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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1977年4月10－11日）
革命的成果，其發展及其領導
經濟的發展
勞動階級的狀況
青年及文教政策
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外交政策
軍隊與民兵
社會矛盾與官僚階層
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一）革命的成果，其演變及其領導
1.1949年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土地改革、民族獨立，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統一。革命繼續按照不斷革命的邏輯向深的方面發展，衝破了階段論領導者的理論政策底限制，進行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帝國主義勢力完全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完整的舊剝削壓迫階級來說，已逐漸被消滅了；雖然資產階級的個別分子仍然殘存著，但已不能再不勞而獲地過著寄生生活。初期的雙重政權局面，不久已變成單一的政權。一個工人國家（但是官僚主義地變態的）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土上建立起來了。生產力從私有制度束縛下之獲得解放，嶄新生產關係之建立，提供了經濟上飛躍進步的巨大可能性。
這次革命的偉大結果，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一次極重大的勝利，在國際平面上相當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基本對立的社會陣營間的力量關係，對以後的世界革命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2.可是，上述革命成果並非順利地取得的；革命的發展過程是被扭曲的。革命發展之所以自始就走著被扭曲的道路，其基因不是由於客觀上的困難，而主要是由於革命陣營內主觀力量方面的缺點；就是說，主要由於第三次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動搖、錯誤的政策所引致。
3.革命動力的興起，最初溯源自抗日戰爭。日帝的侵略，激發了全國性的廣大的群眾運動。這一形勢使中共獲得機會，重新干預歷史事變。可是，中共領導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期間階級合作政策失敗的教訓，在抗戰中群眾運動興起的初期，重新採取機會主義政策，自動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放棄土地革命，聲明服從三民主義，要求與國民黨重新「合作」，在「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戰爭。
抗戰時期，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現得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理論把孟什維克和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推演到極端，幻想可以通過「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及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黨派合作，成立「聯合政府」，領導進行抗戰和社會改革。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底實質作用，是幫助國民黨抑制工農改善生活、要求民主權利與獨立武裝參加抗戰的鬥爭，這就大大地妨礙了群眾的革命行動，並引致中共本身陷入重大的危機中。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群眾的武裝力量，被日帝、國民黨、地主、漢奸、土匪的軍隊所包圍，遭遇重重的打擊，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可是，儘管中共領導層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基本教訓，這教訓卻活在頑強地投入鬥爭的群眾底心坎裡，在運動底洪流中，許多實際參與戰鬥的幹部和群眾，表面上雖仍接受領導層的政策，但在實踐中則加以不同的運用。歷史事實顯示，在危險關頭，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中共底領導層終於被迫作了改變：它狡猾地在運動內部一方面大力鎮壓反對者，另方面卻部份地採納了這些變易，把它揉合於其路線之中，作為黨對黨員及幹部關於路線實踐的解釋和指導，但在對外的政策聲明中，則其政策底面貌一直保持原狀。
正是由於這樣的改變，中共避免了覆亡的危險，且進一步使其軍隊、黨員能與群眾相結合，在日帝力量逐漸削弱與人民不斷投入戰鬥這一消長的過程中，人民的武裝力量壯大了隊伍，並且在日帝投降時發展到新的高峰。
4.抗戰結束後，當勞動群眾興起，學生群眾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軍事獨裁的運動遍及全國的時候，中共不但沒有乘著這個最有利的時機，提出革命政綱，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反而卑躬屈節地向國民黨要求和平談判，希望建立「聯合政府」來「建設新中國」，以致讓蔣介石獲得了時間，準備了和發動了對中共的全面性進攻（1946-47）。直到這種進攻威脅到中共的存在時，它才迫不得已起而抵抗和反攻（1947-49），發出「把內戰進行到底」的口號。這時，它一方面不得不在其統治區域內進行部分土改，以此穩定自己的基地，另方面仍不號召國民黨區的群眾起來為掙脫枷鎖而鬥爭；它只號召工人群眾進行「護廠運動」，號召群眾靜待解放，而單靠農民軍隊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由於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激烈，農民運動的高漲；由於長期戰爭破壞造成經濟的殘破，群眾的痛苦和對國民黨統治的憤恨；由於資產階級的分崩離析和國民黨政權的極端腐敗無能；更由於帝國主義體系陷入空前危機中，美帝在戰後所遭遇的重重困難，迫使它不能直接動用軍事力量支持蔣介石，因而在中共的反攻下，國民黨軍隊全面瓦解，使中共利用了極有利的局勢，奪得了政權。
5.中共在取得勝利後，它的政治經濟措施仍然依循著機會主義，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方向進行。它和資產階級派系及小資產階級集團（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工農黨等），經由「政治協商會議」製訂「共同綱領」，公開宣佈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拖延土地改革，並公然聲明保護帝國主義在華財產，這一切機會主義的措施，一方面是依照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所規定的路線，另方面是仿傚著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初期所實行的階級合作政策。
1950年，美帝國主義侵朝戰爭爆發後，客觀局勢迫使中共不得不修改它的新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政策，正如斯大林在美帝冷戰威脅下，逐步修改了他在東歐各國的階級合作政策一樣，在美帝的極端嚴重的威脅下，中共為了自保，迫不得已起而援助北朝鮮的抗戰，並沒收美帝在華的財產；同時，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持，不得不實施土改（但不宣佈土地國有和禁止土地買賣，而且聲明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由於資產階級乘著美帝侵朝的機會加緊破壞國家經濟（所謂五毒），中共又不得不發動「五反運動」，以回擊資產階級的反攻。隨後，為了發展工業，中共於1953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了對外貿易壟斷。
由於資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怠工破壞，中共於1956年將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以此逐步地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收歸國有，替社會主義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這和斯大林在「馬歇爾計劃」恢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準備進攻東歐的威脅下，改而排除資產階級代表於政權之外，並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踏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是同樣的發展。
6.總觀上述中共踏上政權後所施行的政策的演化，由實施土地改革、爭得民族獨立，走到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歸國有，這在客觀上是符合不斷革命的基本方向的。但這並非表示中共已自覺地懂得和運用不斷革命的理論，瞭解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教訓，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客觀事變壓力下，中共為了生存，被迫地、經驗主義地、迀迥曲折地前進的。正因此，中共把革命的進程扭曲得奇形怪狀，令人難於認識。在中共踏上改權後，又把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及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路線，運用於中國，發揮為「一國建設共產主義」。這就從根截斷了中國革命向國際平面不斷發展的道路，形成了危險的局勢。因為「一國社會主義」與「和平共處」的路線，不僅放棄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而且促進了各個工人國家的官僚的民族保守主義的生長和對立，導致蘇中兩國官僚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
7.中共的演變過程，是曲折和矛盾的：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之下，它最初作為一個接受馬列主義的黨而建立起來，並很快就獲得廣大工農群眾的擁護，成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領導力量。可是，由於它接受了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導致革命失敗，同時使它本身遭受到致命的打擊。在革命失敗後，它並沒有好好地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相反，卻屈服於克里姆林宮的壓力之下，把黨內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份子全部開除，並把原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制改變為斯大林式的官僚主義黨制，而這就引致了它的墮落。自遵義會議時起以迄現在，由於厲行官僚黨制，徹底革命的思想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原則，從來不能在它內部立足生長。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共把主力撤離城市，脫離無產階級群眾，因而一度成為一個以農民為主要基礎的小資產階級黨。它的領導層希圖以農民運動和其他運動取代無產階級運動，取代明確的階級革命鬥爭。它起先的「農民蘇維埃」路線固然反映出它的領導層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幻想，而後來它之倡行改良主義路線，則更清楚暴露它的領導層的小資產階級特質。因此，在這一時期中，無論就其政治路線或黨員成份來說，它都是徒具工人黨名義，而不具備作為一個工人黨的實質的。
其後，在抗戰和內戰的過程中，由於它吸收了廣大的群眾（包括從城市轉到戰區的工人群眾）；同時，由於廣大革命群眾底壓力，由於它擁有軍隊和社會權力，因而不但不能與資產級分享政權（雖然它的言論和政策表明它常希望如此），倒反必須在鬥爭中同蔣介石政權拚個你死我活──總括來說，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迫使，它終於進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使它重新發展成為領導革命的群眾黨。在進入城市並取得全國政權之後，一方面它的工人黨員比重增加了，城市無產階級對它的壓力增大了；另方面，國內外資產階級對它的不妥協態度也迫使它不得不採取反資本主義的路線，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因而使它恢復了工人政黨的性質。但這種演變並沒有改變它的斯大林主義本質。相反，事實表明，在執政之後，它的領導層自覺地在黨內和在社會上培植起一個特權官僚階層，自覺地製訂種種維護官僚層利益的政策，以官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而這些都恰恰是斯大林主義的「精髓」。實際上，自官僚層強化以來，中共已墮落成為官僚層的統治工具，就是說，它已從革命的領導者地位改變成為革命的對象。
8.從政權方面說，中共完全繼承了斯大林的衣鉢；特別仿效了他在東歐的做法，始則同部份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繼而為勢所迫，把某些資產階級份子排出政府，以後，即把政權轉變為邦拿栢主義的官僚獨裁，高踞在人民頭上，完全剝奪了工農的民主權利，任意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以期永久保衞官僚層的特權和享受。這就在上層的政治結構和下層的經濟基礎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使中國這個工人國家變成官僚主義的變態工人國家。
9.壓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官僚獨裁，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塊最沉重的絆腳石。它任意製訂經濟計劃，使得各個經濟部門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失去了均衡，大大地障礙了生產力的和諧發展。另方面，為了加速以至超額完成經濟計劃的指標，官僚們把不可負擔的緊張勞動強加在工農群眾身上，同時又盡量壓低工農生活的水準。最後為了壓服工農群眾和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抗，只有把專政的繩索日益拉緊，這便在上層官僚和下層群眾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鬥爭。這種情況反映到上層官僚中，便爆發了各派系的不斷傾軋和無窮盡的整肅。這一切綜合起來，便構成了中共20多年來統治中國的一幅充滿矛盾鬥爭的圖畫。
10.要想徹底解決上敍的矛盾，只有工農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進行政治革命，摧毀官僚獨裁的上層政治結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創建符合於此種基礎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依照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基本利益，重新製訂對內對外的政策，中國才有可能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地前進。
（二）經濟的發展
11.革命的社會變革，使生產力得以向前大步發展。在農業方面，土地革命極有效地啟發了農民的生產熱忱。數以億計的人民投身水利建設和墾荒工作，建立了頗為完善的灌溉系統，同時又增闢了許多的耕地；因此，新中國只在頭三年內，便治好了長期戰爭破壞對農村所造成的創傷；其後，穀物和其他農作物品種及農具的不斷改良、積肥和消除蟲害工作的普遍開展等等，又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儘管在生產方法上，與現代農業相比，基本上仍未能擺脫其落後性，但卻能戰勝許多自然災害，獲致了很大的成果。另方面，少數單位之採用現代農業機械和化肥，並因而獲致重大成就，則在實驗上證明了農業機械化的可能性和必需性。
在工業方面，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是在生產力低下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下，部份依賴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所謂「援助」（實際上是通過不等價交換而進行對新中國的掠奪），極其艱苦地進行的。其後，克宮官僚之背信棄義地撤消了它的一切「援助」，使許多基本建設陷於停頓或癱瘓。儘管如此，廿多年以來，工業的生產總值較之解放前已提高了許多倍；基本建設方面的進展很快，一系列新興部門出現了，一些資源被開發了，其中特別重要而有輝煌成就的是石油資源的開發。
所有這些有關工商業進展的判斷，由於欠缺正確可靠的統計資料，因此是一種粗略的估計；但我們深信，這估計是可以描劃出進展的一般面貌的。
總括來說，整個國家經濟目前所獲成就，相對於革命前的情況來說，是十分顯著的；但相對於社會的實際需要，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發展速度及其已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尤其是相對於革命所帶來的許多優越條件來說，則新中國的進展仍顯得緩慢而不足夠；特別是，當估量到廿多年來人口的大量增殖時，國民的平均生產量就顯得沒有多大進展，整個國家仍然處於經濟落後，人民貧困的境況之中。
12.既然革命已解除了生產力的舊有束縛，那末，是什麼因素障礙著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呢？在探討上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會漠視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客觀困難。可是，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障礙主要來自中共的路綫政策底缺點錯誤。
在建國初期，中共囿於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理論圖式，要在「相當的長」時間內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使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機會主義路綫很快遭到破產以後，中共不得不改變政策，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它初期仍想實行公私合營這種半吊子的政策，後來終於收歸國營時，仍要採取贖賣政策，以每年給付定息的形式，賠償資本家以相當於其生產資料總值的款項。這一連串對資本家妥協讓步的政策，根本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在奪取政權後著手無賠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因而使新中國經濟發展遭受不必要的阻延，並使國家徒然損失了巨額的贖賣金。
