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8-29消息：今天上午，河南油田四、五百职工再次到公司总部前集会请愿，不过现场截访人员比上访工人还要多，有工人代表被控制。
据了解，今天到现场的有油田在职职工、内退职工、买断工龄职工和离岗工人家属。河南油田现有许多所谓派谴制工人，他们每月工资只有七、八百元，多的也不过上千元，根本无法养活家人。内退职工就是没到退休年龄被提前退休的工人，这部分工人月工资也只有千余元，比其它工人每月要少七、八百元。
本月河南油田工人已进行过类似请愿活动，今天大家继续要求公平、公正对待基层工人，继续要求生存、生活的权利。据悉上午9：30分尚没有官员接待工人们，工人代表云国泉等则被人控制带走。
座落在上海青浦的全球第一的印刷厂美资当纳利公司由于裁减老员工，强行解除劳动合同，员工要求按劳动法执行赔付，公司不同意，引发了劳资双方的大规模冲突。
2011年8月27大批工人围堵厂门，阻止车辆的通行，警方出动了40多名警察及40多名联防队，对那些讨说法的员工拳打脚踢。此次冲突造成了40多名员工被带到警暑，同时也有多名员工受伤，一人重伤，送到中山医院急救。
来源：微博
上海当纳利被打伤员工在中山医院急救
http://molihuageming.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8965.html
上海当纳利美资印刷厂被裁员工围堵工厂大门，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多名员工受伤、被抓。（网路图片）
因劳资纠纷问题，近日，上海当纳利美资印刷厂被裁员工围堵工厂大门，当地政府派出大批警察戒备，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多名员工受伤、被抓，一人重伤送医急救。由于目睹被裁员工被打、被抓，引发在职员工的愤怒，连续三天罢工抗议。
据了解，8月25日，该公司裁员近百名员工，员工指劳务合同没到期，公司强行解除劳动合同，又不按劳动法执行赔付。在申请仲裁没有结果之后，8月26日中午开始，大批工人围堵厂门讨说法。以致该厂货物进出、员工上下班都无法通行。
27日早上，当地政府派出近百名警察和联防队到现场维持秩序和驱散人群，过程中，双方发生激烈肢体冲突，警察对讨说法的员工拳打脚踢。事后，有40多名员工被带到警署问话，多人被抓、被打伤。
现场目击者刘先生表示，当天很多警察、警车，特警都过去了，工厂门口很堵，现场有很多员工和围观的民众，门口乱七八糟，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员工被警察殴打，引发民愤而发生冲突。
上海当纳利美资印刷厂被裁员工围堵工厂大门，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多名员工受伤、被抓（网路图片）
该公司有一千多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表示，从26日中午一直堵到27日早上，警察就过来开始抓人。在职员工说：“警察抓人了，公司让政府出面这样对待员工，我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最后，在职员工开始罢工，公司高层领导过来处理，一直到29日星期一中午才正常生产。
他说：“主要牵涉劳资纠纷把大门堵了，不让员工、货物进出，造成很大损失，送饭的车子也进不来，最后买了很多方便面从墙壁上扔进来。当时太乱了，很多员工和围观的人，最后警察过来清场，双方发生冲突，警察打人，抓走6个人，放了4个。”
有网友发帖表示，公司无奈，叫来大批警察、保安在门口守候，因为门口的工人没有犯罪，不好拘捕！不知上海当纳利从哪叫来的黑社会，把这群工人殴打了一顿，打得人动弹不得，人躺在大门口，上班的进不去，下班的出不来！近千名工人！那场面壮观啊！
“被打的工人，向各部门打过求助电话，但没有一个人理会，包括各大媒体，当时一百多个穿制服的，把那些工人拖着就走，几个人拖一个，一边拖一边打，塞到一辆大汽车里。当时围观的工人，一阵又一阵的暴动，一次又一次冲警戒线，大呼不公平！警察暴力执法！”
目前，对于这些被裁员工有两种说法：一是这些工人是由劳务公司招聘进来；二是这些工人是老员工被公司裁掉，要招进新工人。
该公司主管部门的武小姐表示，警察打人不是公司要求，被裁的员工是合约员工，由另一公司聘请外包给该公司，已符合劳动法赔偿。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表示，现在公司不景气，现在裁的是生产部门，下一步可能轮到办公室人员。这次主要牵涉一些劳务公司招聘过来的工人，双方在赔偿方面谈不拢，公司给n+1赔偿，工人要求2n+1。
据悉，上海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中外合作企业，一期投资2,900多万美元，主营业务包括印刷、装订各类图书、杂志、产品说明书、号簿、蜂窝式电话手册、财务文件及类似产品。上海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外方投资者为RR当纳利集团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864年，其总部设于芝加哥，至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务印刷公司之一，拥有200多家分支机构分布于世界各地。
上海当纳利美资印刷厂被裁员工围堵工厂大门，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多名员工受伤、被抓（网路图片）
上海当纳利美资印刷厂被裁员工围堵工厂大门，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多名员工受伤、被抓（网路图片）
