选举中击败波伊勒，成为矿工工会主席。同时，对亚布隆斯基谋杀案的调查最终将波伊勒送进了监狱。他被判处无期徒刑，1985年死在监狱中。
　　矿工工会从此以后一直在煤矿健康与安全生产的立法和监督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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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战斗队员    时间: 2007-6-12 22:47
纽约华工的悲惨状况－－给祖国工人兄弟姐妹的一封信
             工言  1997年
             最近，美国的法定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小时５．１５元，从９月１日起生效。然而时薪低于２元、每周工作７０－１００小时的劳工大有人在。制衣业与餐馆业是美国华人社区经济的两大主要支柱。这两个行业中的许多工人都得不到劳工法的有效保护，他们望报兴叹：“说说而已，谁来认真执行？”来看看纽约唐人街“廉价奴工”的惨况吧！
             欠薪、低工资、每周７０－１００小时工作而没有超时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健康与安全的违例、火灾危险等违法情况，在纽约唐人街比比皆是。还有童工、没有医疗保险等等各种生活问题，使得广大华人工人真正生活在穷困窘迫之中，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今年５月，华人女童伍倩蓉被害案，震动了唐人街以至纽约市。从揭露出来的事实中可知，她生前是唐人街衣厂的童工，她就是血汗工厂里童工的例子。今年７月，位于布碌仑第六大道６４１号的“金泉”衣厂的前女工黄雪艳，就是在衣厂夜班工作，长达１４小时，非常劳累，在工厂里跌倒跌断手骨的。但是该厂老板不但不赔偿，而且还宣称该女工从未在该工厂打过工，使她不能领赔尝，还把她辞退。该女工失业后，既不能做工，没有收入，又没有钱医治臂伤，使生活陷入困境。唐人街餐馆的柜台工人，时薪只有几十美分，全靠小费收入，但小费却常遭老板的侵吞。笔者亲身耳闻目睹，许多送货的体力华工，每周工作８０多小时，而工资只有２３０元左右。大多数衣厂杂工，每天工作１３小时，周薪只有１５０－２２０元。长期在恶劣环境下超时工作，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有的则在工厂当场晕倒。笔者还在一个衣厂大楼的二楼的制衣车间亲眼见到，一个四、五十岁女工，因为老板长期欠薪而急哭了，而她的丈夫长期找不到工作，失业在家，等着她那少得可怜的工钱拿回家交租买米，但是屡次追讨欠薪未果，老板还威胁要叫警察来抓人。她追不回欠薪丈夫又责怪她无用，发生家庭纠纷。
             ……。
             象这样的例子，在纽约唐人街真是数不胜数。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华工悲惨状况原因何在？是华人工人甘愿接受的吗？不！一方面，华人工人为了生存，养家活口，被迫终日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反抗、斗争。抵制血汗衣厂和“银宫事件”、“金丰事件”，就是华人劳工奋起斗争的好例子。其斗争的核心，就是“廉价奴工”问题。以“华人职工会”为首的抵制“廉价奴工”运动，触到了那些不法老板的痛处。唐人街的官、商、堂口联成一气，竭力打击工人运动。抵制和反抵制“廉价奴工”的斗争，震撼了整个华人社区，由唐人街统治层操纵和影响的大小华文报刊杂志，异口同声地说：唐人街在美国８９－９２年经济衰退中，能够站得住脚而不萧条，就是靠业主的勤俭、靠廉价劳工经济来支撑的。还说这是唐人街胜过美国主流社会之处！他们说如果唐人街不实行廉价劳工、搞血汗工厂，商店、工厂就维持不住，就要关门倒闭。他们赤裸裸地承认，唐人街的兴旺与老板的发财，就是建立在廉价奴工经济之上的！资产阶级肆意压迫、残酷剥削工人的罪恶事实真是暴露得淋漓尽至！
             然而，美国主流社会又是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事情的呢？诚然，主流社会有正义感的一些电视台、电台和报刊，都纷纷报导了上述的工人运动，揭露血汗工厂在美国存在的事实，揭露唐人街是违反劳工法的重灾区。许多族裔的美国人也来到唐人街，不断支持华工的正义斗争。但是，主流社会的一些主要喉舌就是避而不谈。一直以代表着资本家、当权者利益而著名的《纽约时报》，不断丑化和歪曲华工的形象，它说“华工们愿意长时间、低工资工作，这个事实使得唐人街成为工会不能生长之地”，把老板违反劳工法的事说成理所当然，硬将华人劳工－－美国社会制度的受害者－－描绘成是自甘堕落，另一方面却为唐人街老板打压工人运动大加颂扬、大肆报导。《纽约时报》胡说造成唐人街成为劳工重灾区是工人自愿造成的，而又为不法老板唱颂歌，这正反映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和唐人街上的剥削阶级在阶级立场上是多么的一致。
             当血汗工厂和廉价奴工等问题的大量事实被揭露出来后，美国政府劳工部、州劳工厅都纷纷发表谈话和公告，表示关注。但劳工部长只是得个“讲”字，只是口头上叫雇主去遵守法律，充其量就是装装样子给愤怒的奴工们看看。当工人团体质问，唐人街违反劳工法的情况一直如此严重，而又得不到遏制，血汗工厂愈演愈烈，工人惨况比七、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为什么？政府劳工部和劳工厅则纷纷抱怨说：政府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人力太少，拨款太少。实际上，政府就是一直在削减劳工执法部门的经费！更有甚者，人们纷纷提出立法制止违反劳工法的议案，但就是屡次胎死腹中，立法机构就是一直立不起急需增设保护劳工的法例。而他们这些当权者实际上一直帮着雇主，给雇主提供违法的空间，使得保护劳工基本权益的法例往往形同虚设。总之，政府劳工部门和政客们放在第一位的工作，不是保护劳工，而是全力保护血汗工厂主的利益。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真正本质！
             美国政府一只手“恩赐”移民进入美国，另一只手立即把他们推入水深火热的廉价劳工市场，让垄断资本家赚取最大利润。政府和老板不但不对这些移民有任何承诺，相反，还把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归罪于移民，还不断削减移民的权益和福利。政府的这两手把戏不断玩弄，使移民工人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最悲惨的待遇。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这个事实：制衣业越做越难，工人工资越来越低。一件造衣价从几十美分一直被压制到十美分。因为发衣商发衣下来时压价，制衣商（衣厂老板）也跟着压价，到了工人手上，已被榨得低得不能再低。原因是近年衣源少了，发衣商要谋取高额利润，要把资金投到墨西哥和亚太地区等不发达国家，从那里更廉价的劳力中榨取更大的利润。而那些不得不留在美国的制衣商，也有恃无恐地趁势纷纷压低工价。美国政府则不顾工人团体和各方面的压力，从维护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出发，签订和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给垄断资本集团提供各种帮助与支持，使它们获得更高的巨额利润。道•琼斯指数不断上升，突破八千大关。而美国工人的相对贫困越来越严重，在纽约唐人街的制衣行业，因为衣源不足、价钱低，相互竞争加剧，这样的恶性竞争越演越烈。结果造成各种违法现象层出不穷。所有这些灾难都全部倾泻到“廉价奴工”身上。华人奴工和其他一些族裔工人，成了垄断资本谋取巨额利润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和牺牲者。
             随便举个例吧，由 Gantos  Inc设计并经销的一条短裙售价是４４美元，工人制成这条短裙的１３个工序的总共工钱是１．９４美元；而这个公司９４年核算经销总值达2．29亿美元，公司总裁道格拉斯（L.Dougeles）的年收入达111万美元。老板与工人收入如此悬殊，可知剥削与压榨的深重。
             离唐人街几条街之隔，就是闻名世界的华尔街，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中心，拥有无尽的财富，又有多少属于华人工人呢？美国标榜自由民主，纽约华工就生活在自由女神脚下，能得到自由女神的多少关照呢？！表面上看来，华人工人好象有工作的自由，选择居住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实际上，华人工人连一份适当的、并可以养家活口的安稳的工作都没有，又何来奢谈自由呢？！参政就更沾不上边。美国的民主自由，是富人的民主自由，美国的制度是听命于垄断大资产阶级、目的是为了保护富人财产、并由有产阶级的成员所管理把持，这才是美国所宣传的“民有、民享、民治”的真正含义。象唐人街一样，美国的繁荣全都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国内人民和全世界不发达国家之上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就不是工人和广大人民的天堂！
             这里，还想向祖国工人兄弟姐妹讲的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把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的命运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近来国际资产阶级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渗透，和唐人街上的血汗工厂的老板们的剥削压迫的强化，是有紧密联系的，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攫取利润、剥削劳工的体制。鼓吹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的人，无论是在美国或在中国，无论是唐人街血汗工厂的老板，还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和我们工人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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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07-6-24 14: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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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7-16 17:26
美国青年黑人渐渐退出“就业文化”
作者：亚军    文章来源：《华盛顿观察》周刊    点击数：212    更新时间：2007-7-14
　　美国联邦政府的发言人称，美国在经济领域最近新增了18万个工作机会，使得失业率过去5个月来首次下降到4.4%，然而，对于20岁或年龄更大的男性黑人而言，失业数字并不乐观，因为他们中有9%的失业率－－比一年以前增加了半个百分点。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估算得过低了，黑人失业的数目并不包括已停止找工作或不可能找工作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判刑入狱。
　　拿戈登•汉森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所做的研究显示，他宁愿测算一个人在一年内工作星期总数。通过那样的计算，一些黑人在一年内工作星期总数的确很令人沮丧。专家估计72%辍学后的青年黑人在辍学后没有工作。汉森说，“技能较低的男性黑人－－我指的是受教育程度达不到高中的黑人－－在一年内只用大约一半的时间在工作。”
　　对于这些没有高中文凭又想找到一份工作的黑人来说，只能得到类似一小时6－8美元之类的低薪工作，一个月下来难以在果腹的同时负担得起安身之处。
　　移民以及美国制造业向海外的迁移无疑导致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黑人面临更多的就业竞争。当然，在工作场合中仍然存在的种族歧视对于黑人就业也是一个障碍。把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考虑，所有这一切使得很多年轻的男性黑人疏离了工作文化，使得他们在设法回到工作环境中的努力变得更加艰难。但是，也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导致黑人在美国挤不进就业大军，那就是青年黑人经常缺乏工作场所及其办公室所要求的基本穿着礼仪和恰当的举止，以及为人处事的适当方式和技巧。
　　施特莱夫公司最近推出了一个项目，专门教授纽约黑人各种就业的技能以及这些必备的工作“外表”。施特莱夫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勃•加摩纳说，他发现黑人经常在求职面试中自始自终都戴着棒球帽，其中帽舌还戴在脑袋后面。另外，年轻黑人爱作鬼脸，这是黑人文化中“不要惹我”的表达方式。当这些黑人雇员把“鬼脸”带到工作环境中，他们不明白这样做只能引起其他同事的反感，使得他们在经济不景气、公司要裁员时成为首要考虑对象。施特莱夫公司致力于把这些外表不争气的黑人青年转变为外表看起来有一定水平和地位的人，增加他们被录用的机会。
　　在美国，青年黑人的工作无着对于黑人整体人群的发展来讲是一场灾祸，美国社会对此却经常视而不见，因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而且非常复杂的难题。加摩纳说，人在走之前要先学会爬，这种理念却很少在经常鼓吹美国梦的美国精神中得到弘扬。同加摩纳一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恩•敏西也说，虽然青年黑人在就业市场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帮助失业人群重返就业大军的联邦政府一级资助却正在不断下降，而这首先伤及的正是那些没有一定技能的青年黑人。
　　“如果我们不能帮助这些年轻的黑人真正融入学校和工厂之中，我们几代人将面对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黑人就业挑战将会不断回来纠缠我们的子孙后代，”敏西说。
　　亚军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25期，7/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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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7-22 04:17
作者：工人网    文章来源：工人网    点击数：219    更新时间：2007-7-21
外国月亮圆又大？——美国社区工作者访谈
　　作者简介：从90年代开始在美国××城市唐人街的社区工作，主要对象为中国新移民中的工人、青少年。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上门调查访问，了解工人的工作、工资、待遇情况，以便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也尽可能帮助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开展斗争。
　　一、在美国××城市的中国新移民的总体概况
　　在我们社区里的华人绝大多数是非法移民，他们通过借债筹钱来到美国。非法偷渡所需的金额大约为每人七到八万美元。往往是一家的父亲来到美国，通过七、八年艰苦打工还清了债款，然后妻子和儿女全家再一起偷渡过来，这样又欠一大笔债，安家后一家人开始新一轮的还债。
　　由于语言不通、能力和文化水平不够，社会地位身份不允许，这些移民在美国做的工作绝大部分是去餐馆、衣厂、包装厂和装修行业打临时工。基本上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工作六七天。一个月收入六百到九百美元左右不等。由于偷渡移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法律规定的、本土工人可以享受到的各种权利，移民都享受不到，工作岗位都跟血汗工厂差不多。例如我家访时遇到的一个年青人给我讲述他父亲的打工经历，他父亲在餐馆切菜，一次不小心将一小截手指切下，鲜血流了很多，但老板要求他继续工作，于是他用布条将自己的手绑上，继续工作。当地的缝衣厂大量迁往国外，缝衣工的工资压得很低，一般缝一件只有2美分，一个外籍女工很拼命的干，每月只能拿到700～800美元，生存都成问题。
　　广东人最先到达美国，然后到达的是福建人，目前墨西哥、拉美地区的移民也大量涌入。相应劳动报酬也呈阶梯下降：广东有人部分生根立户之后，自己开餐馆然后雇佣后来到美的中外移民；福建人可以得到大约***百美元的月收入，墨西哥人就只有六七百。我认识的一个墨西哥移民，做洗碗的工作，60多岁了，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每月只有600美元的收入。
　　这样低的劳动报酬，使在那边的中国（外国）移民们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一切都还过得去（可能比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好些），特别勤奋的移民在拼命工作攒钱后，能够还清债务并且有剩余，能够买得起单独门户的二层楼房（一般14万美元就能够买下），更好的甚至能够再买一套房子出租给别人，收取租金。但这些都已不出意外为前提，一旦生病、或者家庭发生什么变故，他们没有任何保障，之前一切努力很可能付之流水。例如有一户福建人，他们通过打工积累还清了债务，买了房子，并且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然而有一天，他们的父亲在家门口被人枪杀，于是这个家一下子倒了——因为收入来源主要是父亲，今后生活失去了依靠；他们家在唐人街办葬礼，总共花费6万美元——唐人街当地的殡葬机构知道中国人很爱面子，所以把价格要得非常高——这样这个家庭又重新背上债务了。
　　美国经济极需要外籍劳工，外劳在工人中占很大比重（例如制造业、餐馆等），没有这些外籍劳工，美国经济就会垮了大半。所以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社会上对本国国民进行宣传，说这些人不好，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是危害美国社会治安的坏分子、是美国公众的敌人，而另一方面却在暗中放宽政策，让这些移民流入国内，因为美国经济根本离不开他们。
　　　　　　青少年状况：
　　对于下一代，父母普遍希望他们学习成绩好，能考上好大学，然后能坐办公室，最终带领全家脱离贫困。但是，由于美国的公立学校（私立的当然读不起）建校的资金来源于当地税收——移民居住的这些地区经济水平很差，有纳税支持的公立学校条件自然极差，连教科书都没有，再加上另外国家的移民学生、黑人学生的混杂，整个受教育环境十分恶劣。极差的教育软硬件和师资，使移民的孩子根本没有条件能够学好（这在美国公民居住的经济条件差的地区，美国的青少年也是一样的）。然而，父母并不了解这些（也不会考虑到），他们只看成绩单，考得不好了就打骂。所以，最终能够考上大学、“鲤鱼跳龙门”的移民孩子极少。
　　公立学校里种族矛盾也很尖锐，经常有黑人殴打华人。学校里设有监测器、上课经常需要按喇叭要求学生静下来，就像一个大监狱。普遍来讲，移民家长没有任何办法，一般让子女高中读完就开始工作。有不少移民孩子，他们在学校里日常交流的英语没学会（只会几句骂人的话），到了毕业的时候连中文也忘的差不多了，实质上几乎是文盲，只能去餐馆打工。说得绝对一点，外籍青少年从学校里出来后，如果不工作，有三条路可选择：要么被杀，要么坐牢，或者就是去当兵。
　　　　　　值得注意的底层人民内部矛盾：
　　首先，美国黑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当年的黑奴的后代，他们虽然在上个世纪有过十分宏大的社会运动、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但是之后的运动低潮一直延续至今。美国的种族歧视仍然十分严重。经过几十年的被打压，美国的黑人们已经认定社会对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不可能再争取到什么，所以他们自己也破罐破摔，根本不想有组织、有意识地去造反了——他们会造反，真的是“造反”。因此，黑人在受尊重这点上极为敏感。如果有人撞了他们不道歉，他们马上会认为这是不尊重他们，就会来打你。这在中国移民看来，自然很不能理解。
　　在学校，中国移民的学生就像在国内一样，课堂里很老实安静地听讲、不喜欢问问题，即使听不懂也如此；但是黑人学生就很吵闹。因此老师偏爱中国学生很严重，这使黑人学生十分不爽。于是黑人经常挑衅、欺打中国学生。有一次，二十多个黑人学生围殴六七名中国学生，事后有几名中国学生被送进医院；这件事闹到老师那边之后，校长在大会上说这一切都是黑人学生的错，这就更加激化了矛盾。
　　而最底层的人之间有矛盾，这正是资产阶级最愿意看到的啊！
　　二、移民的工人运动
　　由于社区工作对象主要是中国移民，对墨西哥、拉美地区的关心相对少一些。中国移民们整体上拒绝参与组织者组织的为其争夺权利的大型运动，他们一方面不相信组织者，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有能力能够容忍目前所遭受的待遇、并且他们觉得自己境况最终会得到改善。这些工人并不想组织起来，关键时候也根本不会起来争取权利。
　　具体的来说，移民们最想要的，是能够最终融入美国社会、能得到与美国公民一样的待遇。在这样的思维想法下，他们不想反对政府，不像反抗资本家、老板，并且他们自然也不明白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境遇、什么是资本主义。即使是经过我们大量的工作，组织会议、约见律师、进行政治教育、讨论决定，那些与会者中也只有10%的几率会决定出去争，往往开会开到一半，想回家的人就管自己走了，毫无组织纪律性可言。
　　相比较而言，墨西哥、拉美移民爆发的次数多一些，但是他们的集结抗议，实质上并不能算是运动——他们往往是由于，比如将要被判罪，于是一下子爆发起来，轰乱地走上街头。
　　除了无组织的突发性游行抗议外，也有有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但有一些机会主义的人，他们本着自己的目的，“领导”移民工人们开展“运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美国工人运动的背景，美国工人运动最强的是在30年代，美共把各个工会都组织起来（比较于美国三十年代美国工会领袖刘易斯，参看《光荣与梦想》）。但后来大工会头头都被收买，政府给这些工会头头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把共产党从工会中踢出去；第二，禁止声援性罢工。这些工会头头都接受了，从此美共和工会就分裂了，工会也逐渐沦为官僚主义组织。从三十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就一直通过收买工人领袖的方式瓦解工人运动的力量。由于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于是有很多非盈利机构（NGO组织？）加入进来，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成立基金会，专门给这些非盈利机构的人发钱，这些机构里如果哪个人写个报告，说自己做了哪些好事、或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利益，那马上就可以从基金会领到一大笔钱。很多左派青年、大学毕业生、有责任感想做些事情的人都被吸收到这些机构里，把从事这些活动当作自己的职业，这项社会工作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非盈利机构里面的人名义上说自己代表新移民、能够帮助他们，而实际上只是以帮助为名欺骗外界公众，并且参加基金会的人待遇优厚、工资和地位较高，很多人能被拉拢过去。刚才提到的组织游行的机会主义者一般是律师、各类党派人士，通过带领公众参加大规模游行活动，媒体介入了、美国社会公民关注了，从而他们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名誉和地位等等，为首几个人能够得到丰富“回报”（各类基金资助以及个人名利）。
