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5日 星期日

100多个空调工人死在这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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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爬出窗外,然后消失了

过去三个月我们度过了60年来最热的夏天。

命真的是空调给的。空调是中国家庭占有第二多的电器,仅次于彩电。在北京,平均每户人家有两台。空调无处不在,但安装、维修空调的工人却始终在我们视线之外。

空调师傅有多危险?一家保险公司的数据是:赔付率过100%,这意味着赔本生意——‌‌“卖1个亿,赔超过1亿‌‌”;也意味着空调工人的事故率远远高于保险业的预期。

张家朗在一家保险公司负责家电工程保险项目。今年夏季,他的手机里收到了100多条重大案件通报:维修空调从2楼坠亡、5楼维修空调不慎掉落、牵绳子时从6楼掉下、人和防盗网一同掉落、安装调试空调时被电击、安装空调时心脏不舒服……

这些事故通报简洁得触目惊心,它意味着至少有100多个工人死在这个夏天。但这不是全部。业内类似的机构有四五家。还有更多的空调工人没有购买保险,他们的死亡不会纳入统计。

我们找到张家朗,也和五位空调师傅聊了聊,最后发现,空调工人最大的死亡威胁——高空坠亡,并不是一项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恰恰相反,只要系对了安全带,花上一分钟、花费一两百块钱,就可以避免几乎所有的坠亡事故。

但仍然有大比例的人因此死掉了。它是一根安全带的事儿,又不止是一根安全带的事儿,它关乎每个社会角色,你、我、房地产开发商、空调厂商、经销商,在多大程度上看见并尊重:工人的命也是命。

每天约有14位工人无法平安回家

大部分人不会意识到,当我们谈到空调主机,它指的并非是挂于卧室墙上的内机,而是指安装在墙外的外机——被称为空调心脏的压缩机在这里工作,抽取、压缩、驱动制冷剂。

这与我们对空调工人的印象相似:我们总在室内与工人接触,熟悉他们如何将内机挂起,但他们爬出窗外后如何工作,我们不再留意,也因此想象不出高空作业所要面临的安全风险。

2022年,山东滨州,一位空调工人将扁绳(由废料制成)栓至腰部,带外机出窗时,扁绳断裂,他坠落身故。

2021年,安徽宿州,一位空调工人爬出8楼阳台,站到空调室外机平台上勘查安装环境。他扶了扶空调护栏,护栏松动,他不幸坠亡。

2020年,广东佛山,一位空调工人爬出7楼窗外,往窗户下方的墙上打空调支架。更换安全带挂点的空档,支架脱落,他和空调外机一起掉下。

……

张家朗在保险公司工作,过去这个夏天,他基本每天能收到微信群里弹出的重大事故通报。他说,去年全年可能就200个事故,今年光旺季三个月就有100多个事故了。

死亡到他的面前变成了一行字,工作三年,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故:有触电的,有坠亡的,有被洪水冲走的;有搬东西坐下来休息,坐着就死掉的;有汗流到眼睛里,擦了擦,就从九楼掉了下去的;还有个工人,盘坐在卡车后面的空调包装盒上,老婆电话说儿子想爸爸,他站了起来,被限高杆撞飞,当场死亡。

有关空调安装维修的总体数据,只能找到一项:2018年,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保险专委会称,每年中国有近亿件空调安装维修单,发生空调相关事故约5175起,其中死亡事故约362起,每天约有14位工人师傅无法平安回家。

这些事故集中发生在6月到9月——一年中,空调销售的旺季,人们最需要空调的时刻。出事的工人多来自农村,绝大部分是男性,年龄在25岁到40岁之间。

许多情况下,家人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城里做的是怎样一份工作。发生在城里的事故,无论对城里的人来说,还是对村里的人来讲,听起来都像是遥远的死讯。

高空坠亡占比80%

以今年6月为例,张家朗接触到的、不完整的重大事故说明如下:

1日,湖南,触电身亡。

5日,辽宁,从5楼坠亡。

8日,广西,从5楼坠亡(安全带系在防盗网上,人和防盗网一同掉落)。

10日,辽宁,安装空调不舒服,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12日,河北,心脏不适,120抵达现场后死亡。

16日,湖南,从5楼坠亡。

18日,湖北,从6米处坠亡。

21日,江西,开电瓶车遭遇洪水,失联。

24日,贵州,从六楼坠亡。

25日,重庆,坠亡。

25日,江苏,死因不明。

26日,安徽,从7楼坠亡。

26日,湖北,从2楼坠亡。

……

13起死亡案例里,坠亡占9例。这与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的统计数据相符,在重大伤亡事故中,高空坠落事故占比高达80%。

