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7日 星期四

中国工运未来的发展思路初探一一双鸭山煤矿矿工等罢工的启示|民主中国


民一心


公民圈要心平气和地、将心比心地理解工人罢工,理解劳工街头运动,帮助工人传播扩散消息,帮助他们谈判,提升抗争诉求,推动更多的工人加入工运,有能力就近主动唤醒、发展和联系并加入工运,理解罢工,响应罢工,声援罢工,拉起队伍走上街头,动员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加入上街游行示威的行列,这样才形成规模效应和蝴蝶效应。
在笔者有限的数据资料和印象中,全国各地过去几年罢工次数最多是广东。根据China Labor Bulletin的统计,中国罢工次数2011年为185次,2012年为382次,2013年为656次,2014年为1378次,2015年为2726次,2016年前两个月为792次。从这个数据看,中国罢工次数逐年翻番。
2016年春节前我到深圳,向网名“中国娃”请教工运的启动与发展策略,一直没有成文,拖至3月,恰好全国各地如黑龙江双鸭山矿工罢工、吉林矿工罢工、陕西澄合矿务局部分职工罢工,更显出这种探讨工运的急迫。同时,四川省阆中市法院公审8位讨薪农民,这是中国农民工甚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所绝无仅有的,也开创了中国人讨薪入罪的先河,这是阆中市暴政对讨薪民工的过激反应,刻意打压,也是对民众手挽手抗争的恐惧。不过,怕也没用,该来的总要来。从对双鸭山事件的处理中我们看到,用网友的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中共当局镇压的目的:“他们(暴政)所惧怕的不是讨薪,而是有组织的抗争。民众一旦抱团,今天要钱,明天要权,后天就能要命。所以,他们竭力瓦解民间联盟,让每个人、每个地区沦为孤岛。连网络募捐都立法禁止了,禁止民众守望相助。”
另外一位湖南网友从公民圈、维权圈角度阐发了他的观点说:如果讨薪者觉醒,提高认识,提升境界,集合更多的工人农民,出现一个万民拥戴的讨薪领导人,这个人就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总统或开明皇帝。因为现在有几十万人上街的机遇不多,民主人士没有,党派人士没有,在共产党监狱里的颠覆政权者都没有这样好的机会,唯独上天给了讨薪者有一个这样好的机会。帝皇将相宁有种乎?希望工农兄弟们抓住这个好机会。
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看,未来随着煤矿、钢铁工业的进一步萎缩,遍布北方煤炭钢铁大省的罢工现象也越来越多,重点会在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具体将涉及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山西、陕西、内蒙、新疆、甘肃、宁夏、四川等省区,会是罢工重点发生的区域,且罢工人数巨大,一次上街数万数十万都有可能,这么大规模迫切需要公民提前界入,做好准备工作。

一、什么是未来中国工人运动战略

本文中讲的当前和未来中国工人运动战略,是总结从1989年以后,历次中国群体事件都有谎言加暴力的非法的共产党政府、警察暴力镇压,特别是从2013年5月警察持枪上街后,在罢工和其他群体事件中经常持枪和开枪,导致无数人丧生,而引起的一些思考,进而提升到战略新思维、新理论的高度,能否获得广大工人、公民的认可和践行,就要看工人和农民对暴政的理解,和对警察野蛮暴力的认识。非法共产党政府是指非一人一票投票选举产生的各级政权的流氓专制政府,号称“人民政府”,即简称共匪暴政。警察是指流氓专制暴政的暴力的实施者,施加暴力给公民的流氓专制暴政的打手、奴才、走狗、党卫军,号称“人民警察”。
未来中国工运战略简称罢工战略,就是要让每个罢工工人或有意向上街的抗争公民在上街之前,就要以战略的新思维看待资方、暴政、警察和工人、公民的上街行为,做好被暴力对待的心理准备和必要的防身工具的准备,把上街游行示威、讨薪、举牌的行为,看作一场特殊的维护自己权益的街头革命或称街头运动。罢工工人的街头运动不是简单的讨薪维权,而是一场真正的街头战役,可以称作街头运动战役或街头阵地战役。这种战斗和谁战?敌人是谁?罢工工人和上街抗争公民就是要从战略敌对的高度看待资方、暴政和警察,要在战略意识上和战略准备及行动上,把警察看作最大的敌人。在中国,无论是公安、国保、武警、特警、交警、城管、解放军等都是流氓专制体制的党卫军、打手、走狗、帮凶,是拿着纳税人公民的工资,却被中共非法暴政专门用来对付镇压纳税人公民的工具。这里所讲的罢工,就是指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职工为了自身利益,以停产为代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为主,进行反抗性的街头运动战。
有人说,武装到牙齿的中国武警和军队是普通民众无法战胜的,我认为这种观点只是从武器的先进程度和训练有素的角度来讲的,但是,此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武警和军队武力镇压的正义性和军人的心理状态。从目前所看见过的视频可知,武警镇压暴力甚至开枪本身所表现的并不是不可战胜,反而他们比百姓更害怕受到报复,盾牌和警棍也只是防身的武器罢了。如果罢工人数和群体事件百姓人数足够多并且团结一心,共同对付来犯之敌,并且事先有防身工具准备和心理准备的话,战胜胆战心惊的武警并不是不可能。从近期河南洛阳武警战败和2016年4月27日发生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政府凌晨上门抓走三仙湖镇6名维权代表,数千村民上街抗议,要求当局放人并撤销兴建垃圾焚化厂项目。期间示威村民推翻警车,冲入县政府。下午,6名代表被释放,事态才平息。就是很好的例证。
所以,本文提出从全国同时罢工的战略高度,建立相关QQ群、微信群,前两者有一些群,但群的数量不多,在线人数也就几百人,显然远远满足不了全国数百万劳工的需求。电报群还没有建立劳工群,建立全国的或各地方的劳工群、罢工群或工运群非常必要。
目前全国性的群体事件有疫苗事件、复原军人要求养老补助群体、失独父母要求补偿损失养老群体、下岗职工要求增补工资群体、失地强征农民群体、强拆强迁群体等等,但是这些利益诉求者基本上是相互独立、互不联系的,唯有企业工人罢工事件才能引起上述各大群体的高度关注,如果能整合所有的分散群体一起互动,共同参与,形成全国规模的对劳工罢工事件的聚焦关注,从而突破一企、一地,向全县市、全省、全国扩散,形成多重群体合围,打通各自群体的利益诉求,一起走上街头,那么,工运才能显示其规模性的力量,形成全国的街运革命,暴政镇压的力度就会因此削弱,体制内的人的觉醒才会进一步提升,达到令共匪崩溃的目的。本文就是试图从劳工工运的战略即罢工战略角度来展开探讨的,希望为各维权群体、公民圈提供参考。

