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徐璋本
李聘伟
我最初认识徐璋本在北苑劳改农场，那是1959年秋。北苑农场同时又是北京劳动教养收容所。它的位置就在德胜门外马甸桥东，现在的裕民街，当时那地方叫土城。裕民街东有一个警察学校，它的北南墙外就是北苑劳改农场。
50年代，这些地方很荒凉，最初那里只是一个砖窑，一些被强迫劳动改造的人，都被送到这里来烧砖。后来大部分劳动改造人员被转移到了其它地方，只留下了一个劳改队继续在这儿劳改，渐渐也就不再烧砖。不久这里又送进来了大批的被劳动教养的人，从此这里才变成了只收劳动教养者为主的劳改农场，所以它叫北苑劳改农场，又叫北京劳动教养收容所。
整个北苑劳改农场，大约占地四五十亩，四周有高墙、岗楼、紧闭的大铁门，里头有菜地，有养鸡厂。犯人被管得较严，不许离队；劳教人员较松，但也不许出门，没有行动自由。劳改农场里面盖了一些平房当成小实验室，而原来的烧砖的窑洞，也就变成了被收容教养人员和劳改人员的监舍了。
1952年，我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制药厂工作，58年被划成右派，59年底被送来劳动教养。我是刚来不久很快就听说徐璋本这个传奇人物了。
徐璋本是个新闻人物，他走到哪，哪就有人谈论他，当时他的故事在农场里盛传。我所在的劳改队和他所在的队是紧邻，和我编在一组的都是一些神父、教授、右派大学生……因此徐璋本特别是大家关注的对象。我很快就知道了徐璋本的故事，他是清华大学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空气动力学家，和钱学森同校，二人分别于1939年、1940年取得博士学位。二人出国前，都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后又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徐璋本专攻反导弹技术，钱学森专攻导弹发射技术。徐氏回国先于钱氏，回国后，徐璋本先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之后调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
1957年秋全国反右派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急风骤雨，批判右派。正在此时徐教授突然逆风而上，挺身而出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批判“阶级斗争”，提出自己系统的观点，公开声明成立劳动党，在清华大学动员其他教授入党，公开登记，并给毛泽东去信，要与共产党竞选。真可谓特立独行，天马行空，他的惊人勇气和胆略，可谓独一无二。1957年12月清华大学召开逮捕反革命分子大会，由蒋南翔宣布将徐逮捕。
我见到徐璋本的时候是1959年8月份，他已被判刑15年，入监北苑劳改队还不到一年。他黑黝黝的，戴着一副很考究的金边眼镜，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鬓角已有几丝白发。他穿一身咖啡色的西装，可惜皱吧吧的，象抹布一样。夜里，他把西装一卷当枕头，白天展开再穿上。更令人睹之懊丧的是，农场里蚊蝇成群，徐教授怕虫咬，用毛绳把裤腿口结扎起来，弄得裤腿皱皱着。他脚底下穿一双邋遢无光的黑皮鞋，常常手里挥着打苍蝇的拍子，跟在一帮穿得破破烂烂叫花子般的劳改犯人队伍后边，无精打采地踽踽而行。别人种菜他打苍蝇，没人管他。谁能想象这位竟是大科学家，实在令人心酸。
我们吃饭都在大场院里，一个小组蹲成一圈，因此我常常看到他。黑窝头是劳改队专用主食，说不清它的成分，有高粱、麦麸、玉米、黑荞面，还有嚼不烂的野菜，苦涩难咽，菜汤是见不到荤腥的清汤，或冬瓜或萝卜。窝头松极了，手一碰就碎了，吃到肚里不解饿，菜汤兑上开水喝个水饱。徐璋本每到吃饭，皱着眉，手捧窝头，嚼几口就打住，停一会儿再吃一点儿，像吃苦药似的。两个小窝头，他常常是没吃一半就不吃了，而他人早就狼吞虎咽地啃完了。我看着他，真替他难受。
过了不久，劳改队传出了消息，说徐璋本写了份入党申请书，送到了农场办公室。我想他一定不是转变立场，而是要入共产党，准是想要将共产党改造成为他的劳动党。当然，他的入党申请书肯定不会有下文的。果然如此，没人理他，也算是万幸。
