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在智利，導火線是地鐵票價的上漲。在黎巴嫩，是對手機應用WhatsApp通話的徵稅。在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對水煙下了禁令。在印度，是因為洋蔥。
最近幾週裡，一些原本微不足道的物品，成為了全球各地民眾憤怒的焦點，忿忿不平的民眾湧上街頭，引發意想不到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利用民眾對政治權貴階層的不滿情緒，或者是因為病入膏肓的腐敗，或者是因為令人絕望的不公，或者兩者兼備。他們在玻利維亞、西班牙、伊拉克和俄羅斯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此前還有捷克、阿爾及利亞、蘇丹和哈薩克，在過去幾個月裡，這些地方都發生了持續不斷的騷亂。
乍一看，許多示威活動僅在策略戰術上相似。香港持續數週的公民抗命，為截然不同的經濟或政治訴求所驅動的對抗方式設定了模板。
然而，在許多陷入動盪的國家，專家們發現了一個規律：在民主是失望之源、腐敗肆無忌憚、一個小政治階層生活揮霍無度、而年輕一代苦苦掙扎的國家，對執政階層的憤怒更為響亮。
「年輕人已經受夠了，」安全情報諮詢公司蘇凡集團(Soufan Group)的首席執行官阿里·蘇凡(Ali Soufan)說。「新一代年輕人不相信自己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所構成的腐敗秩序。他們想要變革。」
對此最猝不及防的，就是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了。
上週四，智利總統塞瓦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誇口，稱他的國家是拉丁美洲的一片穩定綠洲。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我們準備盡一切努力，不落入民粹主義和煽動主義的圈套。」
第二天，智利就爆發了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動盪，抗議者襲擊工廠，燒毀地鐵站，並搶劫超市，最終迫使皮涅拉在街頭部署部隊。截至本週三，至少有15人喪生，顯然驚慌失措的皮涅拉稱要「對強大而無情的敵人開戰」。
在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利裡(Saad al-Hariri)挺過了不久前的一樁尷尬的醜聞。2013年，他在塞舌爾的一個豪華度假村結識一名比基尼模特，送給她價值1600萬美元的禮物。在一些批評人士看來，此事是黎巴嫩統治階層的縮影。上週，他宣布對WhatsApp通話徵稅，引發了一場反抗。
幾十年來，人們對不平等、經濟停滯不前和腐敗的不滿情緒終於引爆，在「革命！」的呼聲驅動下，多達四分之一的國民情緒高漲，舉行了反政府示威活動。
黎巴嫩是世界上公共債務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就業水平很低，無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比如電力、清潔的飲用水或可靠的互聯網服務。緊縮措施已經掏空了中產階級，而最富有的0.1%人口（包括許多政客）的收入佔全國的十分之一，批評人士說，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掠奪國家資源。
週一，哈利裡取消了徵稅計劃，宣布了一項倉促的改革方案，以挽救該國僵化的經濟，並承諾恢復公眾信任。
雖然最近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似乎很引人注目，但學者們表示，這是一個上升趨勢的延續。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社會發展到越來越有可能走上街頭，尋求徹底的政治變革。
近來，隨著各種因素的彙集，抗議活動爆發的頻率急劇增加：全球經濟放緩、貧富差距令人暈眩、許多國家的年輕人口膨脹催生了因不得志而焦躁不安的新一代。此外，民主的擴張在全球範圍內停滯不前，反應遲鈍的政府令國民感到沮喪，而活動人士確信，街頭行動是迫使變革的唯一途徑。
但是隨著抗議運動的發展，它們的成功率正在下降。僅僅在20年前，要求進行系統性政治改革的抗議活動中，有70%實現了目標。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埃麗卡·切諾維斯(Erica Chenoweth)的一項研究顯示，自1950年代以來，這一數字一直穩步增長。
在2000年代中期，趨勢發生了逆轉。該研究稱，現在的成功率為30%，切諾維斯稱這種下降是「驚人的」。
這兩個趨勢緊密相連。抗議活動變得更加頻繁，但也越來越艱難，時間越拖越長，火藥味越來越重，越來越顯眼——而當抗議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也更容易回到街頭。其結果可能是，民眾起義變得不那麼惹眼，僅僅成為景觀的一部分。
各地這些迥異的動盪局勢引起了聯合國的注意。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的發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週二說，古特雷斯上週末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批評人士指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減少債務而實施的緊縮措施加劇了厄瓜多等國的經濟困難。
「我們看到示威活動在不同地方發生，但它們也有一些共同點。」杜加里克說，「人們感到他們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不平等問題和其他許多結構性問題。」
一些專家表示，全球各地爆發的抗議活動過於多樣化，無法簡單地歸類或歸為一個主題。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校長麥可·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上週在西班牙巴賽隆納，在那裡，一家法庭判處前分離主義領導人入獄，導致逾50萬人湧上街頭。
雖然巴賽隆納的抗議活動與其他城市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有一些相似之處，但伊格納蒂夫說，把它們混為一談是錯誤的。「人們沒有被群體的瘋狂沖昏頭腦，」他說。「這是政治，有具體的原因和具體的問題。如果你不承認這一點，就是在把群體政治等同於一系列瘋狂時尚，就像同樣的褲子或者頭飾。」
不過，在一些地區，抗議活動往往大同小異。
在中東，這樣的動盪不可避免地被拿來與2011年阿拉伯之春相提並論。但專家表示，最近的抗議活動是由新一代人推動的，他們不太關心舊的宗派或意識型態分歧。
黎巴嫩人並沒有像2011年的許多阿拉伯人那樣，要打倒一個獨裁者，而是在控訴整個政治階層。
在沙烏地阿拉伯，政府鎮壓的威脅使得公開抗議幾乎難以想像，然而甚至在那裡，社群媒體上也爆發了一場不同尋常的動亂，反抗對提供水煙袋的餐館徵收100%的帳單稅。阿拉伯語話題標籤「水煙餐廳稅」在沙烏地阿拉伯廣為流傳。一些Twitter評論人士說，這項稅收與統治家族改變沙烏地阿拉伯極端保守形象的願望相矛盾。
如果說抗議活動比過去幾十年來得更迅速、更廣泛，那麼它們也變得更加脆弱。曾經是草根運動特色的那種不辭辛勞的動員過程是緩慢卻又耐久的。在社群媒體上組織起來的抗議活動可以發展得更快，但也會以同樣快的速度崩潰。
切諾維斯說，專制政府也學會了利用社群媒體，利用它進行政治宣傳、召集支持者，或者乾脆就是製造混亂。
即使是在抗議活動頻發的地方，要像滾雪球一樣發展成一場全面的反對運動，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印度洋蔥價格飆升導致農民堵塞高速公路，並引發了短暫的抗議活動。但由於無人引導，人們的失望情緒並未升級為大規模示威：印度的反對派一片混亂；種姓和宗教的分歧主導著政治；印度教民族主義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政府不斷提出鄰國巴基斯坦的威脅，以分散公眾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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