13.中共1955年秋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到一年即把全國九成多農戶，從初級社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1958年更在幾個月內使全國農戶幾乎全部公社化，把他們的一切牲畜家禽菓樹宅旁地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全歸公社所有。這種只靠主觀命令行政手段哄起「運動高潮」造成思想壓力強迫參加的做法，既不顧當時的低下生產力水平和貧乏物質條件，又完全違反了農民自願的原則，結果只能大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以後幾年農業的減產。後來政策雖然稍有放寬，但基本路線仍無改變，因而農業生產發展長期以來仍然很慢。
14.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全追隨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把國家資金的很大部份投在重工業建設方面。1958年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把這個政策推到最狂熱的地步：煉鋼成為「重點中的重點」，一切部門都要「讓路給鋼鐵元帥先行」，以此打亂了一切經濟計劃和其他經濟部門的正常發展。由於把許多勞動力從原來部門抽走而為煉鋼苦戰，影響了農業、日用品輕工業、副業等生產，造成各部門間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減產，並使全國因煉鋼而損失了二十億元。
15. 1958年的大躍進，提出要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幹勁工作；要十年趕上英國；大放衞星田上天，畝產十幾萬斤；謊報糧棉產量在1958年增加了一倍，等等。這種浮誇謊報風氣盛極一時，迫使人民及下級幹部只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以謊報數字去幫助完成任務；因而使公眾後來對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失去信心。大躍進所表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完全是遠離實際的極端盲目冒進，對生產造成有害無益的影響。
16.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表明國家要求勞動群眾以最高勞動強度的苦戰去進行生產，同時過著最節省的生活，亦即是國家要盡量多取自人民，盡量少給予人民，這就是把工農群眾的當前的利益，同國家的長遠的利益對立起來，以犧牲前者去追求後者，（這同時也是追求官僚層的利益）。在目前階段，這樣的總路線是一般群眾所無法信服地接受，真誠地推行的。
17.中共推行上述三面紅旗的結果，便主要地造成以後3年的嚴重經濟困難，糧食及日用物資更嚴重的缺乏，人民生活的極端困苦。中共事後企圖把責任推諉於特大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官僚層的停止援助；但這些顯然都是次要的原因。由於當時已有十年的水利灌溉建設，縱使有極大災害也能減少損失；同時，它們又與中共的「人是最重要因素」，「人定勝天」等說法相矛盾。至於蘇聯之停止援助，撤走專家，主要是對基本建設發生了影響。後來中共某些高級領導人指出是由於「七分人事，三分天災」，就比較真實地揭穿了官方的遁詞。
為了消除高擧三面紅旗所造成的惡果，以劉少奇為首的部份中共領導層，被迫採取了較緩和的政策，矯正了過份偏重發展重工業等錯誤政策，使經濟逐步恢復並向上昇，人民生活漸獲某種改善。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一翼，並不滿意這種較溫和的政策，且不甘居第二線，因而向當權派造反奪權，企圖東山再起，伺機重新推行冒進的路線，由此引發了「文化大革命」。但奪權鬥爭的結果，更大大地影響了廠礦交通和農業各方面的正常生產，使經濟又停滯甚至倒退了幾年。
18.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及主張，根據蘇聯、其他工人國家及中國的經驗教訓，在中國今天所應採取的政策應該是：
在農業方面，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絕不能用強迫壓力去剝奪貧下中農；國家應該盡力供給農民以農機農具化肥農藥等等，以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率；應該盡量供應農民以廉價的日用工業品，因而比較等價地換取農產品，減少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鞏固工農之間的團結；同時，農村物質生活因而得以大大改善，穩定地提高農民的生產幹勁。國家應該設立示範性的國營農場或農業公社，以便在工作上取得巨大成績，表現出其優越性，用事實啟導農民，同時進行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使他們能自覺自願地走集體化的道路。這些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及耐心的工作，才能逐漸做到。在國家對農民的稅收問題上，必須特別慎重地訂定一個適當的比率，既不能抽取過多，以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能抽取過少，以致妨礙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積累。
在工業方面，重工業和輕工業兩者都應同樣重視，同樣大力地去促進它們的平衡發展，而不應特別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免妨礙輕工業的應有發展。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固然可提供更多的輕工業及農業等所需要的機器，但全國勞動人民現階段對輕工業產品的需要更是異常迫切，輕工業所產生的效果更快而顯著，資金積累更易而且多，輕工業發展越快，就越快地滿足勞動人民底物質需要，鼓舞他們底生產熱情。同時，也越快地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充份有效地運用重工業所製成的生產資料。
在生產方面，必須真正讓工人農民直接監督管理，讓生產者按照實際條件訂定生產計劃和指標。在直接參與之下，勞動群眾必定以積極的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訂出最高限度的指標，並努力去加以實現。如果不是靠生產者，而只憑領導幹部的主觀願望，層層加碼地由上頒下無法完成的計劃和指標，結果只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例如群眾認為反正無法完成，便不加緊努力），同時也造成許多浮誇謊報、弄虛作假，只追求數字，不顧產品質量，產生大量廢品次貨，以及其他浪費國家資財等現象。
在決定國家制度和國家的管理方面，每一個勞動群眾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人民的多數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特殊機構（特權官吏，常備軍長官），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民主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這就是說，國家機關應該而且必然日趨消亡，決不是像斯大林和中共所強調那樣的日益加強。這樣，所有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自發發展，就一定會受到工農群眾所遏止，即使有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出來，也一定會被群眾所揭發消滅；任何貪污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都一定會被群眾所肅清。因為，所有這些都逃不過廣大群眾的眼睛，決不會為他們所容忍，也只有他們才有足夠力量加以遏止消滅，有效地捍衞國有財產制，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邁向社會主義的目標。
在積累和分配方面，國家應該採取兩者廉顧的適當比例，既要考慮公共積累的需要，也要照顧勞動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適當提高。為了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種提高是非常必需的，即使因此暫時減慢了積累的速度，但由於群眾積極性的高漲而造成的生產高潮，必然很快帶來更多的積累。反之，如果只顧目前大量抽取積累，因而影響勞動群眾的生活和工作情緒，造成生產發展遲緩，實際上必會使以後的積累減少。這表明勞動群眾的當前利益，同國家的長遠利益絕不是相對立，而是相一致的。
（三）勞動階級的狀況
19.在中國，正如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一樣，一向都實行盡量多積累而少分配的政策，因而使一般群眾的生活，長期處於物質貧乏的困苦狀態。他們雖然已相對地解除了舊社會那種失業和飢餓的威脅，一般都可以維持一種最起碼的生活，同解放前相比已改善了許多；但廿多年來，生活水平仍未見有顯著的提高。
根據官方的數字：「1958年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均每人合85元左右」。大多數的窮隊比這個平均數字更低。這個數字包括糧食分配折合現金計算在內，每人每月平均只有7元，扣除生活資料之後，所得到的現金非常少，自然很難買到多少昂貴的工業日用品。國家對數量不足的工業日用品所定的價格既非常高，配給農民的東西又十分少（例如每人全年只配購十多尺布，每月幾兩食油和半斤猪肉，諸如此類），迫使農民必須從自由市場以高價購入不足的生活必需品，由此可見一般農民的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十幾年來究竟改善了多少呢？中共及政府完全沒有像50年代那樣公布有關具體情況。但從要求國外親友接濟的來信，從國內來人的口述筆錄，從中國報刊所透露出的片斷資料，都可知道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改善。中共要求人民「勤儉節約」，「細水長流」，「好日子當壞日子過」，都反映它的多留少分政策很少改變。而「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這個口號，也表明勞動者最多只能得到增產部份的一成；甚至中共報刊常有透露，農業增產了，公社社員的收入並沒有增加多少。既然農村社員不能指望從生產隊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貧苦生活，他們對集體生產的熱情便會降低，轉而向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去努力，以期能夠稍為滿足生活上的需要。這就是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屢次遭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壓縮或取銷，但仍恢復存在的主要原因。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之發動對小生產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輿論攻勢，其主要企圖只在於限制社員改善生活的要求，再一次迫使他們盡量放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以便全心全力為增加集體積累而苦幹。
儘管中共宣稱在農村實行依靠貧下中農的政策，但廣大貧下中農生活上長期的困苦，卻大大地挫傷了他們過問國家大事的積極性，敗壞了他們對中共的真誠支持。而中共越是限制農民改善生活的要求，一般農民的政治熱情就越低，對中共的不滿就越大，對集體生產「磨洋工」的情況也越難改變，農業生產也越難迅速提高。
20.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上所處的關鍵性地位，在社會階級鬥爭中所能起的決定性作用，使中共在統治全中國後，不得不（雖然是在口頭上的）承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承認他們的較高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比其他階級較多的經濟利益，以圖爭取他們的支持，減少他們對中共的對抗性。
但這些對改變實際情況並沒有很大幫助。工人階級實際上並沒有當家作主，領導一切的權力；實權仍操在中共的國家領導人及企業幹部手中，工人只是被領導者，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他們被號召嚮應中共的各種「運動」，但絕大多數工人反應並不熱烈，而只是循例隨大流表態一番，應付了事。他們被號召進行生產技術革新，但許多的革新往往是更加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隨著工業的發展，產業大軍的隊伍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加強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是日益提高了，但同時對中共缺點錯誤的認識也提高了。
城市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比一般公社社員的較為好些。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為60元左右，比農村勞動者高出許多倍，即使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卻總沒有農民那樣貧困。但長期以來，城市工人的工資並未見有全國性的增加。即使部份工人的工資級別，經過幾年可能有所提高，那僅因為技術及工作效率提高了之故，而並不是同工同級待遇的提高。一般學徒的每月工資仍然是過去的十幾二十元，一級的仍然是30元左右，為數不多的八級老工人，仍然是100元左右。
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普遍提出的），中共卻斥之為「經濟主義的妖風」，是走資派「經濟掛帥」、「物質刺激的黑貨」，要堅決加以反對。毛澤東指責工人階級一部份也有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情況，「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但以目前這樣有限的工資收入，即使是最高的八級，仍難以令人相信毛的指責是真實的。對於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兩種勞動報酬之間的過份大的差距，當然應該逐步加以縮小。高級知識份子（如大學教授等）、國家高級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高於一級工人十倍以上的薪酬，應該加以降低，但普通工人的一級至八級的工資，則不應該加以減少，更加不應使較高的工資降低到較低的水平上，以縮少八級之間的距離；而應該把過低或較低的工資提高。毛這個指示的用意，顯然在於製造思想壓力，以便把普通工人（尤其是其中較高級的）工資加以削減，至少是要阻遏工人增加工資的要求。但對於高級幹部高過一般工人或國家機關低級工作人員達幾十倍的「工資」及其他優厚待遇，他卻完全不予指責，不主張大加減低，這表明以毛為首的領導層，一直是以犧牲群眾利益來維護官僚特權的。
在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的過渡時期，按照勞動分配生活品，仍然是有效而必需遵守的原則。中共雖然口頭上文字上不正面反對馬列主義這個原則，但1958年秋曾一度在實際上違反了它，今天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反對物質刺激及奬金等名義下，又企圖突破它，並且在部份工人中間首先推行義務加班工作，對超時工作不付給報酬，這如果完全出於某些工人的共產主義覺悟，自願不取報酬，當然是值得讚揚的共產主義崇高精神；但如果把這種義務勞動變成一種普遍推行於全國的經常性制度，迫使一般還未具有這種自覺自願的群眾也要長期參加這種「運動」，那就等於增加工作時間而工資不加，不管領導者的主觀意願如何，其實際結果既不會對生產有所幫助，反而會影響工人的健康，增加他們的辛勞和不滿，因而會降低工作的效率。
21.新中國建立後，婦女也從舊的剝削壓迫下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她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提高了，在法理上算是男女平等了，但實際上，離開完全的解放、真正的平等還有很大的距離。托兒所等的設立，在中共雖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及生產，但也解除了她們一部份的家務勞動；且由於勞保的施行，對婦女的生育和生理病假等都有不同的照顧，她們在這些方面的痛苦已比過去減輕不少。但實際上，她們的痛苦仍比男性深一重。她們不但和男性一樣被剝奪了基本民主權利（包括自由戀愛、結婚、共同一起生活等權利），而且被剝奪了自由生育或墮胎的權利，這些原是人民底起碼權利，也是目前中國經濟條件所能負擔及允許的。她們投入生產建設後，由於生理體力上不及男性，中共提出要她們「頂起半邊天」，就意味著要她們比男性更緊張更吃力地工作。她們辛苦勞動後還要料理家務，生育兒女。加上營養不良（這特別在農村是如此），使婦女的健康狀態，一般都比男性為差，並使她們喪失了平等地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
在收入方面，勞動婦女實際上又比男工或男社員更低，有些甚至低很多；這不但因為工作不同，工資或工分也就較少，而且在許多地方，即使同工也不同酬。對婦女的歧視現象，依然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中共宣稱中國婦女已得到澈底解放，已和男人一樣平等，並且象徵性地提昇某些「先進」積極的婦女負責較高的職位，甚至當上副總理；這些都難以改變中國婦女一般的真實處境和地位。
（四）青年及文教政策
22.實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目的是為了推行總路線，增加農村的勞動力，減少國家大學教育的經費；並把富於反叛性的城市青年，分散到窮鄉僻壤，消解他們對統治層的威脅。中共為此提出的論點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應該逐漸縮小，理論知識和生產實踐應該相結合，知識青年應該參加勞動鍛鍊和學習等等。即使抽象地說來這些會是正確的方向，但也是中共現行的上山下鄉政策所無法達到的，它採用強迫調派的行政手段，配合精神上壓力（比如認為不服調派就是違抗毛澤東思想路線，以取消工作權利及糧食配給等相威脅），迫使廣大青年接受。這就使一般知青普遍產生痛苦，不滿、消極甚至反抗；只有極少數高度自覺的革命青年，才具有忘我地艱苦勞動的決心；同時，只有極少數鑽營權位者，才藉助於工作積極思想進步的表現而得到提昇。中共硬性安插不熟練的勞動力到生產力低而產品不豐的生產隊（特別是地少人多的生產隊），首先只能增加這些隊的社員與插隊青年之間在分配產品方面的緊張。知青由於技術低農具缺，所得工分更少，不夠維持起碼的生活，迫得要城市裡的家庭接濟；在得不到接濟而又忍不住飢餓時，往往被迫「偷食」集體的產品，因而引起不少這類的悲劇性衝突。