　　例如2006年4月，美国政府颁布针对移民的新政策，要将非法移民列入犯罪类型，并且收留和帮助非法移民亦可获罪。非法移民本身和那些帮助非法移民的人都是有罪的、可以直接抓去坐牢。墨西哥的农业工人（本身就是非法移民）对此非常反对，于是在一些人的带领下出去游行，游行队伍一直走到华盛顿。但在工人们辛苦地游行一圈后，却看到一堆民主党人爬上讲台，在那边大喊大叫地为民主党作宣传、号召移民们投他们的票——这简直荒谬可笑——因为这些新移民们根本是非法进入，连起码的身份认可都没有，哪来的投票权？移民们觉得失望，游行之后得不到结果，于是他们认为毫无斗争希望、更加退缩。后来这些机会主义者再去组织墨西哥人游行，工人们都很少参加了。而资产阶级政党人却利用此获得社会声誉、机会主义者获得了社会名望，经过媒体报道和渲染，美国其他地方的民众看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众很不觉醒，形成的工人运动几乎都是无组织的，运动很容易瓦解掉，基本无法形成现实的组织。在与资本家进行正面交锋时，更体现出了这点。例如有一次，一个工厂拖欠了工人比较长时间的劳动报酬，几年的工资都没发、每人被拖欠三四万美元左右，移民们去找老板要工资，社区组织者对他们进行帮助。有几个带头的人去找到老板，气势汹汹地发火，结果是老板当即塞给这几个领头的每人几千美元——这几个人也就满足了，也没有要求拿回全部（本来就是本着拿多少算多少的想法），更不想拖欠其他工人的工资了，不再反抗，继续回去工作。此后，社区组织者再也不能联系到他们了，那几个带头的怕组织者要他们帮别人进一步工作，他们不愿意担负这个责任。等到下次再有类似事情需要获得帮助的时候，又有人出现来找组织者了。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我们找不到一个工人愿意持久跟我们保持联系、担负起组织工人的责任。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之所以老板可以拖欠工人几年的工资，是因为工人从事的是临时工性质的工作，美国资本家都喜欢这种雇佣方式——往往是来了一批货物，于是连续一段时间高强度地工作；当这批货走完之后就没有后续了，他们会寻找另外工作，等到这家老板又有进货之后，又可以回来继续干。
　　三、法律在工人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
　　美国的法律完全没有国内的人想象得那么完备的，保证谁的哪些东西，其规定都是十分模糊的。在与资本家谈判的过程中，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还是会将法律作为砝码之一来援引的。
　　在斗争过程中作用最大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一些实质性的调查和斗争措施，比如考察产品品牌、发动社会运动等。例如一名台商在中美洲开办一家制衣厂，生产的是美国一个知名品牌服装，但是那家衣厂里的工人工资、待遇极差。后来是有许多美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他们到中美洲考察，然后回到美国、台湾省向内作宣传、寻找解决途径和施加压力；台湾人对台湾的商人、政府施加压力，美国人对美国的商人、政府施加压力，还在高校里宣传、号召美国的高校学生搞大抗议活动（发达国家有反血汗工厂运动），终于使那家衣厂工人工资、待遇提高。
　　美国的法律不能真正保护人民。美国的法律没有详细规定工人的权利，工人难以找到依靠依据。至于移民们，就更不享有什么权力和保护了，他们的非法偷渡身份就已经将他们排斥在体制之外。
　　即使是参加持久性的游行，工人也会被抓捕，比如有一次一堆警察围住了一群人然后把他们全部抓进监狱了。对于非法新移民报名参军，如果审查者觉得这个人看着“不爽”、“有问题”，那么这个人就会消失，音讯杳无，可能五六年后被放出来（美国监狱里的人有大约200万，相当于总人口的1%）。
　　你可以援引法律来斗争，但如果你只诉求于法律，那么你必然失败，没有任何根本作用。那些自由、法律，对于人民、工人来说都是虚的。你寻求法律也可以，不过要付出的成本代价极大。可以让你打上二十年的官司，还有高额的律师诉讼费用等着你。在美国，这些阶级斗争的成本很大。对企业家斗争的成功原因是斗争人多、集体行动的压力，而绝非法律、正义！
　　　　　　启发：
　　动用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各方面、各阶层对资本家和政府施加压力，从而争取权利的要求；60年代中国的文革对美国影响很大；但是要注意，根本问题仍在所有制上！
　　四、美国的国家机器的作用
　　美国的游行，也要经过批准的，必须获得许可，警方可以拒绝的。或者警方同意了，但附加苛刻的条件，比如游行时警方需要额外派出维持秩序的警察，警方就提出条件，要求工会或游行者必须支付游行当天的额外工资，而这个的费用一般高达好几万美元。警方往往出动大量警察，平均下来至少十名工人就会有一个警察看着。美国警察的暴力和恶劣态度就不用细说了，在洛杉矶、费城、纽约、迈阿密的警察特别凶恶。支付费用问题，工会一般会委托律师和警方交涉。
　　美国政府的本事在于，他们能够让穷人相信自己的日子会变好，他们没把控制力量投入于政府控制和法律上（西方的民众是喜欢、习惯反抗的），而是很狡猾地努力创造环境使你“不想去游行”、“一方面害怕另一方面又不想要去反抗，认为一切都会好的、美国是最好的”——这就是洗脑。
　　美国的制造业中，有百分之***十现在已经迁到了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外，对于国内日渐不稳定的民心，美国政府、资本家的方法是通过民族矛盾来转移人民视线。在七八十年代日本汽车大量进口美国的时候，政府把持舆论引导美国工人憎恨日本人；现在，美国政府拼命宣扬中国威胁论，说中国、东南亚、拉美地区的移民们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他们大造舆论，引导失业的工人考虑朝核问题、伊拉克战争，借此来转移国内的怨愤和不平情绪。所以9‧11实在是太有用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因而有人怀疑“9‧11”是美国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是一手缔造的不无道理。
　　　　　　关于新闻媒体：
　　美国媒体的老板都是大资产阶级，他们和政府是握着手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去掀翻自己。媒体很少报道警方的暴力行为，即使有报道的，也在一定限度之内，根本不会触及到根本。
　　美国的媒体和政府一起宣传，告诉民众国外整天闹游行、打仗、总统不由人民投票选举的。美国的民众从小到大一直受到这样的教化。
　　　　　　关于慈善事业：
　　由于首先捐款可以减少美国富豪所要交纳的税，所以在我们看上去，美国富豪很乐于做慈善事业。
　　基金会支持的NGO，钱的流向是基金会说了算的。他们绝对不会支持组织工人的工作，他们只支持帮助工人的工作。具体做哪方面的工作，由基金会的兴趣决定，百分之***十的NGO只能追着钱跑，也不会长久的做同一个项目，比如会这两年帮助青少年，下两年又去帮助老年人，短期的工作有一定效果，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实质性成果。并且NGO还要给员工发薪水，所以真正到达帮助对象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关于政府教育和宣传的效果：
　　美国政府这样做，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教化和宣传，美国民众才是真正被洗脑的。很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里、资本主义是什么。
　　中国人和美国人是有很大差别。在中国，经常会有人聚到一起讨论政治，甚至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一起讨论世界局势、国家大事；而在美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人普遍没有关心政治的动力，召集开一次会都很难。例如这次回到中国来，在路上随便问一个人，对猪肉涨价了有什么看法，都能说出一大堆；而关于媒体的封锁，中国民众知道中国媒体有政府极大的干涉、也能说出政府为什么要干涉。但是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他们却仍然、一味地觉得自己是真的很自由、民主的。
　　以前在中国，上班时间工厂里的工人可以公开开会，这对于美国人来讲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在美国，工人开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得藏起来悄悄地商量、并且是“办大事”的。美国老板叫工人开会时，如果给老板提什么意见，后果是非常要命的。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工作的企业里老板召开工人会议，问大家又什么意见和建议，我那时刚从中国来，于是说了很多，结果老板非常不满，说“你怎么有那么多意见？你再有意见的话，可以去别的地方工作。”最后问：“你还有意见吗？”于是我便回答说没有了。
　　美国民众想问题做事的能力极差，多数人不在乎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不觉解。他们不大喜欢读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毫不了解，这从美国左派都对马克思理论概念的一团模糊上就可看出。“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恐怖主义”的政府教化，很自然的被普通民众接受了。美国民众厌恶共产主义，现在比五六十年代稍微好些，但那时也完全是政府的宣传、教化，现代仍然是。我念的高中历史课本里根本没提到越南战争，从舆论和媒体上了解来的，给人的印象居然是美国打赢了那场战争。
　　现在有反战运动。美国人反对伊战的原因是因为觉得死了太多的人，而并非觉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从小的教育和不断的社会宣传，使美国民众远离政治，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到巴勒斯坦去，巴勒斯坦人认为美国人不那么反战，是因为美国媒体被美国政府封锁了一切巴以战争的消息，所以才不关心不过问的。但我的朋友听到这个解释后，告诉巴勒斯坦人美国人都知道打仗的事，只不过不关心而已——于是巴勒斯坦人觉得十分难以理解：美国人何至于这样无动于衷呢？！
　　　　　　关于投票和民主选举：
　　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常年在50%以下，并且投票的人中能代表民众的有多少、能代表工人的有多少？
　　美国工人觉得，反正上台的民主共和两党，无论谁都不会对工人的待遇采取什么改变措施（这也是事实），选这个和选那个的结果是一样的。这种既定思维导致了对自己毫无社会影响作用的判断，所以他们也不想去投票。也会有第三种声音在大选时出来参选，但是他们哪里能够与民主共和两党在同一平台上较量啊？选举需要很大量的财力物力权力和支持势力，第三种声音代表的阶级根本不可能拥有。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美国人真心实意地想投布什，因为布什的宣传是他完全能够保护美国民众的安全——他们关心这个——就如同他们关心自己面前的那一小块面包一样。
　　美国民众是真挚的觉得自己完全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没有他们自由民主有权利。再加上美国的生活节奏极其紧张，工作必须完全投入，下班后忙于休息、吃饭、娱乐，根本不会有闲暇和心思来多考虑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民众觉得自己有权利有民主有自由，所以不在乎也没关系。中国有些人极其地在意选举权，实质上殊途同归。
　　五、其他的社区工作者、工人运动组织者的情况
　　社区组织者的工作方法主要有：挨家挨户敲门访谈，了解移民、工人的情况；培养青少年参与这些工作；帮助移民、工人们解决一些工资待遇要求；组织一些争取小权益的另外组织，如争取教育、医疗等权益方面的组织来一同做事。
　　社区组织者一般心里都反感学习理论，其他的组织者大多相同，不想读书学理论，更喜欢实际工作和运动的方式。这就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即方向不明。这些人发现自己一直以来的目标其实是不明确的，究竟想组织工人们起来做什么？没有理论知识支撑，做了很多事，有结果但是也没有结果——在很多斗争中，组织者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就算一个，过去也就过去了。
　　部分组织者已经意识到理论欠缺这个问题，并且现在已开始学习。但是美国整个理论学习的氛围是很差的，比如在旧金山的社区工作人员们，他们曾经实行过停止工作一年，全体成员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写了一本书，在全国的组织人员中传阅。但实际上，那本书水平仍然很差，概念十分糊涂，作者们自己都没有弄明白问题——但是对大家宣传都应该读。
　　美国的左派中，真正觉解的人数量极少。当年那些真正有能力的、方向明确的左派，大部分在五六十年代的清洗中被暗杀、关进监狱，许多至今还在监狱里。除了五六十年代被清洗的那批外，后来的左派们，他们对社会主义、对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和认识都很幼稚。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的左派们一下子就觉得无所适从，希望破灭、倍受打击了，并且他们根本不能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直到现在，他们仍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如果有人和他们说不是，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是右派。
　　同时，一些左派（尤其某些共产党）在工作方式上非常脱离群众。在社区组织一些工人参加会议时，这些人就扛着列宁像冲进来，放录音、大喊大叫，嚷嚷一通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到处拉人不停的讲。还有一次，在“9‧11”后，美国政府要求中东移民去移民局登记，如果不登记就可能将移民视为恐怖分子，但社区组织者发现，有些移民去登记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过了一段时间（甚至是几年）才又出现，一问才知道，原来被美国政府逮捕了。在当时抵抗反恐的法律是不太可能的，于是社区组织者出面组织中东的移民集体去移民局登记，组织者们自己也同时记录下这些人的名字，以防其突然消失。正当这些中东移民排队的时候，20多名美国共产党成员出现了，举着旗帜、带着大喇叭高喊“革命口号”，他们要求中东移民跟他们一起去进行反美游行。他们一出现，马上移民局警察就出动了，局面陷入混乱，很多中东移民感到很害怕就逃跑了（移民只要听到“移民局警察”就会很恐惧），这次活动也因此失败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这些左派的态度是毫不在乎，因为美国政府清楚他们的能耐，知道其丝毫不能构成威胁，不过政府对这些左派的活动还是会记录的。
　　美国工会和社区组织者的工作方法也有巨大差异。美国工会并不一定是左派，他们只是要为工人争取一些小恩小惠，并且工会在需要发动运动、同工人联系前都要先许诺给工人一些好处，比如给钱，这和社区组织者的行事方法完全不同。受美国的小费文化（bread and butter campaign）影响很大。
　　六、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
　　美国现在的产业，最重要的组成是服务业，但是工资极低。第三产业帮助吸收了大部分找不到工作、没有技术、价格由低廉的劳动力。但是当这些产业也饱和时候怎么办？
　　通过死命压低成本、微薄的每单位商品获利，多销售换来总利润值的大数，已经走不大通了，又将利润得到的钱分出大比用于收买，企图包成资本主义的圈子，但是终有一天会包不住。美国的国内矛盾已经很严重了，而政府一直在掩盖，成本越来越大，掩耳盗铃危如累卵啊！
　　美国失业率的计算是以领救济金的人数比例为依据的。福利一般为几百美元。事实上美国失业率高于官方统计。关于福利，虽然说欧洲的福利比美国好，但是事实上都是从移民身上榨取的——因为政府不需要对这些人负任何责任。
　　　　　　关于一般美国工人的情况（非移民）：
　　美国国籍的工人失业后是能够领到低保的，一般为一年，但是金额多少，有严格的审查划分标准规定，一般为几百美元。（此处是否准确？几百美元能活下去吗？）美国当今的工人中间，根本没有什么运动，他们十分被动！这与三十年代的根本不同。他们不关心世界也不关心自身，他们对社会没有想法看法也不想有。这让社区组织者觉得十分费解。
　　美国的白领也正在越来越不好过，但是和工人比当然还是好很多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人都很独立，且一代比一代独立，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同父母分居。从七十年代生人开始，有很多都回去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买不起房子、生活费用变高了。
　　美国民众借债消费现象严重，并且这些贷款的利息高达20%的。如果让美国所有的债务人现在立刻还债，美国经济马上就会崩溃。大学生中也很普遍，信用卡公司最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最会花钱，并且大学生也很喜欢用信用卡进行提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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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柴荣    时间: 2007-7-28 21:22     标题: 对上文yaomi说：
http://blog.sina.com.cn/u/53a7ac510100093s#comment
我开始是在乌有之乡上读到这个文章的. 作者的立场非常左,但根据我在美国数年的生活经历, 我认为他的描述是事实. 我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太多非法移民,但听周围的人说起过, 也看到当地主流报纸上讲到过非法移民的惨状(比如有中国来的女人蛇被捆在妓院的床上接客), 作者描述的这种种情形,和我零七碎八听来的信息和形成的印象是彼此吻合的.
这是什么城市？--我估计是旧金山,纽约或者落山鸡, 芝加哥休士顿也有可能,但可能比较小. 基本出不了这个范围.
为什么你没听说这些事情---如果你不在上述5个城市之内,或者你生活在中小城市,你很可能意识不到非法移民的存在,因为确实中小城市的非法移民很少. 非法移民一般只能在存在非法移民社区的城市站住脚跟. 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化和其中公立学校的秩序混乱, 则在几乎所有大中城市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我居住的城市,听宏观经济学教授说市区公立中学的学生辍学率高达1/3; 他说,"谁喜欢说这些? 没人喜欢.政客都不喜欢说. 政客从来只管我今天选上,那管明天洪水滔天!"
我曾经在美国城市的主干道上,光天化日之下, 被两个黑人少年抢劫. 后来他们被抓住,我去旁听审判. 在法庭上听他们的律师讲,两个男孩一个15岁,一个13岁. 都辍学,进出监狱...13岁的那个男孩,自己的儿子已经1岁多了, 抢劫我是因为他想给自己的小贝贝买点礼物....13岁男孩的父亲也来了, 好象是个单身爸爸, 说他一天到晚拼命工作要把孩子带大,但现在对这种情形束手无策..衣着谈吐看得出是一个比较贫寒的下层家庭....男孩的祖母也来了,请求从轻发落....最后法官对男孩说, 其实你们这个家庭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年犯家庭要强得多啊, 你父亲和祖母这样爱你, 你堕落没有理由啊....
我们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展示的美国,是一个完全切除了其下层乃至下中层社会的美国, 是一个上中产阶级的美国. 家家户户都富裕悠闲. 其实呢? 刚看到时代周刊一个资料, 美国男人在离婚后拒绝支付赡养费的比例是47%. 再考虑到美国离婚率那么高, 有多少单身母亲经济能宽宽峪峪的? 但这些美国人,在许多中国人的眼睛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国籍的工人失业后是能够领到低保的，一般为一年，但是金额多少，有严格的审查划分标准规定，一般为几百美元。（此处是否准确？几百美元能活下去吗？）--
此处是准确的. 各州数量不同, 富裕的州就高一些,但加州的失业救济好象是800多美圆, 也没到1000元的样子. 靠几百美圆可以活下去吗? 如果只是要存活是可以的. 便宜地段和人合租一套公寓不到500美圆,剩下的钱吃饭是够的. 失业者在加州可以有便宜的电话服务,可能还有点交通补助. 但如果要自己养车,经常开车出去找工作, 这钱就紧得很.失业者恐怕有很多是暗地里打点零工的(我就见过这样的情形), 还有一次,我在一个书店里打零工,5块多钱一小时, 当时一起工作的美国人, 有几个我在文学院认识, 我没好意思问,但我知道我在那里可能一天工作2小时,他们的时间稍长点, 但如果没有拿救济金, 这5快钱/小时的工作要维持生存显然是不够的...
咱们中国人看到美国人救济金一个月几百元会起怀疑, 其实他们不晓得, 许多合法的美国人,每个月拿回家的那点薪水又有多少? 从这个怀疑就可以知道,中国人的想象实在是把美国的物质富裕给夸大了.
文中所说的,主要是非法移民的情况. 非法移民现在可能是福建人最多,但广东的大概也不很少.
纽约本来是中国非法移民最集中的地方, 中国城里的中国人如果去查,可能一半是黑了身份的. 我所住过的一个华人较多的大城市,其中非法移民的比例,按照教我车的驾驶教练的说法,就是如此.
非法移民的来源,最大的一种是偷渡客. 来就是非法的来, 不用说了. 但还有不少非法移民,来的时候是合法的,比如探亲,比如旅行,比如商务,比如留学,等等. 后来逾期不归就变成非法移民了.
实际上,就是留学生,也有身份黑掉变成非法移民的. 甚至教会里非常强调守法的文化之下,还有基督徒黑了身份的...我认识的一个姐妹的朋友, 本来是学计算机的,后来没在毕业后的一年中找到工作, 又不肯回国,就成了非法移民.后来她倒是找到过专业工作,但没身份不能去,就一直在唐人街打黑工...也不好意思让一般的弟兄姐妹知道.
我还有一个朋友,在落山鸡,她的亲戚就曾经从事过不合法的勾当,手下一批上海来的小姐, 都是非法移民. 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情景, 不亲眼看见是没法想象的. 我朋友带我稍微去看了一点点...真无法想象,那些女人里好多是有丈夫的,有的男人在国内还是知识分子...我和我朋友说,你亲戚和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自甘下贱, 去唐人街洗碗也比这体面些. 她说: 他不是没洗过碗.洗了2个月,实在是苦得吃不消....
在侨乡,合法移民的途径很多, 自然偷渡客就少.
我看到的那些非法移民中, 近年来不少不是从农村来的,而是从城市,特别是东北的城市中过来的(也可以说是偷渡,但不是乘船过来那种,而是用假商务假探亲等名义过来). 近来东北人增多以至于落山鸡中国城里有个东北角,里面都是东北人和东北话,我自约20年前离开东北还一直未在大陆看到东北人这样集中的地方(也许侧面说明东北的萧条). 那些城市里来的女人, 从体力上说没可能去靠打餐馆或者成衣厂做工为生,要还欠走私人口集团的债务只有去卖身. 她们来以前就知道要走这条路,一边卖身还债一边申请避难把身份转成合法.
一个和我要好的姐妹,以前在休士顿一个超市里做财务, 还要一个人养活2个孩子. 后来她丢了超市的工作,因为以前她是做裁缝的,就想去成衣厂做工,她去了那里才晓得,那里几乎都是非法移民,工资一天才15美圆. 她是非常能吃苦的人,但一看这情况就知道无可能以此养家,只好走了. 还有一次,教会里有去欧洲传道的王弟兄来交通欧洲华人的情况,他是集中做巴黎的华人非法移民的福传工作,他说非法移民做的工作往往一小时还挣不到2欧, 很多是听蛇头吹牛给骗了来, 经济上可说一无所获, "如果再不传福音给他们,那他们的苦真是全白吃了!" 成衣厂的情况, 美国有本傻傻的杂志叫"美华文学", 2000年我随手翻一期,有一篇文章是一个上点岁数的中学教师,移民过来后因为一点英语不会,就一直在成衣厂做. 他说是辛苦得要死, 他因为有文化还落到这个地步, 被工友们嘲笑得一塌糊涂.
这些事若不接触是挺难想象的.
公立学校,如果是贫穷社区的公立学校,普遍是这种情况. 这也是美国人讲究住宅地段的缘故. 因为不好的地段, 学校质量就差. 有人算过这个帐: 如果买好地段的房子,就不用进私立学校,但房子贵; 如果买差地段的房子,房子开支小了,但私立学校要交学费, 算下来差不多 .
我刚来美国时, 附近有好多中国博士后,带孩子过来的. 孩子要上小学了, 因为住的地段比较穷, 孩子上的小学被人称为"小联合国", 但就是没有美国本土的白人. 一个博士后和我说,他也不想把儿子送到那种小学去, 一看学校里都是黑人和穷移民的子弟,他心情就特坏----但也没有办法.
我那朋友的朋友,后来是再设法移民到加拿大去,把身份洗白后再回美国. 这是她的打算.如果能嫁公民, 她大概早嫁了.
为什么不回来,因为一去了美国, 就想扎根下去. 不要说她了,我最后回国前,还有人劝我就是黑了身份都不能回来哪...
她学计算机的都宁可黑掉也不肯回来,其实从侧面是应证作者的那个说法---美国舆论的教化作用,相信美国最好,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个教化的作用真的是非常强. 暂时朋友大概刚去美国不好理解, 待几年你就会理解了----这个黑身份的姐妹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不见得其他中国人都赞成,但普遍都会说理解她的想法.
