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一个发动反共暴动的北大学生的冤情

 

在1949年后的北大历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权的勇士迄今未能进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鲜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无疑让那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北大出现了一抹亮色。他们中除了林昭、黄宗奇、张锡琨等人外，还有一个叫黄立众的学生。

根据披露的资料，193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农村的黄立众，又名黄美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向大家讲述农民生活困苦的真实情况，而被开除团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黄立众继续坚持自己观点，被以“思想反动”为名开除学籍，遣送回乡。

当时的中国惨况处处可见。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大跃进”和一直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恶果就是从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全国至少3500万人被饿死。安徽是重灾区之一，而黄立众的家乡无为县也是如此。

据2012年第9期《炎黄春秋》杂志中谢贵平撰写的《1960年黄立众反革命案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披露，当时的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荒凉。1959年，无为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的口粮不过二两，最困难时，有时连续三四天一两米都不供应，“群众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

此外，由于饥饿，身体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社员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因为缺粮少吃，社员只好找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小鸡草等野草野食充饥，实在没有办法时，只有大量喝水充饥，结果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约为27%。

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年底仅剩662，557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而三年间，无为县的人口都是负增长。

黄立众回乡时，正好赶上三年大饥荒。面对如此悲惨的景象，他深觉有责任为乡亲们做些什么。他除了认真进行实地调查，统计数据，撰写材料，组织社员上访反映情况外，还帮助农民突破当地干部和民兵的封锁，到外面寻找一条生路。

然而，上访没有结果，寻找生路又不被许可，陷入绝望和悲愤的黄立众决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他积极进行宣传，以唤醒民众，并暗中搜集武器，准备通过暴动改变悲惨现状，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权而战。他还写下了《告全国同胞书》，说明他们武装起义的原因。

暴动尚未举行，就被中共当局发现。据说当局在逮捕黄立众等人外，还发现了“劳动党党章”、“宣言”（又称“告全国同胞书”）、“标语”、“口号”、“杀人条例”、油印机（包括钢板、蜡纸、铁笔等）、“入党申请书”、花名册及粮食、斧头、军事搏斗知识教材等大批所谓“罪证”。

该案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主要成员受到了严厉处罚，并将一些无辜者也牵连其中。1961年，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立众死缓，将其关押在无为监狱。在1961年至1970年坐牢期间，黄立众不改初衷，经常慷慨陈词，抨击黑暗现实。因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和立场”，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处死。

文革结束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鉴字（82）第107号批复无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称：“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张现已证明有些是正确的，但被告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

貌似中共认了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则元凶迄今尚未被追责，二则在西方民主国家看来，成立反对政府的组织根本谈不上“非法”和“错误”，错的正是不允许这样的组织成立而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因此，黄立众的冤情并没有得到昭雪，清白并没有归还。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确信，类似黄立众这样的冤情的出头之日，惟有等中共彻底解体那一天。

被忘记的中国工党

顾佳赟：被忘记的中国工党

　　核心提示：五卅运动迸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部队　　辛亥上海克复时，江南制作所（即江南制作局）是清军的最终堡垒，制作局木匠师傅也参加攻方，帮忙革新军撞开大门，操控厂内八个火药库，里应外合，逼使清军缴枪屈服　　春风陶...

       
       “五卅”运动迸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部队

　　辛亥上海克复时，江南制作所（即江南制作局）是清军的最终堡垒，制作局木匠师傅也参加攻方，帮忙革新军撞开大门，操控厂内八个火药库，里应外合，逼使清军缴枪屈服

　　春风陶醉的晚上

　　楼梯吱呀，下夜班的女工惊起伏案墨客；白日女工上工，过楼梯口又回望熟睡墨客紧锁的门。他们同租一楼，却咫尺天涯。

　　从1905年柳亚子写女工停工的《劳作狱》，到十多年后郁达夫写墨客与女工彼此揣摩的《春风陶醉的晚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彼此“读你”总是唱不到“懂你”的节拍上。

　　“五四”今后共产党人如何破解暗码是后话。在之前好几十年间，不需知识分子指点启示，紧要关头，工人就能自发掏出仅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停工！”

　　1911年8月5日，上海闸北协和、晋昌、长纶、锦华丝厂女工联合停工，勤昌、久成两丝厂呼应。总停工人数三四千人，持续一周余。“妇女解放”和“工人运动”，贴上两个盛大标签，很简单把这些女工与几个月后的革新激流联络到一同。

　　但是这几天里以及前前后后相似的女工反抗，好像很多条小河，确有支流汇入革新干流，但大多数不过静静干枯。

　　1895~1913年间，非技术性女工为主的停工，占到停工总数的七成，却胜利者寥寥。更常见的状况是，热闹了几天，在无法复工后怀着严寒的心境回家，进门先被爸爸妈妈兄嫂一顿打骂：“几日勿交钱给家里，轧姘头去了吧？”

　　她们

　　六丝厂联合停工，缘由是索要欠薪并缩短工时（原每日作业12小时），后有些到达意图，在厂方发放欠薪后复工。

　　此前几个月，上海丝厂女工简直一月一停工。1月，罗家港丝厂账房欲扣半月薪酬，六七十女工至捕房指控；3月，协和丝厂300余女工因减薪停工，警方弹压，为首者受杖责；4月和5月，义新纱厂和宝和丝厂女工因索薪与厂方抵触后停工？？

　　为什么“她们”一而再地冲出厂去？

　　外国记者在缫丝厂报道说，气温差不多能把人蒸熟，随时都有工头把女工的手按到烫水里作为赏罚。和丰纱厂管理法规则对工人处分要用刑具。杭州更始纱厂有个女工叫冬姑，偶然讲了句笑话，被工头看到，就在她车上挂了牌子“欢天喜地，罚洋半块”作为侮辱。

　　中国工人的薪酬比世界各国工人都要低。1880年《上海机器织计划招商集股规章》说，“中国人工每工1角8分至2角8分，外国7角半至1元，工价悬殊己过半”。同类作业薪酬约为美国的15分之一，非技术女工低至每日薪水5分。

