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歐菲光發布公告稱，公司和索尼中國達成了收購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全部股權的交易。此次交易中，索尼電子華南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作價0.95億美元，計入償債款1.39億美元後，交易總對價為2.34億美元。11月8日，這個收購案被中國各大媒體轉載才為4000多工廠工人所知悉。工人認為索尼方面把工人當做資產，在工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如桌椅板凳一樣賣出，並且沒有對工人的工齡進行清算。工人自11月10日開始進行了兩周的罷工維權活動，最終事件以公安逮捕11名領導罷工的工人、索尼方面開除40餘名工人，並給其他工人最高一千元補償並簽署復工協議書後平息——工人工齡問題卻依然沒有結果。無獨有偶，可口可樂公司在中國的瓶裝業務重組後，工人要求公司「買斷工齡」，從11月21日起，重慶、四川及吉林三地員工約600人舉行抗議和罷工。
一如往常的中國勞工維權事件，香港媒體方面則多關注在罷工事件本身，鮮有深入探究；而內地媒體方面則更多關注的是外資撤離的原因、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而具體涉及罷工事件本身的報道和幾個事件來龍去脈則是人云亦云，縱使前有《共同社》連續幾篇對索尼罷工工人有失公允的報道，然而有鑒於內媒對「罷工」二字避之則吉的態度，令事件幾乎難見深入報道，而立場則在不知不覺中便傾向於資方了。從網上的傳播情況來看，其實這些消息並未在中國的網絡輿論上形成太多的關注和討論，偶有提及也是動輒上綱上線到「工人罷工影響國內資本收購外資」的民族主義情緒上，或是「合法的企業收購下，工人罷工只是貪財無理取鬧」之類的膚淺論述。然而如果對近期此起彼伏工人抗議罷工的個案加以整合理解，卻能在其中找到不少共性的存在：外資撤離中資接手、企業轉讓法理充分卻有不合情理之處、基層工會「神隱」、勞資糾紛動輒成為罷工等等，而這些問題斷不可視為偶發個案。
30多年前，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珠三角，以優厚的營商條件招徠了眾多港澳台企業紛紛進駐，廉價的地租、優厚的稅收政策以及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推動了珠三角地區的急速發展。然而，作為一塊中國改革實驗的處女地，對於在外資之內工作的勞動者的權利保障卻極端滯後。隨着工人權利意識覺醒，低工資、超常勞動時間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等逐漸成為各地引發罷工的誘因，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組織揭露，2015年，在中國發生2774次工人罷工，超過之前4年的總和。
企業併購重組與工人何干？
實際上企業併購重組給員工就業前景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不論是員工還是管理層本質上都有可能受到影響。而在索尼和可口可樂的例子中，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對於工人工齡的清算問題。2016年最新勞動法裁員賠償標準，勞動者在該單位的實際工齡支付經濟補償金，每做滿一年補償一個月工資，不滿半年補償半個月工資，滿半年不滿一年算一年補償一個月工資。
勞工通訊的韓東方稱實際上企業併購重組中，工齡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在勞動法的框架下，買賣雙方是否有將此類工人成本計算在內是值得注意的。而以往的經驗可以看出工廠內的老員工在工廠易手後很容易成為優先被裁員的目標。因為企業主往往認為在流水作業中，新老員工間的差異未必很大，而新聘請一個員工往往只需要老員工三分之二的工資。而對工齡的確認在此就變得尤為重要。
在勞資糾紛中工人往往處於弱勢，即使是罷工也往往在政府息事寧人的態度，和資方的威逼利誘下難有成果。以索尼罷工為例，工廠方面除了一方面以殺雞儆猴的方式開除領導罷工的工人之外，另一方面由於工廠工人吃住都要依附於工廠，資方更使罷工員工的工作卡失效，令其無法進入工廠區域，更連工廠的餐廳都難以進入，兵不血刃的令工人在壓力下簽署復工協議。而工人雖然獲得了部分賠償，但是對工人來說工齡問題卻依然沒有解決；對工廠來說更是「含冤」向工人支付了一筆「退場費」。
維穩思維下左右為難的地方政府
面對工人罷工，政府的態度似乎相當曖昧，與涉事各方都保持一定距離。因為它擔心激起反彈，或者不願在民族主義於中國高漲之際，代表外國企業（尤其是日本企業）對中國工人採取行動。更重要的問題是，近些年的外資撤離潮，對於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説可能損失巨大，政府方面自然也不會再進一步刺激外資企業。
一些基層地方政府挽留外商心切，持續強調招商引資的指標，在協商考慮各方面利益關係時就難以持平、立場模糊。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曾志超稱各地方政府在處理集體勞動紛爭時，態度多偏向資方，未能以中立者的角色調解雙方的爭端，有時還會以公權力介入，以警察鎮壓或行政權管制，迫使勞方退讓。
2014年9月25日，廣東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而在之前徵求意見的階段便引發了劇大爭議，尤其是港商的強烈反彈，而在之後立法機關刪除了一些爭議性條款，例如將職工集體協商的邀約門檻由三分之一提高到了二分之一，顯示出資方在這場博弈中實質佔據了上風位置。
中國基層工會能做什麼？
根據《南方日報》2012年的數據，在市場經濟發達的深圳，超六成企業工會仍是「老闆工會」。例如這次索尼工廠中的工會主席就是部門長，本質上也是企業高管。而在索尼工人罷工的之前工人曾經聯繫過本廠的工會主席，然而卻沒有得到回應，而在無奈之下的罷工後才驚動區工會，勞動局，信訪維穩辦的出面協調——然而最終卻以警察出動收場。中國勞工通訊的韓東方認為，這些企業收購爭議作為正常的商業行為自無可厚非，而工人方面對於自身待遇和工作前景的關注同樣合理。勞資雙方之間本質上就是利益分配的爭執而已，而如果政府一味以維穩思維抑制工人罷工行為，其結果只能是留下一個個定時炸彈，導致「三輸」的局面。
所以實際上工會本可以承擔起在而在勞資之間協助政府斡旋的角色，而類似索尼罷工的情況，從本質上來說勞資雙方都有各自道理，而工人關於處理工齡問題訴求則完全合情合理。其實工會完全能夠在這一片灰色空間內發揮作用，比如引領「集體談判權」的使用，成為勞工壓力的「安全閥」。一方面能夠安撫企業，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解決勞資糾紛，消除社會動蕩隱患。最後，工會也應當有職能的承擔能夠在勞動政策、法規制定和修改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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