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狱中徐璋本
狱中徐璋本
李聘伟
我最初认识徐璋本在北苑劳改农场，那是1959年秋。北苑农场同时又是北京劳动教养收容所。它的位置就在德胜门外马甸桥东，现在的裕民街，当时那地方叫土城。裕民街东有一个警察学校，它的北南墙外就是北苑劳改农场。
50年代，这些地方很荒凉，最初那里只是一个砖窑，一些被强迫劳动改造的人，都被送到这里来烧砖。后来大部分劳动改造人员被转移到了其它地方，只留下了一个劳改队继续在这儿劳改，渐渐也就不再烧砖。不久这里又送进来了大批的被劳动教养的人，从此这里才变成了只收劳动教养者为主的劳改农场，所以它叫北苑劳改农场，又叫北京劳动教养收容所。
整个北苑劳改农场，大约占地四五十亩，四周有高墙、岗楼、紧闭的大铁门，里头有菜地，有养鸡厂。犯人被管得较严，不许离队；劳教人员较松，但也不许出门，没有行动自由。劳改农场里面盖了一些平房当成小实验室，而原来的烧砖的窑洞，也就变成了被收容教养人员和劳改人员的监舍了。
1952年，我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制药厂工作，58年被划成右派，59年底被送来劳动教养。我是刚来不久很快就听说徐璋本这个传奇人物了。
徐璋本是个新闻人物，他走到哪，哪就有人谈论他，当时他的故事在农场里盛传。我所在的劳改队和他所在的队是紧邻，和我编在一组的都是一些神父、教授、右派大学生……因此徐璋本特别是大家关注的对象。我很快就知道了徐璋本的故事，他是清华大学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空气动力学家，和钱学森同校，二人分别于1939年、1940年取得博士学位。二人出国前，都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后又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徐璋本专攻反导弹技术，钱学森专攻导弹发射技术。徐氏回国先于钱氏，回国后，徐璋本先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之后调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
1957年秋全国反右派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急风骤雨，批判右派。正在此时徐教授突然逆风而上，挺身而出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批判“阶级斗争”，提出自己系统的观点，公开声明成立劳动党，在清华大学动员其他教授入党，公开登记，并给毛泽东去信，要与共产党竞选。真可谓特立独行，天马行空，他的惊人勇气和胆略，可谓独一无二。1957年12月清华大学召开逮捕反革命分子大会，由蒋南翔宣布将徐逮捕。
我见到徐璋本的时候是1959年8月份，他已被判刑15年，入监北苑劳改队还不到一年。他黑黝黝的，戴着一副很考究的金边眼镜，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鬓角已有几丝白发。他穿一身咖啡色的西装，可惜皱吧吧的，象抹布一样。夜里，他把西装一卷当枕头，白天展开再穿上。更令人睹之懊丧的是，农场里蚊蝇成群，徐教授怕虫咬，用毛绳把裤腿口结扎起来，弄得裤腿皱皱着。他脚底下穿一双邋遢无光的黑皮鞋，常常手里挥着打苍蝇的拍子，跟在一帮穿得破破烂烂叫花子般的劳改犯人队伍后边，无精打采地踽踽而行。别人种菜他打苍蝇，没人管他。谁能想象这位竟是大科学家，实在令人心酸。
我们吃饭都在大场院里，一个小组蹲成一圈，因此我常常看到他。黑窝头是劳改队专用主食，说不清它的成分，有高粱、麦麸、玉米、黑荞面，还有嚼不烂的野菜，苦涩难咽，菜汤是见不到荤腥的清汤，或冬瓜或萝卜。窝头松极了，手一碰就碎了，吃到肚里不解饿，菜汤兑上开水喝个水饱。徐璋本每到吃饭，皱着眉，手捧窝头，嚼几口就打住，停一会儿再吃一点儿，像吃苦药似的。两个小窝头，他常常是没吃一半就不吃了，而他人早就狼吞虎咽地啃完了。我看着他，真替他难受。
过了不久，劳改队传出了消息，说徐璋本写了份入党申请书，送到了农场办公室。我想他一定不是转变立场，而是要入共产党，准是想要将共产党改造成为他的劳动党。当然，他的入党申请书肯定不会有下文的。果然如此，没人理他，也算是万幸。