不是高层,4楼及以下的楼层事故率最高。楼层越矮,工人越容易掉以轻心,在3楼及以下楼层作业时,有95%的工人不系安全带。

周虎在北京修了12年空调。这三年,他身边就发生了3起事故。一个从两层楼掉下来,头着地,摔死了;还有一个,安全带的锁扣开了,从六层楼掉下去,幸亏下面有个遮阳棚,棚子砸了个坑,人断了根肋骨。

还有一个是他最要好的山东同事,2019年元旦,从十几层楼摔下来。同事40多岁,没成家,家里边还有一个老妈。

周虎说,‌‌“我们村儿的(人),经常说‌‌‘我跟你去一起干,带带我’,我基本上都直接回绝了,我自己都不敢保证我自己(不出事),我能敢保证他吗。‌‌”

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周虎应该还得干这行,在每个旺季挣够三万多块,带着钱回河北保定。三个孩子要养,他说,没别的出路。

猝死在13起事故里占了2例。

到了7月,猝死的事故又增加到7起。猝死的事故说明常被概括为‌‌“不舒服‌‌”。张家朗记得,3月份有位师傅猝死,死前有50分钟不知道在干什么,保险公司怀疑师傅有骗保嫌疑,他有点生气,‌‌“不舒服,躺着嘛,还能干嘛?‌‌”

高温,工人们热得吃不下午饭,一个劲地灌冰可乐。可乐有饱腹感,一位工人说,早上起来俩鸡蛋,一天全靠百事可乐、矿泉水、百事可乐、矿泉水顶着,可乐是他的命。一个月下来,他瘦了13斤。

下午2点左右是安装工发生事故最多的时段。疲劳作业、身体犯困,对此,我有亲身体会。

在南京,8月22日,42°C,我跟着赵师傅修了一天空调。下午2点,跟着他在3个小区修完3台空调后,我在他的面包车上睡去,眼睛简直不能合上,上下眼皮接触的瞬间,睡意就将我裹挟去另一个世界。

我无法想象,在一天内装完16台空调后(他的极限),疲劳该如何将那位喝可乐的工人占为己有。

3楼及以下楼层

95%的工人不系安全带

在重大伤亡事故中占比80%的高空坠亡,靠一根质量符合国标、价格不超过两百的安全带就能避免,但也是一根安全带的事儿,解决起来却困难重重。

工人为什么不规范使用安全带?空调品牌方觉得,这是售后管理问题。

在品牌方评选的模范网点那儿,管理工人的方式主要是罚款。南京一家2006年以来从未出过事故的美的网点表示,不系安全带,罚款金额很大,工人的工资可能都不够罚。网点鼓励工人们互相举报,发现同伴没系安全带,拍下照片,会获得50块钱的奖励。

张家朗的同事拜访广西一家网点时,还看到公司文化墙上挂着工人的罚抄记录:员工手册,手抄五十遍。2019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报道美的特约服务网点违规收费,自那以后,美的售后对工人的管理也更为严格。

但安全成本却是由工人自己承担。据《证券日报》报道,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家电企业将售后服务外包,已经是行业内的共识。在品牌厂商自建或以签约方式指定的特约维修点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员工不足10人的作坊式企业。所有这些维修网点在安全上的投入标准不一,参差不齐。

许多网点不提供安全带,让师傅们自己去买。一条五点式安全带,加上一根20米长的安全绳,价格在两百上下,而安装一台空调,以南京为例,一位师傅能分到45块钱的安装费。

两相对比,有的师傅们就跑拼多多上买个涤纶扁绳。扁绳通常用于捆绑货物,便宜,20米7块钱,但拉力会远低于国标对安全绳拉力22kN的要求。

周虎在北京美的的一个网点,他告诉我,连带有美的品牌标志的短袖都得自己买。每年5月,他上网点报道,不签合同,只用等保险生效,信息录入美的通系统,就能开始接单。

在提到安全带的选择时,周虎说,他用的是三点式安全带。三点式安全带穿戴起来像套一件T恤,五点式安全带还拴住腿部,穿戴起来更像穿连体服。

周虎说,五点式更安全,但卡扣太多,连穿带脱耽误时间,夏天单子太多,干活特别着急,就想怎么快怎么来。一位因扁带断裂从8楼坠下的师傅事后说,他不使用五点式安全带,原因是‌‌“不舒服、勒得慌‌‌”。

