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农占厂访谈录
对01年人民起义期间自发占领扎农陶器厂的工人们所做的精彩报道,包括各种背景情况.
这篇报道在03年12月发表于野猫,不过到06年才被翻译成英文并加了段导言.尽管过时了些,但里面依然包含许多对占厂过程各方面的独特分析.文章也被翻译成德文和波兰文发表于www.wildcat-www.de
扎农厂所在的内乌肯省是90年代群众抗议浪潮的中心,库特拉尔科地区汇聚了一大批激进的工团主义者.所以不象其他地区,当地的许多私有化行动都失败了.06年五月,当地教师们在持续一月的罢工后得到了40%的加薪.当然,最有名的事件还是工人们对扎农陶器厂的接管和经营.2000年工人们开始罢工,老板锁紧厂门不闻不问,于是工人们索性占领了工厂.01年十月,工人们正式宣布工厂'由工人控制'.到02年三月,工厂恢复了正常生产,03年四月,法院判令警察将工人们强行驱逐,工人们的反抗斗争得到广泛响应,3000多市民上街声援扎农工人...在工人自治期间,工厂雇佣数从300增加到470,月收入增加了100比索,产量提升了,事故数却下降了九成.
扎农厂工人一直在向当地及中央政府呼吁,吁请他们正式承认该厂作为国有工营(国家所有工人自主经营)工厂的地位.这也是许多类似的阿根廷工厂所呼吁的.这意味着工人们能摆脱被驱逐的危险,并能相对容易地联系业务.但这一要求遭到了MPN掌权的地方政府回绝,而基什内尔当局对此事也无动于衷.不过工人们的愿望得到了内乌肯省公众的广泛支持,他们收集到了9000个声援签名,该提案也即将在省议会上付诸表决.
更多信息可关注http://www.obrerosdezanon.org.
关心阿根廷占厂运动的人还可以留意一部记录片<工人当家>http://www.thetake.org/
扎农--在阿根廷工人手中
简介
整本小册子都是关于扎农这么个南美小工厂?
没错,我们觉得这次不寻常的工厂占领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扎农不是小作坊,而是一个拥有高效自动化生产线的现代工厂.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工人们自个儿能使用好这些先进设备,但他们做到了.在艰难时世,他们既没有向老板苦苦求告也没有选择去做半死不活的小生意,他们接管机器组织生产,甚至还能享受劳动的乐趣,这比他们占领Brukmann纺织厂的工人兄弟可好多了,织工们不得不以更大的劳动强度去维持自己的收入.扎农厂的工人们不但显示了他们将生产'置于工人控制下'的能力,更在挫败各种阴谋诡计的斗争中显示了极大的团结性.这次占厂不象其他案例那样短命,经过不断争论和变革,两年中工厂里已经发展出了自我组织和直接民主.扎农的工人们不仅满足于他们眼前的斗争成果,他们还广泛探讨着新社会的面貌和实现方式.
跟别的地方一样,要根本改造阿根廷是非常困难的.01年12月19/20号的起义标志着人民的觉悟和国家机器合法性的丧失,人民要把社会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从那时起,阿根廷就变成了各种社会运动的实验场,但,也仅只是实验场.尽管拉美形势一度紧张,但起义终究没有漫出过阿根廷国门.两年蛰伏后,统治者似乎又恢复了元气,基什内尔把运动头面人物拉到了圆桌会议上,他的收买政策看来取得了初步成功.不愿意跟着玩的家伙就等着收拾吧.
扎农厂的前途取决于大形势,当运动消沉下来,厂子孤立依旧,那么工人们要维持自己的斗志和干劲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失去了政治动力的'自我管理'就有滑落到资产阶级'日常生计'去的危险,留下的可能只是厂里工人的铁饭碗,而不是一个走向不一样未来的蓝图.不过考虑到资本主义危机的普遍性,扎农和Brukmann的工人就不仅只是对阿根廷群众运动具有典型意义.在不远的未来,扎农和Brukmann厂工人们曾经面对的问题就会摆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在遥远的巴塔哥尼亚边区发生的一切会对我们的回答有所启示.
在工人控制下的Brukmann和扎农厂
阿根廷已有超过150家企业被工人占据,从作坊到服务社,从工厂到四星级酒店.这里绝大多数实体都已经破产或者濒临破产.这些企业里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但很少有象扎农或者Brukmann厂的工人们这样富于政治色彩,大多数占厂都被让企业起死回生的工作搞得焦头烂额,而Brukmann和扎农厂的工人们则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对他们来说,比拯救他们的饭碗更重要的是把生产过程夺回工人自己手中.这也是两厂工人呼吁的'国有工营'概念的本质.大多数占厂表现出合作化倾向,但合作化更侧重自治和自我管理而不强调国家所有权,实际上,合作化也是今天阿根廷的流行概念,统治者可以以此轨制群众运动.先给占领者们体制内地位,让他们按照商业规则玩,承认私人财产权,等企业活过来了,他们可以从老板那里买去产权.许多占领者选择了这种'合法化',因为这至少能避免被强行赶走的压力.
03年四月,Brukmann厂工人们被强行驱逐,在数月的街头抗议后,他们最终结成合作社以满足合法托管的条件,最终在当年十一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决定将工厂托管给工人,他们总算能回到工厂了.扎农厂的占厂则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合法'确认.(关于托管制度和对'合作化或工人控制'的探讨,参见<进退两难>一节)
在实验场
02年四月,为了了解新的人民运动,我第一次来到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个星期里,每天都有抗议集会.退休的,租客,失业者...各种团体都在抗议,包括以前从没听说过的团体'被骗的储户'都在银行门口示威.不过当时在这个拥有悠久阶级斗争传统的国家(参见<阿根廷阶级斗争>一节),工人的参与还不是那么醒目.一个例外是Brukmann纺织厂的占厂及其后开始的活动,比如Brukmann和扎农厂工人在街上开的,有700人参加的第一次'护厂大会'
03年三四月间,我再次来到阿根廷,这次我想看看不断增加的被占工厂中发生着什么,我打算找一个企业蹲点.人们告诉我Brukmann没法进,扎农厂还行,于是在最初的犹豫之后,好奇心战胜了对陌生的排斥,我起程前往内乌肯.
到厂里转了一圈后我明白要在那里找个活会很不容易.对一个从没有制陶经验的非熟练工(还是临时的)而言,我能干的也就是给满是灰尘的车间扫扫地.友善的工人们还是让我作为访客加入进来,他们给我收拾了个住处,并且允许我在这不同寻常的工厂里住上三个星期.
在这小册子里记录了对十三个扎农厂工人的访谈,当然,还有许多工人给了我帮助和启迪.这些同志的乐观主义深深感染了我,'Se puede',同志们一遍遍地对我说,我们能行,团结起来,我们能行,没有什么不可能.在扎农这不是口号,而是深刻的经验.从前的扎农厂是沉默的奴才和独裁的老板组成的,团结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同志们一开始想要干些啥的时候都很担心:'工友这鸟样啥都干不成,工人阶级这鸟样啥都得不到',而今天他们正和这些工友一起站在运动的最前线.他们首先抓住劳资委员会,然后是工会,他们争取到在厂内集会的权利并开始斗争,为了反抗关闭工厂的恐吓他们占领了工厂自己管理.他们赢得了群众支持,他们帮占厂工人和其他积极分子谋生,并把大家组织起来.他们把驱逐行动顶了回去.他们依然坚守,这是他们自己书写的传奇.
小册子里会提到的扎农厂工人
罗莎和迪莉亚是厂里少有的女工,她们是流水线末段的质检岗,已经分别干了十四年和二十年.她们没有工会里的正式职务,不过在记者招待会等公开场合发言的总是她们.
安是02年底进厂的,在小卖部工作,她儿子丹尼尔费拉斯2000年七月死在厂里.
马里奥和尤甘诺是冲压机的操作手,在厂里干了十一年.在占厂前他们没有参与过斗争的组织,当时他们还吓了一大跳.
里卡多'福瑞德',工龄七年,现在在手工生产釉料滤网和特型陶器的部门工作,他把关于扎农的报道收集起来,在电脑上做了个'斗争简史'.
罗兰是个工龄二十年的普工,跟工会或其他什么组织都没关系.
纳塔利奥'奇科'以前是普工,现在在研究部门工作.
丹尼尔81年就进厂,他是个维修工,也是没有工会职务的积极分子.
朱立安工龄七年,在上釉流水线工作,并且被推选成了他们部门的代表.
卡洛斯'马诺塔'以前是车间领班,在斗争期间他站在了工人一边,现在被推举成了工厂事务的主要协调人.
艾多度是失业青年工人小组MTD的积极分子,02年中,他作为第一批MTD支援占厂斗争的力量进了厂.
