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

                                 　邵　雍

[提  要]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光复曾得到帮会的助力，同时也使得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由于革命党及其领导人对帮会这一近代病态社会的产物缺乏正确深入的认识，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对帮会势力措置失当，不仅没有继续控制和利用帮会势力，反而使他们成为革命胜利果实的破坏者，战到了敌对者一方。

[关键词]帮会  上海光复  陈其美

[中图分类号] K257；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2）增刊—0000—00

　　1911年上海的光复是上海地区各种反清社会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就有帮会的一份功劳。然而由于帮会的介入，使辛亥革命在上海带有浓重的海派色彩，各派政治力量间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海地区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与帮会的参与密不可分。

　　　　　　　　　　　　　　　一

论及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帮会的活动不能不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说起。自立军起义是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转折点。1900年２月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建立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旨在联络长江中下游的帮会发展武装以图大举。张之洞后来在奏报中说，唐才常“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匪，．．．．．．安排二十万元用于长江所散放之富有票”。唐才常还在上海开设大同宾馆，他的助手、护卫队官师中吉也在上海开办了集贤宾客栈，大力罗致各方绿林豪客。前已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在上海待命的两湖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人因“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 另据广东巡抚岑春煊奏称，李云彪曾“到上海、香港、澳门等处，散放富有票，于各逆匪商谋起事，复送信往镇江勾结徐老虎”。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害后，自立军余党以彭桂生即彭松堂为首，“窜匿上海租界，纠集会匪、盐枭至三四千人之多，意图焚劫洋行，乘机作乱，为唐才常报复”。两江总督刘坤一接报后一面“叠次出示，剀切晓谕，并作歌解散，设匦投票，但能缴票悔过，无不予以自新；．．．．．．．并商准英国领事，在租界出示声明富有票匪实系叛逆，各国并不相助，以期破除群惑。”一面派出员弁，购线设计，阴令其党自相残杀，将彭桂生即彭松堂勒毙。自立会盟证张尧卿在官方的引诱下在上海向官方投诚，并协助清军总兵颜琼林拿获师中吉，以自赎罪。1901年1月初，秦俊杰在上海被捕“供认开堂放票，纠人入会。”在镇压自立军余党的问题上租界当局基本上与清政府持合作态度，但以保持租界的独立性为前提。1901年12月22日清军总兵颜梓琴在上海租界逮捕自立会领导人龚超后英国驻沪总领事出于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于次年1月12日向清方提出抗议。在英国的压力下上海道只能将龚超交还英租界释放。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刘坤一要求已被招抚的扬州青洪帮头目、春宝山山主徐宝山即徐老虎在秘密派人诱捕萧子云、沈克咸时“务离洋人租界稍远，候到黄渡地方而后下手，庶免洋人藉口夺回，如龚超故事”。前此，自立会骨干徐春山于1901年6月在上海购买、运送军火炸药时被督带新胜营徐宝山的部下捕获，19日由于徐春山的出卖，致使同党龙泽厚在上海英租界小客栈被捕。自此自立军起事的余波在上海平息下去了。

                                  二

由于帮会组织的分散性以及自立会本身的勤王倾向，在自立军起事前后仍有不少帮会头目我行我素，自发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自20世纪初年起崇明屡遭长江巨枭、青帮首领的袭扰。1901年清军崇明镇陈旭出动兵船，在如皋张王港攻打曾部获胜。稍后曾国璋“即移益东，占崇明之小黑沙，声势乃张，自命大元帅”，“遣其党百余，白昼列队吹角实枪，十余日内连劫崇明城乡典肆富家，临去辄告事主，欲破案，问陈镇”。公开向官方示威。两江总督魏光焘闻讯增派兵船再次重创曾国璋部。1903年夏清军徐宝山部在通州击溃曾国璋部，曾国璋负伤，与之合伙的哥老会天目山头领熊满堂等被俘。熊满堂在受审时供认“．．．．．．与曾国璋合股，曾在崇明县属强劫沈恒丰典铺得赃”。曾国璋逃往上海，后在湖北被捕遇害。