《纽约时报》有3条新闻，第一个新闻是大连的群众有1万2千人要集体抗议化工厂。这个化工厂已经建设2年了，花了美金15亿。这抗议是非常和平的，但是也非常坚 定，因此有1万2千人、甚至还更多，上街抗议，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化工厂的产品对他们的生活非常影响大，所以他们要“还我大连”、“还我好好的生活的地方”。好像党委书记在逼不得已之下，也在上街、在车上说，他要把15亿美金的这个工程关掉。这个承诺到底怎么样，当地的人也还不放心，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但是，这件事情引起国外的评论很多，都认为这个抗议是非常和平的、也非常有计划，这表示中国民众的抗议水准越来越高。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所谓中产阶级、受共 产党开放得到一些好处的，现在也起来要抗议它的许多做法了，就等于温州的火车事件一样，抗议的人多半不是要钱的，他们自己很有钱，但是问题是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是川藏边境甘孜州的道孚县，这一县相当多的藏人，最近要庆祝达赖喇嘛76岁的生日，遭到地方上镇压，引起抗议。有个29岁西藏的僧人就自焚了，而且呼的口号是“西藏没有自由！”、“我们西藏要自由！”、“达赖喇嘛万岁！”等等。
事实上这次等于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也是在这个地区、是3月16日，西藏的和尚因为要纪念从前西藏的镇压，所以他们也自焚抗议。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出来西藏的老百姓在这一带还是受到很大的压迫，否则不会引起这样强烈的行动出来。因为7月6号他们就开始庆祝达赖76岁生日，共产党非常不满意，所以就引起两方的冲突。
在武汉有一个特别的消息，就是一个朋友刚好在附近旅游，后来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到了成都才能打电话，一路上电话不通；亲眼看见有30多辆坦克车向那个地区进发；更讽刺的是坦克车上还写的是“汉藏一家”，事实上是去镇压藏民的。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将来怎么样，我们且看它的发展。
第三个也是相当吃惊的，就是8月17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宣告，这个政府宣告是在新疆喀什噶尔地区，前两个月闹过事情，所以这个地区要变成“严打”的区，英文叫做“strike hard”。严打的时候是24小时在街上随时巡逻、随时搜查、随时抓人；抓了人以后，随时审判；审判以后，随时进监牢、或者死刑。
这个事情从7月19号已经开始，事实上，一直是说喀什噶尔一些维吾尔族，在中共方面报道他们是恐怖分子，而且说他们的领袖是从巴基斯坦受训回来的，因此中共还向巴基斯坦抗议。无论如何，真相是怎么样的，维吾尔人是冲到警察局，也俘虏了人质、也炸死人；另外一方面，警察也出动了武器，杀死他们。
所以这两个月来，我们本来没有报道，最近又因为这个宣布，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月来一直在冲突中，而且冲突可能还是越来越厉害，所以才有两个月严打的期限。这个期限是不是两个月就收回，也不知道。
所以从这三个报道，我感觉到非常危险。这个危险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群众抗议、集体抗议并不稀奇，常常发生，但是速度太快了。比如说在沿边的少数民族来讲，3月16、就是刚才讲的四川阿坝自治州的和尚，因为纪念2008年的镇压，他就自焚了。因为这里有许多藏人也支持他、也积极抗议，双方引起很大的冲突。
然后5月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汉人夺取蒙古人的牧地、牧羊牧牛的地区，又用车子压死了一个蒙古抗议的人，引起几千内蒙古的人，蒙古从来不闹乱的、从来不抗议的，这是第一次，包括上千的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学生。
然后就到7月19，我们看到新疆喀什噶尔、我们刚刚讲过，维吾尔族的人跑到警察局，大概被压迫太久，加以抗议，而且警方也放枪杀死人。所以双方的冲突越来越大，因为没有什么报道，我们不知其详情。但是，8月17日的中共宣布两个月的严打期，使我们了解这个地区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所以前后5个多月，我们看到西藏、蒙古、维吾尔的新疆，都发生抗议，而且引起暴力的镇压，所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少数民族的方面。
现在讲内部，就是中国内地。内地的事情当然多得不得了，我们知道最近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大概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的数量怎么样在激增。1993年大概的时间，差不多是1万左右；到了2004年、就是差不多11年以后，已经增加到7万4千一年了；2010年、也就是去年，去年甚至增加到18万事件。这个事情是不是完全可靠，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大体的数字是绝对惊人的；没有暴露出来、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的很了。
我看到的这些或者在电视上、或者在日本电视上、或者在《纽约时报》、或者其它的报纸看到的。比如今年3月，云南因为政府把一部分老百姓逼他们迁居，多半是给 资本家造工厂，这样就有2千人抗议；在5月四川的乐山县，那里就有6百个国际工人抗议，抗议政府扣他们的福利。这就几个月之内、5、6个月之内，大规模相当引人注目的群体抗议事件，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
