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
波工会领袖检讨局势及工会战略
译者：微丝
【这里译载的两篇珍贵的文章，是史维克SEVRAC在波兰国内访问两名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纪录片段。该两名领袖来自波兰国内十分不同的地 ——西南部的机械制造业中心城市希维德尼察SWIDNIK和来自南部的煤矿区西里西亚SILESIA。
这些访问在1980年10月中进行，它们帮助我们了解今日波兰的工人反抗运动的现实。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号召的11月10日总罢工失败了、华里沙也获释了的今天，它们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
在希维德尼察：工会被解散后的局势
我认为，今日的局势比[1981年]12月13日之后的形势更具爆炸性。首先是因为恐惧——战时状态头几个月的群众性现象，即使未消失，也已经减弱了。人们已习惯了，他们见到被拘禁者回家了，被解雇的工人（如果他们是技术工人）也重新取得工作。在希维德尼察这个城市，飞机工业总共有超过三千名工人被解雇，但他们大部份已重新找到工作，因为没有他们就无法生产。普遍的现象，是军事委员今日解雇工人，厂长明日就重新雇用他们。
另一个情况是镇压的疯狂性质。如果你在街上接过一张传单，可以被判七年监禁；如果你领导一个地下组织，刑罚也一样；当局没有加以区别。于是，人们结果便是习惯了当局的镇压；而且，由于镇压的受害者之间的声援很强大，他们知道可以依靠工会的支持，所以人们敢继续冒险。
10月8日星期五当局宣布所有工会均为非法，这行动将人们团结起来。甚至某些个别部门的工会或是自治的工会也作出激烈反应——即是那些非追求名利的人。一名工人甚至对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明天庆祝弥撒，我也不会奇怪，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原则的。”雅鲁泽尔斯基的领导班子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憎恨。这是目前人们战斗性的基础——这种憎恨，以及无法忍受这个憎恨的深深的信念。
局势另一个情况是镇压部队的士气低落。我们知道当局视军队为不可靠的。如果团结工会在里面认真工作，是可以带来结果，而且快速显效。但现在新的情况是防暴警察ZOMO的士气低落。他们已太久未能回家了。我们得知他们之间常有争吵，喝醉时甚至互相枪击。他们很贪污腐败，从事许多黑市买卖，尤其是燃料买卖。这点很重要，因为这表示防暴警察ZOMO不再是听话的机器了。可能有一天，它的队伍中的混乱会在街上显现出来。
对新工会的杯葛是广泛的。即使政权的计划是令新工会主要成为社会救济机构，能够分发一些特权来诱骗人们，但这个计划是空想的。在现时的经济情况下，并无甜头可以派发。
团结工会的状况
我们这个区域以及整个卢布连区进行得较好的工作，是援助镇压的受害者，以及进行工会教育工作。后者的重要性，在于它给予尤其是大学青年一些事情可做，并避免这些青年与工会其他部份之间发生隔阂（这情况在某些区域有发生）。但这并不是说每样事情都在好转。各工厂之间有巨大的通讯困难。人们不信任对方。如果他们不认识对方，恐怕被当局挑出来，就会避免接触。更甚的是，有时政治警察（ＳＢ）自己会试图组织联系，这就只会在后来增加人们之间的不信任。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中大多数的政治混乱。库伦的幻想——以为我们可以与官僚层达至历史性的妥协——仍然在许多工会活跃份子中间存在。这导致许多行动的目标变成向政权显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试图扭转力量的对比。工人要的，是能够带来结果的行动，即使结果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人（特别是最政治化的人）愿意只为一个象征式的斗争冒险。如果不断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没有这些要求的具体前景，这种提法能维持多久？
如果没有具体前景，工会领导层将会看来与他们的基层更脱节，变得更为孤立。特别是如果因为缺乏战略而犯下策略性错误的时候。举例来说，杯葛官方报刊的口号在1982年7月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进行之中发动。这是知识份子、专家的态度。工人会犹疑，在报摊前踱来踱去，最后是购买了报纸，因为报纸难得有些他们有兴趣的东西。而作出这个决定的领导层则令本身和令工会失去威信。
前景
我对于总罢工的提法（今天的提法）仍存疑。工人已明确说了：如果总罢工是将自己关在工厂内、占领工厂，那就不会带来什么改变。因为这样的情形下，决定罢工能维持多久的是警察。当警察袭击工厂时，罢工也就停止。以往的罢工的后果（在1982年春天，差不多每周都有罢工的号召），对工人的意识仍有影响。那些罢工没有任何成果，后果则只是以千计的工人被解雇，以百计的工人被监禁。因此，我担心人们不会跟从在11月10日星期三进行罢工的指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战斗，或是他们已非政治化。相反的，原因是他们有政治化的想法，而他们看到这种罢工并非一个全面前景的一部份，只是又一次象征式的行动。
人们是愿意进行艰苦斗争的，条件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能够为工人提出一个全面的战略。他们甚至愿意进行总罢工——只要这个罢工能导向政权的问题。没有前景，工人只认为这是儿戏的；工人并非棋盘上的兵卒。
如果有一个全面的计划，能明确地提出政权的问题，那么人们将会愿意作出重大牺牲。他们甚至会愿意（正如这个区已开始发生一样）进入军队工作。但没有人会在没有前景的情况下作出牺牲。这就是团结工会今日最主要的弱点——缺乏战略、缺乏一个知道要走向哪儿和每一刻都不犹疑地向目标前进的领导者。
附图：当波兰官僚在1981年12月宣布军管后，工人立即起而反抗：上图是格但斯克工人守卫船厂；下图是西南部城工人在团结工会会所门前步（疑为“与”）警察对峙。波兰放宽军管假象的背后
作者：小点
在实行军法统治一周年之后，波兰国会在12月18日通过议案，给予国务委员会停止和必要时重新实施军法统治的权力，放宽去年军管以来实施的限制，包括有关拘留、罢工、抗议示威、社团活动、邮政电话检查、国内旅游等限制，但同时授权政府可随时实施这些限制措施。此外，以后的罢工和抗议运动将根据波兰在10月颁布的新工会法处理。违反这项法令的工人和学生，将会被解雇和开除学籍。
在12月23日，军政府宣布释放在军管法例下被拘留的全部被囚者，但七名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立刻再被逮捕，当局没有说出逮捕的理由，也没有宣布获释的人数。
继11月13日释放华里沙之后，波兰军政府实行的这一连串措施，是否代表了它放弃军法统治呢？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见到，这只是一个花招而已。表面上的一些放宽限制措施，其实背后早已用其他限制措施填补了。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仍然被剥夺，只是剥夺的形式较为隐蔽而已。重要工厂自然随时可被置于军事接管的状态，以粉碎工人的组织。表面上，军法统治是放宽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难怪波兰大主教也要表示对议会持“保留态度”，甚至反对其中一些法案，指出这是“心理恐吓”和“独断独行”呢！事实上，正如本期另一篇文章中波共官僚的自白显示，撤消军管只是解除表面的战争状态，却通过给予政府的各种特别权力，换了较低层面的特别状态而已。
波兰军政府对放宽军法统治的解释，是他们控制了来自地下反对者的破坏威胁，同时也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威胁的国民经济有某些改善的迹象，但由于国内“反社会主义”组织及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威胁，意味目前只能暂放宽限制，并预料到明年中才会全面撤消限制。其实，军政府这些理由除了互相矛盾之外，更是不能立足的。团结工会地下运动在11月10日的大罢工尝试中虽然失败了，但整个运动并没有受到挫败，一年来的形势充分显示了工会反抗力量并没有被政府的镇压行动摧毁。整个波兰社会的反抗情绪仍然存在，虽然有一定的混乱和退却。更主要的是导致整个波兰工人运动的客观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是加深了。波兰经济并未像政府所说有改善的迹象，相反地，它是每况愈下了。1982年上半年的生产比1981年下跌了7—14%，下半年的生产更加下跌了。即使煤的产量在各种镇压、分化的压力下，在1982年5月比1981年5月上升了23.3%，但比1980年5月仍是跌了27.7%。很多企业只为苏联生产，产品85%或90%运往苏联，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军政府实施这一连串措施，是为了更长期实施军法统治铺路。一方面，它希望藉此改变军管对外的形象，将军法统治隐蔽起来，要求西方国家取消（对）波兰的制裁。波兰12月15日宣布停止与美国的双边科技、文化交流计划等报复美国经济制裁的措施，明显地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它希望以长期的正式法令代替临时的军管法，将军法统治的内容制度化。它以新工会法取代紧急法令中关于罢工、示威等条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它表面上取消紧急拘留令，只是以其他法例去囚禁政治犯。事实上，据工会人士估计，被军政府以紧急拘留令拘留的人数，从初期的7，000到20，000人已逐渐减少到11月下旬估计的800人。但根据其他法令被判刑的人却超过5，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团结工会基层活跃份子，罪名是在军管后继续工会活动、派传单等，他们分别被判刑3年到10年不等。在释放华里沙的同时，军政府却检控工会地下领袖法西纽克，也是这个手法转变的明显表现。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军政府希望籍此制造一个适当的政治气候，让军政府与波兰天主教会的历史性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甚至在实施军管以前，政府与波兰天主教高层领袖已开始了广泛的接触。格兰普大主教一年来与政府会谈的次数，多过以往30年教会与波共领袖接触的数目。在对待团结工会方面，格兰普充分利用天主教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表面上支持团结工会，实际上却反对工会的每一个斗争行动。工会地下组织的每一次斗争号召，都被教会以危害和平和鼓励仇恨的借口予以斥责。在11月10日总罢工前两天，教会却发表声明，表示与军政府的会谈很有建设性，又迫不及待宣布教宗可能在明年中访问波兰的消息，以消除人民对罢工的支持。在华里沙获释的背后，教会的影响及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其后，教会更不断宣传与波兰政府进行全国和解的可能性。军政府发言人亦宣称与教会的关系比在军管前更进一步。最近，波兰国内外关于成为共党国家内第一个基督民主党的传说甚嚣尘上，足见军政府与教会高层官僚的合作可以到怎样的程度。而教会利用工运作为本身争取政治影响力的筹码，这手法亦可见一斑。当然，教会高层与军政府的妥协并没有扩展到基层神职人员方面，特别是在工人区的神父等。而格兰普亦受到不少来自基层的反对压力。但教会的由上而下的独裁架构和思想体系，仍然帮助它在工会地下运动和不少群众之间造成裂痕。
