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流逝——上还是不上大学?

安徽最牛高考零分作文出炉

　　今日，网络上首次曝出今年高考的零分作文，据称作者是安徽的考生江小鱼。作文的具体要求及网曝的零分作文内容如下：

　　【以“时间在流逝”为题，写一篇作文。题材不限，不少于800字。 注意：1 立意自定，题目自拟，除诗歌外，文体不限;2 不得套作，不得抄袭;3 不得透露个人信息。】

　　时间在流逝——上还是不上大学?

　　当我从小学的少先，到中学的共青，再到今天走上考场，变成共产，我很仿徨。我在内心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如今的大学，是上?还是不上?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劝我们：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上了大学户口就回不去，那就杯具了。留在城里，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这“三高”岂是一 般农村家庭能够承担?我不怪这位人大代表的歧视性语言，因为我爸不是李刚，我也没有“五道杠”，我必须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家只有4亩地，小麦和水稻亩产一千斤(不干旱的话)，一斤水稻或麦子0.98元(前几年五毛左右)，一年两季毛收入8000元，扣除农药化肥等成本， 一亩地能赚400元，一年纯收入3200元。我还知道，我们伟大的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每年超8%增长，外汇储备超万亿，全民沐浴在幸福 的春天里，享受比太阳更光辉的公平和正义……我家是落后分子，我很愧对国家，给国家丢脸了，就因为，即使我今年考上了清华，我也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和 CPI高涨的消费。所以不是农村孩子能不能上大学，而是拿什么去上大学?不是我爱不爱国，而是国家拿什么让我来爱?也不是我上不上大学，而是大学拿什么让 我来上? 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北师大的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40岁挣不到4000万，就不要来见我，我也不认你这个学生;云南的教授对学生 说：我开的是宝马，手机号码7个8，你们 那些破手机扔了吧;同样是今天，西安音乐学院的钢琴激情杀人犯药家鑫，毫无人性的八刀，让自己很不光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谨代表南科大的45名同学， 问问教育部，钱学森也问过，现在的大学怎么了?现在为何没有学术大师了?我还能在大学学到什么?朱清时校长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 结。

　 　我知道，能考上大学，几乎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我梦到了清华大学那庄严的大门，气派的“真维斯”楼，以及里面“光溜溜的屁股”。有钱人摸 摸这个看上去还比较光滑紧翘性感的屁股，说：好，开个价吧。我真的很郁闷，刚刚被故宫“撼”翻，这次又被清华雷倒，既然有了“真维斯”楼，那等我进清华， 是不是要在“杜蕾斯”楼、“苍井空”楼、“花花公子”楼……里面上完我的大学?!当学术和道德都沦为向钱看的时候，龙的传人还是龙吗?那是龙虾，有钱人的 美味，我这穷N代，能消费得起吗?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在参加这场高考前，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师兄，我虚心地请教：请问能告诉我你上大学的感受吗?他茫然的拍拍我的肩膀：小师弟，当4年的欢乐与激情过 后，大学提起裤子，冷冷的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把青春和金钱留下。我才发现，不是我上了大学，而是大学上了我，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我泪流满面，激动地 握着他的手说：大师兄，你是好人哪，谢谢你提醒我，让我做好了被奸的心理准备。我终于明白了，不管我上，或不上，大学都躺在那里，不伦不类。不管我喜欢， 或不喜欢，高考必须要参加，不增不减。默然，无奈。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看着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的女一代，看着弹钢琴激情八刀的男一代，我彻底茫然了，我仰望星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今 的大学，精神倒了，向金钱磕头了，拜金了，这样的奴才嘴脸，我怎能相信教育出来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挺直脊梁顶天立地的学生?“让奴才教育你的孩子，进去的是 人才，出来的只能是奴隶!”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在这操蛋的年代，看着这操蛋的时间在流逝，我还在苦苦的思考：上，还是不上，这个操蛋的大学?……铛铛铛，交卷了!我一脸稚气的问监考老师：我还没考虑好呢，能不能再给点时间呀。得到的回答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这么长时间干嘛去了?没写完，0分!……

　　其实我想对老师说：上还是不上大学，纠结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十三亿中国人，只是我说了而已。我和他们都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高考以及教育制度，一定不会让大家再纠结的。时间而已。

中山冲突第3天 警方开枪 民怨爆发（视频）

中山冲突第3天 警方开枪 民怨爆发（视频）,新闻资讯大陆社会 -新唐人電視台 ntdtv.com






记者周四致电多位当地居民，但不少人不愿谈论此事，听到记者采访便立即挂断电话。其中一位荣姓居民表示：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就怕谣传，好奇的人都会去围观，具体怎么样没有人亲眼看到，因为我从来不出门，所以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而另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居民则形容事件是暴动，约两万人参与，除四川，湖南民工也有，警方还可能开了枪，封路了。

记者：封路是什么情况？
居民：因为暴动了所以就封路了，而且他们还会丢东西，比如玻璃瓶。白天也有，但是白天不会那么猖獗，但是晚上就会比较恐怖，不止是四川，湖南的也有。

记者：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居民：我不太确定，但是听说有两万人。

记者：出门会有危险吗？
居民：不要走那边路，晚上我们也有听到急救车的声音。昨天晚上可能有用枪，因为之前民警是不能用枪的，但是一定规模后就一定要用枪了，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最近还是避一下。

一位不便接受本台声音采访的当地四川网民告诉本台记者，当局正在疯狂的抓人，见一个抓一个，完全不讲道理，她说，因当时参与围观遭当局人员的殴打。

周三夜里网路上流传的照片与视频，都显示仍然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街头，当局派数千警力封锁，有人群遭到防爆警察的冲击后散作一片。还有不少民众用石块等杂物投掷警车。网民上传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不少人倒地受伤，一名女生的大腿伤口呈现弹孔状。

记者周四多次致电沙溪镇镇政府，但皆为语音提示线路繁忙：您拨的用户忙，请稍后再拨。

沙溪镇是中山市下属城镇，主要产业有电子、化工、家具、家电、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长期吸引中部西南经济较为落后的地方的人前来打工。

沙溪事件的爆发原因各方有不同的说法，海外博讯网周三的一则跟贴自称代表中山全体老百姓说话，我们受够外地黑恶势力团伙的罪了，你们还这么昧心颠倒黑白，天打雷劈啊。

但也有人反映说，外地人在沙溪镇经常遭受到歧视，与去年在广东发生的增城冲突十分相似，都是因长期歧视下导致民怨沸腾。

在四川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告诉本台记者：四川各地民众在外地打工过程当中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是历史积累下来，广东当局对这样的事情没有做出处理，而把矛头指向四川民工，导致势态进一步恶化。广东当局没有反思对待外地劳工的一系列政策，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当地民众和劳工的人生安全，避免势态进一步恶化。

日前，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外地民工不断涌入增援，军警大打出手，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苹果日报》报导说，当局出动武警反恐部队镇压，说粤语者被放过，有四川口音者被棍打，至少20人被拘。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武警大打出手 中山如角斗场 传18死300伤

《苹果日报》记者获悉，四川省公安厅长一行六人于27日急飞中山市协助广东处理事件。当局不但从广州、珠海、佛山调防暴警察增援，还调专门负责反恐、名为“岭南特战队”的武警广东总队二支队加入镇压。报导说，这支部队是广东“反恐维稳王牌军”，但多次被用于镇压人民。该报记者26日晚看到数十辆运兵车及各种车辆开进沙溪，车上军警全副武装，车身甚至还挂出“人民警察爱人民”等横幅，路人看到报以嘘声，不禁摇头感慨。

大批外省民工近日也从广州、佛山、江门等地涌向沙溪。至26日深夜，大批示威者出动，攻击公共设施、见车就砸。警车、私家车、公交车站台被砸烂，不少商铺受袭。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27日凌晨，当局出手镇压，军警手持盾牌警棍以保卫方式沿街扫荡。军警若听到民众讲广东话就放过，听到讲普通话尤其是四川话者举棍便打。躲避不及者被打倒在地，头破血流。至凌晨四时许，骚乱才平息。有传连续两日的骚乱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但当地隆都医院只向《苹果日报》记者承认有百余人受伤，但否认有人死亡。警察在27日的凌晨清场中拘捕了20人。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广东中山沙溪因两名少年打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事件，骚乱持续到6月27日凌晨。据传，两日骚乱已致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网络图片）

报导也表示，27日白天，沙溪恢复平静，但军警持械列队沿街巡逻，镇内到处乱象，许多车辆被掀翻、橱窗被砸、石块满地。银行、大部份商场及便利店均关门，部份中小学及幼儿园停课。

有民众在网上描述冲突的情形时表示，“成千上万的人在石歧沙溪镇一路走来，看到什么就砸什么！许多车子都被砸烂了，在富华车站也烧起了火。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很多人了，就在我写这条（消息）的瞬间，我又亲眼看到有人抬了一条尸体出来，我身在现场感觉如同打仗一样……”

27日上午陈姓民众告诉大纪元记者说：“昨天晚上二、三点左右，打的特别厉害，走路都被追着打，用警棍乱打，好多人被打破了头，流了好多血，有的说打死三个、有的说四个，听说湖南人也被打死。”

目前，有关中山沙溪事件的视频在新浪微博上被删除，“沙溪”等关键词也被屏蔽。

大纪元记者在27日分别致电中山公安局沙溪分局和中山市政府，双方称不方便透露或不清楚详情，并请记者致电市政府宣传办。记者致电宣传办数次均无人接听。

（责任编辑：徐亦扬）

加拿大家庭平均收入连续3年停滞

家庭平均收入连续3年停滞

发表于 2012 年 06 月 19 日 由 jackjia

加拿大经济虽有增长 惜新增工作质素欠佳

(渥太华18日加新社电)加拿大统计局的新报告指出，国家经济虽有增长，但没给国民带来更高收入，加拿大家庭的中位数收入连续第3年停滞不前。经济专家说，究其原因，可能是新增工作质素不高、生产力增长缓慢。

统计局周一的报告说，在两口或更多人口的家庭中，2010年的中位数税后收入是65,500元。调整通货膨胀因素后，2010年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基本与2009年、2008年持平。

有孩双亲家庭的收入略微增加，从77,200元增加到78,800元。

2011年未有数据，但从周薪和其他收入报告，可以看出去年收入增长几乎没有变化。

这个情况总比美国的好，美国人收入甚至收缩。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世界市场(CIBC World Market)经济师托尔(Benjamin Tal)指出，加拿大人的经济情况比美国人好，但加拿大不应自满，“经济存在问题，这不是正面的报告”。

国家经济衰退后，加拿大已增加75万份新工作。但托尔说，中位数收入数据和其他报告的信息显示，这些工作质素不高。

中位数收入的定义是，一半人口收入高过这个数字，另一半不及它高。

托尔说，加拿大人收入增长不多，另一个因素是生产力增长缓慢。

上周的报告显示，国民平均家庭负债额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到2011年底已升至创纪录的152%。统计局说，出现这个情况，不是加拿大人借贷更多，而是收入停滞不前。

新报告也发现，不同地区的家庭中位数收入差别很大。

阿尔伯达省家庭中位数收入在各省最高，达到78,100元，其次是沙斯卡寸旺省的70,100元、安省69,300元。大西洋省份和魁北克省最低，纽芬兰省的中位数收入是56,300元、纽宾士域省58,900元。

另外，女性单亲家庭中位数收入38,700元，耆老为户主的家庭中位数收入为46,800元。单身者中位数收入2010年也没有改变，非耆老为27,500元，耆老为23,400元。

内心永远的痛 一个记者关于64的独白

作者﹕程橙

【2012年06月18日讯】在中国，6月4日是一个忌日，用中共的话说是“敏感日”。这个日子在百度搜索上被屏蔽，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巨大的纠结点。

年复一年，每到这一天的前夜，我都会喝点小闷酒，把家里人过生日剩下的蜡烛点上一支，打开电脑翻墙去看看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十万烛光；天亮出门时，戴墨镜穿黑衣。我只能做到这些，不为思考，不为求证，只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六四”那年，我在一家地市级“党报”做记者，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春夏之交。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悲痛、兴奋、惭愧、鼓舞、伤心交替地折磨着我，最后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他是一个开明的总书记，让我感到新时代即将到来，但他活活地“被气死了”，我怎能不悲痛！

4月18日，我从“敌台”听到消息：4月17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到第二天早晨已有数千名首都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学生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其中第三条为“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第四条“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兴奋，断定一场民主运动拉开了帷幕。
4月26日，我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其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我悲观地认为这场运动到此为止了。但到了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抗议《人民日报》社论，我惊喜人民在觉醒。

5月4日，北京51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呼吁“同学们，同胞们，让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为中国富强而共同探索，共同奋斗吧！”这个体现“普世价值”的宣言，让我彻夜难眠。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我的一位同事商量与我去北京声援，我没有去，但我参加了当地的群众游行；刚加入队伍就被报社总编辑派人召回。我在报社大会上发言“感谢总编辑的爱护”，这是我一生的惭愧。

5月20日，我家买了一台14英吋的黑白电视，邻居们都来我家看电视，窗里窗外都是人。我永远难忘那个画面：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帐。赵紫阳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看到这里，我父亲流泪了，说“中央要下手了！”只有我能听懂他的话，但我不相信邓小平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刀。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此时，我备感鼓舞，感觉自己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心连心。

6月3日晚6时半开始，中央电台、电视台反覆播送北京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此时，我仍然不相信邓小平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刀。但当晚凌晨，小平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法西斯的血腥启蒙。最让我伤心的是，报社新来了一位女大学生，她在向我谈起自己的绝食经历时说：“我们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了，他们亡我之心不死。”我为她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而悲哀，她分不清“亡我”中的“我”是谁，是祖国还是党？是国家还是政府？是民众还是一个皇帝？
“六四”断送了中国可能的政治改革，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而是该时代的尾声——危机重重。当今改革的种种诉求，其实也就是当年“八九民运”的诉求，如反腐、公正、法治、自由、民主等等，这些诉求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导致23年来中国跛足发展。
1945年，中共向全世界承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在答覆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写到：“它的各级政权直至中央政权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经济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但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则建立了恐怖的极权国家。“八九民运”说到底就是要求结束极权制度，“六四”的鲜血，使中国重新回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发追求的原点——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政治的根。

这个原点，也是中国当今政治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政改）的原点。历史的教训说明，政改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结束该极权制度，脱胎换骨地建立民主与法治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很成功，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

近来，温家宝多次提到政改，但是他提出的“政改”，不是回到“六四”原点——彻底改变制度，而是要回到邓小平画的那个圈圈内，这明摆着是死路一条。 4月 27日，温家宝在波兰“奥斯维辛纪念馆”发表讲话：“奥斯维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建设美好的未来。”如果，他将这段话的主语改为“六四的不幸”，面对中国人说，乃是对中国历史性的推动。

（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责任编辑：刘晓真）

完整版《国际歌》歌词及歌曲

《国际歌》唐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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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合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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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国际歌》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歌。无数先烈唱着这首歌曲在争取劳动者解放的斗争中站起来永不倒下。在1917年的彼得格勒，在1936年的巴塞罗那，还有1968年的巴黎街垒，都传唱着这首由我们工人阶级的歌手欧仁?鲍狄埃用血与泪写下的作品。完整的《国际歌》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80年代出版的《鲍狄埃诗选》，现在传唱的歌是1962年由中共审定的，考虑到最好三段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整个诗歌的一般被拦腰截断。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最神圣的歌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
苛捐杂税榨穷苦；
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
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
受监视的“平等’呻吟已久，
平等需要新的法律，它说：
“平等，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矿井和铁路的帝王，
在神坛上奇丑无比。
除了搜刮别人的劳动，
他们还做了些什么？
在这帮人的保险柜里，
放的是劳动者的成果。
从剥削者的手里，
劳动者只是讨回血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国王用谎言来骗我们，
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
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
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
如果他们坚持护卫暴君，
让我们英勇牺牲，
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子弹，
会射向自己国家的将军。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料专辑】1（附有若干组当代和谐左翼讨论）

 

