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28 十一月 2011.
新自由主义“先富政策”的破产和“种族隔离”户籍制度的恶果
陈励志 中国劳工论坛
2011年10月26日至29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政府随意增收针对童装作坊业主的税费，而且征税人员殴打不满的安徽籍业主，引发大规模群体性骚乱。
以安徽籍外来工人和童装作坊业主为主（也有来自其他省份的外来人口），数千人参与骚乱，前后持续长达三天。此次骚乱至少有20多人在冲突中受伤住院，至少70、80人遭拘留，近千辆民用汽车被砸（据网络消息，至少4辆保时捷与113辆奔驰被砸毁），其中既包括当地浙江牌照的车辆，也包括后期湖州本地居民报复时砸毁的安徽牌照车辆，及十数辆警车。
湖州自古有“湖丝衣天下”的说法，织里是中国著名的“童装之乡”，位列全国千强乡镇89位，2010年销售收入过200亿元，占全国童装市场份额的三成。织里镇辖46个行政村，总人口30余万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10万人，而外来常住人口超过20万人。外来人口中约13万以上来自安徽，而安徽人中又以安庆人居多。
目前，织里共有在册的各类童装类企业12200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微小型企业，即以外来人口为主的童装代加工的家庭作坊。这些家庭作坊从大企业和服装经销商处承接加工订单，赚取加工费用；多设在镇周边的行政村中租用当地人的住房，往往家居与作坊在一起，生活与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一个家庭作坊多则五六台缝纫机，老板雇佣几名亲友同乡，少则就一两台缝纫机，就夫妻两人维持，收益微薄，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到十六小时，从早上8点连续工作到晚上12点也并不少见。
童装业每台缝纫机每年销售额平均大约在10万-15万元左右，以20%的利润率计，（作者注：作为代加工的手工作坊其利润其实还低于此），再除去工人工资，（湖州当地最低工资为市区1160元，周边郊县1060元），作坊业主和所雇工人合计每月收入不过获得从每台缝纫机上获得的收益最多不过是3000到5000元，而这意味着工人往往需要每2周才有一天休息日，平时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以上。
此次事件起因是湖州地方政府连续调高向当地童装作坊业主收取的综合税，该项税额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并不存在，而从2008年后逐年以翻倍的形式上涨，2009年是160元，2010年是343元，今年则再次涨至626元（另附40元卫生费）。600余元一台纺织机车的税费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小数目。
根据湖州市吴兴区副区长的说法，这一综合税包括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教育附加税等税种，也被称为“机头税”；即根据每户童装生产作坊拥有的缝纫机数量收取固定金额税费，而且作坊缝纫机数量少于五台的，一律按五台起征收。这样就意味着那些只有2台机车的夫妻作坊也要至少缴纳3000元的起征税额。
而当地镇上，由于固定编制税务人员有限，大量雇佣本地的临时工作为税务征收人员，这也造成当地收取税费非常随意，为完成税收额度（与征税人员个人收入直接挂钩），常常采取威吓和暴力征税的方式，征收税费时往往不出正规税票。或者为了中饱私囊，如果有人主动以钱物行贿征税，还可以少缴纳税额。根据记者在现场的调查，有业主表示给征税人员送了200、300元的一条烟，就能免除700、800元的税收。
而且事实上在前几年，当地多数安徽工人多是在本地开办的服装厂中工作，但发现在工厂中虽然工作时间长，家人分离却收入有限。同时当地童装加工业继续发展，需要大量分散加工能力，所以这些安徽籍工人陆续离开工厂，建立自己的加工作坊，以期通过独立的计件生产多获取一些收入。但在具体税收问题，由于户籍制度和地区差异，来自安徽和其他外省籍虽然在当地生活了数年乃至十数年，但是这些仍然是当地的“外人”，既无法享受当地的基本社会保障，包括教育和医疗等，更无参与本地事务决策的权利。这也是使安徽农民工一直表示不满的一个重要诱因原因，使这些外来的务工人员对于当地政府征收税收更加不满。（当然本地户籍的居民也往往没有议事的权利，如在针对童装厂的税收问题上，本地居民开设的服装厂今年也面临双重征税，虽有怨言却无从表达）。
今年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海外订单下降竞争激烈，通货膨胀导致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继续上涨，所以众多中小型加工企业利润更加微薄，许多作坊面临不做则无收入，即使拼命做却也所挣无几的局面。因而对于税收翻倍增加更是不满。