波兰军政府在玩弄一连串放宽军管的手法时，事实上却丝毫不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当然与它自知军管一年并没有击毁社会的反抗力量有关。在12月16日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暴动事件死难者的集会上，华里沙准备发表演说。但政府却大为紧张，将华里沙拘留了大半天，制止他参加集会，又对西欧电台的广播进行大规模的电波干扰，恐怕这事件会在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军政府的虚怯。
另一件反映军政府不得民心的事实，是在新工会法解散所有工会组织之后，政府企图成立御用工会的情况。在团结工会的呼吁和社会的自觉抵制之下，新工会受到广泛的杯葛。即使在政府以加薪和提供到其他东欧国家度假6星期的引诱下，到现时为止，在4万个企业之中，只有3%成功地召集到必需的15人组织新工会。连政府官员也表示最少要2到3年时间组织新工会。
当然，波兰社会对军政府的唾弃，并不等于地下工会组织前景一片光明。在艰难的活动条件影响下，地下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中旬工人自发反抗政府取缔团结工会的罢工潮和11月10日号召的大罢工之中遭受挫败，影响到它在运动中的威信，而被迫取消原定在12月13日举行的全国抗议行动。工会内部亦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地下运动更受到军政府的一些打击，不少基层和工会领袖被拘捕。工会组织者被迫更谨慎，因此与社会的隔绝就更大。但地下工运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依然存在。工运目前需要更深刻地检讨整个社会局势、人民对社会斗争的意愿、工运活动条件、对运动的前景等。更要检讨工运的政治缺点，例如相信与政权达成任何妥协的幻想、认为教会并非热衷于推动本身的政治而只是表现社会愿望等。它必须从速订立一个清楚明确的纲领，要包括目前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确切步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工会地下运动才能团聚社会上的支持力量，利用军政府政策转变的任何缺口，来推动波兰的政治革命。
1982年12月26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10期（总第106期）
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
译者：涓滴
“5年之前，当格但斯克船坞工人开始他们的罢工，保卫我和反对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从未想像到这会触发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不是我的功绩，是神利用我，令我成为罢工的触发者。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经过团结工会的合法存在时期之后，经过紧急状态之后，在一个镇压和政治审讯的时期之中，我惊恐地看波兰的前途。我们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充满着困苦。对我们妇女来说，生活特别艰苦。生活水准严重下降；物资短缺是经常的担忧；无尽的长龙，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
这是团结工会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的说话，解释为什么她在1980年8月触发的斗争不应被容许消逝。她继续说：“我深信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它亦是一个严重考验人性的时期。全体波兰人民必须通过这个力量的考验。身为妇女，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怎样保卫它。我们要和平改革，保证较好的前途。让我们妇女讲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况及快乐和美好生命如何从我们之中被夺走。我们全部被艰苦工作消耗尽、被踩在脚下、不断被骚扰。我们被我们不同意的标准统治着……因此我呼吁所有良善的人，特别是妇女，作出更有力的行动，抗议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生活。”
这些说话显示了华伦天娜维兹仍然是一个叛逆者，仍然是热诚投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今年初以来，她一直领导了在卡高夫市附近一间教堂内的轮流绝食行动。当波兰运动未能尽责或在退却的时候，她采取了主动。她脱离了团结工会架构的控制，选择直接向群众说话以推动他们行动起来。在1981年春天，她被华里沙迫离工会的区际领导层，因为她反对与统治官僚妥协的政策。在今天，她的行动明显地令一些团结工会领袖感到烦恼。地下工会领导层控制的刊物，对于这些抗议行动的沉默，似乎是证明。
绝食者在7月政权成立纪念日进行了公开游行示威。绝食者透过种种行动，要求停止迫害和囚禁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停止肉体和精神酷刑、停止以政治理由解雇工人。他们抗议政权的不断镇压威胁、抗议生活水平剧烈下降、反对官方宣传机构对教会和宗教价值的攻击、要求尊重波兰宪法，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直到8月，共有351人参加了绝食抗议，其中有男有女，有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来自多个地区和城镇。总共有74个团结工会地下工厂组织表示了支持。多个工会领袖探问了绝食者。上西里西亚矿区的团结工会组织发动了运动，在区内支持绝食者和派矿工代表慰问他们。
绝食者致信华里沙，要求他对国家的情况采取正确的立场和积极支持团结工会内不同小组企图重新团结斗争的行动。绝食者在一份声明中呼吁那些“在经过5年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后”的人，“坚持团结工会的理想，保持共同的目标和虚心容许争取自由的斗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绝食者的行动，是对工会运动及其领导层目前的危机作出反应。
绝食抗议运动在教会内做成的分裂正在扩大。一些教士支持运动，甚至帮助将它扩展到其他教堂。但其他教士，特别是高层架构，对绝食者当作异端排斥，指责他们，禁止他们的代表团在传统朝圣大集会上展示横额等。
华伦天娜维兹并没有向这些压力屈服。她对教会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在教堂内聚集，因为它们提供自由言论的庇护所。斗争不能（限于）在教堂内进行”。
这个态度在工人之中似乎十分普遍。在9月的另一次数万人朝圣集会中，集会者公开展示团结工会的横额和高呼：“没有团结工会便没有自由！”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波兰反对派的现况
威健士、史慕加
在雅鲁泽斯基军事政变4年之后，波兰官僚仍在加强攻击工人阶级。团结工会虽然受着有系统的镇压而被削弱，仍然能维持一定的组织水平，比以往所有官僚统治国家内的水平为高，除了革命浪潮时期之外。但这个运动正陷入迷失方向的危机之中，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
团结工会的挫折，现在造成波兰反对派的两极分化。一些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80至81年革命的成果，其它流派寻求起码将它们保存。在这个环境之中出现的一个工人反对派，宣称支持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提出用革命推翻官僚的问题；它的出现带有不可轻估的重要性。
团结工会的地下领导层，直至今天都没有能力在主要企业爆发罢工时扩大罢工运动。要克服这个缺点，必须放弃现时在领导层占优势的思想，即，他们可以用抽象或虚幻的目标，从毫无准备的状态中，号召工人动员起来。这个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号召在85年7月1日进行一小时全国总罢工，以显示『社会』希望经济改革，和为此向政府施压力。这个号召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响应，只有少数企业受影响。必须走向耐心建立力量。基于工人的基本要求，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发展过渡的动力。但团结工会的全国和地区领导层越来越远离这条路线。
有好几个月，团结工会领袖忙于准备杯葛国会选举，而忽略了保卫工人物质利益斗争的组织工作。这个优先次序值得怀疑。根据团结工会估计，10月的选举有3 4％市民杯葛。这无疑有一定政治意义，显示了官僚政权的统治仍远未达到『正常化』；但它并没有令官僚改变政策．因为它没有能力这样做。这种『压力战略』再次证明无效；更重要的，是它丝毫没有提高群众的自我组织。
“新实际主义”流派
在8 4和8 5年出现的新的反对派流派．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流派寻求在官僚体制的架构内，找出合法行动空间；它站在反对政权和与它合作之间。它的构成十分复杂，有『新实际主义者』，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前任书记史林斯基，有与『波兰青年』运动有关的民族主义部份，以及『独立新保守派』等。