波兰1989年的圆桌会议
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
　　1976年，库伦（Jacek Kuron）等人成立工人自卫委员会。库伦曾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64年与嘉露•莫苏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联署《致党的公开信》。工自委会是一个左翼组织，社会主义（对照于共-产-党专政）倾向浓厚。它的理想是一个“自治共和国”（“Self-Governing Republic”），反对走西欧的市场经济道路。
　　团结工会成立之初，受工自委会影响很深，把“自治共和国”纳入其纲领。1981年9月5日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首轮会议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对政府的“工人自管”法案加以猛烈抨击；大会决议向政府提出要求，就该法案和团结工会的“自管共和国”纲领进行全民投票；若政府不接受，由工会自行举行。（按：1981年7月8日，波兰工人自管运动（一般称作“网络”（Network）首次全国会议在列宁船厂召开。“网络”为团结工会内部一个以基层为主的自发运动，专注如何落实工人自管。团结工会在制订“自治共产国”方案时，主流派受到“网络”的自管纲领很大压力。）
　　11日，大会休会两星期，代表返回各地与工会基层进行磋商。22日，大会复会前四天，工会主席团以三票对一票（该次会议仅四人出席，投反对票者为工会左翼领袖恩•鲁劳斯基（Jan Rulewski）造成接受与政府所达成的一个关于“工人自管”的妥协，以及取消进行全民投票。25日，国会通过该妥协方案（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翌日，工会代表大会复会。代表猛烈抨击主席团违反民主原则，自行推翻大会休会前的决议，接受妥协方案。辩论后，大会对主席团的决定提出措辞温和的批判，但同意遵守该决定。瓦文萨赢得一个重要胜利。
　　“自治共和国”构思中的民主是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群众通过委任权和随时可以行使的罢免权，对代表实行恒常监督，实现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但1981年开始，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人和智囊改为拥护精英式的代议式“民主”。1981年2月，库伦接受访问时认为群众没有自治的能力。他说：若我们给人们更多时间实践自治，多数人会把时间用于钓鱼、饮酒或进行性交。这种把缘于剥削制度对劳动者的摧残的情况视作劳动者的天赋本质的态度，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信念大相径庭。访问后，为免引起争议，库伦不批准访问发表。
　　无论如何，瓦文萨、库伦一伙在实践上已出卖“自治共和国”的原则，代之以“精英领导”。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背后与政府达成闭门协议（这与1970年工人代表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1980年的公开谈判形成强烈对照），便是这种叛卖的体现。自此，利用群众运动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利于与政府进行闭门妥协分赃的寡头式政治，成为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和智囊的政治实践。
　　与此同时，瓦文萨一伙1981年开始放弃以前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改而支持市场化改革。如前所述（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政府1981年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得到团结工会参与。市场化改革免不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鉴于此，瓦文萨在公开场合再三避免对这种改革予以肯定。考虑到工会一大主席竞选投票中，瓦第一轮投票仅以55%微弱多数当选，他隐瞒自己的立场，实为非常“明智”。（注7）
　　就波共而言，团结工会主流派的价值视乎它能否驾驭工会左翼和反叛的基层。瓦文萨等人也深谙这点。他们既需要工人群众保持一定的斗争性，作为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同时又要求工人不“越轨”，任由他们摆布。虽然团结工会主流路线于1981年稍占上风，但主流派所表现出控制工运的能力未能符合波共的要求。
　　1981年的波共政权仍然属于一个传统斯大林主义政权。鉴于瓦文萨一伙驾驭工运的能力有一定限度，所以，当团结工会提出分享政权的要求时，作为一个性质如上述的政权，波共选择镇压完全符合逻辑（况且，如前所述（见第十章），还有苏联因素在内）。
　　潜入地下后，团结工会主流派向市场经济，甚至撒切尔主义的倾斜发展一日千里。在检讨失败的经验时，团结工会的集体主义（对照于个人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各倾向统统负上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罪名。1984年，产权理论变成华沙反对派圈子的讨论热点。甚至连著名激进分子史丹尼斯基也成为私人资本的热切拥护者。现在，工会分子作为主流派的英雄人物的地位被企业家所取代。1984年，地下领袖施•恩尼斯（Zbigniew Janas）放弃地下工作，开办一个买卖农产品的企业。他接受访问时说：“发大财不会令我们受到良心谴责……现在，做生意对波兰很重要……。”不少前工会分子争相从商，并以此为荣。1985年9月，由主流派控制的团结工会地下临时领导机关（波兰文简作TKK）发出一份题为《TKK的经济要求》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与团结工会一大的纲领形成强烈对立，建议建立资金市场、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给予外国投资各种保障等。又说：“我们工会不造成冻结物价”（TKK似乎已把波兰工人斗争廿多年的历史抛诸脑后）。
　　军管实施后，虽然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名字仍然存在于人们心底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已不复存在。（注10）围绕着主流派分子施•布席克（Zbigniew Bujak）的TKK得以维持到1986年5月，其实多得政府故意不拘捕他们（见下一章）。瓦文萨一伙的阶级属性出现根本变化。基于历史渊源，他们不可能完全扬弃以前工运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角色。况且，一旦工人运动复苏，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可为他们提供本钱，与政府进行权力分赃的交易。但从以前的工会分子角色，他们现在已变成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为主，工运改良主义者为次的政客。（注11）自然，1988年拥护瓦文萨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货真价实的工运分子。这点与以上分析并不互相排斥。
　　瓦文萨派以上的阶级属性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波兰变局的前因后果十分重要。
——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之第三篇《波兰变局》第16章
注7：团结工会一大纲领没有完全否定市场。它的目标为“建立一个把计划、自管和市场联系起来的新经济秩序”。但重点在通过民主方法制订计划和工人自管。
注10：早于1982年12月，TKK号召工人该月10日进行总罢工，已经没有得到响应。
注11：如前分析（第八章，注5），这两个不同的阶级属性一并存在于同一股政治力量，不一定是一个矛盾的情况。鉴于波兰比匈牙利更为险恶的经济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加易于理解。
【其余注解从略，大概皆标明引述自戈奥力基、柯斯特、布洛、《国际观点》等著作】
圆桌会议（1989）
　　1988年的罢工浪潮使团结工会从一个神话变回一个实体。罢工工人发觉以前的团结工会已不再存在，于是自行组织新的团结工会。如前指出，自发工潮爆发之初，很多老团结分子、领袖置身于度外。88年末，他们纷纷再次投身工会运动。前述的恩尼斯表示说到底，自己始终还是一个工会分子。
　　一般而言，罢工工人并不欢迎老团结分子。1981年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达‧积迪纳克（Tadeusz Jedynak）从澳洲赶回他原来任职的企业，罢工工人最初甚至不准许他进入厂房。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有发生。工人的政治感觉告诉他们，这些老团结分子现在突然再次出现，是政治机会主义所驱使。
　　新团结工会与81年的团结工会有三个重大差别。首先，它规模小很多。1989年3月，格但斯克所有企业中，少于10%（116个企业）成立了团结组织委员会。其次，1980—81年扮演主导角色的技师、工程师很少参加工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拜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所赐已晋身为另一个阶级。第三，工人与工会领导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鸿沟。1980—81年，虽然团结工会基层当中不少人对瓦文萨派不满，但始终，大家都属于工运分子，只不过倾向不同而已。现在，如前所述，瓦一伙的阶级属性已出现了变化。（注1）
　　瓦一伙在新团结工会的领导地位不是通过民主过程产生或确立的。相反，他们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和政府有份参与营造的传奇地位，把自己自封为领导。早于1987年8月，工会1981年全国委员会当中22名委员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被瓦文萨拒绝。（注2）团结工会政府成立以前，瓦文萨一伙一直拒绝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他们深知，鉴于很多活跃的罢工分子不接受老团结分子，他们没有把握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新工会的领导。不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自发工运便很难产生在全国具威信的新领袖；这样，纵使很多基层罢工分子对瓦等人有所不满，他们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别人无法取代。（注3）
　　工潮爆发给瓦文萨一伙创造了机会，但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必须表现出能够驾驭工运的能力。于是，一如1981年，他们奔走全国，到处努力平息工潮。（注4）但进入1989年初，罢工仍然不绝。
　　瓦文萨1987年8月拒绝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后，著名工会左翼领袖兹维亚仁达、鲁劳斯基、和马‧佐锡克（Marian Jurczyk）开始组织一股与瓦文萨派抗衡的势力。1988年12月，近卅个全国委员会委员再次要求召开会议，再度被瓦文萨拒绝。12月18日，他们正式成立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人小组（Workers Group，一译Working Group，下简作工人小组）。（注5）如前所述（见《干部私有化》一章），对照于瓦文萨派当初对干部私有化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工人小组一早便开宗明义地对这种情况加以批判和反对。工人小组反对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任何改革方案，呼吁瓦文萨派不要出卖工运。（注6）
　　政府向瓦文萨派提出进行对话的条件是瓦文萨派同意：①平息工潮，控制工运；②支持经改方案；③提高劳动生产率；④不接受西方工会物质援助；⑤打击工运“极端分子”；⑥参加非对抗性的国会选举。（注7）显然，政府已显示出容许瓦文萨派分享权力的准备。
　　不用政府提出，瓦文萨派亦会以平息工潮、控制工运和打击“极端分子”为己任。库伦在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Tygodnik Mazowsze）1989年1月25日号说：“我们不会发动罢工，它们是有害的……我们甚至会遏止它们……。”（注8）瓦文萨1989年1月19日发出呼吁：“今天，波兰不能承担罢工的后果，我不希望见到罢工压力增加……”（注9）瓦后来于1989年8月更说：“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强大工会……今天，人们应该首先把自己视作波兰人，然后才视自己为工会分子……。”（注10）当然，瓦等人以保障国家经济为大前提做借口。但抽象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意识形态。以当时（至今也一样）波兰社会格局而论，所谓国家利益，首先是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两者的利益。波兰工人阶级由1988年起至今被当作改革的祭品的历史，是最雄辩的指证。
　　瓦文萨派对工人小组深恶痛绝（原文“深痛欲绝”）。他们和政府异口同声，一唱一和，抨击工人小组危害改革。瓦文萨本人甚至抄袭政府以前用以对付他自己的手法，暗示工人小组为西方国家敌对势力的傀儡：“当我们在此进行斗争时，他们多人前赴西方，所以他们有钱（用以煽动罢工）。”（注11）
　　除工人小组外，另一支使瓦文萨派和政府头痛的力量是官方工会（波文简作OPZZ）。随着旧政权出现瓦解趋势，OPZZ竟然重新扮演起工运分子的角色。圆桌会议上，瓦文萨派同意限制罢工权利。这不仅在团结基层引起极大反感和不满，OPZZ也加以猛烈抨击。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把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率订于100%。原先，瓦文萨派反对所有自动挂钩安排。但备受压力下，他们终于和政府达成协议把挂钩率订于80%。1980年，团结工会要求划一加薪额（这会缩小不同工资之间的差额）。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同一要求，但瓦文萨派相反要求划一加薪率。（注12）
　　可以看到，当政府与瓦文萨派在1989年初同意进行对话时，瓦等人的工运改良主义分子成份十分低。后来，在备受工人小组、OPZZ和工会基层的压力下，他们被迫把这个成份提高。但这没有改变政府对瓦文萨派两者之间的谈判的基本阶级属性。
　　圆桌会议分三个层次进行。最高为所谓“Magdalenka Group”，由瓦文萨和内政部长基茨泽克将军各自率领四至五名首席顾问进行谈判。团结工会一方成员包括库伦和亚‧米兹力克（Adam Michnik）。谈判内容涉及最重大的宪制决定，如政制改革、国会选举等。之下有几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讨论（宪制以外的）政治改革、经改和工会问题。再下为其它小组委员会，讨论房屋、教育等事项。（注13）
　　1989年4月5日，圆桌会议达成协议，内容包括：①设立由国会选出的总统职位。总统不干预政府的日常运作，但有权进行法令统治；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解散国会；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外交和保安（包括军队和警察）属其职权范围。②1995年，第二任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③设立100个议席的参议院。参议院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就一些特定法案，对下议院的决议有否决权。④下议院（SEJM）460席当中161席（35%）通过自由选举产生。⑤下一届国会（四年一届）全部议席经由直接选举产生。⑥容许反对派出版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拨出一定时间供反对派使用。⑦司法部门独立。⑧把地方政府民主化。⑨工资与通胀挂钩率订为80%。⑩正式把教会合法化；及正式把团结工会合法化，但附加限制罢工权利的条件。（注14）
　　圆桌会议还通过一个经改方案。方案确立：“容许所有制结构自由发展”，换句话，政府对各种经济成份一视同仁；“建立市场关系和竞争”；“废除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残余因素，把计划限于制订国家经济政策，该等政策透过经济杠杆实现”；“以专业能力作为选拔企业主管干部的标准”；“对企业实行划一财政措施”。方案还谈到“把国营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把国营企业“转化为有限公司或工人合作社”；“出售（企业）股份”；“把长期亏蚀企业清盘”；“废除货品配给和行政订价”，即把价格放开，以达市场供求平衡，换句话，容许物价大幅上涨；“废除行政订定汇率和贴现率”；“最迟于1991年初成立股票交易所”。方案指出：“宪法（应该）保证所有制多元化的永久性”。对外而言：“我们预期波兰的外国伙伴对我国公共事务各方面的转变给予理解和具体支持……西方投资者提高在波兰投资的兴趣……通过非传统的财政解决方法把波兰的外债减少”。所谓“非传统方法”指把债项变为波兰企业股份。（注15）
　　经改方案与拉科斯基政府的改革方案（注16）大同小异，充份表现新兴干部阶级与民营企业家阶级利益吻合的一面。
　　上文论及，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也有利益冲突。圆桌会议基本上代表这两个阶级重新分配利益的政治角力（说“基本上”，因为瓦文萨派出于其历史渊源和受制于上述的压力，不得不在会议上提出一些工运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向团结工会让出部份权力，但没有打算放弃共產党的主导权。对于新兴干部阶级来说，政府保留在波共的领导下十分重要。这点我们在论述匈牙利变局时已有所分析。88年下半年至89年初的工潮规模有限表示瓦文萨派所能从波共争取到的让步亦有一定限度。根据协议，第一任总统任期六年，由国会选出。如无意外，波共在国会得到绝对多数支持应该没有问题。故此，雅鲁泽尔斯基成为第一任总统；波共领导首届任期四年的政府，似成定局。换句话，新兴干部阶级可以有四至六年时间充份发展自己，完成上述的过渡。
　　但一如匈牙利的情况，国内外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雅鲁泽尔斯基政权的估计。新兴干部阶级到头来为圆桌会议这宗交易所付出的代价，比预计为高。
　　圆桌会议协议签署后，美国总统布什4月17日公布经援波兰计划，包括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重新安排还债日期、鼓励美国商人投资波兰等。（注17）6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会面，撒切尔表示会协助波兰向巴黎会所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寻求延期还债。（注18）
——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第18章
注3；瓦文萨派不限于把自己自封为新工会的领导。1988年秋，不少老团结分子回流。罢工工人要求以企业为单位，自下而上选举工会代表。瓦文萨派却强行自上而下地把已经离开了企业的回流分子任命为企业的工会“代表”。（史丹尼斯基思，同页49，附注36）这种任命制度与共產党的干部制度（Nomenklatura）同出一辙。无怪工人小组（见下文）把团结工会的Nomenklatura与政府的Nomenklatura相提并论。【其余注解略，大概表示内容引自柯斯特、史丹尼斯基思，《国际观点》、《时代杂志》等】
巡夜
他们的历史作用结束了，就被抛弃了。现在谁还记得团结工会？
阿芬（上述史料的打字录入者）
问题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现状和未来出发，我们应该从团结工会的兴起和失败（以及堕落）中吸取到什么教训。你那样说，我就怀疑你对团结工会一无所知。
我觉得你用“历史作用”这个词就太含糊了。团结工会本身从组建到后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同的。
好像是三四年前，崔卫平等人开始译亚当‧米奇尼克。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知识分子对团结工会又重新感兴趣起来。不过我读到的几个论述都是自由派的，有意或无意都在强调知识分子的“担当”作用。他们还学着把团结工会理解为“公民社会”的要素。我看到米奇尼克对“左”和“右”的分野那样迟钝（不管是出于革命还是反动的触觉），就想起小邓的莫问姓资姓社。
巡夜
现在又有人想起团结工会来了，怕是觉得工人运动又给他们的自由主义惹麻烦了。
阿芬
也不是。他们想跟着米奇尼克，把团结工会理解成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其实也就是权力制衡吧。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论述起来，就几乎没有例外地强调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的行动，或者把工人的行动变成模糊的背景，变成知识分子行动的背景。这样一来，既可以突出知识分子的特殊、“独立”和“中立”的地位，又可以强调其“良心”、“理性”、“宽容”、“非暴力”，满足其“不左不右”的“反暴政”但又不肯激进化的犬儒（啊，我又用到这个词）心态。可是当然，他们和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只好满足于过过口瘾罢了。虽然他们向全社会灌输了很多法治社会之类的东东，但未必能消灭以往的“革命史”教育造成的印象，即使其中有很多偏见和谎言。但总之，对于工农，尤其是工人，一旦“运动”起来，是否能够如其所愿地“理性”，他们和上面一样，是毫无把握的……

页首

维基上的团结工会 去掉了图片和注释以及无法显示的波兰名
全名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联”，又常译为团结工会。是波兰的工会联盟，于1980年创立于格但斯克的造船厂，由列赫·瓦文薩所领导。在1980年代它组织了波兰国内从天主教徒至反共左翼人士结合为一股强大的反共主义社会运动，并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团结工联的出现及持续的存在，不只是在长期由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的波兰所前所未见的，也是在那些由苏联统治（在实际上）的东欧集团共产国家前所未见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长期采取强硬共产专制，曾在1970年以机关枪扫射血腥镇压抗议行动（杀害数十人并造成上千人受伤），之前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类似行动如1956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也都因为苏联的入侵而告失败。但团结工联于1980年出现后仍持续存在，散布并强化反共的思想和运动，影响所及遍布全欧洲的共产国家，削弱各地共产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权力。在波兰，统治基础被不断削弱的共产政府最终开始和团结工联所领导的反对势力进行谈判，于1989年进行了半自由的选举，在这些有限的选举中共产党候选人被彻底击败，到了8月底形成了团结工联所领导的联合政府，瓦文萨在12月当选了总统，很快波兰人民共和国便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非共产的民主波兰共和国。团结工联的成功事迹被其他欧洲共产国家的各种反对团体所效仿，最后导致东欧的共产政权一一垮台，促使苏联于1990年代初期彻底解体。
自从1989年波兰共产制度瓦解后，团结工联转变为一般传统的工会，自1990年代以来也较少在政治舞台作出影响。在1996年一个以政治为主的团结工联选举行动成立并赢得了1997年的波兰国会选举，但却输掉了2001年的国会选举。目前团结工联已经很少对现代波兰的政治作出影响了。
目录
* 1 发展
o 1.1 生根（1980年以前）
o 1.2 1980年代早期的罢工（1980-1981）
o 1.3 戒严法（1981-1983）
o 1.4 地下组织团结工联（1982-1988）
o 1.5 苏联的垮台（1988-1989）
o 1.6 胜利之后（1989-现在）
* 2 对国外的影响
* 3 参见
* 4 参考文献
* 5 外部链接
* 6 深入阅读
发展
生根（1980年以前）
促成团结工联最初的成功、以及其他类似的反对运动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式社会由于士气低迷而陷入的内部危机，更由于冷战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匮乏情况（被称为短缺经济）而进一步恶化。波兰的经济在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Edward Gierek）的领导下曾于1970年代初期相当繁荣，但从1975年开始便由于外债高涨而陷入萧条。第一场罢工行在1976年6月于拉多姆（Radom）和乌尔斯（Ursus）展开，在他们被政府镇压后，劳工运动受到反对派知识份子的支持，当中许多人来自稍早在1976年成立的劳工保护委员会（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 KOR）。1977年KOR重新命名为社会自卫委员会。
1978年10月16日，波兰出生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年后他造访波兰，吸引上百万波兰民众朝圣，教皇呼吁尊重波兰的传统，并强调自由和人权的重要，同时他也反对暴力的行为。
1980年代早期的罢工（1980-1981）
罢工运动并没有在问题浮现后就迅速爆发，而是在政府和经济状况的困境超过了十年才产生的。
在1980年7月，爱德华·吉瑞克的政府面临了经济危机，决定在减缓工资的同时也提升物价。马上引起了一波占领工厂的罢工行动。尽管罢工运动并没有协调指挥的中枢，劳工们发展了一种情报网络来散布他们抗争的新闻。原先在1976年由一群反对派成立以替受害劳工提供支援的劳工保护委员会，将主要产业里的激进派劳工组织了起来。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一位起重机操作员、同时也是知名劳工运动领袖的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 Walentynowicz）被解雇，激怒了其他的劳工，成为引燃罢工运动的火花。
在劳工保护委员会成员的组织下，造船厂劳工们于8月16日展开罢工。之前于1976年遭开除的电工技师列赫·瓦文萨在8月14日11:00抵达造船厂，领导罢工行动。罢工委员会要求重新雇用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和列赫·瓦文萨，劳工们还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之前1970年抗议中的牺牲者，并要求保障劳工的权利和提出其他社会要求。
虽然在政府的检查制度下媒体极少提起在格但斯克发生的劳工骚乱并且切断了所有从海岸连往内陆的电话线，但罢工的消息借由自由欧洲电台的传播散布至铁幕国家，并借著地下的出版刊物和小道传闻将团结工联运动的消息迅速的传遍整个波兰。
在8月16日其他罢工委员会的代表抵达了造船厂，一起组织了以列赫·瓦文萨为领导的企业间罢工委员会（Międzyzakładowy Komitet Strajkowy, MKS）。8月17日一名神父Henryk Jankowski在造船厂大门前替劳工们做了弥撒。到了21日劳工们提出了21项要求的清单，所有要求都只是简单的针对当地的问题。清单上首先要求创建一个新的而独立的工会，接著要求放宽检查制度、拥有罢工的权利、作宗教礼拜的权利，并要求释放政治囚犯和改进公共医疗服务。隔天劳工保护委员会的知识份子代表抵达造船厂，宣称将协助进行谈判。同时，由雅塞克·卡兹马尔斯基（Jacek Kaczmarski）所写的抗议歌曲“Mury”（墙壁）也在劳工间广为流传。
在8月14日什切青造船厂也加入了罢工。罢工运动沿著海岸迅速扩展，关闭港口并造成经济活动停止。在劳工保护委员会的的激进份子和许多知识份子的协助下，劳工开始占领各式各样的工厂，从采矿场至造船厂。在几天之内，200座工厂加入了罢工，到了8月21日整个波兰都受到了罢工的影响，从沿海城市的造船厂到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采矿场都陷入停顿。越来越多新的工会成立并且加入罢工联盟。到整场罢工潮结束时，罢工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超过600座工厂进行罢工，遍及全波兰。
由于受到广泛的群众和其他罢工团体的支持，以及国际性的媒体关注和支持，格但斯克的工人们继续罢工直到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在8月21日由Mieczysław Jagielski为代表的政府委员会(Komisja Rządowa）抵达格但斯克，另一个以Kazimierz Barcikowski为代表的委员会也被派遣至什切青[14]。在8月30日和31日及9月3日代表劳工的工会与政府签下协议，正式接受许多劳工的要求，包括罢工的权利在内，这个协议被称为格但斯克协议（Porozumienia sierpniowe）。协议也包括了工会的议题，允许人民在共产主义的政治架构内进行民主改变，这被视为是打破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的第一个阶段。劳工们主要关心的是建立一个不受共产党控制、并拥有合法罢工权利的独立工会组织，建立这种工会将能清楚代表劳工们的意见。格但斯克的另一项影响是使得原本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在1980年9月被解除职务，改由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 Kania）取代。
由于罢工行动的胜利，包括列赫·瓦文萨在内的劳工代表们于9月17日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团结工联（Niezależny Samorządny Związek Zawodowy "Solidarność"）就此诞生。这个名称是由Karol Modzelewski所提议的，而著名的标志则是由Jerzy Janiszewski所设计的，这个标志在各种团结工联的海报上出现。在1980年12月由劳工们建立的遇难造船厂劳工纪念碑揭幕。在1981年1月15日，包括列赫·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联代表团前往罗马和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在9月5日至10日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团结工联的全国性代表大会，9月26日至10月7日列赫·瓦文萨当选了主席。
在此同时团结工联也由单纯的工会转变为一个社会运动。在接下来500天内，由于格但斯克的协议，九百万至一千万劳工、知识份子和学生加入了团结工联或其附属团体（例如在1980年9月成立的独立学生联盟（Niezależne Zrzeszenie Studentów）、或是在1981年5月成立的农夫工会农业团结工联（NSZZ Rolników Indywidualnych "Solidarność"））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一个国家里有四分之一人口自愿地加入了某个组织的历史纪录。一年后团结工联的党纲如此说道：“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便没有面包”“而我们心里有的不只是面包、奶油和腊肠，还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严、信念的自由以及对共和国的改革。”
运用罢工和其他抗议行动，团结工联试著逼迫政府改变政策。同时团结工联也谨慎著不使用任何暴力，以避免政府获得任何借口动用保安部队。3月19日发生了27名团结工联成员于比得哥什（Bydgoszcz）被殴打的事件后，团结工联在3月27日发动了一次4小时的全国性罢工，是历史上东方国家里最大的一次罢工，瘫痪了整个波兰并迫使政府答应展开针对这次殴打事件的调查。波兰的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它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同时团结工联已经准备好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波兰共产党却没有把握要怎么进行谈判，只能颁布一些无意义的声明并拖延时间。在逐渐恶化的共产主义短缺经济以及不愿与团结工联谈判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的是共产政权的唯一选择是展开对这次行动的镇压，否则只能面临失去政权或是革命爆发的结局。在越来越紧绷的气氛下，团结工联在12月3日发表声明，警告若是政府批准对异议人士进行镇压的命令，将会发动一次24小时的罢工，而若是这些镇压真的展开，团结工联将会发动一次全国总罢工。
在格但斯克协议后，波兰政府受到越来越多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要求波兰政府采取行动并巩固其立场。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被莫斯科视为太过于独立自主，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1年10月18日的中央委员会上将他排除为少数。卡尼亚失去了他第一书记的职位，由主张暴力政策的总理（也是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所取代。
在1981年12月13日，政府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开始取缔团结工联，颁布戒严令并建立救国军事会议（Wojskowa Rada Ocalenia Narodowego, WRON）来取代正常政府机能。在格但斯克的团结工联领导人被拘禁隔离并被严密看守著，数千名团结工联的支持者在午夜被逮捕。在过程中也爆发了数百起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主要在一些最大的工厂和西里西亚的采矿场，但他们很快被准军事的镇暴警察ZOMO部队给平息。其中一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1981年12月16日于Wujek采矿场展开，政府部队对抗议人群开火，杀害9人并造成21人受伤。隔天在格但斯克的抗议活动也导致政府部队开火杀害1人并造成2人受伤。到12月28日罢工已经平息，而团结工联表面上也似乎停止了活动。政府在1982年10月8日彻底非法化并禁止团结工联。
在铁幕以外的国际社会谴责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并声援团结工联。美国总统里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并且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给团结工联的地下组织。波兰民众也依然支持著团结工联。
戒严法在1983年7月正式解除，不过对于公民自由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都更为严密了，食物的定量配给也更为严格了，直到1980年代后期为止。
地下组织团结工联（1982-1988）
在1982年4月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鲍格丹·里斯（Bogdan Lis）、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ładysław Frasyniuk）和Władysław Hardek组织了暂时协调委员会（Tymczasowa Komisja Koordynacyjna），以作为地下的团结工联暂时的领导组织。在5月6日另一个地下的团结工联组织（地区协调委员会NSSZ“S”- Regionalna Komisja Koordynacyjna NSZZ "S"）由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 Borusewicz）、Aleksander Hall[21]、Stanisław Jarosz、鲍格丹·里斯和Marian Świtek所创建。在6月另一个战斗团结工联（Solidarność Walcząca）也建立了。
在整个1980年代中旬，团结工联一直是波兰唯一的地下组织，由教会和中央情报局所支援。所有的行动都为波兰的秘密警察所追捕，但他们仍然得以做出反击：在1982年5月1日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中聚集了好几千人（在格但斯克有几千人）。示威运动在5月3日再度展开，以庆祝已被非法化的五三宪法纪念日。更多罢工在10月11日至13日展开，并在隔年5月再次展开。
列赫·瓦文萨于1982年11月14日被释放，但在12月9日波兰秘密警察再次展开大规模的反团结工联行为，逮捕超过10,000名团结工联的激进份子。在12月27日所有团结工联的财产都被政府转移至由政府所创建的工会—全波兰协议工会（Ogólnopolskie Porozumienie Związków Zawodowych, OPZZ）。
戒严法在1983年7月解除，政府也对许多遭监禁的工会成员颁布了一次特赦令。更多团结工联份子在1984年7月22日被释放。在10月5日列赫·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波兰政府拒绝给他护照使他无法出国受奖；只能由他的妻子代为领奖。后来还证实了当时波兰秘密警察准备了许多伪造的档案，以作为瓦文萨不道德和进行非法行动的证据，准备交给诺贝尔委员会以试图取消瓦文萨的候选人身分。
在1984年10月19日波兰秘密警察的干员谋杀了一名相当知名的团结工联支持者，Jerzy Popiełuszko神父，在谋杀的真相暴露后，数千名团结工联支持者参与了1984年11月3日他的葬礼。
地下组织“S”的几个成员Frasyniuk、鲍格丹·里斯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1985年2月13日被逮捕，在审判中他们希望与辩护律师商议的要求都被法官拒绝，并被宣判监禁好几年。
在1985年3月11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他代表了苏联国内新的一批希望改革的世代。包含苏联在内的东欧共产国家经济情况越加恶化，迫使戈尔巴乔夫展开一些改革，不只是在经济上（新思维perestroika），也是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开放性glasnost）。他的政策很快造成苏联卫星国家的政治转变，例如波兰人民共和国，在1986年9月11日，225名波兰的政治犯被释放。在9月30日列赫·瓦文萨创建了第一个公开的也是合法的团结工联组织（自从戒严令颁布以来）—NSZZ团结工联暂时会议（Tymczasowa Rada NSZZ Solidarność），与他一起的还有伯格坦·鲍鲁西维茨、日比格涅夫·布扎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Tadeusz Jedynak、鲍格丹·里斯、Janusz Pałubicki[26]和Józef Pinior，遍布波兰的许多团结工联分会也陆续公开。到了1987年10月25日成立了NSZZ团结工联国家执行委员会（Krajowa Komisja Wykonawcza NSZZ Solidarność）。
不过团结工联的成员和行动份子仍时常遭到迫害和差别待遇（虽然比起前几年较为轻微），而且工联内部分裂为两个派系，一派为以瓦文萨为首希望与政府进行谈判，另一派较为激进的派系则计划进行反共产主义的革命。
苏联的垮台（1988-1989）
到了1988年经济状况已经比8年前还要恶劣，国际间的制裁加上政府缺乏改革的意愿使得既有的问题更加剧烈。无能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上浪费劳力和资源，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而又缺乏需求。由于国际的制裁和其产品的低劣品质，波兰产品的出口量极低。也缺乏足够的资本以对老旧工厂实行现代化，而短缺经济也造成商店门前大排长龙、和空荡荡的商品货架。
总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Rakowski）推行的改革开始的太晚、而且规模也太小，苏联国内的改革也得苏联无意继续支撑他们的傀儡国家。
在1988年4月21日开始了一次新的罢工，从Stalowa Wola的炼钢厂展开。来自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劳工于5月2日加入了罢工。这次罢工被政府于5月5日至5月10日镇压，但没有完全停止：新的罢工于8月15日在亚斯琴别-兹德鲁伊（Jastrzębie Zdrój）的一座采矿场再度展开。到8月20日罢工已经蔓延至其他采矿场，在8月22日格但斯克造船厂也加入了罢工。波兰政府这次决定与劳工展开谈判。
8月26日，内务部长切斯瓦夫·基斯查克（Czesław Kiszczak）在电视上宣布政府有意愿进行谈判，5天后他与列赫·瓦文萨会面，罢工并在隔天结束。在10月30日举行的一场瓦文萨与Alfred Miodowicz（亲政府的工会—全波兰协议工会的领导人）的电视辩论中，瓦文萨借由辩论赢得公共关系的胜利。
在12月18日一个有100名成员的公民委员会（Komitet Obywatelski）在团结工联内成立。它是团结工联内部因对政府的反对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之一，每个派系在反对政府的看法上都有所不同。以瓦文萨和大多数团结工联领导人为首的派系支持进行谈判，不过仍有一些少数派系主张进行反共产的革命。无论如何，团结工联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决定追求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主张暴力革命的派系从来没有获得太大权力，也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
在1989年1月27日，以瓦文萨为首的反对团体代表团与基斯查克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一场圆桌会议，这场会议被称为圆桌会议，总共56人参加： 20人来自“S”团结工联、6人来自OPZZ团结工联、14人来自PZPR（波兰统一工人党）、14人“独立权威人士”以及2名神父。圆桌会议在华沙举行，从1989年2月6日直到4月4日。以贾鲁塞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共产党徒希望能吸收突出的反对派领袖加入统治阶层，而无需变更现有的政治结构。在实际上，这场会议彻底改变了波兰政府和社会的型态。
经过会议讨论后，团结工联被正式合法化，而新成立的团结工联公民委员会（Komitet Obywatelski "Solidarność"）也被允许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选举法规定团结工联可以推派35%议席的众议院候选人，但并没有限制参议院参选人的数量。宣传活动得以在投票日之前合法进行。在5月8日第一份支持团结工联的报纸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开始发行，瓦文萨与其他候选人的宣传海报传遍全国。
在一次选举前的民意测验指出波兰共产政府将会获胜，但第一回选举结果显然是团结工联大获全盛，取得众议院161个议席中的160个，以及参议院99 个议席中的92个。而第二回选举团结工联则赢得几乎每一个议席—161个众议院席次、99个参议院席次。这场选举彻底击败了统一工人党和其傀儡政党，团结工联不可思议的压倒性胜利也震惊了每个人。新的众议院被团结工联牢牢掌控。
在6月23日一个新的“团结工联”公民国会俱乐部（Obywatelski Klub Parlamentarny "Solidarność）成立，由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ław Geremek）所领导，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傀儡政党：ZSL和SD也反叛了统一工人党、加入这个新政党，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极少数了。在8月24日众议院选出团结工联的代表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为波兰总理。他是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到8月底以团结工联为首的联合政府形成了。
胜利之后（1989-现在）
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标志了波兰历史和团结工联新的一章。在击败共产政权后团结工联的角色变的较不重要了，也不太能适应作为一个政党的角色，很快的团结工联的支持度开始降低。在团结工联内部各派系的冲突越演越烈。列赫·瓦文萨被选为团结工联的主席，但他的支持度显然将会逐渐下降。瓦文萨在工联内的主要对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离开了团结工联。在9月瓦文萨宣布选举日报没有权力继续使用团结工联的标志。接著瓦文萨表示了参加1990年波兰总统选举的意愿。在12月瓦文萨当选了总统，辞去了团结工联主席的职位，也成为了第一个经由普选选出的波兰总统。
隔年的2月，马里安·克萨克莱夫斯（Marian Krzaklewski）当选了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尽管瓦文萨担任波兰的总统，他的政见和团结工联新的领导阶层产生了分歧。因此团结工联不再支持他，反而越来越批评政府的表现，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以参与1991年波兰国会选举。这次选举有非常多政党参与角逐，许多都自称为反共产主义的代表，而NSZZ “团结工联”党只获得了5%的选票。在1992年1月13日团结工联宣布发起第一次针对民主政府的罢工：为期1个小时，以反对提升能源价格的政策。另一次为期2小时的罢工在12月14日展开。在1993年5月19日团结工联的代表对政府总理发起了不信任动议，动议通过了，但总统瓦文萨没有接受总理的辞职，并解散了国会。
由于解散国会而在接下来1993年再度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显现了团结工联的支持度在经过3年后下降至何种地步。尽管许多团结工联的成员试图与右翼的政府划清界线并采取较为左翼的姿态，但团结工联仍然被视为是与政府同一路线的团体，并且支持度持续下跌。由于国家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阵痛期中无法立刻提升财富和生活水平，对经济的电击疗法也遭遇越来越多反对。在选举中团结工联只获得4.9%的选票，距离进入国会所需的5%门槛还相差0.1%（团结工联还有9个参议院议席，比之前减少2席），而胜利的政党则是民主左派联盟（Sojusz Lewicy Demokratycznej）—一个后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
相当讽刺的转变是，团结工联加入了之前的敌人—全波兰协议工会（OPZZ），而许多抗议者也是由两个工会所共同组织的。在接下来一年里，团结工联组织了几次罢工以抗议波兰采矿产业的劳工处境。1995年一次在波兰国会门口发动的抗议遭到警方驱离，只不过使用的是警棍和强力水柱、而不是真枪实弹了。团结工联决定在1995年波兰总统选举中支持瓦文萨，但这场选举成为民主左派联盟第二次胜利，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以51.72% 的选票当选总统。团结工联呼吁进行第二次选举的，但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不过众议院仍然得以通过一项谴责1981年戒严法的动议（尽管民主左派联盟反对之）。同时，左翼的全波兰协议工会OPZZ拥有250万名成员，超过了现在团结工联成员的2倍（130万名成员）。
在1996年6月团结工联选举行动（Akcja Wyborcza Solidarność, AWS）成立，由超过30个右翼政党组成，联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力量。在1997年的波兰国会选举中获胜，耶日·泽克（Jerzy Buzek）成为总理。不过，在许多有关改革的国内争议，以及是否在1999年加入北约、和是否加入欧盟等争议，加上许多党内的内斗以及贪污的丑闻，使得AWS失去了大量民意支持。AWS的领导人马里安·克萨克莱夫斯输掉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而在2001年的国会选举AWS甚至连1席议席都没有拿下。
目前，团结工联有著150万成员，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小。在团结工联的战略计划上宣称道：“（团结工联）...以基督徒伦理和天主教社会训导来作为行动基础，领导保护劳工利益的行动，并满足劳工在物质、社会和文化上的抱负。”
对国外的影响
团结工联的罢工胜利导致一系列在中欧和东欧的和平反共主义运动的胜利，被称为1989年的革命（Jesień Ludów）。团结工联的成功经验不断的以各种形式被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反对团体所重复，最后导致东欧集团的解散，以及1990年苏联的彻底解体。
战斗队员
在于苏联式社会由于士气低迷而陷入的内部危机，更由于冷战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匮乏情况（被称为短缺经济）而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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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就是放屁。波兰70年代当时大搞外向经济，借了两百亿美圆外债，建了一大堆面向国际市场的工厂，最后受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萧条影响，还不起债，连国家破产的事都干了。波兰工人看着满柜台好东西买不起，早一肚子火了，加上失业……
维基那玩意非得过滤过滤才可读。满嘴跑火车是反共救国军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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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讨论
后新左派
波兰（相似的还有匈牙利）在70年代初都是在改革陷于停顿时正好碰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大量“石油美元”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大幅度下降，于是就大举借债（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结果到了7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幅度提高利率（克服通货膨胀）……
战斗队员
罗马尼亚也一样。为了还债拼命出口农产品，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老齐奥塞四库总算还了西方的债，又成了“暴君”……
后新左派
齐很早就开始搞“个人崇拜”和裙带关系了（他的夫人、子女全都成了罗党的高干），这是事实。罗国内、党内（含高层）对此的不满早已出现并在不断积累，直到有一天终于……
东欧国家的改革遇到的障碍极大，障碍的来源也是众所周知的，只能不断地回避矛盾（甚至改革本身也变成了……，迈斯纳的“经济主义”当指此），而矛盾也就不断地积累和升级，直到……
战斗队员
这个是自然的。我强调的重点是罗官僚上层本心是靠拢西方的，70年代也得了不少好处，风头一变，暴君的帽子就加冕了。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料专辑】（附有若干组当代和谐左翼讨论）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料专辑】5（附有若干组当代和谐左翼讨论）

