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金融危机下的苦难，起来奋斗吧中国工人！
大家知道为什么美国劳工的工资收入占到整个GDP超过一半？而中国15%不到，根本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外来劳工甚至要在自己的国家暂住？差别就在于普通公民是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身份该如何体现？就靠掌握各级政治领导人（比如主席、总理、全国人大代表、各级人大代表、省市各级领导人）的选举权。如果这些领导人都必须靠你们的一张张选票才能当选，他们就不得不为你们的利益操劳。
工人人数众多，是选举的票仓。在美国，工人因为善用选举权，政治领导人必须十分重视工人的利益。而在大陆，哪一个官员，哪一级官员会真正关心工人的利益？你遇到劳动纠纷去劳动局投诉，官员如何对待你？你到法院起诉，法院会如何判决你的案件？ (
真正的人民代表姚立法用他20年的奋斗经历告诉我们：民不选官，官不为民。今天，我进一步告诉你们：选票里面出政权！
我们要努力团结奋斗，不是单纯为了仅仅糊口的工资，还要为建立一个对我们负责的政府而奋斗！催生一个能为我们的饮食冷暖、收入高低、生活福利、子女教育真正操心和公正地花钱的政府。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一手建立了繁华的都市，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却在贫寒和无助中孤独地死去。
韩国工人运动领袖全泰壹的抗争
刘开明
我第一次看见韩国工人的形象是在4年前，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韩国工人运动的资料，其中有一张影碟讲述的是韩国工人运动领袖全泰壹的故事。 1970年11月13日，韩国首都首尔西南部服装工业区平和市场发生了一场工人抗议示威，他们高呼口号，要求改善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警察和市场保安镇压了他们的行动。这时，这次示威的工人领袖，22岁的青年裁缝全泰壹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间变成火球，他在高喊着：“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他在自焚时手里还拿着一本《劳动标准法》手册。这些图像对我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驱使我去了解韩国工人的发展历史。
应该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30年间，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形态上看，韩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型，50 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动力的4/5是农业劳动人员，到80年代后期，变成了4/5的劳动力是在城市和工厂领工资的工人；从经济上看，1961年韩国的人均 GDP只有83美元，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2150美元，增长近26倍，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从政治体制上看，韩国也从60年代的军人独裁统治成功过渡到民主政治制度。
在这个世界奇迹的背后，是韩国工人阶级的血和泪。韩国工人素以勤劳、守纪顺从而闻名。在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工人队伍，与珠江三角洲过去20年的情况很相像，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只有初中学历的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女工，集中在出口加工业工作，被人称为“打工妹”和“打工仔”，很多工人视 10小时和12小时工作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给小额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5小时到18小时。全泰壹所在平和市场就是那时候一个典型的出口加工区。这里雇佣着2万名年轻工人，其中90%是妇女，年龄大约在14~20岁之间。她们在地面离天花板只有4~5英尺的小格子间里工作，既见不到阳光也没有通风设备。他们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小时，得到的是每月不到30美元的工资，这样低的工资，他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工人苦难的呻吟并没有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
但是全泰壹的自焚给社会带来了一股冲击波，尤其是唤醒了知识界，使他们注意到出口加工业的黑暗面，许多大学生投身到工人队伍之中，启发工人意识，很多社会团体为工人提供各种教育服务。到80年代，被动和顺从的韩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觉醒，从而成为有战斗性和反抗性的劳动者，各种工人团体在各个工业区出现。在这样的社区内部，形成了由大学生、知识分子、教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广泛社会支持网络，对工人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发生了多起全国性工人集体行动。