『新实际主义者』认为团结工会已受到决定性的失败．现政权将可维持下去，无法改变这个情况。所以必须加入这架构之内。他们认为必须达成政治协议，将政权与社会的冲突转变为合作，让政权可以遵守法律、有效地统治和走出经济危机。他们因此预备加入国会候选名单，如果政府容许的话。这些倾向受到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的一致拒绝，后者更发表针对这些立场的详细批评。
『波兰青年』运动在80年8月前已成立，主要支持来自格但斯克青年学生。它表现为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组织。在团结工会初期，它有与工会合作。在军法统治之后，它逐渐远离团结工会，寻求以『非政治性』方法进行合法活动，例如在大学自管机构之内。
『独立新保守派』的思想是保守的、基督教的傅统，围绕在一份精英主义杂志之旁。以反民族主义出名，但仍能与『波兰青年』运动避免直接政冶冲突。这两个流派都拒绝社会自我组织的纲领，倾向精英主义的政治思想，并与政府谈判包括参加国会的问题．又寻求天主教教会在这方面协助。在这些谈判失败后，他们被迫否认与政府谈判的报导。以免进一步在社会运动之中丧失声誉。
“全国和解”路线
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批评这些『新实际主义者』向政权投降，但并不等于说他们自己放弃『全国和解』的希望。以往的幻想和『自我限制革命战略』的自觉政治选择，仍然存在。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是一个战斗的流派，站在我方战阵之内，以及代表了社会运动。然而，他们所代表的一条政治路线，对社会运动现时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米奇力克说，团结工会在一个极权国家之中寻求建立多元化社会，希望迫使政权达成和解，容许将多元化制度化；但他同时又说，这个要求会造成与苏联军事强权对抗。库伦提出了新的见解：在目前的波兰社会『静默大多敷』之中，有5成既不支持政权．也不支持地下团结工会；他们眼见生活条件越来越无法改善，在绝望之余，会有造反的危险；要避免这个灾难性的发展．而由于与苏联坦克这样接近，否定了转换政权的任何想法。所以必须利用所有机会向政府施压力，迫使它缓和及考虑大众舆论。因此，他呼吁人们杯葛国会选举，以证明他们对真正社会和解的真诚。
保泽克亦认真看待社会爆发骚乱的可能性。库伦恐怕骚乱而希望避免它发生；但保泽克接受了它具有无可避免的性质，寻求为它提供有组织的形式和倾导。但从以往经验来看，这两种态度在实际上未必有真正的不同。当社会骚乱爆发时，它的规模会超越地下组织所能作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的准备；而在这情况下，他和其它政治上相似的社会运动领袖，寻求阻止骚乱的爆发，结果退到库伦的立场．B 4年1 0月神父被杀之后，社会出现严重紧张局势．这些社会运动领袖却尽力避免骚乱的爆发。这便是一个证明。为新动员作准备
地下团结工会领袖的态度受到平里奥批评。他是下西里西亚地区罢工委员会前任会长。他表示：政权杀害了神父和嘲弄地承认，而我们没有反应；他们是在试探社会的抵抗程度；问题不是挑起斗争意愿，因为人群清楚地想抗议，只需要触发这愤怒浪潮；现今．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明显地不会宣布全国总罢工，我们只是在等待自发的罢工。
平里奥的批评显示了在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间．存在着重大政治分歧。罗兹地区团结工会会长史诺域最近表示的立场，证实了这个分歧。在军法统冶之前，他是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工会和自管路线的发言人之一。在今天，他描述局势为：新的妥协不再是实际可行的，因为人们知道政府不会遵守它；因此越来越多的市民认识到必须改变现时的政治制度；人们今天认识到这个政府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舆这个国家的利益对立：80年的情况不会完全一样地重复，但历史肯定会重演，我们必须为这作好准备；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和加强在企业内的组织，使它们能够在新的政治危机之中领导工会，因为只有在企业之内，我们才可以打败政府。
工人反对派的成立
在85年春天，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流派开始在波兰社会运动内形成。4份地下刊物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协调委员会。它公开发表了一个纲领，寻求聚集支持反官僚革命——这个革命要由工人阶级进行和为了它的彻底解放——的力量。它希望围绕着工人的短期和部份的要求和他们的自我组织，帮助发展和扩大工人的集体斗争。
该4份刊物是： 《工人战线》、《工人事业》、《吶喊》和《自由工人》。前两份是由争取工人自管和声称为革命左翼的团体编印的。《工人战线》第一期刊登了《给波兰共产党的公开信》的摘要，该信由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64年发表，希望恢复波兰反官僚的反对派传统，两名作者现已放弃了这个立场。《工人事业》第一期则宣称自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环节，和永远不会与一些敌人协议或联盟，包括官僚和资产阶级，后者保证了已破产的官僚继续生存。
《自由工人》是『波兰抵抗运动工人委员会联盟》的机关刊物。该组织在上西里西亚活动，支持基础来自企业内的地下小组。它的纲领支持由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总罢工推翻官僚独裁，和支持成立工人政权，以保证建造社会主义。
《吶喊》是团结工会矿区临时联络委员龠的机关刊物，亦是在上西里西亚活动。这委员会以支持英国矿工罢工而被西方认识。它是多个矿场的地下工会委员会的联络组织，与团结工会的地区执行委员会出现了分歧和冲突．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成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包括每个成员组织的一名代表，并负责刊印一份共同的月刊名叫《突破》，第一期已在8 5年秋天出版。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织的成立，在波兰社会运动建立工人自我组织和自管流派的道路上，代表了重要的一步。要超越运动现在所处的政治和策略危机，这个流派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以下选择的两份『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文件，刊登于《自由工人》85年6月第30期。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呼吁
鉴于生活水准和工作的恶化和必须采取有效的保卫行动，所以迫切需要在广泛的工人团体之中建立联盟，以一个政治纲领为中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自管和劳动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开放刊物的篇幅，给予有志参与制订工人反对派纲领的工人战士和团体，为此我们作出呼吁，强调我们的政治倾向和斗争的阶级性质。
与『独立匣对派』和『民主反对派』不同，我们将争取工人利益事业的斗争放在第一位。这并不表示我们低估民主或民族独立的重要性。相反地，我们相信劳动的解放只能在一个有政治主权和不受经济剥削的国家之内存在。我们相信民主只能在一个没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制度内，才能充份体现。无论是『现存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或是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版本——美国式、瑞典式甚至是波兰式——都不是这样一个制度。
面对着下列事实，我们拒绝保持静默：这个国家越来越在政治和经济上倚赖西方，即垄断资本，和克里姆林宫，即苏联官僚。
我们反对波兰沦为殖民地、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反对唯一的自由是以损害工人利益而自肥的自由。
我们认为必须让工人在今天掌握一支旗帜，可以团结起来前进，为保卫工人权利而斗争，和不计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认为，无论是波兰共产党或是现在的反对派，都不能够担当这个角色。由于团结工会的中央架构眷恋着社会团结的概念，所以亦不能担当这个角色。
团结工会领导层的错误政策令到它走向惰性、无生气的情况；而在它以外的反对派之中，亲资本主义流派占优；同时，对工人的剥削正在加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决定投入斗争。深信胜利或迟或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抗拒所有官僚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运动的。
『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执行委员会
工人反对派纲领草案
1、阶级斗争。从1980年在波兰展开的政治斗争，往往被称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斗争，基本上是阶级的斗争。它是被经济剥削和被剥夺所有政冶相经济权力的工人阶级与靠波共党、军队和警察架构和经济、行政架构支持的国家官僚权力之间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推翻官僚，其它社会团体只有倚靠它才能从官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2、自管。我们斗争的基础目标，是让作为客体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为主体。这只在一个广泛的自管制度之内才可能达到。这个制度包括企业的自管委员会互相以纵和横的架构在地区和全国连结在一起，加上区域性自管机构。自管作为直接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形式，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组成因素。