　　能够只由于一个耳光，一条持续加班的指令，长时间积怨就此迸发。女工们大概没有觉得个人是“造反”或“起义”，她们只想逃离那可怕的环境，涌出厂门，在街道上和公园里自由地行走——不清楚意图是哪里。她们也很少像今后的有安排停工那样去占据工厂、操纵机器，由于工厂和机器让她们如此讨厌。

　　停工没有带来境况的本质改动，女工仍是一罢再罢。她们低微的愤恨，如小火烤着城市底盘。

　　他们

　　“他们”与她们有云泥之别。

　　技术工人，如江南制作局的宁波技工，能读会写，收入颇丰，一个人养活一家四五口。他们往往“在帮”，工匠以外，还有社会身份：某会某堂的老几，这个身份是安稳作业的保证。从村庄来城市寻活路的新移民都会很快发现，简直一切的作业时机都和帮会有联络。

　　为何孙中山如此倚重会党？一个缘由即是我们工人有力气。

　　此刻中国产业工人总数超越150万，会集于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和铁路、矿山、航运、纺织、造船五大职业。1900~1910年，大概25万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作业。会集，就简单煽动。

　　1853年小刀会攻击上海县时，遭受的仅有政府军是40名道署亲兵，就这点人中17个还回绝开枪，由于他们首先是“三合会”，然后才是公务人员。

　　技术工人经过同乡会和帮会，结成有团队精神的准备部队。立宪派惯把工人视为不开化人群，但“回收利权”运动中一看人马不行，就常常想起“叫上”工人。

　　在保路运动中修路工人暴乱之前，1907年江浙展开了对立英国资本家建宁波-姑苏铁路的“拒款运动”，杭州工人“愿逐日节撙血汗齿积，连续汇存银行采办路股”。

　　更早在1903年，云南蒙自万余矿工对立向外国出售滇桂矿权。勇悍的矿工不惧在云南修铁路的法国人，“屡与开衅，法兵被杀虏者甚多。”

　　1906年萍浏醴起义，同盟会可贵地采取了群众路线。安源煤矿工人工头、哥老会领袖“老龙王”肖克昌和手下数千矿工参加起义，孙中山喜称同盟会“主动之义军”。起义檄文宣告：“必树立共和民国”，“而社会问题，尤当研讨新法”，所以矿工暴乱插上了孙中山旗号。

　　辛亥上海克复时，江南制作所（即江南制作局）是清军的最终堡垒，制作局木匠师傅也参加攻方，帮忙革新军撞开大门，操控厂内八个火药库，里应外合，逼使清军缴枪屈服。

　　在武昌起义前夕，楚望台军械库工人就常替革新机关贱卖收购子弹和炸药。修补机关枪时，有意损坏零件。民军与北洋军激战之时，汉阳兵工厂工人敏捷复工，日夜不停地赶造军械，支援前线。“平常每日造枪六十枝，现加至八十枝，夜工倍之。”

　　工党

　　处在中国政治可贵的大试验年代，1904年就有声响宣扬中国工人“也学外国结一个大党”。革新后，现代工会安排萌发呈现。

　　1912年1月，工人徐企文等建议建立中华民国工党；4月，上海缫丝女工金闺凤等安排缫丝女工同仁公会；5月，江南制作局工人建立制作工人同盟会；1914年上海码头工人建立“裕后社”；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建立“集成同志会”。

　　这其间，工党最像一个正式政党，但留下的痕迹不深，被人提及的概率更小。

　　上海克复后，徐企文等即酝酿建党。12月末召开过一次建议人说话会，到会者有上海求新机器厂、同昌纺纱榨油公司、祥生公司、信义西式木器厂、巩华制革厂等工人数十人。会上发生过争辩：“有建议引进资本家以厚党力者，通常明达工人对立，认为劳作界当自求自助，庶可不背党旨。”

　　翌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工党正式建立，规则“凡工界同志年在十六岁以上，能自营生计者，不分穷富、男女、宗教、均得入党”。

　　总部在上海，各省设支部。未及半载，支部已达70余处。其间由龙璋领导的湖南支部和唐山支部实力最大。《新青年》记载，唐山各厂工人大多入党。

　　1913年头工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声称党员达16省40多万人。总部计划开办工人储蓄银行；安排劳资洽谈；在上海开工党铁厂，出产工党创造的双轮轧花车，吸纳停工赋闲工人上岗；撑持工界参政，掌管国会上提交关于工界方案；开办工人补习所、工人医院，免费发药；每周日调集各职业工人开会讲演。

　　湖南长沙染工700多人参加工党后，向店东需求添加薪酬、规则作业时间。店东甘愿歇业也不同意。工党即准备安排染工工厂，登报招股，每股五元，因奋斗赋闲的工人即可进工厂作业。

　　1913年“二次革新”前夜，徐企文发起了攻击江南制作局的反袁起义。这种起义历来评估不高，而二次革新的大本营也并未将徐企文举动归入序列。起义失利后徐企文被押至北京，以“捣乱分子”罪名处死。

　　1911年8月5日上海六丝厂女工大停工这天，距武昌首义日还有66天。

　　次年5月，江南制作局工人安排“制作工人同盟会”，遭勒令闭幕。工人搬出中华民国暂时约法：“集会结社为吾人之自由权”，“嗣后如有不平等之事，一体停工，自谋生计，勿依赖于一班富豪及糜烂之官员也”。

　　不到十年，工党就变成含糊前史。1922年发起开滦3万余人大停工的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回想，唐山工人受英国工党影响曾安排工党。

　　这个时期，在上海，杨之华等知识分子脱下洋装旗袍，一身工装进入英美烟草公司、祥生船厂，在许多春风陶醉的晚上与工人作倾慕谈。尔后，“五卅”运动迸发。

　　参考文献：柳亚子《劳作狱》，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停工》，唐向荣《民国初年“唐山工党”调查》，廖志豪、李茂高《辛亥革新时间资产阶级对苏南区域工农奋斗的情绪》，沈雨梧《辛亥革新前后浙江工人阶级与工人一运动》，梁五魁《中华民国工党始末》等。

中共统治下的空前壮举──中国三地十万工人走上街头 (多图)

记者唐青综合外电报道/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倒闭连连、官员侵吞下岗工人的各项补贴，加上贫富差距拉大让失业工人生活更加困苦，使得各地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并有愈来愈激动、规模愈来愈大的特点。入世后将带来的失业潮，正深深威胁著中国的社会秩序。(以下图片为法新社传真)

