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行动者处境调研报告
目录
一、 研究背景
二、 研究方法、行动者定义及主要发现
1. 研究方法及中国青年行动者定义
2. 主要发现
三、 青年行动者概况
1. 青年行动者投身公共领域的动机与路径
2. 青年行动者的一般工作方法
3. 学习方法与政治风险管理
四、 青年行动者的现实困境及心理状态
1. 政治风险加剧
2. 机构或群体资源匮乏、低度发展
3. 行动群体内部矛盾
4. 多重夹击下的个体脆弱性
五、 青年行动者对运动和政治的看法
1. 不甘心的“冬天”
2. 对政权认可度下降
3. 理念与行动的分裂
4. 对民主政治基本认同但认识复杂化
六、 青年行动者的需求
1. 行动群体内外的支持性环境与有效沟通
2. 知识技能提升与获得指导的机会
3. 资金和人力资源
七、 结论
一、 研究背景
200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虽然官方和民间拉锯不断，但总体而言民间社会力量呈成长趋势。在这种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尤其在2008年至2013年之间，一大批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NGO）和公民团体出现，权利型NGO和行动者网络也不例外，许多关注社会公共议题的青年人也满怀理想与热情加入到这些NGO和团体中，进行多种多样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工作，并促成不同层面的社会影响和改变。一个数量不断增加但边界模糊的青年行动者群体逐渐成型。
然而，从2013年开始，由于政治、经济、国际形势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官方加强意识形态管控、逐步收紧政治空间，一系列针对权利型NGO和公民团体的政治打压和污名化在2013年至2015年间集中发生，包括对青年行动领域造成巨大影响的益仁平“被关停”系列事件、“3·7”女权案、反歧视公益人被捕案、“7·09”人权律师大抓捕事件、“12·3”劳工案等[1]。这种由政府与国家暴力机关合力的打压持续至今。这对于相对年轻、对中国政治接触尚浅的青年行动者们而言，犹如当头棒喝。
中国社会行动领域的发展似乎进入了沉寂期。如此背景下，青年行动者的社会处境和现状如何？
本项调查研究通过对36名青年行动者的深度访谈，试图描绘青年行动者们当前面对的重重困境，及ta们在逆境中的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本调研进一步了解近年的形势变化引起了青年行动者对政治和运动怎样的认知改变，并梳理ta们面对逆境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本项研究始于2018年1月，完成于2018年12月，历时一年。调研团体希望通过这份报告，增进外界对中国青年行动者的理解，也希望藉此为中国青年行动者带来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二、 研究方法、行动者定义及主要发现
1. 研究方法及中国青年行动者定义
本次研究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以访谈作为资料收集的手法获得研究资料。访谈员根据调研团队与研究员共同拟定的提纲对访谈对象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平均访谈时间为2小时。提纲作为访谈内容的基础框架，在提纲之外，访谈保持有限的开放性。除了访谈所获得口述语言内容，访谈员手记也作为本次研究的参考资料。访谈于2018年3月全部完成。
从访谈对象所在的领域来看，劳工与性别议题占了多数，也涉及环保、残障人权益等其他领域，行动地区包括广东（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北京、武汉、杭州、西安、兰州。从年龄分布来看，其中83%的访谈对象年龄为25岁～35岁，14%的访谈对象年龄为36～45岁，3%的访谈对象为其他年龄。
在调查报告展开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调研对象的范围和样本的代表性。在挑选访谈对象的时候，我们会更关注那些曾经受到各方压力的行动者。换言之，本调研关注的群体是在“青年公民行动者”这个较为“激进”的群体中更为“激进”的一群行动者[2]。这里所说的“青年公民行动者”，主要指在一定生活阶段中以促进民间社会的组织团结、参与边缘／弱势群体权利抗争、或为公共事务奔走呼号为主要事业的青年人。这其中的“民间社会”指的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与政府体系，以及市场力量的场域，它由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及志愿者行动网络组成。“边缘／弱势群体”的指称不是固定的，它随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而变。这些年吸引青年行动者关注的弱势群体有劳工（农民工与新工人群体）、残障人和性少数群体等。“公共事务”的范围非常开放，它包含了环境保护、社区服务、公共经费的使用等议题。强调以参与这些工作为“主要事业”，便于与大量存在的、偶尔参与志愿者活动或网上公共讨论的青年人群体做区分。我们所采集的样本中的青年人绝大多数有在NGO等民间组织全职工作的经历。当然，因为参与公民行动的形式非常多样，样本中也有一部分人自始至终保持独立的身份。强调“一定生活阶段”是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群体的不稳定。有些青年人会在涉足公民行动后一直坚持下去，并最终把其中的某些工作变成自己的人生事业。但也有一些人会在参与行动的几年后选择进入营利性的市场机构工作，或回到学校继续深造。“青年”也是一个相对流动的概念，选取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并未刻意设置年龄门槛，但会特别关注那些在踏入社会的重要阶段（主要是三十岁以下）即开始接触社会行动的人。
2. 主要发现
本研究通过对青年行动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大多数青年行动者是出于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而投身公共领域，少数人也出于改善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想加入运动。ta们大多专注于某一议题从事促进弱势群体权利平等和社会改善的工作；政治打压的强度和密度加剧后，部分人也曾参与到政治犯救援的工作中。总体来看，其工作或行动没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主要体现为其行动和言论立场不以涉入一些政治红线为主要方向，如挑战共产党及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介入民族分裂和台湾独立等问题。观察调研对象的自我发展时也发现，大多数中国青年行动者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学习方法欠缺系统支持，面对政治风险其应对和管理能力处于较为初级的状态。