二、变事后介入为事前介入战略

上街罢工如何事前介入?公民圈对中国工运的关注非常欠缺,就我所知,全国各省市尚未建立劳工工运信息群和劳工信息员群,除广东省劳工NGO运作比较成熟外,其他各省市的劳工工运的事前介入几乎没有。广东NGO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非常少。
广东深圳的“中国娃”向我介绍了他的发展工友的经验。到人才市场或劳务市场寻找劳工,交换手机号或联系方式,发起聚餐,餐费控制在每人10元,采用AA制,一周或两周聚一次,回答劳工的各种疑问和法律咨询,为劳工提供法律帮助。结交的劳工朋友到一定数量,可以自己或让其中关系好的劳工建微信群或QQ群,然后各自发展同事朋友拉入群,探讨群友共同关心的工资福利等问题,及时了解企业定时发工资的实际情况,掌握员工心理动态。
工人罢工的引爆点或导火索是与单位保安发生冲突、工资数月未发、食堂菜饭没及时供应、公司搬迁、老板跑路、工厂停工等,根据不同情况及时介入,提出解决办法和处理方案,坚定地站在工人一边,帮助工人声援工人罢工,联系律师或谈判专家,推选工人谈判代表,推选自助工会主席,发表对外罢工声明,建立相应的微信群,抱团互助,拉入公民、律师、劳工关注专家、工运有经验者等,组织职工拉横幅或上街游行。遇到警察抓人要及时出手跟进,不能袖手旁观或走开,要求警察放人或集资去看守所送饭。
事前介入战略是指已经醒来的公民主动唤醒发展全国各地的工友,建立各地方劳工群,在罢工之前走进企业调研,了解工友的利益需求和企业违法行为的战略。全国各地醒来的公民要经常深入所在地的大小型企业,了解各企业工作时间是否超过8小时,加班加点工资补贴的是否落实,是否欠发工资与欠交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五险一金”,掌握职工的罢工意向,及时在未罢工前介入组织、策划,避免罢工被镇压、被抓捕,力争达到罢工的利益诉求。
变事后关注为日常事前调研。过去的罢工事件一般都是在罢工发生之后,或者是在工人走上街头之后,才看见相关信息、视频、文字图片,知道罢工后已经无法再次动员力量罢工和现场声援了,只能网上关注和传播消息。因此,我们提倡公民日常生活中,就要把密切关注企业职工的工作生活状况,经常走进工友中做些调研工作。公民圈如何及时发动公民介入罢工?公民圈平时不关注企业劳工,不做企业劳工的调查工作,不结交劳工带头人,就无法事前介入罢工,只能事后做些统计工作。要让全国各地公民、劳工信息员平时多关注当地企业劳工维权信息,定时定期到企业了解工友的各方面的情况,与劳工交友,建立当地地方劳工信息群,及时掌握劳工动态消息,抓住有利时机,呼应全国、全省、全市或全县、全区的统一罢工上街行动。最好是建劳工运动信息电报群、劳工信息员群,这样一旦有罢工,能及时发布信息,召集大家讨论对策,集中关注,聚集更多人的智慧,继续关注后续进展。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出现罢工信息群或劳工运动信息群、工运信息员群、讨薪信息群。

三、变孤立无助为集体捐助送饭策略

罢工有人被抓,事后后续工作怎么办?集体捐助送饭战略就是指罢工参与的没有被抓的工友应该组建团队,定期为被抓工友家属捐助或直接到看守所存钱送饭的策略。到目前为止,对罢工被抓人没有后续救助措施,一方面是担心自己被抓,另一方面是受到威胁恐吓,导致被抓后人孤立无助。在外面的工友应该建立捐助团队,组建相应的劳工助益群、劳工公义群,对被抓人有五方面救助措施:
一是组织人员去派出所或公安局要人,穷尽各方面措施发动、组织参与罢工的人要求放人,在人被抓到看守所前,围堵警车,争取营救,达到放人。
二是组织捐款送饭。在游行队伍参与人中或网上发起募捐,用于为被抓人在看守所存钱,部分用于救助慰问家属生活。
三是为工友聘请律师、围观工友开庭、迎接出狱的工友。如果工友被暴政送上法庭,要及时聘请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及时追踪公布逮捕、开庭等信息,组织好去法院门前围观、声援、抗议,工友被关押释放后,要有人去迎接凯旋归来的勇士,以示庆贺和鼓励,以实际行动向暴政表明,现在坐牢是光荣的。
四是集结力量,再次罢工。这是声援被抓工友的一种方法,提出具体条件,如立即释放被抓人员,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等。重复罢工多次的现象,过去几乎没有,因为被镇压、抓人、威胁、恐吓怕了,或是被欺骗了,放弃再罢工的权利,罢工时间越长,对资方的打击越大,工人讨薪成功谈判的可能性越大。
五是罢工要引进律师和谈判专家。让谈判专家、律师介入,从法律方面与资方展开对话,争取罢工利益的实现,和要求资方的承诺的兑现。这些后续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所以,要建立群组织,在群里相互讨论,意见成熟统一后,再让人具体落实。