除了曾国璋之外，范高头也是令上海官府头疼的人物。范高头出生于浦东高桥，是当时江苏沿海一带的著名青帮首领。由于他在光绪年间因人命案子被上海会审公廨洋人处理过，在从事帮会活动时范每每将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人。“上海洋人屡经受其滋扰，”自1904年起一直与清方交涉不休。1906年上海人力车夫、小车夫因租界创办电车准备罢工抗议，也被英国驻沪领事说成是受范高头的煽惑所致。与此同时范高头也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他胆大妄为，曾伙同陆毛囡盗窃金荣记棉纱，在“黄浦江上抢掠商货，杀害人命，不计其数”，“甚有在黄浦一带 私收棉花捐情事”。他们还“交接上海衙署吏胥，且在城外南市设有船行，江面有小轮行驶通州，串通丁役，偷蚀税厘”，并“自造船只及潜购军火”，“浦东、上海、吴淞、通州、崇明，及山东之烟台、青岛”都是范高头“素所游弋及潜踪之所”。江苏巡抚端方等人多次缉拿范高头，但收效甚微。1906年6月清外务部照会英国署使嘉乃绩时不得不承认：“范高头一犯为著名巨棍，迭经加重赏，设密探，不遗余力，卒未就擒，踪迹无定”。不久江苏巡抚陈夔龙在外国侵略者的一再交涉下派兵查办，从浦东一直追击到通州姜赵港，范高头等人武装抵抗失利，兵败被擒遇害。20世纪初年青帮盐枭在上海郊县亦活动频繁。1901年、1904年青浦一些地方接连遭到青帮的严重骚扰。至1908年1月青帮盐枭竟然调集船只70余艘在青浦三家湾与清军公开交战。事隔不久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又奏报说，“苏浙交界地方，枭匪甚众，出没靡常。苏境青浦县朱家角，有匪党三百余人，经官军奋击窜逃”。 此外在松江等地巢湖帮的势力不小，这些人游手好闲，“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亦抢劫勒赎。其始本悉皖人，近则就地无赖随声附和，党羽日多，滋蔓日甚。”

尽管上述帮会的自发斗争冲击着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且在斗争中也出现了联合化、本地化的趋势，但始终未能成大气候。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局限于经济斗争；二是未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反清力量互通声气，因此一直打不开局面，在辛亥光复中无所建树。

                                    三

1904年11月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次年10月中国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黄兴在上海主盟，吸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入会，并成立以蔡为会长的同盟会上海分会。1906年春，蔡元培准备赴德留学，同盟会上海分会奉命并入江苏分会，但直到一年以后会长高旭被捕，会务停顿，各项工作尤其是秘密社会的工作并无太大的起色。

1908年春重新以光复会名义活动的陶成章从日本回国，试图联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东南五省的青洪帮会组织革命协会，“驱逐满洲鞑子的皇家，恢复大汉江山”。陶自称五省大都督，将五省划分为十路，其中规划中的浙东、浙西与江南三路与上海关系最为密切。然而好景不长，陶成章为筹措经费于是年秋天亲赴南洋，12月17日参与组织革命协会的张恭在上海被捕，秘密机关天宝客栈遭到搜查，光复会联络上海帮会的工作刚刚起步即遭重大打击，革命协会也未能组织起来。

真正打开上海帮会工作局面的是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8年春陈从日本回国后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设立秘密机关，接待来往上海的革命党人。同时他还有意在一些妓院中设立机关，在花天酒地的掩护下与一批“主要人物”讨论时事。1910年元旦陈其美又在四马路创办《中国公报》，作为宣传革命、联络秘密会党的机关。当时陈结交的帮会人物主要有应桂馨、李徵五与刘福彪等人。应桂馨是青帮大字辈，与前述范高头早有勾结。两人合伙搞过走私洋纱的非法生意，一度就此被租界巡捕房关押过。1910年应桂馨在宁波老家私占民田民房建立学校，引起公愤。陈其美经人介绍出面调解，为焦头烂额的应桂馨解了燃眉之急。事后应知恩图报，将其父在西门文元坊的住宅无偿借给陈其美使用，陈其美从此有了一处较为安全的秘密据点。1911年应桂馨在广州起义后见上海民众倾向革命，曾在舞台戏院中演过《广州血》，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进一步靠拢革命党，凭其在上海交结的帮会朋友和各种社会关系，多方为同盟会刺探情报。上海光复后即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为谍报科长，“侦探要事，以专责成”。李徵五也是青帮大字辈，是清末宁波旅沪富商李也亭之子，身拥巨资却倾向民主革命，曾利用所经管的李氏各钱庄的巨款资助革命党。1911年12月8日李徵五等人发起中华民军协济总会，宣布以“谋设筹饷统一机关，并调查各省财政盈绌，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为宗旨”。该协济总会的第一个收件处就是英租界火车码头庆祥里中国医院李徵五处。12月21日该会又在开会广告中称，“今者东南奠定，北伐正殷，惟行军以饷械为先，筹募不容少缓。是以本会历经电达各省都督，设立筹饷统一机关于沪上，均荷电复允准”。他还亲任上海光复军司令、旅长。1911年11月“以速行进军克复南北两京为宗旨”的国民军北伐团成立时，李徵五又列名赞助员。同年年底他奉黄兴、陈其美之命，去中俄边境招募刘弹子、张宗昌部南下上海充作革命军。