以这里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对付群众抗议，它绝不妥协。它就像我从前说过的，它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逆它”，它就把你消灭，它没有别的其它的招数，也不跟你谈判。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共产党所说的和谐社会是完全不通的。
我们中国讲“和谐”两个字，都会想到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如果都是相同的，不叫“和”了，那就“同一”了。所以共产党来讲，只有跟它完全同一，才让你存 在；如果你跟它稍有违反、稍有不同，它马上要或者纠正你、或者消灭你。所以这是对它“和谐社会”之说，一个极大的讽刺。
2011年8月21日武汉古田一路东风工业园发生上千人堵路拦路。由于消防严查，工业区内服装公司厂房停产，数千名工人大游行，用3辆超长货车和1辆公交车堵住古田一路长丰段和长丰大道路口，并拉着“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养家糊口”的横幅拦路，致使交通严重堵塞。
防暴大队开了4辆车来制止，结果看见人多后躲在车子上面不下来，还倒车跑路，闹了4-5个小时都没政府部门出来解释原因。
(腾讯微博) 陈月月鸟: 今天武汉消防来封我们古田一路的服装厂，我们全体职工堵住车间门，才没有封。我们是今年新建的厂，各项条件都比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最后我们上街游行抗议。小厂消防不合格，就找我们的歪。不合格，你加消防措施改善，何必封厂。那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各位做服装的朋友，看见了有同感就转下
来源：腾讯微博 / 天涯社区
1997年傅申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总第十一次评论《工人应当有自己的工会》
亲爱的公民：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工人应当有自己的工会》
工人为什么需要工会？因为工会能促进及保障其经济和社会利益。不能促进和保障工人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工会就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会
我国的工会不论讲得多么天花乱坠，实际上只是御用的工具，是套在工人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在改革之前，我国的工会还带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比如说：工人家庭发生了什么生老病死的事情，工会通常派个人到一下场，或补助一点钱或派个车什么的。夫妻吵架，工会出面调解等等诸如此类。这是浪漫主义时期的现象之一。
工会是国家或者说是共产党关心、爱护工人的一个渠道。国家或共产党为什么要心爱护工人？并非工人是主人，并非共产党要拍主人的马屁？而是因为在共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是属于国家的。党和国家关心爱护工人，就好比马车夫关心爱护自己的马和车一样，这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赞扬的。
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人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在国营企业里，工人与国家的关系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通过合同制，工人已在形式上成了国家大老板的雇佣劳动者。而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及私人企业里，工人成了真正的雇佣劳动者，本来这种变化意味着工人从超经济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但是在我国却成了工人的灾难。因为我国的产业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失业工人铺天盖地。那么工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由谁来促进和保障呢？共产党可以不管了，共产党不愿做马车夫了，要做老板了，让工人自谋出路，自生自灭去了。社会也没有现成的保障机制，而现有的工会本来就没有这样的功能和目标。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原来的那些工会，不仅不能促进和保障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相反在妨碍和损害工人的利益。举例来说：在外资企业里，如果工人和外国资方发生了纠纷，工会总是协同那里的党组织做工人的工作，要工人顾大局作让步。因为共产党需要外资补血，必需让外国老板赚钱赚得高兴，不要给他们找麻烦。
而在私人企业里的打工者，干脆连形式主义的工会也没地方去加入。
国有企业的工会，现在已没有什么存在意义了，以前，每个月的例行公事是差组织工人看一场电影，现在这样的事也没有做的意义了。所以结论很清楚：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御用的工会可以寿终正寝了！这是我的偏见还是广大工人的感受呢？我手上有一封上海一位工人写给上海市总工会的信，我就来一个原信照读，也许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市总工会领导：