 

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的背后
作者：丁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8月25日
在波兰总理雅罗谢维奇于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向国会作了一个增加物价的报告之后，不到十二小时，波兰各大城市的工人就以罢工、示威和暴动，给与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官僚统治阶层重大的打击，迫使它在宣布加价不到廿四小时之内，又将这个计划取消。
　　雅罗谢维奇的报告中透露，官僚层计划在六月廿八日起提高各种主要粮食的价格，食糖加价百份之一百、肉类百份之六十、鱼类百份之六十九、牛油和奶酪百份之五十、家禽和蔬菜百份之三十。
　　工人的反应极之迅速而激烈，反映了波兰国内潜伏着的社会不满。在华沙近郊的乌尔苏斯，约五千名拖拉机厂工人截断了通往首都的火车路轨，躺在车轨上。在华沙南面六十哩的莱谭，皮革厂和肥料厂的工人抛下工作上街示威。根据报导，这个市镇的粮食店和酒类商店被搜一空，三层高的共产党总部被焚。在柯尔西斯丁、西西顺的船坞工人都进行静坐罢工。
　　乌尔苏斯一名工人说：『今天整个波兰都在罢工』。另一名被路透社记者问及是否『准备与当局讨论当前局势』时，他回答道：『我们无需要讨论，当物价回复原价我们就会回去。』
　　这样的坚决的情绪，迫使官僚层迅速退却。雅罗谢维奇在六月廿五日走上电视，一方面对工人的罢工只字不提，另一方面却宣布工人对此『有很多建议，值得密切分析，而这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重新检讨这件事情，并且作出适当的解决方法。』
　　几天之后，官僚层以稍为强硬的语气，承认工人对加价的强烈的反对。根据法新社六月廿七日从华沙的报导说：『国家电台和电视台长斯齐齐潘斯基昨晚在广播中对这场暴动发出官方评论，透露了廿五日在莱谭市的皮革厂曾发生暴动……他在广播中抨击『在乌尔苏斯和莱谭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行动』。他并且说：『捣乱份子和流氓的行为，在很多的集会上受到严重谴责。』莱谭市长亦宣称：在抗议行列中『最活跃的是醉酒的流氓和歇斯底里的女人』。』但这些官僚没有解释到，假如他们的评论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要急急宣布取消加价。
　　其实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是有十足理由去作出取消加价的决定的。他们不会忘记六年前的一场类似的暴动，那时，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工人的罢工和暴动，迫使波共撤换了当时的总书记哥穆卡，而由盖莱克代替。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使到波兰官僚层五年来不敢再增加物价。而且，最近的暴动显示出十二月暴动的记忆和传统仍然深深地留在波兰工人阶级的生活里。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撒伦车厂的工人在一九七○年都与波罗的海沿岸船坞工人共同战斗。
　　这一次，波兰斯大林派聪敏地避免使用警察和暴力，为了避免工人群众反而进一步向他们的特权利益挑战。长期以来，官僚们都要求波兰工人作出牺牲。工人们的忿怒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知道党官们和工厂经理们能够从专门店买到最好的舶来品、香烟、酒、甚至乎化桩品，工人们对这种享受不单望门兴叹，而且还被要求作牺牲，要求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要让物价高涨，而让最低收入的工人受最大的打击。
　　一名工人向一名美联社记者说道：『自从战争以来，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事情却没有好转。工人们并不是低能儿。我们知道我们每年都造出船只。但不单没有看到我们的工资增加，他们却告诉我们去勒紧裤带。』他的说话是有代表性的。在苏联，离异份子运动通常是以文艺和知识分子要求学术思想自由的形式来出现，但在波兰的暴动，却提出了要求消灭官僚特权。
　　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之将会再出现，是无可避免的。官僚主义的本质，必然会防止人民群众能有权利去民主地控制社会上、经济上和生产上的一切决策，而这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却是工人国家底计划经济所必要的。官僚寻求解决因官僚控制、扼杀工农民主和创意而做成的社会矛盾的方法，用所谓『科技改良』，提高社会上较有特权的层份(下层党干部、工厂经理)的利益。
　　因而，波兰政府每年以五亿元来补助粮食价格，并且就像资产阶级政府藉此来申辩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样，宣称厂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不会怀疑，长期地以高价买入以低价卖出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虚伪的论点。以工人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一部份来补助他们的生活，不单是可能，而且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为什么一个建立了国有化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二十多年的国家中，仍然不能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满足群众的需要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毛派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论点。七月三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波兰工人阶级的有力回击』的文章道：『最近，波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革命风暴迅猛地席卷波兰全国，打击了苏修，震动了东欧，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
　　『……这一次生动表现了光荣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阶级不屈服于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了波兰工人阶级敢于高举革命造反旗帜的强大战斗力。
　　『……长期以来，苏修从其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出发，为了霸住东欧，觊觎西欧，对波兰在政治上加紧控制，在军事上加强占领，在经济上加强掠夺，给波兰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灾难。
　　『……可以坚信，波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摆脱苏修控制、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
　　同时，香港的文汇报，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题为『波兰修正主义者走投无路』的文章，将毛派的立场更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在这些的确很滑稽的[取消加价]举动背后隐藏着波兰经济的灾难性景况，隐藏着波兰修正主义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真相，隐藏着波兰资本主义复辟后果的真相。
　　『……资本主义复辟、经济破产、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后果，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使波兰劳动群众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因此，波修头目最近作出涨价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而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毛派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已在波兰复辟，并且是做成当前『不可避免的』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将危机的根源归结在苏联对波兰『经济掠夺』之上。这些论点归根到底是错误的，企图掩盖着真正的理由。
　　说『资本主义经济』做成了波兰的经济困难，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前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古典』而根本的矛盾——生产力过剩；从而做成一个明显地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的结果——惊人的失业率。然而，波兰的经济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工人国家——包括中共——所共同面对的困难)却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生产力的落后和不足。面对这种情况，这些工人国家内的官僚们，有些利用行政手段动员大量群众投入生产的方法(因此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很低)；另一些则利用所谓『科技改良』，物质刺激等等方法来寻求解决的方法。工人国家所面对的国家经济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共官僚目前派系斗争的基本内容。
　　官僚层一天拒绝给以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去决定国家的经济，就没有可能真正争取到他们的真正合作来实行这些政策。不单如此，工人们还会以旷工、怠工等等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隔离。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路透社从华沙发出的电讯指出：『在它对旷工和怠工的战争中，波兰对于没有理由而请病假和离开工作岗位的国家工人采取了新的惩罚规则。』
　　官僚层面对的一个矛盾就是：没有民主就不能管理国家经济和计划生产；给与工农以民主则会扫除官僚自身的存在。这种矛盾解释了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一时采取改良的政策，一时又转而采取压迫的方法。并且由于官僚寄生的计划经济上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官僚统治固有而恒常的不稳定性(往往表现为官僚的派系斗争)。因为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里资本家的角色不同，国有化财产并不需要官僚层来在经济上扮演一个角色’官僚阶层只是一个寄生体。
　　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虽则在基本根源上与波兰(及其它东欧工人国家)的危机不同，却对它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压力。 差不多过半的波兰贸易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使到波兰入口货的付款在过去两年内多付了一亿四千万元，而一九七四——七五年的经济衰退，使到波兰对资本主义的贸易，平白丧失了一亿元。
　　所有工人国家都面对类似的问题。苏联以高价购入大量的谷物。各国工人国家(包括中共)亦以通货膨胀做成的高价向帝国主义国家购入机器和科技产品。
　　六月廿九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报导：『在捷克，一个被称为『重整』批发价的计划已在今年一月提出，现在正希望在一九七七年初实施；
　　『在匈牙利，政府已在『原则上』决定了在星期日开始实施肉类价提高百份之三十五。
　　『在维也纳，上星期报纸报导在苏联的粮食配给。』
　　工人国家所面对的经济困难，更明显地暴露出『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中共的『自力更生』)的错误。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提出了一国之内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受到了托洛次基的尖锐批评。他一方面指出，斯大林主义官僚之追随这条路线，符合于官僚层狭窄的、寻求安定的利益，必会导引出一条自觉的反革命外交路线，放弃了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前景，将全世界的共产党(当时仍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变成苏联官僚的工具。这条路线发展至今，已做成共产国际的瓦解，使到各个取得政权后的工人国家、各个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互相为了自身狭窄的利益而冲突，而且各工人国家还在『集体安全』、『和平共存』、『缓和』等等名目之下，寻求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托洛次基还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还是一个反动的空想。就算工人国家能够避开帝国主义的进攻，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建立起来的——它只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平面上建立。
　　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就指出，资本主义底基本矛盾之一，就是生产力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束缚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越过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世界平面上建立起合作互助的社会，才能加以克服。
　　但是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基于各自的利益，根本就不能在各个工人国家间(尤其在苏联，中共和东欧)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经济计划。他们并不曾严肃地尝试去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分工以超越民族疆界加诸于生产力的桎梏。反而，它们互相争夺，较大较强的则欺压小的。苏联对东欧国家近年将原油输出价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而提高，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容之一。
　　官僚层对工农民主权利的剥夺，以及它企图放弃国际主义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空想，其实才是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但中共官僚层却利用它来鼓动起波兰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和指称是由于波兰追随苏联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所做成的后果。因为中共官僚害怕和明白到，波兰官僚层所面对的困难也正是他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只不过还没有那般表面化吧了)；而根源亦是相同的。
　　中共官僚将事实扭曲，东欧和苏联的官僚则索性将整体事情隐瞒起来。六月廿七日纽约时报报导称：『相信东德的领袖们深深地关心这件事情，免得波兰的不满会透过边界。』
　　华盛顿邮报驻南斯拉夫通讯员杜达六月廿六日从布拉格报导称：『本周波兰的动乱，受到东欧新闻媒介完全沉默的待遇。甚至在不结盟的南斯拉夫，报纸也只报导加价取消的决定。
　　『一名南斯拉夫编辑被要求解释他的报纸忽略了波兰的动乱，机敏地回答道：『这会给人民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这也是中共官僚所惧怕的。它故此刻意扭曲事实。但波兰工人六月廿五日的行动，就和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群众的行动一样，将不可免地『会带给人民一些新的想法。』

波兰：官僚的迫害和工人的反抗
作者：丁杰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9月28日
　　为了要阻止六月底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见八月廿五日『十月评论』)的影响发展下去，盖莱克的官僚政权对十三名参加六月廿五日的工人，判以极之严重的监禁。
　　七月十九日在莱谭市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六名工人被指『积极地参加了示威』，而被判四年至十年的监禁。次日，华沙地方法院宣布了七名华沙近郊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三至五年的监禁。
　　根据巴黎世界报七月二十日报导：『后来还有其它的审讯，官方『波兰通讯社』PAP已经宣布厂有七名被告(在华沙受审)——与其它人一起——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着』；针对十九人的一次审讯是很显然会有的，并且有十二名来自乌尔苏斯工厂的工人听说已被捕』。
　　官僚们企图掩饰这些审讯的诬告性质，阻止任何外国通讯员进入法庭。在首都华沙的审讯，甚至连家属和朋友也不准旁听，差不多有五十人被拒于法庭门外。
　　而法国托派刊物『红色日报』七月廿一日说，官僚对工人的压迫还不只是乌尔苏斯十九名留待被判刑的工人。它说：『示威之后，有几百个工人被传往问话……目击者见到几十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华沙，然后以警察用直升机在示威时所摄的照片认人。』
　　但是，波兰工人并没有被官僚的迫害和判刑所吓倒。面对越来越困难的生活、高涨的物价、粮食的短缺，对照于党和政府官僚的特权享受，波兰工人选择的道路，是继续去保卫自身的权利。
　　英国一份左派刊物『战士报』在波兰的通讯员于八月廿七日报导：『上周六千名波兰船坞工人罢工，阻止政府出口数千吨的甜菜；当前波兰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到处都买不到够用的食糖。这种对政府的公然反抗，换来军队立即封闭船坞，以及完全的新闻封锁。
　　『这刚在暴动冲击了政府、迫使它放弃或者减低增加物价的计划之后两个月。现在，一个可怕的黑市已产生出来，而波兰工人的忿怒是与日俱增了。
　　『更加可悲的是，波兰是东欧第一个在战后实行粮食配给的国家。食糖现已被限制，在城市每人两公斤。但在四月至六月输往苏联的甜菜仍达十三万三千吨。政府官僚地企图以做成商店中食物的短缺来抬起不合理的价格。而工人必然作选择——付出更高的价格，或甚至是什么也没有买。
　　『现在，工人已经对这些表示了他们的感受。西西顺和格丁斯基(都是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和今年六月战斗的区域)的工人在罢工。船坞现在布满了军队；虽然有些已被调离码头一带，但却被发现与工人公开讨论。统治官僚份子的软弱和孤立，以及工人阶级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现已反映到一些下层兵士中去。正如格丁斯基一名年轻兵士说：『六个月后我就会再成为平民了，而可能我会在船坞工作。假如我射杀任何人，那人就会是派我来这里的军官。』
　　官僚企图以新闻封锁来『吹淡』这些战斗性，但是波兰工人多年来反对官僚特权的斗争传统，和他们对官僚的极不信任，使到他们明白到将讯息迅速传递的重要性。例如西尼西亚的盐矿工人已经热烈地掌握了海港的工人同志的范例，现在正谈论到罢工的计划。其中一名领袖说：『一个困难的冬天正在来临，我们已经明白到自己的力量，明白到他们的弱点，我想他们现在也明白到了。』
　　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囚禁了工人中最战斗的份子，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去打败整个工人阶级。刚相反，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已经尝试过自己力量的战斗工人阶级了。
古伦：我向你们要求帮助波兰的工人
　　『我向你们要求帮助波兰的工人，他们的状况受到报刊、电台和电视所隐瞒，被警察驱打、被投入监狱、被法庭控告颠覆，并且被判长期监禁。在城市和各区里面，对付示威者的庞大压迫正在进行着。……
　　『只有一次对所有参与六月示威的人的全面特赦，才能终止反对工人的恐怖运动。在那些真正地独立的国家里，必须承担起争取这次特赦的斗争。我知道你们的声音在西欧国家，以及对波兰当局都具有份量……不要在这种事情面前保持漠不关心！』
　　上面这段呼吁，是波兰异议份子积茜。古伦(JacekKuron)写给意大利共产党的信的一部份。这封信，使意共十分之尴尬，它口头上接受工人阶级民主、反对它的东欧伙伴压迫异议者的行动。
　　意共在七月二十日在其新闻处一方面不直接承认接到古伦的信，另一方面，却发出了一份声明，劝告盖莱克政权要『以温和及宽厚』对待那些示威者。
　　可是，不久，今年已经四十岁的古伦，却突然被征召入伍，派至波兰边境服役。
　　这就是波共官僚对异议者的一贯手法的最新例子。

