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西如
摘要: 1902年，列宁写了一本《怎么办？》的小册子，阐述了自己对于工人运动如何入手去往何处的看法。这部在当时只是用于论战的小册子，今天在中国被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许多非无产阶级出身也没有体验过工厂生活的左翼读了些马列书籍之后，就断言工人本身无法产生政治上对抗资产阶级的思想，工人的阶级意识需要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当然这还是客气的。比较直白的说法就是工人需要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理论和政治教育。 ... ... ...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列宁最后的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
让工人参加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希望通过这一措施来维护苏俄——这一工人革命的产物，同当时日益抬头的官僚专断倾向作斗争。此时此地，这一新生的官僚群体的粗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权谋作风、特权行为已经越来越背离他当初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捍卫的“巴黎公社”原则，甚至有可能窒息十月革命乃至整个世界革命的前途。
在指导工农检察院工作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他号召“先进工人”和“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要做到“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列宁不愿意看着自己奉献一生的事业就这样被葬送掉，但是，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的思想了，在这场同篡权官僚的斗争中，他输给了时间。
列宁一生都在同致力于阶级调和的孟什维克路线做着斗争，因而他全部的主张有了这样一个名字——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神话——一个关于战斗的无产者维护本阶级的组织独立性和历史利益（建立工人政权）的神话。但列宁没有想到，在他死之后，他所反对孟什维克的路线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流。一大批不畏牺牲的工人被自己的领袖用错误的纲领送上了屠宰场，奴隶主们在皑皑白骨之上似笑非笑……
今日之局势，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列宁死后，苏维埃俄国面目全非。尽管身负推进国际革命、帮助世界无产阶级“以俄为师”的使命，二十至三十年代，机关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列宁的设想中，这个机关是取代腐朽的第二国际的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指挥部）一次次把工人带进资产阶级设下的乱坟岗上去，1926年在英国，1927年在中国，1933年在德国，最后一幕是1939年的西班牙，共产国际在当地的支部——西班牙共产党有意识地弹压了工农自发夺取地主土地、占领资本家工厂的革命斗争，但依然无法打赢同保皇党将军弗朗哥的战争。与此同时，苏俄（此时已经改名苏联）国内，一大批反对官僚专断趋向以及在国际革命中推行孟什维克路线的真诚的革命者被开除党籍、流放、枪毙，最著名的那个人叫托洛茨基，他在流亡国外的过程中预言苏联的命运“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以重建工人民主”。
然而，托洛茨基所预言的“政治革命”始终没有到来。苏联之后，世界各地又成立了一些剥夺地主、资本家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包括1949年后的中国，只是这些后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本地工人革命的产物，革命之后，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工人自己管理国家”、“官员工资不得超过工人最高工资”、“官员通过普选产生且随时可撤换”这些原则并没有落实。而且，工人的权利受到压制的同时是官僚特权的不受限制，这些物质上的特权刺激着官僚层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1991年，“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分成了十多个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次年，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二十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这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两大阶级的搏斗，以伟大的1905年俄国革命开场，以世纪末中国各大工业区里老国企下岗工人的自杀收尾。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们说：“这是历史的终结”（福山语），但他们忘记了，彼得格勒的幽灵随时可能醒来。
世纪之交的中国，一大批学生、职员意识到了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尝试从马列著作中寻找答案，并在互联网上或校园里建立起了松散的社团，他们的批判纵然有力，但因为立于工人斗争之外，多数人也不知道下一步该走向何方。
但马列主义ABC早就告诉我们，只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存在一天，工人为改善自身群体的斗争就不会休止。复辟后的中国让一大批老国企工人下岗，解体的人民公社里的农民却因为土地无法再养活自己，纷纷外出谋生。他们来到东南沿海的工厂里打工，低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管理层对他们的蔑视，促使这些打工者起来，像他们的先辈一样，用经济斗争的形式开始进行抗争。
要是有希望，那希望在无产大众身上。共产主义者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共产主义者理解工人群众在自发斗争中的阶级本能，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会为工人在罢工中没有喊出让他们心满意足的激进口号而大呼小叫。
今天中国各大工业区里的经济斗争早已如野草般疯长，共产主义者的机会就在这样的斗争中，一个接收马列原则的左翼分子不应该站在罢工之外，或者认为经济斗争跟社会主义无关，而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赤色分子应该向当初的列宁同志学习，青年列宁投入工人斗争的时候，从来没有指望自己能成为什么“领袖导师”，相反他耐心地了解工人群众的需求，并为他们的罢工斗争提供切实有效的策略。而中国共产主义者现在的状态同自己导师刚进入工运时候相比，还相去甚远。
世界资本主义走到今天，已经来到了一个腐朽但却不会立即灭亡的时代。卢森堡曾经说过：“不是野蛮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应该是知识分子拿来装酷的谈资或者仅仅当作批判的武器，资产阶级里的有识之士没有办法解决社会弊端，但他们绝对有办法让这个制度继续存活下去。中国工人斗争的传统已经中断了很久，澄清历史上革命导师的工运思想，才能更好地为未来可能到来的群运高潮做准备。但斗争的传统的中断并不等于工人需要所谓的“灌输”去提升自身的阶级觉悟，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不在于灌输，而在于切实同工人斗争结合起来，根据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策略。承担起工运的政治领导依靠的不是雄厚的理论，而是真正实践中的表现。