很多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的知青則逃回城市，成為沒有工作和配給證的黑戶和流浪者。他們要靠家人節食和購買自由市場高價食物維持生活，既很困難，又很不滿，對前途展望灰暗。隨著中共這種政策的大力推行，這類青年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更增加社會的不安因素。
大量被派到荒山野嶺甚至不毛之地進行開墾的知青，極少從國家獲得應有的物質力量支助，幾乎全憑他們雙手去戰天鬥地，經過極艱苦的一段日子，才得到收獲維持生活。這些白手墾荒者的艱苦經歷，更少談到「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意義。
知識青年所要學習的，首先應該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而不是向思想上仍屬個體小生產者的農民，向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的農村。由此證明中共以這樣的學習為理由，不但虛偽，而且是違反它所標榜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
為了加速國家工業化，更快地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國家今天應該儘快儘多地培養科技人材。為此就不應把幾乎全部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去「一輩子當農民」（即使其中極少數「政治表現好」的青年可能被選拔入大學，但多年的體力勞動己使他們對過去所學的忘記了很多）。上山下鄉青年的隊伍越擴大，則意味高水準的科技大軍隊伍越縮小，因此，如果對知青的現行政策不予澈底改變，則對國家培訓高水準科技人材以加速工業化，定必產生嚴重的惡果。
23.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應當像列寧所說的，「把學校從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成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階級劃分的工具。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因此需要澈底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變舊的教學方針、方法和內容，需要加強青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培養他們的革命人生觀；應該使書本理論知識同生產實踐相給合，廢除不必要的繁複課程，適當地縮短教學的時間。
但中共把學制過份地縮短，而在學的學生又要以三分一或更多的時間去從事生產，這實在就是「把學生當作勞動力來使用」，目的為了增加生產，而不是為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知識。這對學生知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種嚴重的阻礙。
中共對原有的教師採取激烈而強迫的改造步驟，要農村中小學教師從原來受薪給的公職人員，變為領取工分的社員，實則把他們的待遇降低到普通社員的水平；要教師邊教邊生產勞動，則減少他們備課改卷的時間，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中共更一般地發動學生鬥爭教師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派文化水平很低的工農兵代替他們上講台教學，「成為教師隊伍的骨幹」；這些都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工農與教師之間，人工地造成不必要的對立和鬥爭，影響了教師的情緒（「教師難當論」就充分反映教師這種怨懣不安），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
24.中共在學生中間提出重紅輕專，甚至走到只要紅不要專，這是在學校中推行政治掛帥（即「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極端表現。它更加導引許多學生只求背誦毛語錄，響應中共每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和號召，而對一般文化和科學知識則予以漠視；加上他們對前景悲觀灰黯（如畢業後定被送到農村去等等），因而在一段時期流行著「讀書無用論」。
「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學校生活停頓了幾年，尤其是高等院校，影響更加嚴重。直到1973年，全國才第一次有八萬大學生畢業。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在一段長時間內，在提高文化水平和培訓高等科技專業人材方面，落後了多少年，損失了多少專材！隨後實行的大學招生辦法，既大大減少了入學人數，又降低了入學的一定文化知識標準，使教與學都因學生程度不同而大感困難。在現時的官僚控制下，實行這種辦法勢必為特權份子及其狂熱的（或偽裝真誠熱烈的）支持者大開高等學校之門，而把真正熱心追求知識學問的一般青年排拒於門外，其有害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25.在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包括影劇音樂等）領域，必須深入肅清舊的剝削階級殘餘影響，代之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形態。無產階級需要一種革命的文藝，需要批判地把既存的文化底重要成份灌輸給水平低的群眾。但正如列寧所批判的，它並不「揑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關在與世隔絕的組織中」。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在他們不反對革命和社會主義這個前提之下，應該容許他們在文化藝術的園地內有自主的完全自由。
但中共在這方面卻實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表現了十足的官僚主義。它命令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嚴格限制在中共所劃定的小框框之內工作；一切寫作、影劇、歌曲等都只能歌頌中共、尤其是歌頌毛澤東，而且不能存有任何可能意會為影射諷喻的成份；只能讚美光明面，不能暴露陰暗面；只能描畫紅臉，不能描畫黑臉。在這種絕對控制之下，人民只能看到歌德派的作品，只能看到革命英雄的形象，只能看到進步的成績和大好形勢。也因此，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七八年間只能看到有限幾齣的「革命」樣板戯；幾乎一切舊的電影戯劇以及無數文學作品，僅僅因為不夠高度讚揚一個人及其功績，或者不合某些人的審查尺度，便被蓋上反革命黑貨的標記，不再容許存在。一切自由地創作的氣氛都被窒息了。一度流行的「文化工作危險論」，就是害怕官僚箝制打擊的一種心聲和反映。整個中國在思想文化的箝制方面，幾乎可和黑暗的中世紀時代的歐洲相比擬。文化藝術的園地，變成清一色的歌德派盤據的場所，多少年來都難長出自由獨立的花朵；全國人民生活在精神上貧乏和枯燥無味之中。
（五）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26.中國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差不多，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列寧曾經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樣」。因此，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翌日，列寧領導下的新政權，立即宣佈境內各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並且在蘇聯憲法上寫明：「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群眾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這個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願聯合；每一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
但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政府卻不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這種自決權和分立權，而只給予他們以「自治」權，把它們全部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內，使每個民族都必須成為這個大家庭的固定成員之一。這種政策完全違反了上述列寧的民族政策，表明中共在實際上執行的完全是一種大漢族主義政策。這種政策導引出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統治之間的對立不和，爆發出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鬥爭，其中最激烈的就是1959年的西藏武裝反抗。即使在建國四分之一世紀後，中共報刊仍然在強調指出：「在民族問題上，是堅持團結還是大搞分裂，歷來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這就顯露出，即使在今天，少數民族與中共大漢族主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鬥爭」，因而中共呼籲要「抵制一切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既然各少數民族中的舊上層剝削階級都已被打倒了，不再存在了，則在這些「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之中，便會有不少來自各少數民族的工農群眾，反映出遭受國內民族壓迫和官僚統治壓迫的群眾底不滿。
如果中共及中國政府執行列寧那樣的民族政策，並在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衞生各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它們的進步，使它們的生活日益改善；那麼，它們一定會真正自願地同國內其他民族（包括漢族）聯合在一起，雖有自決權和分立權也不會行使的。同時，它們也會從此瞭解蘇聯官僚層的欺騙，不會成為後者他日進侵中國的輔助工具。
27.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退守到台灣，在美帝軍事經濟等援助下，重新站定了腳跟，得到喘息的機會，繼續殘酷地剝削壓迫台灣人民，尤其是土著的台灣勞動人民。新政權已在中國大陸成立了這麼久，但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及一些沿海島嶼，仍受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不但國家統一不能全部完成，而且讓一個敵對階級的政權，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之下，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將來如果蘇中關係更加惡化，克里姆林宮官僚也可能試行拉攏台灣資產階級政權一同對中國進行包圍威脅）。雖然台灣政權「反攻大陸」的反動叫囂僅像是夜行人吹的口哨，已越來越聲沉響絕，但中國政府和中共一直聲稱的「解放台灣」，也從未見諸行動，即使在中美關係改善、台灣海峽美艦撤走、駐台美軍大部回國之後。中共企圖經過統戰、協商談判的和平道路解決台灣問題，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反動的台灣政權絕不會自動地把統治權交給中共，而必然頑抗到完全潰敗的最後一分鐘。中共對金馬島嶼十多年來的隔岸炮轟，完全是一種虛有其表的無效示威。另一方面，中共的許多缺點錯誤，提供了台灣現政權很好的藉口，利用來欺騙台灣人民，減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渙散他們的鬥志，因而有助於延長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統治。
但這決不能改變總的歷史趨勢，台灣人民終歸會自己起來進行革命，推倒資產階級現政權，成立工農政府，實現階級民主，以此刺激起大陸同胞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或者是這兩方面的革命互相影響、幫助及促進，因此台灣同胞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
台灣是舊日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縮影，包含著同樣的社會階級矛盾，因此，中國革命共產黨1948年通過的「黨綱」中的理論分析和任務、主張，基本上仍然適用於今天的台灣。
28.香港、澳門原本是中國的一部分，只因英、葡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掠奪，百幾年來一直分別成為英、葡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佔當地居民95%以上的中國人民，長期受著英葡帝國主義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中國大陸解放後，中共為了眼前的某種利益，為了拉攏「第二世界」的帝國主義打擊「第一世界」的超級帝國主義，採取維持港澳現狀的政策，既不願收回港澳，也不願幫助港澳人民進行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反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鬥爭；更不願號召他們起來趕走他們的直接統治者。即使他們有力量有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中共也決不會讓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權在港澳存在下去；因為這與它直接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之缺乏民主自由將構成強烈的對照，將激盪起大陸人民民主化運動洶湧澎湃的浪潮。
中共公開否認港、澳今天分別是英、葡的殖民地，這完全是睜開眼睛說瞎話，根本否認客觀存在著的明顯事實，其作用是想迥避它對港澳的中國居民反殖反帝運動所應負的責任，替它製造對這運動怠工的藉口。
主要由於港澳勞動群眾對中共的缺點錯誤、對中國大陸的陰暗面都有較多的瞭解，而對大陸社會制度改變所帶來的進步面則瞭解不足，因而可以預料，在絕大多數港澳居民心目中，都寧可希望能夠在簡單歸屬於中國大陸現政權之外，找到另一條出路。
但港澳絕難有同中國大陸分開而單獨成立獨立國的出路。港澳居民的命運，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命運是緊連在一起的。他們當前最主要最直接的任務是推翻殖民地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但革命決不限於解決反帝的民主任務，而是要不停息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將主要的生產手段收歸社會公有。這個政權並不是中共大陸政權的擴展。不過，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共決心把大陸政權和社會制度擴展到港澳，完全趕走帝國主義統治，港澳的工人階級應當一方面繼續同港英及澳葡鬥爭，另方面盡量保持、發展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反對官僚的控制。即使新政權完全被中共官僚控制，勞動群眾也要保衛新政權，以抗擊一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企圖；並支持中共政權的某些進步改革的同時，反對官僚獨裁，準備與大陸的工農合作，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
（六）外交政策
29.廿多年來的中國外交，在對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總的基本原則是「和平共處」；對於其他工人國家，則隨著相互間的關係變化，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評價和態度。在所有這些方面，它都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離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立場的。
對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態度，中國政府長期堅持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經濟上給予它們無數的援助，在政治上表示非常的友好，替它們的反動面貌塗上進步色彩；同時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下，拒絕支持這些國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而對鎮壓這些運動的統治者，則給予 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援（最新鮮的例子是對斯里蘭卡），穩定他們的統治。
在對美帝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方面，中國政府的政策是要拉攏它們以孤立它所認為是最主要的敵人。為此，它違反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和態度，美化它們是屬於「第二世界」的國家，不惜代價地討好他們，公開聲言喜見他們強大和團結，以此幫助延長這些帝國主義者的壽命，延長他們統治壓迫下的無產階級底痛苦。
30.在對美帝國主義方面，毛澤東曾一度嚴正地譴責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兇惡最主要的敵人，號召全世界人民打倒它，並在實際上支援朝鮮及印支的解放戰爭以抗擊它。這些在當時都是進步的。但他及中共後來卻作了極大的轉變，不但與美帝的代表人物友好、和解，不再像過去那樣猛烈抨擊它，反而希望美軍繼續留駐東南亞，為的是對抗蘇聯。中國雖仍在宣傳上把美帝列為兩霸之一，但在實際上已不視它為最主要的敵人。這種轉變顯然不是由於美帝的本質有所改變，而是由於中共蘇共關係的變化，使中國外交政策也起變化，這種變化特別清晰地表露出它的極右機會主義性質。
儘管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採取這種「和解」政策，但由於階級基礎及社會制度的根本不同，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政府對新中國的友好態度完全是暫時的利用；在它們不需要或不宜於再利用的時候，它們就會重現出不可調和的階級敵人真面目，對中國採取敵對仇視的態度，甚至進行顛覆活動或軍事政擊。在發生這類的衝突時，不理中共底政策，也不理那一方面首先發動，革命者都堅決地無條件地站在中國方面，抗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保衛中國這個工人國家及其國有財產制。
31.對於蘇聯，中共最初曾推崇她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和為首的力量；稱讚她是自己的「老大哥」，她對新中國的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表示要一面倒向蘇聯。但事實證明，尤其是中共後來所揭露的事實證明：早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鬥爭中，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及所供應的軍用物資等，都完全是站在蘇聯官僚層的極端自私的立場上的。