劳是93年进厂的普工,以前不得不在厂里最不舒服的岗位-经理办公室窗前-干活,他也是扎农厂最早的工人组织者之一,现在他是内乌肯陶工工会(SOECN)主席了
阿历克斯于科隆,2003.11
扎农--在工人手中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车行十五小时,穿过无尽的潘帕斯草原,内格罗河谷的巨大种植园,继之以沙漠,终点站是巴塔哥尼亚北部的内乌肯.汽车站有一个扎农厂同志在等我,从他的连裤工作服和工会标志上就看了出来.朝Centenario再走八公里,扎农厂就在高速公路边上,周围是另一个纺织厂,几家公司,一座监狱和一个小居民点.我们到了,一块巨大的户外广告版上宣示着:扎农在工人手中.在厂子大院的一个小房间里,扎农工人们设立了他们的'媒体和公共关系部',电话和电脑上来往联络不断,各种集会的器材和大摞海报宣传品堆满房间.角落里人们边喝茶边讨论,两个同志正在撰写一个小砖厂(维拉陶器厂)的占厂声明,他们正打算明天堵路声援.几乎从一开始扎农工人们就懂得把事情搞大,在01年三月他们的第一次罢工里,工人们就在Centenario和内乌肯街头筹措食品,他们一次次走上街头,把他们的想法广泛宣传,并与其他运动积极联络.这也是因为工厂生产设备的先进,从而使工人们能匀出人手来处理政治行动和公共关系.
工人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对工厂的先进咋舌不已的访问者.大多数工人对此非常欢迎,他们与访问者分享生产知识,工人当家的自豪感以及对政治变革的热情.我的向导卡普里奥从前在搅拌车间工作,那时他只知道低头干活,但随着他对工人委员会的积极参与,他也被推举为占厂后的一位协调员,他现在和另一位同志一起负责调解整个生产流程:'尽管我没有资质证书'.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还有许多次听到过这句话.
丹尼尔:直到现在,我才了解了工厂的全貌.占厂以前,如果我离开自己的部门,就会有工程师过来盘问我要干嘛.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的话可能就会被警告.今天我可以在厂里随便走动,结识每一个人,而之前的二十年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那些原料配送的.在这样充分的交流之后,你才能把握住自己工作地方的整体面貌.
扎农是生产釉面砖和其他陶瓷制品的现代化工厂,该厂成立于1980年,拥有12条流水线,最先进的一条建于1993年并在97年进行过技改.整个生产过程首先是把泥土搅拌匀,粘土经过一系列过滤风干的处理后再在冲压机中成型,成型后通过高温上釉着色,再在各条流水线上组合分装,经过质检后运往各地,以上过程都是高度自动化的,工人主要的职责就是控制,维护,调节和投料.质检部门一些需要细心的工作有少量女工,她们用荧光笔在产品上标注等级,然后机器会据此自动分拣,并在包装上打上质检员等信息.跟热火朝天的厂子办公楼相比,这些劳动看上去挺轻松的,我第一次进车间时甚至觉得有些荒凉,因为缺乏原料的关系,当时只有一条生产线开工.但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工人们一点也不慌乱,工作氛围快乐友善而又团结.
罗兰:现在没有人来逼迫你了,这是个本质的改变.以前可不是这样,老板和领班骑在你头上,你干的越多,他们给你的活越重.
尤甘诺:你得完成指标,满足质量,还别搞出生产事故,八小时结束别忙着下班,老板还有一堆活等你干呢.
马里奥:他们眼睛总盯着你,要是有半小时没见你人影他们就会到处搜索你,他们不能忍受看见你无所事事.
同志们在小卖部角落搞了个活动区,他们能在那里歇一歇喝杯茶.而之前这可是严格禁止.厂区的树荫地里人们讨论着生产,政治,当然,还有足球.他们把以前的园丁请了回来,按新标准给他薪水-也是所有人的薪水标准:每月800比索(约合270美元),操作工,化验员,工会秘书,厨房大娘,MTD进厂工作的同志,门卫以及律师,一视同仁.
01年十月工人们占厂,次年三月在'工人控制下'重新开工,当时有270个工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20人,'工厂监狱'也变成了工人自我管理和直接民主的试验田.
迪莉亚:开始罢工那天晚上,我在厂门口的帐篷里和女儿喝茶聊天,这一切现在想想都象做梦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进去把机器再开起来?对这个念头我们当时都还犹豫不决.
生产不需要老板
在长期欠薪和工厂倒闭的威胁下,01年十月工人们占领了扎农厂.在劳动仲裁庭上,他们取得重大胜利:关闭工厂被判定为非法,40%的存货划给工人补偿欠薪.02年一月,资方提出重整方案,打算把工人裁减到62个,占厂工人拒绝了它,他们依靠募捐和变卖名下资产坚持斗争,到二月底,他们决定自己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之前的370名雇员里有270人加入进来,其中没有一个技师和经理人,领班里也只有两个人站在工人这边.
马诺塔:我是82个领班中的一员.99年厂里已经出现了针对福利和劳防的不满呼声,第一个富于斗争性的工人委员会也建起来了.作为领班我们不能掺和,要不然就得滚蛋.接下来焦点集中在薪水上,工资从来没准点发放过,偶尔会给你100块比索,下一次就不知道啥时候了.我实在是受够了,跟其他领班说了之后,他们也同意采取行动,不过他们希望自己干,不要跟工人一起,当然最后也就是放了个响屁.于是下班后我开始找工人委员会谈,这当然不能在小卖部里,要不然让资方看见了就得当场解雇.2000年我加入了工会,当然在资方面前工人们都会掩护我,我不出头,但内部同志知道我的身份.直到01年三月,整整十个月的欠薪让我忍无可忍,我主动提出参加工人们的公开集会.当时这着实轰动了全厂,我跟他们说我就光杆一个,但我支持工人们的斗争.至于后来,又有一名领班加入了进来.
对工人们来说,让生产线重新运转没啥难的,没有人再怀念起那些领班了.
福瑞德:最要紧的是我们现在自己拟定计划,互相协作.我们是干这个的,我们知道怎么干好它,但如果以前你想向资方提什么合理化建议,领班和经理可不会睬你,你还得按照他们的规矩干.昨天我发现材料有点小问题,我就到那条流水线上问当班同志是怎么回事,然后把我自己在那个岗位上干活的经验告诉他们,果然挺有效的,而在以前,一切都得根据工程师的文件夹打转,有一次好多贵重原料报废了,原来监工在文件夹上把15克颜料记成了15公斤,这种大乌龙已经好多次了,工人们不想再帮他擦屁股了:'你不是让我们投15公斤料么?那就投呗.....'资方事后追究的时候在15公斤的数字下发现了监工的签名......
朱立安:重开生产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胜任愉快,我们学习了许多新知识,我们更显示了巨大的创造性.从设计模具到研究新产品,我们都干的很好.这是巨大的变革,不单单是指产品更有竞争力,更是指我们在为他人劳动,并且想拿出最好的成果.我们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从前没有,或者说从前没有机会发掘的能力,这些能力在老板的严酷压榨下是被抑制着的,他把你当不吃草的马拼命抽打,你自然就会想:'我不想给你付出那么多'.如此一来,所有的创造潜能也就自然萎缩了.劳动与学习的乐趣在细密苛刻的规章制度中消磨殆尽,当老板让你干点其他活的时候,你会觉得:'干我屁事,我已经够累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得出了啥状况倒霉的又是我.'.而现在,我们对新的工作和知识充满热情.
在接管生产几个月之后,工人们决定推举各个部门的协调员以正式取代以前的科层管理体制.
福瑞德:这是基础性的一步.协调员会为我们传达信息,并且是工人管理生产的原则的具体体现.一次会后他们到我们部门说:'伙计们,我们得停下来,颜料不够了,大伙看看明天能不能先做其他产品?'于是每个协调员都回到各自部门调查情况并在第二天的协调人会议上讨论,只要愿来,这个会议工人们也能参加.
马诺塔: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都是称职的,但我们还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在厂里怎么活动?我们怎么避免好心办坏事?去年七月份我们都意识到必须组织起来了.一次集会上我们决定每个部门--粉碎车间,冲压车间,高温炉,质检部门,销售部--都要推举协调员,协调员们每周碰头两次.这之后变化是显著的,工厂运转顺畅了起来,我也有幸被选为一个协调员,这占用不少工余时间,但我乐此不疲.
朱立安:我是冲压车间和上釉工序的协调员,工友们把我选了出来,当然,我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以前可不是这样,要是谁开始向上爬,那转脸就看不起你了.比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更难组织的是专业人员,工人们对采购,销售,宣传或者研发都没啥经验.