3月1日，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下岗工人示威集会，到18日已进入第三周，最高峰时人数高达五万人；同时辽宁省辽阳市3月11日发生五千多不同厂家的工人联合示威抗议，至18日已演变为三万工人包围市府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领袖；13日在四川省广元也有二万多名工人示威抗议，至18日仍有千余名纺织工人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领袖。随著许多债台高筑的国有企业不断裁员，这类的抗议事件每天不断地在中国各地上演。 

图为19日工人在辽阳市民主路游行示威，警方和军队此前已经拦阻了许多要示威的工人。
辽阳三万工人包围市府

3月11日辽宁省辽阳铁合金厂等六间工厂五千多工人到市政府示威、要求解决生计、罢免辽阳市人大主任龚尚武等。18日辽阳市再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20间国营工厂约三万多工人18日到市政府、公安局抗议，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

中国东北辽宁省辽阳市成千上万名愤怒工人前往市公安局及市政府请愿；他们不顾大批武装警察在场戒备，20日已连续四天聚众走上街头，向市政当局示威抗议。
据法新社18日发自北京的报导，在辽阳市发生的抗议事件颇不寻常，因为来自多家工厂的工人联合起来抗议，北京当局向来极为畏惧这类串连活动。工人代表表示，辽阳市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处于失业及半失业状态，但领导的贪污却很严重。一名参与示威的铁合金厂工人透露，公安局长和市政府主要官员都不肯出来对话，「市政府的领导都躲出去了」。 

示威游行的工人们扛著中国工农运动的老祖宗──“毛主席”走在街上。中国警察可能会撕了他们的标语横幅，但总不能把毛主席像也砸了吧？那警察岂不成了“反革命”？
失业大军要吃饭要就业

大庆发生最大规模示威

曾几何时，「工业学大庆！」变成了「工运学大庆！」从本月初以来，上千名失业劳工每天聚集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外不断地抗议。抗议人潮最多时达到五万。他们要求有关当局兑现在业补贴、退休金和医疗费等方面所做的承诺。他们还要求成立独立工会，惩治腐败。香港的中国工运活跃人士韩东方说，政府调来了武警和在附近驻扎的解放军坦克团，但这些军警力量迄今还未采取行动。

自一九九九年起，大庆石油管理局在总数大约二十六万名工人中，一共裁减了八万六千名油田工人。

*南方也发生抗议

据苹果日报19日报导，四川省广元市13日有二万多名工人堵塞交通、包围市政府进行抗议。有消息称，示威者曾与公安、武警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据香港劳工人权团体「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表示，因不满其组织罢工的领袖被捕，18日仍有约一千多纺织工厂的工人聚众抗议。韩东方表示，有超过一千名工人15日拒绝返回工作岗位，再加上若干工人遭当地公安逮捕，示威活动于是愈演愈烈。

广元市政府办公室官员18日接受苹果日报电话查询时，证实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但否认抗议人数有二万，并指事件已妥善处理。

*抗议高层贪污腐败

纽约时报报导说，所有的工人抗议都指向背后的政经结构。贪污是工人抗议的主因，辽宁省官员的重大贪腐丑闻屡见不鲜，甚至省会渖阳市前市长慕绥新亦因贪渎受贿被判缓期死刑。许多下岗工人应得的津贴就落入贪官的口袋。

下岗工人的林辛（音）叹息地说，「所有的腐败都来自共产党，在中国没有人权这种东西」。「他们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我们对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

32年前从故乡四川来到大庆的老蔡说∶「他们要你下岗，就算你可能会死，他们也不关心」。他表示，许多下岗工人的就业补贴、退休金和医疗费都被有关当局暗中吞噬。

时报指出，除了国有企业管理阶层的贪污外，贫富间差距所造成的鸿沟也是工人生活困苦的原因。在大庆唯一一家三星级饭店的大堂吧内，随处可见身著西装、脑满肠肥喝著昂贵烈酒的人，他们手持行动电话，用进口车代步。

美联社、纽约时报、美国之音、华盛顿邮报、英国广播公司(BBC)、法新社等外电对中国最近越演越烈的工潮都有所报导。

林保华: 海外异议人士行动起来支持中国工人运动

大庆、辽阳的工人兄弟把中国的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开展跨地区、跨行业的工人运动，而且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诉求，包括要求惩办贪官污吏、成立独立工会和释放被捕领袖。海外的异议人士，包括民运和人权组织，和其他宗教组织应该出来关心和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些组织已经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还需要更多的机构和人士投入。

第一，中国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不是自行自业的运动，而必须同中国各行各业及人民的需求息息相关，特别要关心中国的弱势族群。中国民主运动的胜利，必须依靠国内的群众，海外只是协助和配合而已。

第二，海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把国内工人运动的信息传达到全国其他地区，使之相互呼应。只有广大群众的团结和相互支持，才能逼使中共推行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才能解决中共特权阶层贪污腐败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第三，海外需要为中国的工人运动大造舆论，不但呼吁华人，而且要呼吁世人关注中国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的悲惨处境，不要被中共所公布的一些经济数字或几个大城市的繁荣表象所迷惑。随著中共加入WTO，情况会更加恶化。问题也不光发生在工人身上，还包括更加无助的农民。

第四，香港因为地利之便，一些关注中国工运和人权的机构同国内的交流沟通，已经不断把国内的情况向外传播；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类似组织可以推动当地的主流媒体和政府，关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除了声援之外，更要阻止中共的镇压行动，特别是对工人领袖的搜捕和迫害。

第五，警惕中共恶化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民众的视线，并为镇压工人运动制造借口。最近中共官方媒体的动向和某些军事调动已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江泽民李鹏集团也可能借此打击党内的不同派别，破坏十六大的交接工作为自己的留任铺路。

希望新世纪的开始，通过全国人民反抗中共特权腐败集团的斗争，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

中国工党大庆支部致戒严军警人员的公开信

全体参与大庆石油管理局戒严的军警人员：

今天，你们奉命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实施局部戒严。我们认为这是大庆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挑衅。因为此举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定的人民集会、游行、示威的神圣权利。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法律、法规、命令，凡与宪法冲突者，都必须纠正、取消，直至符合宪法的规定。

