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民国百年——有国无民，有民无国
星期一, 10 十月 2011.
如恩格斯所说，（民众）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中国百年革命肇始于此。于是，“民为邦本；主权在民；率土之滨，莫非国民”的“中华民国”之梦想也由此而来
梁闻道（中国劳工论坛）与 周卡齐（台湾社会主义者Blog）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卡尔-马克思
根据美国学者马罗利（WALTER H. MALLORY）1926年所作的《中国：饥馑之国》（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记载，从公元前108年到1911年之间，中国至少发生1828次有记录的大饥荒，平均每年在一省或数省发生一次大饥荒。
从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到1911年辛亥革命，晚清政府共签订500多份不平等条约，赔款总额超过19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
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于日本，改良无望的孙中山痛心疾首，“中国积弱，至今极矣！……政治不修，纲维败坏……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如恩格斯所说，（民众）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中国百年革命肇始于此。于是，“民为邦本；主权在民；率土之滨，莫非国民”的“中华民国”之梦想也由此而来。
辛亥革命——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夭亡革命”
1911年“黄鹤楼兮忽树革命旗”，革命的产儿——中华民国——，诞生了。但饥荒与战乱并未远离中国。仓促而就充满妥协的辛亥革命不过是一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夭亡革命”。虽然，革命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旧满清帝国统治，建立了名义上亚洲最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系却顽固依旧，盘根交错的封建力量和帝国主义仍然控制着中国。
在帝国主义时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虽然仍能动员底层汉族民粹主义，但早已与上层政治架构不相适宜。满清政府经过近三百年的统治已成为中国封建地主士绅阶层的代表，而非仅是外来统治民族。即使推翻满清政府，如果没有根本改变封建经济制度，那么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仍然不过是一纸空文。
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建立大一统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政治需要，和现实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旧封建官僚集团和改良宪政派的妥协，单纯的汉民族口号迅速转变成包含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主义口号，并且为此专门订立出优待清朝皇室的条款。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的中华民族概念实源于此。
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丝毫未曾触及当时中国人民的真正大敌西方帝国主义，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倾心于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的斡旋、支持和承认，将他们视为可依靠的奥援。但是，如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民族独立根本无从谈起。帝国主义与外国资本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百多年时间内，通过发动战争、强占领土、迫签条约、逼开商埠、建立租界、控制关税、垄断航运、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等经济和超经济手段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予取予夺。
到1928年，外商垄断资本占中国对外贸易额90%左右，占全国航运吨位77.7%，占煤矿投资72%，并在中国沿海和沿江的主要通商口岸与大城市都建立有武装力量维护的租界，长期把持中国关税体系达70年之久。同时，帝国主义通过操纵各系军阀和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作为代理人直接对中国政治局势发挥影响力，通过教育与宗教机构在意识形态上建立话语霸权。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基本上承认了清政府时期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租界和法外治权，各路政客与军阀还希冀在帝国主义羽翼之下为自己多分一杯羹。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从客观的角度看，固然现代化的准则未必是必然西方化，但二十世纪的现实决定，现代化则一定是西方化，这已为包括日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等新殖民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所证明。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除了各种暴行和各种不平等之外，……在客观上还移植了新的生产力，加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的趋势。”
在民权问题上，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更是乏善可陈。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写的，“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架构没有变化，而旧的封建地主士绅官僚、民间宪政改良派与海外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合流，各种矛盾依旧存在，数百万新生的工人阶级和数亿底层农民毫无参与政治的权利。
今天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喜好高谈阔论民国初年的“民主与自由的黄金时代”。但事实上，北洋政府对选民资格有苛刻规定，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完全排除在选民外，而即使男性中对财产与教育也有限制（只有拥有500银元以上个人财产或小学毕业教育程度才能登记为合法选民），合格登记的选民不过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左右。当时亿万文盲的中国底层民众（中国1949年前文盲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约为80%-90%）彻底排除在选举政治之外。将大多数人口排除在外的所谓民主权利不过是“空头民主”。更何况各地军阀对于五四运动、工人罢工和所谓过激思想的镇压与屠杀，并没有丝毫手软。所谓北洋政府提供的“消极自由”的实质是由于军阀混战和各派势力斗争导致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和权力真空罢了。
袁世凯以下的北洋政府阁员和军阀皆是当年清末新建陆军中成员或前体制内的改良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大军阀们往往就是大地主：袁世凯家族（河南拥有4 万亩土地，占老家彰德县耕地三分之一），段祺瑞（东北土地20万顷），冯国璋（苏北75万亩），张作霖（东北300万亩）；各省军阀多占有土地数千亩到数万亩不等。
“新瓶装旧酒”的政治格局使得这些老旧军事官僚习惯于使用早已得心应手的封建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手段应对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袁世凯称帝（1915年）和稍后张勋复辟（1917）的闹剧接连出现也就不足为奇。袁世凯死后，由于缺乏权威性的军事领袖，中国彻底陷入混乱之中。当时全国上下大小军阀不下百人，各路军阀依托不同的外国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据统计全国大下战争不下500多场。
在战乱连天与残民以逞的局面下，民生二字更如梦话一般。北洋政府期间为维持统治和进行战争，军阀们大举借债、对内向民众强行摊销债券，对外则以管辖区域铁路、航运等专属权为抵押出卖主权；横征暴敛，强迫辖下农民种植鸦片，大规模预征田赋，1926年四川省军阀在盐税上增加附加税达26种之多，预征田赋到1957年，预征达30年以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John Lossing Buck)的《中国土地利用》记载：1932年华北地区农民每公顷田地向县政府所纳之税额为4.15元，合每亩0.2767元。华北三省政府账目实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为0.1826元。其中超收达50%以上，全部落入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腰包中。
农村亿万农民仍然处在封建地主的奴役下。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委员会调查报告》显示，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与富农控制着全国65%左右的土地（其中地主占人口3.57%，占有土地45.8%，富农占人口6.40%，占有土地18.0%），农村平均借款负债率为58%，借粮负债率为51%。中国最贫弱的数亿农民已是苦不堪言，难以生存，坐以待毙，莫如拼死一搏。这也为中共进行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温床。
正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的农民暴动比较俄国更加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土地领有者乃是资产阶级。农民暴动所直接反对的豪绅，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之最末环节。”
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兴阶级而发展起来。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甚少，总数不过三百万到四百万，仅占1920年代全国人口的0.7%到1%左右。但其集聚在东部沿海沿江的少数工业城市（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和香港等）和矿区内，如当时上海一座城市聚集了中国现代工厂的48.7%。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代表，同时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残酷压迫与剥削，日常工时长达10-12小时是普遍现象，工资收入勉强维持生存。根据1920年代上海本地报刊调查显示，仅上海一地就有十四岁以下童工近十八万人，而当时上海人口不过一百多万。