中国青年行动者当下最严重的困境来自政治风险的不断加剧，本调研中94%的受访者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压。青年行动者所属的机构和团体，在不友善的大环境下，由于资金和人力的匮乏，长期停留在低度发展的阶段。青年行动者自身则面临经济无保障、家人不支持、机构支持薄弱、心理救济缺失等多重脆弱性，往往只能独自承担政治风险，且无法看到自身经济和职业发展前景，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普遍。同时，行动者群体内部的矛盾在外部压力加剧的情况下难以疏解，易成为压垮青年行动者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青年行动者群体呈现碎片化趋势，行动者流失加速。
社会运动当前处于低潮期，是青年行动者们的基本共识。政治风险上升、舆论环境恶化、政府管控手段升级和行动群体碎片化，是ta们认为当前无法推进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但多数行动者并不甘于放弃，在艰难的环境下仍希望继续从事公共领域相关工作。同时，青年行动者们对政权整体的认可程度有明显的下降，部分青年行动者对运动和政治的观点激进化，对中国社会前景的看法也愈发悲观。普遍的失落情绪中，青年行动者们的未来计划表现为蛰伏与等待。本研究也尝试了解青年运动者对民主政治的看法，发现ta们仍对民主政治保持较高程度的认同，但也出现与国际社会运动类似的复杂反思，并非将民主政治全然理想化。
青年行动者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支持性的群体环境、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以及传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三个方面。其中，支持性环境包括三个小方面，行动小团体内部的支持信任、泛行动群体内部的友善联结，以及行动群体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沟通。知识和技能提升则包括专业技能、理论分析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在2015年政治打压深化后，许多行动者也希望能获得海外学习的相关资源。
三、 青年行动者概况
本节将从青年行动者投身公共领域的动机与路径、一般工作方法、学习方法和风险管理能力四个方面，描述和分析青年行动者群体的概况。
1. 青年行动者投身公共领域的动机与路径
本调研的访谈对象平均年龄为29.6岁，基本出生和成长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社会逐步开放的“稳定时期”，与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前辈运动者相比，ta们对政治制度问题的感知方式源于日常生活而非巨大的政治性事件，因此更容易发现和更有意愿关注具体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青年运动者投身公共领域的动机基本可以分为三类：最常见的是对弱势群体权益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其次是由于自己或身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也有小部分的青年人是出于对政治制度的关注而投身公共领域。
自发的对社会平等的关注和追求，使得ta们一旦接触到相关机会，如支教、NGO工作平台、权利侵害事件和相关社会学科，就会主动发起或参与到相关行动和工作中。从路径来看，访谈对象中有不少人是通过大学时期的各种社团活动接触到公民行动的。这些看似普通的社团活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大学生参与公民行动的热情，是因为它们通常与更为广阔的行动者网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网络包括一些注册的、被官方认可的机构，也包括一些没有注册、但并未被官方直接否定的机构、团体。这些机构的工作往往聚焦于社会公共议题，带有相对强烈的批判性。在参与它们所组织的培训营、讨论会等活动过程中，青年人意识到自己关注的问题有一个社会的根源，因而愿意投入一些超越自身利益的社会活动。例如，对于性别议题感兴趣的学生往往能够通过参与大学内外的活动而认识香港、台湾乃至海外的行动者和知识分子，接触并掌握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的话语，通过亲身的行动实践，蜕变为行动者。也有一些青年人是通过参与集体行动的事件而意识到民间社会的存在，比如广州地区的一些青年人是通过参与环卫工人的集体维权行动而对劳工议题产生兴趣，并进一步通过行动网络加深对于社会议题的认知。
有的青年人因为自身或其亲戚朋友就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受害者，如疾病歧视、残障歧视、性别歧视、劳动权益受损等，于是开始为自己或与身边人的权利进行抗争，后续选择留在相关领域为自己所属社群的权利而工作。
也有的青年人在投身公共领域之前已对政治和社会制度有所思考，怀抱宏观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加入运动，较关心时事和抽象理念。但非体制化的公共领域工作可选择性较小，主要以NGO为主，这类青年人在刚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时，也同样从事反歧视、环保等特定社会议题的工作。遇到新的机会或环境发生改变时，ta们也有可能转换议题或参与到时事热点相关的工作中。
总体而言，青年行动者加入公共领域的动机以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改善为主，工作内容也集中于具体的社会议题，包括性别平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
2. 青年行动者的一般工作方法
本调研访谈到的行动者工作方式非常多样，我们对这些工作方式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其中最多人曾从事或正从事的是面向不同社群、针对不同内容开展工作坊、培训的组织工作；其次是使用制度内手段的倡导工作，如给政策研究与倡议、人大代表写建议信、提起法律诉讼、信息公开申请等；接下来是街头“行为艺术”、社群或社区服务、公共议题的调查研究、推动影响性个案、独立媒体运营、劳工权利运动等等；也有少数人曾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参加街头抗议活动、从事青年空间运营等。无论有无机构身份，大多数青年行动者在具体工作中对这些方法是交叉使用的，极少有人只做一种而不参与其他方式的工作／行动。政治打压加剧后，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参与过政治犯[3]救援工作。