奇科:以前的工程师已经撂挑子了.于是我们找了些有相关经验的工人充实进化验室.我们努力学习,尽管状况不断,但我们正一点点适应.
艾多度:我从没在化验室干过.以前我干的是装卸,投料之类的力气活,现在我得考虑原料配比,我觉得自己挺有创意的....
丹尼尔:我们里头几乎没人在办公室待过.对工人来说这些任务相当辣手.不过我们得到了外界支援,好几个会计和管理人员加入了我们的斗争,我们边学边干.他们的生产原料来自马普切.以前扎农厂老板拖欠了马普切的货款,在占厂后,马普切方面还是和工人们继续合作,为工厂提供原料.工人们把一种新款瓷砖命名为'马普切'以表达谢意.他们还生产了一种'Obrero'(工人)瓷砖,物美价廉.现在扎农厂的瓷砖品牌是FASINPAT,缩写自'没有老板的工厂'(a FAbrica SIN PATron).由于没有赊销或批发的合法资格,产品只能在厂门口销售.人权组织'五月广场母亲'在应付官僚机构方面给了他们许多帮助.
罗兰:天知道扎农老板从我们身上榨了多少钱.现在只是利用一小部分设备我们就能顾好自己了,要是产能全开,那得赚多少钱呐.足够我们在这安排1000个工人再给他们很好的收入.以前我们都看得到,每天至少有二十辆卡车进出,二十辆啊,还只是批发商,他们从早上六点就开始装货,到晚上十点还没完.许多产品都出口国外.而现在,我们就是靠一包一包的零售维持生计.
不合法身份带来许多官方问题和高度的不安全感.驱逐的阴影始终存在.但另一方面,工人们不必承担设备投资(据估计达1.2亿美元)的利息,也不必考虑折旧基金.但任何企图使企业恢复利润的'合法化'必定都会导致劳动压力的剧增.他们现在证明自己能够不靠老板去运转一个高度复杂的生产过程,并建立以协调员和集会为基础的直接民主.但随着市场和利润的外部压力,劳动强度的增加包含着旧的科层等级卷土重来的危险.扎农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福瑞德:万一老板想回来,那他必须保证不做任何人事的变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讨论.我们会做让步,但底线是必须保证我们在这里的饭碗.老板不喜欢这个条件,他需要驯服听话的工人,由着他为所欲为,而今天我们在厂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发言权.
我们开始互相了解...'
关于占厂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许多人给出了这个答案.
丹尼尔:你定了岗就不能随便走动,每个人都被分割在不同的部门,我们还得穿不同颜色的衣服以区分彼此的岗位.
朱立安:你别想有机会和工友轻松聊天,他们要的就是我们彼此陌生,陌生感带来自私,他们不允许我们相互接近.
福瑞德:在斗争中,我们联合起来并重新认识彼此.以前你打完卡就进部门,认得的只有周围的同事.而现在在集会上你可以跟任何人打交道.在和同志们互相了解的过程中你会体会到继续斗争的重要性.
占厂后工人们第一时间推倒了部门间的隔离墙.陌生同事变成同志,憎恨的工厂变成乐园.有时候你下班后从车间走到厂门的短短一段路得花几个钟头,不断有人为各种要紧事找你,事情办完了可能就是又一次茶会或烤肉.因为有人会带肉过来,用化验室的煤油炉作烧烤.
占厂后还维持着原来的三班倒排班,因为高温炉是不能关掉的.特殊岗位的人员和协调员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五点钟,不过一般都会在厂里多待一会.
丹尼尔:以前我到点就走人,因为工作实在是很单调,不过就是混碗饭吃.但现在不同了,我们处境还很艰苦,得有自觉性,在会上我们常常提到一些同志还带着过去的局限性,比如有同志会问我:'瞧瞧,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干呢',但我喜欢这样.今天的问题我就想今天解决,哪怕花上十来个钟头也行.其他同志就是朝九晚五,他们说已经不能再忍受长时间劳动了.所以千人千面,我们有各自的性情.
新视野
在斗争以前,扎农厂工人们都是些'正常工人',他们的话题是足球,少有人关心政治.今天的工厂是讨论的空间,象阶级斗争或者革命这样的字眼不会在这里引起见到天外来客式的惊奇.直接民主和频繁的聚会使政治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事.视野被拓宽了,工人们和外界联系密切,各地乃至各国的访客不断.
丹尼尔:我们有个代表团将到罗萨里奥开会.工团主义者们说让没出过远门的同志去见见世面,这样能多学些经验,了解一下外界对我们的观感.否则我们就有闭门造车的危险.许多去过外地的同志回来都说:我们从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对我们感兴趣,我们就象革命英雄一样.
02年奇科和律师马里亚诺一起去了意大利,伦敦和巴黎.
奇科:这在我真是件了不得的事情,陌生的城镇陌生的语言让人有些不知所措,在会上我们谈到了扎农的斗争史,怎样接管工会,还有关于其他工厂,关于地区斗争(Coordinadora del Alto Valle),关于和Brukmann厂的合作,关于占厂者的会议.我们就工人控制和合作化展开探讨,我们说,他们问,比如阿根廷形势如何,我们能坚持多久...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结识了各路人马,有的来自大型金属业工会FIOM,有的来自服务业工会COBAS,有的来自社区中心...行程过半后渐入佳境,双方
都进入状态,讨论越来越有趣,启迪与疑问并存,相互交换信息,我们的旅行还被媒体报道了,来找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随后我们参观了西西里的菲亚特工厂.当时正值菲亚特工人大罢工,这可不是270个人,是成千上万工人,截然不同的现场感受.这次罢工和我们的动因一样,都是因为资方宣布的所谓危机.我们参加了一次他们的聚会,一些电台和电视还报道过.工人们问我们菲亚特能不能也搞占厂,我们为此展开讨论,记得我们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要团结,工人要抱成一团,抵制老板的破坏.我们在意大利待了一个月,每天都有会议,有时又两场,想想真是疯狂.我们和许多对大工会失去兴趣,试图直接行动的团体进行了交流.
迪莉亚是厂里少数几个女工之一.03年初她和SOECN的书记阿莱亚多洛佩兹参加了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
迪莉亚:同志们真的选了我!这真值得纪念,当然如果还有其他女工能选出来就更好了.当时会上说有个和洛佩兹同志一起出差的机会,共有六男一女候选,大家觉得不能两个人全是工会专职干部,得有一个基层工人,这时有人就说了:'干吗不选一个女工?',于是我就这样得到了提名.我的心胸宽广了起来,我来自一个不问政治的家庭,但今天我会为任何不正义而忧伤,我习惯了沉默,但我想要抗争.
Brukmann和扎农:组建托派政党?
在阿根廷群众运动中,大量托派激进小团体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传统上,托洛茨基主义一直是阿根廷左派的重要部分,每当有些什么运动的时候,总能见到托派的影子.而在这些社会运动中,有组织的同志一般也比刚参加的人更为引人注目.所以乍一看去运动仿佛就是哪个政党所规划的.
在阿根廷所有托派组织都想从社会运动和工人斗争中为他们派别谋求利益,这经常起很不好的作用.自起义开始以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某公园每周都会举行人民会议(Interbarrial),为许多社群提供辩论空间.但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攻讦让参与者们寒了心,慢慢的大半人都不来了.
关于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PTS)是否主导了Brukmann和扎农厂的斗争,一直存在争议.诚然劳戈多和其他一些扎农工人是PTS成员,Brukmann厂也有工人作为PTS推举的党外候选人参加过03年九月的省议会选举.但就此想当然地认为这几个党员干部能把300个工人划拉到自己大旗下,这就很荒谬了
在国有工营的口号和厂内讨论中关于工人力量和革命的议题上能看到这些有组织同志的影响,不过你没必要跟托派的观点保持一致,这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被实实在在地讨论着:一个不同的社会是怎样的?我们怎么达成目标?我们需要革命先锋队么?我们要工人政权么?或者只是作为反对派存在?阶级斗争还是民众主义?
在扎农,原本充满精英色彩的政治讨论就在生产线边上进行着,议题都很实际:如失业者组织的战略或扎农厂下一步的斗争.也有些经久不衰的议题:比如国有工营和工人政权的托派教条在工人的占厂实践中有了鲜活的诠释:'我们已经证明自己不靠老板也能管理生产,同样可以证明没有老板和政客,我们能管好国家.'