保险公司因而觉得,不系安全带是安全意识问题。8月末,张家朗去武汉见了一对夫妻安装工。夫妻俩用一根灰色绳子的两端绑住各自的腰,等穿着三点式安全带的丈夫爬出窗外,安全带连着的安全绳也拽在妻子手里。

公司的安全主管希望张家朗能拍摄他们,并纠正他们错误的作业方式。妻子解释说,‌‌“我知道很危险,但这个绳子我抓在手里,我更安心一点,大不了我们死一起了。‌‌”她觉得自己200多斤重,拉着绳子,丈夫也放心。

‌‌“本来这就是错误的行为,她还浪漫化了。‌‌”人拉人的危险之处在于,在坠落瞬间,70公斤的坠落者能产生约一吨左右的冲击力。但张家朗也觉得情有可原,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安全教育,这是很朴素的一种情感。

十多年间,夫妻俩曾短暂加入过美的网点,但不自由、不赚钱,又出来单干,靠电话接单,坐公交车去装空调。没有人为他们买保险,他们自己也不,一旦发生意外,没有人会对此负责。

一开始,张家朗以为安全教育是一件讲道理的事,道理甚至非常简单: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家人的幸福,或者,命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意思呢?

但等他第一次去网点交流安全培训,他就一下子认清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安徽黄山的一个网点,一年死了两个工人,一个触电,另一个没系安全带、从一楼掉下来身故。他带着安全素材去找网点老板,老板指了指对面的房子,‌‌“你看,一个空调机位都没有,做安全培训也没什么用的,该死的还是要死的。‌‌”

网点老板指的是开发商的房屋设计问题。日本的空调外机基本装在室内,悬挂式或落地式,挂在阳台天花板上或放置于阳台地面,避免了高空作业风险。

而直到2020年,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发布《建筑外墙空调器室外机平台技术规程》,才以行业标准的形式,规定空调器室外机平台不宜设置在与阳台、窗洞口或检修门水平距离400mm以上的位置。

在北京市朝阳区,周虎负责方圆10公里左右的片区,其中就包括出了名难修的国美第一城、丽水嘉园和东区国际公寓。

国美第一城,空调室外机装在上下两层楼、两个飘窗之间的凹口里,凹口上下高度不超过60公分,周虎描述,‌‌“人出窗后得下去一米半,再窝进凹口里,连手扒的地方都没有,全凭着一根绳子。‌‌”

室外没有预留可供安全操作的空调机位,室内也没有可靠挂点。牢固挂点,指楼道里的消防栓、金属楼梯护栏、金属水管或墙柱体等,显然,并不是每个客户家里都能找到它们。许多师傅干脆把安全绳系在百叶窗或仅起美观作用的空调护栏上,因此出了事故的不在少数。

如果时间宽裕,师傅们或许可以用20米的安全绳,将挂钩系到楼道的消防栓上。但要装的空调太多了,张家朗观察说,工人不系安全带和外卖小哥闯红灯差不多。

大连的一位师傅在7月8日当天接到了50个安装单,一组师傅装一套空调最快也要40分钟,一天却只有24小时。下午,他从X楼摔下来,双腿骨折。

去年6月23日下午3点,广西的一个网点老板在派工群里派单,五台空调,‌‌“死都要安装,师傅在5点前联系。‌‌”当天,这位师傅在室内接室外工友的工具时,脚底打滑,从18楼坠亡。

基于高空作业的高危性质,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将小型空调安装、维修列入了特种作业范畴,作业人员需持高空作业证方可上岗作业。要拿到高空作业证,工人需要参加理论考试(100道题)和实践测试(四个科目),交一千块左右的报名费。

保险公司曾组织工人们考证,但工人们积极性不高,张家朗明白,刷题对工人们来说太痛苦了。

最后,这些具体的困难都被无视了,购买安全带的经济成本、旺季安装维修的派工压力、坠亡伤残的责任……全部不由分说地转移到了工人身上——为什么不系安全带?