本调研的受访者普遍在所从事的工作领域中取得过一定的成就、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包括推动过实质性的政策改变、运营过所在领域中标志性的机构或公共空间、介入或组织过数十至上百人的集体维权行动、获得过大量国内外主流媒体报道、获得过较高级别的国际关注和认可、培育了一定数量的新生代行动者，以及组织过影响力较大的政治犯救援行动。可以说，本调研中相当比例的受访者是其所从事公共领域中的标志性人物。
总体而言，本调研的受访者在中国社会运动的光谱上分布广泛，从处于相对“温和”到相对“激进”都有涵盖。但在比例上，相对“激进”的行动者在受访者中的比例远大于在全部NGO和公民团体中的比例。因此，本研究可视为对中国运动光谱中不同位置的青年行动者的经验、思考、感受和现况的较完整梳理，但或不能视为中国青年运动群体的对应比例的展现。
从受访青年行动者的工作方法中，可以总结出三个特征：
1) 绝大多数青年行动者参与的是具有批判性的社会改善型工作。青年运动者们最普遍采取的工作方式，从赋能培训、政策倡导、街头行为艺术，到劳工运动、独立参选等，其诉求都在于改变社会不平等结构或改善与落实政策和法律，在政治性质上是改革性而非对抗性的。少部分行动者的工作，如独立媒体和青年空间运营，属于相对中性的工作。个别青年行动者曾参与街头抗议，显示出一定的对政治制度的反抗性。政治犯救援工作具有一定的反抗色彩，但绝大多数参与其中的青年行动者是在政治环境紧缩后，因自身或伙伴遭到打压而参与到政治犯救援的行动中，也同时具有人道主义色彩。这部分青年人除政治犯救援以外，几乎没有参与其他公开表明政治反对立场的工作。可以看到，青年行动者从事的公共领域工作，从策略、手法和对外树立的形象来看基本以改善社会、推动真实有效的社会改变为目的；是否以运动者身份公开表达政治立场、直接批评政府或政权，成为一种策略而非原则。
2) 青年行动者的工作呈现职业化和专一化的特征。并不是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青年人最终都会沉淀下来，成为专职的行动者。从最初的行动浅尝到确定自己的行动者身份，ta们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职业化”过程：志愿行动者——接触到行动者网络和机构——进入机构／团体——专职行动者。本调研的受访者大部分曾在关注某个公共议题的机构或团体内从事全职工作，ta们往往将参与公共领域工作理解为符合自身理想和价值观的职业。从个人行动者转变为有机构或团体身份的专职行动者后，ta们通常选择专注于单一议题如性别、劳工、环保、残障、LGBT、疾病歧视、教育等展开长期耕耘的工作；交叉议题的工作者同样存在，但在比例来看是极少数；少部分对政治制度的更高关注热情的行动者，则会在具体议题工作之外，以个人身份介入时事热点事件或隐秘地参与政治性议题的行动，这与公共领域的工作机会不无关系——直接介入政治性和社会热点事件所带来的风险表现得更为直接、即时，而支持此类行动的相关机构少、工作机会也少。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专职”，依然与商业社会的专职性质有所不同，因为并非所有NGO和团体都能被政府允许注册。青年行动者的专职身份，更强调其组织化的意涵。
职业化的过程也包括一些基本组织能力的训练，比如向公众筹款、写项目申请书、组织社群培训和会议等等；自身也会不定期地参与议题相关的培训、交流活动。长期专注于单一议题的工作和训练，使青年行动者的能力和经验呈现出集中于单一领域的现象。
3) 大多数从事权利推动工作的青年行动者在工作中需要引入舆论手段，主要包括社交媒体传播、主流媒体合作。这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直接关系，由于没有稳定有效的压力渠道，行动者只能通过制造舆论压力引起政府重视，从而间接地、效果不易明确地促进诉求的达成。
3. 学习方法与政治风险管理
对青年行动者来说，学习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支持其持续参与公共领域事业的重要条件。从调研结果来看，青年行动者的学习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社群组织的能力，社会问题分析的能力，社会运动及相关社会学科理论知识，业务技能（如筹资、摄影、写作、协作、英语等）。
但青年行动者曾有或现有的学习渠道基本是非正式、不稳定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承认在进入工作领域前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深。这意味着运动和行动者自身都需要为经验有限和知识不足付出较高的“学习成本”。最多人表示曾经或正在使用的学习方法是在工作中探索总结。较多人使用的其它学习方式是与参与短期培训和工作坊、阅读自学、与同行或前辈交流讨论，这些方法欠缺系统性，效果较为有限。
2015年行动空间严重紧缩后，不少青年行动者希望通过留学进修的方式提升相关领域知识水平和理论分析能力，同时规避风险。但由于出国留学的门槛和成本很高，并非所有有此意愿的行动者都有条件采用此种学习方式。
青年行动者早期日常采用的政治风险管理方法较为初级。被采用最多的风险管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内部信息安全处理（如使用加密的通讯软件、非国内公司提供的电子邮箱服务）、自我审查（即不进行或不公开进行风险较高的工作）、工作／行动透明化（向公众包括警方公开工作内容，若警方不允许做则放弃某项工作）。政治风险和警方监控加剧后，后两种方法导致青年行动者的能动性大幅降低。
可以看到，受访的青年行动者早期普遍具备风险管理意识但应对能力有限，政治环境急剧紧缩对不少行动者造成的打压效果较为明显。本调研中，大部分受访者受到过轻度至中度的打压，包括活动被叫停、警方电话骚扰、约谈、逼迁、向工作单位施压等；另有部分受访者受到过程度较深的打压，如拘留、判刑、关闭机构等。打压对青年行动者的工作可持续性和心理状态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四、 青年行动者的现实困境及心理状态
中国青年行动者所面临的困境，首先来自于近年急剧上升的政治压力。不友好的政治现实导致ta们所属的机构或团体缺乏资源，难以有较高程度的发展，青年行动者也因此无法获得显著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政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不理想，导致青年运动者在经济、家庭和公众方面所能得到的支持都明显不足，个体脆弱性较显著，出现抑郁心理状态的行动者比例较大；加上运动群体的内部矛盾往往难以短期内有效解决，受到影响的怀抱理想和具备行动力的青年逐渐从运动中流失，行动群体呈现出不断碎片化的状况。
1. 政治风险加剧
中国青年行动者首要的困难来自政治高压下行动空间的紧缩。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在近年遭到过官方（以警察为主）不同程度、不同形式、覆盖工作和私人生活领域、正常或非正常执法程序的干扰，其中最常见的是言论审查、警方约谈和叫停活动。