由于这种生存状况和阶级压迫，使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更强烈的革命激情与反抗意志，并且更容易实现组织和团结。但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存在一些弱点，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与农村和农民阶层的亲和性，大部分的中国工人阶级都是直接来自仍然受封建生产方式约束的农村，仍带有很强烈的小农阶层的意识与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半个农民”，这就决定了他们同时存在农民阶层保守、犹疑和狭隘的落后性。
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生提出的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目标历经1911年辛亥革命、1925-27年国共大革命都没有实现。最终，直到1949年中共在“社会主义”口号下推动建立工人国家的第三次革命才得以实现这一列宁（评论孙中山1912年演讲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称为“最纯粹的最澈底完满到合乎理想的资本主义”。这充分证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资产阶级根本无法实现其革命目标，而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最终实现并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国共大革命——同床异梦前功尽弃的“半场革命”
由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导致欧洲帝国主义诸强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的血泊泥潭中无暇东顾，中国作为后进者得以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和与之相伴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扩张，而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基层日益走向衰弱。由于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统一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任务，当时身处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夹缝间成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其政治代言人孙中山与国民党希望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打破桎梏，完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需要重新构造统一的市场、民族性和重建文化需求。中国托派王凡西提出，按照历史经验，文化运动总是发生于革命之前，沉寂于革命激战之时，再发生于新政权稳固以后。而知识阶层则是这一变动的主要受众和传播者。正如葛兰西对“文化霸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分析结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就是文化批判。
从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以陈独秀与胡适等为首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对长达两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和保守主义进行大力批判，并几乎狂热地去吸收和接纳西方社会最新颖和最激进的思想。这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对传统文化和旧意识形态地彻底否认与割裂，而全盘西化的做法，并不是中国的特例。1919年一战后凡尔赛会议上的丧权辱国为这一新文化运动转化为五四政治运动提供了契机，也由此推动工人阶级政治抗争、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党进入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后，欧洲革命的失败使新生的工人国家身处国际孤立与封闭之中，急切需要寻找新的世界革命突破点和革命盟友。列宁基于当时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现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得出“革命重心东移”观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当时最左倾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而与此同时，寻找新出路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国内外压力下进一步趋向左转激进化。从1921年底开始，在第三国际的斡旋与引导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步接近进行“国共合作”的第二次革命。
共产党员从1921年的50多人发展到1927年5.7万余人，领导下属工会300多万会员，农会700多万，工农运动在南方各地如火如荼开展。本早已失去生机松散腐败的国民党人数也迅速增加到60多万，吸收大量新鲜年轻激进的党员（其中包括数万共产党员），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建立新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1927年，上海80万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三次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推翻军阀统治夺取政权，而国民党的北伐军队在共产党人和各地民众支持下所向披靡，统一中国之势几成。
但是，正如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所表述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越到东方越反动。”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出生起就不是独立发展的，其脱胎于封建地主势力而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固然有时会表现出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冲突的一面（尤其是当帝国主义企图独霸所有财富之时），但同时其又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间的媒介与润滑剂。它既不敢真正触动赖以生长的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又要依赖先进得多的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赚取自己的那份利润（剩余价值），所以不得不以更野蛮、更原始、更血腥和更笨拙的方式盘剥本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
即使为了实现其统一国家和民族独立的目标，暂时愿意与工人阶级进行合作；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威胁到其政治基础和统治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疑地迅速转向反革命，镇压昔日的盟友，而这就是1925-1927年国共关系随着革命迅疾发展而摩擦日增的背景，先后发生“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等，直至最终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缘由。
当时无论是的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都对此问题早有预见。1927年3月，托洛茨基在写给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一份信中提出，“我们将在第一次转变时，遭到可耻的失败，（国民党）占领上海多半会成为这一转变的时机。”而1926年到1927年3月见，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三度提出要退出国民党，同样在1927年3月更是明言，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服从革命的力量。
由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下，稚嫩的中国共产党亦步亦趋地遵循着僵化的“阶段革命论”，与所谓进步资产阶级阶级合作，甘为国民党的“苦工”。当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时，中共缺乏独立的阶级斗争策略与领导层，手足无措，革命被白白葬送。
1927年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大肆屠杀与消灭进步革命力量，共产党员人数从5.7万下降到1万多，多被国民党右派和军方杀害。数以十万计积极参与革命的工农和国民党左派也遭杀害和清党；国民党自身党员数量从60多万骤降至20多万，青年菁英付之一炬。仅广西一省，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7年初的15万人下降到1934年的5千多人，上海清党竟将章炳麟、黄炎培和张君励等老同盟会分子列入通缉名单，北伐时期投身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基层党员多被地方土豪劣绅屠杀，在国民党基层相对深厚的江浙一带，县乡党部竟然杀得连能刷标语的基层干部都没有。即使反共著称的梁启超此时也说，从国民党中把共产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从此之后，土豪劣绅、军阀帮会与地痞流氓此后纷至沓来，纷纷成为国民党基层成分。国民党左翼力量丧失殆尽，彻底陷入腐化堕落之中。同床异梦的国共大革命成为一场前功尽弃半途而废的“半场革命”，资产阶级派终归没有实现实质上的民族独立和国内统一。
国民党执政——残民以逞穷途末路的“失败政权”