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
——维护工人继续斗争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
　　『保卫工人委员会』，是波兰一九七六年六月工人动员事件后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在波兰工人中甚得支持。举例来说，雷顿市二间工厂五千工人中，只有一百六十人(包括党领袖和管工等)赞成驱逐『保卫委员会』的委员出国。委员会初组成时，只有十五个委员，现在已增加至二十三人。 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五日事件，共有二千人被捕，大批工人被解雇，政府劳工部和社会事务部亦发出通知书，禁止工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
　　在工人遭受种种压迫，而工会、社会福利机构和保卫市民权利的组织都不能提供任何援助的情形下，一批热心工人福利的人便组织起来，提供法律、医药和经济援助，给予参与六月抗议示威的被压迫者。
　　在法国，在七六年十一月成立了『支持波兰工人委员会』，以响应『保卫工人委员会』。它宣布：『法国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支持波兰的委员会，并唤起法国的舆论，去支持波兰的工人运动和民主反对派。现今的急务，是筹集欵项，帮助被囚和被解雇工人的家属，并保卫正在候审的工人。』
　　政府的镇压，当然指向『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在七七年一月，二名委员被控『不合法』收取金钱。一些政府报章这样诬蔑说：『这一小群嘈吵的人们，企图破坏波兰的道德风气。他们希望波兰从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后退。在他们的纲领中，可以找到托洛次基的乌托邦，社会民主主义的片断、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鳞爪……总之，是各式各样极度混杂的思想。』
　　警察亦加入阻止委员会保卫受到压迫的工人。政府命令邮政局没收听有寄给委员会的物质捐助，转而直送入政府库房。
　　政府的种种威吓措施，都不能遏制群众反对压迫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愈大的压迫，只会愈加刺激和巩固工人的斗争！
（励思取材自二九七七年一月廿七日『国际通讯』）
东欧反极权统治的动乱在增长
作者：护理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
　　在波兰、苏联和其它几个东欧国家，对官僚压迫的公开反抗，以及官僚层前后不一贯的反应。显示出一个广泛的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报章开始注意这些事态。例如，西德镜报周刊在一月十七日用头条报导东欧局势，指出一些显著的不稳的象征。
　　在莫斯科的挑衅
　　官僚的类似三十及五十年代大审判的行动加强了危机的气氛。克里姆林宫派遣的『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歪曲报导一月八日在莫斯科地下铁路的恐怖份子炸弹案。他强调该车是满载儿童，并暗示爆炸是异议份子所为‘路易斯说他以为这次爆炸会在苏联引起激烈的群乐反。有如西方国家对西德曼荷芙党及美国共生解放军的激烈反应。
　　苏联异议运动的一位发言人沙卡洛夫，指斥这些报导为挑衅。他说：『企图抑制思想自由和加强极权统治的政府，不能在一个平等公开和坦诚的讨论中与异议份子对抗。正因为异议份子的精神力量继续增长，这个镇压机关愈来愈倚赖类似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的罪恶手法，和同期在苏联的类似手段。』他又举出一些便装警察对异议份子的暴行，例如一位诗人去年被不知身份人物袭击，在数个月后因伤毙命。
　　在捷克的『敌方间谍』
　　在捷克，前任杜锡克政府高级官员哥曼被控替西方情报机构当间谍。政府用这个事件，煽起对敌方机构在捷克活动的恐惧。
　　在同时，捷共党报章激烈指责『七七宪章』，一个新的组织，它在一月向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抗议国家宪法被破坏。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只提出最基本的要求。它的领袖宣称他们并不是反对政府，只是要求遵行法律的规定。但无论如何，据称这是六八年民主改革运动被苏联入侵压力摧毁以来反对官僚逼害的最广泛的组织。在捷克重新出现的群众不满，明显地令当地官僚和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惧。
　　苏联报章避免提及东德和波兰的异议活动，但它们支持对捷克维护法纪民权者的指责，指他们是由被击败的捷克资产阶级和六八年反革命的策划者所组成。苏联报章并无提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共党都有发表声明反对迫害『七七宪覃』的签名人。可以假定他们是被包括在那些『反动份子』里的。
　　对于东欧的一连串异议活动，苏联显然决定，要在捷克立刻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在过去十年捷克受到最大的挑战，只能用大规模的持续的军事占领来恢复『秩序』。这使到『七七宪章』的挑战成为一个主要的考验。
　　但最紧张的局势是在波兰。七六年六月工人暴动及其后反对迫害曾参予暴动的工人的运动迫使官僚退却。波兰事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造成巨大的冲击。法国共党被迫声明支持波兰工人及被囚禁在精神病院的苏联异议份子。法共领导的工联会一位主要领导人声称：『因为散发与政权敌对的小册子而将他们囚禁在那些在医学观点上有问题的病院里——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也不同意工人因罢工而被囚禁，正如数个月前在波兰的情形一样。罢工的起因和其后政府被迫取消的加价，使我们怀疑波兰工会所做或未做的角色。这些工会之拒绝解释，加深了我们的困惑。』这当然是虚伪的声明，法共党工会领袖没有可能不知道波兰工会的性质。但是，尽管西方共党领袖的动机是为了本身利益，这些声明却严重削弱了斯大林主义独裁声称在『世界共党运动』下统治的政治辩护。他们不能漠视这些批评而将自己在政治上暴露在群众面前。因此西方共党领导人的虚假声明，仍有助于保护东欧反官僚的战士。
　　但在波兰，官僚的根基被工人群众运动的升起和知识分子公开反对独裁直接威胁着。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地讨论工人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性。
　　苏联入侵的流言
　　在六月叛乱中，广泛谣传克宫计划沿用六八年侵占捷克的方法入侵波兰，这显示了波兰局势的极度紧张。西德镜报作了如下的报导：『在捷克的一些地区，后备人员被动员起来。六月廿五日晚，一名货车司机被警察叫醒，命令驶车到一系列预先划定的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可以随时起飞的运输机(只在布拉格已有四十架)。这个警号在四十八小时后才被撤消。在东德，介入波兰的计划亦已准备好。可靠消息说，计划仍属『有效』。
　　苏联入侵威胁所给予波兰反对者的压力是明显的。一名反对者的话被人引述：『波兰国家领导人反对改革的政策有着巨大爆炸性的危险。群众唯一能够避免危险的方法是组织自己。只有经过和平的方法，不扰乱公众秩序的示威，与国家领导坚持谈判，才能成功地贯彻群众的政治愿望……同时，这是唯一能够避免苏联介入的方法。』但无论如何，他认为波兰民主权利运动成功的机会，大过捷克六八年的运动：『我不相信这种情形会造成改革所不能越过的永远界限。在我们处身的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的状况下，一个不能进行必需改革的政府将会失去它的效用。我相信莫斯科亦会明白这一点。』
　　事实上，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极其腐败的。统治的共党首先便失去声誉。大部份的战前干部被斯大林谋杀了。现时的党是从属于苏联军事力量下所建立的。在斯大林主义统治制度下，波兰亦比其它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有较长久的改革经验。正是对这些改革的错觉，使一些反对者在六十年代中期提出一个基于工人直接管理的完全不同的制度。纽约时报报导，一种『普遍的不满和不信任气氛，使领袖们恐怕来自知识分子的偶然火花会成为火种』。
　　雷顿事件
　　波兰共党对这个局势的反应是摇摆和不一贯的，有着不可预测的暴力和突然的退却。例如，这个政权答允重审雷顿工人因六月罢工而被判入狱的案件。但在法庭里，一群便衣警察袭击获准旁听的『波兰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观察员，武装警察并不加以阻止。一名反对者说，这次袭击是秘密警察的紧张情绪的爆发：『委员会作出的揭露，更加上舆论的压力，使它觉得受到威胁。』
　　波兰政府用警察骚扰来对付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捷克政府亦用类似方法对付『七七宪章』组织，而且更准备进行政治审讯。但波兰共党领导层现在决定用『政治方法』来对付异议份子，而避免用拘捕、警察骚扰及高压手段。以下是这些『政治方法』的例子：其一是伪造一封由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给予该委员会一位领袖的信。另一篇是在波兰流传的文件，说安滋祖斯基提倡『所有性自由，包括对同性恋』。安滋祖斯基的反应是：『在波兰不需要再争取的几类自由之一是性自由』。这并不正确。近年的调查证实这一点。对性方面的落后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秘察警察显然要利用这一点来引起对安滋祖斯基的偏见。但这些『政治方法』似乎对民主权利运动没有大影响。
　　东德政权在十一月实行高压措施，它把诗人此尔曼的公民权褫夺了。但是对这事的反应，成为五三年东柏林工人叛乱以来第一次公众抗议政府的政策。政府回答以加强的镇压。
　　比尔曼事件的连串抗议
　　约有十二名反对驱逐比尔曼的抗议者被囚于监狱，然而据报并未对他们加以任何控罪。这些镇压似乎未能阻止反抗的散播。东德政府对比尔曼的意见在西德广泛传播一事感到愤怒，特别是经由电视传送给大部份人民。但官僚唯一可做的，似乎是对西德政府进行报复。因此，他们在东柏林设立警卫制止人民申请签证。但在翌日，这个措施便被取消，纽约时报推测是因为苏联的反对。
　　克宫自己亦表现出同样的摇摆的政策。苏联官僚希望，解除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会帮助西欧共党脱离冷战时期的阴影，争取足够影响力去强迫资本家接受长期的和平共存。镇压或威迫性的行动是将选民驱离共党的最肯定方法。其次，克宫面对着全世界工人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难题。它为侵略捷克付出了极大代价。它强迫西方共党保卫这次行动的企图大体上是失败了。而这失败方便了西欧共党避开莫斯科其它更使他们窘迫的政策。
　　苏联监狱内的绝食抗议
　　我们很难衡量苏联境内对官僚独裁的反抗究竟有多少，但有迹象显示出一个上升的反抗浪潮。一名最近被释的异议份子雷巴斯基报导，在苦工营和监狱内，一个反抗运动已进行了约有两年，他说，囚犯们每年十月卅日举行绝食抗议，作为非正式的『政治犯日』，又采取了共同行动对抗监狱情况。当布可夫斯基十二月获释并逐出苏联时，他说在维拉迪姆监狱正进行绝食抗议，并要求国际间支持绝食者。在以往，监狱内上升的反抗显示了总危机的形成。例如，一九五三年的罢工迫使斯大林继承者『减弱斯大林主义』。
　　当全世界工人群众、社会主义者和进步舆论声言反对斯大林主义镇压时，他们能够迫使官僚层退却。这些抗议打击到官僚的主要政治辩护立场。斯大林主义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大部份的左派决定跟随本国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或者是相信他们的责任在于替斯大林主义政权辩解。很清楚可以见到，官僚独裁危机急剧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官僚们越加感觉得被危险地揭发出来。
(涓滴译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卅一日『洲际通讯』)

争取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波兰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声明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9月10日
　　（『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编者按：这份文件现时在波兰地下广泛流传，它的真实性是确定了的。作者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在东欧官僚历来企图盗用这称号之时，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自从六五年古朗和莫扎律斯基的著名的『公开信』以来，这是波兰其中一篇最早的反对派文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论，以工人阶级观点批评官僚。当然，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与这份文件是有分歧的，例如：他们将官僚界定为统治阶级，又将东欧国家的生产关系描写成『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些分歧并不稍减它之反映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性。作者们清楚地与反动的、或自由派的异议思想划清界限，他们有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这观念是同统治波兰和东欧的官僚的歪曲表现相对立的。)
　　一
　　人们时常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实行了；阶级对立已消失，阶级斗争已被全国的集体力量代替；而历史上首次主要社会关系让生产力得到无阻碍的发展。
　　但是，由此立场看来，过去数年来，在这个国家多次发生的大规模工人反抗，是不能解释的。如果波兰共党和人民的国家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那么，这些劳苦大众反抗的是谁呢？在政府来说，工人示威只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参加者只会是冒险主义者，是应该受到重罚的。但事实上，这些罢工显示：如果工人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是保持生活水平避免其更恶化，他们便要被迫与政府对抗。而且，正如七十年代初期所显示的：正是这些示威使到生产力加速发展和工业化加剧成为可能，虽然工人并没有明显地要求这些。工人从他们的斗争证明：党和国家的官僚架构对于社会进一步进展是主要障碍，而目前的社会关系一定要加以彻底改革。
　　到目前为止，官僚仍能说服工人，说经济发展需要纪律及完全服从『专业』领导。七〇年十二月之后提出的『建立另一个波兰』的口号，帮助官僚将工人解除武装。他们预先便排除将工人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监察和迫使官僚实现诺言的工人委员会的可能性。结果证明，这个口号提出来，只是防止建立另一个波兰，一个工人群众可以管理生产和对经济作出全部决定的波兰。
　　七〇年十二月以来，人们更醒觉到，社会矛盾(反映于罢工等)并非是偶然的冲突，所谓『党和群众间的暂时分歧』，而是构成波兰和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本质。
　　二
　　我国的生产目标，应该是『有系统地改进工人生活水平，创造鼓励每个人发展潜质的条件，和加强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连系。』(总书记格列克在波共七一年六届大会上的演词)。但很容易看到，正如格列克自己解释的，这些定义并不得自对我们生产制度的分析，它们只是思想上的掩护工具和控制这个制度的工具。他继续说：『党加强它与社会的连系，主要原因是订出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目标和主要动力。』
　　决定一个生产制度的本质，并不是要看领袖的意向声明，而是看实际控制生产的方法。在本国，整个生产的社会过程是由党和国家机器控制，是高度集中及与社会脱离的。它位于生产之外，社会之上，即所有行政权力是集中在社会的一个『专业』主管的阶层里。官僚自己认为拥有这些权力就是不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例如七二年十二月一条法律，替在党和国家机构居领导职位的人及其家人，设立特别的退休金制度)。
　　对这个统治阶层来说，官僚政治不单是权力的工具或手段，而且是它内部团结的根源，是它的灵魂和躯干。所以它只可以接纳一些维持政府机构与社会分离的生产目标。目前的生产制度因此令权力不能真正社会化(即消除与社会分离的国家机构)。这是这个政权的一个主要依靠。因此，目前的制度排斥了所有构成社会主义实质的部份。
　　三
　　一个分离的国家机构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明显地象征着社会阶级斗争。官僚架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的历史性反映。
　　矛盾的根源是从十月革命发展出来的国家的性质。列宁早巳察觉苏维埃制度堕落的危险，所以他说『苏维埃制度中出现的官僚恶习，甚至对党组织都一定会有恶劣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同时亦是国家机构的上层。』①在开始时这个堕落只表现为几个倾向中的一个(列宁说：『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③)。但这个倾向很快便盖过了其它的倾向，而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上是官僚转变成统治阶级的历史。
　　这个统治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将它结合在一起，并给予它精神和政治团结的因素，就是党。当然这并不表示党机构不会成为不同派系的斗争和敌对的温床。但这些敌对几乎老是以保护统治层而不是单独个人的利益作为基本目标。
　　即使曾受崇拜的领袖被逐或受处罚，亦只是为了挽救官僚权力架构，免受他们的政策威胁。『虽然人们离去，但我们的党仍存在；因为人会犯错，会失去希望，但党是会永远胜利的』(五六年波共八届大会) 。
　　党所尽的政治功能，同党员有六成是工人这件事实并无矛盾。后者的作用是作为烟幕，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们，便立刻显出党是官僚的组织了。
　　官僚在生产过程中担任的角色只能在表面意义上与资本家的角色作此较。『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组织代表了一个更先进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不再只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而是在全国规模，更确切地说，是在同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国家规模上组织起来。可以作个比喻说，他们全部组成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是自给自足的，意思是物质生产工具和工人都『自然地』属于它。他们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份，因此是永远被束缚在它的齿轮里。
　　这亦解释了失业的不存在。市场已被废弃，即是说，它只是继续以一种认可的经济管理的方式存在。这就在基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情况，不论它的教育程度，技能或是收入，无产阶级构成一个新的现代工业奴隶阶级，工人不再像在资本主义下出售劳动力，因为出售即表示他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以及他出售一段预定的和固定的时间。相对之下，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特别批准，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间『工厂』。工人不单是在工作时间内，而且在一生中，都受到工厂的暴虐纪律束缚。
　　四
　　官僚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不只是在大动乱里表现出来，而且更在经济的每日操作中表现出来。官僚的阶级利益——保护一个分离的国家机器——才是国家经济计划的真正目标。
　　为了这个原因，这个计划完全与直接生产者的真正利益无关，是违愿地束缚着他们的。因此，生产单位——由工作队员以至由几间工厂组成的单位——只是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收取奖金、改善地位)而努力去完成计划。每个生产单位因此一定要将其它单位当作一种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单位之间不知不觉的敌对，笼罩着整个经济制度，这整个经济制度普遍私有化的后果是『不可解释』的现象，例如产品的低劣质量、反对现代化、要不同工厂合作的困难等等。凡此种种，只证实了对人力和物质生产资料巨大浪费这件事实。
　　近数十年的一切经验，有力地否定了官方如下的说法：目前社会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技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虽然官僚明白经济浪费的有害的政治后果(对他们本身亦同样有害)，它却完全不能辨别浪费的真正根源，因为它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限制。它大声斥责工作组织恶劣，生产力低下，各个生产单位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但它绝不能理解到所谓『恶劣的工作组织』是一个阶级矛盾，一个社会自己恶劣组织的最基本表现。
　　整个生产制度的极度分离化性质不只是一种后果，而且是官僚统治的社会性目标，因为它适合权力的继续。与社会分离的权力结构，只当工人仍然不能彼此合作来取得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的情况下才是不可缺少的。
　　当浪费达到瘫痪整个经济时，代价是由工人付出的。这明显代表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剥削。当波共领袖在七〇和七六年提出计划『管制物价和工资』时，他们暗示是『经济上的需要』(即是说，需要工人付出浪费的代价)。
　　与此相反，现在真正成为经济上需要的，是由生产者自己组织生产。换句话说，真正基本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自主。
　　五
　　无产阶级政治自主的基础在工人示威中建立起来。当工人变得能够组织起来集体地保卫本身的利益时，他们之间的日常敌对便更为减少，因为打进分离了的生产制度。官僚只在能够消解这些工人的雏形组织时，才能控制局面。
　　直到现在，工人实在缺乏动力，未能从保卫本身利益走到对官僚攻击。但重建的『秩序』从不会简单地回复到以前的情形。生产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些工人斗争的成果，已对将来巩固现时在工人阶级里做到的连系提供必需物质条件。
　　与此同时，工人显示了力量，迫使官僚采用更公开和严厉的手段来行使权力，从而使官僚机器更加完善。因此，阶级对抗便更显露出来。
　　六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能依靠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所有『调整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都得到党内的『真正』工人代表、立法局和工会的全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罢工才提供真正的机会，去打破官僚的权力垄断。工人所仍未清楚明白的，是在罢工时，权力是落在他们的手中的。
　　罢工工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方面。当工人的要求被接纳时，罢工委员会便解散了。甚至当国内不同地方不同工厂同时进行罢工时，工人并没有协调他们的斗争。而且往往不知道别处正同时发生罢工呢。
　　马克思曾说过(现在仍适用) ：『最重要的，工人一定要尽其所能，在斗争中和斗争之后，反击资产阶级消解风暴的行动……他们行动的目的，一定是要防止直接的革命热情在胜利后立即被压制。相反地，他们一定要尽可能保持着它。与反对所谓过份行动相反，我们不单要容忍一些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使人联想到可恨的回忆的建筑物的报复事件，而且要亲自领导他们。』⑧
　　无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和缺乏互相支持，永远是对官僚有利的。而工业工人与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更特别使官僚受益，由七六年六月事件发展出来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是整个无产阶级自五六年公来首次显示团结。面对着这样的团结，官僚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他们被迫容许一个公开的对抗存在，并从监狱中释放所有在七六年六月因『暴徒活动』被捕的『囚犯』。
　　虽然保卫工人委员会证明是不能为这种团结提供一个架构，以及将自己改变为一个工人斗争委员会（事实上，它从未订出这个目标），但在更大规模上组织起反官僚的组织过程中，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目前的反对是否有机会演变成对官僚制度的否定，主要决定于工业工人能否排除『防卫性』的改良主义幻想，以及知识分子能否在这方面帮助工人。
　　目前反官僚的反对派在其理论性文章中，并未提出反对官僚本身，只是反对官僚的『滥用权力』。他们指责这个政府的专横和极权性质，和要求政府的法例要付诸实行，宪法所保证的自由要付诸实现。
　　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政府的最终目标，只是反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他们接受了目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础』)，只是要求改善『上层架构』，即是说，成立多党制度。他们甚至未能说明怎样和经由谁人去实施民主化。
　　知识分子反对派代表的只是统治思想体系的对立面，因此，决定在于对手方面。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可以说同官僚对制度的理解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理解，基本上是这个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的对立，是以『东西方』的地理性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因而不能掌握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历史性优越而又同时存在的严重限制。
　　对我们来说，涉及的不是从纯理论的方法想象出会更好的全新社会制度，而是在目前这个制度的历史中，发现正在产生中的可能导致解放的方法。
　　在这个制度里，生产数据已经社会化，意思是指所有日常必需品的生产，已经运用组织和管理社会各阶层个人的方式实行了。但组织和管理并未具有社会性质。生产者自己并没有组织生产。因此，这个制度显示出是笼罩着一切生活领域的专制政制。当分离的个人保卫自已的私人利益时(实际上完全是幻想) ，他只能发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七
　　觉醒中的工人运动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可以综合为：『我们应该用甚么去替代党和国家官僚机器？』
　　这是个组织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斗争过程中在工人阶级内组成的所有联系，及把它们作为起点。在目前，这些联系只是以一个非正式的联络网的方式存在着，但全靠它们才可以交换消息和协调活动。有了它们便可以在将来把罢工转变成一场自觉的政治斗争。
　　从这个联络网开始，一个自觉的工人组织会开始出现，它会为更大的协调提供机会。这样一个组织不只是反对政权，它会代表政权的对立面和代替者。它的作用，不会是作为工人利益的传达媒介(意指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分隔，会成为官僚化的基础)，而是作为将来社会组织的胚胎。
　　罢工委员会，建基于这样的组织之上，可以在罢工结束时转变成工人议会。在取得直接控制工厂、工业机构等的管理，工人议会可以成为工人自治的基础，重新管理生产，从而废除独立的管理机器——官僚机器——因此废除阶级对立。
　　八
　　废除官僚制度的斗争，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这些永远是革命工人运动建立的原则。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已提出这些原则，它们并成为俄国一九一七年工人议会活动的基础。
　　今天，我们需要重提这些原则，当然不是要求官僚遵守它们，而是为了在为这些原则而作的斗争中，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可以兴起：
　　㈠ 罢工的权利，一切有组织的形式停工的人都不应被罚；他们有保卫罢工的权利。
　　㈡ 所有官员必须以民主选举出来和可被撤换。要终止委派和互选的恶习，要终止预先安排好候选人的选举。当任期满之后，所有被选进领导机构的人必须重返工作岗位。这亦表示工厂的管理应该由该厂的工人选出和可以由他们罢免，因此取消了『专业』的管理人员。
　　㈢ 将所有党和国家官员的薪金调整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废除所有因行使权力而带来的特权。平等和社会主义不表示所有工资都是一样，但担任任何层级领导职务的，都不应有取得特权的机会。
　　㈣ 所有尊重社会主义民主准则的组织都有活动的自由。任何政治组织都不可以篡夺单独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利。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出发，所有承认工人议会为唯一权力的组织都是合法的。
　　九
　　我们国家所清楚表现出来的官僚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依靠于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进展，可以从克服内部分离化（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特征)的程度上量度出来，以及从这些国家还在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量度出来。只有国际性的团结，才可以保证所有争取政治自由、进行政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努力不会被外来暴力干预所打断。
一九七八年一月
（小点译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的『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合刊)
注释：
① 列宁文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33卷421—422页。
② 同上文集第32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的『列宁选集』第4卷408页，关于这问题的译文则是：『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译者，着重点九字原用黑字体。)
③ 马恩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卷，180页，『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联盟的致词』