由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加重了运动方式的局限性（如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限制公民组织集会、游行等），大多数青年行动者需要通过网络平台或主流媒体制造舆论影响力来推进诉求／目标的达成。随着2013年后言论环境紧缩，青年行动者发起的议题和行动越来越难获得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曝光。即便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渠道进行传播，严格、严密的网络言论审查制度、频繁的删除内容、封锁账号也给行动者们的工作带来巨大障碍。在独立媒体工作的行动者表示，“已无法记得被封过多少个账号”，传播效果较好的内容被删除或屏蔽已是家常便饭；网络用户实名制实施和普及后，更加带来注册新账号困难的问题。另外，线上传播也会带来线下的压力，部分行动者曾因参与线上联署或转发时事相关文章而遭到警方或学校约谈、施压。政治空间紧缩带来的传播审查，导致青年行动者在主流社会的可见度和影响力急剧下降。
警方对行动者工作乃至生活的骚扰近年显著加剧，有行动者用“无止境”来形容骚扰的密度。一方面表现为警方干预行动者工作的界线较过去大幅降低：过往被默许的联署、讲座、发表文章、举办不同类型的营会等，现在也可能导致机构被调查、负责人被约谈、活动被叫停。另一方面，女权、LGBT、环保、疾病歧视、劳工权利等原本仍有社会活动空间的议题，经过轮番打压后，政治敏感度也在陡然上升。多名行动者谈到，仅因为被官方视为“敏感人物”的行动者参加了某活动，发起该活动的机构／主办方即会受到警方的调查或叫停活动。这也导致不同的行动群体和机构之间出现自我审查和评估其他机构敏感程度的现象，造成行动者和机构之间相互评判、隔离的倾向。
另一种常见的骚扰方式是“逼迁”，即通过干预中介、房东、威胁行动者的方式阻止行动者继续租用原来的或新租赁的住处、办公室。这种骚扰方式不仅为行动者带来难寻落脚点的现实困扰，也往往因为拿不回押金从而不得不承担经济损失；逼迁还引发行动者与日常生活环境（如房东、邻居、室友乃至亲属）之间的矛盾，对其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和不安定感。
除了上述常规操作，2013年之后，以往较少发生在青年行动者身上的政治打压模式也变得普遍和频繁，包括行动者被限制人身自由、机构被强行关闭、家人被骚扰等等。不少行动者坦言自己和伙伴遭遇的打压远超预期。本调研的受访者中，有近三分之一曾遭遇机构被关闭或查抄、家人被骚扰、自身或同事被拘留甚至判刑的状况。在这些行动者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在2013年尤其2015年之后才第一次经历拘留或以上强度的打压。
此类严重打压对一个行动者、一个机构甚至一个议题领域的打击很可能是接近毁灭性的，大多数遭遇严重打压的行动者长期内难以在该领域继续工作，或必须大幅降低行动的强度和自身的可见度。机构的关闭，也使行动者失去稳定合作的平台，进入更加分散的状态。几乎所有曾遭遇打压的行动者都曾出现焦虑、恐惧、警戒、抑郁等创伤性症状。
我们对调研对象遭遇过的政治打压做了梳理，从中可以看到其手段的多样性和强度的不可抵抗性。
与打压同步的是，一些行动者们开始更新原来的风险管理意识和方法，分析国家及政府打压民间社会行动的基本逻辑和走向。针对此的培训项目也开始受到资助方的重视。
2. 机构或群体资源匮乏、低度发展
政治环境恶化直接导致行动群体的资源匮乏问题，其中最显著的是资金和人力匮乏。
《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2016年9月1日和2017年1月1日接连正式施行后，也直接影响了社会行动领域的资助环境，权利推动型的民间机构（以下简称“权利型机构”）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近十年本是中国境内的公益基金会大发展的十年，但是参与公民行动的青年行动者，尤其是参与较有批判性和对抗性行动的行动者们并没有获得太多新的机会。随着政治形势紧缩，国内资助方自我审查加强，对权利型机构或团体表现为“敬而远之”。同时，一些过去较为积极支持中国的权利型机构的国际资助方，为获得在中国大陆地区活动的合法身份，大幅减少了对权利型机构的投入。最近几年公益领域中流行的网络众筹，对大多数青年行动者来说帮助并不大，因为在更广范围之内的公众对于青年行动者们的了解也很有限。
资金来源的匮乏，导致部分行动和权利型机构资金断流，不少行动者处于无酬劳动或没有稳定收入的状况。个别机构的资金问题持续无法解决，因而缩减人员和项目，若再遭遇打压，往往会选择关闭。一些资源较多的机构或团体尽管能以各种方式勉强维持资金链稳定，但也难以发展扩大，无法随年资提高人员工资，也无法吸引新人进入。另有一些权利型机构则选择尝试调整工作内容，转向开发能够被政府和国内基金会接受的项目。
资金短缺、人力匮乏，加上不时遭遇政治干扰，导致整个致力于公共领域的行业近4年以来处于低度发展的状况。在此期间，许多年轻的行动者一开始进入行业就要单独负责一个项目工作，尽管这种经验能迅速为ta们带来运动的兴奋和成就感，由于机构或团队人手和资源不足，往往无法为成长中的青年行动者提供相应的工作指导与支持、学习资源和晋升机会。
在近年运动进入低潮后，许多行动者仍表露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和社会理想的高度认可，希望留在公共领域工作，但长期无法获得职业成长和收入增长，加上外部缺乏有效、系统的行业性支持，行动初期的热情和信心面临耗散。
3. 行动群体内部矛盾
关注公共领域的机构和群体，如同其他行业的机构，内部也会有权力关系和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存在，产生种种矛盾甚至斗争。青年行动者大多是抱着社会平等和公共参与的理想投身到运动中，ta们对不平等问题往往敏感度更高、批判性更强。当发现群体内部存在权力压迫和不平等、不民主问题时，青年运动者更容易察觉且感到难以接受。如果这种问题得不到公正有效的解决，难免会对运动产生失望情绪，也更难有动力维持对运动的高强度付出。
行动群体现存的内部矛盾主要围绕两种主题：运动理念和方法的分歧；群体或机构内部资源和权力分配的问题。
运动理念和方法的分歧，通常涉及行动组织与行动者个人之间所谓“温和”和“激进”的相互评判。比如，逐渐转变为温和立场的机构负责人，倾向于与“激进”、“敏感”的机构、议题和行动者保持距离，包括不参与对被打压的同行的声援、不在自身工作内容中引进权利成分、要求内部成员跟官方保持沟通和妥协、甚至拒绝某些被认为“敏感”的行动者参加其举的办活动等等。这些举动可能引起被“保持距离”的行动者和群体的不满，也可能在机构内部引发争议。一些行动者会因此对相关机构和负责人感到失望，认为ta们违背了参与公共领域的理念和初衷，进而逐渐分道扬镳。
然而在现实的行动群体中，由运动方式和理念差异引起的分裂及伤害可能远少于由资源分配和权力关系问题。访谈对象中，表示自己因后者感到受伤的人数是前者的约三倍。资源和权力分配的矛盾可能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样，如群体内部的性别和情感问题、某个运动归功于哪个机构的问题、群体内部话语权问题、机构资金运转透明度的问题、工作负担问题等等。