[ 本帖最后由 柴荣 于 2007-7-29 20: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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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8-13 21:09
九十年代将给美国工运带来新希望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十七卷  第三期总第149期1990/5、6
作者：比尔．奥纳殊
　　自从二○年代以来，美国工人运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守势。经过了几十年的稳定与经济收获，工运却在八○年代走下坡。工会会员人数剧减、实际工资减少、以及多少次罢工遭受破坏，所有这些挫折使人觉得工运不但已经变弱，而且没有效果。在八○年代的后半期，罢工活动和工会组织已降低到自有统计以来最低的水平。但是在八○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年)，工运似乎有了新的斗志。在1990年，三百万工人的工会合同将要重新协商，包括汽车工人工会。除了经济战线的斗争以外，在像运输工人工会将近有两百万工人会员和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这样重要的工会中，最近却发展了争取工会民主的斗争。而且，四十年来，第一次在工会中，有了关于组织工人政党的严肃讨论。这很明显地是工运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希望。
　　由于美国资本家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给予美国工运重大的打击，所以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想向工会挑战。但是他们所遭受的后果却十分不同。美国工人的反应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最英勇的罢工浪潮。老板们只好仓卒地后退。
　　与其同工运正面冲突，统治阶级宁愿设计出双管的战略：一方面通过了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多限制的劳工法案；另方面与工会官僚订定了社会契约。
　　这个战略上的调整，是在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繁荣中作出的。促成这个繁荣的因案有：重新建立欧洲和日本的遭受战争所破损的经济的机会；经过了15年经济大萧条和战争以后积累起来的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帝国崩溃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乘虚而入，很快地取得了霸权。随着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第四点方案”，再加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公约组织和其他军事联盟的支持，华盛顿统治了整个“自由世界”。由于在这个宣传家亨利．鲁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所称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中，老板大有所获，他们就选择了向工会官僚提供劳工平静的时代。
　　由于工会官僚在国内保持劳工方面的平静，而在国际上支持华盛顿的帝国主义政策，老板阶级就答应逐渐改善参加了工会的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来报答工会官僚的这种“服务”。就是因为替大多数工会会员“选到了货物”，工会官僚不但能够挫低了工会会员在1945—46年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战斗性，且进而在每个主要工会中巩固了官僚控制。这个阶级调和政策又得到老板、警察机构、天主教高层和官僚所协调的反共运动帮助。在这个反共运动的推使下，他们把工会中几乎所有的战斗份子赶出了有影响力的位置。这个交易在整个六○年代大大地帮助了老板和工会官僚。美国大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则达到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当然，劳工平静并不是常常如此，它有时也呈现紧张状态。阶级斗争偶而也会在罢工中出现。繁荣也不是普遍的；无组织的工人比有组织的姐妹兄弟差得多。黑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大部非常贫穷。但是，保守的工会官僚却能够在参加工会的一千七百万工人中间得到强烈的支持，因为在工资、福利和养老金方面，这些工人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些官僚只满足于保持现有的基地，而不要在私有部份扩大他们的组织。即使在三○年代的高峰期，参加工会的人也没有超过总工作人数的30％。他们连假装替整个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姿态也不做了。今天的美国是工业大国中唯一没有全国健康保险的国家。社会安保障年福利金也非常不足。法定的最低工资——八年来最近才第一次提高到每小时3.80美元——等于贫穷线上的工资。工会官僚只愿意为其会员向雇主协商私人保健和养老金计划。
　　在三○年代和四○年代，工人运动中存在广大的组织工人政党的情绪。事实上．在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州工人党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大战以后，官僚们完全向民主党投靠。他们不但如此地向资产阶级政党投靠，而且渐增地与资产阶级政府——包括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生密切关系。美国劳工联盟和产业组织大会的领导人会帮忙美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建立亲帝国主义的假工会来“反对共产主义”。
白种男工人的特权基地
　　到了六○年代，有组织的劳工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现存制度最保守的支持者之一。
　　以白种男工人的特权地位为其支持的基础，主流的官僚不但坚决地抗拒民权运动、保护生态的运动，而且极力支持美帝侵越的战争。
　　七○年代带来了一些大的变动。首先，美帝国主义的经济独霸开始受到欧洲和日本竞争者的严重的挑战。长期而且差不多连续的经济扩张，永远地结束了。这种扩张使资本家能够无痛地给予大部份工人生活方面继续不断的改进。老板们决定，目前是对工人强硬的时候了。
　　但是工会方面也有很重大的改变。工会在公营事业方面推广组织的运动颇有收获。过去不太重要的工会，譬如，美国三级政府公务员联会和全国教育协会，都成为十分强大的组织，替其会员争得了相当多的福利。这些新兴的公营事业工会与官僚层份的传统基础大有不同。妇女在六○年代和七○年代大量地涌入工作场地，她们和黑人开始在工运中有了力量基础，或者至少是某些立足点。
　　甚至传统的产业工会也有了很大变化。当白种工人阶级的子女受了大学教育而成为专业和技术人员以后，他们在工厂中的工作就开始被黑人、墨西哥人和移民工人所代替。在很多较旧的汽车和钢铁工厂中，美国出生的白种男工人慢慢成为少数。
无能的官僚被赶走
　　当雇主们在七○年代向工人发动进攻时，他们遇到意想不到的抵抗。在有些工会中。最无能的官僚被会员赶走。比较狡滑的工会官僚不得不试图迁就这种新的战斗情绪。这十年中发生了好多次重大的罢工斗争：起初是对付通用电业公司的101天罢工；在1977—78年的110天的全国煤矿工人罢工中(这次罢工成功地打垮了政府的强迫复工命令)，工人斗志达到了高潮；七○年代末期则有许多次小规模的、地方性的罢工浪潮，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而发生。
　　在七○年代几乎每次与雇主的重大交锋中，工会都能保存实力，而且有几次还争到一些成果。雇主的结论是：如果不首先动摇工人的斗志，单是直截了当的正面攻击是没有效果的。
雇主们在八○年代争取主动
　　在八○年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从七○年代的相持不下，急剧地转变为对雇主有利。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传统的工会力量的中心，因一连串工厂关闭而遭到破坏。资本家关闭工厂，原因是采取了以下的生产方法的改变：
　　(1)旧有的包括整个生产线的工厂被分散在整个区域或整个国家进行操作。这些分散了的工厂的工人几乎都是无组织的，而且雇主极力反对工会化。
　　(2)工作合同分包给较小的、通常是没有工会的公司。
　　(3)工厂搬到其他国家，通常是劳工成本比北美的工资和福利低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
　　(4)大量削减工作人数。削减的原因，有的是加紧自动化，有的是利用像露天开矿这样不安全的、破坏生态的工作措施。
　　二、除了这些生产方法的改变以外，雇主有时也通过将生产运作卖给新雇主，以取消工会合同，因为新雇主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所有参加工会的工人解雇，而另外雇一批新工人。雇主有时也巧妙地利用破产法来取消工会合同。公司的合并也常常触发大量的解雇。
有名气的旧公司停止营业
　　三、与个别资本主义公司主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政府在交通运输和电讯工业方面所实施的“放宽监管”[即对这些公司的某些业务不再加以限制]产生了严重的脱节。许多旧的、有名气的、工会化的运输公司被新的、富冒险性的资本家迫到倒闭。工会化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曾一度独霸电话服务和器材制造，被法庭下令分裂为八个不同的公司，因此有八个不同的工会合同。它的一部份营业被非工会的公司接管去。
　　在八○年代前半期，工会会员人数的减低是非常惊人的：汽车工业33％；钢铁工业41％；橡胶工业33％；石化工业26％；纺织工业24％。
　　在这些雇主极难完全摆脱工会的工业中，如汽车和钢铁，雇主就要求工人让步来“挽救工作”。工会官僚一定要工人接受这个要求。
　　1980年总统选举以后，“亲劳工”的卡特总统下台，共和党的里根接替了总统。这次白宫的换班标志了反劳工攻势的升级。联邦政府公然替雇主撑腰。
　　在里根政府初期，工运并没有被它吓倒。当美国劳工联盟—产业组织大会的首脑们于1981年9月在华盛顿召集“团结日”示威大游行时，超过五十万工人响应号召。但是工会官僚比老板或政客更怕群众的威力。他们马上宣布“第二次团结日”定在1982年的选举日。在那天，他们希望工人选举更多民主党人进入国会。
　　老板的威胁并不限于工厂的关闭。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要认真地破坏罢工，消灭工会。机场控制塔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控制员协会]事件就是一个主要的转折点。
　　这个协会是一个此较小的工会。它的会员几乎全是白种男公务员，高技能、高薪酬。它是1980年大选中唯一支持里根的两个工会之一。这些工作人员并不埋怨工资或福利不够。他们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是，自从政府解除对航空公司的限制以后，机场里一片混乱，因此，这些在控制塔工作的专业人员，愈来愈觉得他们的工作条件不可忍受。经过了几个月毫无结果的协商以后，控制员协会决定发动罢工。
　　虽然美国劳工法保护大多数工人的罢工权利，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却不准罢工。虽然有几次非法罢工得到成功(例如在尼克逊总统任内的1970年邮政工人罢工)，但是，里根从开头就采取强硬手段。他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罢工的控制员协会会员解雇，代之以新雇用的罢工破坏者。
　　工会官僚们虽然大为震惊，但却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来反对这种破坏整个全国性工会的举动。事实上他们还欢迎这个失败，而且犬儒主义地利用它来警告他们自己工会的会员：不要轻易地以罢工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劳工“专家”(包括某些自认的左派人士)。开始解释罢工这个武器已经过时了。
几十年的斗争成果被牺牲了
　　在这些情况下，工人就很难采取抵抗行动。就在短短几年中，工人斗争了几十年所得的成果就被侵蚀了。这个倒退发生在每个部份，包括停止生活指数的调整、多重工资结构；停止工资的常规性增加；老板从养老金基金中“刮”钱；以及愈来愈坏的工作和安全条件。
　　许多工会公开与老板勾结，利用“品管圈”或者“联队观念”等等鬼计，在工厂中加强生产速度。
　　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的事发生了：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增长率却比工会工人快一虽然工会工人的工资仍然比非工会工人高。这个惊人的转变(再加上众所周知的有工会的工厂的关闭)，肯定对工会会员人数有坏的影响。
　　私有部门的工会组织工作几乎已经停止了。事实上，由于取消工会合同的事例愈来愈多，工会已被迫采取守势。到1987年为止，只有19％的工人参加工会，而且这个凄凉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在减少)主要还是靠公营事业的高度工会化来维持的，因为42％的公营事业工人参加了工会。25岁以下的工人只有8％参加工会。
　　很明显地，它是商议工资的削减和无法保护会员工作的工会，就没有甚么吸引力。
　　八○年代并不完全是凄惨的投降。也有可以自豪的斗争的。最重要的斗争是1985—86年间的明尼苏达州荷迈尔(HORMEL)屠宰场工人的罢工。1988年是战后工运史上阶级斗争最低潮的一年。但到了1989，年，从重要罢工次数、工会民主的进展，以及重新对工人政党的兴趣方面来看，倒有一些重大的斗争。这表示，工运将在九○年代恢复斗志。斗志的恢复将会是不平衡的，官僚层还会给工运很大的阻力。我们尚未看到最后一次的失败。但是，工人的复原力和勇气正开始重现。
罢工斗争在1989年有了新的与起
　　1989年的重大罢工斗争包括：东方航空公司的8500名机械修理工人。在机师和航行服务员的支持下发动罢工；7间“小贝尔公司”——占垄断地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法律强迫其分裂后所成立的区域性电话公司一的19万5千工人；纽约市立医院的4万7千工人；5万8千名波音飞机公司工人；以及两个小规模、但战略上极重要的明尼苏达州的矿工和造纸工人的罢工。
　　1989年也是工会民主略有进展的一年。英勇的工人把受暴徒控制的工会的邮务工人部门控制权夺回来。
　　民主化运输工人工会小组——一个在运输工人工会中富于战斗性的基层会员的小组织——在与控制工会的暴徒的斗争中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由于联邦政府的诉讼，运输工人工会的官僚被迫实施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包括规定工会领导人由工会会员直接选举。纽约市有5千会员的地方工会主席朗．凯雷已经发动一个要竞选总工会主席的反官僚运动。
　　在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中，新方向运动正在扩大，所以使官僚十分担忧。
　　美国工运的最大弱点，是它缺乏政治表态。它甚至连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都提不出来。它与资产阶级民主党的联系只增强了工人的阶级合作思想。但是，最近我们却听到工人们严肃地谈论组织工人政党的问题。这是四十多年来第一次。
　　石油、化学和原子工人工会的秘书兼财政东尼．马佐齐．在1988年一年中，曾向全国各地的劳工团体演讲组织工党的必要性。他的意见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影响力的、英勇的《劳工时事／通讯》曾于五月召集了一次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群众性的妇女组织考虑新的政党
　　其他的社会力量也提出了为甚么还要依赖资产阶级政客的问题。拥有20万会员的全国妇女组织在它的七月大会中，一致通过研究组织新政党的可能性。
　　目前．大多数工人在选举中放弃了投票，因为他们正确地看出，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没有甚么不同。正如东尼。马佐齐听说的，这群工人是支持新工人政党的强大基础。
　　虽然美国工运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的，许多迹象指出，八○年代的不良倾向将会倒转。美国近代史上工人已经爆发了两次英勇的斗争——三○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不平衡综合发展律在那时追上了落后的工运，它一定会在将来追上了时代。新的十年(九○年代)将会带来新的斗争。这就提供了使我们乐观的新基础。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第178期，199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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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8-13 21:43
廿五万人参加美国劳工大集会
作者：法．罗维尔  莎．罗维尔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92年第1期（总第159期）
　　示威游行者和组织者都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响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号召，于1991年8月31日到华盛顿市参加“第二次团结日”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这号召的用意，一方面是标志美国劳工自从1981年9月19日在美国首都举行劳工团结大游行以来的十年中所受到的摧残，另方面则是向雇主阶级以及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之内的政客致送一个劳动人民已经被威逼得太久了的信息。
　　虽然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会会员比十年前少了一些，参加的人数还是数以十万计。警方估计有25万人。那天天气酷热(华氏95度)，广大的群众像参加节日似的，到处存在着家庭野餐气氛。
　　劳联—产联这个有1400万会员的工会联会出版的特刊说：“就像十年前的团结日一样，我们是为了公义、公平和机会、反对以“经济权”驾驭人权的反动力量而游行。”
　　劳联—产联会长奎克兰重复了这个文告的主调。他说：“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所选出的代表：他们被选上并不是为见不到脸孔的市场而服务，而是要满足真正的人民的诉求。”这些诉求可由这次游行的标语看出：保健服务要改革；劳工法律要改革；民权和种族平等权应受保障；联邦政府应向教育投资；保护美国制造业；以与他国的“公平贸易”来代替最近订定的“自由贸易”；联邦政府应向市与州政府提供基金；工作场所应有安全与卫生的保障；清洁环境；订定罢工者有权工作的法律。
　　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大游行得到了180个以上的宗教、环保、民权和工会团体的正式支持。这些组织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拉丁美洲劳工协进会、美国犹太裔居民联合会、全国妇女组织、妇女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社、全国野生联会和社会民主党青年团。除了劳联—产联的领导层的要求以外，这些组织也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者对劳联—产联的要求作出不同的解释。
对比的心境
　　这是这次游行的正式的面目和外表的形象。但是参加示威游行的人的构成和对比的心境却呈现出不同的图画。
　　我们夫妇大清早五点半到美国通讯工人工会的1180分会的办公室去搭往华盛顿的专车。这个分会包了八部公共汽车和好几部小型公共汽车。我们在这个工会最先碰到的人，是一位年青的电话女工。她拿着一大束流通全国、报导工会事务的《劳工笔记》月刊。她给了我们一份。这份(劳工笔记》却成为更好地了解当日情景的有用的指南。
　　大多数参加游行的1180分会的会员是黑人。在我们这部车上，大多数是妇女，也有几个很有规矩的儿童。通讯工会在华盛顿设了一个大帐篷向其会员免费供应午餐和饮料。
　　在等待组成行列、参加游行时，人们聚成小群，谈谈他们从那里来和他们的改变中的工作情况。在这些小群中，几乎总是有人参加过1981年的游行。自然地就比较、对照这两个相隔十年的游行。他们告诉我们，十年前，工会把华盛顿的地下铁包下来，大家都可免费乘坐。因此，那时就没有关闭的旋转栅门造成瓶顼现象，致使人们在地铁车站外面排长龙。人们移动得比较容易，比较快，虽然参加游行的人比较多。
　　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那时和现在所表现的政治态度和经济期望。总的说来，工会会员在过去十年已经觉悟到他们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不能期望甚么东西，而且他们对经济的信心正在动摇。这是由游行者所举的标语牌和他们的行动所表达出来。
　　在游行的先头的第一个大队伍，是数千个美国州、市、镇公务人员联会的会员。他们穿着绿色的短袖圆领运动衫，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牌，反对大规模解雇公务人员，要求改革全保制度，使全国3,700万穷苦工人、失业者及他们的家人得到健康保险。其他非常大的队伍有联合钢铁工人工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纽约医院工人工会1199分会、通讯工人工会、美国教师联会、运输工人工会、联合矿工工会以及许多构成劳联—产联的其他工会。每个工会都有自己的颜色。参加游行的人穿着红、蓝、绿、黄、白色的、有他们不同的工会的名字和标语的短袖运动衫。
　　矿工们穿着保护色的战斗装，而且举着支持劳联—产联的主要要求的标语牌，但是也举起了他们自己的要求矿场安全的标语牌，而且表现得比其他队伍更有决心、更有纪律。一位纽约大学的教师说，矿工不是到华盛顿来参加野餐，而是抱有更重要的任务。
　　这个看法马上引出了一个问题：你怎样从一个像矿工那样的不受严密控制的团体的行为和外表上看出他们的意向?他的回答是，他们的要求比大多数其他团体更坚定，而且他们的决心使人想起今年春天在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游行、反对大幅度削减社会服务和教育基金、反对大规模解雇的愤怒的公务员工人。同样的迫切感，以及了解到一定要做些事情来停止向失业和贫穷漂流，就是矿工和其他团体不同的地方。许多曾在奥尔巴尼愤怒地游行的公务人员和教师，这次也到华盛顿来游行，使用了同样的标语，但是怀着不同的情绪。这当然证实了一个示威游行的特性是由它的组织者和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所决定这个自明之理。
　　工会队伍中包括了高百分比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人和女工。这与自从60年代以来在华顿举行过的许多次大型的反战游行有着尖锐的对比，因为后者大都是由白人、而且多数是由学生和其他中产阶级所参加的。参加这次游行的工会会员是各种年龄都有，从退伍者到年轻学徒。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铁路工会受到政府打击
　　我们在游行的行列中见到一个小小的代表铁路工人的联合货运工会的队伍，但没有见到铁路工会的大型的队伍，使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在目前他们的这个有组织的劳工的部门正受到政府的严重打击。
　　为甚么铁路工人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在铁路工人正在进行挽救他们的工会的时刻，为甚么整个工人运动没有被号召起来向他们保证团结一致呢?根据(劳工笔记)一篇拉克列夫所写的、题目为《铁路工人对合同的灾难愤怒渐增：4万个工人将要失去工作》的文章报导，运输通讯工会的一位高级行政人员，劳联—产联的运输事务部主任基尔路易，在与铁路运输公司和政府的“紧急局”共谋而导致合同的谈判产生悲惨结果以后，在7月的工会大会上，被大会免去工会总裁的职位。
　　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另一个工会的总裁也被愤怒的会员免去职位，而且还有两个人也不久得到同样的待遇。这些事情也许解释了我们从演讲台上为甚么没有听到他们对受围攻的铁路工人表示热烈的团结一致。今天的铁路工人正处在与1981年的空中交通控制员同样情况。“第一次团结日”游行的导火线之一，就是空中交通控制员工会的悲惨的结果。正像当年的高层工会人员没有帮助空中交通控制员工会一样，他们也准备在十年以后的今天牺牲铁路工人。
　　在组织和宣传“第二次团结日”的时候，劳联—产联的高级职员谈到要重新分配财富和在政府中替劳工争取一个声音。他们的特刊引用了劳工部的资料，显示自从1979年以来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21.1％。它要求“社会、经济的正义……工作机会……合理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它说“这些应该是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标”。
　　这次游行毫无例外地同意，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它。正当这个国家继续衰落、跨国公司和银行继续刮走愈来愈大部份的财富的时候，工会却失去会员和政治影响力。但是，如果工会运动希望逆转下降的经济趋势和重新分配国民财富，它必须找出解决经济制度的毛病的方法，而且在政治上动员它的会员。这是工会官僚无法做到的。
　　正如集会的演讲避免提起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游行者的分散的呼声和口号也被引向错误的方向，或者是不合宜的。一个唤得次数最多的口号是“布殊应当滚蛋”。
静默的游行者
　　由于这个口号没有说明怎样令布殊滚蛋，因此含意是他必须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被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所取代。一群静默的游行者(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举着“一个共和党已经够了”的标语牌，意谓在这两个反劳工的政党之间根本没有甚么不同，所以工人应该有自己的政党。
　　劳工运动在目前的危机中之缺乏领导，被汽车工人的一个大队伍无意地表露出来。这个大队伍有许多提着扩音器的分队长，准备在游行中大叫一场。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告诉他们口斗甚么口号，所以他们只高叫着他们通常所叫的口号，在国会前的宪法大道上走下来的大部份路程中，只高叫“UAW！UAW！，UAW！”[联合汽车工会]。
　　对于劳联—产联总裁奎克兰及其他高级职员而言，这个死路只使他们局促不安而已。劳工的危机的深度尚未渗入他们的意识。他们还是在民主党机器的控制下固定不动、沾沾自喜。
　　在今年初回应关于劳工党的问题时，奎克兰告诉(洛杉矶时报)的劳工专栏作者哈利．伯恩斯坦说：工会领导人对于他们从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那里所得到待遇很不高与。当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理查．盖普哈德支持布殊的、与墨西哥订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时，工会领导人谴责他和民主党。
民主党人受到批评
　　盖普哈德的家园、米苏里州的劳联—产联分会主席说：“基本上，民主党尚没有在全国的基础上实现诺言。日子一久，劳动人民也许会感觉到，应该把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清楚地说出”。圣路易市劳工会议主席说得更明显。他说：“我今天所听到的关于劳工党或者工农联合党的谈论，是过去15年来最多的一次”。但是这些讲法不久就被忘掉了。奎克兰仍旧认为劳工党的谈论是“一个在政治的荒野中迷路的公式”。
　　游行的组织者曾邀请民主党的主要人物来向游行者致词，但是他们都没有来。纽约川长科莫和纽约市长邓京斯都接受了邀请，但在集会的前一天送来了辞谢短柬。
　　组织者不得不以邀请到杰西．杰克逊和佛拉洛感到满意——这也足以证明工会高级职员仍然想在民主党的政客那里寻求这个国家及其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答。
　　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劳动的男人和女人正在快速摆脱对民主党的幻想。一个最近成立的、由石油、化学、原子工人工会的马佐基所领导的团体，“劳工党提倡者”，向工会会员作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全国各地都有工人主张劳工党的观念。
　　例如，在美国通讯工人工会的1180分会，一年前所出的民意调查，显示49％的会员赞成“现在是工人运动建立一个新的、独立于两大政党的、劳动人民的政党的时候”。62％的会员同意“民主和共和两党都照顾大企业的利益多于照顾劳动人民的利益”。
“劳工党提倡者”
　　“劳工党提倡者”自从在91年初成立以来，会员人数持续增长。它出版一份双月进展报告，而且希望一旦有了5千个地方工会领导人签名参加，就召集成立大会。在今天工会中，除了高级职员和那些替民主党的政客分发政治宣传品的、支薪金的跟从者以外，很少有人积极地反对劳工党的观念。但是，人民之间也还没有愈来愈高涨的情绪，要求马上成立劳工党结构，或是在将来到的选举中，推出工人阶级的候选人。