3、政治多元化。自管只能在不受限制的政治多元化的条件下才能运行。我们不能现在预测社会组织和代表团体的确实组织形式。我们不能说国会自由选举的作用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应该支配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所有形式。
4、革命斗争。工人阶级从客体转变为主体，只能通过革命转变的道路。相信可以与官僚妥协的可能性，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可以是致命的。因为我们不能将引进自管制度，即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官僚的垄断互相调和。反官僚起义的其中一条道路，可以是革命性总罢工，转变为积极罢工。得到企业之外的行动支持。只有在这种革命条件下，我们才能期望部份军队，特别是基层士兵，见到工人力量胜利的可能性而加入工人阶级起义的行列。
5、自我组织。斗争的革命性质需要一个革命战略，即一个基于发展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战略。在工人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之中，从目前争取部份目标到未来争取自管制度的斗争之中，自我组织是共同的因素，让自管的原则得到更充份的表现。每场战斗，即使只是有关最有限的问题，孕育了未来革命的胚胎，因为它为工人的自我组织作出贡献。因此，工人运动在它的网领之内的要求，必须考虑3个因素：它们必须切合工人阶级的需要，考虑工人阶级目前的觉醒水平，和能够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和胜利的基础上，提高工人阶级和与它联盟的其它社会阶层的自我组织水平。
6、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在今天，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存在，是自我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先决条件。反抗官僚的斗争在80年进入了新质素的阶段，罢工开启了成立团秸工会的道路，后者是波兰官僚制度历史上代表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独立组织。现在，在工厂建立和加强工人组织，独立于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组织或架构，仍是主要的任务。
7、工人运动内的多元化。工人运动的政治发展，需要内部的多元化。必须保卫工人在会所、团体。流派和政治组织之内自由组织的权利。工人运动公民的政治化．基于清楚的原则，只会加强工运。以『削弱工会』、『派系活动』 、『挑衅』等借口窒息这个过程的企图，只能削弱甚至分裂工运，带有挑衅的特征。
8、自决权。要了解波兰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是要包括拒绝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后者将我们的斗争缩减为反抗苏联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我国的基本分界线并不是简化为爱国者与叛国者的对抗，而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对立。因此，作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后果之一，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民族独立是不可缺少的自决权的最充份体现。
9、国际工人团结。波兰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它在国外有朋友和同盟。它们便是全球的工人。波兰工人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取得国际工人的团结支持。东西方的分歧不能隐藏下列事实：两个阵营的工人是被共同利益、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目标，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联系在一起，这个目标是将工人阶级作客体转变为主体。国际团结支持的问题，是革命工人运动的各民族成员的紧密合作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进展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例如在波兰、苏联和英国的斗争。l0、社会化。工人阶级解放的必需先决条件，是它为解放打好经济基础，即是将目前国有化的生产手段社会化，独立于国家，在一个工人自管制度的架构之内。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物质保证，以实现它的利益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合理利益。革命工人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将国有财产私有化或是让它独立管理，而是将它真正社会化。我们以夺取政治权力作为工人阶级夺取经济权力的一个手段。
工人反对派
要拟订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和争取对革命斗争的支持，以建立一个自管制度，一个有彻底意义的自管共和国，便需要激进工人活动份子的共同工作，以成立反对官僚的工人反对派为目标。当我们在各组织之间建立联络，甚至在未来成立革命政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广义地反对工人运动；相反，我们希望作为这个运动的革命流派，在它的架构内巩固起来，更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工人运动。由此可见这个纲领的基本重要性：波兰工人的胜利首先依靠采取一个反官僚革命斗争的战略。在实际上，向社会自治的进展，必须基于工人的革命政治认同，包括工人醒觉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相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组织架构的独立。因此，所有认同这个纲领意见的人，有责任团结他们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工运内对纲领的辩论
本刊资料室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几个月来，不断与政府官僚在大小问题上发生对峙。大部份精力放在注册成立方面，所以集体讨论纲领性问题还未大量出现。本刊现介绍两篇有关工会运动今后纲领去向问题的文章，只能当作是运动内讨论纲领的开始，亦反映了一部份思潮。
第一篇作者库伦，是波兰『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在一九五三年被逐出波兰共产党。他的异议活动实际开始于一九五六年波兰事件之后。他经常被捕，出入于监狱之间。他宣称，由于波兰地理环境，不能有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提倡成立独立于当局的社会组织：自由工会、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消费者运动、知识分子运动等，对当局施加压力，以带来有限度的民主化，虽然他拥护『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但他认为在波兰不能实现，所以拒绝提出这些口号。这个想法影响他对纲领的看法，亦是不少波兰异议者的看法。
第二篇选自『八○年八月论坛』在十一月初举行首次研讨会后发表的文章之一。作者史拉法资料不详，『论坛』是由华沙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团结工会人士发起’由华沙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团结工会的战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工作。
在目前的波兰异议知识分子中，各种倾向都存在。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如莫士奴斯基，认为实际运动要在『党专政的范围』内进行，坚持要与当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又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的米尼克宣称：『梦想推翻当权者是幻想和危险的。我们不满意当槽者，但他们继续存在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至于库伦，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矛盾的论点。一方面．他相信对峙是不可避免的，又谈及制度和当权者的瓦解，指出『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的对抗』。但他同时又坚持要界定运动的动力，而通过部份和渐进式的纲领进行。
到目前为止，由于运动的新生脆弱，为了争取时间以组织群众，工会运动所作的妥协是必要的。这些妥协并未出卖工人的利益，这从每次新的冲突中工会所采取的立场看到。但如果因此而坚持将工运限制在一个『最低纲领』之内，正如库伦所一再强调，则是错误的。事实表明工人不只限于眼前的经济要求，例如最近在团结工会支持下要求撤换不少党和政府的地方领导人，限制警察的军队的角色等，都远远超越了库伦的『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 ，而合乎『八○年八月论坛』所指的工人要求管理。因此运动现在所需要的纲领是『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裹，『不只要在企业的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这就带来下列问题：工人在目前情况下应接受甚么形式的经济管理？应否如莫士奴斯基所指『在目前波兰的经济情况下，双方都应该有理智』呢？但必须明白一点：官僚作为社会寄生阶层的本身利益，是与集体经济的良好运行矛盾和不相符的。因此要反对与官僚共同管理经济，要将工人对经济事务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便需要坚持工会不能采取消极保卫性立场，要刺激各种民主形式的出现，让工人能表达他们的意向。