但相比于问题本身，往往是群体内部处理矛盾的方式更容易导致群体的撕裂。一些因群体内部矛盾受到创伤的行动者认为，行动群体本身即具备较强的批判和抗争意识，因而内部一旦发生矛盾，容易引起强烈的、上升到思想意识高度的批判；但同时又受到运动文化的影响和公共讨论训练不足的限制，群体内部易产生站队现象，双方难以和解。紧缩的政治环境下，公共领域能获得的资源原本就很少，客观上容易出现资源集中的现象。矛盾发生后，权力关系中的弱势方很难再分得资源，边缘且低度发展的运动群体内部也缺乏对话和调解机制，弱势方往往只能被动或主动淡出“运动圈”。
青年行动者参与到运动中，体验着长期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对运动的热情和对群体的归属感成为支撑其持续工作的有效动力。群体内部冲突带来的失望，就很可能成为压垮青年行动者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
4. 多重夹击下的个体脆弱性
整个行业的资源匮乏和低度发展，造成青年行动者经济、家庭（亲密关系）、风险承受能力、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脆弱性。
参与公共领域的工作收入往往只能满足行动者基本的生活需求，大多数行动者处于收入“月光”状态，有时需要依靠家人的资助或消耗过去的积蓄。部分机构能够为行动者购买基本的社会保险，大多数行动者由于雇佣关系不稳定、机构无法合法注册或机构资金紧缺，缺失基本的社会保障。大学刚毕业的行动者，出于对社会运动理念的认可和热情，或许能够接受较低的工作报酬。随着行动者年龄的增长，组建家庭、养育子女和生活安定的需求不断上升，同时与主流行业中同龄人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青年行动者的心理焦虑也在加剧，逐渐出现转行的考虑。资深行动者的流失，也容易加剧行业低度发展的状况，形成恶性循环。
来自原生家庭的压力同样难以避免。行动者的工作和身份难以被主流社会认可且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风险，大多数行动者的父母不支持子女的工作，青年行动者与家人保持友善沟通的状况较为罕见。为减少父母的担忧和干预，部分行动者不得不向父母隐瞒真实工作内容；另有小部分行动者的父母虽能接纳ta们的社会理想和职业选择，仍难免对其可能遭遇的风险感到焦虑担忧。多个受访者透露，警方曾通过向自己家人施压或恐吓来达到打压其工作的效果。
外部的压力也影响了行动者们的亲密关系。多数行动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群体内部寻找伴侣、发展亲密关系，身处同样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也确实有不少行动者在访谈中表露，自己从伴侣身上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照顾和支持。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与伴侣同在一个领域中工作更像是一场噩梦。政治立场、运动手段理解的差异，与亲密关系之中常常会产生的嫌隙交叠，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相互放大。这反而给不少行动者带来了伤害。
在此还要指出的是，过去的经验显示，风险发生后，尽管群体内部能够为受影响的行动者提供多种支持，但由于政治打压是实实在在地直接施加在行动者个体身上，承受这种暴力伤害的仍是行动者本身。这对每个青年行动者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近年来，专门针对政治打压带来的心理创伤（以及前面所述的由于内部分裂导致的运动创伤）的心理支持资源非常有限，绝大多数青年行动者是通过忍耐、做运动、同伴倾诉和自我开解等方式度过心理难关。
身受重重压力夹击的青年行动者，无法回避其越来越显著的个体脆弱性。一个明显的现象是，2015年以来，青年行动者群体大比例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近半访谈对象提及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包括对于国家暴力机关的恐惧、对于无法得到更多支持的焦虑、以及对于自己行动价值的怀疑），容易感到无力、彷徨、孤独，认为自己无论在运动群体内还是在主流社会中都处于边缘和缺乏支持的处境；近五分之一的访谈对象被确诊为抑郁症，需要通过服药和定期接受心理咨询进行治疗。
五、 青年行动者对运动和政治的看法
“我们正处于社会行动的冬天”——这是中国青年运动者对当下运动与政治形势的普遍判断。这个“冬天”是由严峻的政治环境，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效应构成的，尽管行动者们并没有轻言放弃，行动群体的内部联结在这个“冬天”里仍然不断被弱化。同时，政治紧缩导致行动者对政权接纳度急剧下降，行动者对运动和政治的看法有激进化倾向。ta们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流露悲观态度，在实际工作和个人规划中表现为蛰伏和观望。关于民主政治和理想社会，部分行动者也有更多、更深层的思考。
1. 不甘心的“冬天”
本次调研的青年行动者对时局最具共识的看法是：政治威权性加强，政府对民间异议容忍度降低，社会行动空间持续收缩，因此基本不具备行动的条件，运动正处于艰难的低潮时期。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判断，ta们对“条件不具备”的描述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政治风险高、舆论环境差、政府管控升级和资源匮乏。其中行动群体和机构资源匮乏的问题，第四节中已作阐明，本节不再赘述。
政治风险高主要指的是行动者被捕、被骚扰和机构被关闭的风险上升。多名访谈对象表示，近年发生的连续多起行动者被抓捕事件，对ta们自身的风险级别判断和心理冲击很大。ta们同时认为，针对公民社会力量的打压仍会持续，“这就是冬天。”有行动者提到，由于进行组织工作的风险特别大，ta所属的团队现在尽量采用线上提出行动方案但不进行深度动员的行动方式，然而这一方式的效果非常不稳定。有从事劳工运动的行动者表示，当前环境下，工人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基本无法进行。另外也有多名行动者指出，过去官方的“红线”相对可以把握，但现在要开展工作，政治风险基本是难以判断的。一些行动者开始将遭受打压和牺牲个人自由视为坚持社会理想和行动难以避免的代价。
关于舆论环境差，有受访者这样形容：“政府在管控舆论这方面真的是飞速进步……它好像那种我们不知道的怪兽，它的进化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除了网络审查、删帖、封号等问题外，对言论环境有所观察的行动者发现，由于缺乏稳定开放的讨论空间，以流量为导向的自媒体舆论环境变得非常戾气，许多传统道德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变得不容辩驳，理性和有来有往的讨论无法展开。这对于反歧视等涉及公众意识提升的议题极为不利，行动者经常陷入被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污名化、被认为是反华势力的处境。同时，带有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倾向的内容很可能被删帖，难得积累到一定读者数量的独立自媒体也会轻易被封号，这使得澄清性的内容无法有效传播。权利型机构或群体在自媒体传播中本身不具优势，紧缩环境下几乎更加无法到达公众。