四、罢工升级战略:变一次性罢工为多次、多地持续罢工

罢工怎样进一步升级?所谓罢工升级战略就是从点(单个企业的在职职工罢工)到线(就是指所在地区的多个企业或所在地全行业的企业职工响应声援罢工工人),再到面(全省或全国性的同行业职工的响应声援罢工工人),最后到立体型、空间型的全国各大群体的公民、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强征强拆户、疫苗受害者群体、下岗职工、复员军人、失独父母群体等,同时响应并加入上街示威游行支持罢工的战略。如何变单一在职职工罢工、某一企业罢工为全国全行业罢工,进一步升级为全国下岗职工群体共同参与,复员军人群体、失独父母群体、失地农民群体、疫苗受害者群体、强征强拆受害者群体等等多个群体联合一起加入,同时持续上街,进行横向纵向的突破,多个维权群体、多方面的社会阶层联手,团结一心,才能彻底把单一的企业罢工升级变成全社会上街示威游行?这需要每一个醒来的公民做非常艰苦又细致的工作,且要用一段时间的投入才会有一定的效果。
罢工升级从技术层面没有问题,现在人人有智能手机,互联网信息时代,又有相对安全的手机信息软件:电报Telegram、Signal、Whatsapp等,当然微信等也可以利用,用相对安全的软件进行策划、组织、传播,这是罢工运动组织者、负责人应该具备的操作工具。在工人团队中传播安装电报等软件是势在必行,这是做事的第一步,也是保护劳工安全意识的体现。
有勇气上街后的每个群体都可以打出自己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且支持第一个首先走上街头的企业职工,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共同达到从企业罢工到全国展开街头革命的高潮。这期间需要做非常现实又细致的动员工作,关键是从小事、从身边做起,主动唤醒、团结、发展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一切能够发展的力量。
全国性罢工或走上街头,无法一蹴而就,我们只有从现在开始,从日常生活开始,业余的或是职业的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展身边人,做同城聚餐聚会,只有同城聚会搞起来了,才能谈得上发动动员的工作。只有公民圈人士、律师介入才会提高罢工群体、访民群体、复员军人群体、下岗职工群体、疫苗受害者群体、失独父母群体、失地农民群体、强拆强迁群体等多个群体的认识 ,做通他们的发起人带头人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认识境界,告诉他们只要共匪不倒,每个群体的诉求都无法达到和满足,只有在共匪政权崩溃后,才有可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持续罢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持续罢工分两类:一是罢工时间持续较长;二是连续多次罢工,时间间隔短,罢工次数多。现在中国的持续罢工两种情况都有,如双鸭山煤矿所在的龙媒集团2014、2015年都有罢工,但官方媒体没像今年这么关注。持续罢工给资方以沉重打击,迫使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政府(主要是公安、当地市区县政府、劳动局)会介入镇压,若是国企、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民营企业,只要企业出钱,雇用特警武警镇压是肯定的。
所以,罢工负责发起人要尽量防止被资方找到镇压的借口,尽可能事前确定谈判代表,以谈判方式解决。若是资方代表不出现、不露面、不回复工人的要求,那么镇压就不可避免,资方会与政府联手镇压,并威胁恐吓罢工负责人,抓捕相关人员甚至判刑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这方面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样面对抓捕就会比较坦然,也不会牵涉到太多的其他人。
因此,持续罢工若被镇压,抓人刑拘判刑是肯定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工人要么拿到工资,达到要求的条件,释放被抓人员。要么遭受工资被长期拖欠,继续做着奴隶、奴民、奴才!

五、变围观议论为理解声援行动

如何正确看待罢工工人的短期行为?罢工主要目的是要钱:工资、奖金、福利、补偿金、养老金、公积金等。要到钱了,目的就达到了,罢工就结束了。罢工原因、性质、目的等,决定了它本身就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期坚持!
没有上升到全行业、全国工人的集体诉求:补偿长期以来的低工资及企业破产后导致的低养老金、低补偿,缩短工时,落实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提高工资待遇,提高福利,改善劳动安全保护措施,加强《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执行力度等。从过去中国企业职工的罢工看,罢工是单个企业职工的行为,不是全行业、全国工人甚至是全民的共同诉求、共同罢工、走上街头的行为。
从每个人都是劳动者的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劳工,每个人都曾经是工人,即使体制内的公务员实质上也是工人,只不过工资待遇福利比一般工人要好很多,这是暴政故意以此拉开公务员和工人的区别,很多公务员或劳工受到长期洗脑欺骗教育,以为公务员高工人一等了,其实从国际上的基本人权标准看:一人一票、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教育等角度看,一样都是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的奴才、奴隶、奴民、愚民,一样具有奴性!今天是公务员,明天是阶下囚的例子举不胜举。
因此,全国性的、行业性的罢工,需要公民去提升他们的觉醒境界,提高他们诉求的条件,组织他们进行全行业、全国性罢工。公民圈看工人罢工,走上街头很潇洒,希望他们能长期持续罢工斗争下去。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其实没看见工人罢工背后的无奈,也是不了解他们罢工的目标是利益诉求。公民圈要心平气和地、将心比心地理解工人罢工,理解劳工街头运动,帮助工人传播扩散消息,帮助他们谈判,提升抗争诉求,推动更多的工人加入工运,有能力就近主动唤醒、发展和联系并加入工运,理解罢工,响应罢工,声援罢工,拉起队伍走上街头,动员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加入上街游行示威的行列,这样才形成规模效应和蝴蝶效应。

六、声援罢工战略:变网上声援观望为走上街头声援

全国各地公民如何声援罢工工人?声援罢工的方式方法很多:上街举牌拍照上传网络,网上发声援声明,传播扩散消息,联系媒体记者采访,派律师、公民、谈判专家介入工运等等。决不能对罢工发表负面的、不正确的言论,对罢工的问题指手划脚。过去到现在的情况是:一地罢工,全省网民观望、全国网民围观,大家都在看热闹,没有人想到用走上街头的行动呼应一企、一地、一省工人的罢工。如果我们每个公民借助一企、一地、一省工人的罢工,通过互联网有组织地发动所在地企业、所在地工人走上街头声援罢工,提出自己的诉求,这样就形成全省联动。
借助别省罢工的契机,联系所在地企业组织发动罢工,及时配合,形成全国的空前的罢工行动,拉起横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推动罢工新一轮升级:从一省上升为多省,从一省、多省升级到全国,形成全国罢工、全社会街头运动一盘棋了。
动员联系所在地多个维权群体加入上街示威游行的行列,提升街头运动的抗争规模。如下岗职工群体、失独父母群体、疫苗受害者、强拆户、强征土地农民群体、复员军人群体、失业青年群体等等一起加入到街头运动的声援抗争行列中去,用实际行动走上街头,拉起横幅,走向市县区政府门口或广场,游行抗议示威,提出相应的诉求目标,要求市县区主要领导出来对话。