固然，在中国学术界和网络上有不少对于1928年-1937年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所谓“黄金十年”经济发展的浮华吹嘘。但事实上，这不过是1929年代末世界性资本主义大萧条，外国资本无力东顾，使得国内资产阶级可以依托本国市场而推动轻工业有所发展，但真正需要技术和大规模投入的重工业并无发展，钢铁冶炼反而发生退步。在这一阶段，各省自然灾害不断，军阀混战频频。国民党的中央政府虽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仍然只能实际控制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长江中下游的少数几个省份。其他广大地区或为各地军阀控制，或为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盘踞。而占国民政府总收入80%以上的关、盐、统三大税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举债早被当作抵押，加之大规模内战导致的庞大军费开支（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五亿元，而仅军费开支就达八亿元），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有名无实。
国民党政权为剿灭共产党、改造国民党和统一全国政令，试图推动中国化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其中包括建立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和推广新生活运动。但在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文盲小农的中国社会，加之政令不统一，各地军阀割据，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国民政府妄图以强权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法西斯化运动进行革新的目标终以失败告终。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在斯大林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压迫下，则转向农村地区通过农民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方式，由于其主张和策略契合当时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特征，通过大规模推行土地改革和改良政策，曾经被削弱的力量反而得到了长足发展。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严重依赖资源进口和工业品出口的日本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当时美国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其次为中国）。在这种局面下，日本国内政治集团和阶级间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亟需对外拓宽资源来源和销售市场，缺乏强大民族国家体制保护（关税壁垒与军事力量）的中国成为其为摆脱危机而进行掠夺的首要目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方激进势力一枪不发占据东三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陷入长达八年的战火之中。抗日战争导致中国死亡超过3000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至少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20年。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开宗明义提到，“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的道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在台北公会堂举行了受降典礼，台湾从此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然而，“祖国”政府带来的，不是战胜国的自豪与幸福，而是通货膨胀、专制独裁与贪污腐败。国民党政府罔顾台湾民意与破败的民生，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大肆掠夺台湾物资以支持中国内战与专制统治。“祖国”对台湾工农的压迫丝毫不下于日本殖民政权。台湾民众希望民主自治与参与政治的意愿被完全漠视。台湾人民对于所谓“祖国”代表的民国政府彻底失望。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迅速成立了接收委员会与日产处理委员会，负责接收日本留在台湾的公有产业与私有产业。到1947年，国有产业占工矿业生产比例超过70%，国民政府继承了日本在台垄断资本的地位，但未将之用于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
1947年2月27日，台北政府缉私人员开枪打死群众，2月28日台湾民众群集抗议，愤怒的情绪终于在二二八抗议事件中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这场台湾人民自发性、缺乏组织的抵抗。最终，事件没有上升为革命，也并未达到部分知识分子高度自治的诉求，却引来国民党军事镇压后的清乡屠杀行动。根据行政院调查报告，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在一万八千人到两万八千人之间，而当时台湾人口仅六百万人左右，相当于每三百人之中就有一人死亡，镇压的残酷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为对抗大陆的中共政权、维持统治与控制农业积累，不得已在台湾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三七五减租”等等土地改革。（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未能做到平均地权而丢失政权，当时在台湾本省的大地主尚不是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故可径行而无所顾忌。）
挟着二二八事件的恐怖与威势，国民党得以在台湾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部司令的陈诚曾公开对地主们讲：“…(三七五减租工作)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无异于以暴力要挟地主配合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的“成功”，也成了国民党及其宣传机器数十年间歌颂不断的“德政”。
虽然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释放大量依附地主的佃农；但是如此成功的「德政」并未造就宣传中一批所谓生活美满的小农。国民党的土地改革并未真正伤及大地主，反而使得一般中农以及中农以下农民的耕地更加零碎化。在国民党施行土地改革，消灭佃农制的同时，政府对农民以各种名目进行压榨，例如：米肥交换制、公学粮、国防税、余粮征收、公定价收购等等。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政府掌控的粮食平均约为总产量的30%，对耕地本已不足的农民来说，官僚资本主义政府无止境的盘剥和负担丝毫未比封建地主留情。
耕者有其田政策其十年的赎买期限，搭配上地租实物缴纳制，事实上就是将大批的小农锁在他们自己的零细土地上，不但无法将土地转卖、转租，甚至连转换作物都不可能。「国家佃农制」带来的工农剪刀差为国民党政权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这些措施除了稳定了国民党军事政权以外，更创造了一批农业半无产阶级。并且在十年赎买到期以后，从农村释放出来大量富余劳动力为台湾60年代后的工业化提供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今天中共政权在大陆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颇类似于此，但尚未最终走向土地私有化）
可以说，没有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及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就无从谈起后来台湾经济起飞的工业化。为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本，国民党决定完全掌握经济制高地——金融业，在60年代，台湾的金融机构除了国营单位以外，只有外资银行。而当融资的权力被牢牢地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和资本家的利害关系自然会紧密的结合，官商一体的巨兽已然形成。
更为吊诡的是，控制中国大陆的中共官僚专制政权经过三十年资本主义复辟，以血腥残暴的专制国家机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外仰赖勾结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内红色权贵与新兴资产阶级融为一体，残酷盘剥亿万工农大众，走上了当年被其称为「人民公敌」的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道路。
中华民国，名曰民国，实际却是有名无实；三民主义更是空中楼阁。民治、民有、民享，无一实现。1911年到1949年，虽有其国而无其民；1949年到2011年，虽有其民却不知何为其国。
民国百年，百年迷梦，百年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迷梦，是人类社会阶级剥削与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叶而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民国迷梦该醒矣，迷梦不醒，则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亿万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将永无其「国」——真正属于工人阶级与亿万劳苦大众自己的国家。
参考阅读书单：
梁闻道（中国劳工论坛）与 周卡齐（台湾社会主义者Blog）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卡尔-马克思
根据美国学者马罗利（WALTER H. MALLORY）1926年所作的《中国：饥馑之国》（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记载，从公元前108年到1911年之间，中国至少发生1828次有记录的大饥荒，平均每年在一省或数省发生一次大饥荒。
从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到1911年辛亥革命，晚清政府共签订500多份不平等条约，赔款总额超过19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
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于日本，改良无望的孙中山痛心疾首，“中国积弱，至今极矣！……政治不修，纲维败坏……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如恩格斯所说，（民众）对付政府的叛变和怯懦，只有一种手段：革命。中国百年革命肇始于此。于是，“民为邦本；主权在民；率土之滨，莫非国民”的“中华民国”之梦想也由此而来。
辛亥革命——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夭亡革命”