这些变化都逼迫着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使韩国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而韩国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待遇的提高，也最终实现了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自由化和中产阶级化。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承担了为整个劳动大军提供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责任。由于大量劳动力的供应，韩国的资本家对培训工人的投入非常少。虽然韩国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裴茂基指出，韩国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到7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70年代后期熟练工人供给严重短缺，迫使很多公司竞相从别的公司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由于政府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韩国的教育水平提高非常快，解决了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为80年代后期韩国产业转型奠定了基础。1974年，生产工人当中的大约47%受过中等教育，到1984年，已经有69%的工人接受过中等教育，例如，当年在机械行业中，高中毕业的工人占半熟练工人的59%，占熟练工人的90%。因此有很多专家指出，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能够克服困难，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充足供给。
同时，政府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口向城市及工业转移。1966—1975年间，大约有510万人从农村地区迁居到城市，1975~1984年间又迁居了 590万人，加起来，在韩国工业化的头20年，大约有1100万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农村地区的年流出率为4.7%，转移的人口总数占韩国农村人口的 60%。他们是完全投入的产业工人，因为大多数迁居者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意图，在很多城市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工人社区。而且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就业机会和收益远远超过农村地区，很多工人把他们的家庭成员接到工人社区生活，所有消费基本在城市开支，形成了新兴城市越来越旺盛的社会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空间，城市化发展迅速。
波兰团结工会
1980—1989年间波兰最大的反对派组织，1980年11月10日根据格但斯克决议的同意正式成成立。当年发展到1000万会员。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其成员基本为产业工人，但领导层成分复杂。成立后反共反政府势力逐渐占了上风，以罢工和游行示威为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1981年9月，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举行“一大”。38个地区的896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纲领决议》，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该决议主张建立“自治的波兰”，进行自由选举，主张建立一个高于一切的、由团结工会代表组成的“国民经济社会委员会”。决议中没有提到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并表示要拥有自己的报刊、通讯社、出版社、电台和大学等文化宣传机构。“一大”以后，团结工会反政府活动加剧，终于在波当局1981年12月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后被停止活动。救国军事委员会拘捕了瓦文萨为首的数千名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组织领导人。团结工会活动转入地下，组建了“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全波抵抗委员会”和“地区临时协调委员会”，原团结工会常设主席团成员、华沙分会主席布雅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团结工会建立了地下电台，出版了数百种地下刊物。1982年10月8日波兰新工会法通过后，团结工会被正式取缔。1983年7月，波当局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团结工会开始重新活跃。1984年再次实行大赦，释放了瓦文萨、库龙、米赫尼克等团结工会主要领导人，团结工会活动更加频繁，并得到西方的支持
1988年团结工会再度发起大罢工，使波兰重入动荡。1988年8月起波当局与团结工会就召开圆桌会议问题进行会谈。1989年2—4月团结工会参加圆桌会议，获得正式承认。同年4月17日，拥有2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在华沙法院获准登记，再度成为合法组织。团结工会合法化后即投入大选准备工作，并在同年6月的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8月，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受命组阁。1990年 12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踏上执政道路。