波兰工人阶级划时代的胜利
作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0年10月 第七卷 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一九八○年八月卅日，是波兰工人斗争史上的一个大日子，亦是工人国家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历时两个月的波兰工人联合罢工行动，终于迫使政府几乎全部接纳工人的要求，特别是两个最主要政治要求：自由组织独立工会和对罢工权利的保证。在所有由共产党垄断国家机器和一切政治权利的工人国家中，这是第一次由工人成功地迫使政权承认工人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打破官僚政治上的垄断，为以后工人组织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波兰工人这次反官僚斗争的胜利，是所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历史上至今为止最辉煌的(过去许多次的罢工、暴动、革命，都不幸被镇压而归于失败)。它显示出：只要工人阶级觉醒、团结和勇敢地斗争，他们是能够战胜官僚层的。这次胜利将会大大地鼓舞起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劳动群众的斗争，并且鼓舞起资本主义世界工农的斗争，对世界革命运动产生划时代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首回合的罢工浪潮
　　事变的导火线是七月一日，波兰政府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取消了肉类的官定售价，而以高出一倍的市场价格出售。这个措施立即引起各城市的工人爆发罢工抗议浪潮。
　　首都华沙的庞大的乌苏斯拖拉机厂首先发动罢工。四万工人中有四成停止工作。钢铁、汽车、船坞、飞机及其它工厂亦很快加入罢工行列，第一个星期已有超过十万工人加入行动。政府以取消加价作为让步，暂时取得工人复工。
　　到了第二个星期，罢工浪潮扩展至卢布连市，并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罢工首先在七月十日由一间货车工厂工人发起，其它工厂逐渐加入，到了十六日，起码有十七间工厂加入罢工队伍，包括电子厂、建筑工人、药厂、面粉厂、面包店和医院的工人。政府派军队运送必需品到城市。而铁路、巴士及电车工人则加入罢工以对抗政府。罢工工人选出罢工委员会。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取消七月一日的加价、提高工资和奖金、立即提高对家庭的津贴至保安部队和军队的水平，即提高三倍；新的、自由的选举工会委员、罢工的权利、党领袖书面保证不对罢工工人报复、禁止警察和保安人员进入企业的范围等。
　　到了十九日，政府终于与罢工者达成协议，答允大部份要求：工人普遍获加薪约一成至一成半。
　　在此同时，其它地区亦受罢工浪潮波及。波兰东南部的三间大工厂在十九日爆发罢工。要求像其它地方一样加薪一成。
　　第一轮的罢工浪潮大部份由于政府答允作出经济让步而稍告平静。但由此而成立的各罢工委员会却并未因此解散。罢工浪潮再次涌起
　　到了八月初，由于政府的承诺普遍不能实现，罢工浪潮再起。华沙的清洁工人从八月五日起开始罢工。其后，公共交通工人罢工，瘫痪了首都。罢工浪潮再次席卷全国。八月十四日，北部海港格但斯克的列宁海军船坞工人举行罢工，并演变成为整个罢工浪潮的中心。
　　列宁船坞工潮的起因是由于船坞领导层将三名工人解雇。其中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和罗域奇是一九七〇年罢工中的罢工委员会委员，另一人是华里沙。三人现在都是参与格但斯克一份反对派工人报刊『工人报』的出版。十四日下午二时，船坞的一万六千工人发动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提出广泛的要求。第二天早上，船坞领导层与罢工委员会谈判，答应将三名工人复职，提高家庭津贴，加工资，保证不进行报复，最后还答应建立纪念碑悼念七〇年罢工的死难工人。但这些让步并未能满足工人的政治要求，特别是罢工的权利和自由组织独立工会。罢王不单没有平息，反而很快地扩展开去，主要的有该市的公共交通工人和隔邻格丁尼亚市的巴黎公社船坞工人等。
　　到了八月十七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三市二十一间工厂的数万工人放下工具，参与罢工行列。一个总罢工委员会成立起来，由每一间工厂派两名代表参加，再选出一个十五人的执行委员会，全盘负责向政府提出十六项共同要求和进行谈判。另外每间工厂的罢工委员会再向政府提出每间厂的特别要求。此外又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联络各罢工工厂，另一个负责保证人民获得必需的物资供应，例如电力、食水和卫生服务等。
　　八月十八日，总罢工委员会扩大至十九名委员，将共同要求增至廿一项(见另文)，并透过在华沙的『社会自卫委员会』将这些要求向外宣布。这些要求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自由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罢工的权利、由调整物价自动提高薪酬、改善食物供应、取消对保安部队和警察的特别津贴、开放大众传播媒介、开放教堂等。
　　罢工浪潮继续一发不可收拾。加入总罢工委员会的工厂数目与日俱增。十九日有一百九十一间，二十日已增至二百六十间，罢工人数超过十二万。二十五日报导的罢工人数为十五万，二十六日已超过二十万。到了八月卅一日由罢工领袖宣布格但斯克三市结束罢工时，发表的罢工人数为三十万，涉及六百二十七间工厂。
　　接近东德边境的港口什切青市亦在八月十八日爆发大规模罢工，有十二间工厂停工，组织了一个四十人的罢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二十八点要求。其它大城市，如罗兹、弗罗兹瓦夫、波兹南等也发生同情罢工。八月廿九日，南部重要煤钢区西里西亚的三个煤矿和两间工厂的二十万工人亦举行罢工。
　　官方发言人也承认『罢工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四处蔓延，形势非常复杂，每天都有一批企业举行罢工』。面对这个工人自发的汹涌斗争浪潮，政府施展浑身解数，企图瓦解罢工。
　　政府与罢工工人的角力
　　列宁船坞罢工一开始，正如以往的罢工工潮一样，厂的领导便答应作出经济让步，希望工潮会平息。但罢工工人坚持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并与其它工厂联络，很快便组成三个城市的总罢工委员会。工人的政治信心和团结精神，令政府大吃一惊，立即成立一个政府谈判委员会，由副总理派卡率领，到格但斯克与每间工厂个别谈判，企图以逐个击破的方法对付罢工。总罢工委员会于是决议各厂停止私下与政府谈判，一切由总委员会出面。罢工工人的团结，令政府的诡计不得逞。
　　由于恐防格但斯克三市的罢工消息会传播到其它地方，所以政府在工潮开始扩大时，便立即将三市对外的电话和电讯完全切断，企图孤立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于是将恢复对外通讯，作为与政府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政府将大批警察和民兵运到格但斯克的郊区，对罢工者作出要用武力镇压的姿态。面对这个威胁，一批批的工人走出工厂，与市近郊的民兵部队会晤，讨论他们的罢工问题。工人告诉民兵：『你们是派来这里来枪杀我们的』；一个民兵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来这里干甚么』，而另一个民兵说：『不，我决不枪杀任何人』。
　　由于工人态度坚决，工潮亦以雷霆万钧之势四处蔓延，迫得政府承认总罢工委员会的正式地位，答应他们的先决条件，重开三市对外的电讯联系。八月廿一日，派卡被召回华沙，由另一副总理瓦盖斯基出面与总罢工委员会谈判。
　　连续几天的谈判，都因为双方互不让步而陷于僵局。政府便进行改组，将总理、党理论家和高层工会官员及其它五名次级官员整肃，企图以他们为代罪羔羊，并宣称已扭转党与政府政策，以符合现况，将两名一向反对第一书记盖来克的官员委以重任，希望这些措施能转移工人的视线，提高他们对另一批党官员的期望，以缓和危机。但工人普遍对高层改组无动于中，一些更表示对这些高层变动已太清楚，需要转变的是这个制度，每个人要有权讲话和组织起来。
　　在改组的同时，政府更加强镇压工人反对组织。主要根据地华沙的工人反对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K〇R)在历时两个月的工潮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传递各地罢工消息到国外。这个组织出版一份半月刊『工人报』(R〇B〇TNIK)，销量达三万份。八月十八日，当列宁船坞罢工扩大后，这个组织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拘捕，两日后更拘捕多人，总数达二十四人。拘捕的主要目的是要切断国内其它地方和西方新闻界的罢工消息主要来源，亦是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到了廿九日，被捕的K〇R委员之一，多恩被控从事反政府活动，官方报章并指责库伦和米奇尼克等人煽动罢工，阻挠谈判。
　　被捕的反对派和其它政治犯却受到罢工委员会的支持。他们要求之一就是要无条件释放这些政治犯。
　　对于工人提出的政治要求，政府一直拒绝，希望能维持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政府甚至愿意国家工会进行重新选举，采取不记名投票及不限候选人人数，只要能够保存国家工会整个权力架构，和维持国家对最高层工会官员的委任及控制。但罢工工人不为所动，坚决要求建立独立于国家和党的工会来代表工人。这一点成为所有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亦是谈判的症结。
　　政府一方面以让步作为引诱，另一方面却频频提及苏联不会坐视，以此来威胁工人。但罢工工人采取占据厂房静坐，不上街，极力保持秩序，令当权者没有借口挑衅。
　　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
　　三市罢工工人坚持政治要求，参与罢工的工厂和工人愈来愈多，其它各地起来响应的罢工与日俱增。眼看全国总罢工的气候已经形成，波兰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在八月三十日答应总罢工委员会的基本要求，并在第二天答应了差不多全部要求。同一时间，什切青罢工委员会的二十八点要求亦被答允。工人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政府答应罢工工人有权自由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代表工人与当局谈判。政府亦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答应在一天内将工人提出的名单内的政治犯释放，同意把新闻检查限于『不端正』的报道和涉及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国家机密。政府又保证言论和信仰自由。对于工人的经济要求亦大部份接纳。
　　北部沿岸城市的罢工开始结束。但西南部煤矿区的二十五万工人罢工却继续了五、六天，直到政府答应给予同等的承诺，再加上一些矿业特有的要求，例如矿工可在五十岁退休、加强安全设备等，罢工才开始渐渐平息。而政府为免其它地方工潮再起，迫得宣布这次政府的让步是全国性的，一反以往的做法，即只有真正罢工成功的工人才能享有胜利的果实。这亦显示出今次罢工浪潮在全国各地深远的影响。在工潮普遍开始平息之际，第一书记盖来克亦以健康理由被撤职，由卡尼亚接任。他的上任令一些地区的工潮再起，显示出工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包括撤换一些地方官员，改革工厂管理等。
　　各国的态度
　　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对波兰工人罢工的态度，充份表现出他们的阶级立场。
　　苏联政权对波兰罢工自然感到忧虑不安。表面上，它装作若无其事，表示绝不会干涉波兰内政，但另一方面却表示注视『经济混乱的发展』，谴责『无政府主义份子』企图混水摸鱼，藉以对波兰罢工工人施加政治压力。它尤其害怕的是波兰罢工的消息及工人的政治要求会传到苏联国内，激起苏联工人的政治热情，对官僚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它设法干扰英、美、欧洲等国的俄语广播。
　　波兰工人取得胜利后，苏联只报导罢工已经获得解决，对于工人的要求却一字不提。真理报激烈攻击罢工工人提出『反社会主义』要求，却不敢指出这些要求是甚么。它又谴责工人与『外国颠覆中心』有关系，抱有革命目的企图破坏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等等。这些声明目的一方面对波兰工人而发，另外也是对国内工人和其它东欧国家政府及工人的警告，不准他们追随波兰工人的榜样。
　　苏联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镇压的要挟(国内和国外的形势也大大限制她的行动)，而且向波兰政府提供额外的经济和物资援助，帮助缓和目前形势，但到底工人的要求是直接针对国内和国外官僚的统治，所以苏联将来一定会想办法，甚至用武力迫使波共领导层夺回工人的胜利果实。而波共为了本身官僚层的利益，亦一定会这样做。
　　东欧其它工人国家对于这次罢工浪潮普遍采取谨慎态度。她们普遍在本国进行安抚，例如放宽粮食供应，表示聆听工农的投诉等。罗马尼亚总统更亲往矿区巡视，进行安抚。种种措施都是为了防范波兰工人的例子会在本国引起罢工浪潮。
　　中共的态度则十分隐晦。一方面藉波兰工人罢工而攻击苏联，企图将罢工列入中共的反苏大合唱之中。但由于这罢工例子亦会引起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特别是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是深深击中中共官僚统治的要害，所以对于这些要求便很少提，只希望从这次事件尽量榨取政治资本。
　　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次赚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于是，波兰工人反抗官僚的政治统治，被报导成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要求回复到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所提出的廿一点要求，西方通讯社却不敢全面登载，否则便会拆穿他们的谎言。
　　但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波兰政府与西方的良好关系仍然占首位。所以他们一面作反共宣传，歪曲事实，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却尽量以经济援助来协助波兰政府渡过危机。例如奥地利政府提供三亿美元贷款，西德银行借六亿七干多万美元，美国银行亦答应借三亿二千多万美元予波兰政府。这些贷款的目的，正如苏联援助的目的一样，是希望波兰政府可以以经济让步换取罢工工人的政冶要求，避免从根（本）影响波兰以至所有其它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
　　在波兰这个绝大部份是天主教徒的国家，教会在这次工潮中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反动角色。教宗在数次祈祷中都表示与罢工工人在『精神上和祷告中』沟通。但另一方面教会却强调工人要与政府谅解，不要影响国内的平稳。呼吁『和平，安定，理智，谨慎和责任心』，『避免长期停工，可能发生的骚乱和弟兄间的残杀』。教会表示『明白』罢工工人的要求，但批评他们的方法。连美国的纽约时报都承认，『教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社会的秩序』。所以连波兰总理亦公开赞扬波兰天主教会所表现的『谨慎和责任心』呢。罢工胜利后，波兰大主教甚至在其私人教堂内为罢工领袖华里沙举行弥撒，极尽拉拢讨好之能事！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表现则不一。美国共产党指责波兰领导的软弱和向罢工工人屈服，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却签名表示支持罢工工人。法共大部分领袖表示支持波共，将工人的要求贬为纯经济性。但来自基层工人的压力迫使另一些法共领袖声明支持罢工工人。意大利工会派代表到波兰，表示与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西班牙共党领袖表示支持工人的要求，瑞典共党表示波兰需要进行改革，要一个强大和民主的工人运动，要自由独立于国家和党机关。
　　工人国家内的反对组织普遍支持波兰工人斗争。苏联的反官僚地下组织发表声明支持工人要求。捷克七七宪章组织发信给总罢工委员会，表示『我们的情感和利益与你们争取自由和公正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大家的目标相同，『尤其是在争取释放政治犯、言论自由和建立独立工会权力等方面。』
　　罢工经验总结和展望
　　波兰工人国家在二次大战后成立以来，财产国有化，令波兰国内生产主要不再是资本主义式商品生产，除去了资本家为利润生产的主要矛盾根源，为在计划经济的原则下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制造了必需的条件。但这个国家从建国起便由共产党完全控制，实行一党专政，垄断所有政治权力，令工人阶级不能自由民主地根据自己的政冶水平和经济要求制订生产计划，在公有财产制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再加上苏联这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由于实行一国社会主义，所以处处控制波兰的经济，要它为苏联一国的利益而发展。而波共不能亦不会在政治上摆脱斯大林主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公式，一方面在国内实行对工人政治镇压，维护官僚层本身利益，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企图与西方资本家取得妥协，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而不是鼓吹世界革命，寻求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
　　由于以上原因，波兰的经济不能有长足发展，反而因为官僚层在政治上窒息工人的积极性而出现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对西方的倚赖亦加深。西方经济七十年代普遍走下坡，更增加了波兰的贸易困难。到了目前，对西方的负债已达二百亿美元，今年要还五十二亿本金和廿亿利息。所以在七月一日取消政府的肉类津贴，要将经济困难进一步由波兰工人负担。
　　波兰工人历来已有坚强的斗争传统。一九五六年的波兹南暴动和七〇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都迫使当时的领导人下台。刚倒台的盖来克便是在七〇年的哥慕卡政府倒台而接任的。一九七六年的肉食涨价引致各地发生罢工浪潮，迫使政府取消肉食加价。
　　多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育了波兰工人。光是提出经济要求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工人没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彻底改变现状，将波兰经济带向真正的发展。所以在这次罢工里，列宁船坞的罢工工人拒绝了政府的经济让步，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要获得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言论和信仰自由，并要求释放由于支持和协助他们而被捕的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和其它政治犯。为了迫使政府承认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正义的行动，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广播他们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要求，更要政府为以往工潮死难的工人建立纪念碑。
　　除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力架构，即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工人还向官僚特权统治的支柱挑战，要求取消保安部队、警察和党员的特权，提高工人的家庭津贴到前者的水平。
　　为了要能自己管理国家准备条件，所以工人要求政府公开所有有关波兰经济的数据，要求所有阶层的人都有权讨论和发表对改革计划的意见。
　　对改变妇女工人的工作条件亦提出多项要求。要为工作中的母亲提供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减轻她们的家庭重担；将有薪产假延长至三年，要社会承认更大的养育后代的责任，而不是由个别工人家庭负担而加深他们的经济困难，这些要求对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重要性。
　　其它的经济要求亦有很高的政治性。例如要将工资与物价挂钩，令政府不能将经济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提早退休年龄，将两种退休制度取消，社会只能有一种退休制度，等等。
　　工人的各种要求都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对官僚的政治垄断提出挑战。这正是全世界所有工人国家的统治官僚所深感害怕的事，也正是所有国家都会以苏联的军事威胁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的原因。连中共在其反苏大合唱中，亦不敢多刊载工人的要求，因为这样会从根本影响到其本身的统治。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攻击社会主义，所以口头上支持罢工工人，但骨子里却害怕工人政治权力的胜利会鼓舞本国的工人阶级，提供政治前景，推翻资本主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暗里大量援助波共，希望能以经济让步换取工人对政治要求的让步。
　　工人的要求事实上表明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国有财产制、回复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而是要将政治权力从官僚中抢过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在谈判会场外高唱国际歌，是最好的说明。工人对教会的一般态度，亦表现出他们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却并没有期望教会会帮助他们从官僚手中将政治权力抢过来。事实上，教会的表现亦让王人上了一堂政治课，更加表现了教会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本质。
　　工人在这次罢工中表现的政治成熟性，亦是其它地方所罕见的。罢工委员会由每间罢工工厂选代表参加，所有与政府的谈判都由扬声器实时播给会场外的罢工工人收听。而工人的反应亦同样传回谈判桌上。这就防止了任何私下妥协、叛卖的可能性，对增加工人的谈判力量亦起了很大帮助。工人在整个罢工过程中表现的组织能力、节制和自信，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支持，都显示出波兰新一代工人的政治进步。
　　在这次谈判中，工人亦作出一些让步，最主要的是工会接受共产党在现有体制中的领导作用。接受这顶帽子，令刚萌芽的独立工会活动受到一定的窒息作用。
　　另一方面，罢工委员会在斗争初期表现立场不够坚定，信心不足，所以接纳政府的经济让步。幸而大多数罢工工人拒绝妥协，并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广泛组织其它罢工工人，使最后终于能获得重大的政治胜利。这显示出独立、民主选出的工会领袖，也有可能落后在群众的觉醒之后，在一段时期内被群众带领推动着呢。
　　工人在整个运动中并未能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特别是否定整个国家的现存的政治架构和推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仍处于较早的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将来的斗争中，会愈来愈认识到这些政治要求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无论如何，波兰工人在这些斗争中已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他们迫使政府承认了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基于这些胜利，波兰工人将会有更佳的条件为自己的将来奋斗。毫无疑问，第二阶段会此第一阶段更为艰巨，来自政府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党领袖的更换表面上要向工人表示：新官上场以执行新政策，以求恢复工人对党的信心。但新的党领袖从前是掌管军队和保安部队的事务。这就赤裸裸地表明了：党要向工人夺回失去的阵地。
　　波兰工人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除了要踏实地组织和教育自己之外，首先还要保卫已夺取到的胜利果实。官僚层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牢牢掌握着最终的政治决定权力。虽然工人的反抗会迫使官僚作一些让步，但正如以往波兰工人几次沉重经验指出，官僚一定会逐渐分化和瓦解工人的力量和团结，以取回失去的权力。任何对统冶官僚层的幻想，都会对工人力量的积聚造成极大破坏。唯有工人的政治觉醒和本身力量的发挥，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那能容得寄生虫！』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日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料专辑】（附有若干组当代和谐左翼讨论）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料专辑】4（附有若干组当代和谐左翼讨论）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
波工会领袖检讨局势及工会战略
译者：微丝
【这里译载的两篇珍贵的文章，是史维克SEVRAC在波兰国内访问两名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纪录片段。该两名领袖来自波兰国内十分不同的地 ——西南部的机械制造业中心城市希维德尼察SWIDNIK和来自南部的煤矿区西里西亚SILESIA。
这些访问在1980年10月中进行，它们帮助我们了解今日波兰的工人反抗运动的现实。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号召的11月10日总罢工失败了、华里沙也获释了的今天，它们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
在希维德尼察：工会被解散后的局势
　　我认为，今日的局势比[1981年]12月13日之后的形势更具爆炸性。首先是因为恐惧——战时状态头几个月的群众性现象，即使未消失，也已经减弱了。人们已习惯了，他们见到被拘禁者回家了，被解雇的工人（如果他们是技术工人）也重新取得工作。在希维德尼察这个城市，飞机工业总共有超过三千名工人被解雇，但他们大部份已重新找到工作，因为没有他们就无法生产。普遍的现象，是军事委员今日解雇工人，厂长明日就重新雇用他们。
　　另一个情况是镇压的疯狂性质。如果你在街上接过一张传单，可以被判七年监禁；如果你领导一个地下组织，刑罚也一样；当局没有加以区别。于是，人们结果便是习惯了当局的镇压；而且，由于镇压的受害者之间的声援很强大，他们知道可以依靠工会的支持，所以人们敢继续冒险。
　　10月8日星期五当局宣布所有工会均为非法，这行动将人们团结起来。甚至某些个别部门的工会或是自治的工会也作出激烈反应——即是那些非追求名利的人。一名工人甚至对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明天庆祝弥撒，我也不会奇怪，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原则的。”雅鲁泽尔斯基的领导班子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憎恨。这是目前人们战斗性的基础——这种憎恨，以及无法忍受这个憎恨的深深的信念。
　　局势另一个情况是镇压部队的士气低落。我们知道当局视军队为不可靠的。如果团结工会在里面认真工作，是可以带来结果，而且快速显效。但现在新的情况是防暴警察ZOMO的士气低落。他们已太久未能回家了。我们得知他们之间常有争吵，喝醉时甚至互相枪击。他们很贪污腐败，从事许多黑市买卖，尤其是燃料买卖。这点很重要，因为这表示防暴警察ZOMO不再是听话的机器了。可能有一天，它的队伍中的混乱会在街上显现出来。
　　对新工会的杯葛是广泛的。即使政权的计划是令新工会主要成为社会救济机构，能够分发一些特权来诱骗人们，但这个计划是空想的。在现时的经济情况下，并无甜头可以派发。
团结工会的状况
　　我们这个区域以及整个卢布连区进行得较好的工作，是援助镇压的受害者，以及进行工会教育工作。后者的重要性，在于它给予尤其是大学青年一些事情可做，并避免这些青年与工会其他部份之间发生隔阂（这情况在某些区域有发生）。但这并不是说每样事情都在好转。各工厂之间有巨大的通讯困难。人们不信任对方。如果他们不认识对方，恐怕被当局挑出来，就会避免接触。更甚的是，有时政治警察（ＳＢ）自己会试图组织联系，这就只会在后来增加人们之间的不信任。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中大多数的政治混乱。库伦的幻想——以为我们可以与官僚层达至历史性的妥协——仍然在许多工会活跃份子中间存在。这导致许多行动的目标变成向政权显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试图扭转力量的对比。工人要的，是能够带来结果的行动，即使结果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人（特别是最政治化的人）愿意只为一个象征式的斗争冒险。如果不断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没有这些要求的具体前景，这种提法能维持多久？
　　如果没有具体前景，工会领导层将会看来与他们的基层更脱节，变得更为孤立。特别是如果因为缺乏战略而犯下策略性错误的时候。举例来说，杯葛官方报刊的口号在1982年7月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进行之中发动。这是知识份子、专家的态度。工人会犹疑，在报摊前踱来踱去，最后是购买了报纸，因为报纸难得有些他们有兴趣的东西。而作出这个决定的领导层则令本身和令工会失去威信。
前景
　　我对于总罢工的提法（今天的提法）仍存疑。工人已明确说了：如果总罢工是将自己关在工厂内、占领工厂，那就不会带来什么改变。因为这样的情形下，决定罢工能维持多久的是警察。当警察袭击工厂时，罢工也就停止。以往的罢工的后果（在1982年春天，差不多每周都有罢工的号召），对工人的意识仍有影响。那些罢工没有任何成果，后果则只是以千计的工人被解雇，以百计的工人被监禁。因此，我担心人们不会跟从在11月10日星期三进行罢工的指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战斗，或是他们已非政治化。相反的，原因是他们有政治化的想法，而他们看到这种罢工并非一个全面前景的一部份，只是又一次象征式的行动。
　　人们是愿意进行艰苦斗争的，条件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能够为工人提出一个全面的战略。他们甚至愿意进行总罢工——只要这个罢工能导向政权的问题。没有前景，工人只认为这是儿戏的；工人并非棋盘上的兵卒。
　　如果有一个全面的计划，能明确地提出政权的问题，那么人们将会愿意作出重大牺牲。他们甚至会愿意（正如这个区已开始发生一样）进入军队工作。但没有人会在没有前景的情况下作出牺牲。这就是团结工会今日最主要的弱点——缺乏战略、缺乏一个知道要走向哪儿和每一刻都不犹疑地向目标前进的领导者。
附图：当波兰官僚在1981年12月宣布军管后，工人立即起而反抗：上图是格但斯克工人守卫船厂；下图是西南部城工人在团结工会会所门前步（疑为“与”）警察对峙。