主要由於建立在「一國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雙方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官僚立場、利益的衝突，六十年代初公開爆發了中蘇兩國共黨之間的爭論。為了對抗蘇聯官僚層的強大壓力（同時也是對抗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強大壓力），爭取國際上進步力量和各國共黨內某部分的支持，中共一度被迫要從馬列主義思想武庫中借用某些論點，並在實際行動上較為收斂一下過去的右傾政策，較多地支持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支持傾向它的共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但它同時仍堅持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原則，並照舊露骨地推行於印尼；它聲稱絕不觸動資本主義國家一根毫毛，反對「輸出革命」；它仍自誇曾力主蘇聯血腥壓平匈牙利革命，等等。因而中共當時的轉變是很有限度、很不徹底，是在言語文字上多於實際行動的。雖然如此，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蘇共黨爭論中，中共的論點還是比較進步，值得歡迎和有條件地支持的。
蘇聯官僚層佈署大軍於中蘇邊境和外蒙古，企圖對中國施加壓力，作軍事進攻中國的威脅，並且發動過一些地方性的軍事挑衅，這完全暴露了它一貫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征服別國的反動企圖，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嚴正譴責和堅決反對。
中共後來在理論上斷言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再存在，蘇聯已復辟了資本主義，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在實際政策上把蘇聯看作最主要的敵人，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立場，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性質的分析方法和已作出的判斷，顛倒了對最基本對立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目標，因而有利於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損害了自己階級兄弟間的團結和力量，並幫助蘇聯官僚層對蘇聯及其它工人國家工農的欺騙，加強他們中間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中共今天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的重估和態度，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
克里姆林宮和北京間的對立，基本上是兩個官僚統治集團之間的對立，是雙方堅持「一國社會主義」的具體表現。中共和蘇共之間的矛盾，不應影響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工人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更不應超越過工人國家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在任何工人國家（包括蘇聯及東歐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革命者一定要站在工人國家一邊，保衛它們以對抗資本主義國家，而絕對不應中立，更不應站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邊去反對工人國家。
32.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對世界革命運動負有推動、幫助的責任；後者的順利發展和更多的勝利，對中國更有鞏固、保障的作用。反之，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繼續存在、團結、強大，只能是新戰爭的根源，對中國也是一種巨大威脅。
但中共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卻不是為了推動、幫助世界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為了追求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共處，其出發點則是為了維護官僚層本身的利益，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利益，因而把這種利益置於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使後者為它而服務而犧牲。
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無論就和平共處的內容和表現，就其出發點和反映的利益看，基本上都同斯大林當年的外交政策一樣，具有明顯的斯大林主義性質，不同的是中共所處的時代是世界革命向上發展的時代，它所感受的影響和壓力較大，使它有時要加以利用，因而有時表現出中間偏「左」些（當然斯大林有時也表現出極「左」的言行，如「第三時期」的理論政策，這種盤旋搖擺，正是斯大林主義的特點之一）。
（七）軍隊與民兵
33.由於各種特殊歷史條件的配合，使一枝農民軍隊在對蔣介石的反攻過程中不斷壯大，不斷消滅舊政權的軍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從始就是由一個較強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領導；沒有這個黨的存在，這技軍隊的勝利將是不可思議的。這證明黨的作用是基本的、不可代替的。
但中國政策的官僚主義化，在軍隊中也得到完全的反映，使它經歷了同樣的過程；越上級的指揮官和政委，其權力則越大，所享有特權也越多。解放前的艱苦樸素優良作風，被追求權力和物質特權享受所代替；解放前官兵間較為平等的關係，被一層層的等級和兩端差距達一百倍的極不平等待遇所毒化。雖然後來中國軍隊的軍階名銜在名義上已經取消，軍官已改稱為指揮員，中上級將領的過高薪俸已略為減低；但特權享受和不平等關係依然存在。
34.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軍隊乃是社會的摹本，社會的一切病症，它都要傳染到，普通還發得更厲害些」。中共強迫全國農民迅速集體化，尤其是公社化，使絕大多數來自農民的戰士產生了很大的不滿和反對。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對人民公社等的批評，就是軍中這種情緒的曲折反映，他和當時的總參謀長黃克誠之被整肅，則是中共鎮壓軍中反對情緒的間接表現之一。以後對總參謀長人選之不斷更換，意味中共對控制軍隊的棘手和亟圖加強，也顯出軍隊中鬥爭的尖銳和複雜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利用軍隊鎮壓革命群眾及紅衛兵，派軍隊進駐廠礦、學校等單位，賦予軍隊極大權力，管制許多從不屬於軍管的部門；使解放軍報成為對各方面發號施令而與黨中央機關報平起平坐；使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及其選出的九屆中委中，軍人成份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一切都極度地擴大了軍隊領導人在黨政各方面的權力，導致林彪為首的一派底飛揚跋扈，更導致毛澤東在利用完林彪之後即加以清除，並調換絕大部份軍區司令員的駐地，解除他們的黨書記等兼職，強調重申黨指揮槍，而非槍指揮黨。所有這些都證明中共黨內各派系把相互間的明爭暗鬥帶到軍隊之中，以奪取對國家軍隊的控制權，來鞏固自己一派在黨及國家政權內的權位，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自己的工具。
35.為了追求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而不指望從世界革命的勝利獲得保障，中共只有盡力加強本國的國防，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大來保持實力地位，防禦外國的侵犯。因此，中國官員曾宣稱，中國政府寧可人民沒有褲子，也要發展核子。這是帝國主義者過去主張要大炮不要牛油的同樣比喻；兩者所依賴的階級基礎雖然不同，但犧犧牲人民生活以追求軍備競賽的政策則一。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唯武器論者，真正能保衛工人國家的最強大力量，不是核彈之類的國防武器，而是全國勞動群眾的真誠支持。中共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政策，雖由於科技人員的集體努力而在尖端科技上獲得巨大成就，但同時也造成廣大群眾因生活上的不滿而對國家的支持熱忱減低。
中共強調戰爭迫近的威脅，驅使人民「深挖洞、廣積粮」，其更大用意是想藉此種戰爭威脅，驅使人民束緊褲帶，更努力去增加生產，加強國防力量。但這種備戰而緊張的狀態並不能長久保持，特別是人民覺得中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很少的時候，他們的情緒便會鬆弛下來。這證明用人工製成的氣氛，對國防的鞏固不會有多大的實際效果。
36.蘇聯紅軍的締造者領導者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過：工人國家應該逐步創立一種軍隊，「盡可能的用超軍營法，即，使之接近於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與工廠、礦山、農村公社等相結合，有地方的指揮部、軍械庫和軍用品儲藏所。「地方的教育的工業的體育的青年團體，將代替軍營所造成的團體精神，而且養成自覺的紀律，沒有高踞在軍隊之上的職業的軍官」。這種制度需要一種高的經濟基礎，需要較充足的鐵路、公路、水道和交通工具，以便戰事發生時，地方軍隊能迅速集合行動。如果具備必需的經濟條件，民兵制度比之正規軍會有更多的優點，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少。但以中國目前而言，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條件所使然，保持一技強大的正規軍仍然是很必需的。正規軍和民兵兩種系統，仍然需要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其優劣點。
無論在正規軍或民兵隊伍中，都需要有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它的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需要由兵士自下而上地選舉指揮部。「指揮員的昇遷，若是根據本人的能力和功績，則須在軍隊本身自由的創意和批評條件之下才能實行，同時須有全國的輿論來監督軍隊。嚴厲的紀律祇能與寬大的民主制相輔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於民主制之上的」。但中共控制下的軍隊和民兵組織內部。從來都缺乏這種民主自由。
37.中國除了有全世界最大的正規軍，還有各地方及廠礦成立的無數民兵，這枝民兵隊伍中，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參加，且擁有各種武器裝備。中共在林彪事件前後之特別推廣民兵隊伍，並非表示它自願讓工農武裝起來，讓他們獨立地積極地干預國家大事，而只表現它懷有如下目的：第一，利用某部份有武裝有組織的工農，以對抗社會上、黨內及正規軍中不受指揮的異己力量（尤其是異己的高級軍官）；第二，加強軍事力量，以對抗克里姆林宮及帝國主義的壓力。
不管中共某些派系之企圖利用民兵組織作為派系鬥爭的工具和資本，不管他們對民兵組織已加以官僚主義的控制；工人和貧下中農之利用參加民兵機會，學會使用武器和作戰技術，且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手中握有武器，這在客觀上卻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對工農參加政治生活及實際鬥爭具有重要價值，在將來群眾進行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時會起積極作用，因而會造成官僚玩火終被火焚的結果。
所有工農和革命者都應該盡可能爭取參加到民兵隊伍或正規軍隊中去，爭取武裝自己、接受軍事訓練、使用武器的權利，正如爭取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一樣。
（八）社會矛盾與官僚層
38.二十多年的事實表明，中國社會充滿著各種各類的矛盾和鬥爭，在最初幾年，主要的社會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在農村表現為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間的矛盾）。隨著1956年社會改革的基本完成，舊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但各種矛盾仍然存在，它們表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殘餘勢力之間，社會主義傾向與資本主義傾向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農業集體經營與農民個體經營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等等。在這許多矛盾衝突之中，大部份都根源於高度進步的生產關係與低下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中共的一貫政策，不是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逐步消滅社會的不平等和矛盾衝突，反而是利用它們，且在客觀上加深加劇它們；而且越到後來（特別自1957年起），就越使自己的官僚統治與工農群眾之間的矛盾，變成更尖銳的主要矛盾。其具體的表現在於：一般勞動群眾與「先進積極」份子之間，公社社員與公社幹部之間，上山下鄉知青與直接領導的幹部之間，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者與限制他們自由的領導者之間，群眾與公安（特務）人員之間，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者之間，國家機關下級工作人員與其上層之間，軍隊及民兵的下層戰士與上層指揮員之間，等等。這許多矛盾鬥爭反映到中共黨內，便是一般黨員與黨領導之間的矛盾鬥爭。
39.社會矛盾的加深和鬥爭的加劇，另方面又加強了中共黨內各種傾向、集團、派系之間的衝突。它們在主要由自己的官僚主義及政策所造成的困難之前，互相不滿怨責，要用不同方法維持官僚統治的歧見越來越大，對立越來越顯；加上官僚們各為了追求自己及自己一派更大的特權、更高更穩的地位，於是黨內鬥爭便不斷爆發出來。
極權專制的個人獨裁，是中國國家政治生活的特點；也是中共黨內生活的特點。中共繼承斯大林「黨內無派」的官僚傳統，一向不容許任何與毛澤東思想路線不同的傾向、集團存在。一旦形成且開始和毛澤東對抗，便被套上階級敵人、特務叛徒等罪名，加以清算、整肅；被整肅者永遠沒有辯護的權利。毛澤東以前的戰友都一批批被加上最壞的罪名鬥垮鬥臭了。這種不斷整肅表明中共黨爭的激烈，更表明中國社會政治危機的尖銳化。
40.面對著蘇聯和東歐工人國家人民反官僚獨裁統治的洶湧浪潮（它們以匈牙利革命、波蘭波茲南工人暴動，蘇聯集中營暴動等一系列事件為代表，也間接反映於赫魯曉夫1956年清算斯大林罪惡的演說中），面對著國內人民受了這種感染而加劇的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要全國人民加以響應，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許諾「言者無罪」。他的目的是試圖以這種「開放民主」的姿態，讓群眾發洩一些不滿情緒，緩和一下緊張的矛盾。革命群眾利用這個號召，實行大鳴大放，他們（如林希翎所代表的）嚴厲批評了中共官僚層的缺點錯誤，提出要求在國內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對外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推進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份子（如龍雲等）也乘機提出批評，企圖影響中共政策，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地從左、右兩方來的批評，其矛頭都直指中共，對中共統治造成了威脅。
像玩火者被火灼傷了手指而趕快縮手一樣，毛澤東佷快就下令結束這一鳴放把戱，以「反右派」名義，不但鎮壓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對真正革命的左派也同權套上右派帽子，同樣加以鎮壓。他事後解釋，這種鳴放號召是引誘右派露出頭來的陽謀而非陰謀。但在全國人民看來，卻完全是出爾反爾、背信毀諾的行為，是公然欺騙人民的陷阱，絕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領導人所應採取的。
大鳴大放的收塲表明毛和整個官僚層一樣，連一些革命性的批評意見也不能容忍，而繼續任意踐踏1954年憲法所明白規定的人民底基本權利，把一切民主自由的規定都變成只是官僚獨裁的點綴品。這種自我暴露的弄巧反拙的做法，不但沒有緩和中共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41.1958年盲目推行三面紅旗所引起的人民更大不滿，反映到中共黨內，就引發了次年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苦諫」陳詞。雖然他的批評溫和含蓄，且是站在維護共黨統治的立場上作出的，但仍不能見容於毛，而終被撤去一切職權。這具體表明毛和中共都決不容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於黨內。與此同時，毛也因三面紅旗失敗而辭去國家主席，暫不直接干預國家事務。但一般群眾鑑於鳴放的教訓，仍不敢公開提出批評，而只在黨幹部或一些知識份子中間，藉助於借古喻今、指桑罵槐等間接手法，來宣露他們的不滿（如「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等）。但這樣很有限度的隱約批評，也不能存在多久；這些批評者終於成了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首遭清算的對象。
42.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並不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在文化思想領域進一步肅清資產階級殘餘影響及官僚控制的革命。它最初的鬥爭和打擊的對象，是那些思想言行上反對毛及其三面紅旗、不滿官僚控制、要求基本民主權利的進步群眾，以及某些主張溫和改革的黨員、幹部。毛派對他們的這種打擊鎮壓，完全是反動的，應加以反對的。第四國際黨人同情和支持那些因反對官僚獨裁、爭取民主權利而受迫害的人們。
它雖曾一度號召要「破四舊、立四新」，但其主要鬥爭矛頭，卻很快轉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上去，因而使它基本上變成為官僚內部冒進與緩進的傾向及