台湾工人运动20年
庄梦林(台湾)
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的日据时期，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国民党迁移台湾之后实行戒严及“白色恐怖”，为避免重蹈在大陆的失败，于是完全不准工会存在，一直到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1980年代末期工人运动开始自觉，在1990年代是一高潮，但是到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又展现了不同风貌。
2005年11月20日，一年一度台湾工人最大型的活动“秋斗”也正式展开，今年最特别之处，就是教师及公务员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基本上来说，台湾工人运动最近20年的发展，经历了下述过程。
客家劳工主导自主工运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台湾人平均一年工作时数是2282小时，全球排名第一。民间的调查也指出，将近30%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2小时以上，比政府的法定工时多出20小时，平均每天加班4小时以上，更有将近1/4的人常常假日加班。
台湾劳工的沉重负担，主要还是来自于“加工出口”型的产业结构。像1980年代，台湾以进出口为导向，就是替美国日本大企业做外包代工，以“弹性生产”来赢得订单。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弹性化(大量雇佣非正式员工，降低成本)越来越成为台湾官方与资方克服衰退的重要办法。
然而这不但无法解决固有矛盾，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造成台湾劳动阶级处境的向下沉沦。劳动弹性化的问题日益引起台湾工运界的重视，一方面试图在基层迎战资方扩大外包、派遣人力等的企图，一方面准备在国家政策上挑战官方的既定政策。
1987年夏，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后，苗栗的远东化学工会开风气之先，成立“罢工基金 ”，作为一旦有罢工之必要时，补贴会员生活费之用。接着又筹组地区的自主工会联合，互为奥援，突破官方县总工会控制的局面。这一连串的创举，在国内掀起高潮，也打开了远化工会的知名度，更给岛内各产业一剂“镇定剂”，举凡成立工会，劳资纠纷等，无不求教于远化这个象征劳工的精神堡垒。
震撼全台湾的工潮，全都发生在1988年，而这些事件又全都以客家工人为主体。除了该年初，由远化工会领头的年终奖金工潮外，诸如1月间的亚洲水泥工会抗争事件；4月间，台汽劳工为成立工会而进行的一连串抗争；7月间，台湾“苗栗客运工会”的大罢工，无一不是由客家工人为主要成员的工运组织所推动的。这几件对提升台湾工人的权利意识和促进各地工会自主化有重大影响的工运，在事先与过程中都曾受到远化工会的大力帮助，也是劳工界众所周知的事。
而在新竹县新埔镇的远东化纤总厂，由于地缘的关系，该工厂绝大部分工人都是新竹附近的客家子弟，这个厂虽然很早就有工会组织，但到1980年代初才逐渐迈向自主化。1986年夏天，以罗美文、曾国媒、徐正、刘德兴、庄锦清、刘纯郎等为主的工会班底，得到当时民间唯一的工运组织“劳工法律支持会”干部汪立峡和律师郭吉仁的协助，开始发展一个懂得法律和谈判技巧与组织运作的成熟工会。
特别是台湾中部的客家劳工，还首次聚众包围法院，抗议司法不公；首次组织劳工在街头游行示威。前者发生于1986年夏秋之交。新竹玻璃公司的客家工人因不满资方恶性倒闭，组成“员工自救委员会”，将工厂接收，自行营运。法院在未弄清是非原委之前，贸然将站在劳工这一边的彭姓厂长收押，激起工人愤怒，600余名新玻工人将新竹地方法院层层包围，法院当日因而拉下铁门，停止办案。新玻客籍劳工此举，是台湾二次战后(也许是台湾有史以来)首宗群众包围法院抗议的事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
而后者则发生在1988年4月28日，以远化工会会员为主的工党党员，为支持新竹市政府华夏玻璃公司筹组工会被解雇的陈建佳，及抗议新竹市政府公权力失职，而发起各地工会在新竹市进行示威游行。在此之前，台湾劳工从未集体上过街头。当时《中国时报》报道说，“此次活动意义重大，因为它有三个第一：(一)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劳工集会游行；(二)首度全省南北劳工工会合力支持工运受害者； (三)陈建佳是全台第一个因筹组工会而被解雇，又遭资方控告，而劳工不孤立，将以联合的形式对抗资方迫害的劳工。”
劳动弹性化抵消斗争的果实
由于戒严时期的高压统治，台湾早期的劳动法令，如《劳基法》、《工会法》、《劳保条例》等，都是当局由上而下赐予的，但是这些法令的落实却是劳动者通过斗争争取来的，像1987年开始的自主工运，首先的要求就是落实《劳基法》并成立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
长期以来在实际工时长度上名列世界前茅的台湾劳动者，也在2000年争取到法定工时的缩短。但是由于劳动“弹性化政策”的推动，《劳基法》逐步的弹性化，使得许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几乎根本不受《劳基法》的保障，工时的弹性化也大大抵消了缩短工时的成果。
同时，外包人员(非正式员工，大多来自人力派遣公司)及短期雇佣人员增多，让“非正规职员工”队伍扩大。虽然官方没有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不过从媒体报道和参与工会斗争的经验，可以确知非正规职员工队伍的扩大。