七、应对罢工中遭遇镇压情况

上街游行示威如何对抗警察、国保便衣警察?上街游行示威,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权力,具有合法的正义性。上街游行无论人数多少,人数发动多比少好,人多达万人以上,甚至10万人,都会遭到武警特警的镇压。针对以往游行、讨薪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国保便衣警察混入游行队伍捣乱、打砸抢暴徒多,事先用纸或布做一标示物,或说徽标,不易被模仿,用纸折叠,别在外衣口袋处,以便区分。特别在便衣人打砸抢施暴时,上去一看就能一眼认出。这是过去罢工从没做过的预防标志,一旦便衣特务混入,无法辨认,给当局镇压以借口。
警察上街镇压民众的行为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具有非正义性,是绝对侵犯纳税人公民的合法游行权的,警察上街镇压的心理状态其实比工友罢工怕多了,因为他们心虚,知道会遭到百姓的抗暴。只要看看每次群体事件的警察,武警也好、特警也罢,虽然全身武装,有防弹背心,警棍、盾牌等,但是面对百姓的上街高呼,他们基本上不敢单独出击,只有集体同时出击。 当然,现在更多的是武警特警持枪明目张胆抓人、开枪打死民众。一抓人、一开枪,所有人都各自逃散,撇下被抓同伴,剩下游行队伍无人指挥,无法形成有效抵抗,只有被抓、被枪杀的局面。
为尽量避免被镇压与遭到镇压时减少伤亡,特在此提出罢工必备几方面:
首先,团队核心成员备麦克风。将游行队伍适当作些分组,核心小组成员每人组建团队,团队中至少有3-5人持扩音器或麦克风,最好不用手提的,而是挂在身上的、别在身上的那种,这种麦克风持有者不容易被发现,发现时也可及时处理:尽快隐蔽、或转移、或将话筒放入口袋,随时灵活指挥游行示威队伍。
其次,高喊口号。“打倒土匪”“党卫军、土匪、打手、奴才、走狗抓人喽”,“与民为敌、必遭报复”、“讨薪无罪,镇压犯法”、“欠薪者违法、镇压者帮凶”等口号。遇到武警、公安抓人,一个持麦克风者被抓时,另几个做好及时继续指挥游行队伍,可采取用队伍包围、喊口号”土匪抓人喽”(这里不喊警察而是喊土匪、脑残、奴才、走狗)、”放人”等予以震慑。
再次,附近其他公民队伍的增援。罢工之前,就应该联合通知附近城市或村庄的公民,要求一旦走上街头,需要他们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受到警察镇压时,附近的公民队伍也要及时赶到,进行声援。

2017年4月26日 星期三

工运者孟晗:我宁愿在监狱度过余生 | 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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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案中,孟晗最迟认罪、最后受审、获刑最重,他相信组织工会是工人的权利,公权力不可被滥用打击工人维权,抗争的火线就划在他立定的地方。
特约撰稿人 荒江 发自北京
 2016-12-03
题图:2014年第一次牢狱之灾结束后,孟晗曾说:“在维权的道路上,肯定要有做出牺牲,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精神准备。”图片来源:中国劳工通讯提供
一名不明身份戴着口罩的年轻男子,抡起一米长的消防斧,砸向一户住宅的房门门锁位置,砰!砰!砰!一人累脱力后,换身后的人。监控视频显示,80秒,40下。
另外两位随同的男子,分别站在楼梯的上方下方把守,偶有邻居出来看动静,便呵斥。屋内传出接连不断的“救命”呼声。在喊声中,三人离开。他们走后,楼上邻居家小女孩下来,对着房门发了一会儿呆。
这是劳工公益人孟晗在广东中山的家,凶险一幕发生在2016年5月7日晚上9点41分,屋内有孟晗年逾七十的父母,及女友悠悠。这是孟晗父亲孟兴雄此生经历的最恐怖夜晚,当时儿子孟晗正被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砸门的斧子是消防斧,属轮船上必备,孟兴雄和孟晗都很熟悉,孟父在港口工作多年,孟晗则16岁开始做船员。
砸门目的是骚扰逼迁。此前,家中已遭房东断水断电,封堵门锁,不明身份人士上门威胁等。歹徒离开后,接到报警的当地升辉派出所和消防部门方才赶到,表示要“破门”,孟兴雄担心门被破开后晚上不能锁上,有安全问题,要求白天再破。第二天一早,孟兴雄自己尝试用螺丝刀把房门拧开,警察没来,凶手亦未被抓获。
砸门前五个月,2015年12月3日,广东省广州、佛山两地劳工NGO遭到严厉打压,超过25名机构负责人、员工、志愿者、工友等被带走、问话,包括孟晗,以及他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同事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等人,事件被称为“12.3”劳工案。
砸门后一个月,2016年6月8日,孟晗、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被一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26日,曾、朱、汤三人被宣判,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执行。一直未认罪的孟晗,被另案处理。
他又坚持了一个多月,11月1日认罪,两天之后的11月3日,孟晗案在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即日宣判获刑一年九个月。尽管对案件结果有所准备,但是对孟晗认罪并被判实刑,女友悠悠(化名)还是“懵了”。

从“工人阶级老大哥”到“进城务工者”

孟晗1962出生在湖北宜昌,16岁开始在船上做水手,先是跑港口内部的交通船,远一点去过长江中下游的九江、南京等地。彼时三峡工程尚未正式进入建设期,长江波澜壮阔,险滩暗藏。
90年代,内地兴起下海潮,不安分的孟晗辞去工作,此前他已解除婚姻,在家里自然掀起一场硬仗,但家人终究未能阻止。同在航运系统工作的父亲孟兴雄承认,对儿子孟晗了解不多,最初以为孟晗会像他一样,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直到退休。
“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这句俗语如今已经没多少人会提起,却是上一个年代的写照。孟晗南下广东之后,做过各种生意,包括贩卖茶叶香烟等,都赔了钱,最后不得不去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老大哥”,“沦落”到了市场经济下的“进城务工者”,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个人命运更无法由自己掌握。
“政府必须停止滥用公权力打压维权工人,在维权的道路上,肯定要做出牺牲,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精神准备。”
担任物业公司保安队长的孟晗,因为替偷东西的手下小弟承担责任,遭到开除。之后不久,他找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保安工作,并从这里走上了劳工维权之路。
这家医院的护工及保安当时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的不平等待遇:未签订劳动合同,同工不同酬;异地购买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加班费的计发基数按最低工资标准;带薪年假规定未按法律规定实行;“以罚代管”,以保安工人违纪为由扣罚工资。护工和保安们先后去广东省政府、省卫生厅、省中医药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省总工会寻求解决,皆未果。最终,2013年8月19日,孟晗带着13位保安爬上医院门诊楼的高台雨棚,拉起横幅,散播传单,结果他是被带至派出所,被起诉,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九个月。
这次牢狱之灾并没有吓退已经年过五十的孟晗,反而让他在劳工维权界崭露头角。他开始到中国大陆第一个劳工NGO“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实习,从事组织化的劳工维权工作。“政府必须停止滥用公权力打压维权工人,”2014年出狱之后的孟晗曾这样说,“在维权的道路上,肯定要做出牺牲,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精神准备。”
2014年夏天,广州大学城220多名环卫工人不满安置问题,罢工抗议,“打工族”亦介入,机构化的培训、权利倡导、组织集体谈判,让孟晗积累了经验,他也在那时,迎来了劳工维权生涯中最灿烂,代价也最沉重的一仗。