作为军警人员，你们头顶国徽，肩杠国旗，首要任务就是爱民护宪，保家卫国。你们当中，大都是大庆子弟。大庆的油，大庆的水，滋润着你们的青春。大庆的血，大庆的汗，养育着你们的生命。你们不仅是大庆的子弟，你们也是人民的子弟。十三年前在天安门发生的悲剧，十三年后不应在大庆发生。十三年前在天安门肆虐的陈希同，李锡铭，袁木，张工之流，哪一个有好下场？

大庆子弟是明是非，重亲情的子弟。十九天来，你们苦命的下岗亲人，为了自己的权益，也是为了你们的权益冒死请命。十九天来，你们与苦命的下岗亲人，同沐风雨，同尝伤痛。你们的亲人活不下去了，你们活得下去吗？

昨天，你们不能违背良心。今天，你们不能违背命令。明天，你们不能违背宪法。你们的枪口，不能指向你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我们相信，勤劳的大庆子弟，永远会爱护勤劳的大庆人民！

祝你们好运！

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大庆支部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九日 

中国工党辽阳支部要求释放工人代表姚福信先生的声明

三月十七日上午近九时，工人代表姚福信先生被辽阳当局秘密绑架和无理扣押。这是辽阳当局漠视广大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疾苦，打压大下岗失业职工的合理要求，挑战法律程序的卑鄙行为。对此，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辽阳支部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抗议。

三月十二日（上周二），姚福信先生带领工人代表同辽阳当局对话后，根据当局要求，把有关问题和建议，在三月十六日（上周六）拟文递交给市政府有关部门。辽阳当局通知工人代表，市委书记在三月十七日（上周日）上午8点半将同工人代表对话。就在此时，辽阳当局秘密绑架了工人领袖姚福信先生，用下流手段破坏对话。

辽阳市目前有超过全市职工半数以上的人失业和半失业。有些工人的工资被拖欠了1年多。但是，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市人大主任龚尚武，谎报政绩，在向上汇报时称“辽阳市只有下岗工人，没有失业工人”。

辽阳当局称，失业工人最低生活费280元。但实际上，有的下岗失业工人连182元的“最低标准”都拿不到。一些年轻工人在买断工龄时，由于工龄短，只能拿到几千块钱，仅够他们维持一两年的生活。就算全额发放最低生活费280元，养活一个人也非常困难，更无法养活一个哪怕只有三口的家庭。因此，辽阳失业职工已经无法生存下去，除了抗争，他们没有其它的活路。

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辽阳支部强烈要求辽阳当局：

1、立即无条件释放被秘密绑架和无理扣押的工人代表姚福信先生，并赔礼道歉。

2、立即停止对工人代表的威胁、跟踪、迫害，保护一切参加抗争活动人员的安全。

2、立即兑现承诺，展现诚意，与工人代表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辽阳支部强烈要求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关注辽阳的事态，严惩欺上压下、谎报政绩的贪官污吏，采取积极措施，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劳动权，让辽阳失业职工吃一碗平安的饱饭。

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辽阳支部希望全体参加抗争的兄弟姐妹，在抗争活动中，要理性，和平，护宪，一定要团结奋斗，坚持到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辽阳支部向全体参加抗争的兄弟姐妹致以崇高的敬意和问候！

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辽阳支部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八日

洪门

洪门

天地会的对内名称，俗称"洪帮"或"红帮"，洪门创始于清初，发端于东南沿海的福建、台湾，扩散及两广、江、浙、皖、赣、两湖、四川、云贵及北方的河南、陕西、山西等地，成为清代最大的民间秘密结社。成员为退伍或在营官兵、破产农民、采矿和运输工作、手工业者、流民及部分地主士绅，以"反清复明"为共同宗旨。洪门别名众多，较著者即有三点会、三合会、江湖会、哥老会、致公堂等。洪门主张成员一律平等，入会者俱为异姓兄弟，故有"洪家兄弟四海通"、 "百万兄弟俱姓洪"等语。洪门是并立型的组织系统，各地成员都能以山、堂、香、水命名"开山"，各建名号，彼此不相统属，入会须有一定的加盟仪式，以暗语和手势为联络方法。整个清代，洪门的反清斗争一直持续不断，较著者有朱一贵起义，林爽文起义，太平天国时期的陈开、黄德美、刘丽川、朱洪美、朱九涛等起义，辛亥革命时期的龙华会起义、洪江会起义等。

孙中山在从事民主革命时，一开始即与洪门志士郑士良、尢列、毕水年建立密切联系，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曾在香港集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为兴汉会，并担任总会长。1904年孙中山又在檀香山加入海外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 （元帅）。洪门在孙中山等人的改造和影响下，对辛亥革命多有贡献。至于天地会之对内称"洪门"，则有多种解释，有说出自明遗老陈元孝诗句"洪河之水孤蓬根，不知似我还是君，神州萧条寰字黑，英雄失路归何门"，有说出于纪念朱元璋（洪武）。有说出于纪念康熙十二年起义的朱洪英。有说出于纪念朱洪竹（隐指康熙六十年起义的朱一贵）。有说天地会开始盟誓地点为红花亭，"红""洪"同音。有说因在福建或广东起会者为万和尚（俗名涂喜或提喜），其乳名洪，又称洪二和尚，或说"汉失中土"之意，繁体"汉"字右边去掉"中土"即成为"洪" 等等。莫衷一是。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

                                 　邵　雍

[提  要]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光复曾得到帮会的助力，同时也使得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由于革命党及其领导人对帮会这一近代病态社会的产物缺乏正确深入的认识，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对帮会势力措置失当，不仅没有继续控制和利用帮会势力，反而使他们成为革命胜利果实的破坏者，战到了敌对者一方。

[关键词]帮会  上海光复  陈其美

[中图分类号] K257；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2）增刊—0000—00

　　1911年上海的光复是上海地区各种反清社会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就有帮会的一份功劳。然而由于帮会的介入，使辛亥革命在上海带有浓重的海派色彩，各派政治力量间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海地区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与帮会的参与密不可分。