时间长了,张家朗理解了工人们对安全培训的反感。他们告诉张家朗,‌‌“你只知道让我们注意安全,搞得好像是我们的错一样。‌‌”

给死亡定价

出了事故以后,网点老板或许会立马想起保险产品上的那句——‌‌“没有工伤保险的时候,雇主险是企业唯一的工伤保障‌‌”,匆匆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请人来解决赔偿事宜。

接到报案,保险公司便得派出理赔员去现场查勘定损,拍照、做笔录,搜集医院的诊断报告、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核实保险责任。

查勘最难过的是什么,张家朗说,是面对死者家属,问家里几口人,几个小孩,多少岁,方便计算赔偿。

一个案子里,丈夫安全带脱落,从20楼掉到19楼,抢救无效死亡。理赔员向妻子了解情况:没有结婚证,过日子,丈夫出来苦钱,也不知道丈夫做的是这个工作。最后理赔员找到村委会,让开个夫妻关系证明,好把钱给到她。

张家朗描述,还有个师傅装空调触电,工作平台是悬空的,为了防止他掉下去,搭档就抱着他,等人来救援,最后那个师傅死在搭档怀里。做笔录的时候,搭档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两夜没睡,晚上吃饭,喝了点酒,开口了,说‌‌“我们都一起干了五六年了,晚上闭上眼睛都能看到他。‌‌”

张家朗第一次参与查勘是在两年前,他跟着理赔员去北方某城,哥哥出8楼窗外装空调外机,因支架断裂不慎跌落,直接把站在阳台里的弟弟也拽了下来,双双坠亡。

两兄弟住一起,老家在偏远乡村,周围全是黄土,砖瓦平房,屋里一件像样的家电也没有。事故发生第二天,张家朗和同事去见家属,看见两个女人在房里哭。

兄弟俩干的是私活,不是网点派单的活。保单明确规定,干私活,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但最后还是多少赔了50多万。

案子干净利索,没有异议:网点态度积极,家属不哭不闹。但孩子问,爸爸呢,爸爸去哪了?同事受不了了,就出去哭。

有时,站在公司的角度,查勘是有技巧的,同事对张家朗说:不能拖,拖下去各种要求都来了,一百万不够要二百万,去安监(安全监管局)举报你,去法院告你。他敢劝家属拔管,‌‌“醒不过来那每天护理都是钱,保险才赔多少,够干嘛的。‌‌”

有时,良心上过不去,查勘又是有操作空间的。比如,某款非24小时的保单,只赔偿工作期间发生的事故,但关于‌‌“工作期间‌‌”的定义是模棱两可的。同事又问张家朗,他帮某些家属顶格赔付,他是不是一个好人?

张家朗告诉我,他的查勘同事们都‌‌“活得很分裂‌‌”,他自己也终于无法面对一个个家庭的惨状,今年不再出去跟随查勘。

虽然这样的例子不多,但如果赔偿谈得顺利,案子一般四十分钟就能处理完。雇主责任险与其他保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保障的是老板的利益,老板赔多少钱给家属,保险公司就赔多少给老板。

赔付前,理赔员一般会让家属签一个放弃起诉网点的声明。网点老板感谢保险公司帮他度过难关,先是送礼,再是锦旗一面接一面地递。

旺季一来,大量的临时工无证上岗,雇佣不具备高空作业资质的工人从事特种作业,因而发生重大责任伤亡事故的(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是可以追究雇主刑事责任的。张家朗说,‌‌“工人要是懂,完全可以告老板,网点也就是不想让安监知道,安监不知道,他们拿钱就能解决。‌‌”

出了事,赔钱,工人的命是有价格的。

未缴纳工伤保险的背景下,劳动关系一经认定,用人单位需自行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4.8万元,而购买一份按年卖的雇主责任险,价格在一千块上下。

张家朗说,‌‌“都习惯了,哪有网点不死人的,老板们这么说。‌‌”

去年10月,发生在广东的一起案子让张家朗印象深刻。早上10点,一位空调工人爬出7楼窗户,由于现场没有任何空调机位,他踩在外机支架上。就在解开安全带挂钩,刚准备更换挂点的档口,支架突然断裂,人和空调外机一齐坠落。

事发后10分钟,理赔员赶到现场,地上一滩血迹,尸体尚未被拉走,新来的安装师傅已经接替了工作,将掉落的空调外机重新安装回去。

‌‌“要赶时间,要确保工单完成。‌‌”张家朗理解,‌‌“但人是不是就像个耗材一样?‌‌”

三年前,张家朗面试这家保险公司时,老板解释,保险是一个美好的行业,是所有人帮助所有人,它有公益属性,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每年正月,老板们都去寺庙,为工人师傅们祈福。

张家朗确实被情怀所吸引,但渐渐地,他也意识到卖保险不是做慈善,首要目的还是赚钱。

因为工作需要,他时常得在新媒体平台做安全宣传。哪里出了事故,他如实写出,作为反面例子提醒工人注意安全,结果‌‌“格力、美的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让我删稿,(他们)不希望这些事故被社会知道。‌‌”也不能不删,保险公司的大部分保单都是美的、格力在买,下了班,张家朗还要跟网点老板、厂商高层应酬。

