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北京这一夜
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 而是不灭的希望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长总编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38小时的挣扎——不是昨天的回忆 而是不灭的希望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长总编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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