利得鞋厂罢工:最漂亮的最后一仗

在环卫工罢工前几天,2014年8月17日,七八个番禺利得鞋厂的工人找到了“打工族”。
当年1月份开始,鞋厂传出要从番禺搬迁到大约50公里外的佛山大沥,但是厂方并未知会工人,工人们察觉到,厂方正在减少本厂订单生产、减少计件工资收入,以此逼迫工人自动离职,规避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工人们来找“打工族”,是担心搬厂会产生后续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有搬迁补偿,如果工人不想随厂搬迁怎么办。也是在这次谈话中,这些工人第一次了解到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概念。
孟晗自己就是从工人堆里出来的,他告诉工人们,工厂关闭之前可以拿到哪些补贴,他们本应享有什么权益,现在要如何去争取,投诉、仲裁、诉讼、集体谈判等方式各自有什么利弊——因为厂方通常不履行完整的用工手续,多数工人拿不出劳动关系、厂牌合同、工资条、社保清单等完整证据;如果走司法程序,则往往要拖上一年半载,工人个体力量微弱,禁不住拖;最后,工人自己选择了集体谈判。
接下来,孟晗与朱小梅、邓小明、汤欢兴等“打工族”的同事到工厂附近,做具体动员。有热情的工人,可以报名自愿做联络员;工人自己选出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其余的工人,每人交二十块的“团结基金”,作为工人代表被抓后的家人生活费。孟晗自费开通QQ会员,建立若干五百人QQ群,不间断分享信息,包括自己的抗争经验。
孟晗那时状态是:两眼放着光,整夜不睡觉,全身心扑进去,还有工友长时间住在孟晗家里,冰箱里塞满各种食物,孟晗既像大哥,又像“保姆”。
孟晗及“打工族”的同事均认为,这一切工作,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框架内进行的,该法明言,工人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当时,孟晗在“打工族”只是实习状态,没有稳定收入,生活要靠女友悠悠支撑,但悠悠回忆,孟晗那时状态是:两眼放着光,整夜不睡觉,全身心扑进去,还有工友长时间住在孟晗家里,冰箱里塞满各种食物,孟晗既像大哥,又像“保姆”。
2014年9月到11月,“打工族”协助利得工人召开了五次工人代表座谈会,一次工人大会。11月底开始,工厂分批叫工人签订不合理的变更合同,并无补缴社保、补发加班费、高温津贴、带薪年假补贴、产假补贴等多年积欠的款项。工人们的愤怒终于在12月大爆发,6日凌晨,手缝组率先提出要罢工,孟晗在QQ群通知其它组呼应,引发了全厂大罢工。
至2015年4月25日,因工人代表分化、厂方违背补偿补贴的承诺,利得鞋厂工人共罢工三次。“打工族”协助工人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防止出现情绪过激。孟晗是“打工族”派出的顾问,汤欢兴则自己征集工友签名成为顾问,两人为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提供支持。
12月罢工开始后,当地派出所介入,分批传唤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录口供。孟晗则全程被“国保”(国家安全保卫警察)紧盯,数次进出派出所。到2015年4月的第三次罢工期间,4月19日,鞋厂工人大会召开时,孟晗被抓进派出所,工人堵在派出所外面大喊“放人”,被转移到番禺基地的孟晗随后获释。4月21日深夜零时15分,曾飞洋家门被不明身份人士撞击。22日早上至23日夜间,孟晗家被一群不明身份人士堵在门口,被断电,孟晗困于家中,后再次被工人救出。
近半年的艰苦和承受的种种危险没有白费,利得鞋厂2700多名工人最终拿到了全部的补偿,补缴社保公积金、工龄补偿、加班津贴、带薪年假补贴等,共计9000余万。
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认为,利得鞋厂工人罢工,是南方劳工运动中“最漂亮的一场战斗”。这也是孟晗到“打工族”工作后,全身心投入的第一场活动,也是最后一场。
利得罢工结束之后,孟晗陪同刚做完乳腺癌手术的女友悠悠,一同外出开会、游历。2015年9月,两人回到中山——孟晗与前妻的儿子在这里工作——孟晗租下一套房,接父母过来,打算自己在中山做起劳工服务机构,同时孝敬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
直到3个月后孟晗被抓,房子的窗帘也才刚刚挂上。
“12.3”暴风雨:被逮捕、被“揭黑”、被骚扰
在中共领导的工人组织眼中,孟晗他们的“维权”,是一种“夺权”。
2015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玉赋公开表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妄图以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一些非法劳工’维权’组织、’维权’人士与工会争夺职工,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
实实在在的打击很快就落到了孟晗和他的同行们身上。
2015年12月3日,孟晗在中山被刑事拘留,同时被拘的还有在“打工族”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曾飞洋、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罪名均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汤欢兴失联,佛山“南飞雁”工伤维权机构负责人何晓波也被刑拘,罪名是“职务侵占”。这七人被刑拘外,被带走问话的相关劳工NGO人士,超过25人。
这场风暴被称为“12.3”劳工案。
2016年1月8日,何晓波、曾飞洋、朱小梅、孟晗四人,分别被以上述罪名批捕。1月7日,彭家勇、邓小明获准取保候审,汤欢兴失联37天后与外界恢复联系;2月1日朱小梅获准取保候审,4月7日何晓波获准取保候审。6月8日,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孟晗四人被起诉。
与司法手段并行的,是内地顶级官媒领衔的“捣碎光环”和“揭开黑幕”。
2015年12月22日,曾飞洋、孟晗等人被拘留近20天时,大陆官媒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同时出手,央视《朝闻天下》以24分钟的内容呈现曾飞洋“罪案调查”,新华网发布署名“邹伟”的文章,《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指“打工族”是非法组织,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并强调曾飞洋男女关系混乱,组织账目不清。文章又称何晓波创办的佛山“南飞雁”为“打工族”的下属机构。
“新华视点”记者称走进专案组,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以及办案民警,然而当时,被捕的数人是要被移送审查起诉,还是获准取保候审,抑或应该无罪获释尚无定论,更未进入唯一有资格将嫌疑人正式定罪判刑的庭审阶段,但“新华视点”的记者已经在“逐渐揭开深藏幕后的真相”,未审先判。
孟晗父亲孟兴雄多次报警,当地升辉派出所民警一开始态度友善,但总在接到“神秘电话”后,告知孟兴雄事情无法解决。面对派出所不作为态度,作为多年共产党员的孟兴雄,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
2015年12月25日,“南飞雁”发布公开声明澄清邹伟稿件中的不实内容,指其“严重损害了‘南飞雁’的公众形象,践踏名誉”。2016年1月25日,“南飞雁”以快递的方式,向佛山市禅城区法院对邹伟提起民事诉讼。
2016年4月,曾飞洋母亲就“名誉侵权”向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起诉新华社、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番禺区公安分局,但起诉最终未被受理,曾飞洋家属却遭到广州国保(国家安全保卫警察)骚扰,国保强行进入曾父病房,要求曾母撤诉,曾母最终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妥协。
