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北京工自联」一词是共产党在八九年「六四」镇压以后通缉我们而用的。它第一次出现在1989年6月8日晚间的中央人民电视台播送的通告上。通告说「北京工自联的头头们」应当到当地公安机关去自首。北京最早成立的工人自治组织称为「北京工人自治会」。在1989年5月初的代表大会上，北京工人们的代表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名称，「北京工人自治会」改为「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首工联」。这个名称在我们内部没有叫出来之前，就被共产党的「北京工自联」一词取代了。可是大家也就习惯地称北京工人自治组织为「北京工自联」。我也被冠为「北京工自联」坏头头。
北京工人自治会成立於赵紫阳去广场讲话的那个清晨。时间是1989年5月19日凌晨4时左右。5月19日当晚，李鹏等人又召开了北京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戒严。这两件大事件使得北京工人自治会成立的声音变得很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北京工自联是在「八九」民运处於最严峻的转折关头诞生的。她一诞生就面对着军事戒严，面对着杀头、坐牢。从成立到被镇压，她只存在了两个星期。然而，在这严峻的两个星期中，她从到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广场中众多的群众组织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次于当时「北京高自联」的组织。
我卷入到北京工自联的组织活动也是一个偶然经过。1989年4月18日的静坐以后，我以为学生们应当回到校园进行校园民主。当时有一个体育报的记者访问过我。我跟他谈过，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中共还是很强大，我们现在还只能一步步地走。在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上，我们不能要求走得过快。比如，在我们於4月18日静坐提出「七条」以后,我们不必马上要求中央立刻给予回答。我们可以要求人大代表或常委们讨论我们的「七条」。我们自己首先在校园组织学生自治组织。民主程序可以从这里开始。基於这些考虑，在4月18日静坐以后，我就退出了组织的抗议活动。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学生绝食，是整个八九民运根本性的转折点。它使得学运走向了「以死相争」民主的道路。从国际政治来看，它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它是二十世纪一件大事。
对当时参与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看不到也来不及想到这些伟大的意义。对当时大多数学生来说，这场民主运动还是一场学运。当时的斗争情况是，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各阶层人民都在声援学生囗号下发动起来了。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北京各阶层已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要求中共当局答应学生要求，尽快结束绝食。在这种声援游行中，还有一批人已经提出了组织工人运动的要求。这意味着，这场运动不应当限於学运的范围，而是一场全民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
但是一些学生似没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说，即便有这种意识，也只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不愿意主动地去组织或领导这场全民性运动。这种认识是环境所迫。因为许多人都认识到某种风险性，他们认识到，如果共产党秋后算帐，卷入学运也许会得到宽大的处理，卷入工运那就面临着严厉的制裁。共产党的宣传也在强烈地暗示这一点。他们说，学生的运动如果导致了全国性的混乱或动乱，学生们是要负责任的。这意思说，如运动还仅限於学生的范围之内，共产党将不会秋后算帐。如果运动发展到学生之外，共产党则要秋后算帐的。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将学生当作主要目标来镇压了。
由於当时学生们对於工运的态度非常暧昧，或者说表现冷淡，一些工人或其他阶层的人就有些抱怨。5月18日晚，我和八个北大同学走上街头进行演讲，他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包括朱苏人、龚晴和赴东。我们从西单复兴门开始演讲，一边演讲，一边朝天安门方向移动。每次演讲完以后，不少的人就提出许多发动罢工的问题，在私下，一些人还在我面前抱怨天安门广场内的学生对外面群众态度有些冷淡或自居自傲。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到广场去说服学生们热情对待工人群众，认识工运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我们应当将这场运动扩大为全民性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单单的学生运动。
在演讲以后，我进入了广场内北大广播站帐蓬。当时有着名作家郑义先生和几个学生在那里，我将我的想法讲给在场的几个学生听，他们似乎不太认真听我的说教，但我看到了郑义的严峻的眼神，那眼神我至今还记得。是对我的演讲认可和支持。
我是大约十八日午夜进入帐蓬的。约凌晨三时左右有两个工人走进北大帐蓬。他们说，在人民大会堂东面已有几百工人聚集起来要组工会。但群众们希望得到学生的支持或者说某种认可。两位代表希望学生组织派人去支持。其中一位还亮出一个工作证，是山西某企业的企管人员，他就是岳武。另外一位工人应当是北京的白东平。当时帐蓬的学生的反应不强烈。实际上，那个帐蓬里没有重要的学生领袖。如果这两位代表找到学生绝食团或者高自联，也许他们能得到学生组织的某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告奋勇地站起来，对这两位代表们说：我跟他们去。当时，我还带着一顶遮阳帽，上面写着「北大宪法博士研究生」。