　　游行中的最流行的标语和呼号是：“不能再有罢工破坏者”和“罢工破坏者一定要滚蛋”。这是指劳联—产联所倡议的、宣布“永久地替代”罢工者的做法为非法的法案。这是几乎每个工会会员都能亲身关注的事情。那些尚没有亲自经验过罢工破坏者穿过纠察线的人，一定能够很快地了解，如果“替代的工人”不能够保证有永久的工作，罢工胜利的机会将会大大地增进。
　　在开回纽约的公共汽车上，我们遇见一位从美国州、市镇公务人员联会来的游行者。她对她的工会感到非常骄傲。她已接近退休年龄，是生物化学师，住在一个中下阶层的社区。她告诉我们说，没有工会，在这个国家生活会更困难。
　　另一个乘客是已退休的运输工人工会会员。他也刚从华盛顿游行回来。对他来说，这次游行显示劳动人民能够通过工会做些甚么。他说，“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抢，没有人被杀，而且每个人都过了一天好日子。”这一点也许是大多数游行者的感觉，包括那些知道这些游行——以这种方法组织起来的一请求帮忙的成份多于提出要求的成份的游行——是工会运动游说国会的最好方法的人。至少，工会运动的基本目的得到传扬，而且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可以听听工会的立场是甚么，以及它们希望实现甚么。
　　当然，也有一些参加游行者的目的，是尽可能推动劳动人民生活上的急需的改变，而不必向自私的政客乞求。他们和许多人分享一个信念：新日子将要来
到。
[兆立节译自213期(1991年9月30日)《国际观点》]
美国23万铁路工人罢工
　　91年4月17日罢工的目的，主要是回应资方对他们工作条件的大规模攻击。这个攻击包括建议要把工人被命令去上工的范围扩张到900哩。这些工作条件的改变，是由一个政府所指派的“紧急局”所推荐的。
　　这个罢工在开头就被出卖了，但是美国国会在罢工开始后不到18小时，命令它结束。众议院的400票对5票的通过可以与参议院的“一致通过”(事实上只有肯乃迪和切两名参议员出席投票)比美。布殊总统在半夜被叫醒，把这个法案签字成为法律。
　　事实上，工会早就在工人的背后安排好“妥协”——由政府指派一个“紧急局”。这个局获授权调查的事项，包括对该局原先发现的“假定有效性”，那就是，除非明确地被拒绝，否则原先的推荐全部有效。
　　经理方面，一方面在等待新指派当局的推荐，另方面却与铁路工人的不同部门接触，要与它个别地签订合同。但是，由于铁路工人对他们的工会领导层的做法很不满，一些积极份子正在讨论于91年秋天召开全国基层员工大会。
    [资料来自1991年6月份的《劳工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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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芬    时间: 2007-8-14 00:20
美国工人运动再现兴起的迹象
作者：洛维尔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93年第4期（总第167期）1993/10
[“劳工记录”会议，在民主党总统12年来第一次胜利之后召开了。有些工会领导希望这一次会回到旧日子，即是回到官僚和民主党政府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以仇视工会为职业的人们已经离职了，但是官僚却不会再有往日所具有的影响力。许多工会基层份子也对民主党抱有幻想。我们的通讯员在这篇文章中，报导这个会议如何帮助积极份子了解这个新局面。
　　洛维尔是“团结”的会员，也是第四国际的长期支持者。会议结果证明，这不是宣传家的大话。）
　　根据会议的宣传，劳工记录的1993年会议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会议。”今年的会议的确在各方面与往年不同，虽然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工会进步份子的心满意足的集合，寻求交换经验和理解近二十年工会运动令人沮丧的衰落。
　　今年的会议是历来最大的一次，有超过1,100人参加。它的焦点是：团结和民主，但是这一次它被更特别地定义为：“劳工需要它自己的政治议程”。而且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两个演讲者，哈佛大学工会计划的主管巴纳德和石油、化学及原子工人工会的国际部立任韦杰思，把它说得清清楚楚：美国工人需要它自己的，基于再度兴起的工会运动的工党。
　　桑德斯是佛蒙特州选出的、不属于共和、民主两大政党的众议员，他在会议的开幕典礼上，发表了一篇“美国工人需要人权法案”的演讲。他主张税务改革、加拿大式的健康保险计划、公共工程计划、较短的工作周和削减军费。他演讲之后，就由几个演讲者组成专题小组，讨论“超过国界的团结”。农场工人组织委员会主任瓦拉兹凯兹报告墨西哥国境两边的农场工人争取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的集体努力。他解释说，他在美国和墨西哥担任组织者的经验启导他，两国目前这一群政客和政府机构都是替大农场主的利益服务，而且总是要阻挠独立的工会活动。这个说法被其他几位讲者所证实，他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都是尚未组织的工人队伍。这些讲者谈到了在目前这个多国公司的时代把尚未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复杂问题。
　　以“从分歧中求团结”为专题的论坛，以有代表性的劳工积极份子为特色，他们来自工作中的母亲、“争取正义的黑人工人”和一个工会的同性恋者小组，它是一个讨论妇女问题的论坛，由一“劳工记录”的工作人员玛丽．霍伦斯当主席。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我们的运动承认和尊重种族，族裔、性别的差别及各人的性偏好，我们的分歧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
对工作条件的攻击
　　几乎所有56个专题研讨会都有许多人参加，而且由经验和知识丰富的积极份子带头。一位铁路工人作了如此评论：讨论他所属工业的研讨会反映工人对工会有新的兴趣。这种兴趣的增长，是由于公司、政府及美国国会对工作和工作条件发动凶猛的攻势。他认为，铁路工人（特别是自认是工会的坚定支持者的工人）的政治意识正在改变。他说，工人一般都还对民主党和克林顿新政府抱有幻想，但是，工作的削减和铁路意外事故次数的激增，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和要反击的决心。他说，这已经在选举产生的工会负责人中带来了一些变化（至少是某些旧官员落选离职，而且领导层中有不少新面孔），而工会重新振兴的条件也许已经成熟。
　　汽车工业、航空公司、建筑业、保健、交通、邮政等行业的工人、以及劳工教育家、工会组织者、律师、工会小组、工业转换／社区—劳工组织、海地人团结、和其他社会和政治抗议团体，举行了23个工会和工业的分组会议。
　　“有色人种专题小组”也召开了会议。讲者有两位：一位是新明天运动的朗．丹尼尔斯：另一位是新西兰的新工党领导人麦脱．麦卡顿。在往年，这样的会议是不会引起工会积极份子注意的，他们大都是进步的、全神贯注本行业的问题。但是，今年的会议却有许多人参加，而且热烈地讨论，有人说，它反映了包括那些未参加的人在内的中下级工会人员的渐增政治认识和了解。
美国帝国主义
　　纽约市报业工会和纽约《每日新闻》二年前罢工的一位领导人，武恩．贡沙勒斯，在这次会议的宴会上，针对重建有组织的劳工问题，发表演讲。他说，美国劳动人口的成份已有很大变化。这个变化因第三世界移民的涌入而大为加强。许多第三世界移民来自墨西哥和中、南美洲。他察觉到，美国帝国主义在本世纪的大部份时间中榨竭了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而现在，在本世纪即将结束时，从南半球的穷苦人民却大举进入北美洲，希望重新取回一部份被偷去的财富。
　　详细指出了里根和布殊政府反劳工政策及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所产生的后果以后，贡沙勒斯示意地说，目前的政府是否能够停止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极为可疑的。他的含意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工人，只有凭藉自己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的力量，才能为自己保证一个较好生活。这一点并没有在听众中失落。他们立即报之响亮、持久的掌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好像在等着听这些话。
　　在“卡车司机工会内情”的论坛上，主讲者叙述了怎样在一个像卡车司机工会（有150万会员，其中有数以千计的会员受雇于与开卡车无关的工业和工作场所）这样的混合工会中，成功地挑战和推翻一个死抓住权位不放的官僚层。他们描述了，自从朗凯里和全部15个改革派候选人在一年前当选为卡车司机工会的领导层以来，在工会内部所发生的事情。
　　这几个主讲者所提供的中心观念是，成功要靠组织、领导、教育和动员基层会员。这需要耐心。其中一个主讲者着重民主决策的重要性，和需要一个像TDU[追求民主的卡车司机工会]那样的团体，来经常地从它的经验中学习和再教育自己。他说，TDU所作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是当它投票支持朗．凯里当工会会长的时候。事后想来，大家都接受这个看法：如果没有TDU的支持，凯里就选不上会长。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TDU不支持凯里，它今天的处境会怎样呢？现在的情况是：凯里和TDU的联盟把持全国性的领导位置，而保守派仍然在该工会的许多分会和有钱有势的地区会议中抓住权力不放。保守派已向凯里和工会宣战。目前任务是动员基层会员来完成清除工会垃圾的事业。
　　在这个论坛即将结束时，一位长期的工会积极份子评论说，大家在会议上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好的，但是，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说出。他接着就详细说出他的道理。他说，虽然卡车司机工会中的改革运动有了优良的成就，但是，它的缺陷是，它在决定对付工会中层的保守派份子以前，等待太久。它足足等了一年。在这一年中，这些中层的官僚却与公司合伙，继续用旧方法控制工会分会，故意延迟处理会员的申诉等等。因此，一些积极份子开始觉得，虽然凯里已取得胜利，但是事情却没有多大改变。工会会有士气低落、劲力不足和方向迷失的危险。
　　明显的是，很多工夫被花在赢取选举上，而功劳应当归功于TDU，但是，选举胜利以后事情就有点停滞不前了。所以，必须对抗那赢取胜利就万事大吉的幻想，对于所有那些在改革工会的第一阶段斗争中帮助TDU取得胜利的力量，TDU现在需要再把他们动员起来，领导他们把那些在工会中层死抓住权位不放的老朽赶出工会，因为这些老朽不但在工会中贪污舞弊、中饱私囊，而且与老板合作，不愿意为了工会会员的需要和利益而站出来斗争。
需要有远见
　　他说，更广义地说来，我们绝对需要一个对于怎样改变整个社会有远见的领导团体。问题不能单单在卡车司机工会、电工工会或者其他工会的内部解决。它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改革劳工运动的斗争，必须由有急进的远见、对将来的远景、或者更好地组织社会的方法的人们来领导。如果这些人被称为共产党，那就让人这样称呼吧。他说，你不能怕人说你赤化，而又希望进行基本改变。
　　其他的研讨会开始讨论大家所关注的保健改革的问题。大家都要问的问题是：“国会会不会通过这样一种保健计划：通过受管制的竞争，让保险公司获得巨大利润？或者，（加拿大式的）简单、单一付款人的保健计划能否成为现实？”为了争取广大的支持和政治影响，各工会必须竭力主张保健计划必须是普遍和免费的，而且必须领导工人群众争取实现这些目标。
　　会议的最后节目是由伊玲．巴纳德的演讲开始。她的出席是参加这个节目的人特别多的主要原因。在目前的激进运动中，有一批人曾参加过反越战的抗议运动，现在在工会中担任组织者或者小干事。她在这一批人中非常吃香。打一句60年代的行话，“伊玲说话是完全真实的。”她非常了解工会官僚的心态，而且用丰富多彩的现代语言指出，目前这一帮工会高级人员事实上是“资本家阶级在劳工中的代理人”。
　　她说，他们（指工会高级人员）坚决反对在美国成立工党的观念，甚至当民主党支持和帮忙通过大企业的反工会经济政策，他们还懦怯地支持民主党人，因为这个工会官僚层已经采纳了雇主们的政治议程。
　　她说，雇主的政治议程是，为了要提高利润，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压低到贫穷水平而设计的“保守的公司议程”。她说，这个计划的一部份是佯称美国资本主义建基在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无阶级的社会中，除了一直没有被人提起的极有钱的人和不能计算在内的极穷的人以外，大家都是中等阶级。她要有志于领导工人的人，以及至少是一部份假装代表工人的人坦率地承认这个政治现实。
别无选择
　　工人阶级的选民们，重复地被他们的工会、雇主和所有的政府机构及官员重复地告知：在目前的两党制下，他们在选举中是没有甚么选择的。这个教条被如此着重地传播，以致大多数选民相信它。可是，他们发现，共和党只替有钱人服务，对民主党，他们又不信任，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总是在国会联合起来，通过使雇主满意的法案。
　　但是，当选举时刻来到时，不愿意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又不喜欢民主党人的选民，却又被劝告：“如果你不愿意浪费你的选票，你就没有甚么选择了。所以还是取两恶中较不太恶的政党，投民主党一票吧。”巴纳德敦促她的听众支持工党运动，而且帮忙让美国工人在投票亭中作唯一有意义的选择。她的论点的逻辑是如此清楚，她的语言是如此动听，听众们似乎完全被她争取过来了。他们起立并报以热烈鼓掌。
　　第二个演讲者是鲍勃．韦杰思。他是美国劳联—产联中的一个重要工会（石油、化学和原子工人工会）的国际部主任。他坦白宣布自己是工会官僚作为开场白。这个宣布并没有使大家惊奇。他接着向大家保证，他不同于所有其他劳联—产联的官僚，因为他的工会是唯一赞成成立工党的工会。他说，他的工会的客观的民意调查证明，大多数会员赞成工党，而且会支持工党候选人，如果他们有所选择的话。他又说，对其他工会的民意调查表明，不管在美国的那一个地方，大多数工会会员也赞成工党。
　　韦杰思说，当他看了民主党的1992年竞选政纲，发现它只字不提工会时，他就坚定地相信，工会的将来必须有工党。他接着用对比来解释工党对工会的福利和保障、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将会有怎样的帮助。
　　他相信，今天再度兴起的劳工运动，将会与30年代的、初生的产联运动相似：一个寻求改善每个人生活条件的社会运动。在他演讲完毕以前，他已经得到听众的热烈支持。一个老资格的工会积极份子写纸条说，她一定要支持韦杰思为1996年的总统候选人。
　　在筹款活动中，超过两万美元筹集到了。这就证明“劳工记录”以及它所倚仗的日渐扩大的进步工会运动发展不错。只有能够依靠工人阶级的资源来支撑它自己及其出版物的运动才会长大，才会最后强大到足以改变社会。
　　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学到了一些东西，人人都带着见到了美国劳工运动新开始迹象的心情离去。他们的遗憾是，来开会的没有l万1千人，而只有l千l百人。
看出了差别
　　正当“劳工记录”的全体职员和义工收拾行装、离开旅店的时刻，另一小群劳工团体搬进旅店来，参加联合汽车工会的协商会议。他们是坐包租的大客车来的，有的从飞机场，有的从底特律的工会会所和联合汽车工会官僚层的总部团结大厦开来。离开的人和进来的人之间的对照，是非常容易看出的。
　　这两群人之间明显地有一个世代的差异。双方的心态也看得出有差异。将要离开的人成群地站在那里，仍然认真地讨论他们的会议的意义和成就。另外的人群只是例行公事地进来，似乎多数人已经做过几次，很习惯了。
　　在表面的差别之下，还有物质方面的差别。参加劳工记录会议的人，自掏腰包付注册费；大多数人付他们自己的交通费用，许多人是从远方来的；他们付他们自己的旅店房租和伙食费用。他们是来学习，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对会议的工作起作用。联合汽车工会的代表们，对照起来，知道他们即要参加的大会的一切事情都是事先已决定好的。他们在那里只是表演的一部份而已，因为是人家出钱叫他们来的。每个代表每天照领工资，再加上所有费用都是人家付，数目是相当大的。
　　无论我们怎样估计危险和困难的程度，劳工运动左派今天面对的挑战是很多的。虽然这次会议帮助奠定了迎接挑战的基础，只有群众意识起了大的变化，美国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才有成功的希望。当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体会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我们就会见到真正的社会转变。今年的劳工记录会议已经使那个转变的日子更为接近。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247期9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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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44     标题: 美国产业工人的斗争与无奈
戴姆勒-克莱斯勒裁员1.3万人
2007年02月14日
因销售和利润下滑，戴姆勒-克莱斯勒宣布为挽救亏损的美国公司北美裁员1.3万人。
去年克莱斯勒在美国的销售下滑了7%。这家德国和美国的联合汽车集团表示，为了挽救处境艰难的美国公司，集团将关闭一个美国组装线和一个零部件配送中心。
作为有83000名员工的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之一，克莱斯勒也和福特、通用一样，受到日本企业激烈竞争的挑战。
在克莱斯勒宣布裁员之前，福特和通用已经在美国裁员数千人，以降低成本名、提高竞争能力。
克莱斯勒准备关闭的工厂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纽瓦克。
工厂雇员2100人，生产的车型是销售低迷的道奇Durango和克莱斯勒的多功能运动型车Asen SUV。
总共克莱斯勒计划在美国裁员9000人，加拿大裁员4000人。
戴-克集团宣布裁员的同时也承认，去年克莱斯勒亏损高达1亿2600万美元。
由于汽油价格升高，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依赖皮卡和多功能运动型车（SUV）的战略使他们的销售遭到沉重打击。
而日本汽车厂家则及早转向，推出了更加经济的车型。
不过，整体而言戴-克集团的净利润去年仍达到32亿欧元，比上一年增长了4亿欧元，主要得益于旗下的奔驰品牌和卡车销售。
关于克拉斯勒
员工83000人
美、加生产线14条
旗下品牌：道奇、吉普
2006年销售：下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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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46
克莱斯勒奇瑞结盟生产出口车
2007年07月04日
美国克莱斯勒集团7月4日与中国奇瑞汽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结成合作联盟。
据美联社报道，此举将会成为中国生产的汽车最终批量进入欧美市场的一大尝试，也是一个美国汽车生产商全面利用中国为汽车生产出口基地的首例。
据报，中国政府已经批准克莱斯勒集团与奇瑞汽车的协议。克莱斯勒公司CEO拉索尔达(Tom LaSorda)亲自代表克莱斯勒方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约。
他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从今日起，我们将致力于（在中国）生产出口型汽车。我们将整合克莱斯勒的研发、科技（优势）和全球网络与奇瑞的简约有效的制造能力。"
行业内人士指出，协议内容应该超出2007年2月戴姆勒·克莱斯勒监事会批准的克莱斯勒与奇瑞的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模式也将与固有的中外汽车厂商合作模式有所不同。
分析人士认为，与奇瑞结盟是连年亏损的克莱斯勒集团希望减少开支、更快市场应变的一项战略决策。
市场巨大
促使克莱斯勒选择中国合作伙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毕竟世界上能提供廉价劳动力并且具备相当汽车工业水平的国家还有很多)﹐那就是中国所具有的庞大汽车市场。
中国去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今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销售市场。
克莱斯勒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华合资建厂的外国公司，与中国汽车行业有比较久的合作历史。
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商目前均在中国设有合资制造厂。不过，在奇瑞与克莱斯勒签约之前，中国产汽车主要供内销。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非常希望能够通过类似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终打入欧美主流汽车市场。
分析人士指出，没有欧美汽车商的协助，中国制造商还很难独立解决安全达标、排气达标等很多问题。
中国汽车制造商去年共出口车辆32.5万辆，其中主要是销往亚非市场的廉价卡车和公共汽车。
根据2006年12月克莱斯勒与奇瑞双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克莱斯勒现有车型Dodge Hornet(大黄蜂)两门微轿将授权给奇瑞在中国生产﹐但车型的设计改造工作将由双方共同完成﹔另一方面﹐奇瑞自主开发的车型A1和A3﹐将进入克莱斯勒全球销售网络。
战略决策
1998年5月﹐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以360亿美元的价格并购了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并更名为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本来希望通过并购克莱斯勒将自己建成世界汽车业的巨头﹐但近年来克莱斯勒的经营陷入了困境﹐最终导致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决定将克莱斯勒公司大部分股份出售。
奇瑞汽车总经办主任兼奇瑞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金弋波代表奇瑞官方表示﹐双方合作将采取的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简单的代工贴牌模式﹐而是一种新的﹑比较复杂的合作方式。
在底特律克莱斯勒汽车生产工厂﹐工人们的薪金达到每小时28美元到38美元﹐而干着同样工作的奇瑞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其月工资不过1000多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人力成本差异﹐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奇瑞汽车
奇瑞公司通过多年的努力﹐在中国国内小型车市场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逐步扩大的产量﹐同时造就了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并使得奇瑞的各项管理水平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对于克莱斯勒来说是大大降低了未来为使合作者达到其产品标准所需要投入的时间与资金。
奇瑞比较完善的小型车制造体系与初步展现的开发能力﹐结合克莱斯勒所能提供的先进技术支持﹐也能大幅度降低克莱斯勒未来小型车推出的难度﹑节省大量的科研与设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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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46
克莱斯勒宣布再裁1万员工
2007年11月02日
美国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Chrysler)周四（11月1日）宣布计划裁减1万多名员工。
克莱斯勒表示，在2008年时将裁减8500至1万名时薪员工，至少1000名月薪员工预计也将被裁减。
克莱斯勒在今年初才刚进行过一次大裁员，为了重整内部结构，那次共裁撤了1万3千名员工。
克莱斯勒官员表示，美国市场对车辆的需求减缓，为了削减开支与配合部分车种需求减缓的速度，裁员变得必要。
克莱斯勒的五间北美装备工厂将淘汰轮班员工，四种车型也将从生产线上撤下。
克莱斯勒说，公司的销售成绩在今年的前9个月下降了3％，而该企业认为2008年的销售成绩还会持续萧条。
根据新计划，克莱斯勒在伊利诺州、俄亥俄州、安大略省、底特律与奥地利的车辆装备厂的轮班员工将会裁减。
就在一周前，克莱斯勒与代表该公司员工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才刚在6小时的罢工后签署一份四年合约。
该合约承诺在2011年前，克莱斯勒将在美国工厂投资150亿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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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47
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工人结束罢工
2007年10月10日
数千名克莱斯勒汽车厂的工人与资方达成协议，同意结束罢工。
美国媒体报道，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已经与克莱斯勒公司达成了一项为期四年、属于试验性质的协议。
不过双方还没有披露协议的细节。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总裁格特尔芬格说，罢工即时结束，所有工人应该尽快返回岗位。
格特尔芬格在一项声明中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向克莱斯勒公司明确说明，需要达成一项协议，慰劳工人们对公司的贡献。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在莱斯勒公司的几千名成员在周三上午开始罢工，克莱斯勒在美国的24家汽车厂及设施的其中19家受到了影响。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与克莱斯勒公司就工会管理的退休工人医疗基金的拨款、零部件外判、将来的产品在美国生产等问题发生争议。
早些时候，美国克莱斯勒集团7月4日与中国奇瑞汽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结成合作联盟。
人们担心，克莱斯勒将在中国生产汽车，逐步关闭在美国的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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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48
私人投资公司购得克莱斯勒
2007年05月14日
一家美国私人直接投资公司出资74.1亿美元，向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购买其亏损的克莱斯勒公司80.1%的股份。
戴姆勒仅保留19.9%的股份，用以支付医疗保险和养老金。
这家美国前财政部长斯诺担任主席的Cerberus资本管理公司击败对手，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同戴姆勒达成了收购协议。
消息传出后，德国市场上戴姆勒-克莱斯勒的股票上涨了1.8%。
这次收购意味着汽车工业史上一笔里程碑式的并购又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子。
德国的戴姆勒与美国的克莱斯勒九年前合并，戴姆勒-奔驰公司付出的代价是360亿美元。
但合并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仅去年克莱斯勒就亏损15亿美元。
工会认可
现在Cerberus资本管理公司收购克莱斯勒，打算使其扭亏为盈。
Cerberus这样的私人直接投资公司往往非常善于缩减被收购公司的开支，这通常意味着大幅裁员。
克莱斯勒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工会，对这则消息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美国汽车工人工会说，他们支持收购行动，但是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则对此表示担忧。
美国汽车工人工会赞成这项收购，的确让人感到意外。但既然克莱斯勒已经开始裁员，这可能说明工会也意识到，长痛不如短痛。
但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的反应则不一样。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对工人来说，私人投资公司收购克莱斯勒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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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50
美通用汽车公司劳资双方恢复谈判 记者： 许波
2007年9月26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恢复了和通用汽车公司资方进行的谈判。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8万名工人举行的30年来首次全国性大罢工进入第二天，工人们要求资方确保他们的医疗保险、退休福利以及就业安全。