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1977年4月10－11日）
革命的成果，其發展及其領導
經濟的發展
勞動階級的狀況
青年及文教政策
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外交政策
軍隊與民兵
社會矛盾與官僚階層
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一）革命的成果，其演變及其領導
1.1949年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土地改革、民族獨立，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統一。革命繼續按照不斷革命的邏輯向深的方面發展，衝破了階段論領導者的理論政策底限制，進行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帝國主義勢力完全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完整的舊剝削壓迫階級來說，已逐漸被消滅了；雖然資產階級的個別分子仍然殘存著，但已不能再不勞而獲地過著寄生生活。初期的雙重政權局面，不久已變成單一的政權。一個工人國家（但是官僚主義地變態的）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土上建立起來了。生產力從私有制度束縛下之獲得解放，嶄新生產關係之建立，提供了經濟上飛躍進步的巨大可能性。
這次革命的偉大結果，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一次極重大的勝利，在國際平面上相當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基本對立的社會陣營間的力量關係，對以後的世界革命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2.可是，上述革命成果並非順利地取得的；革命的發展過程是被扭曲的。革命發展之所以自始就走著被扭曲的道路，其基因不是由於客觀上的困難，而主要是由於革命陣營內主觀力量方面的缺點；就是說，主要由於第三次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動搖、錯誤的政策所引致。
3.革命動力的興起，最初溯源自抗日戰爭。日帝的侵略，激發了全國性的廣大的群眾運動。這一形勢使中共獲得機會，重新干預歷史事變。可是，中共領導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期間階級合作政策失敗的教訓，在抗戰中群眾運動興起的初期，重新採取機會主義政策，自動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放棄土地革命，聲明服從三民主義，要求與國民黨重新「合作」，在「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戰爭。
抗戰時期，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現得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理論把孟什維克和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推演到極端，幻想可以通過「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及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黨派合作，成立「聯合政府」，領導進行抗戰和社會改革。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底實質作用，是幫助國民黨抑制工農改善生活、要求民主權利與獨立武裝參加抗戰的鬥爭，這就大大地妨礙了群眾的革命行動，並引致中共本身陷入重大的危機中。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群眾的武裝力量，被日帝、國民黨、地主、漢奸、土匪的軍隊所包圍，遭遇重重的打擊，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可是，儘管中共領導層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基本教訓，這教訓卻活在頑強地投入鬥爭的群眾底心坎裡，在運動底洪流中，許多實際參與戰鬥的幹部和群眾，表面上雖仍接受領導層的政策，但在實踐中則加以不同的運用。歷史事實顯示，在危險關頭，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中共底領導層終於被迫作了改變：它狡猾地在運動內部一方面大力鎮壓反對者，另方面卻部份地採納了這些變易，把它揉合於其路線之中，作為黨對黨員及幹部關於路線實踐的解釋和指導，但在對外的政策聲明中，則其政策底面貌一直保持原狀。
正是由於這樣的改變，中共避免了覆亡的危險，且進一步使其軍隊、黨員能與群眾相結合，在日帝力量逐漸削弱與人民不斷投入戰鬥這一消長的過程中，人民的武裝力量壯大了隊伍，並且在日帝投降時發展到新的高峰。
4.抗戰結束後，當勞動群眾興起，學生群眾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軍事獨裁的運動遍及全國的時候，中共不但沒有乘著這個最有利的時機，提出革命政綱，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反而卑躬屈節地向國民黨要求和平談判，希望建立「聯合政府」來「建設新中國」，以致讓蔣介石獲得了時間，準備了和發動了對中共的全面性進攻（1946-47）。直到這種進攻威脅到中共的存在時，它才迫不得已起而抵抗和反攻（1947-49），發出「把內戰進行到底」的口號。這時，它一方面不得不在其統治區域內進行部分土改，以此穩定自己的基地，另方面仍不號召國民黨區的群眾起來為掙脫枷鎖而鬥爭；它只號召工人群眾進行「護廠運動」，號召群眾靜待解放，而單靠農民軍隊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由於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激烈，農民運動的高漲；由於長期戰爭破壞造成經濟的殘破，群眾的痛苦和對國民黨統治的憤恨；由於資產階級的分崩離析和國民黨政權的極端腐敗無能；更由於帝國主義體系陷入空前危機中，美帝在戰後所遭遇的重重困難，迫使它不能直接動用軍事力量支持蔣介石，因而在中共的反攻下，國民黨軍隊全面瓦解，使中共利用了極有利的局勢，奪得了政權。
5.中共在取得勝利後，它的政治經濟措施仍然依循著機會主義，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方向進行。它和資產階級派系及小資產階級集團（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工農黨等），經由「政治協商會議」製訂「共同綱領」，公開宣佈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拖延土地改革，並公然聲明保護帝國主義在華財產，這一切機會主義的措施，一方面是依照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所規定的路線，另方面是仿傚著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初期所實行的階級合作政策。
1950年，美帝國主義侵朝戰爭爆發後，客觀局勢迫使中共不得不修改它的新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政策，正如斯大林在美帝冷戰威脅下，逐步修改了他在東歐各國的階級合作政策一樣，在美帝的極端嚴重的威脅下，中共為了自保，迫不得已起而援助北朝鮮的抗戰，並沒收美帝在華的財產；同時，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持，不得不實施土改（但不宣佈土地國有和禁止土地買賣，而且聲明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由於資產階級乘著美帝侵朝的機會加緊破壞國家經濟（所謂五毒），中共又不得不發動「五反運動」，以回擊資產階級的反攻。隨後，為了發展工業，中共於1953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了對外貿易壟斷。
由於資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怠工破壞，中共於1956年將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以此逐步地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收歸國有，替社會主義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這和斯大林在「馬歇爾計劃」恢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準備進攻東歐的威脅下，改而排除資產階級代表於政權之外，並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踏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是同樣的發展。
6.總觀上述中共踏上政權後所施行的政策的演化，由實施土地改革、爭得民族獨立，走到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歸國有，這在客觀上是符合不斷革命的基本方向的。但這並非表示中共已自覺地懂得和運用不斷革命的理論，瞭解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教訓，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客觀事變壓力下，中共為了生存，被迫地、經驗主義地、迀迥曲折地前進的。正因此，中共把革命的進程扭曲得奇形怪狀，令人難於認識。在中共踏上改權後，又把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及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路線，運用於中國，發揮為「一國建設共產主義」。這就從根截斷了中國革命向國際平面不斷發展的道路，形成了危險的局勢。因為「一國社會主義」與「和平共處」的路線，不僅放棄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而且促進了各個工人國家的官僚的民族保守主義的生長和對立，導致蘇中兩國官僚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
7.中共的演變過程，是曲折和矛盾的：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之下，它最初作為一個接受馬列主義的黨而建立起來，並很快就獲得廣大工農群眾的擁護，成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領導力量。可是，由於它接受了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導致革命失敗，同時使它本身遭受到致命的打擊。在革命失敗後，它並沒有好好地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相反，卻屈服於克里姆林宮的壓力之下，把黨內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份子全部開除，並把原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制改變為斯大林式的官僚主義黨制，而這就引致了它的墮落。自遵義會議時起以迄現在，由於厲行官僚黨制，徹底革命的思想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原則，從來不能在它內部立足生長。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共把主力撤離城市，脫離無產階級群眾，因而一度成為一個以農民為主要基礎的小資產階級黨。它的領導層希圖以農民運動和其他運動取代無產階級運動，取代明確的階級革命鬥爭。它起先的「農民蘇維埃」路線固然反映出它的領導層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幻想，而後來它之倡行改良主義路線，則更清楚暴露它的領導層的小資產階級特質。因此，在這一時期中，無論就其政治路線或黨員成份來說，它都是徒具工人黨名義，而不具備作為一個工人黨的實質的。
其後，在抗戰和內戰的過程中，由於它吸收了廣大的群眾（包括從城市轉到戰區的工人群眾）；同時，由於廣大革命群眾底壓力，由於它擁有軍隊和社會權力，因而不但不能與資產級分享政權（雖然它的言論和政策表明它常希望如此），倒反必須在鬥爭中同蔣介石政權拚個你死我活──總括來說，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迫使，它終於進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使它重新發展成為領導革命的群眾黨。在進入城市並取得全國政權之後，一方面它的工人黨員比重增加了，城市無產階級對它的壓力增大了；另方面，國內外資產階級對它的不妥協態度也迫使它不得不採取反資本主義的路線，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因而使它恢復了工人政黨的性質。但這種演變並沒有改變它的斯大林主義本質。相反，事實表明，在執政之後，它的領導層自覺地在黨內和在社會上培植起一個特權官僚階層，自覺地製訂種種維護官僚層利益的政策，以官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而這些都恰恰是斯大林主義的「精髓」。實際上，自官僚層強化以來，中共已墮落成為官僚層的統治工具，就是說，它已從革命的領導者地位改變成為革命的對象。
8.從政權方面說，中共完全繼承了斯大林的衣鉢；特別仿效了他在東歐的做法，始則同部份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繼而為勢所迫，把某些資產階級份子排出政府，以後，即把政權轉變為邦拿栢主義的官僚獨裁，高踞在人民頭上，完全剝奪了工農的民主權利，任意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以期永久保衞官僚層的特權和享受。這就在上層的政治結構和下層的經濟基礎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使中國這個工人國家變成官僚主義的變態工人國家。
9.壓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官僚獨裁，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塊最沉重的絆腳石。它任意製訂經濟計劃，使得各個經濟部門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失去了均衡，大大地障礙了生產力的和諧發展。另方面，為了加速以至超額完成經濟計劃的指標，官僚們把不可負擔的緊張勞動強加在工農群眾身上，同時又盡量壓低工農生活的水準。最後為了壓服工農群眾和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抗，只有把專政的繩索日益拉緊，這便在上層官僚和下層群眾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鬥爭。這種情況反映到上層官僚中，便爆發了各派系的不斷傾軋和無窮盡的整肅。這一切綜合起來，便構成了中共20多年來統治中國的一幅充滿矛盾鬥爭的圖畫。
10.要想徹底解決上敍的矛盾，只有工農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進行政治革命，摧毀官僚獨裁的上層政治結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創建符合於此種基礎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依照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基本利益，重新製訂對內對外的政策，中國才有可能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地前進。
（二）經濟的發展
11.革命的社會變革，使生產力得以向前大步發展。在農業方面，土地革命極有效地啟發了農民的生產熱忱。數以億計的人民投身水利建設和墾荒工作，建立了頗為完善的灌溉系統，同時又增闢了許多的耕地；因此，新中國只在頭三年內，便治好了長期戰爭破壞對農村所造成的創傷；其後，穀物和其他農作物品種及農具的不斷改良、積肥和消除蟲害工作的普遍開展等等，又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儘管在生產方法上，與現代農業相比，基本上仍未能擺脫其落後性，但卻能戰勝許多自然災害，獲致了很大的成果。另方面，少數單位之採用現代農業機械和化肥，並因而獲致重大成就，則在實驗上證明了農業機械化的可能性和必需性。
在工業方面，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是在生產力低下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下，部份依賴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所謂「援助」（實際上是通過不等價交換而進行對新中國的掠奪），極其艱苦地進行的。其後，克宮官僚之背信棄義地撤消了它的一切「援助」，使許多基本建設陷於停頓或癱瘓。儘管如此，廿多年以來，工業的生產總值較之解放前已提高了許多倍；基本建設方面的進展很快，一系列新興部門出現了，一些資源被開發了，其中特別重要而有輝煌成就的是石油資源的開發。
所有這些有關工商業進展的判斷，由於欠缺正確可靠的統計資料，因此是一種粗略的估計；但我們深信，這估計是可以描劃出進展的一般面貌的。
總括來說，整個國家經濟目前所獲成就，相對於革命前的情況來說，是十分顯著的；但相對於社會的實際需要，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發展速度及其已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尤其是相對於革命所帶來的許多優越條件來說，則新中國的進展仍顯得緩慢而不足夠；特別是，當估量到廿多年來人口的大量增殖時，國民的平均生產量就顯得沒有多大進展，整個國家仍然處於經濟落後，人民貧困的境況之中。
12.既然革命已解除了生產力的舊有束縛，那末，是什麼因素障礙著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呢？在探討上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會漠視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客觀困難。可是，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障礙主要來自中共的路綫政策底缺點錯誤。
在建國初期，中共囿於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理論圖式，要在「相當的長」時間內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使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機會主義路綫很快遭到破產以後，中共不得不改變政策，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它初期仍想實行公私合營這種半吊子的政策，後來終於收歸國營時，仍要採取贖賣政策，以每年給付定息的形式，賠償資本家以相當於其生產資料總值的款項。這一連串對資本家妥協讓步的政策，根本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在奪取政權後著手無賠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因而使新中國經濟發展遭受不必要的阻延，並使國家徒然損失了巨額的贖賣金。