波兰放宽军管假象的背后
作者：小点
　　在实行军法统治一周年之后，波兰国会在12月18日通过议案，给予国务委员会停止和必要时重新实施军法统治的权力，放宽去年军管以来实施的限制，包括有关拘留、罢工、抗议示威、社团活动、邮政电话检查、国内旅游等限制，但同时授权政府可随时实施这些限制措施。此外，以后的罢工和抗议运动将根据波兰在10月颁布的新工会法处理。违反这项法令的工人和学生，将会被解雇和开除学籍。
　　在12月23日，军政府宣布释放在军管法例下被拘留的全部被囚者，但七名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立刻再被逮捕，当局没有说出逮捕的理由，也没有宣布获释的人数。
　　继11月13日释放华里沙之后，波兰军政府实行的这一连串措施，是否代表了它放弃军法统治呢？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见到，这只是一个花招而已。表面上的一些放宽限制措施，其实背后早已用其他限制措施填补了。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仍然被剥夺，只是剥夺的形式较为隐蔽而已。重要工厂自然随时可被置于军事接管的状态，以粉碎工人的组织。表面上，军法统治是放宽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难怪波兰大主教也要表示对议会持“保留态度”，甚至反对其中一些法案，指出这是“心理恐吓”和“独断独行”呢！事实上，正如本期另一篇文章中波共官僚的自白显示，撤消军管只是解除表面的战争状态，却通过给予政府的各种特别权力，换了较低层面的特别状态而已。
　　波兰军政府对放宽军法统治的解释，是他们控制了来自地下反对者的破坏威胁，同时也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威胁的国民经济有某些改善的迹象，但由于国内“反社会主义”组织及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威胁，意味目前只能暂放宽限制，并预料到明年中才会全面撤消限制。其实，军政府这些理由除了互相矛盾之外，更是不能立足的。团结工会地下运动在11月10日的大罢工尝试中虽然失败了，但整个运动并没有受到挫败，一年来的形势充分显示了工会反抗力量并没有被政府的镇压行动摧毁。整个波兰社会的反抗情绪仍然存在，虽然有一定的混乱和退却。更主要的是导致整个波兰工人运动的客观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是加深了。波兰经济并未像政府所说有改善的迹象，相反地，它是每况愈下了。1982年上半年的生产比1981年下跌了7—14%，下半年的生产更加下跌了。即使煤的产量在各种镇压、分化的压力下，在1982年5月比1981年5月上升了23.3%，但比1980年5月仍是跌了27.7%。很多企业只为苏联生产，产品85%或90%运往苏联，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军政府实施这一连串措施，是为了更长期实施军法统治铺路。一方面，它希望藉此改变军管对外的形象，将军法统治隐蔽起来，要求西方国家取消（对）波兰的制裁。波兰12月15日宣布停止与美国的双边科技、文化交流计划等报复美国经济制裁的措施，明显地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它希望以长期的正式法令代替临时的军管法，将军法统治的内容制度化。它以新工会法取代紧急法令中关于罢工、示威等条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它表面上取消紧急拘留令，只是以其他法例去囚禁政治犯。事实上，据工会人士估计，被军政府以紧急拘留令拘留的人数，从初期的7，000到20，000人已逐渐减少到11月下旬估计的800人。但根据其他法令被判刑的人却超过5，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团结工会基层活跃份子，罪名是在军管后继续工会活动、派传单等，他们分别被判刑3年到10年不等。在释放华里沙的同时，军政府却检控工会地下领袖法西纽克，也是这个手法转变的明显表现。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军政府希望籍此制造一个适当的政治气候，让军政府与波兰天主教会的历史性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甚至在实施军管以前，政府与波兰天主教高层领袖已开始了广泛的接触。格兰普大主教一年来与政府会谈的次数，多过以往30年教会与波共领袖接触的数目。在对待团结工会方面，格兰普充分利用天主教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表面上支持团结工会，实际上却反对工会的每一个斗争行动。工会地下组织的每一次斗争号召，都被教会以危害和平和鼓励仇恨的借口予以斥责。在11月10日总罢工前两天，教会却发表声明，表示与军政府的会谈很有建设性，又迫不及待宣布教宗可能在明年中访问波兰的消息，以消除人民对罢工的支持。在华里沙获释的背后，教会的影响及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其后，教会更不断宣传与波兰政府进行全国和解的可能性。军政府发言人亦宣称与教会的关系比在军管前更进一步。最近，波兰国内外关于成为共党国家内第一个基督民主党的传说甚嚣尘上，足见军政府与教会高层官僚的合作可以到怎样的程度。而教会利用工运作为本身争取政治影响力的筹码，这手法亦可见一斑。当然，教会高层与军政府的妥协并没有扩展到基层神职人员方面，特别是在工人区的神父等。而格兰普亦受到不少来自基层的反对压力。但教会的由上而下的独裁架构和思想体系，仍然帮助它在工会地下运动和不少群众之间造成裂痕。
　　波兰军政府在玩弄一连串放宽军管的手法时，事实上却丝毫不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当然与它自知军管一年并没有击毁社会的反抗力量有关。在12月16日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暴动事件死难者的集会上，华里沙准备发表演说。但政府却大为紧张，将华里沙拘留了大半天，制止他参加集会，又对西欧电台的广播进行大规模的电波干扰，恐怕这事件会在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军政府的虚怯。
　　另一件反映军政府不得民心的事实，是在新工会法解散所有工会组织之后，政府企图成立御用工会的情况。在团结工会的呼吁和社会的自觉抵制之下，新工会受到广泛的杯葛。即使在政府以加薪和提供到其他东欧国家度假6星期的引诱下，到现时为止，在4万个企业之中，只有3%成功地召集到必需的15人组织新工会。连政府官员也表示最少要2到3年时间组织新工会。
　　当然，波兰社会对军政府的唾弃，并不等于地下工会组织前景一片光明。在艰难的活动条件影响下，地下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中旬工人自发反抗政府取缔团结工会的罢工潮和11月10日号召的大罢工之中遭受挫败，影响到它在运动中的威信，而被迫取消原定在12月13日举行的全国抗议行动。工会内部亦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地下运动更受到军政府的一些打击，不少基层和工会领袖被拘捕。工会组织者被迫更谨慎，因此与社会的隔绝就更大。但地下工运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依然存在。工运目前需要更深刻地检讨整个社会局势、人民对社会斗争的意愿、工运活动条件、对运动的前景等。更要检讨工运的政治缺点，例如相信与政权达成任何妥协的幻想、认为教会并非热衷于推动本身的政治而只是表现社会愿望等。它必须从速订立一个清楚明确的纲领，要包括目前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确切步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工会地下运动才能团聚社会上的支持力量，利用军政府政策转变的任何缺口，来推动波兰的政治革命。
1982年12月26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10期（总第106期）
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
译者：涓滴
　　“5年之前，当格但斯克船坞工人开始他们的罢工，保卫我和反对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从未想像到这会触发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不是我的功绩，是神利用我，令我成为罢工的触发者。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经过团结工会的合法存在时期之后，经过紧急状态之后，在一个镇压和政治审讯的时期之中，我惊恐地看波兰的前途。我们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充满着困苦。对我们妇女来说，生活特别艰苦。生活水准严重下降；物资短缺是经常的担忧；无尽的长龙，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
　　这是团结工会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的说话，解释为什么她在1980年8月触发的斗争不应被容许消逝。她继续说：“我深信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它亦是一个严重考验人性的时期。全体波兰人民必须通过这个力量的考验。身为妇女，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怎样保卫它。我们要和平改革，保证较好的前途。让我们妇女讲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况及快乐和美好生命如何从我们之中被夺走。我们全部被艰苦工作消耗尽、被踩在脚下、不断被骚扰。我们被我们不同意的标准统治着……因此我呼吁所有良善的人，特别是妇女，作出更有力的行动，抗议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生活。”
　　这些说话显示了华伦天娜维兹仍然是一个叛逆者，仍然是热诚投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今年初以来，她一直领导了在卡高夫市附近一间教堂内的轮流绝食行动。当波兰运动未能尽责或在退却的时候，她采取了主动。她脱离了团结工会架构的控制，选择直接向群众说话以推动他们行动起来。在1981年春天，她被华里沙迫离工会的区际领导层，因为她反对与统治官僚妥协的政策。在今天，她的行动明显地令一些团结工会领袖感到烦恼。地下工会领导层控制的刊物，对于这些抗议行动的沉默，似乎是证明。
　　绝食者在7月政权成立纪念日进行了公开游行示威。绝食者透过种种行动，要求停止迫害和囚禁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停止肉体和精神酷刑、停止以政治理由解雇工人。他们抗议政权的不断镇压威胁、抗议生活水平剧烈下降、反对官方宣传机构对教会和宗教价值的攻击、要求尊重波兰宪法，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直到8月，共有351人参加了绝食抗议，其中有男有女，有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来自多个地区和城镇。总共有74个团结工会地下工厂组织表示了支持。多个工会领袖探问了绝食者。上西里西亚矿区的团结工会组织发动了运动，在区内支持绝食者和派矿工代表慰问他们。
　　绝食者致信华里沙，要求他对国家的情况采取正确的立场和积极支持团结工会内不同小组企图重新团结斗争的行动。绝食者在一份声明中呼吁那些“在经过5年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后”的人，“坚持团结工会的理想，保持共同的目标和虚心容许争取自由的斗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绝食者的行动，是对工会运动及其领导层目前的危机作出反应。
　　绝食抗议运动在教会内做成的分裂正在扩大。一些教士支持运动，甚至帮助将它扩展到其他教堂。但其他教士，特别是高层架构，对绝食者当作异端排斥，指责他们，禁止他们的代表团在传统朝圣大集会上展示横额等。
　　华伦天娜维兹并没有向这些压力屈服。她对教会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在教堂内聚集，因为它们提供自由言论的庇护所。斗争不能（限于）在教堂内进行”。
　　这个态度在工人之中似乎十分普遍。在9月的另一次数万人朝圣集会中，集会者公开展示团结工会的横额和高呼：“没有团结工会便没有自由！”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波兰反对派的现况
　　威健士、史慕加
　　在雅鲁泽斯基军事政变4年之后，波兰官僚仍在加强攻击工人阶级。团结工会虽然受着有系统的镇压而被削弱，仍然能维持一定的组织水平，比以往所有官僚统治国家内的水平为高，除了革命浪潮时期之外。但这个运动正陷入迷失方向的危机之中，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
　　团结工会的挫折，现在造成波兰反对派的两极分化。一些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80至81年革命的成果，其它流派寻求起码将它们保存。在这个环境之中出现的一个工人反对派，宣称支持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提出用革命推翻官僚的问题；它的出现带有不可轻估的重要性。
　　团结工会的地下领导层，直至今天都没有能力在主要企业爆发罢工时扩大罢工运动。要克服这个缺点，必须放弃现时在领导层占优势的思想，即，他们可以用抽象或虚幻的目标，从毫无准备的状态中，号召工人动员起来。这个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号召在85年7月1日进行一小时全国总罢工，以显示『社会』希望经济改革，和为此向政府施压力。这个号召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响应，只有少数企业受影响。必须走向耐心建立力量。基于工人的基本要求，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发展过渡的动力。但团结工会的全国和地区领导层越来越远离这条路线。
　　有好几个月，团结工会领袖忙于准备杯葛国会选举，而忽略了保卫工人物质利益斗争的组织工作。这个优先次序值得怀疑。根据团结工会估计，10月的选举有3 4％市民杯葛。这无疑有一定政治意义，显示了官僚政权的统治仍远未达到『正常化』；但它并没有令官僚改变政策．因为它没有能力这样做。这种『压力战略』再次证明无效；更重要的，是它丝毫没有提高群众的自我组织。
　　“新实际主义”流派
　　在8 4和8 5年出现的新的反对派流派．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流派寻求在官僚体制的架构内，找出合法行动空间；它站在反对政权和与它合作之间。它的构成十分复杂，有『新实际主义者』，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前任书记史林斯基，有与『波兰青年』运动有关的民族主义部份，以及『独立新保守派』等。
　　『新实际主义者』认为团结工会已受到决定性的失败．现政权将可维持下去，无法改变这个情况。所以必须加入这架构之内。他们认为必须达成政治协议，将政权与社会的冲突转变为合作，让政权可以遵守法律、有效地统治和走出经济危机。他们因此预备加入国会候选名单，如果政府容许的话。这些倾向受到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的一致拒绝，后者更发表针对这些立场的详细批评。
　　『波兰青年』运动在80年8月前已成立，主要支持来自格但斯克青年学生。它表现为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组织。在团结工会初期，它有与工会合作。在军法统治之后，它逐渐远离团结工会，寻求以『非政治性』方法进行合法活动，例如在大学自管机构之内。
　　『独立新保守派』的思想是保守的、基督教的傅统，围绕在一份精英主义杂志之旁。以反民族主义出名，但仍能与『波兰青年』运动避免直接政冶冲突。这两个流派都拒绝社会自我组织的纲领，倾向精英主义的政治思想，并与政府谈判包括参加国会的问题．又寻求天主教教会在这方面协助。在这些谈判失败后，他们被迫否认与政府谈判的报导。以免进一步在社会运动之中丧失声誉。
　　“全国和解”路线
　　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批评这些『新实际主义者』向政权投降，但并不等于说他们自己放弃『全国和解』的希望。以往的幻想和『自我限制革命战略』的自觉政治选择，仍然存在。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是一个战斗的流派，站在我方战阵之内，以及代表了社会运动。然而，他们所代表的一条政治路线，对社会运动现时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米奇力克说，团结工会在一个极权国家之中寻求建立多元化社会，希望迫使政权达成和解，容许将多元化制度化；但他同时又说，这个要求会造成与苏联军事强权对抗。库伦提出了新的见解：在目前的波兰社会『静默大多敷』之中，有5成既不支持政权．也不支持地下团结工会；他们眼见生活条件越来越无法改善，在绝望之余，会有造反的危险；要避免这个灾难性的发展．而由于与苏联坦克这样接近，否定了转换政权的任何想法。所以必须利用所有机会向政府施压力，迫使它缓和及考虑大众舆论。因此，他呼吁人们杯葛国会选举，以证明他们对真正社会和解的真诚。
　　保泽克亦认真看待社会爆发骚乱的可能性。库伦恐怕骚乱而希望避免它发生；但保泽克接受了它具有无可避免的性质，寻求为它提供有组织的形式和倾导。但从以往经验来看，这两种态度在实际上未必有真正的不同。当社会骚乱爆发时，它的规模会超越地下组织所能作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的准备；而在这情况下，他和其它政治上相似的社会运动领袖，寻求阻止骚乱的爆发，结果退到库伦的立场．B 4年1 0月神父被杀之后，社会出现严重紧张局势．这些社会运动领袖却尽力避免骚乱的爆发。这便是一个证明。为新动员作准备
　　地下团结工会领袖的态度受到平里奥批评。他是下西里西亚地区罢工委员会前任会长。他表示：政权杀害了神父和嘲弄地承认，而我们没有反应；他们是在试探社会的抵抗程度；问题不是挑起斗争意愿，因为人群清楚地想抗议，只需要触发这愤怒浪潮；现今．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明显地不会宣布全国总罢工，我们只是在等待自发的罢工。
　　平里奥的批评显示了在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间．存在着重大政治分歧。罗兹地区团结工会会长史诺域最近表示的立场，证实了这个分歧。在军法统冶之前，他是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工会和自管路线的发言人之一。在今天，他描述局势为：新的妥协不再是实际可行的，因为人们知道政府不会遵守它；因此越来越多的市民认识到必须改变现时的政治制度；人们今天认识到这个政府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舆这个国家的利益对立：80年的情况不会完全一样地重复，但历史肯定会重演，我们必须为这作好准备；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和加强在企业内的组织，使它们能够在新的政治危机之中领导工会，因为只有在企业之内，我们才可以打败政府。
　　工人反对派的成立
　　在85年春天，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流派开始在波兰社会运动内形成。4份地下刊物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协调委员会。它公开发表了一个纲领，寻求聚集支持反官僚革命——这个革命要由工人阶级进行和为了它的彻底解放——的力量。它希望围绕着工人的短期和部份的要求和他们的自我组织，帮助发展和扩大工人的集体斗争。
　　该4份刊物是： 《工人战线》、《工人事业》、《吶喊》和《自由工人》。前两份是由争取工人自管和声称为革命左翼的团体编印的。《工人战线》第一期刊登了《给波兰共产党的公开信》的摘要，该信由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64年发表，希望恢复波兰反官僚的反对派传统，两名作者现已放弃了这个立场。《工人事业》第一期则宣称自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环节，和永远不会与一些敌人协议或联盟，包括官僚和资产阶级，后者保证了已破产的官僚继续生存。
　　《自由工人》是『波兰抵抗运动工人委员会联盟》的机关刊物。该组织在上西里西亚活动，支持基础来自企业内的地下小组。它的纲领支持由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总罢工推翻官僚独裁，和支持成立工人政权，以保证建造社会主义。
　　《吶喊》是团结工会矿区临时联络委员龠的机关刊物，亦是在上西里西亚活动。这委员会以支持英国矿工罢工而被西方认识。它是多个矿场的地下工会委员会的联络组织，与团结工会的地区执行委员会出现了分歧和冲突．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成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包括每个成员组织的一名代表，并负责刊印一份共同的月刊名叫《突破》，第一期已在8 5年秋天出版。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织的成立，在波兰社会运动建立工人自我组织和自管流派的道路上，代表了重要的一步。要超越运动现在所处的政治和策略危机，这个流派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以下选择的两份『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文件，刊登于《自由工人》85年6月第30期。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呼吁
　　鉴于生活水准和工作的恶化和必须采取有效的保卫行动，所以迫切需要在广泛的工人团体之中建立联盟，以一个政治纲领为中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自管和劳动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开放刊物的篇幅，给予有志参与制订工人反对派纲领的工人战士和团体，为此我们作出呼吁，强调我们的政治倾向和斗争的阶级性质。
　　与『独立匣对派』和『民主反对派』不同，我们将争取工人利益事业的斗争放在第一位。这并不表示我们低估民主或民族独立的重要性。相反地，我们相信劳动的解放只能在一个有政治主权和不受经济剥削的国家之内存在。我们相信民主只能在一个没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制度内，才能充份体现。无论是『现存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或是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版本——美国式、瑞典式甚至是波兰式——都不是这样一个制度。
　　面对着下列事实，我们拒绝保持静默：这个国家越来越在政治和经济上倚赖西方，即垄断资本，和克里姆林宫，即苏联官僚。
　　我们反对波兰沦为殖民地、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反对唯一的自由是以损害工人利益而自肥的自由。
　　我们认为必须让工人在今天掌握一支旗帜，可以团结起来前进，为保卫工人权利而斗争，和不计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认为，无论是波兰共产党或是现在的反对派，都不能够担当这个角色。由于团结工会的中央架构眷恋着社会团结的概念，所以亦不能担当这个角色。
　　团结工会领导层的错误政策令到它走向惰性、无生气的情况；而在它以外的反对派之中，亲资本主义流派占优；同时，对工人的剥削正在加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决定投入斗争。深信胜利或迟或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抗拒所有官僚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运动的。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执行委员会
　　工人反对派纲领草案
　　1、阶级斗争。从1980年在波兰展开的政治斗争，往往被称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斗争，基本上是阶级的斗争。它是被经济剥削和被剥夺所有政冶相经济权力的工人阶级与靠波共党、军队和警察架构和经济、行政架构支持的国家官僚权力之间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推翻官僚，其它社会团体只有倚靠它才能从官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2、自管。我们斗争的基础目标，是让作为客体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为主体。这只在一个广泛的自管制度之内才可能达到。这个制度包括企业的自管委员会互相以纵和横的架构在地区和全国连结在一起，加上区域性自管机构。自管作为直接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形式，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组成因素。
　　3、政治多元化。自管只能在不受限制的政治多元化的条件下才能运行。我们不能现在预测社会组织和代表团体的确实组织形式。我们不能说国会自由选举的作用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应该支配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所有形式。
　　4、革命斗争。工人阶级从客体转变为主体，只能通过革命转变的道路。相信可以与官僚妥协的可能性，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可以是致命的。因为我们不能将引进自管制度，即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官僚的垄断互相调和。反官僚起义的其中一条道路，可以是革命性总罢工，转变为积极罢工。得到企业之外的行动支持。只有在这种革命条件下，我们才能期望部份军队，特别是基层士兵，见到工人力量胜利的可能性而加入工人阶级起义的行列。
　　5、自我组织。斗争的革命性质需要一个革命战略，即一个基于发展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战略。在工人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之中，从目前争取部份目标到未来争取自管制度的斗争之中，自我组织是共同的因素，让自管的原则得到更充份的表现。每场战斗，即使只是有关最有限的问题，孕育了未来革命的胚胎，因为它为工人的自我组织作出贡献。因此，工人运动在它的网领之内的要求，必须考虑3个因素：它们必须切合工人阶级的需要，考虑工人阶级目前的觉醒水平，和能够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和胜利的基础上，提高工人阶级和与它联盟的其它社会阶层的自我组织水平。
　　6、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在今天，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存在，是自我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先决条件。反抗官僚的斗争在80年进入了新质素的阶段，罢工开启了成立团秸工会的道路，后者是波兰官僚制度历史上代表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独立组织。现在，在工厂建立和加强工人组织，独立于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组织或架构，仍是主要的任务。
　　7、工人运动内的多元化。工人运动的政治发展，需要内部的多元化。必须保卫工人在会所、团体。流派和政治组织之内自由组织的权利。工人运动公民的政治化．基于清楚的原则，只会加强工运。以『削弱工会』、『派系活动』 、『挑衅』等借口窒息这个过程的企图，只能削弱甚至分裂工运，带有挑衅的特征。
　　8、自决权。要了解波兰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是要包括拒绝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后者将我们的斗争缩减为反抗苏联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我国的基本分界线并不是简化为爱国者与叛国者的对抗，而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对立。因此，作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后果之一，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民族独立是不可缺少的自决权的最充份体现。
　　9、国际工人团结。波兰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它在国外有朋友和同盟。它们便是全球的工人。波兰工人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取得国际工人的团结支持。东西方的分歧不能隐藏下列事实：两个阵营的工人是被共同利益、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目标，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联系在一起，这个目标是将工人阶级作客体转变为主体。国际团结支持的问题，是革命工人运动的各民族成员的紧密合作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进展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例如在波兰、苏联和英国的斗争。l0、社会化。工人阶级解放的必需先决条件，是它为解放打好经济基础，即是将目前国有化的生产手段社会化，独立于国家，在一个工人自管制度的架构之内。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物质保证，以实现它的利益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合理利益。革命工人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将国有财产私有化或是让它独立管理，而是将它真正社会化。我们以夺取政治权力作为工人阶级夺取经济权力的一个手段。
工人反对派
　　要拟订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和争取对革命斗争的支持，以建立一个自管制度，一个有彻底意义的自管共和国，便需要激进工人活动份子的共同工作，以成立反对官僚的工人反对派为目标。当我们在各组织之间建立联络，甚至在未来成立革命政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广义地反对工人运动；相反，我们希望作为这个运动的革命流派，在它的架构内巩固起来，更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工人运动。由此可见这个纲领的基本重要性：波兰工人的胜利首先依靠采取一个反官僚革命斗争的战略。在实际上，向社会自治的进展，必须基于工人的革命政治认同，包括工人醒觉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相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组织架构的独立。因此，所有认同这个纲领意见的人，有责任团结他们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工运内对纲领的辩论
本刊资料室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几个月来，不断与政府官僚在大小问题上发生对峙。大部份精力放在注册成立方面，所以集体讨论纲领性问题还未大量出现。本刊现介绍两篇有关工会运动今后纲领去向问题的文章，只能当作是运动内讨论纲领的开始，亦反映了一部份思潮。
　　第一篇作者库伦，是波兰『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在一九五三年被逐出波兰共产党。他的异议活动实际开始于一九五六年波兰事件之后。他经常被捕，出入于监狱之间。他宣称，由于波兰地理环境，不能有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提倡成立独立于当局的社会组织：自由工会、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消费者运动、知识分子运动等，对当局施加压力，以带来有限度的民主化，虽然他拥护『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但他认为在波兰不能实现，所以拒绝提出这些口号。这个想法影响他对纲领的看法，亦是不少波兰异议者的看法。
　　第二篇选自『八○年八月论坛』在十一月初举行首次研讨会后发表的文章之一。作者史拉法资料不详，『论坛』是由华沙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团结工会人士发起’由华沙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团结工会的战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工作。
　　在目前的波兰异议知识分子中，各种倾向都存在。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如莫士奴斯基，认为实际运动要在『党专政的范围』内进行，坚持要与当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又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的米尼克宣称：『梦想推翻当权者是幻想和危险的。我们不满意当槽者，但他们继续存在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至于库伦，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矛盾的论点。一方面．他相信对峙是不可避免的，又谈及制度和当权者的瓦解，指出『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的对抗』。但他同时又坚持要界定运动的动力，而通过部份和渐进式的纲领进行。
　　到目前为止，由于运动的新生脆弱，为了争取时间以组织群众，工会运动所作的妥协是必要的。这些妥协并未出卖工人的利益，这从每次新的冲突中工会所采取的立场看到。但如果因此而坚持将工运限制在一个『最低纲领』之内，正如库伦所一再强调，则是错误的。事实表明工人不只限于眼前的经济要求，例如最近在团结工会支持下要求撤换不少党和政府的地方领导人，限制警察的军队的角色等，都远远超越了库伦的『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 ，而合乎『八○年八月论坛』所指的工人要求管理。因此运动现在所需要的纲领是『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裹，『不只要在企业的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这就带来下列问题：工人在目前情况下应接受甚么形式的经济管理？应否如莫士奴斯基所指『在目前波兰的经济情况下，双方都应该有理智』呢？但必须明白一点：官僚作为社会寄生阶层的本身利益，是与集体经济的良好运行矛盾和不相符的。因此要反对与官僚共同管理经济，要将工人对经济事务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便需要坚持工会不能采取消极保卫性立场，要刺激各种民主形式的出现，让工人能表达他们的意向。
　　『论坛』一文还提出从基层订定计划和容许工人真正控制经济(它提议在议会中增加工人议院)。它还着重指出在企业和地区层面自治的互相联系的重要性，这与另一些人主张冻结中央计划，而经由市场关系来解决矛盾，是截然相反的。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如何界定运动动力的界限
作者：库伦
制度的解体
　　试设想在波兰铁路局由中央制定的火车时间表上，人们突然加入一些由铁路工人或乘客民主决定的火车班次；独立工会在这个所有社会生活均由党或国家中央指挥的制度中，就好像这些新加的火车班次一样。当然，一个社会制度，就算是极权的，也永不会像火车时间表那样无误，但它是不能在两个完全矛盾的逻辑的基础下进行的。
　　以经济计划为例。每年九月和十月，各领导和工人收到来年的经济计划指示，以作『咨询』。通常这些计划受到严厉批评，然后中央订出最后计划，但这些批评却完全没有被接受。今年，这情形不可能再出现。人们有了力量，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在各工厂大会中。计划被拒绝了。在这情况下，执政者能否另订一个有效而又符合社会愿望的计划呢?人们曾经作过努力，例如在1956年，经济学者、经理和工人自治运动都尝试过。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未因此解决。现在，没有人会再尝试它。但计划将会被整个社会接纳或拒绝。在后一情形下，依照不同火车时间表行走的火车将会碰撞在一起。
　　同样例子在其它部门亦出现。一些公寓的住客已开始实际管理合作社。医疗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等都出现同样情形。高等教育人员亦组织独立工会，实行自治的计划。
　　所有这些运动，还有很多不胜枚举的，都削弱了中央计划的权力。每个运动都加剧了中央计划制度及其机构的解体。为了阻止这个解体，国家机构或是将社会自治运动镇压下去，或是将制度实行民主化改革，并要很快地实行。
　　第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社会已经独立于国家政权而组织起来，这是社会卅五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自治组织的情况，迫使政府改革，面对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政府甚么也做不了，它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可赖以支持的团体。它只有出动军队。而在实际情况下，这个军队必定要是外国的。
　　第二个方法又是否可行?国家机构能否极为迅速地改变性质和制度呢？我恐怕这也是极之不可能的，但这会否迫使它采取自杀的形式，以武力阻止运动呢？这会很可能最后带来苏联入侵，政府有倾向使用这个来作威胁。但我们目前是不能将它当为假的。因此是否需要煞停运动以停止入侵的威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到，每一个社会运动都有它本身的动力，我们不能不考虑它而从裹面或从外面领导它。
社会运动的动力
　　多年来被剥夺权利、受欺侮、受羞辱的人们，现已成为一股巨大力量，但他们仍未完全醒觉到这点。我认为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只因为反对生活条件和反对他们认为应负责任的当权者而行动起来。很多人不相信能够获得甚么。对于他们来说，我们首先只能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围绕这些要求组织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提出『民主独立』和『社会民主』等口号，虽然这些口号无疑是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的，这些口号却不能吸引社会的大部份群众，因此是不实际的。所以在开始时我们只能提出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不是人们所期望的，而是他们认为是必需的。而如果人们因此行动起来，一个运动就形成了。运动的每一个胜利，就会帮助提出更符合社会愿望的任务。
　　我们从七月和八月的大罢工行动中可清楚看到这个发展。
　　对于政权崩溃的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是解决的方法。这个崩溃是事实。如果社会的民主化运动不考虑这点，便会受到挫败。政权愈变得软弱，而因此亦更难在政策上适应环境，则民主化运动会更趋激进。在这个情形下，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对抗。
　　每次向前走一步，危险的感觉就减弱一些。波兰人民无疑是意识到苏军入侵的危险，但政槽已滥用这个威胁。到了罢工工人最后得到胜利时，这个阴影已大部份置诸脑后。
　　我们能否为运动的动力定出界限呢?答案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唯一能做的方法，是倚靠一个能够让运动发展而又同时给它定立界限的纲领。
　　我们要明暸，我们面对的，是群众运动的阶段，只有那些清楚和公开地指出他们的目标和恐惧的纲领，才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化的关系又反过来帮助令歧见出现和解决。在未找到共同纲领之前，我们应该让分歧存在。重要的是大家都清楚明白到这些分歧之处。
我们的任务
　　我曾指出有一个机会能够指引社会运动维持他们的要求而又是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就是制订一个能符合波兰人的愿望而又不超越他们的界限的民主化计划。这就是社会自治组织的计划。它要求的就是独立的工会、地方和工人自治、科学和文化的自治，总的来说，就是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主的创造。
　　这一个运动不能提出要推翻政权，但经由运动的存在及其机构向政权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亦是最紧急的，它耍帮助当权者实现这些要求，我心目中是指专家、科技人员运动承担策划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各方面开始实行经济自治。长远来说，这个运动要触及整个国家行政。但从现在起，一个大规模的工人自治行动可以动员起来，讨论经济改革和计划改革，这将会是整体改革的条件和动力。
　　在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不触犯到国家安全的界限内，社会为将来作准备，但这些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当苏联的国际局势变坏时，苏联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的离心力发展起来时，或是当苏联集团在经济上更为倚赖西方时，这些界限便会改变。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是波兰人的两大愿望，我们不能在目前为这些任务订下计划，但它们同时仍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前景。
　　我们已来到不能回头走的阶段。我认为苏联今天容忍基层的民主化，是为了避免军事介入。明天，她会接受民主化过程的新的进展，以交换对其军事利益的保证。再后来……，我们能够继续估计下去。但重要的是，波兰社会一定要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所以她一定要基于独立和自治的运动组织起来。
当前的任务
　　第一，要清楚地界定工会的任务系保卫工人利益的工人组织。工会不应该走进工人自治的范围，它们不应干预经济改革、或根本的改变、或执政者的运行。一句话，它们不应代替了执政当局。很自然地，有很大压力抗拒这些限制，因为独立工会今天成为社会组织过程之首，而社会又要求决定自己的前途。我们在格但斯克协议中清楚见到，协议双方是当权者和社会，协议影响到差不多社会生活的所有部份。
　　但各战士应该抵抗而不是排拒这些压力，因为排拒是不可能的，工会只能负责他们的一部份要求：保卫工人的明显而确实的利益和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们要促进其它的民主形式，即其它社会组织的形式，后者负责社会要求掌握权力的任务，例如各自治议会。从这角度来看，格但斯克工会会员的两个努力似乎特别重要
　　首先是工人议会的构想。在这些议会裹，工人处理作为企业的共同拥有者所面对的问题。但他们与当局谈判，而不是与工会谈判。第二点是保存现有企业议会并将它变为真正代表工人，现由工会控制的社会基金将会由这些议会处理。这个议会由所有受薪者选举，独立于工会。它负责管理社会基金的运用。工会完全不介入它的行政中。它提名竞选人，监察它的运行，经由被选的工会会员控制，帮助和保卫它，但无论如何不会代替了它。明显的好处在于解除工会战士们的行政上的问题。工会因此可以保存它的工人性质，工会战士亦因此不会变为管理人员。
　　第二，我认为组织经济改革运动是最迫切的任务。同时工会应该继续为社会的需求和工作的条件而斗争。工会只代表一方面的观点。只有在协商中才会与其它观点共同讨论。我们不能现在就接纳国家的观点，只有经过不同利益之间的讨论，才能形成这样的观点。
　　国家对市民的控制，根源于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市民的观点。因此，所有都代表国家和国家的利益，这不单止摧毁了市民，亦同时(甚至更首先)摧毁国家。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讨论，应该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上进行。关于计划和经济改革的协商，应该在工会运动、经济改革运动和工人议会之间进行。但应该不止这些。
　　农民自治运动现在开始诞生。它特提出农村经济改革的计划，它应该受到有关的科技专家和学生的帮助。它必须与工会和经济改革运动共同决定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特殊利益。
　　另一个重大任务是在所有社会生活范畴内的独立活动，除了科学、文化、经济的自治外，还要教育的自治，还有保卫法律权利的运动、法庭和律师的独立等等。
　　在众多社会运动面前，所有中央化的倾向必须预先被驳斥。要达到这点，所有不同运动的战士都要共同地、公开地探讨纲领，首先有分歧，然后达成一致，联合起来。建立民主的巨大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民主地进行才能达到。
　　写于华沙，八〇年九月
(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甚么样的团结？甚么样的共同管理？
作者：史拉法
　　(一)
　　现在重要的是决定独立工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特别是在政权和国家已发动了对团结工会的攻势，以『党在国家的领导作用』为名，把工会运动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团结作为攻击目标。
　　正当经济危机日渐恶化时，当局向工人阶级提出『共同责任』和『共同管理』。他们并不满意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宣布，要求工会运动共同负担危机的责任。
　　因此，工会运动迫切需要表明它本身对团结和共同管理的概念。而当局正力图阻挠工人构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观念。工人是否真正要求社会主义？兹引什切青联合工人委员会在十月一日的共同声明，以排除任何怀疑：『我们，正如全体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运动一样，是拥护一个进步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拥护波翻的平衡而和谐的发展……我们不欲改变制度，但我们争取实现一个真正是工人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
　　我们不能够接受『从上面来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想象的团结。但独立工会运动不能简单地取消『共同管理』的口号。对它的要求实在太强，是真正来自基层的。所以不能让工会运动放弃以本身的原则来达成团结的机会。否则，即使只是将这问题押后，独立工人运动也会是放弃了七月到九月罢工所订立的主要目标。
　　(二)
　　在七月至九月，罢工工人向自己和整个社会提出下列问题：一个工人怎样才能成为波兰全体人民的一份子？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同时担任两个角色，作为生产者和作为国家财产的共同拥有者？简单地说，怎样才能消除特权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对他们工作的掠夺和对他们工作成果的侵占？
　　我们清楚明白工人到目前为止被剥夺了甚庆。他们从未曾是一个市民。工人阶级只被当作劳动力。他们在工作上、在工作间被粗暴对待，而在电台、电视上却被称为『共同管理者』。但对他们的领袖来说，『共同管理』只代表聆听和工作，和在被要求时鼓掌。
　　工人不能够考虑或参预关系国家和社会大事的决策，因为他们被大量工作、超时工作和各种『自愿劳动』折磨掉所有精力，因为他们在当权者的眼中只是一群劳动力，没有名字，也没有面孔。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工作或是工作成果的享用，因为所有这样的要求，都被千千万万的领袖立刻抹煞和漠视。
　　从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起，运动的主要目的，已清楚地显示出不单是经济上的要求。这个目的是肯定地要清除所有阻止工人阶级行使社会功能的障碍。在目前讨论独立工会的角色和团结、共同管理的口号时，一定要从这个罢工运动的主要目的得出结论。
　　(三)
　　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为自己的社会权利斗争时，扬弃了国家工会的模式，要求成立独立于国家机构的自己的工会。因此而来的的问题是：除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外， 新的工会应否再尽以前工会的所有功能呢？又或者在吸收它失败的经验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订定工会与国家和党的关系呢？
　　在以往的理论上，工曾是企业和国家的『共同拥有者』，要对经济的后果『共同负责』。但在理论和实际上，工会都一向是与工人和社会对立的一个工具。
　　实际的『共同管理』只是一个陷阱，只是官方的一个手段，用来摧毁工人领袖的独立性，用来收买和在政治上打击他们。政府的发言人一方面向团结工会提出『共同管理』的原则时，另一方面却恐吓工会的领袖，这丝毫不是偶然的。
　　因此，第一个解决办法是工会拒绝『共同管理』的原则。工会将会被迫采取消极立场：我们对企业的运行并不负责任，我们只保卫工人的利益,我们没有兴趣参与决策，但我们对违反工人利益的决策会加以抵抗。九月提交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一份『独立工会实际行动计划』就有这个倾向。
　　这个守势立场是不乏吸引力的，但它并不全部反映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当主要工作是成立组织架构时，作为当前的纲领，是不出奇的。但作为现在和将来的纲领，则会引起疑问，特别是它既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潜力，也不符合其醒觉和志向，如果只是为了保卫物质和社会利益的话，什切青等地的工人要求限制特权阶层使用奢侈品便成为不可理解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保卫我们作为劳动力的利益，谁人当总理又与我们有何关系呢？如果他们予我们足够的报酬，那么他们兴建蒸汽浴室、别墅和房舍又关我们甚么事呢？铁路工人绝食罢工以要求限制工资级别又怎样理解呃？哪一个西方工会领袖会要求限制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或要求公开他们的银行账目呢？
　　在我国，工人提出的这些特别的要求，全部不是消极保卫性质的。他们不单止要求取回作为劳动力的权利，还要取回作为国家拥有者的权利。因此，『纯粹』保卫性的想法，限制了今年夏天运动的重要性，将最主要的目标减为肉类问题和劳动力要被领导人好好对待的问题。
　　我们坚持：不应只分析客观情况。保卫性立场并不能完全估计到工人阶级的觉醒水平。而工人阶级是以三个信念支持自己的；我们是一个有力和强大的运动，有能力斗争和谈利，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条件。但在保卫性立场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害怕将一些事实作出实际的结论：工人阶级现在有真实的机会成为国家的拥有者，有真实的机会实行工人的社会主义。工人的力量不单只能抗议和破坏。这个阶段，如果当局容许的话，已属于过去。工人现在已表现出他们要求和能够用议会和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策划生产过程，能够在企业内和在地区上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生产工具，要求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被浪费掉。一句话，他们要求管理而他们又有能力这样做。如果情形不是这样的话，格但斯克协议第五点关于整体经济和整体社会问题的条款，将会完全没有意义。 　因此，可以取代对独立工会角色的保卫性立场的纲领又是怎样的昵？
　　这个纲领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裹，不只要在企业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只有从这个纲领出发，才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团结和发挥共同管理的工人的构想。我们在下面简略描绘出这个构想，关于计划和管理两方面的主要因素。
　　㈠ 社会经济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和全国性的，都应在基层制订，而不是上头的中央决策的功能。这表示扬弃现在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步骤。要建立一套指标制度，以容许清楚订定当时的社会优先计划(特别是经由一套价格制度反映出来)，作为基层订定计划的一个必要因素。
　　㈡ 由基层来订定计划，容许在企业的层面订定收入的再分配，容许设立投资的指示计划，以使中央能基于这些初步的资料，在几个不同的方案中，决定再分配。
　　㈢ 扩大在区域层面上的企业之间的合作。我们原则上接受由中央决定对重要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分配，和成立一些分配系统，但这要配合所定下来的各种优先发展指标，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样的工人运动的区域性架构，不但可以满足工人的要求，还可以帮助工业上的合作。
　　㈣ 工作和生产的安排，由工会和其它工人控制的组织全权控制。这点是极为重要，特别是因为技术官僚不单只宣传给予意见，还要垄断决定权。
　　㈤ 薪酬制度同样由工人控制。尽快消除件工制。
　　㈥ 聘请领导人和厂长同样地由工人控制，要承认年期限制的工作合约的原则。
　　(七） 工人和专业组织有权要求独立的专家团体，帮助准备有关生产和计划或其它社会或薪酬的问题的建议
　　㈧ 为了保证工会运动在中央计划和其它决定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上有权，组织制度必须改变，其中包括成立一个工人议院，以别于现在的议会。这个议院目的是代表工人的利益，有权立法和有否决权。
　　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管理，将会实际保证工人阶级的目前和长远利益受保护，保证工会运动有物质基础来维持长期独立，因为它将倚赖无产阶级的经济权力．这样会是实现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的第一步；在整个社会的平面上，生产功能和社会功能统一起来。
　　在目前，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已成为现实，一个只集中于『薪酬』或『经济改革』问厢的纲领已经过时，现在的纲领应该考虑独立工会运动的抱负和可能性。这只剩下一条道路：对经济的控制。
　　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要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民主化，只能是一个假目标。
　　写于华沙 八〇年十一月
(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
　　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反官僚斗争升级与工农联盟
作者：小点
　　过去几个星期来，反官僚斗争在两个层面上升级。团结工会首先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要求。在一月十日(星期六) ，工会号召工人，为实现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要求而在星期六不上班。七百万工人响应号召，包括八成华沙地区工人和更高比例的波罗的海沿岸工人。
　　波兰工人多年来一直要求每周工作五日，因为西欧不少国家工人已取得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的权利。早在一九七二年，政府已答允到一九八〇年就实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计划。在去年八月签署的格但斯克罢工协议，政府答允在年底前草拟好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建议。可是．政府后来又倒退，说这样做，生产会减少12%；政府又再作出一些承诺，说在八三年就减少工作日，或是星期六不用上班但平时加长工作时间。
　　团结工会则要求实现格但斯克协议，要减少工作日但工资不减。当政府拒绝或采取拖延手法时，工会就号召工人星期六不上班。在一月卅一日，政府再作妥协，『原则上』同意每周工作五天的要求，实际上今年每周工作四十二小时，每月有三个星期六休息，另一个星期六则工作八小时。
　　此外，政府打算在一月底实行新的新闻检查制度，这又导致政府与独立工会的另一次直接冲突。在一月卅一日，政府答允容许团结工会制作每周播出四十五分钟的电视节目，内容不受当局审查。工会又可以出版周刊。
　　反官僚斗争的另一重大层面，是农民的团结农会运动，三百五十万的农民将会成为波兰一千万工人的有力盟友。政府拒绝农民加入团结工会，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但农民则辩说，由于政府规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实际上是为国家工作。独立农会临时委员会在八〇年九月七日在里索成立，在十月九日于加球举行第一次公开集会。在十二月廿九日占领了西南部的雅斯基顿城镇的政府大楼，在十二月卅日又有八千人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前示威。
　　农民的要求得到工会的积极支持，在一月六日，工人和农民共同在南部三个城市进行一小时总罢工，工人罢工一方面是为了抗议政府骚扰工会组织者，另一方面是表示支持农民，尤其是支持雅斯基顿城占领政府大楼的农民。
　　农民问题是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官僚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五六年，官僚层迫于要取消强迫集体化。)
　　在一九五六至六*四年的反官僚斗争的第一阶段中，最前进的文件是库伦和莫札里斯基合写的《给共产党的公开信》(1964)，这份文件有很重要的部份谈及农民问题与工农关系。其中说：
　　『工人的利益，要求农产品(消费的基础)能合理发展，就是要大量的小型和中型个别土地能发展，它们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增加。正因此，工人阶级成为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的代言人，同时建立了工农真正联盟的基础。』
　　公开信继续说：
　　『农民必须根据其经济基础而组织起来，并为自己取得政治代表权。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生产者组织 。这是为六成在小块耕地上勉强过活的农民开拓机会的关键……』
　　公开信将这类农民组织的必需性，放在建立工人民主的全面革命的内容中来看：
　　『工人阶级被奴役，是其它阶级和社会阶层被奴役的主要根源；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时候，也解放整个社会。』
　　文件谈及工人阶级要从事的一系列民主任务，以便能从官僚层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其中包括：
　　『它必须实行多党制度，因而令整个社会有政治自由；
　　『它必须消灭预防性新闻检查制度，必须实行新闻、科学研究和文化创作的完全自由……。
　　『它必须将行政架构置于民主组织的经常控制之下，并永远向后者负责……
　　『它必须保证农民能控制生产，有经济、社会和政治自主，因而将农民从永远是任何政府的无权无力臣民地位解放出来，成为活跃的市民，有组织性，并参与决定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决策。』
　　事实上，在最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官方报刊上也有更多提及，一些文章强调要保证农民的权利。而农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漠视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反感。
　　现在已很明显看到，波兰群众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力可观地改善，是无法解决的；而农业生产力要提高，就必须要农民能直接作出各种决定。
　　同时，工人提出更短的工作周的要求，也令到基于工人民主来重新组织经济的问题更为尖锐。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
波兰的『团结农会』
　　波兰的政府不但面对『团结工会』的各项挑战，更遭遇农民组织起来的抵抗，波兰的农业人口仍很大，有约三百五十万人。农地有八成是私有的。
　　农村机械化的过程一直很慢；马仍然是主要的动力。农地是小块的，大部份农屋没有水厕，大部份乡村的路是没有铺好的。
　　国家通过订定农产品的税收和农具的价格，对农民进行压榨。去年夏天农民写给罢工工人的一封信说：
　　『公社领导人和党委书记有无限的权力控制我们。他们随时可以将我们的土地拿走，剥夺我们的财产，将我们的子女转到其它学校，禁止我们完成造屋工作，将我们的家庭成员征召入军队，以便送他们到国营农场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控制领导人或反对他的决定而上诉。』
　　农民开始组织起来，始于七八年夏天，当时国家颁布退休制度的修改法例，实际上是威胁到使贫农破产和丧失土地。
　　五十万的农民参与了抗议罢工。今日，『团结晨会』宣称拥有一百万会员。
　　农民很快就利用了工人运动制造了的机会，最初想加入『团结工会』，但法庭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不能加入工会。
　　农民的反应，就是组织自己的农会。在十二月三十日，他们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外进行示威，等待法院宣布批准他们农会的注册。
　　法院以技术理由休会，农民就认为这意味法官将让步，令他们的农会合法化。
　　农民要求供应更多的煤、肥田料、机器和燃料。此外又要求更好的医疗服务、道路和水利。
　　农民也要求学校裹有宗教课程，以及农民可以从国营农场那里买地。这两个要求被西方报刊大加宣传，但它们只是农民的要求的一小部份。
　　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和支持农民。波兰团结工会与团结农会的关系保持得很密切，而且互相支持，这是工农联盟共同对抗政府的有效力量。
　　要达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就有两个必须条件：国家要付出较高的价格，使农民能提高他们的文化和物质水平；国家也要将从农民处取得的税收再投资到农业的发展上面。
伊朗工人声援波兰工人的斗争
[以下声援波兰工人及其独立工会的决议，是在八〇年十二月三日由伊朗伊斯法罕一间大型织造厂的雇员普运伊斯兰委员会在八0年十二月三日通过的，决议是致送给波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八一年一月十九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
战斗性的兄弟姐妹们：
　　1．我们每日都听到你们在波兰为争取成立合法和被承认的工人工会的斗争消息。到目前为止。你们己取得罢工权利和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我们恭贺你们这些胜利。你们提出的新的要求(包括要求释放最近被捕的战斗性工友)，显示你们在争取到工人民主之前，仍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波兰政府的攻击，显示这个斗争不会容易，但你们是可以争取到许多东西的。
　　2．通过由霍梅尼教长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我们学习到，唯一继续将革命推展的方法，是依赖被压迫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刚开始的不断进展的革命。为了保证它能继续，我们已建立了伊斯 兰工人委员会和伊斯兰委员会。我们也在建立在霍梅尼教长领导下的二千万人的军队。
　　3．在过去两年来，伊朗被压迫群众取得了惊人成果。许多工厂被收归国营，由伊斯兰委员会管理。属于巴列维王朝和许多大地主的土地已分配给贫农。我们赢得了成立自己的伊斯兰工人委员会的斗争。重建运动和扫除文盲运动，已帮助我们的贫农改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最主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我们经常试图将之扩展到全世界。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南非人、黑人和美国印弟安人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所有斗争。我们不会让帝国主义强国再统治我们了。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帝)不断地攻击我们的革命。这亦是为什么伊拉克的反动政权在美帝直接支持下攻击我们的原因。
　　4．我们认为你们为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是正义的和革命的斗争。西方新闻报刊声称你们受到西方资本家的影响；这是一个诬蔑的指责。我们明白这点，因为同样是这些新闻报刊，说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反动』的。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向你们表示声援。
　　世界被压迫群众团结万岁!
　　不得插手富战斗性的波兰工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