*分析：双方都承受不起旷日持久的罢工*
代表美国全国汽车产业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呼吁工人罢工之后仅几个小时就恢复了和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资方就工人的医疗保险、退休福利和就业安全等问题进行的谈判。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美国汽车工业劳资双方都负担不起一次旷日持久的罢工，双方都希望尽快就关系到美国汽车工业未来命运的问题达成协议。
罢工于9月24日星期一上午11点正式开始，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美各地的80家汽车组装公司和零部件制造厂的8万名工人走出车间和厂房。这是1970年以来美国汽车工人首次举行全国性罢工。当天下午，汽车工人联合会就恢复了和通用汽车公司资方代表的接触，目前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谈判的焦点集中在汽车工人就业保障的问题上。上星期四，汽车工人联合会接受了通用汽车公司一次性支付汽车工人联合会500亿美元作为未来退休工人的医疗保险基金的建议。作为交换条件，汽车工人联合会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缩小业务外包的规模，把汽车生产的基地留在美国，确保工人的就业安全。
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格特尔芬格在记者会上说，通用汽车公司拒绝了工会的要求，触发了这次大罢工。他说：“公司完全不考虑工会提出的条件，超过了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呼吁实行罢工。”
*李维：公司理应满足工会的要求*
美国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的汽车产业分析师艾弗雷德.李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汽车工人联合会已经做出巨大的让步，通用汽车公司理应满足工会的要求。
他说：“双方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通用汽车公司一次性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问题，向工人和退休员工支付医疗费用本来是公司无尽无休的义务，现在通用汽车公司摆脱了这个负担。工会接受了这个条件，但是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因为设立基金进行投资可能会血本无归。因此工人们提出要求公司承担就业保证的要求是合理的。”
*资方：必须缩小国内外劳动力成本之间巨大差异*
但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层争辩说，公司摆脱医疗福利待遇的负担仅仅是部分缩小了美国和亚洲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巨大差别。公司推出的资料显示，把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待遇计算在内，亚洲工人劳动力成本大约为每小时45到50美元，而在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美国工厂工作的工人的成本为每小时70到75美元。
通用汽车公司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威胁说，这次谈判必须缩小国内外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巨大差异，否则通用汽车在美国的运营就无法持续下去。
这次全国性汽车工人大罢工是在美国汽车工业面临日本、韩国等汽车工业后起之秀的激烈竞争的时刻发生的。资料显示，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2000年的9%上升到目前的16.2%，而同一时期通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却从28.1%下降到23.6%。
*托马斯：担心罢工将影响新产品的推出*
目前正值通用汽车公司推出王牌别克新车型的关键时期，通用汽车正指望通过这款汽车挽救销售量连续7年下降的局面。
美国电子版《汽车》周刊编辑戴维.托马斯认为，这次罢工对于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担心罢工将影响新产品的推出。
托马斯说：“我听说通用汽车正值产品质量改进、扭转美国汽车工业多年亏损的紧要关头，通用汽车终于推出了具有竞争力的新车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事情，对通用汽车公司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
专家估计，罢工后的三天时间里，通用汽车每天将减产1万2200辆汽车，三天以后，如果通用汽车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公司用尽美国生产的零部件，损失将增加到每天1万8100辆。另一方面，拥有9亿5千万美元罢工基金的汽车工人联合会需要向8万名罢工工人每星期支付200美元的现金。业内人士估计，劳资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罢工引起的严重后果，因此预计会尽快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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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51
通用公司劳资达成协议工人复工 记者： 维拉里尔
华盛顿
2007年9月27日
格特尔芬格回答记者问题
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重返工作岗位。在这之前，劳资双方就工会合同举行的谈判僵持不下，工会工人举行了两天罢工。
通用公司和工会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之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成员在星期三上午停止罢工。
星期一，在有关工作安全和医疗保健的谈判破裂之后，全美大约80处通用公司设施的7万3千多名雇员举行了罢工。
*工会：对临时协议满意*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罗恩.格特尔芬格说，这次罢工对谈判有帮助，它使谈判很快地结束了。他说，工会对谈判的结果表示满意。他说：“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谈判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对这个临时协议感到满意。”
根据这项协议，将成立一个由通用汽车公司出资、工会负责管理的信托基金来支付退休工人的健康保险。通用汽车公司曾提出建立这一基金来减少在健康保险方面的支出。由于通用公司比它的日本竞争对手--比如丰田和本田--每小时的劳工成本要多25美金以上，通用公司一直试图说服工会做出让步，以便消除这一差距。
*通用：帮助公司增强竞争力*
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里克.瓦格纳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协议将帮助通用公司消除成本差距，从而增强公司的生产竞争力。他说，竞争力的加强将会使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保持强大的生产能力。
*工会：有利于工人*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格特尔芬格说，这个名为自愿员工福利协会信托基金的基金有利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格特尔芬格说：“我很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基金来确保我们退休员工的福利。”
这项新的全国性合同仍然要经过各地方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和工会成员的审查。一旦得到通过，协定必须经过法院和美国证监会的认可。
*分析：罢工若继续 公司的损失会更大*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两天的罢工致使加拿大的3家工厂停工，汽车产业分析人士预测，如果罢工继续进行，将会给通用汽车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是37年来工会针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的首次全国性罢工。1998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密西根州福林特的的两家通用汽车零部件工厂的工人罢工，停止生产，造成汽车销售急剧下跌。
近年来，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其亚洲竞争对手夺走，因此，通用汽车公司正在进行一次巨大的调整。公司被迫关闭了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工厂，并且表示，公司仍就没有从北美州的运营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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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51
各界对通用与工会协议褒贬不一 记者： 若思
2007年9月29日
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的临时协议的一大亮点是资方把退休工人的医疗保险事务交给工会来管理。这项决定受到业界人士和工会方面的赞许，但是也有人对这种作法提出批评。
*公司将医保计划交给工会*
通用汽车与工会达成的协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用同意把价值510亿美元的退休工人医疗保险计划移交给工会。而工会将成立一个名为“自愿雇员福利协会”的独立信托基金，管理退休工人的医疗福利。
据美联社报导，通用汽车将拿出现金和自己的股票，为这个基金提供70%，也就是大约350亿美元的资金。
*从财政上帮助了通用*
这项协议受到汽车工业、投资人和工会方面的热烈欢迎。消息一传出，通用汽车的股票就飙升了9%。业界人士指出，这使通用汽车摆脱了庞大的退休工人医疗保险费用的拖累，可以轻装前进。
华盛顿的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艾森布雷就持这种观点。专门研究医疗保险问题的艾森布雷说：“这在财政上极大地帮助了通用汽车公司，因为这使通用公司甩掉了很大的一项财务负担，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筹措资金，获得贷款，将会改善，也已经改善了他们股票的表现。”
*工会控制数百亿基金亦欢欣*
分析人士说，对于工会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协议，因为它使工会控制了拥有数百亿美元的医疗保险基金。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盖特尔芬格则表示，对退休工人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协议。
他说：“如果我要对外发布一个信息，首先就要发给我们的退休人员。我认为我们的退休人员对这份协议将会感到很高兴。”
*一些工会会员不感兴趣*
但是，据奥克兰新闻报导，一些工会会员对这份协议并不感兴趣。一位通用汽车退休工人的妻子说，她不喜欢由工会来接管医疗保险。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医疗保险专家艾森布雷也表示，这种叫作自愿雇员福利协会的基金确实存在很大的风险。
他说：“肯定存在潜在的大问题。如果存入基金的资金不够，或是没有得到精明的管理，医疗保险成本和通货膨胀可能比基金增长得更快。”
*巨大风险*
那么，这种被简称为VEBA(Voluntary Employee Beneficiary Association)的基金，到底是不是一种管理雇员医疗保险的好方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什么是VEBA？VEBA是一种享有免税待遇的基金，用来支付和管理一家公司现有或退休工人的医疗保险费用。这种基金最早是在1920年代因为一些大公司未能履行对雇员的医疗保险承诺而建立的。
组建VEBA一般是让大公司拿出一部份资金来承担雇员未来的医疗保险费用。这样即使这些公司后来在资金周转上有困难，或是宣告破产，它们的雇员仍然可以享有医疗保险福利。
然而，这种既能让公司摆脱负担、又能让雇员享有保障的基金也遭到一些专业人士的批评。他们说，医疗保险费用近年来增长得很快。一旦医疗保险费用超支，这些基金就可能破产。去年，美国的医疗保险费增长了6.9%，比通货膨胀高出一倍。
那么，现有的VEBA运作得如何呢？从目前的经验来看，它们中间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比如，卡特皮勒公司和底特律柴油公司的VEBA就把钱花光了。1998年成立的卡特皮勒公司的VEBA原来有330亿美元的资金。可是这个基金在2004年崩溃，卡特皮勒公司的退休工人现在要自己掏腰包支付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不涵盖的医疗费用。但是，在1992年公司破产时成立的Navistar公司的VEBA今天仍在有效地运作。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现在有4个为退休工人建立的VEBA，固特异轮胎公司去年也建立了一个有10亿美元资金的VEBA。
*工会控制福利计划被批缺乏透明度*
保守派人士对VEBA并不看好。劳工组织责任项目的主任霍罗维茨说，由工会控制的医疗和福利计划缺乏透明度。他表示，美国国会应当就通用汽车公司与工会达成的协议举行听证会，因为让工会来管理医疗基金可能使工会领导人面临巨大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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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53
美国共产党主席的文章
汽车业合同：好的，坏的和丑陋的
By Scott Marshall
联合汽车工会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一直是所有制造业的标准。这些曾经给所有工人的工资和权益提供了向上的压力。但是在如今的政治经济气候下，多数制造业的合同协商是非常痛苦的。公司和右翼三十年来对劳动法和工人权益的攻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工作岗位的疯狂输出，已经极大的削弱了工会的实力。1979年通用汽车在美国雇佣超过40万工人；今天只有8万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缩水。 美国汽车工人生产力高于世界上任何区域。劳动成本占汽车成本的约10%。大约25%美国汽车工人加入了工会。30年前，劳动占总成本的25%并且90%的装配工人加入工会。再考虑到华尔街在当前的抵押信贷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公司贪婪、欺诈、撒谎和腐败的背景，你就已经具有了足够的材料来评估通用和联合汽车工会之间的解决方案。
好的
当超过73000名联合汽车工会的工人在上月的30多年来第一次对抗通用汽车的全国性罢工中离开工作岗位，他们表现出了勇气，战斗性和热情。几分钟之内，劳动和工人阶级在各方面都体现出自发的团结。卡车司机停止运送配件，这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工厂迅速关闭。支持者、其它工会和普通人的队伍陆续涌现，给他们带来了点心和支持。劳联-产联、变革求胜利和其它主要工会都以支持的保证响应他们。这不仅仅是工会团结。每一个劳动者以及更多的人，都知道通用工人站在前线为我们斗争，所有人都准备支持他们。
大部分坏的
通用合同对汽车工人甚至整个美国都是一个退步。它最坏的方面是两级雇佣体系意味着新雇佣的人只能得到老资格工人工资的一半和差得多的福利。因为现有工人得到了大量的现金而他们中的三分之一将会在今后五年退休，二级梯队将在这个合同结束后成为主体。对即将成为主体的年青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退步。还有谁愿意跟随他们的父母在汽车行业工作却只得到一半的工资和较少的福利？
合同的不统一和不公平有极大的潜在可能进一步削弱工会，特别是在车间。而且，特别的，联合汽车的工作对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和女工来说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两级系统会极大的破坏这种机会。
协议中的医疗部分同样危险。它使通用汽车把责任转移到了工会身上。这使得工人面临危机。不景气、股票市场衰退和上升的成本会让工人面临着大大增长的成本甚至干脆失去保险。不去谈工会在华尔街上成为“玩家”的困难——就谈谈利益的冲突吧！让这样巨大的国际公司卸去它在医疗保险上的责任，当然也会导致其它有工会或者没有工会的公司走上同一条路。
工会这样的让步会使它难以组织新的工人。
联合汽车工会的领导曾低估了工会的力量和会员为斗争所做的准备。同时它高估了通用汽车真正的弱点。美国汽车市场仍然是通用汽车必需的。不幸的是，这一协议是长期的既定模式，假设“前进以合作”是更好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的25年中，合同上的让步被说成是为了保障工作岗位。但是一旦工作“保证”签署后，通用汽车和其它汽车公司就开始为下一个合同削弱它。信守对工人的承诺并不是他们信条的一部分。正如联合汽车工会主席Ron Gettlefinger说的，工人不能足够的让步公司不能足够的获得。
向下的奔走永不停止，所以汽车工人需要改辙。使通用汽车保持“竞争力”无非就是“保持通用汽车利润增加同时让工人承担成本”。停止这种通用汽车的道路需要集体的力量。那需要准备和动员。它需要向整个劳动阶层和工人阶级伸出手去，而不是单独从事的战略。
对所有人都很明显，汽车工业过去30年失败的战略和战术今天不再有用了。新的战略和战术需要建立在全球汽车工业的新条件基础之上。他们还必须建立在还有那么多美国汽车工业没有组建工会的现实之上。工会的力量决定于它的成员数量和它本身的数量。逐渐增长的全球劳动联盟将能够与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全球巨人斗争。劳动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的领导者的智慧和决心，但是为了在这个新的世界赢得胜利需要真正的领导智慧和决心。
一个好主意
但是所有人都认为是由于通用汽车对工会要求它在美国投资汽车厂以保证工作数量的抵制导致了罢工。试图强迫通用汽车承诺增加它的国内经营是斗争的重要内容。通用汽车的资本来自于几代汽车工人的辛勤劳动。工人非常需要挑战通用汽车想在哪里投资就在哪里投资而不顾创造了所有这些资本的人与社区的“权利”。不幸的是，合同是含糊不清的，说“市场销量下降”将会支配工厂关闭和在美国的投资。希望这个合同会保证在美国的工作和投资，但是通用汽车不会独自做车这样的决定。
丑陋的
华尔街对工人血汗的嗜好是相当丑恶的。从赞扬通用汽车终于（原文如此）对工会强硬起来到MSNBC的Jim Cramer疯狂的咆哮通用汽车“打破工会”形成了大合唱。当暂时的协议被宣布，华尔街开始悲叹工人的让步是不够的。这些金融资本大亨们丑陋的、赤裸裸的仇恨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寻求阶级合作主张丢掉了。任何关于公平或者正义的主张丢掉了。
斗争在继续
斗争并没有停歇。福特和克莱斯勒的合同仍然没有确定，可能会突破更多的底线。劳动和其它进步运动必须继续支持斗争。甚至在通用汽车，即使看起来合同会被批准，斗争也仍将继续。
但是最终的，我们这些理解了这一斗争中的宽广的工人阶级状况的人，必须在关系到谈判的核心的事情发施加更多的政治影响力。2006年对右翼共和党人的选举胜利，汽车工人在他们的罢工中的力量，劳动阶层的决心，在2008年大选中更多改变权利的改革论者，——这些令人兴奋的迹象表明汽车工人在谈判桌上失去的会在政治舞台上夺取回来。
单一付款人的国民健康体系，通过雇员免费法案（这会起到杠杆作用使Mercedes, 丰田, 宝马和本田工人走近联合汽车工会），要求以我国的经济为基础的对制造业的重新投资的工业政策，每一个国会议员和总统的候选人都会被迫就这些表态。汽车工人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他们必须获得胜利，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Scott Marshall (scott@rednet.org) is chai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s labor commission. Read the CPUSA Labor Commission Blog at: http://laborupfront.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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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54
研究：美国制造业价值远超中国 记者： 叶兵
2007年10月31日
尽管中国有世界工厂之称，但美国研究人员发现，美国制造业所创造的产品价值在世界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大幅度领先于中国制造业。
研究人员指出，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是全球范围的普遍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显著提高，美国制造业近年来的大批裁员并不像一些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单纯是由于生产项目外包所致。
美国财经刊物福布斯杂志报导说，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并不能说明美国制造业生产力的全貌。报导指出，中国只是在生产运动鞋、塑料玩具和服装等低成本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超过美国，而美国工厂的总产量实际上远远超过中国工厂，而且在价钱方面，美国产品远比中国产品值钱。
*美国制造业生产高增值产品*
美国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艾肯森(Dan Ikenson)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美国政府、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获得的数据中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在世界上制造出来的产品总价值中占21%，跟1995年的21.3%几乎持平，处于全球第一的地位没有改变。
他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产品总价值中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大，但是只有8%。
他说：“从中国工厂里每生产出来价值一美元的产品，美国工厂就生产出价值两美元50美分的产品。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工厂现在生产的是高增值的产品。你知道，我们生产飞机，我们生产价格高昂的通讯设备、人造卫星等成本较高的产品。从重量来看，中国工厂生产的东西多，但是以价值来计算的话，美国仍然在世界上是最多产的制造国。”
*生产力提高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
他说：“在整个世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都在下降，在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制造业丧失的工作机会比美国制造业还多，其原因也是因为生产力提高。而这并不是坏事。”
美国卡托研究所的研究员艾肯森说，随著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逐渐提高。他表示，人们可以通过高效率的生产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节省下来投入到其他方面。
有专家指出，目前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0%到85%，而侧重于生产技术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美国制造业仍然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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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0 19:56
中国为美国矿工创造就业
2007年10月24日
中国经济对钢铁的需求使美国明尼苏达州低迷的经济开始复苏，给失业工人带来就业机会。
矿场入口处的大牌子提示，我到矿上这天正赶上"爆破日"。工人们准备就绪，正要进行控制爆破，爆出更多的铁遂岩。这种岩石里含有宝贵的铁矿。
矿工乔·托马克兹笑着说："摁下按钮，看到地面炸开，体内会产生大量的睾丸酮。"
"很有意思。跟电影《石头城乐园》（Flintstones）差不多，我就是巴尼·兰博――我以采矿为生，没有比这个工作更好的了。"
新的投资
托马克兹热爱他在矿上的工作。这个矿在明尼苏达州的东北部，被称为"铁岭"。他的工友，过去在城里卖地板清洁器的詹森·科勒，也很热爱这份工作。
"这儿没多少工作每小时可以挣到24块钱，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这是个典型的例子：某一行业由于国际贸易而被关闭，现在又由于国际贸易而获得新生。”
——国会议员奥博斯达
今天矿上一片繁忙。但是不久前，这里却是死气沉沉。
早在2003年，这个矿就破产了，450名矿工失去工作。铁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钢铁工业和铁矿石需求的萎缩，工作机会大量减少。
当时美国钢铁工人工会的当地工会主席乔·史托莱卡介绍说："那时没有复工的希望，前景看来非常暗淡。比我们这个矿还大的一个矿，在我们这个矿两年前就倒闭了，1400人没了工作，人们非常痛苦。"
然而，几乎是从天而降，中国救星来了。这个矿倒闭不久，接管人员接到一个香港代理机构的电话，代表一家中国公司寻求新的投资。这家中国公司是莱芜钢铁集团。
这些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莱芜，他们联系了华盛顿特区的本区国会议员吉姆·奥博斯达。奥博斯达就跟他的朋友中国大使直接通了电话。数月之内，奥博斯达就拟定了一份将矿石出口中国的三方协议。
这位议员本身就出生于矿工家庭，对铁岭的弱点了若指掌。之前，巴西跟他谈时，狠压价格。他没有想到，现在中国要了。
奥博斯达说："这是个典型的例子：某一行业由于国际贸易而被关闭，现在又由于国际贸易而获得新生。"
野心勃勃
现在该矿复工，每年生产一百万吨铁遂岩块。不仅召回了过去的工人，还招了不少乔和詹森这样的新工人。
该矿的复苏在埃维勒斯镇和整个铁岭地区都能感觉到。配套辅助行业，从汽车维修、铁路运输到该矿南部城市德卢斯的水运都火起来了。
然而，很多行业对这一新的经济秩序却感到极为不爽。他们把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工厂倒闭和业务外包联系在一起。
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斯科特测算认为：过去六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使得将近200万美国人丢掉了工作，仅明尼苏达州就有38000人。 
他说："中国野心勃勃，想买断全世界的资源；我认为美国也中国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过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于铜矿和铁矿业有利，但在过去几年却极大地抬高了石油价格。"
学汉语
然而对明尼苏达州来说，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它对中国的出口不仅仅是原材料。
蒂姆·鲍伦提近期带领一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该团是美国各州所组织的代表团中最大的一个团。它的团中有将近200家明尼苏达州的企业，向中国兜售各种产品，从心脏起搏器、环境清洁技术到有机面包和糕饼，无所不有。
明尼苏达州贸易处的托尼·劳拉索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他问道："问题是，我们想做朋友、伙伴，还是做敌人和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在该州州府圣保罗的一所汉语普通话幼儿园和小学一体的"英华学校"，各种族背景的小明尼苏达人都在这里学习汉语，准备与中国进行更广阔的合作。