除了前述《劳基法》不断“弹性化”，许多劳动者实际上已不受保护外，劳动派遣(人力派遣公司派出人力到某公司工作，该公司可节省人力成本)的蔓延等于架空了《劳基法》关于劳动契约等的规定。而政府修订《劳动契约法》、《劳动派遣法》，甚至规范部分工时工作者的法律的目的，无非是以各种特别法来让《劳基法》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失去实际的作用。
由于越来越多正规职员工转为非正规职，台湾这种以“厂场”为基础的工会受到很大的削弱。政府的劳动三法修正案准备剥夺水、电、医疗、航空管制等行业劳动者的罢工权，并规定大众运输、石油炼制、电信、燃气等行业劳动者罢工需经冷却期，将使工会更为弱化。这也正是“全产总”领导层必须接受严厉批判的地方之一，因为，正是在他们的同意下，经发会通过了以劳动“弹性化”为目的的劳动三法。
零细企业(往往以家庭为基础)是台湾工业化的特色，在外销导向的工业生产过程中，这些零细企业形成具高度弹性的生产网络，接取国际订单并进行层层的分工与转包。可以说外包制度是台湾战后外销导向工业化的基本生产结构，而“家庭代工”则是外包制度的基层盘石。在这个外包网络中工作的劳动者(包括自雇与受雇者)，往往不受劳动法令的规范，没有工作环境安全卫生的管制，没有工会，没有劳工保险，甚至不出现在官方的各种社会经济统计中，可说是台湾传统的非正规雇佣型态之一
民进党善于分化工人运动
民进党政府在推动“劳动弹性化”方面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利用资方及主流学者的舆论，掌握许多劳动者一方面惧怕失业、不敢反抗，一方面由于从国民党时代“市场至上”那套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深入民心”，许多劳动者有“唯有企业投资环境改善，自己饭碗才能确保”的思想，要求劳动者“共体时艰”、“先求有，再求好”。
民进党政府更善于分化劳动者团结，利用宣传机器，将一般劳动者对失业率高升、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准下降的不满，转移为对公务员、教师、公营事业员工等相对地位较好的劳动者的敌意。
民进党政府也积极扶植以“全产总”为主的御用工会，“全产总”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开始筹组，曾是台湾主要自主工会的结合，相对于国民党控制的“全总”较为进步而有战斗性，不过一直是亲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力量主导。
在民进党执政后，“全产总”积极参与民进党所谓的“劳资政协商”，民进党政府惯于拉拢亲近的“工会领袖”，让他们在一定程度内参与劳工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希望借此收编这些“工会领袖”，使得工会的反抗消弭或是转向。民进党政府的这些策略，可以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民进党的喜剧却是台湾劳动者的悲剧。劳动弹性化政策在台湾的全面推动，对劳动者产生了重大的、恶劣的影响。
新左翼民主劳工论坛／李原风（摘录）
大家知道为什么美国劳工的工资收入占到整个GDP超过一半？而中国15%不到，根本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外来劳工甚至要在自己的国家暂住？差别就在于普通公民是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身份该如何体现？就靠掌握各级政治领导人（比如主席、总理、全国人大代表、各级人大代表、省市各级领导人）的选举权。如果这些领导人都必须靠你们的一张张选票才能当选，他们就不得不为你们的利益操劳。
工人人数众多，是选举的票仓。在美国，工人因为善用选举权，政治领导人必须十分重视工人的利益。而在大陆，哪一个官员，哪一级官员会真正关心工人的利益？你遇到劳动纠纷去劳动局投诉，官员如何对待你？你到法院起诉，法院会如何判决你的案件？ (
真正的人民代表姚立法用他20年的奋斗经历告诉我们：民不选官，官不为民。今天，我进一步告诉你们：选票里面出政权！
我们要努力团结奋斗，不是单纯为了仅仅糊口的工资，还要为建立一个对我们负责的政府而奋斗！催生一个能为我们的饮食冷暖、收入高低、生活福利、子女教育真正操心和公正地花钱的政府。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一手建立了繁华的都市，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却在贫寒和无助中孤独地死去。
刘开明
我第一次看见韩国工人的形象是在4年前，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韩国工人运动的资料，其中有一张影碟讲述的是韩国工人运动领袖全泰壹的故事。 1970年11月13日，韩国首都首尔西南部服装工业区平和市场发生了一场工人抗议示威，他们高呼口号，要求改善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警察和市场保安镇压了他们的行动。这时，这次示威的工人领袖，22岁的青年裁缝全泰壹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间变成火球，他在高喊着：“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他在自焚时手里还拿着一本《劳动标准法》手册。这些图像对我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驱使我去了解韩国工人的发展历史。
应该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30年间，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形态上看，韩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型，50 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动力的4/5是农业劳动人员，到80年代后期，变成了4/5的劳动力是在城市和工厂领工资的工人；从经济上看，1961年韩国的人均 GDP只有83美元，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2150美元，增长近26倍，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从政治体制上看，韩国也从60年代的军人独裁统治成功过渡到民主政治制度。