1911年“黄鹤楼兮忽树革命旗”，革命的产儿——中华民国——，诞生了。但饥荒与战乱并未远离中国。仓促而就充满妥协的辛亥革命不过是一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夭亡革命”。虽然，革命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旧满清帝国统治，建立了名义上亚洲最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系却顽固依旧，盘根交错的封建力量和帝国主义仍然控制着中国。
在帝国主义时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虽然仍能动员底层汉族民粹主义，但早已与上层政治架构不相适宜。满清政府经过近三百年的统治已成为中国封建地主士绅阶层的代表，而非仅是外来统治民族。即使推翻满清政府，如果没有根本改变封建经济制度，那么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仍然不过是一纸空文。
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建立大一统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政治需要，和现实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旧封建官僚集团和改良宪政派的妥协，单纯的汉民族口号迅速转变成包含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主义口号，并且为此专门订立出优待清朝皇室的条款。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的中华民族概念实源于此。
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丝毫未曾触及当时中国人民的真正大敌西方帝国主义，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倾心于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的斡旋、支持和承认，将他们视为可依靠的奥援。但是，如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民族独立根本无从谈起。帝国主义与外国资本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百多年时间内，通过发动战争、强占领土、迫签条约、逼开商埠、建立租界、控制关税、垄断航运、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等经济和超经济手段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予取予夺。
到1928年，外商垄断资本占中国对外贸易额90%左右，占全国航运吨位77.7%，占煤矿投资72%，并在中国沿海和沿江的主要通商口岸与大城市都建立有武装力量维护的租界，长期把持中国关税体系达70年之久。同时，帝国主义通过操纵各系军阀和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作为代理人直接对中国政治局势发挥影响力，通过教育与宗教机构在意识形态上建立话语霸权。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基本上承认了清政府时期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租界和法外治权，各路政客与军阀还希冀在帝国主义羽翼之下为自己多分一杯羹。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从客观的角度看，固然现代化的准则未必是必然西方化，但二十世纪的现实决定，现代化则一定是西方化，这已为包括日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等新殖民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所证明。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除了各种暴行和各种不平等之外，……在客观上还移植了新的生产力，加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的趋势。”
在民权问题上，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更是乏善可陈。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写的，“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由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架构没有变化，而旧的封建地主士绅官僚、民间宪政改良派与海外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合流，各种矛盾依旧存在，数百万新生的工人阶级和数亿底层农民毫无参与政治的权利。
今天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喜好高谈阔论民国初年的“民主与自由的黄金时代”。但事实上，北洋政府对选民资格有苛刻规定，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完全排除在选民外，而即使男性中对财产与教育也有限制（只有拥有500银元以上个人财产或小学毕业教育程度才能登记为合法选民），合格登记的选民不过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左右。当时亿万文盲的中国底层民众（中国1949年前文盲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约为80%-90%）彻底排除在选举政治之外。将大多数人口排除在外的所谓民主权利不过是“空头民主”。更何况各地军阀对于五四运动、工人罢工和所谓过激思想的镇压与屠杀，并没有丝毫手软。所谓北洋政府提供的“消极自由”的实质是由于军阀混战和各派势力斗争导致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和权力真空罢了。
袁世凯以下的北洋政府阁员和军阀皆是当年清末新建陆军中成员或前体制内的改良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大军阀们往往就是大地主：袁世凯家族（河南拥有4 万亩土地，占老家彰德县耕地三分之一），段祺瑞（东北土地20万顷），冯国璋（苏北75万亩），张作霖（东北300万亩）；各省军阀多占有土地数千亩到数万亩不等。
“新瓶装旧酒”的政治格局使得这些老旧军事官僚习惯于使用早已得心应手的封建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手段应对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袁世凯称帝（1915年）和稍后张勋复辟（1917）的闹剧接连出现也就不足为奇。袁世凯死后，由于缺乏权威性的军事领袖，中国彻底陷入混乱之中。当时全国上下大小军阀不下百人，各路军阀依托不同的外国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据统计全国大下战争不下500多场。
在战乱连天与残民以逞的局面下，民生二字更如梦话一般。北洋政府期间为维持统治和进行战争，军阀们大举借债、对内向民众强行摊销债券，对外则以管辖区域铁路、航运等专属权为抵押出卖主权；横征暴敛，强迫辖下农民种植鸦片，大规模预征田赋，1926年四川省军阀在盐税上增加附加税达26种之多，预征田赋到1957年，预征达30年以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John Lossing Buck)的《中国土地利用》记载：1932年华北地区农民每公顷田地向县政府所纳之税额为4.15元，合每亩0.2767元。华北三省政府账目实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为0.1826元。其中超收达50%以上，全部落入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腰包中。
农村亿万农民仍然处在封建地主的奴役下。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委员会调查报告》显示，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与富农控制着全国65%左右的土地（其中地主占人口3.57%，占有土地45.8%，富农占人口6.40%，占有土地18.0%），农村平均借款负债率为58%，借粮负债率为51%。中国最贫弱的数亿农民已是苦不堪言，难以生存，坐以待毙，莫如拼死一搏。这也为中共进行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温床。
正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的农民暴动比较俄国更加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土地领有者乃是资产阶级。农民暴动所直接反对的豪绅，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之最末环节。”
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兴阶级而发展起来。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甚少，总数不过三百万到四百万，仅占1920年代全国人口的0.7%到1%左右。但其集聚在东部沿海沿江的少数工业城市（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和香港等）和矿区内，如当时上海一座城市聚集了中国现代工厂的48.7%。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代表，同时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残酷压迫与剥削，日常工时长达10-12小时是普遍现象，工资收入勉强维持生存。根据1920年代上海本地报刊调查显示，仅上海一地就有十四岁以下童工近十八万人，而当时上海人口不过一百多万。
由于这种生存状况和阶级压迫，使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更强烈的革命激情与反抗意志，并且更容易实现组织和团结。但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存在一些弱点，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与农村和农民阶层的亲和性，大部分的中国工人阶级都是直接来自仍然受封建生产方式约束的农村，仍带有很强烈的小农阶层的意识与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半个农民”，这就决定了他们同时存在农民阶层保守、犹疑和狭隘的落后性。
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生提出的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目标历经1911年辛亥革命、1925-27年国共大革命都没有实现。最终，直到1949年中共在“社会主义”口号下推动建立工人国家的第三次革命才得以实现这一列宁（评论孙中山1912年演讲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称为“最纯粹的最澈底完满到合乎理想的资本主义”。这充分证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资产阶级根本无法实现其革命目标，而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最终实现并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国共大革命——同床异梦前功尽弃的“半场革命”