同样遭受压力的还有孟晗家属。2016年2月起,孟晗在中山租下的房子先后经历了断水断电,租约未到期就遭到房东陈子斌逼迁,不明身份者上门威胁……孟晗父亲孟兴雄多次报警,当地升辉派出所民警一开始态度友善,但总在接到“神秘电话”后,告知孟兴雄事情无法解决。面对派出所不作为态度,作为多年共产党员的孟兴雄,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最终,不堪骚扰的孟家人在5月下旬决定搬离中山。在广州暂避一段时间后,孟晗父母回到惠州女儿家中。
拒不认罪:“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向他们妥协”
铁窗外,家人无辜受牵连,铁窗内,被捕者会见家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全然得不到保障,连通内外的,只是一份份令人莫名的“不请律师承诺书”“解聘律师声明”。
2016年1月,何晓波的妻子杨敏接到自称佛山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口头通知,何晓波在看守所内已签了“不请律师承诺书”,杨敏与律师葛永喜均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杨敏递交对新华社记者邹伟的起诉书之后,2月22日元宵节,警察以“监视居住”的名义住进家中,杨敏与外界失联二十天。
2016年2月,曾飞洋传出消息,解聘家人为他委托的成准强律师。2016年5月底,曾飞洋认罪后,才得以会见警方制定的律师和家人委托的陈进学律师。在会见中曾飞洋告诉陈进学,“办案人员将录小孩的视频给我,以及我妻子受骚扰的情况告诉我,还告诉我现在肯定见不到律师,就让我减少影响,我为了减少他们对我家人的骚扰,就(发了不会见成准强律师的声明)”。
7月12日,曾飞洋的家属收到了一份按了五个手印、落款为“曾飞洋”的声明书:“经本人谨慎考虑,决定解除陈进学律师的委托关系,从解除之日起不会见陈律师,感谢陈律师之前的帮助。特此声明。”
“由于我的案子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也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向他们妥协……就此事而言,我问心无愧。”
孟晗是“12.3劳工案”中最早可以正常会见律师的当事人。2016年2月19日,孟晗被捕两个半月,律师燕薪两次申请会见未果后,终于得以与孟晗见面。5月31日,孟晗签了案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告知书。之后,律师曾传出孟晗口信,在向家人表达歉意的同时,孟晗坚信自己无罪,“由于我的案子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也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向他们妥协……就此事而言,我问心无愧。”
但到了8月,不愿妥协认罪的孟晗也在与辩护律师覃臣寿会见时,当面提出解除委托,覃臣寿称孟晗承认受到了压力,但不愿细说。最后,由燕薪、王勋律师为孟晗辩护。孟晗虽然可以会见律师,却不能会见家人,女友悠悠数不清去了多少次看守所,也只能盼着早一点听到律师带出来的消息。
9月26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案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孟晗因未认罪,“另案处理”。之后,国保继续骚扰孟晗家人。10月30日,自称广州“预审大队王队长”的人,带着“六七位协助办案”的年轻男性,来到孟晗父母住所,要他们劝说孟晗认罪,尽早了结案件,并提出开庭时派专车接送二位老人去法院旁听,但遭到了孟晗父母的拒绝。
孟晗坚持到了11月1日,认罪两天之后,他的案子也在番禺区法院开庭,即日被定罪和宣判有期徒刑21个月,孟晗当庭表示不上诉。辩护律师燕薪在社交媒体发布状态,“这个案件,一波数折,结果突然而至,过程心累无比。作为辩护人,我理解孟晗面对的压力,并尊重他的选择。律师独立发表了主客观方面均不构成聚众扰序罪的辩护意见,但法庭未予采纳”。
2013年第一次被判刑时,在法庭陈述中,孟晗曾说,“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老工人,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度过我的余生。”这句话,在孟晗于“12.3”劳工案中再次被捕后,广为流传,一语成谶。
香港职工会联盟参与游行,到香港中联办外示威请愿,要求大陆当局释放孟晗。图片来源:中国劳工通讯提供
“打工族”兴衰:5年前也曾有过短暂的春天
孟晗工作过的番禺“打工族文书服务部”成立于1998年,是珠三角地区劳工NGO的先锋。
“打工族”成立当年,内地大约9500万“农民工”,近半进入了广东省。这些农民工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主要是冲着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四分之一多的广东工资去的。他们人在城镇,户籍却留在故乡农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城镇只是他们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较优经济报酬的地方,而非安身立命之地,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保障无从谈起,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也相当有限。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成为“世界工厂”,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珠三角吸引各种资本建厂的同时,劳资冲突也随之而来,“打工族”这样的服务劳工、教育维权的NGO应运而生。
“打工族”的创立者廖晓峰本身是一名来自四川的打工仔,为帮工友讨工伤赔偿自学法律,后为了更多工友提供文书和法律服务而成立“打工族”,收取低廉的服务费。“打工族”草创时,廖晓峰求才于曾飞洋,当时曾飞洋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才两年,在律师事务所处理过一些工人维权案件,关注劳工权益,两人一拍即合,曾毅然从律所辞职。但很快,廖晓峰就因为压力离开了“打工族”,留下曾飞洋独力支撑,直到4年后的2002年,“打工族”才开始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支持,也得以正式转型为NGO,不再向求助的农民工收费。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广东省曾在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方面开全国风气之先。2003年孙志刚案,直接引发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流动人口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之后,工人对经济权利的寻求,似乎并未受到过多阻碍。2010年,佛山南海区的本田工厂大罢工,工人连续28天罢工,据估算每天经济损失为2亿,最终工人的加薪和重整工会诉求初步达成,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工人维权新局面。
2012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倡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社会组织发展迎来“春天”,“打工族”帮助孵化了多家劳工NGO;不少社会组织得以在民政局注册;“南飞雁”与佛山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也顺利开始;广州女工机构“向阳花”在注册时也得到街道办的大力支持。