对许多工人来说,国有工营的口号主要涵义是:'我们不是要把厂子买下来,我们也不去做所有者,国家应该承担这个职责并把工厂托付给工人管理'.现在,曾经无人敢大声喧哗的地方已经变成了辩论的空间,这是工人自己做到的,而非哪个党派的成就,就象劳所说的:'在一个民主的空间里同志们自己会决定该干什么.',即便这也许会跟那些有组织同志的立场产生冲突.许多派别都想将扎农厂的斗争成就揽成自己的'功劳',在03年三月的内乌肯省议会选举期间,所有的左翼政党都在他们
的传单里提到了扎农厂
有人给扎农工人们提供了参选名额,不过经过集体讨论后工人们还是谢绝了.PTS对这次选举进行抵制,在他们号召抵制的海报上,画着一个扎农工人和一个MTD失业者.这张海报让工人们非常恼火,他们是拒绝了提名候选人,但他们并没有象海报上暗示的那样在抵制选举.在交接班的院子里,工人们为此开了个特别会议,他们向来自PTS的同志声明,决不允许自己被任何党派当枪使.许多评论者只是把眼光盯在几个所谓的领导人物身上并以此得出运动的激进主义特征,但这本小册子想要转换一下焦点,从工人自己的历程中看看基层发生了什么.
从工人贵族到工人先锋--扎农工人和失业者
从前扎农工人属于高收入的工人精英.在住房保障计划下,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廉租房.停车场上的重型摩托和小汽车象征着曾经的富足.而现在,好多人已经付不出租金(尽管还没人被赶走),更没有一个人能养的起汽车.在老板翻脸之前,扎农工人们觉得自己也是中产阶级的一份子.
尤甘诺:厂子充分开工的时候工人们过的都不错,申请贷款很容易,一说起你是扎农工人也挺体面.直到经济崩盘....
丹尼尔:那时候我们当然看到了身边的斗争,但我们可是在扎农工作,我们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我们经常还抱怨这些遇上麻烦的人:'我还得上班去,你们这帮家伙却堵着路.'那时我只是烦恼别迟到了,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要堵路.
罗莎:以前我跟政治一点不沾边,恰恰相反,当那些失业者堵路的时候,我还说他们应该赶快找工作了,别做这些无聊事.等到事情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我才醒悟到应该彼此支持.
迪莉亚:他们以前作着中产阶级的迷梦,而现在他们会对堵路行动报以理解,因为他们也同样被危机所波及.不幸的是,我们觉悟的有些晚了.对于以前有着银行存款和信用卡的我们来说,挨家挨户乞讨食物真的很艰难.以前我觉得自己就是或者将会是中产阶级了,我省吃俭用把女儿送进私立学校,我要她有个好学历.我对争取良好教育的斗争没有兴趣,我直接花钱买.
罗莎:刚刚走上街头让人特别难为情,觉得很滑稽.但随后我们意识到这是光明正大的权利和尊严的表达.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偷偷谋划斗争,我觉得应该斗争,但我在部门里找不到同志,老工会的官僚们更是什么也没做.
01年十月,扎农工人占厂,失业者们也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MTD
艾多度:占厂是十月一号,MTD成立是四号.以前失业者组织叫做圣罗伦佐区失业者委员会,大家群起仿效并起名为MTD(失业工人运动).当时扎农工人们正组织堵路抗议,先是在市中心,然后转到连接内乌肯和希波莱蒂的大桥.MTD很重视这一斗争,因为我们的宗旨是反对失业保护饭碗,而他们也正在为自己的工作而斗争.他们可以加入到MTD中来,随后我们就到了堵路现场支援工人,当时MTD内部还有人说他们又饭碗又工资,我们为啥要支援他们?而工人们也说我们为啥要支持这些失业者?他们很看不起我们.但随着在堵路活动中的相互支援,我们开始互相了解.
劳:把斗争延伸到厂外很不容易.要和教师们一起抗议或者将失业者引为同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也是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这样.工人大会一开始拒绝了我们的提议(最近又出现过一次),但是当运动向前发展,原则变成了实际的问题,把斗争扩展开来就有了现实需要并被工人们实际贯彻了.事实上,工人对失业者的偏见来自于政客和工会官僚.大多数工会蔑视失业者,不把他们当成工人阶级一员.还好内乌肯有一个独立的进步的失业者组织,要知道在失业者中同样有对工运排斥的情绪.我们求同存异,共同斗争.
丹尼尔:开始许多人排斥MTD,觉得这个组织里都是些粗鲁的浑人.在第一次共同行动后厂里有过许多争论:我们不想要这种同盟.还是工会的人说他们会保证今后行动的非暴力色彩,转头他们再要求MTD服从工人的意愿,对方同意了.
而今扎农工人和MTD结成了一种战略同盟.在各种示威,堵路,地区或全国性协调会议上,你都可以看到别着工会徽记的扎农工人和穿MTD衬衫的失业者并肩而坐的景象.这象征着一种新的独立工人运动的萌芽.
艾多度:特别精彩的一次抗议活动是扎农工人再次堵塞大桥,我们过去支援时穿着MTD的白衬衫,打着我们的标语.我们还唱着一首几乎成为圣歌的曲子:'过来吧,过来吧,这里有你的朋友.失业者,就业者,我们一起斗争.'所有人都哼唱了起来,双方的同志跳起来彼此拥抱--太棒了,白衬衫和褐工装紧贴在一起,唱歌,拥抱彼此,真的太棒了.那一刻我们真正发现了团结.作为这种团结的体现,失业者们进入了工厂.
自占厂以来,已有五十多个失业者进入工厂.扎农工人同意保证每人800比索的月收入.如果生产收益更多的话,还会增加雇佣人数而非增加现有工人的收入.在今天的阿根廷,800比索尽管是个有竞争力的薪酬标准,不过对谋生来说仍然相当紧张.所以有些同志就觉得应该把涨工资提到优先位置.当然这个动议还没有被正式拿到台面上,目前还是照原来的决定办.
福瑞德:当有人提出我们需要得到更多外界支持因此要给失业者在厂里安排工作时,许多人不同意.特别是老工人不赞同,他们从没遇上过这种事情.我们在一次大会上详细解释了这么做的重要意义:外来支持对我们的好处自不待言,这件事还具有政治上的涵义--当政府无所作为的时候,自己组织起来的扎农工人们还在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
劳:我们有很多讨论.但我们没有细究是否该涨工资以应付日常开销.最重要的问题是整个工厂的未来.厂子现在只开动了十分之一生产能力,如果能实现满负荷生产,我们就能赚到真正意义上的利润,而且这利润不是给哪个个人享用,而是为了所有人的福利.
"一切都是从我们的默默努力开始的"
扎农的占厂与自我组织生产有一个长长的前奏.在管理层和老工会的控制下,工人们不可能在车间里谈论这些事,他们只能在厂外组织自己.一个小组开始组织每周六的足球赛,通过这种方式同志们互相见面交流.球赛持续了一年,每个部门都有了自己的球队和'球队领队',他们现在能在各个部门间保持联络了.这种组织最终形成了工人们在1998年接管劳资委员会的人事基础并进而争取到了在厂内举行集会的权利.
劳:开始我们在厂外见同志,一块喝啤酒踢足球.就是这么开始的.然后外面的经济形势变了,工人阶级开始反弹.第一次全国性失业者起义于1996年爆发于内乌肯的库特拉尔科,离这里几公里远.
这些起义即便在我们厂这样一个被资方严密控制的地方也产生了影响.外面的事被讨论着,观点千差万别:一般观点反感这次风波,觉得那些人都很懒,是想靠在政府身上不劳而获;也有人认为,这些人是工人阶级一员,因此他们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当时老工会官僚还在当权,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行动,甚至没有一个声明.
接下来的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走出第一步,随后工厂里的形势也开始转变.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团体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教师,公共部门工人和失业者的抗议活动,一开始我们就两三个人,牵着幅横幅--没有一个人在后面跟着.我们对自己说:来了就行.我们把见闻带回厂里,并找了个空地想开工人大会.这是艰苦的工作,
资方阻挠我们说那地方有法定押记,集会只能在厂外的工会办公室,在工作时间以外举行.我们最终坚持了下来,法律上说的确是有'争议'的,但我们之所以能达成目标就是因为我们打破了老板的规矩.
我们一开始利用午餐的半小时时间在小卖部跟人们交流.我们还利用了每次换班的半小时时间,因为有些工人吃饭的时候其他人还在照管机器.当我们心里有底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安排公休时间的要求,这是对资方的重击,他们还为此起诉我们,不过最终,公休时间成为了我们的第一个斗争成果.我们现在再看会觉得这也没啥,但对我们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从那以后我们的集会时间得到了保障,这些集会也已经成为斗争的一部分.