校长贝兹·卢埃斯说："家长希望孩子们在市场上提高一个档次。他们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汉语是未来的商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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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3 18:56
今年美国感恩节食品价格比往年高 记者： 许波
华盛顿
2007年11月22日
这个星期四是美国人民的重要节日--感恩节。按照传统和习俗，美国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要尽一切可能回家团聚，一起享用火鸡大餐。不过，今年当一家人在餐桌前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头可能有一点不太舒服。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国的消费品价格和中国一样都在明显上涨，感恩节所使用的各种食品价格要比往年都高。
传统的感恩节大餐食谱的基本用料包括火鸡、火鸡填料、酸楂酱、南瓜馅饼以及各种蔬菜、黄油、奶油和饮料等配料。美国最大的农业组织美国农场局联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感恩节食品价格上涨幅度不大。今年购买一桌可供10人消费的火鸡大餐用料的平均价格为38.10美元，比去年高出1.32美元。
报告显示，一只16磅的火鸡的全国平均价格大约为0.98美元一磅，和去年相比，零售价格大约每磅上涨了4美分。美国农场局联盟在报告中表示，美国人享受到世界上最丰富、最廉价的食品供应，这是美国的幸运、也是美国的骄傲。
*美林报告：感恩节的成本大幅飙升*
但是，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进行的一项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可不一样了。这份研究报告说，美国人在今年的感恩节和随之而来的圣诞购物期间购买同样的东西付出的价钱可能要多出不少。报告说，如果把食品之外的涨价因素计算进来，感恩节的成本就不是微幅上扬，而是大幅度飙升。
报告使用节日食品、花卉、贺卡、从玩具、服装到电子产品等各类礼品以及汽油、旅馆和飞机票等旅行费用为指标计算出感恩节的成本指数。结果发现，今年的指数比去年上升了7.9%，而去年同期这个指数则是下降4.4%，相比之下，反差不能说不大。难怪美国人的节日情绪显得有些黯淡。
美林证券北美地区的分析师戴维.罗森伯格说，今年感恩节成本指数的上升幅度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有余，创下自1999年以来的第二大升幅。
星期三，路透社和密西根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汽油价格飙升，房屋价格缩水，受到影响的人越来越多。美国11月底消费者信心指数为76.1，低于10月份80.9的水平。除了2005年受卡特里娜飓风影响消费者信心受到重挫之外，这是自1992年以来最弱的一次。
*罗森伯格：消费者信心大幅度回落*
美林证券公司的分析师戴维.罗森伯格认为，消费者情绪在一年原本应该最兴奋的时候受到重创，消费者信心大幅度回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节日成本大幅度上升侵蚀到民众的购买力。
不过，虽然物价有所上涨，但很多美国家庭都是很不容易凑到一起的，所以他们也还是会暂时忘掉这个令人不高兴的事情，和家人尽情享用火鸡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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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3 18:56
2007年11月16日
汽车城走衰 兆示美国明天？
BBC记者 亚当·布鲁克斯
发自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 
底特律受美国次贷风波影响严重
就在美国各地开始为次按危机的影响、2008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等问题忧心忡忡之时，北部密歇根州的汽车城底特律，"困难时期"早已开始了。
据统计，这个长时期依靠汽车制造业而兴旺发达的大都市，这个曾经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过去7年中，有40多万个工作职位消失了。
这对于一个总人口不过1000万的城市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汽车制造业重镇底特律的失业率高达8%，差不多是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此外，这里被房贷商收回的房产数目居全国首位。
城市里的慈善机构日益忙碌，这是经济衰退的征兆。
在一家为人们提供食物的慈善机构，越来越多的职业工人前来寻求救济食物。
慈善机构的组织者说，"我们处在一个制造业中心，现在，我们正在目视它的消失。"
好景不再
丹尼尔·沃尔夫8个月前失业了。他这之前在底特律市政工程部门工作了22年。
当我们见到他时，他和妻子辛西娅正在慈善机构领取救济食物。
沃尔夫曾拥有9万美元的年薪。州政府因税收减少裁员，他被解雇了。
失业8个月里，他和家人切身体会到由盛转衰、好景不再的苦涩。
如今，他的失业救济金快用完了。大部分钱用来购买家庭健康保险。储蓄也被用光，快要破产了。
沃尔夫说，他活了半辈子，此前还从来没有吃过慈善机构的救济。
他说，"我们挣扎在贫困线上。" 甚至，他不知道他是否可以保留住他的房子。
经济风暴
密歇根州汽车制造业现状不景气
密歇根州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大型汽车制造商。
经济风暴席卷了这个州，这里，房价下跌，信用崩溃，税收缩水，油价上扬。
汽车业主及运营商米歇尔·哈特菲尔德告诉我们，每当燃料价格上涨，蔬菜的价格也随之上扬，他的收入也减少。
"我的获利少了很多，因为我有卡车和拖车。"他说。
"这对家庭也有很大的影响。幸好我已经付清了大部分的东西，我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如果我有年幼的孩子，必须要卖掉卡车。"
美国经济通常让人们联想到便宜，丰富和活力。但是当油价超过3美元一加仑时，家庭预算与商业计划通通被挤压。
冬天就要来了。可谁为不能售出的房屋供暖呢？
煤矿里的金丝雀
密歇根的伤痛会传染整个国家吗？
《底特律新闻》专栏作家丹尼尔·豪斯告诉我们，至少有些问题时只属于密歇根的。
他说，"密歇根经济与汽车制造业的紧密联系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因此很难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他推测，"在全国经济衰退的大形势下，拥有更多样化经济产业的地区可能处境会好些。"
但是慈善机构里奥吉·费尔南德斯持不同看法。他把密歇根称为"煤矿里的金丝雀"。
"看着密歇根吧，" 他说，"我认为正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也会在美国其他地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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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巡夜    时间: 2007-11-23 18:57
2007年11月20日
布什政府制裁中国进口纸遭到挫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周二推翻了商务部向中国进口高亮度加膜纸（又称高亮度涂布纸）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决定。
这一决定使得布什政府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补救措施受到了短暂的挫败，同时迫使美国商贸部改变长达十年的反倾销措施。
国际贸易委员会以5票对1票裁决，美国的造纸业没有受到从中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低价高亮度加膜纸的伤害，尽管商务部认定这些进口纸品得到出口补贴和在美国市场以不公平的低价发售。
提出诉讼的美国造纸商NewPage公不同意这一裁决，并对此表示失望。
该公司表示，将对此进行检讨，然后再作出下一步的行动。
高亮度加膜纸用于艺术书刊、高质量杂志、教科书和公司年报等，和2004年的高亮度加膜纸进口额3.55亿美元比较，2006年的进口总额达到6.27亿美元，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商务部在10月份宣布对中国高亮度加膜纸征收报复性关税，最高达到44.5%，而且征收额外的反倾销关税，最高达到99.65%。
不过，美国商务部对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进口高亮度加膜纸就作出较轻的惩罚。
根据美国贸易法律，在征收惩罚性关税前，首先要由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决，进口货物是否已经实际上伤害、或是至少威胁到美国生产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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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自我解放    时间: 2007-12-13 16:39
美国农业部报告：美国3550万人食不果腹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新华网    027进入论坛    2007-12-13 09:59　　新华网消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12月1 1日发表文章，题目是“饥饿问题在挑战美国”。文章摘要如下。
　　斯派塞承认，为了确保三个孩子有足够的食物，她有时候不吃早饭和午饭。她说，在饥饿一阵阵袭来时，想想自己作出的这个决定能让她好受一点：让孩子们在令人愉快的郊区，而不是在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城里的破败贫民窟里长大。
　　斯派塞的困境表明，在美国，饥饿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会正在考虑采取新的食品券政策，让领取救济的人得到更多帮助。
　　美国农业部11月发表的家庭食物安全报告称，大约3550万美国人在食物方面缺乏保障，或者说，他们的食橱有时候空空如也。在23万个家庭中的孩子几乎每个月都会挨饿。在11.5万个，也就是0.1%的美国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孩子在过去12个月中有一次整天没吃东西。
　　但有人说，这些数据并不能揭示问题的全部。在美国农业部工作的社会学家马克·诺德说：“通常所说的食物无保障家庭是指，有时候会在获得足够食物方面遇到困难的家庭。但为了不挨饿，很多人会牺牲食物的质量、多样性和美味程度，也许还会到处求助。把所有生活在此类家庭的人都列为饥饿人群显然是错误的。”
　　74.4万长年无家可归者和居住在印第安人居留地的人都未计入此次食物安全调查。
　　对阿巴拉契亚地区学校营养师的调查显示，在某些地区，孩子们秋季开学时的体重会比暑假前下降10%。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2月10日报道，残疾社会保险金申请堆积如山，审批时间更长。美国处理残疾社会保险金申请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一个决定要等三年的时间，数十万人因此而陷入悲惨的境地。
　　现在每年大约有250万人提出申请，其中大约2/3的人一开始就会被州里的机构拒绝。那些开始遭到拒绝后提出上诉的人中有2/3最终获胜，但是据申请人的律师和社会保障署的官员说，在等待就上诉举行听证的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住房、破产甚至死亡。
　　为了防止装病领取津贴，申请残疾津贴的手续很复杂，批准领取的标准非常严格。申请人必须证明自己由于生理或者精神上的残疾而至少有12个月的时间不能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或者证明疾病会“造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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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自我解放    时间: 2007-12-18 23:18
美国工人运动新足迹
［美］司各特•马歇尔 李雅静 译　
    美刊《政治事务》2007年第5期刊登了司各特•马歇尔题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工人运动新足迹》的文章，介绍了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反劳工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文化形成以来美国工人运动受到的巨大挑战，以及近些年来美国工人运动逆转这种气氛开始取得的新成绩。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工人运动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为自己寻找到了发展之路——采取具有创新精神的组织方式并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以振兴工人运动。在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击败极右翼共和党，美国工会功不可没，值此良机工会本身也恢复了生机，走上了复兴之路。几乎每个人——从民主党和他们的候选人到共和党——都认识到了工会所起的作用。
    民主党得以执掌本届国会，劳工组织功不可没。于是，新国会甫一上任，这一点在民主党新国会开会后的100小时内提交的一系列国内议题中就有所体现。提高最低工资成为被首先提出的一个中心问题。此外，美国劳工组织最重要的政治目标：《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FCA）很快就被提交给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审议并得到通过，而且很可能在您读到此文章时已经在众议院通过。这个提案是由包括新选出的议员在内的233名国会议员共同提出的。这项提案把企业方和雇主从工会选举中排除，只要多数雇员签署了授权卡就能自己在企业内组成工会。
    工人们在选举中，以及在《雇员自由选择法案》问题上，体现出了空前的力量和团结。为了通过此法案，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和“改变以争取胜利”工会（CtW）都作了完全动员，通力协作。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召开国家级以及区域性会议、集会，开设电话银行，利用因特网、听证会、工作场所集会等。
                                  辩论主题
    工人运动在此次事件中获得了极好的经验，可供今后的工人运动借鉴，因为工人运动还将面临一次次巨大挑战。1995年，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首次被选举为劳联—产联的主席，他的成功当选只是劳工运动强大变革运动的一角，而此次改革是由工会人数下降及政治经济权利衰落引起的。几乎是在劳联—产联开始重振工人运动的同时，一场激烈的辩论爆发了。
    辩论的一方认为缺乏目的性和足够的财力是阻碍工会组织工作和削弱工人力量的主要问题。而另一方则认为问题更主要是和敌对的右翼氛围有关，而这种氛围是由大企业制造的，始于里根/布什时代，以里根破坏航空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组织的罢工为标志。还有很多其他人准确地找到了根源，认为振兴工人运动既要投入新的力量加强组织工作，又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更加独立的政治行动。
    对于这一主题，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看法。这些不同意见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工人内部的分裂。但是如今的工人运动摆脱了过去的阴影。围绕《雇员自由选择法案》所采取的统一行动就是朝化解分裂、实现统一迈出的一大步。这一法案使工会把加强组织和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劳工的《雇员自由选择法案》策略
    工会大力推动《雇员自由选择法案》向众议院早日提交并得以通过的工作仅是围绕提案的更大策略的一部分。非常清楚：主要的反对势力将出现在参议院，并且就算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布什也会马上否决。但是，这一逐渐成熟的策略是要把工作重心由支持自我组织权利转向使《雇员自由选择法案》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中的一项主要议题。同样，工会还试图使此提案成为2008年国会选举的一个议题，到那时，岌岌可危的共和党将再次面对困难重重的选举，尤其是参议院选举。那么，按照预想，随着支持工人运动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新胜利，并且顺利入主白宫，《雇员自由选择法案》就可能成为国家法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策略已经付诸实践，参议员巴瑞克•奥巴马、约翰•爱德华兹以及国会议员丹尼斯•库齐尼克都站出来支持《雇员自由选择法案》，以此作为他们总统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希拉里•克林顿是在国会最后一届会议中共同倡导支持《雇员自由选择法案》的人之一。但是，仅仅争取到候选人支持和倡导工人有权利组织工会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把为《雇员自由选择法案》采取的努力和不断发展的各种斗争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在把这一提案重新提交给新一届国会举行的首轮听证会上，基思•拉德勒姆是最先提供证词者之一。他曾积极参与了组织5500名猪肉加工工人成立工会的活动，这一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塔希尔市的史密斯费尔德食品厂。拉德勒姆在这次1994年由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工会领导的组织工会活动中被非法开除。如果有了《雇员自由选择法案》，这些工人早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会。
    其他工会也设置了有国会议员参与的听证会。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听证类似的关于公司滥用权力以及非法打击工会组织活动的一手材料。工会内部也有许多人希望国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关于《雇员自由选择法案》的听证会，旨在向公众展示企业和政府为打击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所采取的行动。他们认为确凿的证据能够给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为争取《雇员自由选择法案》的通过，工人进行的有组织的斗争可以看作是应对众多挑战的大胆尝试。
                                  未来的挑战
    如今，工人运动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工厂倒闭、失业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美国的工人遭受了重创，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整个社区。他们的工资和工作环境也急剧恶化。布什和其他重要人物正负责废除以雇主方为基础的健康保障制度，而与此同时对于提供全民健康保障却无所作为。伊拉克战争夺去了伊拉克和美国无数人的生命。美国的许多死伤者都是工会成员或是工会家庭的成员，都绝对属于工人阶级。另外，这场战争耗费了几千亿美元经费，如果这笔钱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情况就好得多了。现在，企业和政府滥用职权并且把移民工人作为替罪羊的情况日益严重。公司中的种族歧视和妇女歧视也呈上升趋势。
    很显然，解决工会和工人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众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组织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有大约六千万的工人说如果可能，他们愿意加入工会。六千万组织起来的新工会成员所能做的要远远超过这次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他们在争取民主权利道路上的一大飞跃。组织起来是工人阶级对抗雇主方巨大权力和财力的最好办法。想一想，六千多万新工会成员在2008年选举中意味着什么。工会力量剧增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减缓甚至改变极右翼共和党势力，结束共和党在过去二十年的霸主地位。
    完全改变所有工人承受的沉重经济打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力量能够迈出这一漫长过程的第一步。这是一种声音，是一种潜在的能组织起来的力量，它能够推动取消削减富人税赋的政策，能重新分配资金和改变投入重心，把国家的钱用于满足人们的急需领域，如住房、教育、就业、消除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确保《全民医疗保健法》顺利通过，为美国的全体人民提供能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障。更多工会与企业签署提高工资、保障工作稳定和工作环境的合同将对雇主方施加压力以确保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
    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人运动规模比今天还大。尽管当时在对越战争这一问题上，工会内部有分歧，工人争取和平运动在结束那场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今的工人运动规模较之要小，但其中大多数工会成员反对伊拉克战争。美国劳联—产联拒绝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要求美军回国，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大部分工会都已同意并参加了争取和平的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人的主流还从没有如此积极地反对战争。试想由六千万成员发起的一场工人运动在终止伊拉克战争，防止对伊朗可能发动的战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吧！
    这六千万新成员还可以鼓励数以百万计的新的正在遭受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的人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他们包括非裔、拉美裔、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受害者。它还能吸引许许多多移民工人、移民妇女及移民青年。它对改变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社会构成起着积极的作用，并且能极大加强工人运动的整体力量。请想一下随后产生的各种工会组织，如：黑人工会联盟、拉美前进工人联合会、亚太裔美国工人联盟、工会妇女联合会以及劳动光荣联合会。工人运动的这种发展变化将极大地加强影响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的核心力量，而这一核心力量是创立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巨大阵营必不可少的。此阵线将对抗极右翼势力、跨国资本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不仅是梦，而且是必要
    这并不是说《雇员自由选择法案》是能够解决所有工人运动问题的灵丹妙药。更准确地说，这只是表明振兴工人运动对于提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把争取《雇员自由选择法案》获得通过和工人运动现在与未来的全部斗争结合起来。这说明这部法律的通过至关重要并且符合所有进步人***动的利益需要。即使是现在，由于存在反对工会的严峻氛围和不公平的劳动法，成千上万的工人还在为争取他们在劳动场所的权利而斗争。而为争取《雇员自由选择法案》通过的这场斗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和整个的进步运动的好方法。
    （摘自2007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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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自我解放    时间: 2008-1-1 21:16
美国65岁以上老人可能失去企业医保
2007年12月29日 22:10:38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纽约１２月２９日电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的新规章规定，雇主可以削减或取消年满６５岁退休人员的由雇主出资的医疗福利，因为这些人已有资格享受政府的医疗保健计划。
    据报道，新规章使雇主可将退休人员分两类区别对待。６５岁以下的退休人员将能享受更广泛的企业福利，而６５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仅能享受企业有限福利甚至不享受福利。美国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主席娜奥米·厄普说：“这一裁定将有助于雇主减轻负担，使之可以继续自愿地提供和保证这些至关重要的医疗福利。”
    但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对新规章提出异议。该协会律师克里斯托弗·麦卡罗尼斯说：“这一裁定给予雇主完全的行动自由，使他们能以年龄为借口，削减或取消６５岁以上退休人员的医疗保健福利。”该协会曾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项规章最终出台。
    美国有超过１０００万退休人员依靠企业负担的医疗计划作为医疗保险的首要来源或政府医疗保健计划的补充。
    据一家基金会调查，雇主所承担的医疗保险费用今年平均增长６．１％，２００１年以来总共增加了７８％。由于医保的成本升高，以及雇员预期寿命的增加，许多雇主拒绝为退休人员提供医疗福利，而联邦法律并没有硬性规定雇主向在职或退休雇员提供医疗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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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光辉十月    时间: 2008-1-4 16:39     标题: 好莱坞劳资纠纷升级
好莱坞劳资纠纷升级 导演工会将就新合约谈判
2008年01月04日 13:35 来源：沈阳晚报 
       持续了两个月的好莱坞万名编剧罢工事件还悬而未决，导演工会(DGA)已经等得不耐烦，决定于1月7日与AMPTP就新合约展开谈判，好莱坞的劳资纠纷进一步升级！
　　好莱坞历来实行的是制片人中心制，编剧协会、演员工会、导演工会三大工会与影视制片人联盟之间以合约的方式来维系各自利益。每次合约到期，三大工会经常会以罢工要挟制片人联盟，以索取最大利益，这次也不例外。持续近两个月的编剧罢工，已令众多剧集和脱口秀节目陷入停摆状态，好莱坞几大颁奖礼金球奖和奥斯卡的前景同样面临困境。编剧问题尚未解决，导演工会又发难，决定于1月7日与制片人联盟展开新合约的谈判。现在，编剧与制片人联盟仍未达成妥协，如果导演和演员随后加入战团，整个好莱坞都将陷入停顿，影视行业将遭遇灭顶之灾。
　　有业内人士指出，遭遇三方围攻的制片人联盟势必在新媒体利益方面作出让步。而在制作成本居高不下、影视业赚钱困难的现状下，即便各方能达成协议，好莱坞的前景依然阴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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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光辉十月    时间: 2008-1-4 16:42
以下是美国编剧协会（WGA）和美国各大电视台及制片公司，因为劳资纠纷而引发一系列事件的时间表。
7月16日- 因为旧合约在10月底到期，拥有12000名会员的美国编剧协会和影视制片人联盟（AMPTP）开始前期谈判。
10月16日- 编剧希望增加DVD和网络、手机播放节目佣金，但制片方毫不退让。这让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9日- 美国编剧协会高层获得会员授权，在谈判必要时可以以罢工来作为底牌。
10月25日- 制片方为了打破僵局，提出一份新修订的条约。编剧协会不予采纳，认为是修订条款“避重就轻”。