我随着这两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东面广场。那里聚集约有几百人，我一去，就站在他们中间，发表了约十几分钟的演讲，并声称，我代表学生全力支援工人们组织起来，演讲后，一些工人们提出了一些关於罢工权的问题，这在当时是组织工运的一个大的法律新主题。1982年之前的宪法，规定了工人的罢工权利、1982年宪法将这一罢工权利取消了。大多数工人们知道这一变化。他们问我，罢工是否合法，宪法取消了罢工权利是否意味着工人们不能罢工。我简单地回答道，宪法没有规定罢工权利，并不等於宪法禁止罢工。工人的罢工权利可以从宪法规定的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权利中引申出来，工人们受到极大鼓舞。
在我回答完问题之后，我就回到北大广场广播站，在那里我起草了一个北京工自联的第一个宣言：
我们认识到：四月以来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与我们工人阶级利益休戚相关的全民性的爱国运动。
我们认识到：学生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已经竭尽全力，参加绝食学生正面临着危险；
为了挽救数千学生的生命，为了我们工人阶级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此我们正式宣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廿四小时之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同学的两点要求。否则，我们将从5月20日上午12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同时，我们向全国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
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
这个宣言有三点重要意义：第一，它宣布学生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民主运动，工人们应当出面并且来领导这场运动。第二，宣布罢工，但罢工是有条件的。这是因为我担心工人的罢工一时还难以组织起来。第二，宣布北京成立了工人组织，并号召全国各地都组织工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时我起草这个宣言时，我就知道，我们可能会被镇压下去，但我们在做一种举旗播种的工作。
起草好这份宣言后，我又回到人民大会堂的广场。我向群众们宣读了这份宣言，并获得他们一致通过。在通过宣言之后，我建议工友们选举一个工作班子，五、六个人就可以，暂时称为筹委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后来，工人们选出了五人筹委会。我记得有岳武、白东平、钱玉民、齐怀宇等。刘强当时也在场，他后来当过一段时间的总指挥。我因为是学生，就自愿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一职。
工自联成立后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件是在5月20日，共产党宣告戒严后，我和韩东方还有郭海降一起宣读了一个「北京工人学生联合声明」，另一件是顽铁（周勇军）在西观礼台设立一个广播站。第三件大事是北京工自联在5月30日通过了自己的章程，准备全面性的开展组织工作。第四件大事是，白东平、钱玉民、沈银议在5月30日代表大会结束就被逮捕。导致了我们在北京市公安局前的有影响的抗议活动。
关於工自联广播站，我们怎麽样来评价它都不过份。它设立在西观礼台，靠长安街。广场学生们的广播站其声音达不到长安街过往的人们。可是来来往往于长安街上的行人，就在我们的大喇叭前面驻足十几、二十分钟，听完了我们的广播之后再走，接着，下面一拨人又来听。这个工作应完全归功於周勇军为领导的工自联宣传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广播站特约评论员「潘◆」，意义是「叛离」，真名是董怀民。他为「叛离」坐了四年牢。关於广播站的工作，周勇军比我更有发言权。
「5.20」或「5.21」声明（我已记不清确切的日期）是我和韩东方的第一次合作成果。工自联成立后，总部设立在天安门西观礼台。韩东方在5月20日或21日来到西观礼台。我们见面后，即刻一拍即合，立刻倡议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它的作用在於，北京5月20日戒严后，呈现暂时的冷缩，许多人都想观望一下。我和东方认为，我们必须发表联合声明，鼓动士气，并向全世界宣告工人组织的存在和力量。于是我就在广场内的一辆公共汽车内（当时因下雨，广场内停放了许多公共汽车为学生们避雨），花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起草了联合声明，当时我的一个同学也在场（他现在在美国作律师）。我读给他和韩东方听，他们没有异议以后，我叫来了郭海峰。郭同意以学生组织的名义发表。于是我们在广场使用绝食团的广播车的播音器，宣布了这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后来成为我定罪的主要证据。
5月31日公安局前的抗议多有报导。那次是我和韩东方配合默契的一个活动。我和东方等几十人来到广场。在我提出几点法律意见后，我知道，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作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于是我主动退出，东方顶上。几个回合后，东方也和不他们玩文字游戏，于是在公安局门前开展了一场漂亮的和平抗议，我回到广场帐蓬里，通知了学生们，后来学生也声援了过去。晚上我们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这种强大的抗议下，北京市公安局於6月1日释放了被秘密逮捕的工自联三位主要成员。
北京工自联还有许多人和事值得一提。比如赵品潞先生，他在日常的组织工作中嬴得了大家信任，并在5月30日晚上的选举中，成为主要的五常委之一。沈银议，很早就活动於广场，加入工自联之后，积极组织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告海内外同胞书」。还有几位工人领袖，如张晋利，他们都为工治联的发展奉献了不少，并付出了代价。[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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