没多久，徐璋本想回家探亲。他写一张假条，申请回家探亲。他走到紧闭着的监狱大铁门，敲开了小窗。警卫一看，呵斥他往后站，等着管教来。他满心高兴地等着开门放他回家，但过了一会儿管教股干事和严管队的队长来了，他们对徐璋本凶神恶煞地喝斥，并让他回监舍拿他行李去。徐璋本回到监舍，夹着自己的被褥就和警察走了。我看着他，按着队长手指的路，直接奔农场西北角一排平房，墙上有一米见方的大字“认罪服法，遵守监规——劳改队禁闭室”。徐璋本被关到单人小屋去了，伙食标准从吃窝头降到喝稀粥、咸萝卜条。过了一个月，徐璋本才从反省号释放回队。我再看见他的时候，他脸色灰绿，两腮凹陷，颧骨突出，步履蹒跚，摇摇欲坠，活像旧时街头饥馑欲毙的乞丐。看着他我心里长叹：科学家教授，怎么变成鬼啦！
从此以后，徐璋本经常触犯监规，不知因为什么，动不动就把他关起来，他就成了禁闭室的长客，隔不久就夹着薄薄被褥，到“小屋”住上一段。以后，再见到他时，他精神不振，满身污垢，形容憔悴，神态变得郁闷、木纳，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
徐璋本是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敢作敢为。我于1959年冬天离开了北苑劳改农场，身份从右派分子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分子，入了北京第一监狱。直到1964年，我在第一监狱才又见到了他。那年，我因腰扭伤，一度住进了监狱医院，在医院我碰见了徐璋本。不知何故，他在监狱受到格外优待。他住一个单间，隔壁住着著名右派葛佩奇，两个人每天有报纸看。徐不吃犯人伙食，给他开小灶，吃细粮，有肉菜，很丰富，还安排了人照顾他日常生活，洗衣服、打扫卫生、打水打饭，还允许他穿自己的衣服（犯人规定穿“劳改”服），每周还可以回家度假；而葛佩奇却没有他这许多优待。
在医院走道里，我碰见了他，他眼睛一亮认出我了。监狱规定犯人不许聊天、套近乎，所以没办法说话。他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示意，指指我的腰，他明白我因腰病住院了。在医院，我常听见他忽然大发雷霆，拍桌子叫喊，他说一口不纯粹的北京话，带有江浙音。他发怒地把书报扔出门外，把饭菜打翻在地，闹得人仰马翻。但很奇怪，监狱领导很重视他，每每派人安抚他，孙监狱长还常亲自找他谈话，有时还请他夫人来帮助做工作。但是无济于事，过几天他又照常暴怒。我想，是他的心理被彻底摧毁了，已是病态。
当时他已年过花甲，满头华发，但梳得整齐。由于伙食改善了，他满面红光，面色也白了，精神矍铄，一派学者风度。全监犯人开大会听报告他不出席，我想可能快放徐教授回家了，心中暗暗为他高兴。遇到监狱看电影，监狱医院派犯人用一个推土的小车，上边放把小椅子，让他坐在上边。全场人到齐坐好了，狱警跟着小推车，把徐璋本推来了。徐穿着与众不同的花格衬衫，戴着金边眼镜，神采奕奕地坐在前排正中，惹得全监犯人都引颈刮目相看。这和他在北苑劳改队时真有天地之别！
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来了，风向大变。徐璋本的优待全取消了，又吃窝头了，也不许他穿自己的衣服了，可他坚决不干。狱方在他缎子棉袄的左胸处印了“劳改”两个大字，把他气坏了，他用剪刀把“劳改”两字剪下来，豁出了一个大洞。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看见他，他的棉袄上真有一个洞。他令我起敬，但我也为他担忧。
徐璋本终于又被关进了禁闭室，伙食更糟糕了。我听说，在禁闭室他经常绝食，大骂不止。狱警给他戴上手铐、脚镣，他仍然禁食。狱警把小老头揪出来，按倒在地，掐住鼻子强逼他张口，灌他咸米汤。徐璋本已经年逾花甲，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体衰命危。见到他的人，都说他活不长了。后来在“深挖洞，广积粮”大疏散时，徐璋本没了消息，不知他被流放到何地去了。
毛后，我平反出狱，才听说那年徐璋本被流放到邯郸监狱去了。1975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在押人员，徐璋本作为教授套用县团级也被特赦了。此事有点滑稽，徐璋本和国民党不沾边，怎么成了国民党县团级呢？是找个借口把他放了吧，这也算是好事。可是徐璋本释放后，不能回京，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才回到北京，恢复了工作。近七十的老人了，还能工作几年呢？一代科学家、导弹专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陨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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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选择：从中山大学硕士到流水线女工