『论坛』一文还提出从基层订定计划和容许工人真正控制经济(它提议在议会中增加工人议院)。它还着重指出在企业和地区层面自治的互相联系的重要性，这与另一些人主张冻结中央计划，而经由市场关系来解决矛盾，是截然相反的。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如何界定运动动力的界限
作者：库伦
制度的解体
试设想在波兰铁路局由中央制定的火车时间表上，人们突然加入一些由铁路工人或乘客民主决定的火车班次；独立工会在这个所有社会生活均由党或国家中央指挥的制度中，就好像这些新加的火车班次一样。当然，一个社会制度，就算是极权的，也永不会像火车时间表那样无误，但它是不能在两个完全矛盾的逻辑的基础下进行的。
以经济计划为例。每年九月和十月，各领导和工人收到来年的经济计划指示，以作『咨询』。通常这些计划受到严厉批评，然后中央订出最后计划，但这些批评却完全没有被接受。今年，这情形不可能再出现。人们有了力量，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在各工厂大会中。计划被拒绝了。在这情况下，执政者能否另订一个有效而又符合社会愿望的计划呢?人们曾经作过努力，例如在1956年，经济学者、经理和工人自治运动都尝试过。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未因此解决。现在，没有人会再尝试它。但计划将会被整个社会接纳或拒绝。在后一情形下，依照不同火车时间表行走的火车将会碰撞在一起。
同样例子在其它部门亦出现。一些公寓的住客已开始实际管理合作社。医疗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等都出现同样情形。高等教育人员亦组织独立工会，实行自治的计划。
所有这些运动，还有很多不胜枚举的，都削弱了中央计划的权力。每个运动都加剧了中央计划制度及其机构的解体。为了阻止这个解体，国家机构或是将社会自治运动镇压下去，或是将制度实行民主化改革，并要很快地实行。
第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社会已经独立于国家政权而组织起来，这是社会卅五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自治组织的情况，迫使政府改革，面对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政府甚么也做不了，它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可赖以支持的团体。它只有出动军队。而在实际情况下，这个军队必定要是外国的。
第二个方法又是否可行?国家机构能否极为迅速地改变性质和制度呢？我恐怕这也是极之不可能的，但这会否迫使它采取自杀的形式，以武力阻止运动呢？这会很可能最后带来苏联入侵，政府有倾向使用这个来作威胁。但我们目前是不能将它当为假的。因此是否需要煞停运动以停止入侵的威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到，每一个社会运动都有它本身的动力，我们不能不考虑它而从裹面或从外面领导它。
社会运动的动力
多年来被剥夺权利、受欺侮、受羞辱的人们，现已成为一股巨大力量，但他们仍未完全醒觉到这点。我认为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只因为反对生活条件和反对他们认为应负责任的当权者而行动起来。很多人不相信能够获得甚么。对于他们来说，我们首先只能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围绕这些要求组织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提出『民主独立』和『社会民主』等口号，虽然这些口号无疑是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的，这些口号却不能吸引社会的大部份群众，因此是不实际的。所以在开始时我们只能提出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不是人们所期望的，而是他们认为是必需的。而如果人们因此行动起来，一个运动就形成了。运动的每一个胜利，就会帮助提出更符合社会愿望的任务。
我们从七月和八月的大罢工行动中可清楚看到这个发展。
对于政权崩溃的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是解决的方法。这个崩溃是事实。如果社会的民主化运动不考虑这点，便会受到挫败。政权愈变得软弱，而因此亦更难在政策上适应环境，则民主化运动会更趋激进。在这个情形下，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对抗。
每次向前走一步，危险的感觉就减弱一些。波兰人民无疑是意识到苏军入侵的危险，但政槽已滥用这个威胁。到了罢工工人最后得到胜利时，这个阴影已大部份置诸脑后。
我们能否为运动的动力定出界限呢?答案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唯一能做的方法，是倚靠一个能够让运动发展而又同时给它定立界限的纲领。
我们要明暸，我们面对的，是群众运动的阶段，只有那些清楚和公开地指出他们的目标和恐惧的纲领，才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化的关系又反过来帮助令歧见出现和解决。在未找到共同纲领之前，我们应该让分歧存在。重要的是大家都清楚明白到这些分歧之处。
我们的任务
我曾指出有一个机会能够指引社会运动维持他们的要求而又是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就是制订一个能符合波兰人的愿望而又不超越他们的界限的民主化计划。这就是社会自治组织的计划。它要求的就是独立的工会、地方和工人自治、科学和文化的自治，总的来说，就是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主的创造。
这一个运动不能提出要推翻政权，但经由运动的存在及其机构向政权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亦是最紧急的，它耍帮助当权者实现这些要求，我心目中是指专家、科技人员运动承担策划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各方面开始实行经济自治。长远来说，这个运动要触及整个国家行政。但从现在起，一个大规模的工人自治行动可以动员起来，讨论经济改革和计划改革，这将会是整体改革的条件和动力。
在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不触犯到国家安全的界限内，社会为将来作准备，但这些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当苏联的国际局势变坏时，苏联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的离心力发展起来时，或是当苏联集团在经济上更为倚赖西方时，这些界限便会改变。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是波兰人的两大愿望，我们不能在目前为这些任务订下计划，但它们同时仍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前景。
我们已来到不能回头走的阶段。我认为苏联今天容忍基层的民主化，是为了避免军事介入。明天，她会接受民主化过程的新的进展，以交换对其军事利益的保证。再后来……，我们能够继续估计下去。但重要的是，波兰社会一定要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所以她一定要基于独立和自治的运动组织起来。
当前的任务
第一，要清楚地界定工会的任务系保卫工人利益的工人组织。工会不应该走进工人自治的范围，它们不应干预经济改革、或根本的改变、或执政者的运行。一句话，它们不应代替了执政当局。很自然地，有很大压力抗拒这些限制，因为独立工会今天成为社会组织过程之首，而社会又要求决定自己的前途。我们在格但斯克协议中清楚见到，协议双方是当权者和社会，协议影响到差不多社会生活的所有部份。
但各战士应该抵抗而不是排拒这些压力，因为排拒是不可能的，工会只能负责他们的一部份要求：保卫工人的明显而确实的利益和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们要促进其它的民主形式，即其它社会组织的形式，后者负责社会要求掌握权力的任务，例如各自治议会。从这角度来看，格但斯克工会会员的两个努力似乎特别重要
首先是工人议会的构想。在这些议会裹，工人处理作为企业的共同拥有者所面对的问题。但他们与当局谈判，而不是与工会谈判。第二点是保存现有企业议会并将它变为真正代表工人，现由工会控制的社会基金将会由这些议会处理。这个议会由所有受薪者选举，独立于工会。它负责管理社会基金的运用。工会完全不介入它的行政中。它提名竞选人，监察它的运行，经由被选的工会会员控制，帮助和保卫它，但无论如何不会代替了它。明显的好处在于解除工会战士们的行政上的问题。工会因此可以保存它的工人性质，工会战士亦因此不会变为管理人员。
第二，我认为组织经济改革运动是最迫切的任务。同时工会应该继续为社会的需求和工作的条件而斗争。工会只代表一方面的观点。只有在协商中才会与其它观点共同讨论。我们不能现在就接纳国家的观点，只有经过不同利益之间的讨论，才能形成这样的观点。
国家对市民的控制，根源于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市民的观点。因此，所有都代表国家和国家的利益，这不单止摧毁了市民，亦同时(甚至更首先)摧毁国家。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讨论，应该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上进行。关于计划和经济改革的协商，应该在工会运动、经济改革运动和工人议会之间进行。但应该不止这些。
农民自治运动现在开始诞生。它特提出农村经济改革的计划，它应该受到有关的科技专家和学生的帮助。它必须与工会和经济改革运动共同决定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特殊利益。
另一个重大任务是在所有社会生活范畴内的独立活动，除了科学、文化、经济的自治外，还要教育的自治，还有保卫法律权利的运动、法庭和律师的独立等等。
在众多社会运动面前，所有中央化的倾向必须预先被驳斥。要达到这点，所有不同运动的战士都要共同地、公开地探讨纲领，首先有分歧，然后达成一致，联合起来。建立民主的巨大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民主地进行才能达到。