由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导致欧洲帝国主义诸强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的血泊泥潭中无暇东顾，中国作为后进者得以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和与之相伴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扩张，而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基层日益走向衰弱。由于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统一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任务，当时身处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夹缝间成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其政治代言人孙中山与国民党希望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打破桎梏，完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需要重新构造统一的市场、民族性和重建文化需求。中国托派王凡西提出，按照历史经验，文化运动总是发生于革命之前，沉寂于革命激战之时，再发生于新政权稳固以后。而知识阶层则是这一变动的主要受众和传播者。正如葛兰西对“文化霸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分析结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就是文化批判。
从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以陈独秀与胡适等为首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对长达两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和保守主义进行大力批判，并几乎狂热地去吸收和接纳西方社会最新颖和最激进的思想。这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对传统文化和旧意识形态地彻底否认与割裂，而全盘西化的做法，并不是中国的特例。1919年一战后凡尔赛会议上的丧权辱国为这一新文化运动转化为五四政治运动提供了契机，也由此推动工人阶级政治抗争、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党进入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后，欧洲革命的失败使新生的工人国家身处国际孤立与封闭之中，急切需要寻找新的世界革命突破点和革命盟友。列宁基于当时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现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得出“革命重心东移”观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当时最左倾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而与此同时，寻找新出路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国内外压力下进一步趋向左转激进化。从1921年底开始，在第三国际的斡旋与引导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步接近进行“国共合作”的第二次革命。
共产党员从1921年的50多人发展到1927年5.7万余人，领导下属工会300多万会员，农会700多万，工农运动在南方各地如火如荼开展。本早已失去生机松散腐败的国民党人数也迅速增加到60多万，吸收大量新鲜年轻激进的党员（其中包括数万共产党员），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建立新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1927年，上海80万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三次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推翻军阀统治夺取政权，而国民党的北伐军队在共产党人和各地民众支持下所向披靡，统一中国之势几成。
但是，正如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所表述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越到东方越反动。”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出生起就不是独立发展的，其脱胎于封建地主势力而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固然有时会表现出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冲突的一面（尤其是当帝国主义企图独霸所有财富之时），但同时其又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间的媒介与润滑剂。它既不敢真正触动赖以生长的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又要依赖先进得多的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赚取自己的那份利润（剩余价值），所以不得不以更野蛮、更原始、更血腥和更笨拙的方式盘剥本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
即使为了实现其统一国家和民族独立的目标，暂时愿意与工人阶级进行合作；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威胁到其政治基础和统治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疑地迅速转向反革命，镇压昔日的盟友，而这就是1925-1927年国共关系随着革命迅疾发展而摩擦日增的背景，先后发生“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等，直至最终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缘由。
当时无论是的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都对此问题早有预见。1927年3月，托洛茨基在写给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一份信中提出，“我们将在第一次转变时，遭到可耻的失败，（国民党）占领上海多半会成为这一转变的时机。”而1926年到1927年3月见，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三度提出要退出国民党，同样在1927年3月更是明言，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服从革命的力量。
由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下，稚嫩的中国共产党亦步亦趋地遵循着僵化的“阶段革命论”，与所谓进步资产阶级阶级合作，甘为国民党的“苦工”。当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时，中共缺乏独立的阶级斗争策略与领导层，手足无措，革命被白白葬送。
1927年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大肆屠杀与消灭进步革命力量，共产党员人数从5.7万下降到1万多，多被国民党右派和军方杀害。数以十万计积极参与革命的工农和国民党左派也遭杀害和清党；国民党自身党员数量从60多万骤降至20多万，青年菁英付之一炬。仅广西一省，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7年初的15万人下降到1934年的5千多人，上海清党竟将章炳麟、黄炎培和张君励等老同盟会分子列入通缉名单，北伐时期投身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基层党员多被地方土豪劣绅屠杀，在国民党基层相对深厚的江浙一带，县乡党部竟然杀得连能刷标语的基层干部都没有。即使反共著称的梁启超此时也说，从国民党中把共产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从此之后，土豪劣绅、军阀帮会与地痞流氓此后纷至沓来，纷纷成为国民党基层成分。国民党左翼力量丧失殆尽，彻底陷入腐化堕落之中。同床异梦的国共大革命成为一场前功尽弃半途而废的“半场革命”，资产阶级派终归没有实现实质上的民族独立和国内统一。
国民党执政——残民以逞穷途末路的“失败政权”
固然，在中国学术界和网络上有不少对于1928年-1937年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所谓“黄金十年”经济发展的浮华吹嘘。但事实上，这不过是1929年代末世界性资本主义大萧条，外国资本无力东顾，使得国内资产阶级可以依托本国市场而推动轻工业有所发展，但真正需要技术和大规模投入的重工业并无发展，钢铁冶炼反而发生退步。在这一阶段，各省自然灾害不断，军阀混战频频。国民党的中央政府虽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仍然只能实际控制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长江中下游的少数几个省份。其他广大地区或为各地军阀控制，或为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盘踞。而占国民政府总收入80%以上的关、盐、统三大税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举债早被当作抵押，加之大规模内战导致的庞大军费开支（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五亿元，而仅军费开支就达八亿元），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有名无实。