　　　　　　　　　　　　　　　一

论及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帮会的活动不能不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说起。自立军起义是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转折点。1900年２月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建立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旨在联络长江中下游的帮会发展武装以图大举。张之洞后来在奏报中说，唐才常“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匪，．．．．．．安排二十万元用于长江所散放之富有票”。唐才常还在上海开设大同宾馆，他的助手、护卫队官师中吉也在上海开办了集贤宾客栈，大力罗致各方绿林豪客。前已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在上海待命的两湖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人因“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 另据广东巡抚岑春煊奏称，李云彪曾“到上海、香港、澳门等处，散放富有票，于各逆匪商谋起事，复送信往镇江勾结徐老虎”。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害后，自立军余党以彭桂生即彭松堂为首，“窜匿上海租界，纠集会匪、盐枭至三四千人之多，意图焚劫洋行，乘机作乱，为唐才常报复”。两江总督刘坤一接报后一面“叠次出示，剀切晓谕，并作歌解散，设匦投票，但能缴票悔过，无不予以自新；．．．．．．．并商准英国领事，在租界出示声明富有票匪实系叛逆，各国并不相助，以期破除群惑。”一面派出员弁，购线设计，阴令其党自相残杀，将彭桂生即彭松堂勒毙。自立会盟证张尧卿在官方的引诱下在上海向官方投诚，并协助清军总兵颜琼林拿获师中吉，以自赎罪。1901年1月初，秦俊杰在上海被捕“供认开堂放票，纠人入会。”在镇压自立军余党的问题上租界当局基本上与清政府持合作态度，但以保持租界的独立性为前提。1901年12月22日清军总兵颜梓琴在上海租界逮捕自立会领导人龚超后英国驻沪总领事出于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于次年1月12日向清方提出抗议。在英国的压力下上海道只能将龚超交还英租界释放。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刘坤一要求已被招抚的扬州青洪帮头目、春宝山山主徐宝山即徐老虎在秘密派人诱捕萧子云、沈克咸时“务离洋人租界稍远，候到黄渡地方而后下手，庶免洋人藉口夺回，如龚超故事”。前此，自立会骨干徐春山于1901年6月在上海购买、运送军火炸药时被督带新胜营徐宝山的部下捕获，19日由于徐春山的出卖，致使同党龙泽厚在上海英租界小客栈被捕。自此自立军起事的余波在上海平息下去了。

                                  二

由于帮会组织的分散性以及自立会本身的勤王倾向，在自立军起事前后仍有不少帮会头目我行我素，自发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自20世纪初年起崇明屡遭长江巨枭、青帮首领的袭扰。1901年清军崇明镇陈旭出动兵船，在如皋张王港攻打曾部获胜。稍后曾国璋“即移益东，占崇明之小黑沙，声势乃张，自命大元帅”，“遣其党百余，白昼列队吹角实枪，十余日内连劫崇明城乡典肆富家，临去辄告事主，欲破案，问陈镇”。公开向官方示威。两江总督魏光焘闻讯增派兵船再次重创曾国璋部。1903年夏清军徐宝山部在通州击溃曾国璋部，曾国璋负伤，与之合伙的哥老会天目山头领熊满堂等被俘。熊满堂在受审时供认“．．．．．．与曾国璋合股，曾在崇明县属强劫沈恒丰典铺得赃”。曾国璋逃往上海，后在湖北被捕遇害。

除了曾国璋之外，范高头也是令上海官府头疼的人物。范高头出生于浦东高桥，是当时江苏沿海一带的著名青帮首领。由于他在光绪年间因人命案子被上海会审公廨洋人处理过，在从事帮会活动时范每每将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人。“上海洋人屡经受其滋扰，”自1904年起一直与清方交涉不休。1906年上海人力车夫、小车夫因租界创办电车准备罢工抗议，也被英国驻沪领事说成是受范高头的煽惑所致。与此同时范高头也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他胆大妄为，曾伙同陆毛囡盗窃金荣记棉纱，在“黄浦江上抢掠商货，杀害人命，不计其数”，“甚有在黄浦一带 私收棉花捐情事”。他们还“交接上海衙署吏胥，且在城外南市设有船行，江面有小轮行驶通州，串通丁役，偷蚀税厘”，并“自造船只及潜购军火”，“浦东、上海、吴淞、通州、崇明，及山东之烟台、青岛”都是范高头“素所游弋及潜踪之所”。江苏巡抚端方等人多次缉拿范高头，但收效甚微。1906年6月清外务部照会英国署使嘉乃绩时不得不承认：“范高头一犯为著名巨棍，迭经加重赏，设密探，不遗余力，卒未就擒，踪迹无定”。不久江苏巡抚陈夔龙在外国侵略者的一再交涉下派兵查办，从浦东一直追击到通州姜赵港，范高头等人武装抵抗失利，兵败被擒遇害。20世纪初年青帮盐枭在上海郊县亦活动频繁。1901年、1904年青浦一些地方接连遭到青帮的严重骚扰。至1908年1月青帮盐枭竟然调集船只70余艘在青浦三家湾与清军公开交战。事隔不久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又奏报说，“苏浙交界地方，枭匪甚众，出没靡常。苏境青浦县朱家角，有匪党三百余人，经官军奋击窜逃”。 此外在松江等地巢湖帮的势力不小，这些人游手好闲，“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亦抢劫勒赎。其始本悉皖人，近则就地无赖随声附和，党羽日多，滋蔓日甚。”

尽管上述帮会的自发斗争冲击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且在斗争中也出现了联合化、本地化的趋势，但始终未能成大气候。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局限于经济斗争；二是未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反清力量互通声气，因此一直打不开局面，在辛亥光复中无所建树。

                                    三

1904年11月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次年10月中国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黄兴在上海主盟，吸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入会，并成立以蔡为会长的同盟会上海分会。1906年春，蔡元培准备赴德留学，同盟会上海分会奉命并入江苏分会，但直到一年以后会长高旭被捕，会务停顿，各项工作尤其是秘密社会的工作并无太大的起色。