写于华沙，八〇年九月
(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甚么样的团结？甚么样的共同管理？
作者：史拉法
(一)
现在重要的是决定独立工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特别是在政权和国家已发动了对团结工会的攻势，以『党在国家的领导作用』为名，把工会运动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团结作为攻击目标。
正当经济危机日渐恶化时，当局向工人阶级提出『共同责任』和『共同管理』。他们并不满意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宣布，要求工会运动共同负担危机的责任。
因此，工会运动迫切需要表明它本身对团结和共同管理的概念。而当局正力图阻挠工人构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观念。工人是否真正要求社会主义？兹引什切青联合工人委员会在十月一日的共同声明，以排除任何怀疑：『我们，正如全体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运动一样，是拥护一个进步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拥护波翻的平衡而和谐的发展……我们不欲改变制度，但我们争取实现一个真正是工人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
我们不能够接受『从上面来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想象的团结。但独立工会运动不能简单地取消『共同管理』的口号。对它的要求实在太强，是真正来自基层的。所以不能让工会运动放弃以本身的原则来达成团结的机会。否则，即使只是将这问题押后，独立工人运动也会是放弃了七月到九月罢工所订立的主要目标。
(二)
在七月至九月，罢工工人向自己和整个社会提出下列问题：一个工人怎样才能成为波兰全体人民的一份子？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同时担任两个角色，作为生产者和作为国家财产的共同拥有者？简单地说，怎样才能消除特权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对他们工作的掠夺和对他们工作成果的侵占？
我们清楚明白工人到目前为止被剥夺了甚庆。他们从未曾是一个市民。工人阶级只被当作劳动力。他们在工作上、在工作间被粗暴对待，而在电台、电视上却被称为『共同管理者』。但对他们的领袖来说，『共同管理』只代表聆听和工作，和在被要求时鼓掌。
工人不能够考虑或参预关系国家和社会大事的决策，因为他们被大量工作、超时工作和各种『自愿劳动』折磨掉所有精力，因为他们在当权者的眼中只是一群劳动力，没有名字，也没有面孔。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工作或是工作成果的享用，因为所有这样的要求，都被千千万万的领袖立刻抹煞和漠视。
从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起，运动的主要目的，已清楚地显示出不单是经济上的要求。这个目的是肯定地要清除所有阻止工人阶级行使社会功能的障碍。在目前讨论独立工会的角色和团结、共同管理的口号时，一定要从这个罢工运动的主要目的得出结论。
(三)
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为自己的社会权利斗争时，扬弃了国家工会的模式，要求成立独立于国家机构的自己的工会。因此而来的的问题是：除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外， 新的工会应否再尽以前工会的所有功能呢？又或者在吸收它失败的经验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订定工会与国家和党的关系呢？
在以往的理论上，工曾是企业和国家的『共同拥有者』，要对经济的后果『共同负责』。但在理论和实际上，工会都一向是与工人和社会对立的一个工具。
实际的『共同管理』只是一个陷阱，只是官方的一个手段，用来摧毁工人领袖的独立性，用来收买和在政治上打击他们。政府的发言人一方面向团结工会提出『共同管理』的原则时，另一方面却恐吓工会的领袖，这丝毫不是偶然的。
因此，第一个解决办法是工会拒绝『共同管理』的原则。工会将会被迫采取消极立场：我们对企业的运行并不负责任，我们只保卫工人的利益,我们没有兴趣参与决策，但我们对违反工人利益的决策会加以抵抗。九月提交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一份『独立工会实际行动计划』就有这个倾向。
这个守势立场是不乏吸引力的，但它并不全部反映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当主要工作是成立组织架构时，作为当前的纲领，是不出奇的。但作为现在和将来的纲领，则会引起疑问，特别是它既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潜力，也不符合其醒觉和志向，如果只是为了保卫物质和社会利益的话，什切青等地的工人要求限制特权阶层使用奢侈品便成为不可理解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保卫我们作为劳动力的利益，谁人当总理又与我们有何关系呢？如果他们予我们足够的报酬，那么他们兴建蒸汽浴室、别墅和房舍又关我们甚么事呢？铁路工人绝食罢工以要求限制工资级别又怎样理解呃？哪一个西方工会领袖会要求限制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或要求公开他们的银行账目呢？
在我国，工人提出的这些特别的要求，全部不是消极保卫性质的。他们不单止要求取回作为劳动力的权利，还要取回作为国家拥有者的权利。因此，『纯粹』保卫性的想法，限制了今年夏天运动的重要性，将最主要的目标减为肉类问题和劳动力要被领导人好好对待的问题。
我们坚持：不应只分析客观情况。保卫性立场并不能完全估计到工人阶级的觉醒水平。而工人阶级是以三个信念支持自己的；我们是一个有力和强大的运动，有能力斗争和谈利，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条件。但在保卫性立场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害怕将一些事实作出实际的结论：工人阶级现在有真实的机会成为国家的拥有者，有真实的机会实行工人的社会主义。工人的力量不单只能抗议和破坏。这个阶段，如果当局容许的话，已属于过去。工人现在已表现出他们要求和能够用议会和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策划生产过程，能够在企业内和在地区上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生产工具，要求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被浪费掉。一句话，他们要求管理而他们又有能力这样做。如果情形不是这样的话，格但斯克协议第五点关于整体经济和整体社会问题的条款，将会完全没有意义。 因此，可以取代对独立工会角色的保卫性立场的纲领又是怎样的昵？
这个纲领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裹，不只要在企业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只有从这个纲领出发，才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团结和发挥共同管理的工人的构想。我们在下面简略描绘出这个构想，关于计划和管理两方面的主要因素。
㈠ 社会经济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和全国性的，都应在基层制订，而不是上头的中央决策的功能。这表示扬弃现在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步骤。要建立一套指标制度，以容许清楚订定当时的社会优先计划(特别是经由一套价格制度反映出来)，作为基层订定计划的一个必要因素。
㈡ 由基层来订定计划，容许在企业的层面订定收入的再分配，容许设立投资的指示计划，以使中央能基于这些初步的资料，在几个不同的方案中，决定再分配。
㈢ 扩大在区域层面上的企业之间的合作。我们原则上接受由中央决定对重要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分配，和成立一些分配系统，但这要配合所定下来的各种优先发展指标，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样的工人运动的区域性架构，不但可以满足工人的要求，还可以帮助工业上的合作。
㈣ 工作和生产的安排，由工会和其它工人控制的组织全权控制。这点是极为重要，特别是因为技术官僚不单只宣传给予意见，还要垄断决定权。
㈤ 薪酬制度同样由工人控制。尽快消除件工制。
㈥ 聘请领导人和厂长同样地由工人控制，要承认年期限制的工作合约的原则。
(七） 工人和专业组织有权要求独立的专家团体，帮助准备有关生产和计划或其它社会或薪酬的问题的建议
㈧ 为了保证工会运动在中央计划和其它决定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上有权，组织制度必须改变，其中包括成立一个工人议院，以别于现在的议会。这个议院目的是代表工人的利益，有权立法和有否决权。
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管理，将会实际保证工人阶级的目前和长远利益受保护，保证工会运动有物质基础来维持长期独立，因为它将倚赖无产阶级的经济权力．这样会是实现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的第一步；在整个社会的平面上，生产功能和社会功能统一起来。
在目前，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已成为现实，一个只集中于『薪酬』或『经济改革』问厢的纲领已经过时，现在的纲领应该考虑独立工会运动的抱负和可能性。这只剩下一条道路：对经济的控制。
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要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民主化，只能是一个假目标。
写于华沙 八〇年十一月
(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
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反官僚斗争升级与工农联盟