13.中共1955年秋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到一年即把全國九成多農戶，從初級社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1958年更在幾個月內使全國農戶幾乎全部公社化，把他們的一切牲畜家禽菓樹宅旁地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全歸公社所有。這種只靠主觀命令行政手段哄起「運動高潮」造成思想壓力強迫參加的做法，既不顧當時的低下生產力水平和貧乏物質條件，又完全違反了農民自願的原則，結果只能大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以後幾年農業的減產。後來政策雖然稍有放寬，但基本路線仍無改變，因而農業生產發展長期以來仍然很慢。
14.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全追隨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把國家資金的很大部份投在重工業建設方面。1958年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把這個政策推到最狂熱的地步：煉鋼成為「重點中的重點」，一切部門都要「讓路給鋼鐵元帥先行」，以此打亂了一切經濟計劃和其他經濟部門的正常發展。由於把許多勞動力從原來部門抽走而為煉鋼苦戰，影響了農業、日用品輕工業、副業等生產，造成各部門間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減產，並使全國因煉鋼而損失了二十億元。
15. 1958年的大躍進，提出要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幹勁工作；要十年趕上英國；大放衞星田上天，畝產十幾萬斤；謊報糧棉產量在1958年增加了一倍，等等。這種浮誇謊報風氣盛極一時，迫使人民及下級幹部只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以謊報數字去幫助完成任務；因而使公眾後來對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失去信心。大躍進所表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完全是遠離實際的極端盲目冒進，對生產造成有害無益的影響。
16.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表明國家要求勞動群眾以最高勞動強度的苦戰去進行生產，同時過著最節省的生活，亦即是國家要盡量多取自人民，盡量少給予人民，這就是把工農群眾的當前的利益，同國家的長遠的利益對立起來，以犧牲前者去追求後者，（這同時也是追求官僚層的利益）。在目前階段，這樣的總路線是一般群眾所無法信服地接受，真誠地推行的。
17.中共推行上述三面紅旗的結果，便主要地造成以後3年的嚴重經濟困難，糧食及日用物資更嚴重的缺乏，人民生活的極端困苦。中共事後企圖把責任推諉於特大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官僚層的停止援助；但這些顯然都是次要的原因。由於當時已有十年的水利灌溉建設，縱使有極大災害也能減少損失；同時，它們又與中共的「人是最重要因素」，「人定勝天」等說法相矛盾。至於蘇聯之停止援助，撤走專家，主要是對基本建設發生了影響。後來中共某些高級領導人指出是由於「七分人事，三分天災」，就比較真實地揭穿了官方的遁詞。
為了消除高擧三面紅旗所造成的惡果，以劉少奇為首的部份中共領導層，被迫採取了較緩和的政策，矯正了過份偏重發展重工業等錯誤政策，使經濟逐步恢復並向上昇，人民生活漸獲某種改善。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一翼，並不滿意這種較溫和的政策，且不甘居第二線，因而向當權派造反奪權，企圖東山再起，伺機重新推行冒進的路線，由此引發了「文化大革命」。但奪權鬥爭的結果，更大大地影響了廠礦交通和農業各方面的正常生產，使經濟又停滯甚至倒退了幾年。
18.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及主張，根據蘇聯、其他工人國家及中國的經驗教訓，在中國今天所應採取的政策應該是：
在農業方面，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絕不能用強迫壓力去剝奪貧下中農；國家應該盡力供給農民以農機農具化肥農藥等等，以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率；應該盡量供應農民以廉價的日用工業品，因而比較等價地換取農產品，減少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鞏固工農之間的團結；同時，農村物質生活因而得以大大改善，穩定地提高農民的生產幹勁。國家應該設立示範性的國營農場或農業公社，以便在工作上取得巨大成績，表現出其優越性，用事實啟導農民，同時進行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使他們能自覺自願地走集體化的道路。這些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及耐心的工作，才能逐漸做到。在國家對農民的稅收問題上，必須特別慎重地訂定一個適當的比率，既不能抽取過多，以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能抽取過少，以致妨礙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積累。
在工業方面，重工業和輕工業兩者都應同樣重視，同樣大力地去促進它們的平衡發展，而不應特別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免妨礙輕工業的應有發展。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固然可提供更多的輕工業及農業等所需要的機器，但全國勞動人民現階段對輕工業產品的需要更是異常迫切，輕工業所產生的效果更快而顯著，資金積累更易而且多，輕工業發展越快，就越快地滿足勞動人民底物質需要，鼓舞他們底生產熱情。同時，也越快地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充份有效地運用重工業所製成的生產資料。
在生產方面，必須真正讓工人農民直接監督管理，讓生產者按照實際條件訂定生產計劃和指標。在直接參與之下，勞動群眾必定以積極的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訂出最高限度的指標，並努力去加以實現。如果不是靠生產者，而只憑領導幹部的主觀願望，層層加碼地由上頒下無法完成的計劃和指標，結果只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例如群眾認為反正無法完成，便不加緊努力），同時也造成許多浮誇謊報、弄虛作假，只追求數字，不顧產品質量，產生大量廢品次貨，以及其他浪費國家資財等現象。
在決定國家制度和國家的管理方面，每一個勞動群眾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人民的多數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特殊機構（特權官吏，常備軍長官），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民主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這就是說，國家機關應該而且必然日趨消亡，決不是像斯大林和中共所強調那樣的日益加強。這樣，所有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自發發展，就一定會受到工農群眾所遏止，即使有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出來，也一定會被群眾所揭發消滅；任何貪污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都一定會被群眾所肅清。因為，所有這些都逃不過廣大群眾的眼睛，決不會為他們所容忍，也只有他們才有足夠力量加以遏止消滅，有效地捍衞國有財產制，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邁向社會主義的目標。
在積累和分配方面，國家應該採取兩者廉顧的適當比例，既要考慮公共積累的需要，也要照顧勞動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適當提高。為了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種提高是非常必需的，即使因此暫時減慢了積累的速度，但由於群眾積極性的高漲而造成的生產高潮，必然很快帶來更多的積累。反之，如果只顧目前大量抽取積累，因而影響勞動群眾的生活和工作情緒，造成生產發展遲緩，實際上必會使以後的積累減少。這表明勞動群眾的當前利益，同國家的長遠利益絕不是相對立，而是相一致的。
（三）勞動階級的狀況
19.在中國，正如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一樣，一向都實行盡量多積累而少分配的政策，因而使一般群眾的生活，長期處於物質貧乏的困苦狀態。他們雖然已相對地解除了舊社會那種失業和飢餓的威脅，一般都可以維持一種最起碼的生活，同解放前相比已改善了許多；但廿多年來，生活水平仍未見有顯著的提高。
根據官方的數字：「1958年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均每人合85元左右」。大多數的窮隊比這個平均數字更低。這個數字包括糧食分配折合現金計算在內，每人每月平均只有7元，扣除生活資料之後，所得到的現金非常少，自然很難買到多少昂貴的工業日用品。國家對數量不足的工業日用品所定的價格既非常高，配給農民的東西又十分少（例如每人全年只配購十多尺布，每月幾兩食油和半斤猪肉，諸如此類），迫使農民必須從自由市場以高價購入不足的生活必需品，由此可見一般農民的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十幾年來究竟改善了多少呢？中共及政府完全沒有像50年代那樣公布有關具體情況。但從要求國外親友接濟的來信，從國內來人的口述筆錄，從中國報刊所透露出的片斷資料，都可知道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改善。中共要求人民「勤儉節約」，「細水長流」，「好日子當壞日子過」，都反映它的多留少分政策很少改變。而「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這個口號，也表明勞動者最多只能得到增產部份的一成；甚至中共報刊常有透露，農業增產了，公社社員的收入並沒有增加多少。既然農村社員不能指望從生產隊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貧苦生活，他們對集體生產的熱情便會降低，轉而向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去努力，以期能夠稍為滿足生活上的需要。這就是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屢次遭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壓縮或取銷，但仍恢復存在的主要原因。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之發動對小生產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輿論攻勢，其主要企圖只在於限制社員改善生活的要求，再一次迫使他們盡量放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以便全心全力為增加集體積累而苦幹。
儘管中共宣稱在農村實行依靠貧下中農的政策，但廣大貧下中農生活上長期的困苦，卻大大地挫傷了他們過問國家大事的積極性，敗壞了他們對中共的真誠支持。而中共越是限制農民改善生活的要求，一般農民的政治熱情就越低，對中共的不滿就越大，對集體生產「磨洋工」的情況也越難改變，農業生產也越難迅速提高。
20.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上所處的關鍵性地位，在社會階級鬥爭中所能起的決定性作用，使中共在統治全中國後，不得不（雖然是在口頭上的）承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承認他們的較高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比其他階級較多的經濟利益，以圖爭取他們的支持，減少他們對中共的對抗性。
但這些對改變實際情況並沒有很大幫助。工人階級實際上並沒有當家作主，領導一切的權力；實權仍操在中共的國家領導人及企業幹部手中，工人只是被領導者，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他們被號召嚮應中共的各種「運動」，但絕大多數工人反應並不熱烈，而只是循例隨大流表態一番，應付了事。他們被號召進行生產技術革新，但許多的革新往往是更加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隨著工業的發展，產業大軍的隊伍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加強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是日益提高了，但同時對中共缺點錯誤的認識也提高了。
城市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比一般公社社員的較為好些。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為60元左右，比農村勞動者高出許多倍，即使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卻總沒有農民那樣貧困。但長期以來，城市工人的工資並未見有全國性的增加。即使部份工人的工資級別，經過幾年可能有所提高，那僅因為技術及工作效率提高了之故，而並不是同工同級待遇的提高。一般學徒的每月工資仍然是過去的十幾二十元，一級的仍然是30元左右，為數不多的八級老工人，仍然是100元左右。
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普遍提出的），中共卻斥之為「經濟主義的妖風」，是走資派「經濟掛帥」、「物質刺激的黑貨」，要堅決加以反對。毛澤東指責工人階級一部份也有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情況，「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但以目前這樣有限的工資收入，即使是最高的八級，仍難以令人相信毛的指責是真實的。對於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兩種勞動報酬之間的過份大的差距，當然應該逐步加以縮小。高級知識份子（如大學教授等）、國家高級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高於一級工人十倍以上的薪酬，應該加以降低，但普通工人的一級至八級的工資，則不應該加以減少，更加不應使較高的工資降低到較低的水平上，以縮少八級之間的距離；而應該把過低或較低的工資提高。毛這個指示的用意，顯然在於製造思想壓力，以便把普通工人（尤其是其中較高級的）工資加以削減，至少是要阻遏工人增加工資的要求。但對於高級幹部高過一般工人或國家機關低級工作人員達幾十倍的「工資」及其他優厚待遇，他卻完全不予指責，不主張大加減低，這表明以毛為首的領導層，一直是以犧牲群眾利益來維護官僚特權的。
在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的過渡時期，按照勞動分配生活品，仍然是有效而必需遵守的原則。中共雖然口頭上文字上不正面反對馬列主義這個原則，但1958年秋曾一度在實際上違反了它，今天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反對物質刺激及奬金等名義下，又企圖突破它，並且在部份工人中間首先推行義務加班工作，對超時工作不付給報酬，這如果完全出於某些工人的共產主義覺悟，自願不取報酬，當然是值得讚揚的共產主義崇高精神；但如果把這種義務勞動變成一種普遍推行於全國的經常性制度，迫使一般還未具有這種自覺自願的群眾也要長期參加這種「運動」，那就等於增加工作時間而工資不加，不管領導者的主觀意願如何，其實際結果既不會對生產有所幫助，反而會影響工人的健康，增加他們的辛勞和不滿，因而會降低工作的效率。
21.新中國建立後，婦女也從舊的剝削壓迫下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她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提高了，在法理上算是男女平等了，但實際上，離開完全的解放、真正的平等還有很大的距離。托兒所等的設立，在中共雖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及生產，但也解除了她們一部份的家務勞動；且由於勞保的施行，對婦女的生育和生理病假等都有不同的照顧，她們在這些方面的痛苦已比過去減輕不少。但實際上，她們的痛苦仍比男性深一重。她們不但和男性一樣被剝奪了基本民主權利（包括自由戀愛、結婚、共同一起生活等權利），而且被剝奪了自由生育或墮胎的權利，這些原是人民底起碼權利，也是目前中國經濟條件所能負擔及允許的。她們投入生產建設後，由於生理體力上不及男性，中共提出要她們「頂起半邊天」，就意味著要她們比男性更緊張更吃力地工作。她們辛苦勞動後還要料理家務，生育兒女。加上營養不良（這特別在農村是如此），使婦女的健康狀態，一般都比男性為差，並使她們喪失了平等地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
在收入方面，勞動婦女實際上又比男工或男社員更低，有些甚至低很多；這不但因為工作不同，工資或工分也就較少，而且在許多地方，即使同工也不同酬。對婦女的歧視現象，依然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中共宣稱中國婦女已得到澈底解放，已和男人一樣平等，並且象徵性地提昇某些「先進」積極的婦女負責較高的職位，甚至當上副總理；這些都難以改變中國婦女一般的真實處境和地位。
（四）青年及文教政策
22.實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目的是為了推行總路線，增加農村的勞動力，減少國家大學教育的經費；並把富於反叛性的城市青年，分散到窮鄉僻壤，消解他們對統治層的威脅。中共為此提出的論點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應該逐漸縮小，理論知識和生產實踐應該相結合，知識青年應該參加勞動鍛鍊和學習等等。即使抽象地說來這些會是正確的方向，但也是中共現行的上山下鄉政策所無法達到的，它採用強迫調派的行政手段，配合精神上壓力（比如認為不服調派就是違抗毛澤東思想路線，以取消工作權利及糧食配給等相威脅），迫使廣大青年接受。這就使一般知青普遍產生痛苦，不滿、消極甚至反抗；只有極少數高度自覺的革命青年，才具有忘我地艱苦勞動的決心；同時，只有極少數鑽營權位者，才藉助於工作積極思想進步的表現而得到提昇。中共硬性安插不熟練的勞動力到生產力低而產品不豐的生產隊（特別是地少人多的生產隊），首先只能增加這些隊的社員與插隊青年之間在分配產品方面的緊張。知青由於技術低農具缺，所得工分更少，不夠維持起碼的生活，迫得要城市裡的家庭接濟；在得不到接濟而又忍不住飢餓時，往往被迫「偷食」集體的產品，因而引起不少這類的悲劇性衝突。
很多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的知青則逃回城市，成為沒有工作和配給證的黑戶和流浪者。他們要靠家人節食和購買自由市場高價食物維持生活，既很困難，又很不滿，對前途展望灰暗。隨著中共這種政策的大力推行，這類青年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更增加社會的不安因素。