国民党政权为剿灭共产党、改造国民党和统一全国政令，试图推动中国化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其中包括建立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和推广新生活运动。但在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文盲小农的中国社会，加之政令不统一，各地军阀割据，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国民政府妄图以强权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法西斯化运动进行革新的目标终以失败告终。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在斯大林主义的干预和国民党的压迫下，则转向农村地区通过农民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方式，由于其主张和策略契合当时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特征，通过大规模推行土地改革和改良政策，曾经被削弱的力量反而得到了长足发展。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严重依赖资源进口和工业品出口的日本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当时美国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其次为中国）。在这种局面下，日本国内政治集团和阶级间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亟需对外拓宽资源来源和销售市场，缺乏强大民族国家体制保护（关税壁垒与军事力量）的中国成为其为摆脱危机而进行掠夺的首要目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方激进势力一枪不发占据东三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陷入长达八年的战火之中。抗日战争导致中国死亡超过3000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至少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20年。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开宗明义提到，“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的道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
无论是日本或是德国都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对外战争强行突破原帝国主义秩序而成为强国。近现代中日之间的历次战争也就是日本作为落后国家跃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必不可少的路径。在历史进程中，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性和冲突性，使所谓后进国家进行的资本主义扩张与工业化发展往往会戛然而止，并由于内外部的因素产生巨大的社会变动，或是外部战争，或是内部革命。
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对日作战频频失利，丧师辱国；既无力也不愿发动和武装群众抵抗入侵，而一味依靠抓壮丁来扩充臃肿无能的独裁军队。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总共抓壮丁（强迫民众服役）1100万，只有半数真正到达前线，其余或病亡或逃走。抗战8年发动22次大会战，无一场会战真正实现战略目标，几无胜绩；丢失3亿人口和大半最富庶的国土。
抗日无力，残民有加。1938年，为阻止日军向中原地区进犯，炸毁黄河花园口堤坝，导致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洪水泛滥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日军因此伤亡不过千人，最终也未能阻止其占领武汉。1942年夏到1943年春，战争前线河南省发生旱灾，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全省一百一十个县夏秋两季大部绝收。河南省3000多万人口中300多万饿死，300万到500万成为流民，赤地千里，人竞相食。但蒋介石政府仍然超额强征军粮，层层盘剥；当时驻河南的汤恩伯军团库存积粮100万袋面粉，可供二十万军队食用一年，但国民政府拒绝向灾民提供援助。汤恩伯军团与水灾、旱灾和蝗灾一起被当地灾民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
1943年冬天，日军开入国军弃守的河南灾区开始发粮救灾。正如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的评论，“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1944春夏，日军发动打通与东南亚日军汇合的豫湘桂“一号作战”，五万多日军打垮四十万国军，数十万豫西农民拿起菜刀和锄耙沿途配合日军截击国民党军队，整排整连的国军士兵被缴械、枪杀，甚至活埋。当一个国家最受压迫的底层民众为反抗统治者的残暴，而与侵略者的军队一起向政府的军队发动进攻时，统治集团（至少在这一地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已荡然无存。
贫弱积弊的中国虽然将日本帝国主义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之中，但终归无法凭一己之力赶走侵略者的军队，1945年随着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美苏直接卷入对日作战，“苦撑待变八年”的抗战终以“胜利”宣告结束。
但是，专制腐败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控制和发展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派往各地接收的官员迅速成为“劫收大员”实现“五子登科”（票子、车子、房子、娘子和儿子），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滥发货币，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之中。四川省政府竟然预征田赋到1990年（北洋时四川军阀已预征田赋到1957年）。1946年1-5月，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不过2亿5千万元，而支出达到15万亿，收入仅占支出的六千分之一。1937年法币发行量为14亿元，到1945年抗战结束为5000多亿元，到1948年发行量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的票面价值已经不值其本身纸张和印刷价值。1946年冬，上海警方开枪镇压被取缔的小贩，死十数人伤上百人。1947年，全国九省38座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各地数百万学生与工人纷纷卷入“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抗议活动中。而国民党专制政府一意以暴力镇压，剥夺民众言论与表达自由，动辄以“通共”非法拘禁、刑讯乃至暗杀。民谣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8年国民政府孤注一掷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强行收兑民间金银和外币通货；妄图以国家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苟延残喘。蒋介石任命其继承人蒋经国率领三民主义青年团督导中国主要经济中心上海的金圆券推行。但是由于官僚资本垄断腐败、官商勾结和政府无序滥发，原定发行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到1949年6月发行总量达到13.03万亿元，扩张6500倍，在新疆甚至出现面值高达60亿元的高额纸钞。兑付金银打击了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而官僚权贵资本则仍然不受影响，反而通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最终，金圆券体系崩溃酿成大规模经济危机，引发世界历史上第二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国民党政府由此彻底失去了其统治基础城市资产阶级的信任。
与此同时，中共的力量则继续抗战中的迅速发展，推行其日益成熟的农民战争、土地革命和其他改良主义措施，虽然名义上仍秉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在农民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左右逢源。共产党军队从1937年接收国民政府整编时的5万人左右到1945年发展超过120万，实际控制边区人口近1亿。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两个自主的政权不能同时并肩地在一个国家里行使权力。它们之间的斗争必须由物质力量来解决。国共两党的冲突和严重的阶级矛盾只能以战争的方式予以解决。国共内战始于1946年二战结束未久，当时共产党在整体力量上还远弱于国民党。但从1947年起，即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也开始抛弃蒋介石寻找出路。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党800万军队中战场起义投向共产党的近200万。羽翼渐丰的中共在其控制的范围内越来越发展出一种虽然专制但相对高效而清廉的全能政府，这成为了亿万中国普通民众在无可奈何中唯一的希望。
就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50年1月12日演讲中谈及国民党丢失政权时承认，“……中国人一贯的耐心与忍耐已经在悲惨的命运中耗尽。他们毫不在意推翻这个政府。…….这一臃肿无能（的政权）在整个国家和军队中都完全失去了支持，因此整个建制彻底土崩瓦解。”
苟延残喘的中华民国与悲情的“亚细亚孤儿”
此消彼长。1949年国民党政权，一个因失去信仰、腐败无能、专制独裁、横征暴敛的政权，在丢失了整个中国大陆之后，终于走向穷途末路；带着数百万军民和敲骨吸髓的劫掠被迫孤守台湾——刚刚”光复“未久的”亚细亚孤儿“。
“公会堂的礼堂，楼上楼下挤满了参加仪式的人，台上中央前面挂着国父遗像，……不久，历史性的受降典礼开始了，万岁声震憾了整个礼堂，鼓掌声犹如万雷齐动。台湾就这样完全地复归祖国，从五十年来的殖民地生活解放出来。”台湾铁血诗人吴浊流《台湾连翘》一书中继续写道，“我看着这一场典礼，眼泪不住地滂沱而下。……光复之初是同胞遗体，以心互许的，”
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对日作战频频失利，丧师辱国；既无力也不愿发动和武装群众抵抗入侵，而一味依靠抓壮丁来扩充臃肿无能的独裁军队。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总共抓壮丁（强迫民众服役）1100万，只有半数真正到达前线，其余或病亡或逃走。抗战8年发动22次大会战，无一场会战真正实现战略目标，几无胜绩；丢失3亿人口和大半最富庶的国土。
抗日无力，残民有加。1938年，为阻止日军向中原地区进犯，炸毁黄河花园口堤坝，导致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洪水泛滥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日军因此伤亡不过千人，最终也未能阻止其占领武汉。1942年夏到1943年春，战争前线河南省发生旱灾，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全省一百一十个县夏秋两季大部绝收。河南省3000多万人口中300多万饿死，300万到500万成为流民，赤地千里，人竞相食。但蒋介石政府仍然超额强征军粮，层层盘剥；当时驻河南的汤恩伯军团库存积粮100万袋面粉，可供二十万军队食用一年，但国民政府拒绝向灾民提供援助。汤恩伯军团与水灾、旱灾和蝗灾一起被当地灾民称为“水旱蝗汤四大害”。
1943年冬天，日军开入国军弃守的河南灾区开始发粮救灾。正如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的评论，“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1944春夏，日军发动打通与东南亚日军汇合的豫湘桂“一号作战”，五万多日军打垮四十万国军，数十万豫西农民拿起菜刀和锄耙沿途配合日军截击国民党军队，整排整连的国军士兵被缴械、枪杀，甚至活埋。当一个国家最受压迫的底层民众为反抗统治者的残暴，而与侵略者的军队一起向政府的军队发动进攻时，统治集团（至少在这一地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已荡然无存。