作者：小点
过去几个星期来，反官僚斗争在两个层面上升级。团结工会首先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要求。在一月十日(星期六) ，工会号召工人，为实现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要求而在星期六不上班。七百万工人响应号召，包括八成华沙地区工人和更高比例的波罗的海沿岸工人。
波兰工人多年来一直要求每周工作五日，因为西欧不少国家工人已取得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的权利。早在一九七二年，政府已答允到一九八〇年就实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计划。在去年八月签署的格但斯克罢工协议，政府答允在年底前草拟好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建议。可是．政府后来又倒退，说这样做，生产会减少12%；政府又再作出一些承诺，说在八三年就减少工作日，或是星期六不用上班但平时加长工作时间。
团结工会则要求实现格但斯克协议，要减少工作日但工资不减。当政府拒绝或采取拖延手法时，工会就号召工人星期六不上班。在一月卅一日，政府再作妥协，『原则上』同意每周工作五天的要求，实际上今年每周工作四十二小时，每月有三个星期六休息，另一个星期六则工作八小时。
此外，政府打算在一月底实行新的新闻检查制度，这又导致政府与独立工会的另一次直接冲突。在一月卅一日，政府答允容许团结工会制作每周播出四十五分钟的电视节目，内容不受当局审查。工会又可以出版周刊。
反官僚斗争的另一重大层面，是农民的团结农会运动，三百五十万的农民将会成为波兰一千万工人的有力盟友。政府拒绝农民加入团结工会，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但农民则辩说，由于政府规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实际上是为国家工作。独立农会临时委员会在八〇年九月七日在里索成立，在十月九日于加球举行第一次公开集会。在十二月廿九日占领了西南部的雅斯基顿城镇的政府大楼，在十二月卅日又有八千人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前示威。
农民的要求得到工会的积极支持，在一月六日，工人和农民共同在南部三个城市进行一小时总罢工，工人罢工一方面是为了抗议政府骚扰工会组织者，另一方面是表示支持农民，尤其是支持雅斯基顿城占领政府大楼的农民。
农民问题是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官僚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五六年，官僚层迫于要取消强迫集体化。)
在一九五六至六*四年的反官僚斗争的第一阶段中，最前进的文件是库伦和莫札里斯基合写的《给共产党的公开信》(1964)，这份文件有很重要的部份谈及农民问题与工农关系。其中说：
『工人的利益，要求农产品(消费的基础)能合理发展，就是要大量的小型和中型个别土地能发展，它们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增加。正因此，工人阶级成为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的代言人，同时建立了工农真正联盟的基础。』
公开信继续说：
『农民必须根据其经济基础而组织起来，并为自己取得政治代表权。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生产者组织 。这是为六成在小块耕地上勉强过活的农民开拓机会的关键……』
公开信将这类农民组织的必需性，放在建立工人民主的全面革命的内容中来看：
『工人阶级被奴役，是其它阶级和社会阶层被奴役的主要根源；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时候，也解放整个社会。』
文件谈及工人阶级要从事的一系列民主任务，以便能从官僚层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其中包括：
『它必须实行多党制度，因而令整个社会有政治自由；
『它必须消灭预防性新闻检查制度，必须实行新闻、科学研究和文化创作的完全自由……。
『它必须将行政架构置于民主组织的经常控制之下，并永远向后者负责……
『它必须保证农民能控制生产，有经济、社会和政治自主，因而将农民从永远是任何政府的无权无力臣民地位解放出来，成为活跃的市民，有组织性，并参与决定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决策。』
事实上，在最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官方报刊上也有更多提及，一些文章强调要保证农民的权利。而农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漠视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反感。
现在已很明显看到，波兰群众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力可观地改善，是无法解决的；而农业生产力要提高，就必须要农民能直接作出各种决定。
同时，工人提出更短的工作周的要求，也令到基于工人民主来重新组织经济的问题更为尖锐。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
波兰的『团结农会』
波兰的政府不但面对『团结工会』的各项挑战，更遭遇农民组织起来的抵抗，波兰的农业人口仍很大，有约三百五十万人。农地有八成是私有的。
农村机械化的过程一直很慢；马仍然是主要的动力。农地是小块的，大部份农屋没有水厕，大部份乡村的路是没有铺好的。
国家通过订定农产品的税收和农具的价格，对农民进行压榨。去年夏天农民写给罢工工人的一封信说：
『公社领导人和党委书记有无限的权力控制我们。他们随时可以将我们的土地拿走，剥夺我们的财产，将我们的子女转到其它学校，禁止我们完成造屋工作，将我们的家庭成员征召入军队，以便送他们到国营农场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控制领导人或反对他的决定而上诉。』
农民开始组织起来，始于七八年夏天，当时国家颁布退休制度的修改法例，实际上是威胁到使贫农破产和丧失土地。
五十万的农民参与了抗议罢工。今日，『团结晨会』宣称拥有一百万会员。
农民很快就利用了工人运动制造了的机会，最初想加入『团结工会』，但法庭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不能加入工会。
农民的反应，就是组织自己的农会。在十二月三十日，他们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外进行示威，等待法院宣布批准他们农会的注册。
法院以技术理由休会，农民就认为这意味法官将让步，令他们的农会合法化。
农民要求供应更多的煤、肥田料、机器和燃料。此外又要求更好的医疗服务、道路和水利。
农民也要求学校裹有宗教课程，以及农民可以从国营农场那里买地。这两个要求被西方报刊大加宣传，但它们只是农民的要求的一小部份。
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和支持农民。波兰团结工会与团结农会的关系保持得很密切，而且互相支持，这是工农联盟共同对抗政府的有效力量。
要达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就有两个必须条件：国家要付出较高的价格，使农民能提高他们的文化和物质水平；国家也要将从农民处取得的税收再投资到农业的发展上面。
伊朗工人声援波兰工人的斗争
[以下声援波兰工人及其独立工会的决议，是在八〇年十二月三日由伊朗伊斯法罕一间大型织造厂的雇员普运伊斯兰委员会在八0年十二月三日通过的，决议是致送给波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八一年一月十九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
战斗性的兄弟姐妹们：
1．我们每日都听到你们在波兰为争取成立合法和被承认的工人工会的斗争消息。到目前为止。你们己取得罢工权利和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我们恭贺你们这些胜利。你们提出的新的要求(包括要求释放最近被捕的战斗性工友)，显示你们在争取到工人民主之前，仍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波兰政府的攻击，显示这个斗争不会容易，但你们是可以争取到许多东西的。
2．通过由霍梅尼教长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我们学习到，唯一继续将革命推展的方法，是依赖被压迫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刚开始的不断进展的革命。为了保证它能继续，我们已建立了伊斯 兰工人委员会和伊斯兰委员会。我们也在建立在霍梅尼教长领导下的二千万人的军队。
3．在过去两年来，伊朗被压迫群众取得了惊人成果。许多工厂被收归国营，由伊斯兰委员会管理。属于巴列维王朝和许多大地主的土地已分配给贫农。我们赢得了成立自己的伊斯兰工人委员会的斗争。重建运动和扫除文盲运动，已帮助我们的贫农改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最主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我们经常试图将之扩展到全世界。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南非人、黑人和美国印弟安人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所有斗争。我们不会让帝国主义强国再统治我们了。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帝)不断地攻击我们的革命。这亦是为什么伊拉克的反动政权在美帝直接支持下攻击我们的原因。
4．我们认为你们为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是正义的和革命的斗争。西方新闻报刊声称你们受到西方资本家的影响；这是一个诬蔑的指责。我们明白这点，因为同样是这些新闻报刊，说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反动』的。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向你们表示声援。
世界被压迫群众团结万岁!