2010年,时年36岁、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了“打工族”的曾飞洋,还能登上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南风窗》杂志,说“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更在2012年被《南方都市报》主办的“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评为“年度公益人物”,颁奖词说,“他在媒体发表了300多篇各类打工族维权与教育文章,14年来接待了约8000多人次寻求法律咨询的来访者;接听的咨询电话平均每天15人次左右;他与同事为3500多人次外来工提供了个案法律辅助或个案代理。他以民间努力改善了劳工权益保护状况”。
2011年底到2012年,被称为珠三角NGO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事实上,来自官方的打压,从未间断。2012年,深圳 “小小草”、“手牵手”等十余家劳工服务机构遭遇逼迁和关停,仿佛一阵“倒春寒”。而彼时的曾飞洋,亦全然不知3年之后的12月3日,他会因为决心投入一辈子去做的正义的事而被捕、入狱、获刑。
“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老工人,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度过我的余生。”
2015年,内地经济继续下行,珠三角再度陷入闭厂潮,产业升级压力迫在眉睫,中国智造、大数据、互联网+等政策推动着“机器换人”,劳资纠纷频频爆发,当局对劳工NGO则持续打压。何晓波的佛山“南飞雁”面临关停压力,“南飞雁”是佛山最早的工伤服务机构,而且顺利进行过若干“政府购买服务”,却在2015年中被民政部门评为年审“基本合格”,若两次得“基本合格”便会被注销。2016年11月,何晓波取保候审半年多后,“南飞雁”被正式注销。
劳工NGO受压同时,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飙升。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2011年,中国大陆发生了185起群体性劳工冲突事件,2014年发生了1300多起,到了2015年,罢工等形式的劳资冲突更增加到2944起,短短数年内飙升10倍。2016年上半年,大陆共出现了1454起抗议事件,比去年同期高出18.6%。《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作人员表示,数据统计来自大陆公开的社交媒体,很多消息甫一发出便遭删除,亦有很多消息发在更私密的“微信朋友圈”,外界无法获知,故此统计数据只体现趋势,而实际数字,“只多不少”。
前路茫茫:工运会否走向政治化?
曾飞洋被判缓刑后,9月26日下午离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出外静修”,10月10日回到家中,每日佩戴黑色手表,作为控制行动范围的追踪器。接近曾飞洋的朋友表示,他处于缓刑考验期,对会客有具体要求,会见境外人士及记者需要批准,“关于我们的案件,目前受限制,不评论,历史终将有公论”。
同样处在缓刑期的朱小梅,摆起了地摊,卖儿童鞋。与他们同在“12.3”被拘的同事邓小明、彭家勇,关押37天后获释。离开看守所后,邓小明先是摆地摊,卖衣服卖鞋子,现在婚庆公司做“一线劳力”。彭家勇亦无生计,开起了微店,也是卖鞋。
在这些“劳工NGO黄埔军校”的旧日骨干身陷囹圄、凋零散落的同时,宣言要“依法治国”的当局风风火火地绕着公民社会布织起一张法律大网。
2016年4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17年1月1日起实施,加上已经实施的《慈善法》、《国家安全法》,加在NGO颈上的“追踪器”越来越紧。公益界资深人士称,多家国际机构将在2017年面临缩小在华办公规模,甚至计划撤出中国。同属于公益机构的劳工维权机构,前途也不乐观。
“12·3”案后,劳工机构难以再直接介入工人集体维权。2016年5月,沃尔玛在中国门店推行“综合工时制”,引发工人抗议。而抗议行动的协调人,以“工人联谊会”的形式进行活动,无法再公开用工人代表制推动集体谈判的方式。
内地当局针对劳工维权机构负责人的司法打击,也出现了升级的前奏,罪名已不止“12.3”案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2015年5月30日,劳工维权组织“工维义工”负责人刘少明被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后被正式批捕,罪名却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少明曾积极参与2014年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事件,他亦是“南方街头”举牌抗议运动的活跃维权人士。今年4月15日,刘少明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刘少明的代表律师吴魁明表示,检方指控刘在网络上发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信息,又指刘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成立,是累犯,要从重处罚。目前此案尚未宣判。
与刘少明案相比,曾飞洋在看守所被审讯时的主题,并未涉及去年“709”等打压维权律师的案件,“12.3”劳工案也未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系列罪名。“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表示,“12.3”案一开始来势汹汹,但最终判决结果比他预想得要轻,可见“中共并未向工人阶级全面开战”。
在深圳从事劳工服务工作的马岭(化名)表示,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刻,是听到曾飞洋、孟晗等人认罪的消息。
数位劳工学者分析判断,内外交困之下,当局出于维稳目的,将进一步打压维权力量。劳工学者王江松认为,未来的劳工运动,必须与民主运动相结合,而结合的具体时机,尚难以判断。
过去,以刘少明2014年参与环卫工人罢工为例,当时工运人士尚与民运人士刻意保持距离,原因之一是劳工运动以经济诉求为主,工运者不希望因为民运人士的参与,而给维权工人增加风险、增加牺牲。
韩东方则认为,90年代,除了政治反对,民间抗争力量没有其它话语来承载,“民运”这样充满冷战色彩的词是无奈选择。他相信中国的未来会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实现劳资和谐,工人运动会成为重要推动力量,且不仅限于政治反对运动。
劳工学者潘毅认为,劳工NGO虽被打压,工人运动仍持续高涨,罢工事件,会有工人自组织、乡村熟人网络等模式维系,且这种网络一直存在。被打压的维权型机构,短期内无法恢复工作,面临转型,可能转入地下,做低调的工人社区服务。长期来看,工人运动必将走向政治化,但目前难以判断。
面对这一现状,在深圳从事劳工服务工作的马岭(化名)表示,“怎样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工人运动,每个团队有不同方案吧”。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刻,是听到曾飞洋、孟晗等人认罪的消息。已有“前科”、具备应对审讯经验的孟晗,也在最后关头认罪,足见压力之强大。
韩东方亦表示,“他们认罪时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他犹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孟晗,听他说起在长江轮船上工作的经历,而自己说起当年在火车上工作的情景,“感觉像失散多年的兄弟”。
在开庭照片中,不过40出头的曾飞洋,头发全白,而在近期发布的照片中,他的头发染回了黑色。眼下,曾飞洋觉得“艰难形势更甚”,但仍希望“劳工界早日从‘12.3’案件中走出来,直面恐惧,扎根社群,继续前行”。
今年9月底,悠悠奔走忧虑,密集见律师,打听被单独另案处理的男友孟晗的最新状态。夜里12点多,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这个语速极快、外表坚强的广州女人,在副驾驶位置默默流泪,肩膀微微耸动。我问她会如何看孟晗案子的结果。她回答,劳工维权工作是孟晗的人生价值所在,虽然不希望他再失去自由,但“除了支持,还能怎么办?”
孟晗在开庭前认罪,悠悠至今还是觉得吃惊,“不像他的风格”。无论如何,如今案件宣判,也算是有了结果,“晚上能睡着觉了。