10月30日- 在合约到期日即将到来时，双方请来美国联邦公务人员来调停。
10月31日- 在午夜合约到期日前，双方经过数小时的谈判，不欢而散。
11月1日- 编剧谈判委员会告诉愤怒的会员们，他们将督促美国东西部编剧协会理事会展开罢工。
11月2日- 美国编剧协会领导同意谈判团的建议，宣布将在11月5日中午12点01分开始罢工，除非双方能在此之前达成和解协议。
11月4日- 双方在罢工来临前展开最后一轮谈判。编剧协会放弃了要求更高的DVD佣金。制片方也同意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给编剧一定利益。但是在谈判进行12个小时后，因为编剧协会拒绝推迟罢工时间，制片方也拒绝更深入的谈判。
11月5日- 美国编剧协会的会员开始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影视公司前集会示威。这是近20年来首次大规模编剧罢工。电视台深夜脱口秀因缺乏剧本而随即陷入重播。
11月26日- 编剧和制片方终于在罢工开始后，首次回到谈判桌。在利益纠纷公开并使双方受伤后，他们希望谈判能挽救整个传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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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光辉十月    时间: 2008-1-4 16:43
跟随好莱坞编剧风潮 米兰巴黎等著名剧院罢工作者
2007/11/26
好莱坞编剧大罢工的影响越来越猛烈，继上周百老汇演员加入罢工行列后，昨日(11月25日)起，米兰、巴黎等全球80多家著名剧院也同时举行了大罢工。
纽约：日损失过千万
因为罢工，技术人员不上班，舞台灯光、布景全部“歇菜”，观光客看不到《歌剧魅影》，也瞧不见《狮子王》。百老汇到底因罢工损失多少，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每日损失约200万美金（约1400万人民币）。这场罢工从11月10日开始，35出剧只剩下8出可看。
米兰：只罢重量级
位于米兰的史卡拉歌剧院，被视为意大利歌剧的圣殿，史卡拉歌剧院的工会选择只罢重量级的演出，因罢工暂停的两场重要演出是威尔第的《安魂曲》。歌剧院最害怕的是，12月7日即将举行的史卡拉新乐年会的开幕式会因罢工无法如期进行。
巴黎：芭蕾舞没戏服
巴黎罢工潮从10月底就开始，剧院取消数场演出之后，因人员变得有限，日前上档的普契尼歌剧《托斯卡》，背后没有灯光和布景。舞剧《胡桃夹子》，舞者连戏服都没穿，以平时练习的舞衣上台。根据剧院估计，近来因罢工造成的损失达250万欧元（约25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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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自我解放    时间: 2008-1-6 23:07
美华人雇员讨欠薪反被捕
2007年03月14日 11:26:32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美国《明报》报道，闽籍移民郑先生去年被美国马里兰州一家亚洲餐馆辞退，他要求餐馆立刻用现金支付欠薪，否则就不离开。但餐馆方报警，警方在试图调解无效后，以私闯民宅把郑先生逮捕。郑先生于今年1月份上庭，自己受冤又搭上700多美元律师费，他觉得非常不公。
    福建同乡会法律顾问戴禺表示，类似这样的债权人追债反被警察逮捕的情况并不鲜见，它给人们带来的教训是，劳资之间的纠纷，应该遵从法律渠道解决，不要自己贸然去讨债。否则，有理会变成无理，受害者反会吃上官司。
    讨要被欠的两个多月工钱
    自称叫郑平的工友表示，他原来在马里兰州巴尔迪摩一家叫“红鹦鹉”的亚洲餐馆打工，该餐馆由一个叫文迪(Wendy)的福州籍女子与一个加拿大人合股经营。2006年10月6日下午，餐馆一名叫华莉萨的工作人员把他炒鱿鱼，说他偷东西，要他马上走人。
    郑平说，他被炒鱿鱼之前，餐馆以资金周转不过为由，欠了他两个多月的工钱，他每月工资是2400美元，到被辞退时工资总共加起来是5440美元。他告诉华莉萨，现在就把欠款还给他，否则就不走。华莉萨要他立刻离开，否则就报警，至于欠薪，要等老板从香港回来后再说。
    “红鹦鹉”老板文迪3月12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确实解雇过一个工友，因为他偷东西，餐馆的经理把他辞退了。文迪表示只欠那个工友大约一个月的薪水，用这笔钱抵销他偷的东西。
    坚持不离开遭逮捕
    当时在争吵中郑平坚持不离开，并回敬她说：“我是公民，我不怕你报警。”华莉萨于是报了警。郑平说，一男一女警察来到餐馆，他懂一点英文，就据理力争，要餐馆立刻还给他5440美元现金，后来警察建议给一半现金，一半支票。但是他不同意，因为怕剩下的钱是支票难以兑现。
    郑平承认自己当时情绪有点激动，而且对法律不熟悉，一个劲坚持要现金，后来警察勒令他走，不走的话就把他带到警察局，他于是决定妥协，答应先拿一半现金，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警察把他带上手铐，押到警局。
    餐馆拿到保护令　郑平无法继续追债
    今年年初上法庭，郑平花了700美元请了一个外国人律师，法官表示撤销他一切指控，但条件是一年内不准骚扰餐馆，甚至不能打电话，问他是否接受。郑平表示接受，刑事官司到此算结束。
    但是，由于餐馆有了保护令，郑平无法自己继续去追债。他在工会建议下，到联邦劳工部去投诉，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郑平愤愤不平地说，本来是他被欠了钱，反而吃官司太不公平。12日他到福建同乡会，向该会法律顾问戴禺律师咨询。
    员工被解雇　雇佣关系终止
    戴禺表示，当员工被解雇，就意味着雇佣关系已经终止，如果劳资双方存在纠纷，应该从法律渠道解决，如上小额法庭；员工如果坚持不离开，雇主有理由指控他私闯民宅。戴禺建议郑平找一位专门代理劳工纠纷案的律师帮忙追回欠款。(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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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武装潜水    时间: 2008-1-22 15:05
华盛顿观察 2006困境与挣扎：贫困移民人权
来源：《华盛顿观察》周刊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布什总统2006年的执政篇章即将告一段落。12月20日，布什总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为这一年的政策执行历程划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在与记者们交流了艰难的伊拉克政策实施情况之外，布什提到了最低工资、移民政策等国内议题。
    这几件攸关美国社会走向、民众情绪的大事折腾了整整一年，却没什么令人鼓舞的进展：贫困威逼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非法移民彷徨在美国社会底层，反恐带来的民权后遗症让美国百姓陷入反思……
    困扰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雪上加霜，把白宫的支持率拉到史无前例的低谷。但布什总统只将之视作“短期状况”，他认为就算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总统政绩也是倍受争议的。尽管外界批评如潮，布什还是表达了在2007年继续走自己的路的决心。人们只能期待2007年在困境与挣扎中见到一缕曙光。
贫穷问题引来最低工资之争
    2005年8月横扫美国墨西哥湾的卡特里纳飓风，无情地揭开了美国中产阶级日益流失，贫困人口逐步增加的现实。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调查,贫困人口率继续着2001年以来的攀升趋势，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2004年的12.7%,贫困人口数一年之间净增了110万。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6月底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在美国主要大城市中，不止是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少，以中产阶级家庭为主的社区数目也在降低，而且消失的速度要比前者还快上不止两倍。
    同时，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社区不是向上攀升，成为多产阶级群居的地方，即向下沉沦，成为低收入或贫户住宅区。根据这份报告，中产阶级社区流失最严重的三个城市分别为，西岸的洛杉矶、东岸的巴尔的摩和费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则刚刚挤入第十名。
    这一趋势延续到今年年底。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美国的都市中心地带往往充斥着“贫民窟”，而富人和中产阶级则在城市郊区建起了一个个整洁、体面的社区。
    但根据2006年12月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前100个大都市地区，郊区的贫困人口已经达到1200万，首次超过了市中心的穷人数量。以至于参与这份报告研究的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研究员艾伦·伯鲁比这么说：“如果你在哪个市中心看到贫困率在上升——几乎每一个美国的大都市区都是如此，那么你一定会看到城郊也有越来越多的穷人。”
    “为了减少贫困人口，美国政府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增加对儿童福利的支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该有所作为。但不幸的是，扶贫工作现在并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美国雪城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特摩斯·斯密丁教授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贫困问题会成为（美国）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中期选举中“咸鱼翻身”民主党议员们当时马上抓住了这个赢得民心的好方法，6月份就将“提高美国人最低工资”的议题作为选战招牌亮了出来。
    美国联邦政府自1997年以来定下每小时5.1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后，代表劳工利益的民主党人就没停止过关于提高最低工资的呼吁。然而，近10年以来国会一直由共和党人把持多数，这条“铁律”就从没被撼动过。
    共和党议员们反驳民主党人的核心论点说：增加最低工资会导致雇主削减工作机会，反而伤害低技能的工人，令美国的失业率增加。
    美国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的智库加图研究所学术事务副所长、《加图期刊》的编辑詹姆斯·多恩解释说：“最低工资法律是美国联邦设定的工资发放的最低底线。当这个数目高于劳工市场上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雇主们就不愿意雇佣那么多工人了。最低工资每增加10%，就会有3%-4%的低技能工人失去工作。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结果尤其显著。由于最低工资上涨，雇主们就会转变从劳工身上削减成本的想法，而是转而投资高科技，雇佣高技能员工。”
    6月21日，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以52对46票驳回了民主党将最低工资提高到7.25美元的议案，但民主党人并不灰心，他们希望将这一问题推到众议院继续讨论。2006年7月29日，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批准了在2009年7月之前逐步增加最低工资的议案。 一向反对增加最低工资的共和党议员之所以赞成该议案，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立场，而是因为他们支持该议案中有关减少不动产遗产税的条款。
    “共和党反对提高最低工资，但为了遗产税，他们投了赞成票。对共和党来说，这是一笔政治交易，”保守的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詹姆斯·谢尔克说，“在保守派看来，如果他们不得不提高最低工资的话，他们也想在自己关心的政策上有所收获。这就是政治，也许有些愤世嫉俗的人看不惯，但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国会议员经常投票支持他们反对的议案，因为在这些议案中也有他们支持的条款。”
    但是，这场由社会问题引发的政治争议并没有结束。该议案仍被参议院挡驾。11月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拿下参众两院，士气高昂，誓言要在2007年入主国会后推动这项法案的实施。
    面对自己日益孱弱的政治形势，布什总统开始松口。他在12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基本同意了民主党将最低工资提高2.10美元的诉求，但是要求国会应同时为美国中小企业减轻赋税。可以预见的是，围绕最低工资展开的2007政治延长赛上，民主党已略占上风。
2006，移民问题无果而终
    相比于提高2美元的最低工资而言，震撼美国社会的移民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如果对2006年美国的移民政策做一个总体评估，布什政府恐怕是得不到高分的。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们已有一套主张，而众院的共和党保守派们就是不愿与参院的同僚协商解决分歧，使政治僵持一直延续到年底。
    “今年的移民改革不会有进展，参、众两院在移民问题上没法达成一致，今年是国会选举年，移民问题太敏感，移民改革只有推延，而推延是两党国会议员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人口迁移研究中心主任约瑟夫·夏米早在2006年3月份时就做了这样的预测。
    美国众议院2005年12月通过了“反移民法令”。这项由众议院通过的4437号法案将加强对美国边境安全的维护，不但反对增加合法移民的配额，更强调对非法移民严格执法，对雇佣非法移民者严加处罚，并计划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建立一道长达700英里的围墙，阻止非法移民入境。
    这一强硬举措自然造成了美国民间，尤其是移民社群的情绪性反弹。于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2006年3月27日通过了一项相应温和的移民议案。比如，参议院议案中包括客籍工人计划，给非法移民提供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
    众议院的法案则丝毫不提客籍工人计划；非法入境和逾期不归在众议院的法案中被定为重罪，而在参议院的议案中只是民事违法行为；与众议院法案相比，参议院的议案没有在边界建立围墙的极端举措。
    据人口迁移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美国现有非法移民1200万，其中墨西哥人占620万，其它拉美国家的移民为250万。非法移民中，有一半的人都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他们在制造业的就业比例占20%，在饮食娱乐业占16%，在建筑业占13%，此外还有11%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从事农业的只有4%。
    在如何对待移民和非法移民的问题上，美国社会各界内部存在着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认识鸿沟。对许多人来说，“合法化”政策似乎太宽容了，让人觉得非法移民的唯一过错是非法入境或逾期不归；而现在他们可以通过合法程序，补办入境手续。但如果真的展现铁面无情的手腕，大规模遣返这1200万拖家带口的非法移民，又实在不人道，经济代价也太高。
    当议员们还在犹豫不决时，身处漩涡中心的移民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再也坐不住了。2006年3月7日，数以千计的人走上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头，为劳工移民请命；3天后，近10万人亦涌入芝加哥，为了同一倡议上街游行。
2006年4月11日，美国爆发了民权运动展开以来最大的移民示威；之后，还有另一波示威行动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爆发，全美范围的拉美裔人士举行大罢工或罢课，向那些还在观望的国会议员们展示移民们争取自身权益的决心，光是在芝加哥就有30万人上街请愿。
    作为行政系统最高决策人的布什总统，态度颇有些骑墙。他原本偏向参院的提案，大力推动“客工计划”，却止不住保守派中的反对声浪和民意支持度的日益下跌。
    为了争取更多的党内支持，他一狠心，在2006年5月15日的一场罕见的电视演说中，提出了加强美国边界管制的几项安全倡议，还正式向国会申请19亿美元的预算，用以执行这项提案，要在美墨边界修筑长达370英里的围墙，并派遣六千名国民警卫队的官兵到边境阻挡“入侵”的非法移民。
    让布什没想到的是，这项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居然是那些经营监狱业务的美国私人企业。据美国联邦政府的预计，到2007年秋天，美国警察每天晚上都要拘留27,500个非法移民，比目前的数字要多出6,700人。如果按平均每人每晚花掉95美元算下来，单是此项预算一年就高达10亿美金。而这笔钱大多要落入私营监狱公司的腰包中。受布什的“严打”政策庇佑，这些私营监狱公司生意正在蒸蒸日上。
    年末，共和党人或许还没有从中期选举的挫败中缓过劲来。在总结共和党执政得失时，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韦恩评论道：“在移民问题上，布什政府和共和党都过分强调非法移民造成的美国边界安全问题，而没有更多地从人道主义角度合适地安置他们。”
    展望未来，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约翰·弗缇尔则说，“移民政策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共和党内部就有分歧。但是，他们仍然有可能找到更广泛的解决方案，赢得一些政治分数。”
美国人为人权而困惑
    后9.11时代，由反恐引发的国家安全与人权的争议在2006年仍然困扰着美国社会。从“窃听门”到关塔那摩监狱的前途，美国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为了轰轰烈烈的反恐运动，既牺牲了本国公民的部分权利，又侵犯了《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战俘的人权。
    《爱国者法案》实施四年来惹起百般非议。在2005年底该法案到期之前，美国国会于12月22日晚上，在大多数国会议员已经回家过圣诞节时，通过了将该法案延长一个月的决议。
    同时，美国媒体曝出五角大楼秘密搜集了近4百页有关美国国内反战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至少20名美国公民，并将之集结成所谓的“鹰爪报告”资料库。
    2005年12月《纽约时报》揭露了布什政府的监听活动之后，白宫自辩说，这个针对恐怖分子的监听项目只包含监控那些与基地组织相关人士的国际信息交流活动。《华盛顿邮报》2006年2月报道，大约5千名美国人被纳入这个监听项目，而他们都是可疑人物。
    “窃听门”未了，“电话门”又生。2006年5月11日，《今日美国》披露，自从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通过国家情报局（NSA）偷偷藏起了数百万美国家庭和商业机构的电话号码，并为此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试图从中搜索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的线索。
    美国公民自由受到侵害的争议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对于《爱国者法案》、“窃听门”和“电话门”，美国人在时时扪心自问：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美国人愿意牺牲多大的公民权利？
    从民调中看，大部分美国民众还是给予了政府在反恐方面的最大信赖。他们认为，电话监听项目违反了公民自由，但是可以接受，因为“调查恐怖主义更加重要”。
    在专家一方，华盛顿智库民主与科技中心顾问南希·利宾说：“很多人说改革《爱国者法案》就会损害到国家安全，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只是希望这个法案存在制衡机制，以防止无辜的人受害。”
    美国民众在担心自己的公民权利时，也在反思美国在战争中侵害他人人权的行为，最突出的莫过于震惊世界的虐囚问题。2006年5月中旬以来，有关关塔那摩监狱的报道不断窜升为美国新闻热点：
    5月18日，两名遭拘留的嫌疑犯自杀未遂，同日另一群囚犯则假冒犯人要上吊，乘机袭击前来抢救的监狱警卫；截至5月29日，关塔那摩狱中约460名遭羁押的嫌疑犯中，已有75名在进行绝食抗议。
    关塔那摩监狱人犯的惨状也引来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包括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内的国际组织、英国总检察长戈德史密斯勋爵，以及一名澳洲高等法院的法官，都在近日呼吁美国关闭这个早已成为美国反恐战中一大污点的“黑幕”。
    5月25日，美国总统布什承认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是美军“迄今犯下的最大错误”。同时，自2006年5月起，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声浪不绝于耳，搅得白宫不知如何是好。
    “关塔那摩监狱已经变成一个负担。”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专管法律事务的副所长罗杰·皮隆博士表示道，“它背后的问题是，反恐战争不是一般的战争，但另一方面又比一般的刑事案件更严重，这使得布什总统难以平息这场战争。”
    为此，华盛顿的宪法专家们绞尽脑汁，提出了介于联邦“刑事法庭”和“特别军事法庭”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军事法庭”。在军事法庭之下，被告既是战俘，就必须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障，其待遇应如同美国自己军人受审时所享受到的一样；
    此外，在向大众公开的刑事法庭之上，控方往往对出示机密资料或传唤受保护的证人有所顾虑，但在军事法庭上，所有的法官和审理人员都必须事先通过背景审查，所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机密情报不会有泄漏之虞。
    这一方案是否能付诸实施，还不甚明朗。但颇为讽刺的是，2006年12月14日，一份被解密的2004年的五角大楼报告披露，曾有三名恐怖分子遭美军抓获后，被分别隔离禁闭了三个月。这种惩罚方式实际上违反了美国的拘留法，换言之，美军“虐囚”的问题早就有记录了。（作者：李焰）
[ 本帖最后由 武装潜水 于 2008-1-22 15: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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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武装潜水    时间: 2008-1-22 15:49
美国贫困线下的穷人越来越多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26    更新时间：2006-1-23 ］
在近三年美国经济稳健复苏的背景下，新出炉的人口调查却显示有3600万人掉到了贫困线以下，其中四分之一的“新穷人”还有工作，这一现象实在耐人寻味。
美国四分之一穷人是工薪族
贫穷和饥饿，许多美国人一向认为那是第三世界国家才有的问题，但是最新出炉的人口普查结果却告诉美国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担心自己会饿肚子，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在饿肚子了。
美国经济已经持续成长了三年，股市正纷创三年新高，企业获利也比前两年要好，但新出炉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却令人吓一大跳———活在贫困线下的民众不但大幅增加，而且穷人的面貌已经产生质变，新近被拉到贫困线的人，是一向被认为比较稳定的已婚、有工作的家庭。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新近出炉的《2004年度社会及经济补充调查》（2004Annual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ASEC），美国的贫穷率于2003年底升至12.5%，有高达3600万人掉到了贫困线以下。这个数字比2000年增加了14%。美国政府定义的贫困线是年收入低于9393美元，或一家三口年收入不到14680美元。
仔细看近三年来新增加的贫穷人口的组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种贫穷人口正在上升：一种是西语裔或拉丁裔白人；另一种是有工作，但挣的钱在贫困线以下，而这群人是没有族裔之分的。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贫困线以下的人，有四分之一的人，也就是880万人是有工作的。更惊人的是，贫困线以下的人当中，竟然有高达53%是由已婚夫妇组成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扮演最重要的稳定力量，如今在美国却有多达310万户成了百事哀的贫贱夫妻。这个数字比起2001年增加了30万户。
富人享有空前的财富增加速度
穷人大幅增加的这三年，正好是美国经济从新经济崩溃的打击中重新站起、稳健复苏的三年，也正是美国政府用低利率及各项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减少贫穷及增加工作机会的三年，没想到却让原来不算穷人的人变成了穷人，而有钱的人因为经济成长带来的加薪、红利和股票选择权以及其他的收入增加，享受到近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财富增加速度。这一波富人更富的大潮，正是联储会（Fed）主席葛林斯潘所形容的“具感染力的贪婪”。
穷之所致，恐惧与饥饿随之而来。据人口普查局的调查，去年有高达11.2%共有850万户的美国家庭，说他们害怕自己没能力让家里的餐桌上有足够的食物让家人填饱肚子。这800多万户当中，有多达390万户的家庭说，去年他们家里至少有一名成员有挨饿的情形。这个数字比2000年跳增了18.2%。
好几百万有工作的人却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是买健康保险和买间能够遮风蔽雨的房子给家人住了。琼斯是堪萨斯市一家医院的助理护士，她没有健康保险。“健康保险每周至少要付36美元，我买不起。”
像琼斯这样有份正当工作却买不起健康保险的人不在少数。根据人口普查局的估计，美国人口中有高达15.6%、大约4500万人没有任何保险。家庭扶助机构亨利凯瑟家庭基金会指出，当就业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很多人为了有工作可做，都倾向于接受没有健康保险、没有福利、编制外的兼差工作。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克金斯研究所经济学家狄肯斯指出，过去即便是在经济最差的年代，有一技在身或学有专精的人，只要够有弹性，基本上都可以熬过去。但是这一次不是，有技术的美国劳工必须跟教育程度一样高，但却面对便宜许多的海外劳工抢工作，抢输的人就是如今贫困线下的新面孔。
业务委外仍符美国长期利益
在刚结束的美国大选当中，民主党阵营批评工作外移除了会让更多白领阶级失业之外，迟早还会让缺乏一技之长的人的收入会往下拉到跟印度同等工作一样的低水平。但是自由派的人士认为，美国即便是教育程度低的非专业劳工跟印度等开发中国家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因为美国劳工多少都有一些技术，美国的创业家也总是能够找到方法，让美国劳工将所拥有的技术价值做最有效的发挥。因此业务委外非但无损于美国的利益，长期来说美国的生产力反而会从低附加价值、建设性较低的工作上释放出来，向更让人致富、更有建设性的工作移动。
比如记忆芯片制造市场，从80年代末期开始，正式由亚洲厂商包办，这其实也是美国企业业务委外的一种。芯片和零组件因为转到亚洲生产，价格变得非常便宜，这让美国半导体业者能够往价值链上附加价值更高的微处理器移动，所带动的信息科技繁荣，让美国的生产力得以显著提升，同时让美国中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财富。自由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将软件设计和客服中心搬到印度，最后也会对美国产生同样的效益，实现“别人喝汤，美国吃肉”的长期利益。
但重点就在于它代表的业务委外与实现长期价值之间是有时间落差的，在这时间落差之内，会有一段时间，美国有特定的一群人会蒙受短期的损失，一部分的美国人必须付出薪水往下移动的代价，从美国人口普查局2004年新公布的这份调查结果来看，“有工作的家庭”就是这一波景气循环所震出来的新贫人口。在这些人眼中，自由派学者所谓的长期价值，只有在富人和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它才会存在。