贫弱积弊的中国虽然将日本帝国主义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之中，但终归无法凭一己之力赶走侵略者的军队，1945年随着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美苏直接卷入对日作战，“苦撑待变八年”的抗战终以“胜利”宣告结束。
但是，专制腐败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控制和发展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派往各地接收的官员迅速成为“劫收大员”实现“五子登科”（票子、车子、房子、娘子和儿子），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滥发货币，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之中。四川省政府竟然预征田赋到1990年（北洋时四川军阀已预征田赋到1957年）。1946年1-5月，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不过2亿5千万元，而支出达到15万亿，收入仅占支出的六千分之一。1937年法币发行量为14亿元，到1945年抗战结束为5000多亿元，到1948年发行量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的票面价值已经不值其本身纸张和印刷价值。1946年冬，上海警方开枪镇压被取缔的小贩，死十数人伤上百人。1947年，全国九省38座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各地数百万学生与工人纷纷卷入“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抗议活动中。而国民党专制政府一意以暴力镇压，剥夺民众言论与表达自由，动辄以“通共”非法拘禁、刑讯乃至暗杀。民谣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8年国民政府孤注一掷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强行收兑民间金银和外币通货；妄图以国家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苟延残喘。蒋介石任命其继承人蒋经国率领三民主义青年团督导中国主要经济中心上海的金圆券推行。但是由于官僚资本垄断腐败、官商勾结和政府无序滥发，原定发行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到1949年6月发行总量达到13.03万亿元，扩张6500倍，在新疆甚至出现面值高达60亿元的高额纸钞。兑付金银打击了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而官僚权贵资本则仍然不受影响，反而通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最终，金圆券体系崩溃酿成大规模经济危机，引发世界历史上第二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而国民党政府由此彻底失去了其统治基础城市资产阶级的信任。
与此同时，中共的力量则继续抗战中的迅速发展，推行其日益成熟的农民战争、土地革命和其他改良主义措施，虽然名义上仍秉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在农民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左右逢源。共产党军队从1937年接收国民政府整编时的5万人左右到1945年发展超过120万，实际控制边区人口近1亿。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两个自主的政权不能同时并肩地在一个国家里行使权力。它们之间的斗争必须由物质力量来解决。国共两党的冲突和严重的阶级矛盾只能以战争的方式予以解决。国共内战始于1946年二战结束未久，当时共产党在整体力量上还远弱于国民党。但从1947年起，即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也开始抛弃蒋介石寻找出路。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党800万军队中战场起义投向共产党的近200万。羽翼渐丰的中共在其控制的范围内越来越发展出一种虽然专制但相对高效而清廉的全能政府，这成为了亿万中国普通民众在无可奈何中唯一的希望。
就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50年1月12日演讲中谈及国民党丢失政权时承认，“……中国人一贯的耐心与忍耐已经在悲惨的命运中耗尽。他们毫不在意推翻这个政府。…….这一臃肿无能（的政权）在整个国家和军队中都完全失去了支持，因此整个建制彻底土崩瓦解。”
苟延残喘的中华民国与悲情的“亚细亚孤儿”
此消彼长。1949年国民党政权，一个因失去信仰、腐败无能、专制独裁、横征暴敛的政权，在丢失了整个中国大陆之后，终于走向穷途末路；带着数百万军民和敲骨吸髓的劫掠被迫孤守台湾——刚刚”光复“未久的”亚细亚孤儿“。
“公会堂的礼堂，楼上楼下挤满了参加仪式的人，台上中央前面挂着国父遗像，……不久，历史性的受降典礼开始了，万岁声震憾了整个礼堂，鼓掌声犹如万雷齐动。台湾就这样完全地复归祖国，从五十年来的殖民地生活解放出来。”台湾铁血诗人吴浊流《台湾连翘》一书中继续写道，“我看着这一场典礼，眼泪不住地滂沱而下。……光复之初是同胞遗体，以心互许的，”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在台北公会堂举行了受降典礼，台湾从此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然而，“祖国”政府带来的，不是战胜国的自豪与幸福，而是通货膨胀、专制独裁与贪污腐败。国民党政府罔顾台湾民意与破败的民生，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大肆掠夺台湾物资以支持中国内战与专制统治。“祖国”对台湾工农的压迫丝毫不下于日本殖民政权。台湾民众希望民主自治与参与政治的意愿被完全漠视。台湾人民对于所谓“祖国”代表的民国政府彻底失望。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迅速成立了接收委员会与日产处理委员会，负责接收日本留在台湾的公有产业与私有产业。到1947年，国有产业占工矿业生产比例超过70%，国民政府继承了日本在台垄断资本的地位，但未将之用于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
1947年2月27日，台北政府缉私人员开枪打死群众，2月28日台湾民众群集抗议，愤怒的情绪终于在二二八抗议事件中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这场台湾人民自发性、缺乏组织的抵抗。最终，事件没有上升为革命，也并未达到部分知识分子高度自治的诉求，却引来国民党军事镇压后的清乡屠杀行动。根据行政院调查报告，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在一万八千人到两万八千人之间，而当时台湾人口仅六百万人左右，相当于每三百人之中就有一人死亡，镇压的残酷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为对抗大陆的中共政权、维持统治与控制农业积累，不得已在台湾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三七五减租”等等土地改革。（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未能做到平均地权而丢失政权，当时在台湾本省的大地主尚不是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故可径行而无所顾忌。）
挟着二二八事件的恐怖与威势，国民党得以在台湾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部司令的陈诚曾公开对地主们讲：“…(三七五减租工作)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无异于以暴力要挟地主配合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的“成功”，也成了国民党及其宣传机器数十年间歌颂不断的“德政”。
虽然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释放大量依附地主的佃农；但是如此成功的「德政」并未造就宣传中一批所谓生活美满的小农。国民党的土地改革并未真正伤及大地主，反而使得一般中农以及中农以下农民的耕地更加零碎化。在国民党施行土地改革，消灭佃农制的同时，政府对农民以各种名目进行压榨，例如：米肥交换制、公学粮、国防税、余粮征收、公定价收购等等。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政府掌控的粮食平均约为总产量的30%，对耕地本已不足的农民来说，官僚资本主义政府无止境的盘剥和负担丝毫未比封建地主留情。
耕者有其田政策其十年的赎买期限，搭配上地租实物缴纳制，事实上就是将大批的小农锁在他们自己的零细土地上，不但无法将土地转卖、转租，甚至连转换作物都不可能。「国家佃农制」带来的工农剪刀差为国民党政权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这些措施除了稳定了国民党军事政权以外，更创造了一批农业半无产阶级。并且在十年赎买到期以后，从农村释放出来大量富余劳动力为台湾60年代后的工业化提供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今天中共政权在大陆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颇类似于此，但尚未最终走向土地私有化）
可以说，没有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及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就无从谈起后来台湾经济起飞的工业化。为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本，国民党决定完全掌握经济制高地——金融业，在60年代，台湾的金融机构除了国营单位以外，只有外资银行。而当融资的权力被牢牢地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和资本家的利害关系自然会紧密的结合，官商一体的巨兽已然形成。
其后的工业化过程亦不脱其内在的暴力性格以及官商一体的特权体制。在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台湾，所谓民生主义却是完全建立在对工人以及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之上，名为发展社会民生，实为发展官商一体的特权资本。
时至198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利伯维尔场、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需求更见旺盛，民众对于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愿望更为炽烈，只有突破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专制机器的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才能得到发展。资产阶级的需要和群众运动的冲击，使国民党统治逐渐松动，逐渐开始有了向资产阶级民主过度的迹象。