波共高层领袖的内部谈话
　　【以下译载的是波共一名高层领袖的讲话节录。普立斯基POREBSKI以前曾任弗罗茨瓦夫WROCLAW理工学院校长，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成员及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区)党第一书记。
　　这份报告是普立斯基82年10月中向弗罗茨瓦夫党内领袖所作的内部讲话，被人偷录得到。从报告中，我们看到官僚层的意图，也看到他们内部所使用的语言。】
　　首先，简单谈谈政治形势。我们今天是10月15曰星期五，如果数一数，我们已连续三天有三间工厂有人试图散播骚动，这三间工厂是DEITA—HYDRAL(旧名是WSK)，铁路修理工程厂ZNTK，及洗衣机和雪柜制造厂POLAR。
　　『骚乱』
　　骚乱在13号星期三开始，DEITA—HYDRAL很早就有一个生产部门罢工，接着装配线也罢工了，简单说，即该厂工人罢工了。接着示威蔓延全厂，在不同时间有二百至一千人甚至更多的人聚集起来。
　　在DEITA一HYDRAL，搞麻烦的托辞是由所谓早一晚电视新闻广播中的一则报导引起，报导说在一次党会议上，通过了一次决议，其中说DEITA—HYDRAL的工人支持国会通过的新工会法例。我本人没有收看这个电视节目，但我曾出席其中一个党会议。工人显然误会了。党组织不过以自己的名义就这些决议投票。这是遵守党的指示，指示要我们显示对这次法例的支持。
　　在工厂发生的事件中，工人喊不同的口号，包括『释放被囚者』、『打倒党』等，都是我们在这类骚乱事件中常听到的口号。
　　我想指出的，是这三间工厂都已军事化，而它们都位于同一地区。这点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是一次有意组织的力量试验。
　　同一日，同一时间，ZNTK厂有一个持续三小时的集会，他们用的是同一借口——电视上关于DELTA—HYDRAL的错误报导。
　　第二日，即10月14日星期四，当上述两间工厂的骚乱已经停止时，POLAR厂却发生同一类型的集会，以同一方式组成。这次，借口是『支援HYDRAL工人』。在最高峯时，有二千人集合。
　　我们的对策
　　我们有甚么对策？在DELTA—HYDRAL厂，我们关闭了技术工程人员部门。这个部门似乎(从过去几星期该厂散出来的传单看来)是骚乱和印发传单的幕后动力。而且，由于该部门的工人穿着的工作服易于辨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工厂示威的发起者。事件起源的生产部门也被关闭了。现在，我们正检查所有工人，之后，其中一些人(那些以前和现在都最活跃的)将不会再被雇用。另外两间工厂也是同样情形。
　　示威及参与者的成份
　　这里要提及的其它骚乱事件(你们从报导的简短报导中也许已知道)，是人们试图在弗罗茨瓦夫纪念团结工会成立的纪念碑前示威。在两、三个小时内，来去的示威者有五百多人。因此，比起以前，现在规模较小了，但有一个危险的事实要注意的是，这次与8月31日星期二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工厂是沉寂的，今次，我们的敌人却成功地在工厂内散播动乱。
　　此外，当天主教弥撒在下午六时半结束时，骚乱更为严重了。当那些我们可认为是真正虔诚的教徒离开后，约一千五百人开始在市中心游行。于是，就有必要将这个示威驱散，而且这次要更快速地进行。
　　我们要注意的是，参加弥撒的人是被一个讲道内容煽动而行动起来的，虽然在(新)工会法例未投票时，我们已与每一名教士和神父讨论，要他们警戒，向他们解释情况。但另一方面，大部份教士在这次事件中表示了中立，接受了我们的劝告。
　　如果我们当被捕者大致可以显示示威者成份的情况，那么，在约220名被捕者当中(他们有些被查问然后送上法庭，有些因无犯罪的证据而获释)，超过150人年龄在25岁以下，约160人是年青工人。以前的骚乱中也是大约这个比例。而在被捕者当中，也有一些大学和中学生，后者有40余人，不及被捕者的20％。大学生则更少。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类示威行动中，差不多找不到完成了高等教育的人。
　　工会法例
　　我们谈谈第二点：工会问题。我在这裹想强调(虽然事实不幸地并不切合这个理论)，我们希望这些初步的组织由运动的有权威的真正活跃份子组成。一句话，我们不想建立党工会。而且，我们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些基层组织拒绝通过支持新工会法例的决议。这只是一个小部份，但它是存在的。
　　至于初步的组织，应该从这个月(十月)开始成立，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希望它们不是强迫地成立，尤其不要只由党员组成。党员已经在我们队伍的了。
　　问题是吸引非党员的工人和青年。这是我们的指示的意义。因此，你们有这些会议时，希望你们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们在时间中紧迫了，所以在成立这些初步工会组织时就干出一些傻事。
　　至于『国际劳工组织』，我要强调我国政府已从该组织的专家(但非该组织本身)收到一些建议。该组织有两点是不接受我们的，第一点是解散所有工会的是国会而不是法庭；一般情况与我们不同。第二点是我们只成立了一个工会，而尽管我国法律容许几个工会成立的可能性，但这个法例已被暂时取消三年。在第二点上，我们是完全明白这是违反『国际劳工组织』所接纳的原则的。
　　这里我想指出(可能将来会对你们有用)，就是我们以前错误地说，我们要面对和还击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变化和工会问题会采取的负面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这个态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专家认为这些国家有些是空谈多于具体行动，但有两个国家(实际上三个国家)对这个问题是颇坚决的，它们是美国、西德和法国。但据专家认为，法国正积极筹备密特朗舆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表态只是空谈，对其东欧国家政策没有甚么影响。
　　但我们不应迷失于猜想之中。事实上，波兰并未被其它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联合国上抨击。而事实上，我们取得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的谅解(即使不说同情)，在这个区域他们不会抨击我们。非洲国家也没有敌视态度，而除了澳洲和纽西兰外，其它国家也没有。美国取消了『最惠国』贸易条款，表示我们在输往该国的二亿美元贸易中，我们损失了四千万至六千万美元。
　　我们与教会的关系
　　最后谈谈我们与教会的关系。你们已经看到一些简短的报导，是关于国家当局代表与教会当局代表的会谈。最近，会谈内容是关于教宗保禄二世的访问。我们得的资料显示，教会希望这次访问是一次盛举，而且要很久。我们方面的条件，则是我们要明确界定这次访问的性质以及教宗会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求教会在教宗访问之前澄清它的态度。我们想知道教宗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包裹。目前的讨论就是关于这点。波兰主教格林普GLEMP就这问题致函雅鲁泽斯基同志，而我们的反应是明确界定我们的条件。虽然格林普在过去数周来非常坚持要会见雅鲁泽斯基同志，但当他看到工会法例将会在国会投票决定时，他就退缩了。我们方面则警告教会说，如果他们继续不断行动和利用群众来反对国家的话，我们就会
　　(1) 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会取消有关对教会行为的新闻的禁制。我们在昨日的报导上已有一个例子，它明确地指出某位教士组织了这些事件。
　　(2) 开始由检查官调查那些在讲道中进行明显的反国家活动的教士。
　　这事件并不简单。事件很复杂，而且有负面情况，但国家必须有一些行动，使教会不会以为可以随所欲为。政府不想与教会进入斗争，我们不想有新的斗争前线。如果我们将来某日想限制教会的活动余地，那只能在时势有变更的情况下才发生。我这样说，是因为经常在党会议上，有人发出这类呼吁：『我们一次过解决了这个教会!』喊这类口号并不困难，但现实是教会是存在的，我们必须与它协议。
　　战争状态会在形式上解除
　　作为结束语，让我谈谈战争状态的问题。关于解除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的决定没有改变。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在年底时解除战争状态。虽然发生了最近两次事件，即8月31日星期二和10月lo日的事件，但我们没有改变决定。我们前面还有最低限度两个周年纪念日子——11月10日星期三和12月13日星期一。我们要等着瞧。我们的打算是，在取消或暂时中止战争状态时．我们将会赋予政府特别权力。我现时想到的例如将工厂军事化，作为加强工人纪律的一个途径；宣布个别地区或是全国维持『紧急状态』；这些权力将容许我们快速行动来平静局势。不过，在形式上，战争状态将会解除。我再次强调，在目前，我们的意图与雅鲁潭斯基同志向国会作报告的那个时候并无改变。
　　(微丝译自82年12月13日《国际观点》)