大量被派到荒山野嶺甚至不毛之地進行開墾的知青，極少從國家獲得應有的物質力量支助，幾乎全憑他們雙手去戰天鬥地，經過極艱苦的一段日子，才得到收獲維持生活。這些白手墾荒者的艱苦經歷，更少談到「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意義。
知識青年所要學習的，首先應該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而不是向思想上仍屬個體小生產者的農民，向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的農村。由此證明中共以這樣的學習為理由，不但虛偽，而且是違反它所標榜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
為了加速國家工業化，更快地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國家今天應該儘快儘多地培養科技人材。為此就不應把幾乎全部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去「一輩子當農民」（即使其中極少數「政治表現好」的青年可能被選拔入大學，但多年的體力勞動己使他們對過去所學的忘記了很多）。上山下鄉青年的隊伍越擴大，則意味高水準的科技大軍隊伍越縮小，因此，如果對知青的現行政策不予澈底改變，則對國家培訓高水準科技人材以加速工業化，定必產生嚴重的惡果。
23.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應當像列寧所說的，「把學校從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成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階級劃分的工具。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因此需要澈底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變舊的教學方針、方法和內容，需要加強青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培養他們的革命人生觀；應該使書本理論知識同生產實踐相給合，廢除不必要的繁複課程，適當地縮短教學的時間。
但中共把學制過份地縮短，而在學的學生又要以三分一或更多的時間去從事生產，這實在就是「把學生當作勞動力來使用」，目的為了增加生產，而不是為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知識。這對學生知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種嚴重的阻礙。
中共對原有的教師採取激烈而強迫的改造步驟，要農村中小學教師從原來受薪給的公職人員，變為領取工分的社員，實則把他們的待遇降低到普通社員的水平；要教師邊教邊生產勞動，則減少他們備課改卷的時間，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中共更一般地發動學生鬥爭教師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派文化水平很低的工農兵代替他們上講台教學，「成為教師隊伍的骨幹」；這些都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工農與教師之間，人工地造成不必要的對立和鬥爭，影響了教師的情緒（「教師難當論」就充分反映教師這種怨懣不安），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
24.中共在學生中間提出重紅輕專，甚至走到只要紅不要專，這是在學校中推行政治掛帥（即「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極端表現。它更加導引許多學生只求背誦毛語錄，響應中共每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和號召，而對一般文化和科學知識則予以漠視；加上他們對前景悲觀灰黯（如畢業後定被送到農村去等等），因而在一段時期流行著「讀書無用論」。
「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學校生活停頓了幾年，尤其是高等院校，影響更加嚴重。直到1973年，全國才第一次有八萬大學生畢業。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在一段長時間內，在提高文化水平和培訓高等科技專業人材方面，落後了多少年，損失了多少專材！隨後實行的大學招生辦法，既大大減少了入學人數，又降低了入學的一定文化知識標準，使教與學都因學生程度不同而大感困難。在現時的官僚控制下，實行這種辦法勢必為特權份子及其狂熱的（或偽裝真誠熱烈的）支持者大開高等學校之門，而把真正熱心追求知識學問的一般青年排拒於門外，其有害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25.在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包括影劇音樂等）領域，必須深入肅清舊的剝削階級殘餘影響，代之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形態。無產階級需要一種革命的文藝，需要批判地把既存的文化底重要成份灌輸給水平低的群眾。但正如列寧所批判的，它並不「揑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關在與世隔絕的組織中」。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在他們不反對革命和社會主義這個前提之下，應該容許他們在文化藝術的園地內有自主的完全自由。
但中共在這方面卻實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表現了十足的官僚主義。它命令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嚴格限制在中共所劃定的小框框之內工作；一切寫作、影劇、歌曲等都只能歌頌中共、尤其是歌頌毛澤東，而且不能存有任何可能意會為影射諷喻的成份；只能讚美光明面，不能暴露陰暗面；只能描畫紅臉，不能描畫黑臉。在這種絕對控制之下，人民只能看到歌德派的作品，只能看到革命英雄的形象，只能看到進步的成績和大好形勢。也因此，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七八年間只能看到有限幾齣的「革命」樣板戯；幾乎一切舊的電影戯劇以及無數文學作品，僅僅因為不夠高度讚揚一個人及其功績，或者不合某些人的審查尺度，便被蓋上反革命黑貨的標記，不再容許存在。一切自由地創作的氣氛都被窒息了。一度流行的「文化工作危險論」，就是害怕官僚箝制打擊的一種心聲和反映。整個中國在思想文化的箝制方面，幾乎可和黑暗的中世紀時代的歐洲相比擬。文化藝術的園地，變成清一色的歌德派盤據的場所，多少年來都難長出自由獨立的花朵；全國人民生活在精神上貧乏和枯燥無味之中。
（五）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26.中國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差不多，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列寧曾經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樣」。因此，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翌日，列寧領導下的新政權，立即宣佈境內各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並且在蘇聯憲法上寫明：「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群眾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這個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願聯合；每一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
但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政府卻不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這種自決權和分立權，而只給予他們以「自治」權，把它們全部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內，使每個民族都必須成為這個大家庭的固定成員之一。這種政策完全違反了上述列寧的民族政策，表明中共在實際上執行的完全是一種大漢族主義政策。這種政策導引出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統治之間的對立不和，爆發出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鬥爭，其中最激烈的就是1959年的西藏武裝反抗。即使在建國四分之一世紀後，中共報刊仍然在強調指出：「在民族問題上，是堅持團結還是大搞分裂，歷來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這就顯露出，即使在今天，少數民族與中共大漢族主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鬥爭」，因而中共呼籲要「抵制一切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既然各少數民族中的舊上層剝削階級都已被打倒了，不再存在了，則在這些「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之中，便會有不少來自各少數民族的工農群眾，反映出遭受國內民族壓迫和官僚統治壓迫的群眾底不滿。
如果中共及中國政府執行列寧那樣的民族政策，並在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衞生各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它們的進步，使它們的生活日益改善；那麼，它們一定會真正自願地同國內其他民族（包括漢族）聯合在一起，雖有自決權和分立權也不會行使的。同時，它們也會從此瞭解蘇聯官僚層的欺騙，不會成為後者他日進侵中國的輔助工具。
27.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退守到台灣，在美帝軍事經濟等援助下，重新站定了腳跟，得到喘息的機會，繼續殘酷地剝削壓迫台灣人民，尤其是土著的台灣勞動人民。新政權已在中國大陸成立了這麼久，但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及一些沿海島嶼，仍受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不但國家統一不能全部完成，而且讓一個敵對階級的政權，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之下，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將來如果蘇中關係更加惡化，克里姆林宮官僚也可能試行拉攏台灣資產階級政權一同對中國進行包圍威脅）。雖然台灣政權「反攻大陸」的反動叫囂僅像是夜行人吹的口哨，已越來越聲沉響絕，但中國政府和中共一直聲稱的「解放台灣」，也從未見諸行動，即使在中美關係改善、台灣海峽美艦撤走、駐台美軍大部回國之後。中共企圖經過統戰、協商談判的和平道路解決台灣問題，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反動的台灣政權絕不會自動地把統治權交給中共，而必然頑抗到完全潰敗的最後一分鐘。中共對金馬島嶼十多年來的隔岸炮轟，完全是一種虛有其表的無效示威。另一方面，中共的許多缺點錯誤，提供了台灣現政權很好的藉口，利用來欺騙台灣人民，減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渙散他們的鬥志，因而有助於延長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統治。
但這決不能改變總的歷史趨勢，台灣人民終歸會自己起來進行革命，推倒資產階級現政權，成立工農政府，實現階級民主，以此刺激起大陸同胞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或者是這兩方面的革命互相影響、幫助及促進，因此台灣同胞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
台灣是舊日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縮影，包含著同樣的社會階級矛盾，因此，中國革命共產黨1948年通過的「黨綱」中的理論分析和任務、主張，基本上仍然適用於今天的台灣。
28.香港、澳門原本是中國的一部分，只因英、葡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掠奪，百幾年來一直分別成為英、葡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佔當地居民95%以上的中國人民，長期受著英葡帝國主義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中國大陸解放後，中共為了眼前的某種利益，為了拉攏「第二世界」的帝國主義打擊「第一世界」的超級帝國主義，採取維持港澳現狀的政策，既不願收回港澳，也不願幫助港澳人民進行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反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鬥爭；更不願號召他們起來趕走他們的直接統治者。即使他們有力量有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中共也決不會讓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權在港澳存在下去；因為這與它直接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之缺乏民主自由將構成強烈的對照，將激盪起大陸人民民主化運動洶湧澎湃的浪潮。
中共公開否認港、澳今天分別是英、葡的殖民地，這完全是睜開眼睛說瞎話，根本否認客觀存在著的明顯事實，其作用是想迥避它對港澳的中國居民反殖反帝運動所應負的責任，替它製造對這運動怠工的藉口。
主要由於港澳勞動群眾對中共的缺點錯誤、對中國大陸的陰暗面都有較多的瞭解，而對大陸社會制度改變所帶來的進步面則瞭解不足，因而可以預料，在絕大多數港澳居民心目中，都寧可希望能夠在簡單歸屬於中國大陸現政權之外，找到另一條出路。
但港澳絕難有同中國大陸分開而單獨成立獨立國的出路。港澳居民的命運，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命運是緊連在一起的。他們當前最主要最直接的任務是推翻殖民地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但革命決不限於解決反帝的民主任務，而是要不停息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將主要的生產手段收歸社會公有。這個政權並不是中共大陸政權的擴展。不過，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共決心把大陸政權和社會制度擴展到港澳，完全趕走帝國主義統治，港澳的工人階級應當一方面繼續同港英及澳葡鬥爭，另方面盡量保持、發展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反對官僚的控制。即使新政權完全被中共官僚控制，勞動群眾也要保衛新政權，以抗擊一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企圖；並支持中共政權的某些進步改革的同時，反對官僚獨裁，準備與大陸的工農合作，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
（六）外交政策
29.廿多年來的中國外交，在對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總的基本原則是「和平共處」；對於其他工人國家，則隨著相互間的關係變化，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評價和態度。在所有這些方面，它都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離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立場的。
對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態度，中國政府長期堅持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經濟上給予它們無數的援助，在政治上表示非常的友好，替它們的反動面貌塗上進步色彩；同時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下，拒絕支持這些國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而對鎮壓這些運動的統治者，則給予 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援（最新鮮的例子是對斯里蘭卡），穩定他們的統治。
在對美帝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方面，中國政府的政策是要拉攏它們以孤立它所認為是最主要的敵人。為此，它違反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和態度，美化它們是屬於「第二世界」的國家，不惜代價地討好他們，公開聲言喜見他們強大和團結，以此幫助延長這些帝國主義者的壽命，延長他們統治壓迫下的無產階級底痛苦。
30.在對美帝國主義方面，毛澤東曾一度嚴正地譴責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兇惡最主要的敵人，號召全世界人民打倒它，並在實際上支援朝鮮及印支的解放戰爭以抗擊它。這些在當時都是進步的。但他及中共後來卻作了極大的轉變，不但與美帝的代表人物友好、和解，不再像過去那樣猛烈抨擊它，反而希望美軍繼續留駐東南亞，為的是對抗蘇聯。中國雖仍在宣傳上把美帝列為兩霸之一，但在實際上已不視它為最主要的敵人。這種轉變顯然不是由於美帝的本質有所改變，而是由於中共蘇共關係的變化，使中國外交政策也起變化，這種變化特別清晰地表露出它的極右機會主義性質。
儘管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採取這種「和解」政策，但由於階級基礎及社會制度的根本不同，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政府對新中國的友好態度完全是暫時的利用；在它們不需要或不宜於再利用的時候，它們就會重現出不可調和的階級敵人真面目，對中國採取敵對仇視的態度，甚至進行顛覆活動或軍事政擊。在發生這類的衝突時，不理中共底政策，也不理那一方面首先發動，革命者都堅決地無條件地站在中國方面，抗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保衛中國這個工人國家及其國有財產制。
31.對於蘇聯，中共最初曾推崇她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和為首的力量；稱讚她是自己的「老大哥」，她對新中國的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表示要一面倒向蘇聯。但事實證明，尤其是中共後來所揭露的事實證明：早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鬥爭中，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及所供應的軍用物資等，都完全是站在蘇聯官僚層的極端自私的立場上的。