1908年春重新以光复会名义活动的陶成章从日本回国，试图联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东南五省的青洪帮会组织革命协会，“驱逐满洲鞑子的皇家，恢复大汉江山”。陶自称五省大都督，将五省划分为十路，其中规划中的浙东、浙西与江南三路与上海关系最为密切。然而好景不长，陶成章为筹措经费于是年秋天亲赴南洋，12月17日参与组织革命协会的张恭在上海被捕，秘密机关天宝客栈遭到搜查，光复会联络上海帮会的工作刚刚起步即遭重大打击，革命协会也未能组织起来。

真正打开上海帮会工作局面的是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8年春陈从日本回国后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设立秘密机关，接待来往上海的革命党人。同时他还有意在一些妓院中设立机关，在花天酒地的掩护下与一批“主要人物”讨论时事。1910年元旦陈其美又在四马路创办《中国公报》，作为宣传革命、联络秘密会党的机关。当时陈结交的帮会人物主要有应桂馨、李徵五与刘福彪等人。应桂馨是青帮大字辈，与前述范高头早有勾结。两人合伙搞过走私洋纱的非法生意，一度就此被租界巡捕房关押过。1910年应桂馨在宁波老家私占民田民房建立学校，引起公愤。陈其美经人介绍出面调解，为焦头烂额的应桂馨解了燃眉之急。事后应知恩图报，将其父在西门文元坊的住宅无偿借给陈其美使用，陈其美从此有了一处较为安全的秘密据点。1911年应桂馨在广州起义后见上海民众倾向革命，曾在舞台戏院中演过《广州血》，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进一步靠拢革命党，凭其在上海交结的帮会朋友和各种社会关系，多方为同盟会刺探情报。上海光复后即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为谍报科长，“侦探要事，以专责成”。李徵五也是青帮大字辈，是清末宁波旅沪富商李也亭之子，身拥巨资却倾向民主革命，曾利用所经管的李氏各钱庄的巨款资助革命党。1911年12月8日李徵五等人发起中华民军协济总会，宣布以“谋设筹饷统一机关，并调查各省财政盈绌，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为宗旨”。该协济总会的第一个收件处就是英租界火车码头庆祥里中国医院李徵五处。12月21日该会又在开会广告中称，“今者东南奠定，北伐正殷，惟行军以饷械为先，筹募不容少缓。是以本会历经电达各省都督，设立筹饷统一机关于沪上，均荷电复允准”。他还亲任上海光复军司令、旅长。1911年11月“以速行进军克复南北两京为宗旨”的国民军北伐团成立时，李徵五又列名赞助员。同年年底他奉黄兴、陈其美之命，去中俄边境招募刘弹子、张宗昌部南下上海充作革命军。

刘福彪是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1908年他以曾国璋的名义在上海租界向铺户收取“保护费”，为此被租界当局判了二年拘押。1911年10月下旬刘福彪等七名青洪帮代表在法租界万安茶楼与同盟会员张承会面，刘福彪要求同盟会方面率领他们3000多人去武汉参加革命军，经张说服后刘决心将他所有弟兄三百余人组织敢死队，“在上海发难”。据一些知情人回忆，“刘福彪组织的敢死队都是南市会党的镇扬帮，大都是理发师”。张承经过接连六次的仪式，完成了与3000洪帮弟兄歃血结盟、编组革命党敢死队的工作。11月3日下午张承、刘福彪率领敢死队从南市出发进攻上海制造局。敢死队作战勇敢，在二次冲锋中“死伤已有五十余人之多。刘福彪被炸弹炸去左脚髁骨。”陈其美本人被俘。后经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率部赶来增援，力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不料在11月6日推选新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会议上刘福彪的帮会势力控制了会场。刘福彪拔出手枪重重拍在桌上说：“上海与中国全局有关，．．．．．．陈其美昨天吃过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他粗暴地否决了会议主持人李平书提出的由李燮和任沪军都督的提议，改由陈其美取而代之。可以说陈其美是在帮会头目武力胁迫与会者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当上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在帮会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上海地方政权，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程序。陈其美上台后任命拥立有功的刘福彪为沪防福军全营总统。1912年5月刘福彪部奉命调往南京，他在报上发表临别赠言对陈其美的知遇之恩表示感谢，宣称；“我与都督同时起义，唯都督能知我爱我容我用我，截我之短，取我之长．．．．．．我是以跬步不可相离。”

　　　　　　　　　　　　　　四

中华民国成立后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陈其美为了抢夺浙江都督的席位不惜使用上海滩帮会流氓“包作人”的鄙劣伎俩，指使蒋介石等人于1912年１月14日暗杀了在浙江帮会中有着极高威望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对此周恩来在1943年曾经指出：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1912年6月应桂馨筹组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时，得到了陈其美的全力支持。在该会6月19日的广告中陈其美是首席发起人。在筹组过程中，以应桂馨、张尧卿（光复后从湖南出狱）、陈锡恩、高士奎为一方、以刘福彪、李徵五和已在扬州反正的徐宝山为另一方，为争夺会中的实权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刘福彪、李徵五等人宣称因“宗旨误会”“申明出会”。徐宝山也因抢当会长无望而分道扬镳。徐宝山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二军军长、扬州军政分府都督，李徵五是同盟会上海支部评议会评议员.毫无疑问他们的失利与陈其美有意偏袒应桂馨有关。1912年7月1日中华国民共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张尧卿到会讲话，“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张尧卿搞了个征蒙团，领了大量经费在上海挥霍一空，只派了几个人象征性地到内蒙去了一趟就报销在案。1912年底他又陪同会长应桂馨北上进京，晋见袁世凯总统，进行政治投机。自认“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长期分子之青洪帮置之脑后”“只顾自己做官”的应桂馨面陈袁世凯，要了“中央驻沪巡查长”的头衔，领了五万大洋作为解散中华国民共进会青洪帮的经费。稍后应又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接头，领受了国务院的密码电本。从此应桂馨成了袁世凯打入民党内部的潜伏特务。可悲的是民党高级干部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对此毫无警觉，仍将应桂馨视为信得过的朋友。1913年3月上旬黄兴还经宋教仁介绍将其私存的60万元公债交应桂馨转手抵押给义丰银行，作为宋教仁的活动经费。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倒在受应桂馨指使的刺客武士英的枪下。