一、工业区的女硕士
2015年6月，我于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毕业。与我的同学不同的是，毕业后我没有选择高楼大厦的工作，而是选择走进工业区成为一名女工。
我的选择并非天马行空，也不是一时兴起，它深深植根于我的生命历程，我对工人现状的感悟和认识，以及我觉得现状必须要有所改变的原始动力。
在中大读书期间，各种各样的知识讲座为我认识工人打开了一扇门，我看到了经济发展车轮下残缺不全的工伤工人，工厂楼顶“命如草芥”自由落体的富士康工人；我知道了有一种职业病叫尘肺病，得了病的工人生不如死，还有苯中毒、白血病、噪声聋……
工人在城市辛勤劳作，却被城市无情碾压。
跪着等待死亡的尘肺病人
有一次，北京大学卢晖临老师到中大做了一个关于农民工现状的讲座，提问时间一个同学问：“卢老师，我们这些大学生算既得利益者吗？”
既得利益者？！这个词深深地刺痛了我。
是啊，因为投胎在一个小康之家，从小衣食无忧、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未来一片光明，我就理所应当享受这一切吗？
那一刻，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满教室前途无量的中大学子；我开始反思，反思珠三角每年被切下的4万根断指，反思2.8亿为城市献出青春却留不下来的“农民工”！
用生命抗议的富士康跳楼工人
我想起在东莞打工的亲戚。多年前我的伯父在下班途中被车撞伤落下终身残疾，如果那时我懂工伤法律法规，就可以告诉他去找厂里要求赔偿；他的大女儿我的堂姐初中就辍学出去打工，过年只看到她回家时的光鲜亮丽，现在才知道她在工厂里原来过得很辛苦。
有一年暑假我去东莞，路过灯红酒绿的高楼大厦，堂姐带我钻进狭窄仄逼的巷子，那里没有阳光，昏暗潮湿，巷子上空布满密密麻麻的电线和网线，河流和池塘翻滚着臭气和垃圾，穿着工服的工人脸上刻满疲惫……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城中村，住在城中村里的都是“农民工”。
怀着对“农民工”处境的疑惑与同情，我开始学习劳动法律法规，走进工业区、城中村、建筑工地了解工人的真实生活和困境。
我去到学校周边的建筑工地，暴雨天，工人居住的地下车库积满了水，他们为泡水的衣服和被褥发愁，他们更为不能上工就没有工资的“窝工”焦虑；我为工友讲解劳动法律，可是法律的白纸黑字却换不回他们的一份劳动合同。
我去到号称是“制鞋业富士康”的东莞裕元鞋厂，老旧的厂区简陋的宿舍里，大哥大姐说在这工作了十几年，临退休才发现工厂欠缴大量的社保和公积金。
我无所适从，我愤怒震惊！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法律形同虚设？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献了青春献终身的工人老无所依？
惨淡的现实淋漓的鲜血，我感觉到法律的无力和苍白！生而贫穷的劳动者，不得不，又死于贫穷！
2014年夏天，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维权，在维权现场，大哥大姐向我们控诉物业公司的虚伪和无耻，他们克扣工人工资福利、拖欠社保和公积金、给工人签空白合同、逃避本应承担的经济补偿；工人代表去讨说法却遭到威胁恐吓，公司领导更是摆出“就是欺负你们”的嚣张姿态。
而在环卫工人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面前，街道办和劳动局却置身事外、不管不顾；正义的学生为工人奔走、呐喊，也被团结抗争的工人所感动和教育。二十天里，学生和工人相互支持，终于迎来了环卫工人维权胜利的好消息。
这样的胜利包含着尊严和权利，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另一种可能。
是的，辛勤劳动的工人不应该被粗暴对待，我，要一直跟工人在一起，寻回失去的尊严和权利。