工人们开始抗议扎农的超强度工作和解雇行为.资方用短期合同来加以应对.为了抵制这种伎俩,工人们找到一条法律条款,说已终止的合同必须被送回工会.于是一旦发现企业没有这么做,工人们就宣布解除劳动合同非法并要求订立长期合同,一次罢工后他们达到了目的.第一次罢工发生在2000年七月,起因是22岁工人丹尼尔费拉斯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工厂,厂里久已荒废的急救配置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九天罢工后,工厂答应配齐应有的医疗条件.
罗莎:斗争导火索是丹尼尔的死.这样一个企业怎么会没钱配备些医疗服务?!要是你打电话要请假,那他们可会慷慨地请个医生上门检查你是不是真的病了,这倒有钱了!丹尼尔之前也出过事故,一个同志掉到搅拌机上,然后被砸到墙上,现在他瘫痪在床.
安:当我儿子出事后,他们停止了生产.丹尼尔是我儿子.他是因为没有医疗急救才死的.那时候厂里有600人吧,配备的医生只是每天过来晃两个小时,而负责急救的人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连氧气瓶也没有.后来他们叫了辆救护车把氧气瓶送过来.当救护车从内乌肯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丹尼尔的母亲安在02年底也被安排进厂上班.她和其他两个女同志在厨房工作,她们为当班工人做饭,以成本价出售.
安:我在一个包装企业干了26年,这是份季节性工作.只在收获季节有四五个月的活干.公司大概十年前关闭了,一夜间人去楼空.所有人都失业了,在这样的年景,对一个年过四十的女工来说,找份工作太艰难了.所以当工人们给我这个机会时我开心极了.我始终支持着这些后生,参与他们的斗争,和他们保持联系.他们也经常过来看望我,问问我情况怎么样,有啥需要帮忙的,我感谢他们.
'你是使我们成为今天这般强大的推动力',在厂里好几面墙上的丹尼尔画像下,写着这样的话.他的死使工人们开始为改变杀人的劳动环境而斗争.在扎农厂高工资的背后,是难以忍受的工作压力,频繁的事故和监狱般的气氛.
劳:我们进厂时会签四份连续的劳动合同,每一份六个月.如果你不加班,那你滚蛋.如果你造成事故或者生病了,那你也滚蛋.工厂里有一套独裁横暴的统治规则.任何小团体想搞和政治有关的活动都没戏,警察般的亲资方工会控制着一切.但从外人看来,能进这厂子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在这里的头六个月是我自十一岁工作以来最糟糕的经历.首先喷粉机把我吓到了,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你不得不咆哮着和其他人交流.这种地狱般的工作隔三差五就造成事故,主要是手的伤残.而如果你碰上了事故,那一定就是你的错,他们会把你领到办公室狗血淋头骂你一顿,如果你敢反弹,那你就滚蛋吧.他们让我们两班倒,每班干十六个小时.这六个月里我其实没有休息过一天,这是我生命中最惨痛的一段光阴.在厂里同事也会增加你工作的压力,因为他们都想得到生产奖金.你身边的同事对你说:'产量没上去是因为谁谁谁不好好干',这对你的压力大极了.我觉得厂里的地下工作是我曾经干过的最革命性的事情了.
福瑞德:公司情况的确不错,开工率足,销售顺畅,还有加班费,但他们从我们身上赚的钱更多.而且为了减少工时,压缩我们休息的'无效时间',他们还引进了一套所谓'弹性生产制'.就是说如果我岗位上活暂时干完了,我就该到其他岗位上看看,如果有活的话就一起干.这种制度实施后,人力一下子就多余了,他们不用再付加班费,而且每个人的工作负荷都被推到了极限.管理层和工人开始爆发了冲突.
朱立安:丹尼尔的死让我们更紧密团结了起来.现在生产事故已经几乎绝迹,这得益于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如果你精神压力很大,那难免造成事故,你会一直担心完不成生产指标就得被警告甚至卷铺盖滚蛋.现在我们已经把事故数压低了99%,严重事故更是没有了.
在丹尼尔猝死引发的罢工之后,管理层开启了破产程序.它想把叛逆的工人彻底摆脱.拖欠薪水成了家常便饭.同志们不相信老板的诉苦,他们亲眼看见大量产品出厂.他们要求公开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几次短期罢工无果后,要求付清工资的'34天罢工'在01年三月开始.工人们在厂门前安营扎寨,依靠食品募捐坚持斗争.
罗兰:我们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堵住街道,然后拿着个罐子到处募捐以购买食物.在社区里人们给我们帮了大忙.我们开着卡车一家家上门讨吃的,然后回来和同志们分食.我从前就是个正常工人,跟工团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但现在我觉得这些积极分子是正确的,我加入了他们.
马诺塔:34天罢工是我参加的第一次罢工,对我来说也是最艰难的一次.天气寒冷,风雨交加.没有钱也没有吃的.一次集会上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要到内乌肯的各个社区去广泛宣传我们的斗争,用传单交换食物,呼吁人们声援我们.每天我们都能带回一车食品,每个同志能分到至少一包.我们建了个罢工基金,不过只筹集来一点点钱.这是艰难的境遇.
工人们采纳了失业者们的建议,他们堵住内乌肯通往里奥内格罗的交通要道.
马诺塔:我们每天到市中心堵路.我们的目标是打动政府为工人出头,迄今政府什么都没做.后来我们决定去堵塞内乌肯大桥,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早上八点过去,晚上七点传来消息说劳工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公司也打算进行谈判.到晚上十一点,公司和省政府宣布将把拖欠的工资付清.我们达到了目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在罢工帐篷里庆祝到了第二天凌晨三点.随后我们回到了工厂.六七月间公司又开始念叨销售情况如何糟糕.我们知道公司每月销售50万平米瓷砖,价值总有上百万美元.但他们坚持说没钱了.于是在一次集会上我们决定如果资方再次拖欠薪水,我们就马上罢工.事情真就这么发生了.十月一号没有钱发下来,我们停止了生产.当时还想:上次是34天,这次恐怕得两个月.我们重复了上次行动的路数,有些小伙子还开车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宣传.许多组织声援我们,像你一样对运动感兴趣并为之广泛宣传的同志给我们帮了大忙.
当扎农关闭了高温炉,工人们看出这是工厂即将倒闭的信号.十月他们开始占厂.其后资方的第一次驱逐行动因法院判决而宣告失败.在十一月底,扎农给全部380名工人送来解雇通知.十一月三十号工人们游行至省政府门前,当场烧毁了这些辞退通知.政府建筑也差点被波及.警察们随后强行驱散了工人,19人被拘捕.但工人们已经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天下午三千人走上街头,被抓的工人也在当天获释.到十二月,他们开始出售手头的扎农存货,这些存货是法院作为欠薪补偿判给工人的.
马诺塔:我们开始卖存货的时候不禁担心这样还能维持多久.我们现在依靠人们支援食物为生,这不是长久之计.02年二月我们在集会上一致决定要恢复生产,同时每个人都拿一样的薪水800比索.靠着卖存货得到的款项,我们一点点恢复生产.一开始是20000平米,现在我们月产量超过十万平米.当然我们也没有忽略政治.我觉得抓生产和讲政治都是不可或缺的.
不同寻常的占厂却有着相当传统的前奏:接管劳资委员会,随后争取工会领导权.在斗争过程中,从前的官僚机器也变得不一样了.
福瑞德:今天这可能很难理解,既然我们已经做过那么多斗争了,那各级工会都干了些啥?今天的工会已经成为了活跃的领导核心,工会和劳资委员会各司其职.但以前工会官僚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各种文牍可是常见景象.
艾多度:有个同志曾被问起:'你们是左派工会么?'他说:'不,不是左也不是右.我们是革命派工会!'他不想把自己描述成左翼,因为左翼的官僚作派一次次破坏着人民运动的进程.我们对此深恶痛绝.我们相信工人自己干事情的能力.
集会,频繁的集会
无论过去和现在,让每个人都有斗争参与感和认同感的最重要手段就是--集会.班组会议,部门会议,协调员会议乃至全体会议.工人们宁可压缩生产时间以保障讨论的充分.所有生产和政治方面的决定都由会上作出.
马里奥:我们还在不断改进,但大方向是对的,在会上,每一件事都由基层决定,这是最重要的.
马诺塔:斗争的进展离不开我们推进斗争的民主方式.唯一的权威是工人全会.全体工人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非依靠我这种协调员或者象劳戈多那样的工会常务秘书.现有我们也承认工会的指导地位,这些人已经不是官僚了.开始我们没有组织工人的任何经验,还是这些人给我们介绍了集会这种决策方式,结果确实令人满意.在会上我们都有投票权和发言权,不象官僚们决策于密室然后转头就忘,这里集体作出的决定会得到一体遵行.在讨论的时候,考虑到全会上信息充分沟通的困难,我们270个工人分成五个讨论组.我们讨论政治和生产上的各种问题,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知道在阿根廷70年代的军人独裁中,许多宝贵的斗争传统都被切断了.