刺宋案发生后，应桂馨的真实身份很快暴露，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治声誉一落千丈。该会副会长张尧卿联合青帮首领、中华民国工党重要干部韩恢于4月27日发起“以铁血主义保障民权为宗旨”的铁血监视团，决心“铲除国逆巩固共和”。张尧卿等人在策动反袁起事的过程中曾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联络无业游民、退伍军人及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然而主张法律解决的黄兴等人“多不以铁血监视团为然”，5月23日他们甚至派人向江苏都督程德全密告张尧卿等人活动近况。5月28日陈其美获悉张尧卿准备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最新消息后即用电话向上海制造局督理陈幌作了通报。由于对方事先作了严密防范，因此次日凌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战斗很快遭到失败。事发之后黄兴为了表明心迹还迭发函电要求程德全拿办在逃的张尧卿等人。黄兴、陈其美轻率地抛弃激进的帮会同路人是放弃领导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然而黄兴、陈其美的退让并没有使袁世凯停止进逼。二次革命爆发后陈其美于7月17日被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任命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鉴于沪上兵力严重不足向南京方面提出将刘福彪的福字营调回上海。7月22日福字营返沪后即于次日作为突击队参加了进攻上海制造局的战斗。战斗失利后撤守江湾，旋奉命增援吴淞。在随时准备迎击北洋军进攻的关键时刻，先前声称与都督陈其美“跬步不可相离”的刘福彪却接受了程德全的秘密策反。只是由于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及时发现，于8月6日采取断然措施解除了刘部的武装，刘福彪的内应阴谋才未得逞。刘福彪部的叛变完全出乎陈其美的意料，使兵力本已不足的上海反袁军处境更加艰难，不久即草草收场。

由此可见，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份的很难控制的社会势力。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没有极大的革命胆略不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团结它、改造它，要取得较为长久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在革命党与帮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现实问题。帮会是中国近代病态社会的产物，它的意识形态属于落后的封建文化的范畴，具有极大的历史惰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究竟应当如何同帮会打交道，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没有解决好，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没有解决好。

           

                                （作者：上海师大历史系；责任编辑：张秀莉）

1913年5月工党徐企文攻打江南制造局被逮捕

1913年2月，民国政府进行国会选举，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授意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回上海，当晚与陈其美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对策，决定武装倒袁，就此全国掀起反袁高潮，可视为辛亥革命的余韵。 在上海，一部分反袁志士蠢蠢欲动，7月李烈钧在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发动。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但不到二个月即失败，孙中山、陈其美等被迫逃亡。 1913年5月上海发生了进攻制造局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丰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联络一些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策动起事。他们还去联络上海籍的中华民国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912年1月21日，系沪南铁业知名人士朱志尧等发起设立，朱志尧为领头人，而原同盟会会员徐企文为副领袖，后改选徐企文为正领袖。徐企文的反袁态度很坚决，他立即策动上海制造局驻军排长唐尧臣等起义。对于他们的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5月22日，袁又电嘱江苏都督程德全拿办张尧卿。23日，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为了与袁世凯调和，以便保存革命党人的地盘和实力，抛弃了这批可以利用的激烈分子，他们一方面阻止制造局有关人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郛赴南京直接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报告。 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用电话通知了制造局督理陈榥。5月29日凌晨1时，大雨滂沱，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持枪携刀，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西栅，迫令启关，当即遭到机关枪的猛烈阻击，不到一个小时，徐企文等2人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第二天，制造局督理会同警长等提审徐企文，徐企文认下罪名，供认了柳人环等人，事后，警察查明制造局内驻军排长唐尧臣等4人临阵参与起义，将他们逮捕，经陆军军事法庭审理，判处死刑，于大东门内陆军部斩首。 “上海乱党谋夺制造局记”《真相画报》----被杀害的起义者头颅 “上海乱党谋夺制造局记”《真相画报》----被杀害的起义者头颅 徐企文起事失败后，陈其美于5月31日偕《民强报》记者赴制造局，他在谈话中暗示，此次事变系北京当局勾结匪徒破坏，以便派兵来沪。他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阻止北军南下。然而袁世凯乘此机会一方面向程德全施加压力，要程同意由中央调兵驻防制造局，另一方面命陆军部将徐企文押赴北京审讯，企图指实为黄兴、陈其美发动。而徐企文虽然在这份亲供中，如实反映了反袁组织策划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情况，并为自己辩护，却没有捏词诬栽黄、陈二人。 起义失败后，中华民国工党基本解体。而柳人环在进攻制造局之役失败后，带了十多人跑到江西，企图依傍李烈钧，却遭到李的断然拒绝。李按照程德全的要求派军警将他们逮捕，并拟解赴江苏交程德全审理。柳人环等人后被解赴北京，于1913年6月8日与徐企文同日处死。也正是这个李烈钧，7月间自己在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发动了“二次革命”。 作为江南最大的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后来再次成为讨袁军攻取的目标。1913年7月16日钮永建领导的松江讨袁军成立后，于23日凌晨与刘福彪率军分路攻打制造局，但这次遭受更猛烈的阻击。经过几天恶战，29日，租界当局出面逼迫讨袁军退兵，讨袁军战至半夜撤退，是役，死伤500余人，上海讨袁之役告终。（黎霞）

佔領華爾街中的工運

文：區龍宇（紐約）

11月15號清晨，我坐巴士從紐約去了賓夕范尼亞州立大學，當天晚上就發生Zuccotti 公園佔領運動清場事件。第二天我回去紐約，晚上參加了近萬人的集會和遊行（傳媒則說五千）。遊行目的既是抗議前天的清場，也是紀念運動歷時兩個月。我跟隨紐約的專上學院的教師工會的隊伍，他們參加不只是聲援佔領運動，而且也打出反對市政府削減教育開支。但隨後的遊行我因為參加布萊希特講座，未能參與。後來聽工會的朋友說，遊行隊伍去到布克倫橋的時候與警方發生衝突，但好戲在後頭，從晚上到凌晨，上千的青年人計劃佔領華爾街，不讓股市在第二天開鑼。警察到處攔截，青年就同他們玩捉迷藏，最後共二百多人被捕。