行动者们对政府管控升级的感受更为明显。一方面是警方的监控手段进步，一些行动者长期面临跟踪、驱赶、监控行动和被禁止活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其持续参与运动的可能性；一些机构为了保持合法身份，自我审查严格，行动力减弱。另一方面，政府的管控升级还体现在压制手段的多样化上，比如动用学校向行动事件中的当事人施压，利用合作自媒体对权利型机构和行动者进行污名。随着运动进入低潮期，多名行动者指出，缺乏资源和活力的行动群体正在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近年少有新人加入；同时失去话语平台，与社会主流脱节的趋势难以避免。
另外，受访者们进一步提出了ta们对行动群体的担忧：“有很强烈的被打散的感觉，被环境打散了。”政治高压之下，不同理念、议题和工作方式的行动群体之间相互隔离、封闭性上升；经历过政治打压的行动群体，内部联结被强制打散；未经历直接打压的群体也因活力下降而内部联结弱化。不少受访者提出，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有意识地维持行动群体内部联结，同时促进跨领域行动群体的合作交流。
多数受访者们表示，“冬天”的严峻程度，不断刷新ta们的想象，ta们因而常会感到无奈和彷徨，但许多行动者也同时表现出一种“不甘如此”的心态：
“在这种集权的制度下面，基本上是没有（以前那种）行动的空间，但是作为一直参与了那么多年的一个行动者来说，会觉得自己还是希望去做点什么。”
“可能刚开始会有（暂时离开）这种想法，但是都已经快30岁的人了，没有必要再去逃避这件事情，这（指社会行动）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行动群体）散了就永远散了……（所以）千万不能散，一散就完了。”
2. 对政权认可度下降
在近年官方对民间社会力量的连续打压之前，大多数行动者是抱持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加入到运动中，对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归结为政策制定缺陷、地方政府执政不当、或既得利益团体影响政策等。青年运动者对主流意识形态普遍认可度不高，但少有对政权、体制作出公开的否定性表态和直接反对政权的行动，相对而言更多表现为“政治冷感”。然而，在经历政治打压、见证政府对民间社会力量发展的扼杀之后，虽仍有少数受访者强调自己不追求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转变，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年行动者展现出显著的对当前政权产生质疑的过程。以下是两个典型例子，为保护受访者身份，特异性内容有删减：
“一开始被打压的时候，我就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后来慢慢就接纳了，接纳自己确实就是被政府打压，政府就是不喜欢你。”
“之前，我们……是在合法的法律框架之内的，我还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这种打压，是一种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方向……之后，我就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低下的问题。造成现在这种社会矛盾，包括社会的乱象以及对我们的打压，完全是在保护他们的执政地位，并不是单纯的以前所认识的地方政府不作为的行为。”
可以看到，部分青年行动者在经历打压和见证政治转变之后，从过去不能理解打压或认为打压是个别现象，到后来认为，当前政权本身就是不接纳人民的诉求和自主意识的，政权的根本目的在于延续其统治。这种转变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政治打压加剧促使相当比例的行动者对政权产生了整体性的质疑。
在对政治现实产生认识转变的基础上，行动者们开始进一步分析自身工作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有多位受访者指出，由于官方长期不具备吸纳民众意见的意识和意愿，过去的民间行动通常是通过舆论施压的方式对官方进行“倒逼”，但在打压深化和政治紧缩之后，这种方式变得“越来越没用”。因为随着政府管控能力进一步加强，政府和行动群体的实力对比越发悬殊，掌握权力优势的官方被认为更加封闭和傲慢，行动者不再具备召唤起值得官方重视的公众压力的条件，影响政府作为甚至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也几乎降为零。相反，有受访者注意到，有民间团体为了获得资源，出现迎合官方甚至被官方渗透的现象。
随着政治打压和政治空间紧缩造成的社会行动环境恶化，青年行动者本就十分有限的工作空间和资源进一步消失。有遭受打压后到国外进修的行动者认为，中国的非民主政治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在中国没有发展和建立公民社会的空间。
3. 理念与行动的分裂
约30%的受访者提到，在自己或身边的行动者受到打压后，ta们转而参与到被视为更具政治敏感性的行动中。这些行动者对运动和政治的看法也出现激进化的倾向。例如，有行动者在身边朋友遭受打压时开始接触政治犯的救援工作，朋友获释后，ta仍会参与其他政治犯的救援，相比以往的权利倡导行动，该行动者参与的工作敏感度明显上升。另外，在对工作进行反思时，多名受访者提出，在现实背景下，服务性或个案支持类的工作难以带来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改变，因为在结构不发生变动的前提下，受服务的群体无法真正改变处境，权益受损的个案也会层出不穷，受访者对温和行动的认可度出现下降趋势。
同时，有数名受访者强调，不应将激进行动排除在公民行动之外。多名受访者提及，自己对未来社会转型的形势判断悲观，认为中国没有和平转型的可能。一名受访者说：“对于大陆来说，如果你没有任何暴力的行动，没有任何流血牺牲，完成什么事情是不太可能的。”本研究认为至少部分行动者在政治紧缩后对运动和政治形势的看法出现激进化认识的趋势。
但不可忽略的是，在本次调研中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与接纳激进行动的受访者数量相当的受访者提到：“要学会妥协，不要用对立的视角看待行动群体跟官方的关系，与官方合作对于改善具体问题是更为务实的选择。”从受访行动者的现实表达来看，对于行动发展，群体内部可预见会出现“激进化”和“温和化”两种反向的立场。