来源：反腐败明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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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任    文章来源：人民网    更新时间：2008-1-4
美国城市饥民人数上升
　　2007年12月份, 在全美市长冬季会议之前, 有关方面公布了“对饥饿和无家可归状况的年度调查报告”。这份对2007年美国人饥饿和无家可归现状问卷调查篇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美各地，有成百万的人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美国市长会议主席道格拉斯·帕尔默称：“尽管我们这些城市创造了国家的87%财富，饥饿和无家可归现象，仍在我国的多数城市和大都会中存在”。
　　这个报告强调，美国的贫困问题通常是相互联系的。根据美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1/10的美国人或365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的1300万人是儿童。美国农业部2006年11月15日发表的报告说，2005年美国有3480万人曾因没有足够的钱或其他资源获得足够的食品。这次调查发现，2006年要求提供食品紧急救助的人比2005年平均增加7%，74%的城市有更多的人要求食品紧急救助。而在2007年，这个数字又有增加。而最普遍的饥饿原因是贫穷、高房价和失业。4/5的被调查城市称，2007年11月到2008年的10月底，食品援助的需求增加了12%。19个城市称，他们预计2008年的需求将继续上升。
　　对饥饿和无家可归状况的年度调查，重点是美国20多个大城市的问题。福兰克林·康涅是爱奥华州得梅因市市长，也是饥饿和无家可归问题工作小组负责人之一。他说：“在13个城市里，需要紧急食品援助的人当中有13%的人没有得到帮助。” 康涅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饥饿人口的数量增加了。他说，这次问卷调查要求受访城市的官员列出饥饿人口增加的3个主要原因。
　　他说：“提到最多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比如贫困、住房价格高和失业等。另外，过去一年出现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剧了饥饿危机，其中包括屋主无法按期偿还房屋抵押贷款，房屋面临拍卖；食品和汽油价格上涨、非法移民家庭数量增加、背负重债的人和吸毒、酗酒等人数的增加等。此外，还有生活成本的普遍上涨以及通过公共援助系统和其它重要项目提供的福利普遍减少。”
众多退伍军人沦为无家可归者
　　这份报告承认，无家可归者的状况更加糟糕，由于临时住所不够，所以不能收留所有需要栖身过夜的人。帕尔默是新泽西州一个城市的市长，也是美国市长大会的主席。他说：“真正让我们感到丢人的是有那么多退伍军人，他们曾经为保卫国家置生命于不顾，现在他们退伍了，却受到贫困甚至精神疾病的困扰，而且无家可归。”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70多万无家可归的人中，华盛顿特区有16000多人，纽约有3800多人。洛杉矶市及其周边社区有高达9万人，其中3.5万人处于长期流浪状态，被称为美国最大的无家可归者之都。上述调查显示，美国都市23%的无家可归者，是有孩子的家庭。这些有孩子家庭在大街上度日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城市缺乏可负担住房。
　　爱奥华州得梅因市康涅市长说：“23个受访城市中有12个城市的官员说，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他们有时或者经常不得不回绝人们提出的住宿要求。”康涅认为，尽管住房价格昂贵，城市缺少经济适用房是造成无家可归的重要原因，但是受访市长还提到了迫使人们无家可归的其它因素。他说：“在有子女的家庭，贫穷和家庭暴力等经济问题导致无家可归，而大家都知道，家庭暴力在美国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市长们指出，在单身人群中，主要原因是残障、精神疾病和滥用药物等。市长们特别提到，无家可归者中退伍军人的数量在增加。
　　在全美市长冬季会议将于2008年1月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在市长大会年会上，与会者通常讨论改善城市生活打击犯罪、战胜贫困以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立法决策。大会执行主席汤姆·柯兰说，市长们在过去25年里让城市的饥饿和无家可归问题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他说：“全国各地的市长1982年通过一个工作小组的努力，让饥饿和无家可归问题引起各方的重视。我们在这25年当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将再接再厉。
还不起房货者也可能成无家可归者
　　随着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的不断恶化，一场收回房产、将欠债人强行赶出家门的风潮正在席卷美国。这一危机动摇了美国的住房市场，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进一步的混乱，这些机构投资次级贷款市场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估计，在2007年的头8个月，美国已经有170万收回产权的诉讼；在以后两年，将有高达200万个家庭失去容身之所，许多人有可能沦为无家可归者。
　　俄亥俄州首府克里夫兰市位于伊利湖畔的美国传统工业区。这里被称之为“美国次级房贷之都”。该市十分之一的家庭住宅都已人走屋空。由于房产被收回，犯罪上升，整个社区被破坏得一片狼籍。这里的多数房产现在归拥有债权的银行和投资基金所有。在克里夫兰多数产权收回由德意志银行信托公司代表投资基金进行。克里夫兰正面临犯罪率上升，单是把空房拆除就需要从该市税收中出1亿美元。
　　次贷危机已经从克里夫兰市中心波及到郊区。日前，200多人聚集教堂开会，寻求"贫民区组织项目"的帮助，以免房产被收的厄运。 一些像罗德·托德这样住在城南郊区的人们，由于当地最大的雇主西北航空公司的裁员，下岗后也面临房产被收的危险。其他人则担心，他们的居民区以及他们自己的房产价值，可能因收回产权而遭受损失。据身兼“城市贫民中心”和“克里夫兰凯斯西储大学”两家董事的科尔顿女士说，今年有超过1万个家庭将面临搬离家园的命运，这相当于克里夫兰八分之一的房东。而且这一数字预计还会增长。她说，此次危机来势汹汹， “给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政府机构和社区组织造成巨大压力”。市郊古亚何卡县财政负责人罗卡基思说：“华尔街所采取的不交首付，不做资历调查的房屋贷款方式夺走了我们城市的生命。”
　　并非只有克利夫兰出现这样的情况。纽约市居民住房服务机构负责人杰瑞卡女士说，根据援助机构报告，收回房产事件如“海啸”般波及全国。 目前，她手下有6名全职雇员，提供房贷咨询。两年前这项服务只需要1个人，而现在恐怕还要再找12个人。杰瑞卡女士担心，纽约最近改造的许多居民区，将很快受到这场危机打击。
　　次级房屋贷款正在美国全境蔓延，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佛罗里达州、华盛顿特区以及纽约市，风行这类贷款。目前，美国五分之一的房屋贷款属于这种类型。“负责任贷款中心”的凯尔洪指出，随着信用紧缩的继续，全美各地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失去他们的家园，这一数字空前，家庭财产被剥夺，整个社区被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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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牧图    时间: 2008-1-26 00:17
美国白领阶层失业率激增 
2008年01月23日 21:30:2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华盛顿１月２３日电  据《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虽然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很低，但失业时间超过６个月的劳动者占到了“令人吃惊”的比例，白领阶层失业率激增。分析人士说，这一情况有可能加剧经济下滑造成的影响。
    报道说，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少失业２７周的失业者高达１４０万人，几乎占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以前，长期失业的人主要是缺乏工作经验或缺少技能；而现在，有长期工作经验的白领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作者失业人数增长最快。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基本上没有改善、贫困现象加剧和长期失业人群扩大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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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牧图    时间: 2008-2-26 13:32
戴盔蓝领决定白宫新主人
2008年02月26日 10:0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2月12日是弗吉尼亚州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初选日，当局为这次投票做好了充分准备。据当地义务服务的约翰·奥康内尔先生介绍，约有三千名志愿者参加了这次投票的服务工作。图为约翰·奥康内尔先生正对投票机进行最后检查。 中新社发 邱江波 摄
版权声明:凡标注有“cnsphoto”字样的图片版权均属中国新闻网，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使用。
　　中新网2月26日电 美国《侨报》2月25日发表文章说，在这次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中，最后只剩下一位非裔候选人与一位妇女候选人角逐提名，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第一次。希拉里和奥巴马一直在非裔和西语系选民中争取支持， 但媒体注意到，真正最后决定这次提名的是美国的蓝领阶层。
　　文章摘录如下：
　　他们大部分戴着头盔，在宾州的炼钢厂中，或在底特律的汽车厂中工作。他们大部分是白人男性，而且多半高中没有毕业，年入在5万美元以下，在美国选民中拥有1/4的选票，是非裔和西裔选票的总和。他们曾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民众基础，上世纪80年代成为“里根总统的民主党人”，1992年支持过克林顿总统，到1994年他们成为“愤怒的白人男性”。
　　他们不喜欢为少数民族保留额度的“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讨厌为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妇女运动，正是他们在一怒之下使共和党赢得了美国国会。
　　同样的一批选民，现在却掌握着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最后筹码。也许他们可以决定白宫将来的主人。在民主党初选的现阶段，这批选民却发现既不能完全认同希拉里，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支持奥巴马。他们觉得总是少了点什么。在今天的威斯康辛州、3月4日的俄亥俄州以及4月22日的宾西凡尼亚州的初选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将是这个蓝领阶层。在威斯康辛州，他们占29%；在俄亥俄州，他们占28%；在宾西法尼亚州，他们占27%。这几州内的白人男性，多半是戴头盔的工人。
　　根据《华尔街日报》和《国家广播公司》举办的民意调查，戴工盔的妇女多半支持希拉里，在戴工盔的男性中，希拉里和奥巴马则平分秋色。
　　支持奥巴马的白人男性，多于白人女性。对若干蓝领阶层的工人来说，奥巴马不同于以前出马竞选总统的非裔领袖。当杰西•杰克逊和夏普朗参加总统竞选时，很多白人工人认为不过是摆设，是跟在真正的候选人后面凑热闹的。他们对非裔候选人所用的形容词是不能见于报端的。这次对奥巴马，却没有人这样小看了。
　　当然，反对奥巴马的也有人在。他们认为，奥巴马讲空话，没经验，有可能在当选总统后偏向少数民族。
　　有些蓝领工人在家受不了太太的啰嗦，到工厂忍不下女工头的压力，回家又看不惯女儿的反叛形象，所以对希拉里想做总统，有点不以为然。但大部分在40岁以上的工人都支持希拉里，认为她够坚强，能够承受白宫的压力；有经验，能够妥善处理白宫的公务。对于克林顿总统随侍希拉里左右的可能，他们认为不是负数。一位工人说：只有克林顿总统才能同希拉里共用白宫的卧房。
　　奥巴马或希拉里的竞选团队都在冲淡性别或种族问题。双方现在不再胶着于伊拉克战争或其他国际问题，都在用经济计划来打动美国选民特别是蓝领阶层。
　　近日，希拉里在访问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座工厂时曾经对工人们说：“有人说(底特律)是生了锈的生产‘链带’，但我看不是。我看到了最努力的工人、最优秀的大学和最团结的社区。我看到了21世纪的生产线、创新线和机会线。”
　　但谁也不能忽视日本和韩国汽车与底特律的竞争，也无法低估不久将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的来势。对美国蓝领阶层来说，美国经济的一部分问题是，美国公司到外国设厂，将蓝领工作机会送给别国工人了。
　　分析到最后，美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能源、医疗保险、地产泡沫破裂后的后遗症、以及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市场萧条。对这些经济问题首当其冲的正是中产阶层以下的美国人，其中特别是蓝领阶层。
　　奥巴马在威斯康辛州访问汽车工厂时，就表示他将制止蓝领工作机会外流的现象。其实更重要的是，绿色汽车在美国的现实意义和前途。
　　但真正的关键时刻是11月。对戴工盔的选民来说，今天他们可以在初选中作出选择：希拉里还是奥巴马。可是，他们今天的选择，未必就是他们在11月大选中的选择。
　　有的蓝领选民就说：“我们今天在希拉里和奥巴马中挑选一个，实际上是在选举麦凯恩为总统了。”这句话难免有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意味，但以白人男性为骨干的美国蓝领阶层，却正是麦凯恩的信心所在。(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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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牧图    时间: 2008-2-28 14:16
罗伯特•赖克：美国中产阶级无计可施
作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8年2月28日 星期四
今年是大选年，同时美国经济又有可能陷入衰退、甚至更糟糕的境地。因此，美国政府人士七嘴八舌地讨论一些计划以防范这种危险，这不足为奇。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 Bush)提出了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所有主要总统候选人也都拿出了类似方案，其中包括削减中产阶级税收、提高基础设施支出等。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美联储(Fed)将利率再度下调75个基点。但这些方法都不会有多大作用，因为它们都不是针对美国选民目前最根本的焦虑。这个问题深藏在目前的经济放缓之下，超越了商业循环的范畴。
实际上，中产家庭已经穷其使用了30多年的应对机制，依靠（计入通胀因素）仅比1970年略高一点的中值收入度日。其实，如今男性的工资低于当时的水平：现在，一个30多岁年轻男子的收入比三十年前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子低12%。然而，多年以后的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超出了其支付能力。尽管收入中值几乎原地不动，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还是日益兴旺。这种情况就要结束了，美国人已开始感觉到了后果。
第一个应对机制是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带薪工作行列。自1970年以来，家有学龄孩子的美国职业母亲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从38%升至70%。现在有些父母甚至24小时轮班，一个负责照看孩子，另一个工作。这就是所谓的“Dins家庭”（即“双薪无性家庭”(double income, no sex)）
但是，可以继续从事带薪工作的母亲人数已经达到了极限。怎么办呢？我们求助于第二个应对机制。当家庭已经竭尽全力的时候，那就努力坚持得更久一些。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美国人一般每年多工作两周。与任何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我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每年比欧洲人多工作350个小时以上，甚至比以勤奋著称的日本人工作时间还长。
不过，我们工作时间的长度也有极限。随着经济上的必要性日益提高，我们求助于第三个应对机制。我们开始借钱，大笔地借钱。由于房价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路猛涨、2002年到2006年之间甚至涨得更快，我们通过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把自己的房子变成了储钱罐。美国人每个季度通过二次抵押与再融资获得近2500亿美元的房屋净值。这几乎占可支配收入的10%。随着信用卡如天赐甘露般倾盆而降，我们购买等离子电视、新家具、休假……
由于美元虚高（因为尽管美国在债务中越陷越深，外国人还是继续持有美元），我们可以从全球其它地方唤取便宜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这最后一个应对机制也无法再保证我们继续前行了。来钱容易的年代已经结束。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房屋净值正在枯竭。正如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房屋净值贷款违约已升至10年来最高水平。汽车和信用卡债务紧随其后。2007年上半年，个人破产上升了48%，下半年可能更多，掀起了一波消费者贷款违约的浪潮。与此同时，随着外国人开始转而放弃美元，我们也不再能够获取便宜的外国产品和服务。
简言之，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焦虑不只是眼下经济放缓的产物。根本问题始自1970年前后。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更宏大的范畴考虑，而不是仅仅考虑为银行和借款人纾困、或者是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
在兴起于30年前的高科技全球经济中，大多数美国人现在仍不算富有。自那时起经济增长的几乎所有好处，都落在了位于最顶端的少数人手中。
承认这一点，并拿出对策，不只是刺激经济、同时也提高工资（比如说通过力度更大的累进式税收、更强大的工会，以及从更长远的角度说，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好的学校、让他们有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候选人才很有可能赢得美国庞大而日益焦虑的选民。
本文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他曾任美国劳工部部长，著有《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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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牧图    时间: 2008-3-1 23:08
美国囚犯人数居全球之冠 每百人中就有一人坐牢
2008年03月01日 10:11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中新网3月1日电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美国的囚犯人数居全球之冠，每100名美国人当中，有超过一人入狱；去年共有230多万名成人在坐牢，占总成人人口的1%，对地方政府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据联合早报网报道，相比之下，位居第二的中国有10亿人口，囚犯人数不过150万；俄罗斯则有89万个囚犯，排名第三。调查指出，美国囚犯多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犯罪案提高或人口增加所致，而是因为各州政府通常判处重犯更高刑期。
　　报告也指出，美国少数族群被囚禁的比例相当惊人：每36名西班牙裔美国人中，有1人被监禁、非洲裔美国则是每15人当中，有1人入狱；年轻黑人的监禁率最高，每9名年龄介于20岁至34岁的非裔美人中，就有1人坐牢。白人则是，每106人当中，有1人被监禁。
　　监狱囚犯暴增，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皮尤的调查报告说，美国50个州去年的监狱费超过490亿美元，比20年前的110亿美元显著增加。一些州如佛蒙特、密歇根、俄勒冈及康涅狄格州的监狱费，甚至已超过高等教育的预算。
　　皮尤研究中心董事经理乌拉赫恩说，为了节省开支，一些地方政府已考虑采用更省钱的改造政策。例如，在堪萨斯州和得克萨斯州，地方政府尝试采用社区督促措施，对付那些触犯假释或缓刑条例的囚犯，避免再将他们囚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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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牧图    时间: 2008-3-1 23:18
调查：近四分之一美国人称因睡眠不足无法工作
2008年02月29日 09:11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2月28日电 据一项28日公布的最新研究调查显示，约十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因失眠而缺乏充足的睡眠与休息；并且四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人表示，因睡眠不足无法工作。
　　据“中央社”报道，该调查指出，大约5000万到7000万的美国人，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和睡眠失调所苦。而从1985到2006年间，所有年龄层的成人平均每天只有6小时睡眠时间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
　　3月3日到9日为美国全国睡眠觉醒周。美国疾病管制中心(CDC)公布针对德拉瓦、夏威夷、纽约、和罗得岛等地的抽查，过去一个月调查发现，成人睡眠不足或休息不够的比例，从德拉瓦州的14%到夏威夷州的8%，平均为10.1%。
　　调查还指出，有24.8%的美国成人，因睡眠不足无法工作；而表示过去一个月睡眠充足的成人为29.6%。
　　CDC带领这项研究的负责人麦克奈特艾利指出，与睡眠不足相关的健康问题，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沮丧，以及危及健康的行为如吸烟、缺乏运动、酗酒等有关。
　　麦克奈特艾利表示，这些人要改善睡眠质量，便应拥有规律的上床时间，并且在睡觉前节制咖啡因或其它刺激性食品的摄取。
　　据另一项2006年的医学调查指出，美国人睡眠和休息不够的因素，主要是工作或生活习惯所致，其中包括忙碌的工作行程或轮班制工作；不规律的上床时间；深夜看电视、上网的习惯；或是饮用含咖啡因和酒精的饮料。
　　美国全国睡眠基金会报告表示，大部分成人每天所需的睡眠时间为7至9小时，才会感到拥有充分的休息；5至12岁孩童为每天9到11个小时；11至17岁青少年则为8个半到9个半小时。
　　CDC的研究同时发现，年纪大的人抱怨睡眠不足的比例比年轻人少，其中55岁以上的成人表示睡眠不够为7.3%，但18到34岁的年轻人则为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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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牧图    时间: 2008-3-5 23:52     标题: 雇主老板敲骨吸髓 美国男女无力欢爱
雇主老板敲骨吸髓  美国男女无力欢爱
按：大江南北的爷们常常抱怨道：下班（或加班）回家后，连睡老婆的劲都没了。看来这方面早就与美国接轨了。
美国人均睡眠时间缩短 20%成年人晚间缺乏性趣 
2008年03月04日 07:35:48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美国睡眠协会三日公布的调查显示，由于白天工作时间延长，美国人平均睡眠时间缩短。同时缺觉使得不少人上班打盹，疲劳驾驶和缺乏“性”趣。
    这份调查报告称，目前美国人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最多达九点五小时，其中包括在家办公的时间，这使很多人不得不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
    如今上班族在工作日晚上的睡觉时间平均为六小时四十分钟。
    由于工作时间延长，睡眠时间不足，不少美国人在日间的生活工作都大受影响。调查发现，百分之二十九的受访者称在上班时间会打盹或者昏昏欲睡；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表示自己在开车时会因想睡而走神；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称，因为晚间困乏而缺乏“性”趣。
    调查还发现，面对缺乏睡眠的困扰，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访人称会选择在工作时间照“睡”不误。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则选择在周末补觉，还有百分三十二的人选择在白天困乏时用含咖啡因类的饮料提神。
    美国睡眠协会的执行主管戴瑞乐表示，全美大约有五千万人都常年饱受各种睡眠问题的困扰，从而影响到个人的事业和家庭。他希望该调查报告能提醒大众意识到睡眠的重要性。(中新社纽约三月三日电/邓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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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牧图    时间: 2008-3-6 21:46
美联邦调查局承认违规获取公民个人资料 
2008年03月06日 05:38:30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华盛顿３月５日电（记者杨晴川 王薇）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５日在国会作证时承认，该局在调查恐怖活动的过程中曾多次违规获取美国公民的个人资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２００６年。但他表示目前该局已采取措施纠正了不当做法。
    他说，联邦调查局的上级部门美国司法部很快将发表第二份有关调查报告。去年３月，司法部发表报告说，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５年，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公民个人资料方面滥用权力，违规３０００多次，其中严重违规６００多次，主要涉及滥用“国家安全公函”调查个人电话、电子邮件和金融记录。而第二份报告发现，这种违规现象一直延续到２００６年。
    米勒称，联邦调查局已进行相关改革并实行新的内部监督机制，杜绝了上述违规行为。
    联邦调查局违规获取个人资料的行为引起了美国各界关注。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滥用权力、侵犯个人隐私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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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评论] 美国产业工人的斗争与无奈（美国工人状况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