没多久，徐璋本想回家探亲。他写一张假条，申请回家探亲。他走到紧闭着的监狱大铁门，敲开了小窗。警卫一看，呵斥他往后站，等着管教来。他满心高兴地等着开门放他回家，但过了一会儿管教股干事和严管队的队长来了，他们对徐璋本凶神恶煞地喝斥，并让他回监舍拿他行李去。徐璋本回到监舍，夹着自己的被褥就和警察走了。我看着他，按着队长手指的路，直接奔农场西北角一排平房，墙上有一米见方的大字“认罪服法，遵守监规——劳改队禁闭室”。徐璋本被关到单人小屋去了，伙食标准从吃窝头降到喝稀粥、咸萝卜条。过了一个月，徐璋本才从反省号释放回队。我再看见他的时候，他脸色灰绿，两腮凹陷，颧骨突出，步履蹒跚，摇摇欲坠，活像旧时街头饥馑欲毙的乞丐。看着他我心里长叹：科学家教授，怎么变成鬼啦！
从此以后，徐璋本经常触犯监规，不知因为什么，动不动就把他关起来，他就成了禁闭室的长客，隔不久就夹着薄薄被褥，到“小屋”住上一段。以后，再见到他时，他精神不振，满身污垢，形容憔悴，神态变得郁闷、木纳，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
徐璋本是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敢作敢为。我于1959年冬天离开了北苑劳改农场，身份从右派分子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分子，入了北京第一监狱。直到1964年，我在第一监狱才又见到了他。那年，我因腰扭伤，一度住进了监狱医院，在医院我碰见了徐璋本。不知何故，他在监狱受到格外优待。他住一个单间，隔壁住着著名右派葛佩奇，两个人每天有报纸看。徐不吃犯人伙食，给他开小灶，吃细粮，有肉菜，很丰富，还安排了人照顾他日常生活，洗衣服、打扫卫生、打水打饭，还允许他穿自己的衣服（犯人规定穿“劳改”服），每周还可以回家度假；而葛佩奇却没有他这许多优待。
在医院走道里，我碰见了他，他眼睛一亮认出我了。监狱规定犯人不许聊天、套近乎，所以没办法说话。他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示意，指指我的腰，他明白我因腰病住院了。在医院，我常听见他忽然大发雷霆，拍桌子叫喊，他说一口不纯粹的北京话，带有江浙音。他发怒地把书报扔出门外，把饭菜打翻在地，闹得人仰马翻。但很奇怪，监狱领导很重视他，每每派人安抚他，孙监狱长还常亲自找他谈话，有时还请他夫人来帮助做工作。但是无济于事，过几天他又照常暴怒。我想，是他的心理被彻底摧毁了，已是病态。
当时他已年过花甲，满头华发，但梳得整齐。由于伙食改善了，他满面红光，面色也白了，精神矍铄，一派学者风度。全监犯人开大会听报告他不出席，我想可能快放徐教授回家了，心中暗暗为他高兴。遇到监狱看电影，监狱医院派犯人用一个推土的小车，上边放把小椅子，让他坐在上边。全场人到齐坐好了，狱警跟着小推车，把徐璋本推来了。徐穿着与众不同的花格衬衫，戴着金边眼镜，神采奕奕地坐在前排正中，惹得全监犯人都引颈刮目相看。这和他在北苑劳改队时真有天地之别！
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来了，风向大变。徐璋本的优待全取消了，又吃窝头了，也不许他穿自己的衣服了，可他坚决不干。狱方在他缎子棉袄的左胸处印了“劳改”两个大字，把他气坏了，他用剪刀把“劳改”两字剪下来，豁出了一个大洞。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看见他，他的棉袄上真有一个洞。他令我起敬，但我也为他担忧。
徐璋本终于又被关进了禁闭室，伙食更糟糕了。我听说，在禁闭室他经常绝食，大骂不止。狱警给他戴上手铐、脚镣，他仍然禁食。狱警把小老头揪出来，按倒在地，掐住鼻子强逼他张口，灌他咸米汤。徐璋本已经年逾花甲，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体衰命危。见到他的人，都说他活不长了。后来在“深挖洞，广积粮”大疏散时，徐璋本没了消息，不知他被流放到何地去了。
毛后，我平反出狱，才听说那年徐璋本被流放到邯郸监狱去了。1975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在押人员，徐璋本作为教授套用县团级也被特赦了。此事有点滑稽，徐璋本和国民党不沾边，怎么成了国民党县团级呢？是找个借口把他放了吧，这也算是好事。可是徐璋本释放后，不能回京，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才回到北京，恢复了工作。近七十的老人了，还能工作几年呢？一代科学家、导弹专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陨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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