骚乱事件起因是10月26日上午，一名安徽籍作坊业主的女老板因为其作坊只有两台机床，而拒绝缴纳3000元的机头税；当地征税人员在两次上门征税无果的情况下，动手殴打了女作坊主，导致其骨折。引发周边相同处境的其他安徽籍作坊主和工人的不满。数百人集中前往镇政府抗议。但当地镇政府官员没有积极出面解决问题，反而出动派出所的警察以暴力强行疏散聚集抗议的人群，但暂时被强行遣散的抗议人群继续在同乡间传播相关消息。到10月26日傍晚，上千人散而复聚集中在镇政府和镇中心地区，由于当地政府官僚仍然拒绝出面处理问题，而仅有的警力全部被集中用来保卫镇政府。抗议人群在久候无果，又缺乏组织与共同诉求的情况下，局面开始失控，部分抗议者为泄愤，开始打砸政府办公大楼和沿镇中心富民路和景富路的周边的建筑物及停泊在当地的浙江牌照车辆。
当时，有不少驾车经过或停车在附近的车主纷纷迅速逃离和绕路，但有一名车主在驾车离开时，撞倒8名参与抗议的安徽籍抗议者，更引发抗议人群的不满；并引发传言是当地镇政府办公人员有意所为。由此，骚乱全面升级。虽然地方政府从全省调动数千警察、防暴警察和武警进行镇压；其中包括武警机动师和防暴装甲车等。但聚集的群众仍然开始砸毁和焚烧各种车辆，并甚至攻击警方的车辆。
在随后的3天里，骚乱人群时聚时散，任意攻击车辆和建筑的情况，则引发了当地湖州籍居民的不满，而地方政府不仅没有疏导矛盾，反而鼓励本地居民进行“持械防卫”。当地居民凭本地身份证可以从派出所或者社区办公室领取钢管一支防身，而这也被当地居民视为政府默认其进行反击。于是，本地青少年居民手持棍棒袭击安徽牌照的车辆，并盘查路上的外省籍人士；如发现可疑的，或者痛打一顿，或者押送到当地派出所。这也引发了大量安徽籍务工人员大批逃离织里镇返回安徽。（从湖州市前往相邻的安徽广德和宁国等县市开车只需2小时左右）。
骚乱持续近4天时间到10月29日，期间安徽和浙江双方网民也在网络上互相攻击对方，当然由于当局的网络审查和屏蔽，大量消息无法得以发布。但因为信息屏蔽和当局有意粉饰问题（称只有数百人卷入冲突），更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在此次骚乱前，虽然安徽籍外来人员与湖州本地居民之间在关系上不算融洽无间，但实际相处中本也相安无事，没有双方的恶意的言辞和人身攻击，因为临近年关，而安徽本地缺乏类似的密集的童装加工和销售市场，而织里当地也紧缺劳动力，所以不少安徽籍工人直到11月初才回到织里继续工作。但此次骚乱后双方间隔阂严重，很少再有交流；即使本地老板需要雇佣工人，也优先考虑其他省籍。
湖州骚乱绝非是孤例，其与今年夏天在广东潮州与广州增城发生的四川籍农民工与本地社区的冲突和骚乱有众多类似之处。都是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日积月累的矛盾在某些危机的引发下全面爆发。几乎已经形成，各地局部个别的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多会发展成为群集性抗议事件，众多底层民众以此为契机发泄心中蕴藏已久的不满，但由于缺乏民主的组织正确的诉求，加之当局的有意诱导和强力镇压，导致抗议事件转化为暴力泄愤，或引起地域矛盾，或授人以柄，给官方进行进一步暴力镇压提供借口。简单的暴力泄愤并不能改善广大底层民众的处境和解决根本矛盾，而当局这种嫁祸于人与转移矛盾的手法也不可能就此实现消弭冲突和实现“稳定”的目的。因为，矛盾的根本原因早在危机之前已经是根深蒂固，也就是不公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种族隔离式的两元化户籍制度导致。
而与之相伴的是，各地工人因为临近年关，老板关厂欠薪或者取消加班导致收入降低（众多血汗工厂工人如果不加班根本无从获取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今年，仅东莞一地就有150间中小企业倒闭，不少企业消减加班和减薪引发罢工不断，东莞在三周内就有分别三起数千工人罢工和上街抗议引发警方暴力镇压的事件。而高铁项目的大面积停工，导致500、600万建筑工人被迫停工，有部分工人欠薪达半年以上，10月底在兰渝铁路沿线四川甘肃等地数万工人围困沿线中铁集团十数个下属公司和工程指挥部讨要工资。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财政税收增速是GDP的3倍，而宏观税负已近GDP的4成。在经济增速全面下降，而通胀居高不下（在10月前连续4个月CPI超过6%），民众已是不堪重负。而当局在临近年近之时，财政突击花钱挥霍公款，据媒体预计，在11月与12月2个月内，财政要突击消费3.5万亿元，这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
要真正实现和谐与平等，杜绝类似骚乱事件再次发生；就必须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官僚专制制度进行根本性改变，建立独立民主的工会与社区组织以团结不同地域的工人，从而真正确保民主平等和建立为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分地域与民族）的利益服务为目标的社会运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