2017年4月25日 星期二

郭宝胜: 为何当局对工人维权异常恐惧并严厉镇压 |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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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9期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钢铁煤矿等企业裁员,更由于中国工人劳动权利毫无保障,所以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很大声势。黑龙江国企龙煤集团双鸭山矿区上万名工人在两会期间为讨薪和劳工权益,高举“共产党还我们钱”、“陆昊睁眼说瞎话”、“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着”等标语进行游行示威,并与当局发生激烈冲突。
3月14日,吉林通化通钢上千工人上街讨薪;3月13日,湖南娄底涟源市斗笠山煤业的职工,也在街头打出“全体员工强烈要求政府清算、归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横幅。由于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大背景,工人维权和抗议运动肯定会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当局对待这些工人维权运动手段却异常残酷,表面上如双鸭山市政府公文将矿工集体上街讨薪抗议定性为“群体上访”,“是在理性、温和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发生过激行为”,但实际上城市戒严,持续通缉和抓捕维权工人。据3月14日网上流传的双鸭山警方通缉文件,至少有75名工人被通缉,其中不少是花甲老人。法新社3月18日报道,目前已经有30名矿工被警察逮捕。更有甚者,3月16日,四川阆中法院对8名讨薪农民工在荷枪实弹、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进行示众和审判,一时引发海内外舆论谴责,称这是重返文革。中国劳工界也发起联署声讨,要求追究该案欠薪单位及公审单位责任。
为何当局对工人维权活动采取如此严厉的镇压手段呢?我作为1989年“六四”后第一批走到南方工人中的维权人士,结合自己经历谈谈看法。
1989年“六四”后不少人总结经验,认为民主运动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紧密联系起来,只成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孤立运动。“八九”之后,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与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等各阶层结合的问题。民主运动也要给各阶层带来实际的好处,从维护各阶层权益出发团结和组织各阶层,最后形成组织力量来结束专制。于是我和一些同仁就到南方投入到打工者维权工作中。
我们一是进行广泛的调查并帮助工人讨要欠薪、索赔工伤;二是筹建独立工会,组织了打工者联谊会,组织了一些文艺及维权活动;三是出版了《打工广场》刊物,宣传工人维权。这些活动引起深圳公安部门关注,我与同仁被捕。起初公安局逮捕时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等到检察院下达起诉书后,罪名居然定为“阴谋颠覆政府罪”,此罪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我问检察院和律师,他们都说是因为搞工运,所以要重判。虽然后来由于香港回归、外界声援等原因我们没有被如此重判,但此次经历让我看到了当局对工运和学运的不同态度。
当局之所以严厉镇压和害怕工运,我认为一是工运能对当局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不像学生游行示威,顶多影响交通秩序,但是工人罢工,就会对社会的生活、生产、贸易、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产生巨大的冲击。一两个产业的工人罢工,会引起其他产业的连锁反应,如此就会引起社会的失序和政府的恐慌。试想如果电力、交通(飞机、火车、公交、出租等)、军工等支柱性产业工人罢工,就会对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果规模足够大,就会对政权的稳定性构成致命的打击。中共就是靠工运起家,所以它深知工运对政权的巨大威胁,因此虽然中共至今号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但当无产阶级真正开始进行维权运动时,它的镇压一定会残酷至极。
其次工人运动不在乎和平理性非暴力,对当局的颠覆性极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一般都是理性范围内的非暴力抗争,他们不少人对中共有很多幻想,当发生暴力镇压后,大多数人也只能束手就擒。“八九”之后,当局对非暴力抗争已经形成一套对付的办法。但是各地工人阶层,虽然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社会经验丰富,而且敢拼敢斗,他们知道中共的狡诈凶狠,他们也对发生流血冲突有足够的心理预备,游行转化为暴动、上访转化为革命与颠覆,在工运中完全有可能。“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确道出了工人运动在社会运动中的独特地位和颠覆性。
三是工人数量众多、动员能力高、群众基础大,这就有可能形成撼动政权的大规模运动。如这次双鸭山工人维权运动,短短两三天,就从数千人发展到数万人,而且造成大影响后各地纷纷响应。现在中国有很多大型国企、私企,几万员工、十几万员工甚至几十万员工的企业都很多,同一企业里的工人,非常容易集中、组织和号召。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工人走向街头,那才能真正拉开共产党倒台的帷幕。对这一局面的担忧和恐惧,使中共当局对工人维权斗争异常敏感,并定会严厉镇压。
劳工权利是基本人权,中共政权也签署了众多保障劳工权利的国际公约,但是它为了一党之私,不仅不保障工人权利,反而经常肆无忌惮地践踏劳工权利。它所设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是党和政府的附属机构,与民主国家真正代表工人权益的独立工会有天壤之别,其所制定的各种劳动法规,大多只是在维护资方和政府的利益。
中国的工人阶层,毫无表达和捍卫权益的独立工会,也毫无与资方和政府谈判和表达诉求的渠道和机制,所以不得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走向街头、游行示威。而一旦工人行使游行等合法权利,就会被当局当作颠覆分子残酷镇压、严加重判。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工运人士早已认清了这个现实,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整个中国的人权进步,在工人维权的道路上不会停止并将会前赴后继。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工人罢工总数为185起,但2015年,罢工数增加到2944起。短短4年,增长了10多倍。显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工人失业、权益受侵害现象在今后会越来越频繁,而工人的维权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鉴于工人维权运动在中国人权运动中的独特价值,本人希望更多人权人士来关注中国工人维权、推动工人维权、参与到工人维权运动中去,以促使中国尽快实现民主,从而使工人权利得到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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