SOECN--内乌肯陶工协会
阿根廷有两大庇隆主义工会系统(CGT/CGT-D),都已经是高度腐败的官僚机构了.第三个系统CTA作为替代物诞生于十年前,主要在公共部门工人中活动.它成立之初许下过一堆花言巧语,但现在和另外两个派系相比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工人们通常把工会直接叫做'官僚',SOECN曾经也是如此.它组织了四家相关企业的工人,其中包括扎农和维拉厂,后者在长期斗争后也已被留下的七名工人所占据.而今SOECN已经变成了独立工会.98年接收了劳资委员会的工人们现在取得了工会领导权,那是2000年12月,官僚们给工人大会定好了时间,周五下午一点在库特拉尔科,希望这样子能把扎农工人排除在外.工人们与管理层协调无果后决定自由行动,几辆大巴载着扎农工人赶到100公里外的库特拉尔科,他们赢了.那些没有去现场的工人们为了声援也拒绝工作.这个惊险的故事被扎农工人们一遍遍讲起.
占厂行动赋予工会新的角色.它不再代表工人与老板谈判,而是在工厂新的组织结构中与协调员和集会制度一起承担领导职责.即便在提倡人人当家的现在,工会专职干部还继续存在.有些干部自占厂开始以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劳动,这仍然蕴含着官僚化的危险.工人们对'那边那些人'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非常反感.现在一个提议正在SOECN内部讨论,希望把工会专职干部的任期缩短到两年.
朱立安:规则应该是能上能下,杜绝秘密政治.我们先是部门会议,大家畅所欲言,这个过程真正激发了我们的主人翁精神,这些会上的议题会汇总到全体会议上,我们共同决定最好的方案.这不是为了那个工会或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
丹尼尔:每隔两三个月我们都有讨论日.以部门为主体开会,这样人数少些容易交流,工会干部和协调员也会列席会议并引导话题,所有讨论都记录下来并在全体大会上汇总.决策是非常民主的,不过有些大会决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执行,我们也想找到一个民主的执行方式.另外我得说劳资委员会和工会的伙计干得都不错,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我觉得协调员也应该和工会保持一致.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他们了,他们作风也相当开放,和基层工人一样对完善制度有迫切的愿望.有啥事情我们都好好商量.
协调员会议原本只讨论些生产上的问题,后来工会同志加入了.
马诺塔:我们想更好地组织起来,协调员会议很不错,不过在政治方面还是单薄了些,吸收工会加入是迫切的要求.现在我们每周一上午九点碰头,议程上包括生产和政治各方面内容,从全国形势到生产情况.这种会议给我们很大帮助,毕竟我们只是一把工人,在管理厂子方面真的没有什么经验.
部门和班组会议通常由协调员或者工会干部召集
马里奥:工会的人们常常把自己的提议插进已经准备好的议程中,或者索性要求专门开个会.政治话题经常涉及到,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象我就不喜欢.所以讨论中有人积极参与,有人没有话说,有时候你真想不去参加那些不感兴趣的讨论.
'那些家伙'
除了政治蓝图外,工厂里主要的事情还是劳动,和其他人一样,扎农同志们也想摆脱这种枯燥的义务.扎农仍然设有保安,工人要寄包,上下班要打卡,这些是你事先以为不会在一个工人自治的工厂出现的景象.保安主要是对外的,因为占厂之初发生过剪断传送带的事情.不是所有工人都喜欢扎农的政治化气氛,即便在这样的工厂里他们也只是埋头干活.作息时间照旧,敏感区域闲人免进,在好多工具和清洁用品失踪后,工人大会决定恢复包裹寄存制度.
罗莎:一些同志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的工厂,小偷小摸会伤害我们所有人.他们觉得扎农最后还会是老样子,所以趁火打劫没什么.
丹尼尔:我们最终会取消部门协调员制度,这取决于觉悟.环境不再像以前一样了,监工不会在屁股后面盯着你了.'当兵吃粮干活拿钱'的旧观念必须摒弃.我们得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平等的集体中为彼此劳动.有些人还不自觉,他们也不想想自己的懒惰会影响我们所有人.他照样拿钱,其他人得多干活.以前没有这么多懒汉啊?也许有些人只是太累了.
福瑞德:偶尔还是会有同志不规矩.他们或者私自早退或者到其他部门晃荡.有时还有吵架,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太紧张了,我们都还不太善于处理同志间的关系.
对于劳动纪律方面的问题,工人们决定制定处罚条例.经常迟到,无故早退或者打卡后跑没人了,都会遭到扣工资的处罚.条例贴到公告栏上广而告之,尽管至今还没有实际使用过,但还是引起不小的疑虑.
一个叫西皮罗的协调员说他象是成了个管理者.他花了大量时间调解厂里的纠纷.不过在生产线上的基层民主会上,还是有对'那些人'的议论和抱怨.
马里奥:我经常和工会干部有点小摩擦.和其他同志包括协调员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是同志,他们和你肩并肩劳动.工会干部不一样,他们里有些人实在是....但
幸好他们不是全部,只是一小撮.他们提议说表现不好的干部可以被工人大会撤换,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被会上讨论过.
理论上任何人都能在工人大会上谈任何事情.但即便在这座被占据的工厂,还是有许多抱怨只在小圈子里传播.工人们需要某种自信心去公开批评.
福瑞德:我是有啥说啥,不过这经常也招来争论.昨天会上我们讨论某个问题,有同志对我说:'问题已经存在两个月了,你干吗不早点来,要不早就解决了'.我反驳说:'错了,事情不是这样的',随后就争执了起来.开诚布公的确会有争吵,但你不能因噎废食,否则什么都不说结果更糟糕.
年初扎农厂一切平静,直到01年三月份驱逐的阴影再次降临.这段时间厂里的矛盾更突出些'我听够那些抱怨其他人干活不用心的话了'西皮罗在一次巡厂后抱怨道.集会上也一次次爆发争吵.
推动占厂斗争深入发展的不是工人们自行组织的生产劳动,而是外面群众运动的大潮.一旦运动退潮,劳动生活中的日常烦恼就重新充斥扎农工人的生活.疲于应付这样的事情让一些同志想撒手不干了,特别是想到在面对的威胁面前他们只是阿根廷大地上的一点点微薄力量.
艾多度:你要是问我未来...我想爱谁谁吧,老板回来重新管理起我们来,我不想操心销售的事情了,我想把这些烦心事扔给他们.现在我得操两份心,以前你只要顾好家就行,现在还得顾好公司.
马里奥:要是有个现成解决方案就好了,别管是原来的老板还是政府过来,这样我们就只需要顾好我们熟悉的事了.那些比我们更有资格的人负责管理,尽管我们自己目前管理的还算不错.
尤甘诺:是啊,斗争看不到个头,我们都累得不行.现在开工不足,但你要是问我啥时候能全面开工,我还是会回答:滚蛋吧老板,我们自己能管好,我们自己挣饭钱.但实际情况步履维艰还是让人觉得腻烦.
马里奥:他们根本不让我们好好生产好好销售.总有人给我们下绊子,老板或者政府.我就知道他们不想让我们安生.我们要是能继续这样工作很好,但他们肯定不会允许,他们不喜欢任何改变.要是我们能更好团结起来,要是更多工厂加入运动那我们还有戏,但这实在太难了,我们只有这么点人.
针对扎农的官方行动正在紧锣密鼓酝酿.许多同志在长期的不安全感中艰苦斗争,他们没法做长期计划.斗争需要巨大的个人牺牲:有些同志为此离了婚.不过扎农工人们确信他们是正确的,并且决心捍卫他们的成果.
迪莉亚:没人想回家啃老米饭.那些决定把我们赶走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必须付出大代价.
福瑞德:许多人愿意参加护厂.我们待在厂里可以及时应变突发状况,尽管没人希望它发生.结果可能是很严酷的,许多人都准备牺牲生命,这不是物质损失的问题,这事关我们的尊严.