主要由於建立在「一國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雙方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官僚立場、利益的衝突，六十年代初公開爆發了中蘇兩國共黨之間的爭論。為了對抗蘇聯官僚層的強大壓力（同時也是對抗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強大壓力），爭取國際上進步力量和各國共黨內某部分的支持，中共一度被迫要從馬列主義思想武庫中借用某些論點，並在實際行動上較為收斂一下過去的右傾政策，較多地支持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支持傾向它的共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但它同時仍堅持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原則，並照舊露骨地推行於印尼；它聲稱絕不觸動資本主義國家一根毫毛，反對「輸出革命」；它仍自誇曾力主蘇聯血腥壓平匈牙利革命，等等。因而中共當時的轉變是很有限度、很不徹底，是在言語文字上多於實際行動的。雖然如此，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蘇共黨爭論中，中共的論點還是比較進步，值得歡迎和有條件地支持的。
蘇聯官僚層佈署大軍於中蘇邊境和外蒙古，企圖對中國施加壓力，作軍事進攻中國的威脅，並且發動過一些地方性的軍事挑衅，這完全暴露了它一貫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征服別國的反動企圖，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嚴正譴責和堅決反對。
中共後來在理論上斷言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再存在，蘇聯已復辟了資本主義，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在實際政策上把蘇聯看作最主要的敵人，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立場，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性質的分析方法和已作出的判斷，顛倒了對最基本對立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目標，因而有利於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損害了自己階級兄弟間的團結和力量，並幫助蘇聯官僚層對蘇聯及其它工人國家工農的欺騙，加強他們中間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中共今天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的重估和態度，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
克里姆林宮和北京間的對立，基本上是兩個官僚統治集團之間的對立，是雙方堅持「一國社會主義」的具體表現。中共和蘇共之間的矛盾，不應影響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工人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更不應超越過工人國家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在任何工人國家（包括蘇聯及東歐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革命者一定要站在工人國家一邊，保衛它們以對抗資本主義國家，而絕對不應中立，更不應站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邊去反對工人國家。
32.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對世界革命運動負有推動、幫助的責任；後者的順利發展和更多的勝利，對中國更有鞏固、保障的作用。反之，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繼續存在、團結、強大，只能是新戰爭的根源，對中國也是一種巨大威脅。
但中共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卻不是為了推動、幫助世界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為了追求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共處，其出發點則是為了維護官僚層本身的利益，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利益，因而把這種利益置於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使後者為它而服務而犧牲。
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無論就和平共處的內容和表現，就其出發點和反映的利益看，基本上都同斯大林當年的外交政策一樣，具有明顯的斯大林主義性質，不同的是中共所處的時代是世界革命向上發展的時代，它所感受的影響和壓力較大，使它有時要加以利用，因而有時表現出中間偏「左」些（當然斯大林有時也表現出極「左」的言行，如「第三時期」的理論政策，這種盤旋搖擺，正是斯大林主義的特點之一）。
（七）軍隊與民兵
33.由於各種特殊歷史條件的配合，使一枝農民軍隊在對蔣介石的反攻過程中不斷壯大，不斷消滅舊政權的軍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從始就是由一個較強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領導；沒有這個黨的存在，這技軍隊的勝利將是不可思議的。這證明黨的作用是基本的、不可代替的。
但中國政策的官僚主義化，在軍隊中也得到完全的反映，使它經歷了同樣的過程；越上級的指揮官和政委，其權力則越大，所享有特權也越多。解放前的艱苦樸素優良作風，被追求權力和物質特權享受所代替；解放前官兵間較為平等的關係，被一層層的等級和兩端差距達一百倍的極不平等待遇所毒化。雖然後來中國軍隊的軍階名銜在名義上已經取消，軍官已改稱為指揮員，中上級將領的過高薪俸已略為減低；但特權享受和不平等關係依然存在。
34.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軍隊乃是社會的摹本，社會的一切病症，它都要傳染到，普通還發得更厲害些」。中共強迫全國農民迅速集體化，尤其是公社化，使絕大多數來自農民的戰士產生了很大的不滿和反對。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對人民公社等的批評，就是軍中這種情緒的曲折反映，他和當時的總參謀長黃克誠之被整肅，則是中共鎮壓軍中反對情緒的間接表現之一。以後對總參謀長人選之不斷更換，意味中共對控制軍隊的棘手和亟圖加強，也顯出軍隊中鬥爭的尖銳和複雜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利用軍隊鎮壓革命群眾及紅衛兵，派軍隊進駐廠礦、學校等單位，賦予軍隊極大權力，管制許多從不屬於軍管的部門；使解放軍報成為對各方面發號施令而與黨中央機關報平起平坐；使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及其選出的九屆中委中，軍人成份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一切都極度地擴大了軍隊領導人在黨政各方面的權力，導致林彪為首的一派底飛揚跋扈，更導致毛澤東在利用完林彪之後即加以清除，並調換絕大部份軍區司令員的駐地，解除他們的黨書記等兼職，強調重申黨指揮槍，而非槍指揮黨。所有這些都證明中共黨內各派系把相互間的明爭暗鬥帶到軍隊之中，以奪取對國家軍隊的控制權，來鞏固自己一派在黨及國家政權內的權位，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自己的工具。
35.為了追求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而不指望從世界革命的勝利獲得保障，中共只有盡力加強本國的國防，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大來保持實力地位，防禦外國的侵犯。因此，中國官員曾宣稱，中國政府寧可人民沒有褲子，也要發展核子。這是帝國主義者過去主張要大炮不要牛油的同樣比喻；兩者所依賴的階級基礎雖然不同，但犧犧牲人民生活以追求軍備競賽的政策則一。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唯武器論者，真正能保衛工人國家的最強大力量，不是核彈之類的國防武器，而是全國勞動群眾的真誠支持。中共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政策，雖由於科技人員的集體努力而在尖端科技上獲得巨大成就，但同時也造成廣大群眾因生活上的不滿而對國家的支持熱忱減低。
中共強調戰爭迫近的威脅，驅使人民「深挖洞、廣積粮」，其更大用意是想藉此種戰爭威脅，驅使人民束緊褲帶，更努力去增加生產，加強國防力量。但這種備戰而緊張的狀態並不能長久保持，特別是人民覺得中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很少的時候，他們的情緒便會鬆弛下來。這證明用人工製成的氣氛，對國防的鞏固不會有多大的實際效果。
36.蘇聯紅軍的締造者領導者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過：工人國家應該逐步創立一種軍隊，「盡可能的用超軍營法，即，使之接近於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與工廠、礦山、農村公社等相結合，有地方的指揮部、軍械庫和軍用品儲藏所。「地方的教育的工業的體育的青年團體，將代替軍營所造成的團體精神，而且養成自覺的紀律，沒有高踞在軍隊之上的職業的軍官」。這種制度需要一種高的經濟基礎，需要較充足的鐵路、公路、水道和交通工具，以便戰事發生時，地方軍隊能迅速集合行動。如果具備必需的經濟條件，民兵制度比之正規軍會有更多的優點，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少。但以中國目前而言，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條件所使然，保持一技強大的正規軍仍然是很必需的。正規軍和民兵兩種系統，仍然需要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其優劣點。
無論在正規軍或民兵隊伍中，都需要有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它的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需要由兵士自下而上地選舉指揮部。「指揮員的昇遷，若是根據本人的能力和功績，則須在軍隊本身自由的創意和批評條件之下才能實行，同時須有全國的輿論來監督軍隊。嚴厲的紀律祇能與寬大的民主制相輔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於民主制之上的」。但中共控制下的軍隊和民兵組織內部。從來都缺乏這種民主自由。
37.中國除了有全世界最大的正規軍，還有各地方及廠礦成立的無數民兵，這枝民兵隊伍中，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參加，且擁有各種武器裝備。中共在林彪事件前後之特別推廣民兵隊伍，並非表示它自願讓工農武裝起來，讓他們獨立地積極地干預國家大事，而只表現它懷有如下目的：第一，利用某部份有武裝有組織的工農，以對抗社會上、黨內及正規軍中不受指揮的異己力量（尤其是異己的高級軍官）；第二，加強軍事力量，以對抗克里姆林宮及帝國主義的壓力。
不管中共某些派系之企圖利用民兵組織作為派系鬥爭的工具和資本，不管他們對民兵組織已加以官僚主義的控制；工人和貧下中農之利用參加民兵機會，學會使用武器和作戰技術，且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手中握有武器，這在客觀上卻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對工農參加政治生活及實際鬥爭具有重要價值，在將來群眾進行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時會起積極作用，因而會造成官僚玩火終被火焚的結果。
所有工農和革命者都應該盡可能爭取參加到民兵隊伍或正規軍隊中去，爭取武裝自己、接受軍事訓練、使用武器的權利，正如爭取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一樣。
（八）社會矛盾與官僚層
38.二十多年的事實表明，中國社會充滿著各種各類的矛盾和鬥爭，在最初幾年，主要的社會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在農村表現為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間的矛盾）。隨著1956年社會改革的基本完成，舊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但各種矛盾仍然存在，它們表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殘餘勢力之間，社會主義傾向與資本主義傾向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農業集體經營與農民個體經營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等等。在這許多矛盾衝突之中，大部份都根源於高度進步的生產關係與低下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中共的一貫政策，不是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逐步消滅社會的不平等和矛盾衝突，反而是利用它們，且在客觀上加深加劇它們；而且越到後來（特別自1957年起），就越使自己的官僚統治與工農群眾之間的矛盾，變成更尖銳的主要矛盾。其具體的表現在於：一般勞動群眾與「先進積極」份子之間，公社社員與公社幹部之間，上山下鄉知青與直接領導的幹部之間，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者與限制他們自由的領導者之間，群眾與公安（特務）人員之間，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者之間，國家機關下級工作人員與其上層之間，軍隊及民兵的下層戰士與上層指揮員之間，等等。這許多矛盾鬥爭反映到中共黨內，便是一般黨員與黨領導之間的矛盾鬥爭。
39.社會矛盾的加深和鬥爭的加劇，另方面又加強了中共黨內各種傾向、集團、派系之間的衝突。它們在主要由自己的官僚主義及政策所造成的困難之前，互相不滿怨責，要用不同方法維持官僚統治的歧見越來越大，對立越來越顯；加上官僚們各為了追求自己及自己一派更大的特權、更高更穩的地位，於是黨內鬥爭便不斷爆發出來。
極權專制的個人獨裁，是中國國家政治生活的特點；也是中共黨內生活的特點。中共繼承斯大林「黨內無派」的官僚傳統，一向不容許任何與毛澤東思想路線不同的傾向、集團存在。一旦形成且開始和毛澤東對抗，便被套上階級敵人、特務叛徒等罪名，加以清算、整肅；被整肅者永遠沒有辯護的權利。毛澤東以前的戰友都一批批被加上最壞的罪名鬥垮鬥臭了。這種不斷整肅表明中共黨爭的激烈，更表明中國社會政治危機的尖銳化。
40.面對著蘇聯和東歐工人國家人民反官僚獨裁統治的洶湧浪潮（它們以匈牙利革命、波蘭波茲南工人暴動，蘇聯集中營暴動等一系列事件為代表，也間接反映於赫魯曉夫1956年清算斯大林罪惡的演說中），面對著國內人民受了這種感染而加劇的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要全國人民加以響應，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許諾「言者無罪」。他的目的是試圖以這種「開放民主」的姿態，讓群眾發洩一些不滿情緒，緩和一下緊張的矛盾。革命群眾利用這個號召，實行大鳴大放，他們（如林希翎所代表的）嚴厲批評了中共官僚層的缺點錯誤，提出要求在國內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對外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推進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份子（如龍雲等）也乘機提出批評，企圖影響中共政策，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地從左、右兩方來的批評，其矛頭都直指中共，對中共統治造成了威脅。
像玩火者被火灼傷了手指而趕快縮手一樣，毛澤東佷快就下令結束這一鳴放把戱，以「反右派」名義，不但鎮壓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對真正革命的左派也同權套上右派帽子，同樣加以鎮壓。他事後解釋，這種鳴放號召是引誘右派露出頭來的陽謀而非陰謀。但在全國人民看來，卻完全是出爾反爾、背信毀諾的行為，是公然欺騙人民的陷阱，絕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領導人所應採取的。
大鳴大放的收塲表明毛和整個官僚層一樣，連一些革命性的批評意見也不能容忍，而繼續任意踐踏1954年憲法所明白規定的人民底基本權利，把一切民主自由的規定都變成只是官僚獨裁的點綴品。這種自我暴露的弄巧反拙的做法，不但沒有緩和中共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41.1958年盲目推行三面紅旗所引起的人民更大不滿，反映到中共黨內，就引發了次年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苦諫」陳詞。雖然他的批評溫和含蓄，且是站在維護共黨統治的立場上作出的，但仍不能見容於毛，而終被撤去一切職權。這具體表明毛和中共都決不容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於黨內。與此同時，毛也因三面紅旗失敗而辭去國家主席，暫不直接干預國家事務。但一般群眾鑑於鳴放的教訓，仍不敢公開提出批評，而只在黨幹部或一些知識份子中間，藉助於借古喻今、指桑罵槐等間接手法，來宣露他們的不滿（如「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等）。但這樣很有限度的隱約批評，也不能存在多久；這些批評者終於成了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首遭清算的對象。
42.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並不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在文化思想領域進一步肅清資產階級殘餘影響及官僚控制的革命。它最初的鬥爭和打擊的對象，是那些思想言行上反對毛及其三面紅旗、不滿官僚控制、要求基本民主權利的進步群眾，以及某些主張溫和改革的黨員、幹部。毛派對他們的這種打擊鎮壓，完全是反動的，應加以反對的。第四國際黨人同情和支持那些因反對官僚獨裁、爭取民主權利而受迫害的人們。
它雖曾一度號召要「破四舊、立四新」，但其主要鬥爭矛頭，卻很快轉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上去，因而使它基本上變成為官僚內部冒進與緩進的傾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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