在这个世界奇迹的背后，是韩国工人阶级的血和泪。韩国工人素以勤劳、守纪顺从而闻名。在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工人队伍，与珠江三角洲过去20年的情况很相像，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只有初中学历的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女工，集中在出口加工业工作，被人称为“打工妹”和“打工仔”，很多工人视 10小时和12小时工作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给小额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5小时到18小时。全泰壹所在平和市场就是那时候一个典型的出口加工区。这里雇佣着2万名年轻工人，其中90%是妇女，年龄大约在14~20岁之间。她们在地面离天花板只有4~5英尺的小格子间里工作，既见不到阳光也没有通风设备。他们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小时，得到的是每月不到30美元的工资，这样低的工资，他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工人苦难的呻吟并没有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
但是全泰壹的自焚给社会带来了一股冲击波，尤其是唤醒了知识界，使他们注意到出口加工业的黑暗面，许多大学生投身到工人队伍之中，启发工人意识，很多社会团体为工人提供各种教育服务。到80年代，被动和顺从的韩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觉醒，从而成为有战斗性和反抗性的劳动者，各种工人团体在各个工业区出现。在这样的社区内部，形成了由大学生、知识分子、教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广泛社会支持网络，对工人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发生了多起全国性工人集体行动。这些变化都逼迫着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使韩国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而韩国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待遇的提高，也最终实现了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自由化和中产阶级化。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承担了为整个劳动大军提供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责任。由于大量劳动力的供应，韩国的资本家对培训工人的投入非常少。虽然韩国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裴茂基指出，韩国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到7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70年代后期熟练工人供给严重短缺，迫使很多公司竞相从别的公司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由于政府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韩国的教育水平提高非常快，解决了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为80年代后期韩国产业转型奠定了基础。1974年，生产工人当中的大约47%受过中等教育，到1984年，已经有69%的工人接受过中等教育，例如，当年在机械行业中，高中毕业的工人占半熟练工人的59%，占熟练工人的90%。因此有很多专家指出，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能够克服困难，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充足供给。
同时，政府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口向城市及工业转移。1966—1975年间，大约有510万人从农村地区迁居到城市，1975~1984年间又迁居了 590万人，加起来，在韩国工业化的头20年，大约有1100万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农村地区的年流出率为4.7%，转移的人口总数占韩国农村人口的 60%。他们是完全投入的产业工人，因为大多数迁居者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意图，在很多城市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工人社区。而且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就业机会和收益远远超过农村地区，很多工人把他们的家庭成员接到工人社区生活，所有消费基本在城市开支，形成了新兴城市越来越旺盛的社会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空间，城市化发展迅速。
波兰团结工会