扎农工人已经证明了他们为了护厂不惜以暴制暴的决心.上一次是02年十月,亲资方的前扎农工人和工会官僚纠集拿了钱的混混试图夺占工厂.工人们用瓷砖垒成路障,在MTD的支援下用弹弓打退了入侵者.那之后一段时间,弹弓甚至成了工人们的标准装备.弹药自给自足,石料在粉碎机里转一下就出来了,这种小石子还成为了扎农给访客准备的纪念品.03年三月中旬,法庭允许债务重组,这意味着资方可能重新回来.同志们马上开始动员.三辆满载支持者的大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来,他们是五月广场母亲组织的,由其主席波娜菲带队.她宣布如果驱逐行动开始,她就独自进厂战斗.CTA也宣布将举行总罢工抗议驱逐.尽管得到从失业者组织到议员,内乌肯主教等大人物的广泛支持,驱逐行动还是确定在四月八日实施.七号晚上,所有扎农工人都留在工厂,他们发誓将与工厂共存亡,工厂大门已经用瓷砖堵住.工人们把守在房顶上,带着弹弓的小队在厂里巡逻.尽管巴塔哥尼亚夜里还很冷,但仍有许多支持者在厂门外守夜.到早上,人数已经到达3000.公共部门工人和教师们也全部罢工.下午一点,清算人即将到来的消息让人们沉寂了下来.不过来的没有警察,清算人和工人及工人律师做了简短交涉后就回去了.在工人的决心和广泛的支持面前,省政府不得不宣布为了防止不可预测的后果将不出动警察力量进行驱逐.当人们确认又一次驱逐企图已经失败,这历史性的一天便在盛大的庆祝中落下帷幕.当地报纸第二天的头条赫然是'扎农工人书写了历史',工人们也很赞同:'我觉得我们正在书写历史的一页,并且我希望当后人翻过下一页的时候,能看到这段特别的历史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传奇之后,工人们想要更多
'今天的事件预示着我们斗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再畏惧可能的驱逐,我们要求唯一可行的,可持续的和可信赖的解决方案:扎农国有化'.'我们先是掌握了劳资委员会,接着是工会,是工厂,今天我们要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我们一步也不会后退.'
(劳戈多和亚里桑德罗洛佩兹,扎农工人和SOECN主席,03年四月八日于扎农厂门口)
'我们想要更多...'
扎农的斗争从来不只是为了饭碗,另一个美好社会的蓝图也被探讨着,工人们要为之奋斗并已经踏出了第一步.生产不该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让每个人生活的更好更便利.扎农工人经常给学校,医院,社区食堂和其他社会计划捐献产品.这也是扎农工人回报人民支持的方式.在斗争开始阶段,甚至隔壁监狱的犯人都把他们的食物定量省下来,通过一个人权组织转交给扎农工人.作为回报,现在监狱探视室已经用瓷砖装饰一新.
马诺塔:我们想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回报群众.下周我们要给一所残疾儿童(children with other capabilities)学校免费铺地砖.我们有个同志的女儿也有类似的残障,他们需要帮助,希望我们能帮到他们,我们也想看到更多人伸出援手,政府什么都没做.我们也捐献给医院,他们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比如医生和护士会过来参加义务劳动,他们或者搭便车,或者索性走着过来,我们不会忘记这些.
劳:我们把这些视为斗争的基础,我们和他们心连着心,这是在护厂斗争的尖峰时刻锻造出的情谊.我们知道只靠自己是做不到这一步的.我们的一切来自于群众,我们也该把工厂用来改善人民福利.这种血肉联系就是群众将扎农斗争视为自己斗争的原因.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渺小的,这是一场巨大的斗争.有的同志要继续前进,有的觉得保持现状就好,还有人说'我就到此为止'.但非常明显的是,这已经不单是我们自己的斗争了,除了与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别无选择.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觉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和失业者结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该反对政府或者建立一个工人政权,但我们都知道必须团结起来自卫.
一万五到两万名参与占厂的工人只是阿根廷八百万雇佣劳动者中的一小部分,而像扎农,Brukmann等采取激烈斗争行动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
艾多度:在起义周年纪念日(01年的人民起义)有十万人走上街头,但我们有三千五百万人口,雇佣劳动者八百万,失业者五百万,却只有十万人走上五月广场.这十万人也品流复杂,各种来路都有,我们组织的只有两三千人,这真是艰难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我们得去做.
工人们没有参加过那次起义,他们对这场打倒德拉鲁阿政权的运动并不像中产阶级或者年轻人那样有归属感.中产阶级说'够了,我们受够了.'并随即以巨大的声势赶走了德拉鲁阿,他们是激进党的社会基础.而工人们传统上还是支持庇隆主义,至少还没有和它决裂.而要促进这种决裂必须靠一场大的运动.最近一个老工人跟我说,70年代他曾经在一个激进庇隆主义工会的成员,也自命为庇隆主义者,几天前他跑到庇隆党的办公室痛斥他们对扎农斗争不闻不问,他骂他们婊子养的然后扭头就走.他仍然把自己视为比隆主义者,但他对比隆主义党已经不感兴趣了.不过我们所说的决裂是指不再把自己视为比隆主义者,并且把庇隆主义的思想糟粕都扔掉.这对年轻人而言不成其问题,但对我们工人阶级是一个挑战.
扎农同志们想要让他们的行动成为一个更广泛运动的起点,在内乌肯已经成立了统一战线Coordinadora Regional del Alto Valle,这是一个占厂工人,失业者,各种社会运动,左翼团体和党派的联合.类似的联合遍及全国.这是人民力量走出边缘地位的信号,他们已经有能力向资本主义制度发起反击.
艾多度:我们不只是在自治工厂干活,我们更是在创造历史.我们的输赢无关紧要,只要后来者能知道扎农工人奋斗的历程.他们所作的一切,就如洛佩兹同志在五月广场上说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能管理好工厂,凭什么我们就管不好国家.要知道,这是从一个从不参与任何党派的同志口中发出的宣言
劳:尽管我们只是个小团体,但我们充满乐观,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在支持我们.我们不是要其他厂子工人来模仿我们,因为这可能对他们来说很为难.我们只是要把自己组织起来.先争取一个空间,比如我们一开始得到的半小时休息,一旦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民主的空间,那么同志们自己会去讨论下一步该做什么.接下来我们面临着争取自治地位的斗争,前路漫漫,除了我们主观努力外,这也取决于社会形势.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己这个小摊子小打小闹,我们也必须为能真正创造新事物的广泛斗争做好准备.
艾多度:01年起义真的给阿根廷带来了许多变化,起义那两天,包括其后让罗德里格斯垮台的那次大动员时我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觉得这些事变真的改变了人民的觉悟.所谓X一代年轻人拜金和消费主义的形象大大改变了.反对运动(No Pasaran)之初我参加了一个170名年轻人的集会,这里有左翼党派成员,独立青年,三好学生,摇滚青年,他们来到这里以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对资产阶级的反叛.这种政治觉悟是普遍的,他们觉得该做些什么了,会后他们就行动了起来,发传单或者上网以影响更多的年轻人.现在他们的主要议题是伊拉克战争.
扎农和Brukmann厂是所有被占工厂的旗帜,我们必须捍卫它.如果我们不积极串联其他工人,那我们也是没有前途的.工人们还被工会束缚着头脑,但在危机面前,人上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必须靠我们自己.一次新的起义,更大的起义将会到来,我相信它不会再带给我们一个杜阿尔德,而是一个工人政权.我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可以亲眼见证,拉丁美洲正在走向剧变的中途.
阿根廷的阶级斗争
阿根廷有悠久的工人斗争历史.十九世纪末欧洲移民工人们把安那其和社会主义思想带到了这里,并在拉普拉塔发起了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工会.不过,阿根廷也同样有着悠久的专制独裁传统.自庇隆于1943年政变上台以来,庇隆主义就成为了阿根廷特有的政治派别,靠着国家主义和温和的福利政策,他与他的妻子成为阿根廷穷苦人心中的偶像,他安抚了工人收编了工会.这一红利被后来者们吃到了1969年,直到世界革命高潮波及阿根廷,对独裁者忍无可忍的工人和学生们在工业重镇科尔多瓦发动了起义,其后几年工人们不断组织自由罢工和占厂,他们广泛开展集会和基层民主,FIAT厂的占厂工人打出了'不要政变,不要选举--就要革命'的标语,好几支游击队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不得不重新祭出庇隆主义,庇隆结束流亡返回国内,一百万人到机场迎接他.右翼庇隆主义者随即对庇隆主义城市游击队大开杀戒,借口是他们企图暗杀庇隆.在几年'民选政府'对左派的大力迫害之后,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恐怖的军人政权上台了.1976到1983年间,三万人从人间蒸发,这种白色恐怖造成的普遍恐惧直到今天还留在人们心底.一开始中产阶级是支持军人政权的,他们希望国家稳定经济繁荣,所以他们对那些以'莫须有'为借口的频繁逮捕无动于衷,直到军人政权越来越显示出贪婪与无能的本色,特别是在马岛海战失败之后,他们终于被中产阶级所抛弃,不得不交出权柄.