我是上海制球联合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小时侯出现痧子损坏了视力，左眼失明。前年右眼视网膜又剥离，去年在五官科医院就诊二个多月才动了手术。不久又患了白内障，几乎没有了视力，各处求医都“判了死刑”，想想自己只有四十三岁，就既不能工作，又无法了理家务，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使我失去了做人的信心。最后来到华山医院眼科分部，幸运的是遇见了李秋华教授，她不但千方百计精心给我治疗，还安慰和鼓励我树立生活的信心。八月七日，李教授冒着巨大的医疗风险为我做了内白障摘除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我想这是李教授高超的医术和崇高医德的必然结果。更为感人的是：当李教授知道我为儿子上中专的学费担忧时，免去了近六百元的治疗费，使我的儿子能和其他同学一样高高兴兴到学校报到。
李教授与我们素不相识，却能以博大的爱心拯救像我这样的不幸者，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但我想到我们厂的工会组织，就感到心寒齿冷。我这样一个本份老实的有二十五年工龄的职工，患了这样的疾病，工会组织漠不关心，更不必谈帮助。在那漫长灰暗的日子里，精神上得不到宽慰，在手术后恢复的日子里，病痛得不到关心。八月四日，我给工会呈递了申请补助报告，直到二十七日才得到回音：补助一百元，还非得要家属化十几元车费到公司去领。真使我想不通，为职工谋福利的工会不仅不关心帮助职工，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那么，这种工会组织还有存在必要吗？难道在市场经济里领导和工人只是雇佣关系，没有一点人情味了吗？工会的职责是什么呢？工人又有什么权利呢？百思不得其解，望总工会给予一个答复，以抚平一颗受伤的心。
XX厂职工 XXX 1997年 8月29日
工人既然没有自己的工会，那就应该组织自己的工会。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人人有权为促进及保障其经济及社会利益而组织工会及加入其自身选择之工会。我认为：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的时侯已经到来，所有工人，包括原来城市里的和来自农村的工人；包括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里的工人，都应该也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会。也许一二个工厂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会受到压制，但如果全国各地的工人都组织自己的工会，那情况将会怎么样呢？我作为在工厂做过十年工的工人提醒我们的工人兄弟：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句话没错。只有看到并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促进和保障我们的利益！谢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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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21 发表）
中国独立工会的万里长征
作者 马丁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法国《新观察家》杂志2011年7月28日（总第2438期）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工会人士的万里长征》（La longue marche des syndicalistes chinois）；作者是该杂志驻北京记者高蒂埃（Ursula Gauthier）。文章在引言中指出：中国工人再也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牺牲品；他们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帮助下组织起来，试图在党和官方制度的边缘展开活动；他们想从事非政治化的工人运动，但能够坚持多久呢？
文章从20年前到南方城市深圳打工的一群山东莱阳工人说起。当年，这群山东农民工与许许多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工人一道，到深圳参加建设，用镐头缔造了这座新的经济都市。他们当中一个名叫徐志辉的采石工人回忆说：“工资不算差，我们整天在通风很差的井道里作业，头上戴的安全帽只有碎了才能换新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吸入肺部的尘埃是有毒的。”
这些农民工后来都回到了莱阳老家。20年后，徐志辉和工友们才意识到，常年的井下作业已经摧毁他们的身体。在莱阳市四周的郊区农村，这些从深圳回来的工人正在一个个死去；当地人以为他们得了什么怪病，后来才知道他们得的是尘肺病。据徐志辉说，过去跟他一起去深圳打工的老乡中，有15人已经死了；现在轮到他也开始咳嗽，动不动就发烧、气喘，体质越来越虚弱。
2009年5月，徐志辉靠他病残的身体还剩下的一点力气，与180名昔日的工友乘车回到深圳，要求医疗和赔偿。尽管他们因职业罹病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为争取医疗和索赔的抗争却困难重重。首先，深圳地方政府说他们没有任何招工合同文书证明他们曾在深圳打工，也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替他们检查身体。直到“莱阳180好汉”在深圳市政府门前举行绝食抗议，才争得到医院做透视检查的权利。检查结果毫无疑问：他们的肺早已变成了可怕的矽肺。但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签工作合同，于是雇主“合法地”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原雇主不管，深圳市政府也不想过问，期待官方工会伸出援手更是不可能，这些受害的莱阳工人怎么办呢？