二、汽配厂的女工
为了一直跟工人站在一起，“成为工人”就成了我的首要选择。
毕业后我来到广州经济开发区，这是一个只有通过中介才能找到工作的地方。要找工作就要先交中介费，中介总是先把企业吹得天花乱坠，收取中介费后，又以企业暂时不招工等各种理由把人晾一边。在接连被两个中介忽悠后，我终于进到了一家日资汽配厂——广州日弘机电有限公司，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女工。
日弘公司主要给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和日产等整车厂生产发动机和离合器的弹簧。经过简单的培训后我第一次走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刺痛我的耳膜，油污的气味扑面而来，金属粉尘弥漫整个车间，工人在刷得油亮的工作区域紧张忙碌，工位上苯等化学品的危害提示触目惊心，工人戴着既不能有效阻隔粉尘、又不能过滤毒气的一次性口罩，有的甚至连一次性口罩也没有戴。
钻进机器搞完卫生后全身都是粉尘
汗水和铁粉在衣服上混合，留下洗不掉的锈迹
火花四溅，缺少防护
这就是传说中“高工资”的汽配工厂，用健康换取所谓“高工资”的汽配厂。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得知好多同事因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长期劳作，患上了鼻炎和支气管炎，还有听力下降、白细胞陡降……
而车间常年高温，5月份就闷热难耐，酷暑时35度以上属于正常，有地方甚至接近50度，加上劳动强度大，一层薄薄的口罩就已经喘不过气，更别提厚实封闭的口罩了，那简直就是让人窒息的“祸害”！
在健康和工作之间大家选择了工作，而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我和同事们工作的日常。
每天，设备中囤积的灰尘都要排放到车间里
因为底薪低，在周末休息和一天不休之间，我们不得不选择一天不休！
因为上报工伤会被扣年终奖，在受了工伤维护权益和年终奖不被扣钱之间，我们不得不选择瞒报工伤！
因为领导掌握年终评点的生杀大权，在纠结要不要买领导推销的高价内衣时，我们只能选择买！
面对领导的肆意谩骂和人格侮辱，在奋起反抗和委曲求全之间，我们还是选择了默默忍受！
手指压伤，却不能报工伤
断掉的手指，已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更令人心疼的是厂里的孕妇，怀孕意味着需要更卖力地干活，因为领导会以产量不达标为由刁难孕妇——给脸色看、不给班加、冷嘲热讽。为了达到产量，她们只能选择放弃孕妇合法的工休时间。
而恶劣的环境和不断提高的产量又让她们每天都受尽煎熬。在生产现场，怀孕了还能够继续待下去的女工少之又少，劳动强度是一方面，生产环境对孩子的伤害是另一方面。
朋友小美，在车间工作期间每次怀孕都流产，离开了之后才得以摆脱这一噩梦；另一个同事吸取她的经验教训，怀孕后马上选择离开，却还是难逃孩子流产的厄运，工作环境的伤害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孩子的骨血里。
布满油污和粉尘的厂区
还有那些将全部青春都献给了公司的老员工，从二十岁懵懂少年步入而立之年。十几年来，领导一直在身后卡着秒表，一秒钟一个动作，快点，快点，再快点。夜班上了三个钟，由于待料，一声令下就得下班。
为满足生产需要，夜班急倒中班，中班急倒早班，连续两天睡眠不足10个钟！混乱的作息紧张的节奏，让人睡不着觉又打不起精神，这样的痛苦每时每刻都在经历。
朋友老王说他曾无数次想离开，逃离这毫无人性的管理制度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但十几年的工厂生活，除了一身病痛，他什么也没有，离开工厂他不知道该去哪里，而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不能停止挣钱。
员工体检结果，健康问题层出不穷
然而，再长的工龄再多的付出也阻挡不了公司对老员工的厌弃。在公司眼里，员工不如机器！机器坏了他们维修保养、更换零件，员工的身体垮了，他们想到的却只有撇清关系、扫地出门。
在这里我们是
一台台24小时运转的机器
一个个不停被按动的开关
一串串产量板上跳动的数字
我们是
一张张存着年迈父母医药费的银行卡
一颗颗从孩子脸颊上滚落的泪珠儿