另外，青年行动者对运动理念表现出的激进化倾向也需要复杂化和辩证的理解。在被问及现阶段的工作计划时，表达出理念激进化倾向的受访者普遍没有进行激进行动或持续参与政治敏感工作的计划，ta们大多愿意在必要时参与更为敏感的工作，例如救援政治犯的行动，但在日常工作计划中更多表现出蛰伏趋势：部分人已经出国读书或准备出国读书，又或计划通过其他方式提升多方面的能力；部分人提出会将行动日常化，例如提升身边人的权利意识；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先安顿自己的心理和生活状态，缓解自己的创伤和抑郁症状，再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行动者们表现出的观点激进化和行动蛰伏化，表面上来看是理念和实践的分裂，这种分裂也确实导致了行动者现阶段普遍出现抑郁和无力等心理状态。但在逻辑上，这种分裂可以说是自洽的：对现实环境的悲观与失落，表现为行为上的蛰伏，希望等待时机和保存能量。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支持了行动者们的判断：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在下降。
4. 对民主政治基本认同但认识复杂化
本调研发现，青年运动者对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价值基本保持较高程度的认同。在描述对更理想的社会的想象时，受访者们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要有权利意识和自主权，二是公众要有制度保障的公共参与渠道。“博弈”、“协商”、“限制”等词汇在受访者谈论民主政治时频繁出现，这也符合现实中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
尽管如此，仍有高达8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已经不再谈论“公民社会”，也鲜少在工作或生活中听到他人谈论“公民社会”。对各个行动群体的覆灭性打压，令大多数行动者体会到“公民社会”在当前中国几无实现的可能。有数位受访者谈到美国和欧洲近年出现的民主危机，认为这反映出现有的民主制度或许也蕴含难以解决的缺陷，需要新的思路和语词去更新讨论。我们发现，中国青年运动者并非在全然理想化地理解民主政治，亦不认为实现民主政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策略性地看待民主政治这一过程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必要性。有受访者提出，现阶段，民主制度是公众与执政者能形成政治博弈的前提条件。
另外，也有部分受访者从性别、阶级等角度提出对传统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论述的质疑，认为女性和劳工等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在这些论述中是缺失的，传统的民主论述并没有正视现有社会中结构化的不平等问题。
可以说，虽然多数青年行动者对民主政治和理想社会的讨论相对简单化，但已有相当部分的青年行动者已经发展出国际化和后现代语境下对民主政治的复杂思考，在政治理念上体现出与国际政治、社会运动对接的趋势。
六、 青年行动者的需求
面对政治氛围紧缩、行动群体力量被削弱的现实，多数青年行动者计划在将来的工作中采取较为保守的姿态，但这并不意味着ta们甘于停滞和放弃实践。本调研请受访者对自己的需求进行了重要性排序，统计发现：群体和团队的支持在青年行动者的需求中占绝对的首要位置，学习资源与心理支持的需求基本并列第二，资金和工作督导的需求并列第三，最后是风险应对的需求[4]。在访谈过程中，调研团队与受访者进一步确认了需求的具体内容，可将青年行动者的主要需求整合为三种类型：第一，行动群体内外的支持性环境与有效沟通；第二，知识技能提升与获得指导的机会；第三，资金与人力资源。
1. 行动群体内外的支持性环境与有效沟通
在谈及自己的需求时，受访者常将群体支持与心理支持并在一起谈论，也往往将与群体内同伴交流作为获得心理支持的主要方式。这显示出许多青年行动者倾向于在行动群体内部寻求心理支持。从外部条件来看，这种现象部分来源于行动者们对外寻求专业心理支持的困难程度。
专业的心理咨询费用高昂，多位受访者谈及经济困难的状况时，特别指出自己没有能力支付心理咨询的费用。同时也担心心理咨询和精神类医疗在中国的隐私风险，心理咨询师在警方压力下有可能透露谈话内容，而精神科医院在性质上为国家所有。有受访者谈到，在自身和群体伙伴遇到打压时，ta不敢再到医院复诊抑郁症，导致被迫断药，出现心理崩溃的状况。更关键的是，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心理咨询的资源非常有限，受中国主流心理治疗体系训练的咨询师未必能处理行动者遭遇的政治暴力、运动创伤等特殊问题。专业心理支持匮乏的现实，可能也是导致行动者心理支持需求排在高位的原因。
提供心理支持之外，受访者所谈及支持性环境还包括三种层次，按重要性排序分别是：第一，团体内部的相互支持、深度理解、密切信任的氛围；第二，小工作团体之外，受访者希望广义的行动群体内部的氛围相对友善，不同议题、在理念和行动光谱上不同位置的行动群体能相互合作和保持交流；第三，受访者希望行动群体和公众之间存有沟通的机会和平台，而不是持续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和污名化。
受访者将群体和伙伴支持的重要性排在专业心理支持之上，一方面是青年行动者认为支持性的群体氛围能有效缓冲行动环境恶化造成的心理痛苦；另一方面，群体内的不友善给行动者带来的心理痛苦更甚于大环境造成的心理压力。数位受访者提到，遭遇风险感到痛苦和恐惧时，来自群体的陪伴和支持能有效缓解压力和恐惧；另有多位受访者则说到，在遭遇风险之后，来自行动群体的隔离和边缘化，对其造成比失去人身自由更大的痛苦。还有多位曾陷入群体内部矛盾的受访者说，内部矛盾给自己带来的打击，才是淡出群体和暂停参与行动的最主要原因。
可见，行动群体内部是否能建立起支持性环境，往往会成为行动者在恶劣环境下能否坚持从事公共领域工作的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如何创造群体内部的支持性环境，中国的青年行动者们才刚刚开始探索。
2. 知识技能提升与获得指导的机会
青年行动者希望学习提升的能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专业技能、理论分析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
关于专业技能，青年行动者在工作中虽然不时会有参加短期培训或工作坊的机会，但多位受访者提出，希望有更为系统和多样的专业技能学习机会，扩展自己能在工作中应用的技能，比如，应用戏剧、视频剪接、协作等等。
由于近年中国的政治局势急剧变动，不少青年行动者也希望能学习一些抽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理论工具，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身处的政治环境，制定更适用于中国的行动和话语策略，以及中长期的职业规划。另外，也有受访者希望提升自己在阶级、性别等视角上的理论分析能力。可以看到，中国青年行动者对自己的宏观政治社会认知水平有更高的期待。