文章指出，中国老百姓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官方工会是党的机器，它只维护党的利益，站在那些被认为成功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厂主和新资本家的一边，怎么可能替工人伸张正义！深圳市出于担心一群农民工“闹事”给深圳形象带来影响，想以每人发给3万元补助了事，把他们打发回家。这么一点可怜的补助金，还不够工人借钱治病欠下的债款，怎么能够解决他们的困境？
文章回顾说，徐志辉和工友们陷入了绝望与愤怒，他们没有办法，为了维护劳工的社会权益，他们最后决定与中国独立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联系，向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求助。
文章指出，韩东方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没有工会的工人运动家”。但这位曾经参加“六四”天安门运动、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的中国工运人士经过努力，成功地捍卫过许多受害工人的利益。他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的工人维权节目很有影响力，透过电台每周三次与中国维权人士及见证人对话，在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听众。韩东方听了工人们的遭遇后，根据中国现存法律分析他们的处境，告诉他们应该透过什么样的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亲自替工人找律师和出钱打官司。在2007年和2008年得到韩东方和“中国劳工通讯”支持的600例官司中，95%都胜诉了。
徐志辉和莱阳的工友们与韩东方取得联系后，韩东方建议他们改变策略，与其无望地同建筑公司纠缠，不如直接状告深圳市劳动局，正是这些地方官员听任企业老板肆无忌惮地违反劳工法。于是，在韩东方的帮助下，莱阳的工人们开始与深圳官员交涉。工人们对这些官员说：“给我们解决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控告你们。”据“中国劳工通讯”国际总监罗斌（Robin Munro）描述，莱阳工人的“案子就像一枚炸弹，市府官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找出工人们所缺的就业证据，并且主动提议向工人们提供赔偿。
《新观察家》杂志文章评论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独立工会的国家，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实在是不容易。自从2009年“莱阳180好汉”打赢维权战之后，中国工人维权走“集体谈判”道路几乎成了必经之途，而官方似乎也无法阻挠。后来，2010年广东本田工厂工人罢工，更显示了团结起来的年轻一代工人与厂方及当局抗争已经不害怕了。韩东方甚至认为，中国工人“开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了”。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工人的处境还是令人担忧，工作安全条件差、老板雇人不出工作合同、工人享受不到医保社保，这些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说明，为何近年中国工人维权案件增多；仅2009年，深圳市的工人维权案就增加了一倍。
不过文章指出，正因为工人维权意识提高，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工谈判的时代。就连形同虚设的官方工会也开始意识到，它也有必要关心社会“底层”了。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尤其韩东方领导的“中国劳工通讯”，为中国内地工人运动提供了榜样和动力。一名在中国的欧洲外交官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独立工会成了中国民主的大课堂。”这个现象显然令中国政府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在欧洲的波兰，在亚洲的韩国，以及最近在阿拉伯国家，独立工会都扮演了推动国家民主化的重要角色。
中国的工人运动将会怎么样呢？会有独立的工会吗？韩东方似乎有新的看法。他说：“我们全力推动体制更加法制化。我们尽最大力量支持被关押和囚禁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但我们选择在体制内运作，而不是对抗体制。这是现阶段唯一能为工人利益争取到突破的办法。” 他的同事、“中国劳工通讯”国际总监罗斌甚至乐观地认为，中国政府也许会对独立工会有新的想法，只要独立工会不同政权对抗。
《新观察家》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体制腐败和官员渎职，所引起的大量社会问题势必官逼民反，从而呼唤能推动体制改革的真正的独立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从事非政治化的工人运动能不能行得通，如果行得通，又能走多远，能坚持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