这一过程常常被国民党官方解释为“经国先生(国民党人对蒋经国的爱称)顺应民主的潮流”，作为“德政”大肆宣传。我们或许可以来回顾一下国民党的“圣君－经国先生”到底对民主采取什么态度。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行游行与演讲，遭到军警强硬镇压，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其后展开全国性逮捕行动。1980年2月28日，因美丽岛事件被收押的林义雄，家中遭情治人员袭击，母女四人三死一伤。1981年7月，旅美青年学者陈文成返台，因捐款给美丽岛杂志遭警备总部约谈，隔日陈尸台大校园。1984年10月，笔名江南的刘宜良因撰写《蒋经国传》一书，在美国遭国民党雇用杀手暗杀。蒋家政权在台湾犯下累累血案，显示了国民党政权专制压迫的本质。
解严后，资产阶级民主化并没有给工农群众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和利益。台湾民主化的1990年代也正是国民党黑金政治最严重的年代。失去了过往绝对权力的正当性，国民党找上了黑道与资本家以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例如曾说过「高屏溪以南，杀人无罪」的屏东县议长郑太吉、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王又曾、引爆十信案的国泰蔡家蔡辰洲等人，皆是黑金政治的代表。
跟随全球新自由主义风潮和迫于社会压力，国民党官僚资本也逐渐开始转型，国营事业民营化（私有化)风潮中包含大量的官商勾结、私相授受。台湾的国营事业也大量毁坏于资本家的投机利用中。作为当时主要反对势力的民进党，则将私有化看做削弱国民党经济实力的战术而大力支持。
政治自由方面未见什么实质的进步。1991年，爆发清华大学独台会案，几人阅读史明所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被以预谋叛乱罪起诉，一度求处死刑。甚至到2008年，保护中国大陆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谈判，刚上台的国民党政府以民为敌，动用警政暴力压制手段，引发近年最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警方暴力程度毫不逊于1990年代。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所谓二十年民主化进程和法律的改变，能否真正防止国家对人民使用暴力，陈云林事件给台湾人民一个最好的例证。
二战结束之后，台湾人民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中华民国”。而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撤退迁台后，无时无刻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中国大陆来台的资本家、台湾本地资本家和国际资产阶级服务，用尽各种手段压迫台湾人民。更加讽刺的是，这个自称“自由中国”的政权在过去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却是依靠残酷压迫工农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而绝非宣传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其众多作为倒与对岸的“红色中国”专制控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面对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虽然名义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经济收入等各项指标也位列世界发达经济体行列，但国民两党推动着大同小异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将危机负担转嫁给台湾劳动人民。这一政权的统治基础——台湾的资产阶级——则残酷剥削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广大工农无产阶级。
时至198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利伯维尔场、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需求更见旺盛，民众对于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愿望更为炽烈，只有突破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专制机器的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才能得到发展。资产阶级的需要和群众运动的冲击，使国民党统治逐渐松动，逐渐开始有了向资产阶级民主过度的迹象。
这一过程常常被国民党官方解释为“经国先生(国民党人对蒋经国的爱称)顺应民主的潮流”，作为“德政”大肆宣传。我们或许可以来回顾一下国民党的“圣君－经国先生”到底对民主采取什么态度。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行游行与演讲，遭到军警强硬镇压，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其后展开全国性逮捕行动。1980年2月28日，因美丽岛事件被收押的林义雄，家中遭情治人员袭击，母女四人三死一伤。1981年7月，旅美青年学者陈文成返台，因捐款给美丽岛杂志遭警备总部约谈，隔日陈尸台大校园。1984年10月，笔名江南的刘宜良因撰写《蒋经国传》一书，在美国遭国民党雇用杀手暗杀。蒋家政权在台湾犯下累累血案，显示了国民党政权专制压迫的本质。
解严后，资产阶级民主化并没有给工农群众带来了真正的自由和利益。台湾民主化的1990年代也正是国民党黑金政治最严重的年代。失去了过往绝对权力的正当性，国民党找上了黑道与资本家以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例如曾说过「高屏溪以南，杀人无罪」的屏东县议长郑太吉、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王又曾、引爆十信案的国泰蔡家蔡辰洲等人，皆是黑金政治的代表。
跟随全球新自由主义风潮和迫于社会压力，国民党官僚资本也逐渐开始转型，国营事业民营化（私有化)风潮中包含大量的官商勾结、私相授受。台湾的国营事业也大量毁坏于资本家的投机利用中。作为当时主要反对势力的民进党，则将私有化看做削弱国民党经济实力的战术而大力支持。
政治自由方面未见什么实质的进步。1991年，爆发清华大学独台会案，几人阅读史明所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被以预谋叛乱罪起诉，一度求处死刑。甚至到2008年，保护中国大陆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谈判，刚上台的国民党政府以民为敌，动用警政暴力压制手段，引发近年最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警方暴力程度毫不逊于1990年代。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所谓二十年民主化进程和法律的改变，能否真正防止国家对人民使用暴力，陈云林事件给台湾人民一个最好的例证。
二战结束之后，台湾人民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中华民国”。而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撤退迁台后，无时无刻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中国大陆来台的资本家、台湾本地资本家和国际资产阶级服务，用尽各种手段压迫台湾人民。更加讽刺的是，这个自称“自由中国”的政权在过去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却是依靠残酷压迫工农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而绝非宣传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其众多作为倒与对岸的“红色中国”专制控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面对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虽然名义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经济收入等各项指标也位列世界发达经济体行列，但国民两党推动着大同小异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将危机负担转嫁给台湾劳动人民。这一政权的统治基础——台湾的资产阶级——则残酷剥削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广大工农无产阶级。
更为吊诡的是，控制中国大陆的中共官僚专制政权经过三十年资本主义复辟，以血腥残暴的专制国家机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外仰赖勾结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内红色权贵与新兴资产阶级融为一体，残酷盘剥亿万工农大众，走上了当年被其称为「人民公敌」的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道路。
中华民国，名曰民国，实际却是有名无实；三民主义更是空中楼阁。民治、民有、民享，无一实现。1911年到1949年，虽有其国而无其民；1949年到2011年，虽有其民却不知何为其国。
民国百年，百年迷梦，百年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迷梦，是人类社会阶级剥削与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叶而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民国迷梦该醒矣，迷梦不醒，则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亿万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将永无其「国」——真正属于工人阶级与亿万劳苦大众自己的国家。
参考阅读书单：
《辛亥革命史稿》金冲应与胡绳武
《辛亥革命史论》张玉法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莫里斯-迈斯纳
《中国革命的悲剧》伊罗生
《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
《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
《土地与农民》李大钊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江村调查》费孝通等）
《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刘明逵编1985年中国社科院
《中国职工运动史1919-1926》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状况1928-1930》罗章龙
《等待收成》（Honan Famine）白修德 1943年《时代周刊》
《温故1942》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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