民选总统继承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他们将石油,电信和其他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九十年代中期,失业率已经上升到空前的20%,93年圣地亚哥湾公共部门工人的减薪引发抗议,失业者的堵路抗议还给他们带来了'piqueteros'的代称.96年内乌肯居民一度占领了镇中心,以抗议裁减石油工人.98年以后,抗议更加频繁了,直到01年十二月十九/二十号的大起义爆发.人们不顾戒严令走上街头,推翻了一个个临时政府,自己组织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社区中推行基层民主和自助计划,不过这一次起义没有像70年代那样在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工人们在工会控制下总体保持稳定,期望着下一个庇隆主义英雄的救赎.零散的直接斗争主要发生在边缘,比如失业工人或者占厂工人群体.
合作社,国有工营--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自治的两难
阿根廷如今有一多半工业生产能力被闲置.在这种巨大的危机面前,许多工人决定占厂并自行组织生产.他们斗争的矛头不单指向那些具体的老板,他们也质疑着私有财产制度,为此他们不得不与国家机器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他们已经证明了能够自己组织生产,不需要允许,不需要赐予,一切有工人自己决定.生产的目的也不再是利润,而是为尽可能多的人解决生计,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听上去已经有点社会主义的意思了.
但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这种自我管理的蓝图却有着先天不足.几千个工人在破产工厂里给自己打工,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普遍意义.资产阶级杂志<经济学人>对占厂活动'侵蚀私有财产制度'有一些担心,但总体上还是相当乐观的:'这种运动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工厂重新开工不仅有利于工人,同时也使老板的固定资产免于被破坏.为证明这一观点,该文记者还选择了全国自治企业运动(MNER)进行报道,该组织吸收了80个工人自治合作社,那些企业中的工人为了免于驱逐和强行拍卖,只能选择组成合作社.这一合法化过程首先要求工人们接手老板的债务,为了偿还这些沉重的债务,他们不得不拼命工作,压缩薪水和福利,甚至还得裁减工人,在一些合作社,薪水也就是勉强能饿不死的水平.占厂工人们在厂内摆脱了资本家的束缚,但他们没有能力控制市场.为了和其他公司竞争,他们不得不加倍严厉地剥削自己.在总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变动时,合作社最终会导致工人更加痛苦并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结构,这一规律已经被历史一次次证明.针对占厂行为的日益增多,当局颁布了征用法以规范这一现象,主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周边地区实施,按照这一法案,企业可以被征用并移交给合作社.这一方面巩固了私有财产制度,(因为委托期限通常只有两年),另一方面当局还承诺给老板支付租金.在委托到期后,工人有收买企业的优先权.委托期内债权人和法院拥有企业所有权,与老板形成对照的是,工人们可没有补贴好拿,他们也没有工资协商等一切权力.工人们自负盈亏,同时要受到债权人的持续监督,以保证他们拼出老命换钱还债.
MNER呼吁当局成立了一个托管基金,并修改了破产法以完善托管制度.这个组织本身也是有教会,工会官僚,庇隆主义者和中左派政党支持的.看见这些牛鬼蛇神,这个组织的动机也就难免令人怀疑,他们对占厂工人的建议也都是搞合作社洗白身份,寻找'务实的解决方案'以避免运动脱离资本主义体制.
劳:MNER是一个头面人物妥协的产物,当然付出牺牲的都是工人.精英们面对越来越多的占厂活动搞了这么个组织,他们用工会官僚管理工人运动,用piquetero官僚管理piquetero,他们也想用同样的手段管理占厂活动,用拉拢上层官僚熄灭斗争的热情,迟早得这样.当他们面目还没暴露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和他们开个会,但他们对捣乱分子不屑一顾.他们嘴上说斗争,做的都是交易.大多数占厂都是在企业存亡关头发生的,没人有啥事先规划,没有什么左翼力量参与,往往工人们对第二天要干嘛都一片茫然,这时候有个文质彬彬的律师主动上门说能帮你们搞定一切,你能拒绝么?尽管如此,那次会议还是有很多工人私下参加了,他们也已经对MNER有了警惕.我们意识到必须共同斗争,不管是什么组织形式,我们都无法左右市场,你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削减成本,和其他工人殊死竞争.我们要求国有化并不是对当局保有幻想,这是一个资本家的镇丫机器,但不管怎么说,国有企业毕竟还能保证基本的一些劳动条件,这样我们才有余地好好组织起来,准备摧毁资本主义制度.
扎农和其他一些工厂要求'国有工营',他们不要做老板,也不要做国家雇工,他们要求国家实行如下一些行动:直接没收专利,机器和厂房,无需工人支付补偿.将工厂交由工人进行以提高共同福利为目的计划生产,无需工人购买原料.不插手工厂事务,因为工人自己能处理好生产.这种'为共同福利'的生产并不只是一个道德要求,国家购买生产资料至少也能大大降低市场竞争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迫使Brukmann工人最终决定成立'12.18合作社',03年复活节期间他们被驱逐出厂,工厂也被金属路障和警察团团封锁,重新夺回工厂的尝试以一场街头乱斗结束,其后工人们在工厂前的街上安营扎寨,坚持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们以各种方式提出要接收工厂,这期间他们托管Brukmann的申请也在处理中.前提条件是工人们必须组成合作社,工厂也要宣布破产.在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03年十月三十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决定征用工厂.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抗议和斗争,这个结果一方面可以视为巨大挫折,因为'工人控制'运动的旗帜最终成立了合作社,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巨大成功,因为工人们重新走进了这家位于资本主义首都中心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工厂.没有他们的顽强斗争,这是不可能的,况且工人们也的确无法靠募集来得食品在街头帐篷里继续坚持下去了.当然,这一个工厂个案的重要性远远及不上对运动潜力的探讨.自治企业依然会是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么?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广泛斗争的组成部分并进而动摇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么?占厂运动将只是留下一段历史趣话,还是成为新事物的起点?这些问题不仅仅取决于阿根廷的形势发展.但无论如何,工人们已经赢得了许多:他们独有的宝贵经验也让我们受益良多.
朱立安:最重要的是,我们证明工人当家是可能的.资产阶级从来看不起工人,总是说工人除了干活没有其他用.我们证明了只要团结起来,我们能自己处理任何事情.开始只是为了保住饭碗,我们想要有尊严的工作而非辗转沟渠,其他工人也应该明确这一点:反失业斗争决不是无意义的.不管扎农的结局如何,请记住这一经验.斗争的结果很难说,老板可能会来,可能把厂子卖掉....但我们的目标是清晰的:工厂要为最广泛人民的福利服务,生产要以改善每个人的生活为宗旨.有时候我会幻想要是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扎农这样的工厂会怎么样,生活将变得截然不同,人与人相互关怀,无论我们彼此距离多远,十条街,十公里,还是一万公里.....
大事记
1980 扎农陶器厂成立
1983 军事独裁结束
1993 扎农技改
1996 内乌肯省库特拉尔科地区因石油公司私有化引发抗议,失业者创造出了piquetes抗议,十月扎农工人接管劳资委员会.
2000 四月丹尼尔费拉斯猝死引发九天罢工,工人们要求改善医疗服务.十二月扎农工人接管SOECN
2001 一月罢工六天抗议拖欠工资,三月工人要求公开财务账目,四五月间'34天罢工'爆发,公司最终同意付清工资.六月到九月,工人停工抗议工资拖欠,九月扎农厂开始破产准备.十月工人占厂,开工尝试失败,因为煤气被切断了.十一月法院将工厂存货判给工人补偿欠薪,28日扎农解雇所有工人,30日工人抗议被驱散,在更大规模的抗议之后,被捕工人当天释放.这个月工人们开始在厂门口销售存货.十二月十九号工人们给Centenario医院捐献瓷砖,MTD成员帮忙铺好.当月阿根廷爆发人民起义.
2002 一月扎农重整方案被工人拒绝,二月二十七日工人决议重开生产,引起各方关注,三月重新开工,马普切为其提供了原料.四月与Brukmann第一次会议,工人刊物<我们的斗争>(Nuestra Lucha)出版,五月第一次驱逐行动被工人挫败. 六月二十六日发生Avellaneda屠杀,两名piqueteros在车站被警察枪杀,分别是Maximiliano Kosteki和Darío Santillán ,八月20个MTD成员进厂工作,第二次驱逐行动也被击退.九月与Brukmann厂第二次会议.十月第三次驱逐行动失败,工人们提出国有化要求.
2003 二月新增三十个工作岗位,三月工人为抵制驱逐行动开始抗议,得到广泛支持,五月广场母亲带领车队赶到支援,第三次被占工厂大会在罗萨利奥召开,四月八日最后一次驱逐行动失败.六月工厂月产量恢复到十二万平米,分别达到总产能的15%和破产前产量的50%.
sosolp翻译自http://libcom.org/library/zanon- ... erview-with-work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