1980—1989年间波兰最大的反对派组织，1980年11月10日根据格但斯克决议的同意正式成成立。当年发展到1000万会员。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其成员基本为产业工人，但领导层成分复杂。成立后反共反政府势力逐渐占了上风，以罢工和游行示威为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1981年9月，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举行“一大”。38个地区的896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纲领决议》，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该决议主张建立“自治的波兰”，进行自由选举，主张建立一个高于一切的、由团结工会代表组成的“国民经济社会委员会”。决议中没有提到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并表示要拥有自己的报刊、通讯社、出版社、电台和大学等文化宣传机构。“一大”以后，团结工会反政府活动加剧，终于在波当局1981年12月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后被停止活动。救国军事委员会拘捕了瓦文萨为首的数千名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组织领导人。团结工会活动转入地下，组建了“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全波抵抗委员会”和“地区临时协调委员会”，原团结工会常设主席团成员、华沙分会主席布雅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团结工会建立了地下电台，出版了数百种地下刊物。1982年10月8日波兰新工会法通过后，团结工会被正式取缔。1983年7月，波当局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团结工会开始重新活跃。1984年再次实行大赦，释放了瓦文萨、库龙、米赫尼克等团结工会主要领导人，团结工会活动更加频繁，并得到西方的支持
1988年团结工会再度发起大罢工，使波兰重入动荡。1988年8月起波当局与团结工会就召开圆桌会议问题进行会谈。1989年2—4月团结工会参加圆桌会议，获得正式承认。同年4月17日，拥有2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在华沙法院获准登记，再度成为合法组织。团结工会合法化后即投入大选准备工作，并在同年6月的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8月，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受命组阁。1990年 12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踏上执政道路。
台湾工人运动20年
庄梦林(台湾)
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的日据时期，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国民党迁移台湾之后实行戒严及“白色恐怖”，为避免重蹈在大陆的失败，于是完全不准工会存在，一直到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1980年代末期工人运动开始自觉，在1990年代是一高潮，但是到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又展现了不同风貌。
2005年11月20日，一年一度台湾工人最大型的活动“秋斗”也正式展开，今年最特别之处，就是教师及公务员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基本上来说，台湾工人运动最近20年的发展，经历了下述过程。
客家劳工主导自主工运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台湾人平均一年工作时数是2282小时，全球排名第一。民间的调查也指出，将近30%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2小时以上，比政府的法定工时多出20小时，平均每天加班4小时以上，更有将近1/4的人常常假日加班。
台湾劳工的沉重负担，主要还是来自于“加工出口”型的产业结构。像1980年代，台湾以进出口为导向，就是替美国日本大企业做外包代工，以“弹性生产”来赢得订单。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弹性化(大量雇佣非正式员工，降低成本)越来越成为台湾官方与资方克服衰退的重要办法。
然而这不但无法解决固有矛盾，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造成台湾劳动阶级处境的向下沉沦。劳动弹性化的问题日益引起台湾工运界的重视，一方面试图在基层迎战资方扩大外包、派遣人力等的企图，一方面准备在国家政策上挑战官方的既定政策。
1987年夏，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后，苗栗的远东化学工会开风气之先，成立“罢工基金 ”，作为一旦有罢工之必要时，补贴会员生活费之用。接着又筹组地区的自主工会联合，互为奥援，突破官方县总工会控制的局面。这一连串的创举，在国内掀起高潮，也打开了远化工会的知名度，更给岛内各产业一剂“镇定剂”，举凡成立工会，劳资纠纷等，无不求教于远化这个象征劳工的精神堡垒。
震撼全台湾的工潮，全都发生在1988年，而这些事件又全都以客家工人为主体。除了该年初，由远化工会领头的年终奖金工潮外，诸如1月间的亚洲水泥工会抗争事件；4月间，台汽劳工为成立工会而进行的一连串抗争；7月间，台湾“苗栗客运工会”的大罢工，无一不是由客家工人为主要成员的工运组织所推动的。这几件对提升台湾工人的权利意识和促进各地工会自主化有重大影响的工运，在事先与过程中都曾受到远化工会的大力帮助，也是劳工界众所周知的事。
