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9期
由于中国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钢铁煤矿等企业裁员，更由于中国工人劳动权利毫无保障，所以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中国工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很大声势。黑龙江国企龙煤集团双鸭山矿区上万名工人在两会期间为讨薪和劳工权益，高举“共产党还我们钱”、“陆昊睁眼说瞎话”、“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着”等标语进行游行示威,并与当局发生激烈冲突。
3月14日，吉林通化通钢上千工人上街讨薪；3月13日，湖南娄底涟源市斗笠山煤业的职工，也在街头打出“全体员工强烈要求政府清算、归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横幅。由于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大背景，工人维权和抗议运动肯定会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当局对待这些工人维权运动手段却异常残酷，表面上如双鸭山市政府公文将矿工集体上街讨薪抗议定性为“群体上访”，“是在理性、温和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发生过激行为”，但实际上城市戒严，持续通缉和抓捕维权工人。据3月14日网上流传的双鸭山警方通缉文件，至少有75名工人被通缉，其中不少是花甲老人。法新社3月18日报道，目前已经有30名矿工被警察逮捕。更有甚者，3月16日，四川阆中法院对8名讨薪农民工在荷枪实弹、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进行示众和审判，一时引发海内外舆论谴责，称这是重返文革。中国劳工界也发起联署声讨，要求追究该案欠薪单位及公审单位责任。
为何当局对工人维权活动采取如此严厉的镇压手段呢？我作为1989年“六四”后第一批走到南方工人中的维权人士，结合自己经历谈谈看法。
1989年“六四”后不少人总结经验，认为民主运动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紧密联系起来，只成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孤立运动。“八九”之后，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与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等各阶层结合的问题。民主运动也要给各阶层带来实际的好处，从维护各阶层权益出发团结和组织各阶层，最后形成组织力量来结束专制。于是我和一些同仁就到南方投入到打工者维权工作中。
我们一是进行广泛的调查并帮助工人讨要欠薪、索赔工伤；二是筹建独立工会，组织了打工者联谊会，组织了一些文艺及维权活动；三是出版了《打工广场》刊物，宣传工人维权。这些活动引起深圳公安部门关注，我与同仁被捕。起初公安局逮捕时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等到检察院下达起诉书后，罪名居然定为“阴谋颠覆政府罪”，此罪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我问检察院和律师，他们都说是因为搞工运，所以要重判。虽然后来由于香港回归、外界声援等原因我们没有被如此重判，但此次经历让我看到了当局对工运和学运的不同态度。
当局之所以严厉镇压和害怕工运，我认为一是工运能对当局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不像学生游行示威，顶多影响交通秩序，但是工人罢工，就会对社会的生活、生产、贸易、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产生巨大的冲击。一两个产业的工人罢工，会引起其他产业的连锁反应，如此就会引起社会的失序和政府的恐慌。试想如果电力、交通（飞机、火车、公交、出租等）、军工等支柱性产业工人罢工，就会对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果规模足够大，就会对政权的稳定性构成致命的打击。中共就是靠工运起家，所以它深知工运对政权的巨大威胁，因此虽然中共至今号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和先锋队，但当无产阶级真正开始进行维权运动时，它的镇压一定会残酷至极。
其次工人运动不在乎和平理性非暴力，对当局的颠覆性极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一般都是理性范围内的非暴力抗争，他们不少人对中共有很多幻想，当发生暴力镇压后，大多数人也只能束手就擒。“八九”之后，当局对非暴力抗争已经形成一套对付的办法。但是各地工人阶层，虽然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社会经验丰富，而且敢拼敢斗，他们知道中共的狡诈凶狠，他们也对发生流血冲突有足够的心理预备，游行转化为暴动、上访转化为革命与颠覆，在工运中完全有可能。“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确道出了工人运动在社会运动中的独特地位和颠覆性。
三是工人数量众多、动员能力高、群众基础大，这就有可能形成撼动政权的大规模运动。如这次双鸭山工人维权运动，短短两三天，就从数千人发展到数万人，而且造成大影响后各地纷纷响应。现在中国有很多大型国企、私企，几万员工、十几万员工甚至几十万员工的企业都很多，同一企业里的工人，非常容易集中、组织和号召。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工人走向街头，那才能真正拉开共产党倒台的帷幕。对这一局面的担忧和恐惧，使中共当局对工人维权斗争异常敏感，并定会严厉镇压。
劳工权利是基本人权，中共政权也签署了众多保障劳工权利的国际公约，但是它为了一党之私，不仅不保障工人权利，反而经常肆无忌惮地践踏劳工权利。它所设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是党和政府的附属机构，与民主国家真正代表工人权益的独立工会有天壤之别，其所制定的各种劳动法规，大多只是在维护资方和政府的利益。
中国的工人阶层，毫无表达和捍卫权益的独立工会，也毫无与资方和政府谈判和表达诉求的渠道和机制，所以不得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走向街头、游行示威。而一旦工人行使游行等合法权利，就会被当局当作颠覆分子残酷镇压、严加重判。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工运人士早已认清了这个现实，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整个中国的人权进步，在工人维权的道路上不会停止并将会前赴后继。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工人罢工总数为185起，但2015年，罢工数增加到2944起。短短4年，增长了10多倍。显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工人失业、权益受侵害现象在今后会越来越频繁，而工人的维权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鉴于工人维权运动在中国人权运动中的独特价值，本人希望更多人权人士来关注中国工人维权、推动工人维权、参与到工人维权运动中去，以促使中国尽快实现民主，从而使工人权利得到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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