减损的口号是今年年初提出的——一个案子,本来要赔150万,用各种理由最终赔下来50万,这就算减损成功。每年,保险产品的设计方案都会更新,删改、增减赔付条款,降低理赔率。

张家朗告诉我,去年公司全期赔付率过100%,等于每卖1个亿的保险,就得赔出去1点几亿。用老板的话来说,没有办法,不减损的话明年就倒闭了。

微信里随时弹出的死亡通报,曾让张家朗低落过一段时间,但现在,‌‌“你要问我对这些死亡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我也麻木的。‌‌”

赵师傅在五楼室外机平台作业

‌‌“不错的工作‌”

赵师傅今年37岁,住在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一楼的院子里堆满了这个夏天回收来的二手空调、铜管和洗衣机,往里走,他租下了两室一厅,也住家,也做办公室。

年初,赵师傅点蚊香,没注意,火焰直接蹿上了五楼,对着院子的墙熏得漆黑一片。所幸没有人员受伤,他给楼上的邻居们换了六台空调,重新刷墙,赔了不少钱。但这场意外也让赵师傅声名远扬,人人都知道了这里还住了一个空调维修工,赵师傅的生意竟也跟着火起来。

六七月,赵师傅的公司接了714件维修单,挣了16万。

赵师傅也吃过高空作业的苦。2015年冬天,他夜里出28楼的高空修空调,飘窗底下的空调外机没有固定,稍微一搬动,他就和空调外机一起,从28楼掉到了26楼。幸好系了安全绳,没出人命,但自己跟客户都吓了一大跳。

但即便如此,赵师傅依然认为维修空调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事故率、死亡率起码比卡车司机低。

在南京,我还见到了赵师傅的学徒小江和小胡。赵师傅成熟稳重,他们则更年轻,生命力蓬勃,有着不同于脑力劳动者的强健、质朴与勤恳。

25岁的小江这个夏天刚来,他评价眼下这份工作:有技术门槛,只要肯吃苦,就能在一个夏天挣完别人在厂里一年挣的钱。更重要的是,自由。能出门,生活就不会像在老家开理发店那年一样,白天在一楼理发,晚上睡在二楼,睁眼闭眼,恨不得24小时都在店里,没见过室外的阳光。

小胡,19岁,江苏宿迁人,活泼、话密,喜欢说‌‌“反正我不怕‌‌”。今年夏天,他出了两次事故,一次踩了钉在空心墙上的支架,从二楼摔下,万幸是屁股先着地,另一次,踩到了空心砖,从三楼摔下,万幸是抓住了栏杆。

‌‌“没事。‌‌”他说,‌‌“反正我不怕。‌‌”

高空作业证,他们都没有。说法不一,赵师傅说,农村长大,他从小比别人擅长攀爬。小胡告诉我,非要找的话,除了厂商售后,80%的人都没证,不恐高,基本就能干活。

从老家火锅店辞职后,小胡来南京跟赵师傅学了一年技术,今年他开始单干,一天修八九台空调,收入和师傅对半。

单独高空作业容易出事,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人一块出工,起码有个照应?师傅今年没招到多的学徒,他说,再找个人,收入还得再对半。

做学徒,包吃包住,淡季一个月拿3000块的死工资,他通常打2000块回家。哥哥三级残疾,干不了活;父亲欠着外债,有案底,常年不着家,他必须对母亲好点。

对于未来,小胡有非常清晰的规划:每年夏天挣到6万以上,六七年之内,在老家买一套房、一辆车。‌‌“到二十五六,我妈就该催婚了。‌‌”小胡说。

他对空调维修行业有自己的信心,‌‌“这个行业也不算夕阳行业,六七年还是能撑过去的,96年就开始有空调,那时候不也是挂壁式的吗?‌‌”

再往后,他就不想干这行了,他说,他还年轻,不想和他师傅一样,把一辈子都搭在修空调这件事上。

赵师傅也有自己的梦。那天晚上九点收工,性格沉闷、不爱讲话的赵师傅突然兴致盎然,他告诉我,他希望能在南京做滴滴、贝壳那种模式的生意。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他把辛苦多年买下的房子卖了,把钱投在了搭建家电维修APP和微信小程序上。

临走时,他站起身对我说,‌‌“这次和你聊天的身份是赵师傅,希望下次见面时我的身份是赵总。‌‌”

文中周虎、张家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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