波兰政府企图破坏工人组织
作者：东升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5年10月
　　在所有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的工人国家，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更谈不上替工人争取较佳的工资，及较好的工作环境。他们视工会为执行国家政令的一个附属机关，是纯粹履行生产任务，拼命加强工人劳动的一个工具。为了达致将工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组织，斯大林主义者一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全盘把持工会领导，控制工会所有的行政，事无大小，均一于包办，工人群众根本无置喙之余地。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地选拔一些唯命是从的份子，美其名为工人劳动模范，给予他们各种政治上的特权，优厚的经济利益。例如慷慨地配给他们极之舒适的房屋居住，无须轮候就可以获配各种精美的日用品，按时送去环境优美的疗养院里渡假，总之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尽力扶植一批工会官僚贵族，藉此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仇视，转移统治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因而可以确保其统治世世相传。
　　波兰工人阶级同官僚层发生了无数次冲突之后，它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要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到侵犯，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除了敢于起来斗争之外，还要设法摆脱工会的把持，另行创立一个能够广泛代表工人意见的组织。因此，在一九五六年波兹南工人与官僚层斗争时，它们就在工会之外成立了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以普选形式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一个独立的代表团，把工人的意见直接带到华沙的官僚当局。波兹南工人这一勇敢的行动，迅速感染波兰各地的工人，他们群起效尤，亦相继成立各式各样的工人代表大会，他们希望通过这一个『人民民主』的行动，能够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面目，从而初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模式，使工人阶级有机会插足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等事务的活动。当时，波兰政府在声势浩大的工人压力之下，不得不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正式通过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代表大会的地位。
　　波兰政府这一让步政策，并不是表示要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决心，相反，这只不过是它们一项缓兵之计，一俟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逐渐冷下来时，它们就以偷天换日的手法，逐步进行瓦解及瘫痪这些出自工人阶级自创的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期间，波兰官僚当局藉着发展及扩充工人代表大会的名义，软硬兼施地强迫工人成立一个所谓『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通令全国各地的工厂贯彻执行。这个委员会规定由三方面的人所组成，第一个三份之一成员从『工人代表大会』选任：第二个三份一成员由工厂共党党委会委员填充；余下的三份之一代表额配给工厂的工会代表、青年组织的代表、工程师及技术员等。
　　即使以这个官方钦定的工人组织，其法定职权也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对工厂的行政及工人工作环境进行咨询及调查，至于对工人工资结构及工厂厂务的策划之制定，这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根本无过问权。而且波兰官方常常玩弄手法，把一大堆纯生产事务的工作及专门针对工人工作的苛刻条例，让这个『委员会』出面处理，以遂其嫁祸东吴，转移矛盾的目的。
　　不过，波兰政府这种恶毒的用心，并不极之奏效，反而引起工人普遍的不满。在一九七○至七一年间，波罗的(Baltic)海港码头工人及其它城市的工人，先后爆发了多次罢工行动，工人他们一致提出有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的要求，而政府当局不得横加阻挠，不得从中破坏。并且还要求政府赋予工厂工人代表大会真正的权力，不要徒具虚名。波兰工人这种充满政治进取性的斗争，可以在其一九七○年十二月间发表的一篇宣言中窥见一斑：『我们常常可以在工人群众面前，看到一小撮趾高气扬的所谓『专家』，及一些自命为社会团体的官方代表，这种现象亦同时存在于那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身上。至于工人介入这个『委员会』工作，根本受到排挤。例如，一个由二十五位委员组成的『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虽然美其名为有权调查工厂业务的一个工人组织，竟然只得一位是工人委员，难道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吗？——工人委员知多少？——一个！我们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当然没有冷嘲热讽之必要，不过这个既然称得上『专家』的工人组织，而且又在『工人代表大会』这件外衣掩饰之下，应当可以在工厂行政事务及处理日常工作的问题上，担当一份重要的角色。实质上它应该名符其实地行使职权。但是我们所见的都是有悖情理的现象。例如一个本身是一所工厂行政部门的主管，同时又是『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成员之一，却要他去调查其日常所负责的工厂行政，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想一想，由工厂行政当局的成员，或者一个部门主管，负责向这个委员会提供数据，毫无疑问会弊病丛生。因此，这种工人自治根本是徒具虚名的。』
　　波兰工人这种反官僚、争民主的气慨，得到施坦尼克及施达尼亚两地的船坞工人响应。他们亦分别拟就同样性质的声明，除了表达支持『宣言』的议论外，更以实际行动寻求舆官方进行直接的对话。因此，波兰工人称这个时期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日趋成熟的政治觉悟与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斗争』。
　　波兰政治周刊『普列达卡』在一九七一年曾经作过这广泛的调查，透露百分之九十接受访查的工人，都清楚明白表示那些为官方钦定的工人代表，不但不能表达工人的愿望，相反却成为官方欺骗工人的帮凶。
　　以哲力克（Gierek——即盖莱克）为首的波共集团，站在维护官僚层的特权利益发出，当然不会赋予工人阶级组织以任何的实权，反而在所谓保障『社会风纪』及厂劳工纪律』的借口下，悍然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实施一套反工人的法例，赋予政府当局削减工人年终奖金之权，并且还在第七条欵上规定，任何工人擅自停止工作，则以相等于盗窃及酗酒罪名定罪。无论如何，具有丰富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不会任由宰割，他们一定会在更新、更大的基础上，为自己的阶级组织争取更大的行政权力的。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料专辑】（附有若干组当代和谐左翼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