我们还是
变型的脊椎、劳损的腰肌、失聪的耳朵
但我们绝不可能
是人
能够感受公正与自由的人
我们昼夜颠倒，换来机器24小时不停的轰鸣！
我们不眠不休，换来老板不劳而获的富贵！
我们忍辱负重，换回寄生虫们趾高气扬的嘲讽！
我们辛勤劳动，却换不回尊严和权利！
为了让劳保鞋透气
暴雨天也要趟水上班
朋友说，抱怨没有意义，想开点能活得快乐些，这样的日子还长着呢。我想是的，但是却忍不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敲下这些“没有意义”的文字，这是身为工人的我的日常，更是千千万万工人的日常。男的、女的、爱笑的、胖的、贫血的、干满十五年的、两年没转正的、断指的、流产的……
直到有一天，我们干不动了，我们工作生活过的痕迹都将被抹去，取而代之是另一批新鲜的血液，继续重复这单调的循环。
三、为改变而战斗
但，我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抱怨！
这里有悲哀，有愤怒，有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痛苦和不堪！
这里有憧憬，有希望，有苦中作乐的精神，也有辛勤劳作的汗水和努力！
这里需要改变！这里也渴望改变！
员工要求改善劳动环境，追缴住房公积金……
2018年3月底，一年一度的工资和年终奖集体协商开启。往年，我们的员工方协商代表基本由分会主席指定，今年，生产现场的员工决定用一用手上的民主权利，他们推选我为员工方协商代表候选人。
成为代表的过程非常艰难，厂方和工会对我百般刁难，他们从来就喜欢听话的提线木偶，对于自下而上的“员工推选”有着本能的敌意！
带着员工的信任和支持，一波三折成为代表的我制作调查问卷搜集员工意见。然而，马上我就被公司领导训斥提高了员工的加薪预期；被工会领导告诫要“摆对你的位置”；被警告已经伤害到了高层领导的利益；被批评年轻气盛、莽撞偏激、不够成熟……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走出了协商代表的第一步！
悲哀与愤怒汹涌而至，我想知道，在工会和公司眼中什么是不“偏激”的方法？
如果“听资深工会领导的话不用问卷收集员工意见”就是不偏激！
如果“对公司威胁侮辱员工，公然干预集体协商的行为不质疑”就是不偏激！
如果“对公司以莫须有的罪名警告、处罚员工的违法行为忍气吞声”就是不偏激！
如果“承认工会委员会越权撤销我协商代表资格的决议有效”就是不偏激！
那么，这一次我选择“偏激”，选择挣脱套在工人身上的枷锁！
习惯了“违规违法”的领导们如临大敌，于是贿赂选举、境外势力、泄露机密等帽子接二连三扣到我的头上。我的加班权利被剥夺，与一线员工接触的工作被禁止，污蔑诋毁威胁恐吓……下流花招层出不穷！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压我，震慑所有现场员工。
为打击报复协商代表发布的文件和资料
至于法律什么的，在他们眼里连个摆设都不是，它只是一堆被扔掉的废纸，或者是已经被排放的毒气和废水。《员工手册》中的107条惩罚措施才是他们想要的“法律”。
2018年5月28日，一大早，工会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他们绕过会员代表大会直接撤销了我协商代表的资格；下午一点，公司以我顶撞上司扰乱秩序为由给我记过处分；下午四点，一纸处罚性解雇通知书被送到我的手上，公司单方面宣布与我解除劳动合同。
红色的印章狰狞的笑容，工会和公司狼狈为奸，宣誓他们对工人的绝对权利！
血汗工厂四个字早已不陌生，改革开放四十年，它们用工人的鲜血和生命将自己打造成了法治中国的照妖镜，什么当家做主、民主权利、人身自由、公平公正……越漂亮的也就越丑陋！
于我而言，日弘公司员工身份的终结并不是结束，工厂的大门已对我紧闭，它的钢筋铁骨将永远刻着非法解雇员工的无耻，拒之门外的不仅是我，还将有那些敢于说不的先行者和敢于维护权益的后来者。
公司已数次非法退回劳务工
拦在厂门外，也要喊出宣言
噩梦中醒来的工人不愿意回到暗夜，习惯了站着挣钱就不会再喜欢跪着。
从学生到工人，从普通作业员到员工代表，与工人站在一起，我越走越坚定。
脚踏实地，继续前行，为权利和尊严奔走，为劳动者付出，为改变而战斗！
这是我的选择，也将成为更多后来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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