今天的中国不缺乏饱读诗书的左翼分子，不缺乏各类充当领袖导师的“左翼”神棍，但真正的阶级战士还很少很少，而一个阶级战士只可能在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有力的成长。希望所有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奉献的志同道合者共勉。
注释：
[1] 1885年的罢工运动席卷了俄国弗拉基米尔省、莫斯科省、特维尔省和其他几个工业中心 省份的许多纺织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1885年1月7日-17日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 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如1882-1884年间工人工资曾被降低五次，对工人的罚款达到了工资额的1/4-1/2。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参加罢工的约有8000人。他们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减少 罚款并退还部分罚款，偿付罢工期间的工资，调整雇佣条件等。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6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
[2] 巴布什金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期一个觉悟的工人党员的典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他来到城市，遭到资本家的严酷剥削。不甘心做奴隶的小巴参加了当时工厂里面最觉悟工人的小组活动，后同列宁结识。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后，巴布什金参加了国内组织的建设工作。1905年革命爆发后，巴布什金前往远东组织工人起义，被沙皇政府的讨伐队逮捕。1916年1月31日，与另外五位同志枪杀。
[3] 电子版原文可以通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看到，摘自官方修订的《怎么办？》中译本。
[4] 英译本链接如下：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1/witbd/index.htm
[5] 同注3
[6] 同注4
[7] 同注3
[8] 《巴布什金回忆录》里提到了当时自己所在的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党支部同城市中知识分子担任领导核心的委员会的冲突，尽管最终双方各自做出让步。但在中俄等落后国家，工人的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知识分子不免会忽视群众的首创精神，甚至有一种对工人阶级的鄙夷情绪。如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参与者陈碧兰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提到，瞿秋白当时对北方来的一些工人活动分子很不耐烦，说什么人都找到家里来，但对上流社会的文人雅士来访则要殷勤得多。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自然有个人情感因素在里面，但由细节反映出来的大的社会背景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心态就见仁见智了。
[9]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王小华从《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477—484页译出。1905年革命爆发以后，卢森堡专程买了车票到俄国去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写了一些事变的评论，最著名的要属她在1906年所写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10] 中文版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九卷228-229页。
[11] Tony Cliff, Lenin – Building the Party, Book marks p.87。
[12] 《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第三章第四节
[13]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暴动？》
[1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九章《二月革命的离奇现象》
[15]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六章《党的重新武装》
[16] 克伦斯基在1905年革命之后，曾向遭政府镇压的遇难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因而遭受牢狱之灾。后来多次介入罢工斗争，如大战前耶拿河金矿工人大罢工。
[17] S.A.Smith 《红色彼得格勒（1917-1918），工厂中的革命》（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1918）第六
[18] 李星编译《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
[19] 约翰﹒里德《俄国工人监督的起源》
[20] 同注18
[21] 列宁《工人监督草案》：1．在拥有工人和职员共计五人以上，或每年资金周转在一万卢布以上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等企业中，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 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2.工人监督，在能办到的小企业中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否则，由他们选出的代表实行，这种代表应立即在全体人员 大会上选出，作出选举记录，并将当选人名单报告政府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3．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工厂停工， 以及对生产过程作任何改变。4．一切账簿和文件，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5．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 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取消他们的决定。6．在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一切企业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职员选出实行工人监督的 代表，均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凡玩忽职守，隐瞒存货和账目等等者，判没收全部财产和五年以下的徒刑。7．凡为国防事业服务以 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8．工人监督细则，由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以及职员委员会代表会议的联 席会议制定之。
[22] 同注18
[23]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
[24] 同注18
[25]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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