对于风险应对能力，行动者们不仅认为自己需要掌握专业的信息安全技能，如保密通讯技能、电子设备安全技能等，也强调希望提升政治风险分析和应对的能力，包括：警察的逼迁和谈话意味着什么、如何应对警察约谈、如何对行动方案进行风险评估、如何制定风险预案等。
需求调查中“工作督导”也被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不少受访者提出，除了不定期地参加业内培训，ta们也希望能在工作中获得具备丰富经验、专业能力强的行动者的指导，不仅出于对自身工作能力提升的期待，也认为这有助于降低青年行动者在工作中的焦虑感和孤立感。
2015年开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针对社会行动者的政治打压，促使越来越多青年行动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前往海外留学，暂时规避风险的同时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学习，拓宽视野，尝试对中国社会行动发展探索新的思路和出路。不过，海外留学门槛较高且成本高昂，访谈过程中，缺乏资源的行动者也坦承期待外界能提供相关的资助和机会。
3. 资金和人力资源
在政治环境紧缩的情况下，行动群体面临的资金和人力缺口比政治环境宽松时更为严重。资金和人力，也与行业能为行动者提供多少内部支持和学习资源直接关联。关于资金和人力紧缺的原因，及资金和人力紧缺造成的行动者困境，在本报告第五部分中已有较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七、 结论
2013年以来，不断紧缩的政治环境，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国青年行动者多重的困境和脆弱性。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政治打压的直接伤害，如骚扰、逼迁、限制人身自由、关闭机构等。同时，政治紧缩严重限制了公民社会团体所能获得的资源，导致这些团体长期处于低度发展的状况，无法为青年人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发展，这也进一步导致青年行动者难以获得经济保障和家庭的支持。青年行动者的脆弱性显著，在大环境的压力和自身发展限制下，ta们心理状态也不断恶化。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行动群体内部也并非友善平等的“乌托邦”，无法解决的矛盾和权力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常常使行动者对运动感到失望。行动群体碎片化，行动者流失，是当前这一行业难以回避的问题。
政治风险增加、舆论环境恶劣、政府管控升级、行动者群体碎片化等种种不利因素，使青年行动者们基本达成了“运动处于低潮期”的共识，但ta们普遍未放弃推动社会改善的理想，而是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或安顿自我、或进修学习、或低调持续行动、或反思行动文化并尝试新的实践路径。同时，青年行动者对政权的认可度降低，过往对政策和社会问题的不满，有上升为对政权的质疑的趋势。ta们对运动和政治的看法激进化，在行动上则表现为蛰伏和等待。青年行动者们开始对接国际上对民主政治的复杂反思，不认为民主就是“万灵丹”，但仍对民主社会和制度保有一定程度的认可，认为这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过程。
即便现实环境日趋严酷，青年行动者们并不打算就此停滞。ta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行动者对多方面学习和技能提升的需求，也希望改善社群内外环境，给予彼此更多的支持，但资金和人力的紧缺将是行动者群体长期的发展瓶颈。中国社会运动的冬天不会很快过去，青年行动者群体若要度过寒冬，仍亟待外界的支持和自身的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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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益仁平中心将对警方查抄提起投诉控告》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yl-03272015123943.html；《益仁平回应中国外交部“涉嫌违法”指控》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4/150415_beijing_yirenping； 《中国5名被拘女权人士“已经全部获释”》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4/150413_three_women_activista_release； 《北京益仁平中心：就公益人士郭彬、杨占青遭刑留及近来当局对民间公益事业密集打压的声明》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5/06/2015-6-12-6-12-6-15-2007-2015-4-4-30.html；维基百科《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广东劳工NGO遭连串打压，至少3人被刑拘》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05-mainland-guangdong-worker-ngo/
[2] 此处所指的“激进”，是引用中国NGO和公民团体内部常用话语中的定义。理念上偏向民主价值的，诉求上涉及权利的，方法上涉及公开行动和传播的运动和机构，被视为“激进”；理念上去政治化、去价值化，方法上低调或与政府合作的机构和相关行动，被视为“温和”。
[3] 由于从事某种政治活动或因为政治因素而被本国政府认定为犯了罪的人。在中国，具有权利诉求或制度变革诉求的活动，通常都会被视为政治敏感活动，情况严重时，从事此类活动的人有可能被控以刑事罪名。
[4] 36名受访者中，回收有效需求重要性排序34份。每份排序中，资金、团队和伙伴的支持、学习资源、心理支持、风险应对、工作督导6个选项按重要性排位计分，第一位计6分，第二位计5分，以此类推。受访者认为不重要而没有排序的选项计0分，受访者认为差不多的选项按剩余分数的平均分计算，例如，受访者认为团队支持最重要，其他差不多，则剩余总分为15分，剩余5个选项每个计3分。六个选项的重要性最后按总分排序：团队支持157分；学习资源123.5分；心理支持120.5分；工作督导103.5分；资金102.5分；风险应对78分。
中国青年行动者发展关注组
China Youth Activists Development Concer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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