18號我列席旁聽了紐約佔領華爾街勞工動員委員會（Labor Outreach Committee of OWS）。委員會是在佔領運動不久之後，由紐約市許多工會的代表自行成立，當中包括不少左翼和進步代表。他們有感於大的工會領導對於佔領運動不夠熱心，所以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每週聚會商討推動工會更有力參與佔領運動。當晚出席者有五十多人，來自十多個工會。紐約市的大工會在佔領行動初期並不很支持，但隨著行動擴大，他們至少在口頭上開始支持，同時卻又強調一切守法，連公民不服從也反對。不過運動擴大全國之後，當地工會也在調整對策。15號的清場，紐約總工會發表聲明反對，無疑是進步。包括運輸工人工會在內的幾個大工會已經號召12月1日遊行要求創造就業和經濟公義。當晚18號的會議就是討論如何搞好遊行。大部分工會代表都指出工會領導不敢遊行到華爾街太過軟弱，都主張在下次的勞工中央會議（Central Labor Council）– 由紐約各工會代表組成的議會 – 極力鼓動工會改變遊行路線，直闖華爾街。會議最後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統籌其事。

不少工會代表指出佔領運動振奮了工人反抗削減社會開支的信心。工人開始積極支持佔領是因為知道雙方有共同敵人，就是金融帝國和金權政治，他們造成今天的經濟危機，現在卻要工人和學生來買單。市長彭博就是億萬富翁，聽代表說他的競選運動花了幾千萬美元，可說他的職位是用錢買來的。他上任後積極私有化和削減社會開支，同時極力對付工會。所以有些代表認為，彭博那種鮮明的傲慢大富翁形象是一個很好的針對對象，今後策略應該盡量揭露和削弱他。會議的另一個議程是讓大家報告自己行業工會的鬥爭情況，從中也可以了解到彭博為何不得人心。一個區的郵局工會代表說市政府要把區內一半郵局關掉，這會造成大量失業，所以他們正在商討反抗對策。一個運輸工會的代表報告說，有一間大公司打算在明年一月工人集體合同到期時，大量裁員。剛好當天的紐約時報也報導，運輸工會正在商量罷工，抗議市府把校巴服務的合同判予新公司時，把原有限制工資競爭的條款刪除 – 條款確保即使有新公司投得市府合約，其工資待遇不得低於原有合同。彭博不顧工人反對，硬要刪除條款。其實運輸工會即使罷工，也是逼得不已。它上一次罷工已經是1979年，當時罷工三個月，弄得市府焦頭爛額。

另有代表報告某大公司老闆為了對付工會，已經鎖廠四個月，但是工人也沒有屈服，仍在鬥爭。這時候有人發言，強調「各個工會務必聯合行動，不宜各自為政。我們要令工會會員明白，自己不只是某個工會的會員，更是工人階級的一員。」

對於失去Zuccotti 公園的評估，有人認為是一次挫折，因為失去了很多物資，而且由於沒有一個聚眾地方，難以擴大影響，新人加入運動也較難。但也有人認為，17號的大遊行已經證明運動仍高漲。有代表因此強調，必須極力說服工會領導，把他們的工會大樓開放給佔領運動，同時從各方面促進運動擴大。

我是第一次在美國旁聽基層工會代表這樣的會議，會議的民主氣氛和熱烈而友善的辯論令人印象深刻。發言時間都有限制，確保人人有機會發言；發言雖然踴躍，但是在遵行會議規則之餘又很有效率：動議，和議，修正案等等都進行得很純熟。在台灣和香港，不少工會開會不會去講究會議規則。有人覺得，如果投票就會發生多少數的對立，就會影響團結。其實民主精神就是把不同意見視為正常，然後求同存異。合理的會議規則其實就是把這種精神具體化。當然利用會議規則來達到相反目的，所在多有。關鍵是確保議事規則要制定得符合參與者的共識及宗旨。事實上，他們這個組合的會議規則也很有彈性。考慮到這個組合只是臨時產生，其實不夠基礎實行通常的多數決定制，因此會議主持人（兩個人而非一個）在碰到重要動議時，會先問問：有無人根本反對動議（意思是反對的程度達到通過動議就退出會議）？無人根本反對時，才叫大家投票，以多數定奪。我問我的朋友，那不是跟佔領運動的絕對共識規則一樣嗎（沒有人反對才算通過）？他說不完全是，因為只要不是有原則分歧，在無人根本反對下，許多時候還是多數決的。一般的工會開會通常仍然是多數決，但是這個委員會的工會代表來自不同工會，而這個組合只是臨時發起（雖然之前已經互相認識並且有合作），要大家按照一般工會的多數決行事恐怕是沒有基礎的，勉強為之恐怕只是人工製造一個沒有基礎的多數。這是目前運動水平下的妥協。他也提醒，正式的工會會議往往也有點沉悶的，不像他們那樣活潑和民主。

回頭再談佔領運動。昨天的紐約時報發表一篇報導，主要是請右派和自由派分別評估運動的動向。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茶黨顧問Michael Prell大不同意其同道們的見解，他們都認為佔領運動不成氣候。這位顧問認為，佔領華爾街運動有可能像1964年帕克來大學學生爭取校內有政治活動自由和言論自由運動一樣，成為1960年代民權運動的重要起點之一。前後兩個運動相似之處是大家都是鼓動其無權無勢者反對有權有勢，而即使運動有一天結束，那些抗議者所建立起來的友誼和網絡，會幫助他們成為明日的領袖。

當日紐約的清場其實不限該市，而是遍及全國許多城市。這不期然使我想起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我想起它不是因為覺得兩個運動很相似，更不是因為覺得佔領運動一定失敗。我想起1989是因為統治者何其相似，即使美國的統治者打著漂亮的民主旗號。雖然美國的清場在暴力程度上遠不及1989年6月4日，但是他們之無法容忍人民在自己的城市公共空間聚集反對那1%富豪，他們之毫無節制使用胡椒噴霧，並且前後拘捕了4167個和平示威者，在在說明他們同獨裁統治者其實最多只有程度的分別而沒有本質分別。當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年青人騷亂之後說要管制互聯網，當18個美國城市的市長在白宮關切下，在紐約市長清場前幾天召開電話會議商量一致行動時，他們其實就是在邁向同鄧小平或者穆巴拉克那種專制看齊的路途中踏上一步。如果中間還隔著很多路，那只是因為美國人民在過去200年間所爭取到政治權利仍然起著保護民權的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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