而在新竹县新埔镇的远东化纤总厂，由于地缘的关系，该工厂绝大部分工人都是新竹附近的客家子弟，这个厂虽然很早就有工会组织，但到1980年代初才逐渐迈向自主化。1986年夏天，以罗美文、曾国媒、徐正、刘德兴、庄锦清、刘纯郎等为主的工会班底，得到当时民间唯一的工运组织“劳工法律支持会”干部汪立峡和律师郭吉仁的协助，开始发展一个懂得法律和谈判技巧与组织运作的成熟工会。
特别是台湾中部的客家劳工，还首次聚众包围法院，抗议司法不公；首次组织劳工在街头游行示威。前者发生于1986年夏秋之交。新竹玻璃公司的客家工人因不满资方恶性倒闭，组成“员工自救委员会”，将工厂接收，自行营运。法院在未弄清是非原委之前，贸然将站在劳工这一边的彭姓厂长收押，激起工人愤怒，600余名新玻工人将新竹地方法院层层包围，法院当日因而拉下铁门，停止办案。新玻客籍劳工此举，是台湾二次战后(也许是台湾有史以来)首宗群众包围法院抗议的事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
而后者则发生在1988年4月28日，以远化工会会员为主的工党党员，为支持新竹市政府华夏玻璃公司筹组工会被解雇的陈建佳，及抗议新竹市政府公权力失职，而发起各地工会在新竹市进行示威游行。在此之前，台湾劳工从未集体上过街头。当时《中国时报》报道说，“此次活动意义重大，因为它有三个第一：(一)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劳工集会游行；(二)首度全省南北劳工工会合力支持工运受害者； (三)陈建佳是全台第一个因筹组工会而被解雇，又遭资方控告，而劳工不孤立，将以联合的形式对抗资方迫害的劳工。”
劳动弹性化抵消斗争的果实
由于戒严时期的高压统治，台湾早期的劳动法令，如《劳基法》、《工会法》、《劳保条例》等，都是当局由上而下赐予的，但是这些法令的落实却是劳动者通过斗争争取来的，像1987年开始的自主工运，首先的要求就是落实《劳基法》并成立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
长期以来在实际工时长度上名列世界前茅的台湾劳动者，也在2000年争取到法定工时的缩短。但是由于劳动“弹性化政策”的推动，《劳基法》逐步的弹性化，使得许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几乎根本不受《劳基法》的保障，工时的弹性化也大大抵消了缩短工时的成果。
同时，外包人员(非正式员工，大多来自人力派遣公司)及短期雇佣人员增多，让“非正规职员工”队伍扩大。虽然官方没有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不过从媒体报道和参与工会斗争的经验，可以确知非正规职员工队伍的扩大。
除了前述《劳基法》不断“弹性化”，许多劳动者实际上已不受保护外，劳动派遣(人力派遣公司派出人力到某公司工作，该公司可节省人力成本)的蔓延等于架空了《劳基法》关于劳动契约等的规定。而政府修订《劳动契约法》、《劳动派遣法》，甚至规范部分工时工作者的法律的目的，无非是以各种特别法来让《劳基法》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失去实际的作用。
由于越来越多正规职员工转为非正规职，台湾这种以“厂场”为基础的工会受到很大的削弱。政府的劳动三法修正案准备剥夺水、电、医疗、航空管制等行业劳动者的罢工权，并规定大众运输、石油炼制、电信、燃气等行业劳动者罢工需经冷却期，将使工会更为弱化。这也正是“全产总”领导层必须接受严厉批判的地方之一，因为，正是在他们的同意下，经发会通过了以劳动“弹性化”为目的的劳动三法。
零细企业(往往以家庭为基础)是台湾工业化的特色，在外销导向的工业生产过程中，这些零细企业形成具高度弹性的生产网络，接取国际订单并进行层层的分工与转包。可以说外包制度是台湾战后外销导向工业化的基本生产结构，而“家庭代工”则是外包制度的基层盘石。在这个外包网络中工作的劳动者(包括自雇与受雇者)，往往不受劳动法令的规范，没有工作环境安全卫生的管制，没有工会，没有劳工保险，甚至不出现在官方的各种社会经济统计中，可说是台湾传统的非正规雇佣型态之一
民进党善于分化工人运动
民进党政府在推动“劳动弹性化”方面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利用资方及主流学者的舆论，掌握许多劳动者一方面惧怕失业、不敢反抗，一方面由于从国民党时代“市场至上”那套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深入民心”，许多劳动者有“唯有企业投资环境改善，自己饭碗才能确保”的思想，要求劳动者“共体时艰”、“先求有，再求好”。
民进党政府更善于分化劳动者团结，利用宣传机器，将一般劳动者对失业率高升、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准下降的不满，转移为对公务员、教师、公营事业员工等相对地位较好的劳动者的敌意。
民进党政府也积极扶植以“全产总”为主的御用工会，“全产总”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开始筹组，曾是台湾主要自主工会的结合，相对于国民党控制的“全总”较为进步而有战斗性，不过一直是亲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力量主导。
在民进党执政后，“全产总”积极参与民进党所谓的“劳资政协商”，民进党政府惯于拉拢亲近的“工会领袖”，让他们在一定程度内参与劳工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希望借此收编这些“工会领袖”，使得工会的反抗消弭或是转向。民进党政府的这些策略，可以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民进党的喜剧却是台湾劳动者的悲剧。劳动弹性化政策在台湾的全面推动，对劳动者产生了重大的、恶劣的影响。
新左翼民主劳工论坛／李原风（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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