刘福彪是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1908年他以曾国璋的名义在上海租界向铺户收取“保护费”，为此被租界当局判了二年拘押。1911年10月下旬刘福彪等七名青洪帮代表在法租界万安茶楼与同盟会员张承会面，刘福彪要求同盟会方面率领他们3000多人去武汉参加革命军，经张说服后刘决心将他所有弟兄三百余人组织敢死队，“在上海发难”。据一些知情人回忆，“刘福彪组织的敢死队都是南市会党的镇扬帮，大都是理发师”。张承经过接连六次的仪式，完成了与3000洪帮弟兄歃血结盟、编组革命党敢死队的工作。11月3日下午张承、刘福彪率领敢死队从南市出发进攻上海制造局。敢死队作战勇敢，在二次冲锋中“死伤已有五十余人之多。刘福彪被炸弹炸去左脚髁骨。”陈其美本人被俘。后经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率部赶来增援，力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不料在11月6日推选新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会议上刘福彪的帮会势力控制了会场。刘福彪拔出手枪重重拍在桌上说：“上海与中国全局有关，．．．．．．陈其美昨天吃过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他粗暴地否决了会议主持人李平书提出的由李燮和任沪军都督的提议，改由陈其美取而代之。可以说陈其美是在帮会头目武力胁迫与会者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当上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在帮会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上海地方政权，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程序。陈其美上台后任命拥立有功的刘福彪为沪防福军全营总统。1912年5月刘福彪部奉命调往南京，他在报上发表临别赠言对陈其美的知遇之恩表示感谢，宣称；“我与都督同时起义，唯都督能知我爱我容我用我，截我之短，取我之长．．．．．．我是以跬步不可相离。”

　　　　　　　　　　　　　　四

中华民国成立后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陈其美为了抢夺浙江都督的席位不惜使用上海滩帮会流氓“包作人”的鄙劣伎俩，指使蒋介石等人于1912年１月14日暗杀了在浙江帮会中有着极高威望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对此周恩来在1943年曾经指出：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1912年6月应桂馨筹组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时，得到了陈其美的全力支持。在该会6月19日的广告中陈其美是首席发起人。在筹组过程中，以应桂馨、张尧卿（光复后从湖南出狱）、陈锡恩、高士奎为一方、以刘福彪、李徵五和已在扬州反正的徐宝山为另一方，为争夺会中的实权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刘福彪、李徵五等人宣称因“宗旨误会”“申明出会”。徐宝山也因抢当会长无望而分道扬镳。徐宝山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二军军长、扬州军政分府都督，李徵五是同盟会上海支部评议会评议员.毫无疑问他们的失利与陈其美有意偏袒应桂馨有关。1912年7月1日中华国民共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张尧卿到会讲话，“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张尧卿搞了个征蒙团，领了大量经费在上海挥霍一空，只派了几个人象征性地到内蒙去了一趟就报销在案。1912年底他又陪同会长应桂馨北上进京，晋见袁世凯总统，进行政治投机。自认“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长期分子之青洪帮置之脑后”“只顾自己做官”的应桂馨面陈袁世凯，要了“中央驻沪巡查长”的头衔，领了五万大洋作为解散中华国民共进会青洪帮的经费。稍后应又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接头，领受了国务院的密码电本。从此应桂馨成了袁世凯打入民党内部的潜伏特务。可悲的是民党高级干部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对此毫无警觉，仍将应桂馨视为信得过的朋友。1913年3月上旬黄兴还经宋教仁介绍将其私存的60万元公债交应桂馨转手抵押给义丰银行，作为宋教仁的活动经费。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倒在受应桂馨指使的刺客武士英的枪下。

刺宋案发生后，应桂馨的真实身份很快暴露，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治声誉一落千丈。该会副会长张尧卿联合青帮首领、中华民国工党重要干部韩恢于4月27日发起“以铁血主义保障民权为宗旨”的铁血监视团，决心“铲除国逆巩固共和”。张尧卿等人在策动反袁起事的过程中曾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联络无业游民、退伍军人及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然而主张法律解决的黄兴等人“多不以铁血监视团为然”，5月23日他们甚至派人向江苏都督程德全密告张尧卿等人活动近况。5月28日陈其美获悉张尧卿准备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最新消息后即用电话向上海制造局督理陈幌作了通报。由于对方事先作了严密防范，因此次日凌晨攻打上海制造局的战斗很快遭到失败。事发之后黄兴为了表明心迹还迭发函电要求程德全拿办在逃的张尧卿等人。黄兴、陈其美轻率地抛弃激进的帮会同路人是放弃领导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然而黄兴、陈其美的退让并没有使袁世凯停止进逼。二次革命爆发后陈其美于7月17日被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任命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鉴于沪上兵力严重不足向南京方面提出将刘福彪的福字营调回上海。7月22日福字营返沪后即于次日作为突击队参加了进攻上海制造局的战斗。战斗失利后撤守江湾，旋奉命增援吴淞。在随时准备迎击北洋军进攻的关键时刻，先前声称与都督陈其美“跬步不可相离”的刘福彪却接受了程德全的秘密策反。只是由于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及时发现，于8月6日采取断然措施解除了刘部的武装，刘福彪的内应阴谋才未得逞。刘福彪部的叛变完全出乎陈其美的意料，使兵力本已不足的上海反袁军处境更加艰难，不久即草草收场。

由此可见，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份的很难控制的社会势力。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没有极大的革命胆略不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团结它、改造它，要取得较为长久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在革命党与帮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现实问题。帮会是中国近代病态社会的产物，它的意识形态属于落后的封建文化的范畴，具有极大的历史惰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究竟应当如何同帮会打交道，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没有解决好，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没有解决好。

           

                                （作者：上海师大历史系；责任编辑：张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