不得插手富战斗性的波兰工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波共高层领袖的内部谈话
【以下译载的是波共一名高层领袖的讲话节录。普立斯基POREBSKI以前曾任弗罗茨瓦夫WROCLAW理工学院校长，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成员及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区)党第一书记。
这份报告是普立斯基82年10月中向弗罗茨瓦夫党内领袖所作的内部讲话，被人偷录得到。从报告中，我们看到官僚层的意图，也看到他们内部所使用的语言。】
首先，简单谈谈政治形势。我们今天是10月15曰星期五，如果数一数，我们已连续三天有三间工厂有人试图散播骚动，这三间工厂是DEITA—HYDRAL(旧名是WSK)，铁路修理工程厂ZNTK，及洗衣机和雪柜制造厂POLAR。
『骚乱』
骚乱在13号星期三开始，DEITA—HYDRAL很早就有一个生产部门罢工，接着装配线也罢工了，简单说，即该厂工人罢工了。接着示威蔓延全厂，在不同时间有二百至一千人甚至更多的人聚集起来。
在DEITA一HYDRAL，搞麻烦的托辞是由所谓早一晚电视新闻广播中的一则报导引起，报导说在一次党会议上，通过了一次决议，其中说DEITA—HYDRAL的工人支持国会通过的新工会法例。我本人没有收看这个电视节目，但我曾出席其中一个党会议。工人显然误会了。党组织不过以自己的名义就这些决议投票。这是遵守党的指示，指示要我们显示对这次法例的支持。
在工厂发生的事件中，工人喊不同的口号，包括『释放被囚者』、『打倒党』等，都是我们在这类骚乱事件中常听到的口号。
我想指出的，是这三间工厂都已军事化，而它们都位于同一地区。这点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是一次有意组织的力量试验。
同一日，同一时间，ZNTK厂有一个持续三小时的集会，他们用的是同一借口——电视上关于DELTA—HYDRAL的错误报导。
第二日，即10月14日星期四，当上述两间工厂的骚乱已经停止时，POLAR厂却发生同一类型的集会，以同一方式组成。这次，借口是『支援HYDRAL工人』。在最高峯时，有二千人集合。
我们的对策
我们有甚么对策？在DELTA—HYDRAL厂，我们关闭了技术工程人员部门。这个部门似乎(从过去几星期该厂散出来的传单看来)是骚乱和印发传单的幕后动力。而且，由于该部门的工人穿着的工作服易于辨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工厂示威的发起者。事件起源的生产部门也被关闭了。现在，我们正检查所有工人，之后，其中一些人(那些以前和现在都最活跃的)将不会再被雇用。另外两间工厂也是同样情形。
示威及参与者的成份
这里要提及的其它骚乱事件(你们从报导的简短报导中也许已知道)，是人们试图在弗罗茨瓦夫纪念团结工会成立的纪念碑前示威。在两、三个小时内，来去的示威者有五百多人。因此，比起以前，现在规模较小了，但有一个危险的事实要注意的是，这次与8月31日星期二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工厂是沉寂的，今次，我们的敌人却成功地在工厂内散播动乱。
此外，当天主教弥撒在下午六时半结束时，骚乱更为严重了。当那些我们可认为是真正虔诚的教徒离开后，约一千五百人开始在市中心游行。于是，就有必要将这个示威驱散，而且这次要更快速地进行。
我们要注意的是，参加弥撒的人是被一个讲道内容煽动而行动起来的，虽然在(新)工会法例未投票时，我们已与每一名教士和神父讨论，要他们警戒，向他们解释情况。但另一方面，大部份教士在这次事件中表示了中立，接受了我们的劝告。
如果我们当被捕者大致可以显示示威者成份的情况，那么，在约220名被捕者当中(他们有些被查问然后送上法庭，有些因无犯罪的证据而获释)，超过150人年龄在25岁以下，约160人是年青工人。以前的骚乱中也是大约这个比例。而在被捕者当中，也有一些大学和中学生，后者有40余人，不及被捕者的20％。大学生则更少。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类示威行动中，差不多找不到完成了高等教育的人。
工会法例
我们谈谈第二点：工会问题。我在这裹想强调(虽然事实不幸地并不切合这个理论)，我们希望这些初步的组织由运动的有权威的真正活跃份子组成。一句话，我们不想建立党工会。而且，我们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些基层组织拒绝通过支持新工会法例的决议。这只是一个小部份，但它是存在的。
至于初步的组织，应该从这个月(十月)开始成立，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希望它们不是强迫地成立，尤其不要只由党员组成。党员已经在我们队伍的了。
问题是吸引非党员的工人和青年。这是我们的指示的意义。因此，你们有这些会议时，希望你们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们在时间中紧迫了，所以在成立这些初步工会组织时就干出一些傻事。
至于『国际劳工组织』，我要强调我国政府已从该组织的专家(但非该组织本身)收到一些建议。该组织有两点是不接受我们的，第一点是解散所有工会的是国会而不是法庭；一般情况与我们不同。第二点是我们只成立了一个工会，而尽管我国法律容许几个工会成立的可能性，但这个法例已被暂时取消三年。在第二点上，我们是完全明白这是违反『国际劳工组织』所接纳的原则的。
这里我想指出(可能将来会对你们有用)，就是我们以前错误地说，我们要面对和还击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变化和工会问题会采取的负面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这个态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专家认为这些国家有些是空谈多于具体行动，但有两个国家(实际上三个国家)对这个问题是颇坚决的，它们是美国、西德和法国。但据专家认为，法国正积极筹备密特朗舆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表态只是空谈，对其东欧国家政策没有甚么影响。
但我们不应迷失于猜想之中。事实上，波兰并未被其它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联合国上抨击。而事实上，我们取得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的谅解(即使不说同情)，在这个区域他们不会抨击我们。非洲国家也没有敌视态度，而除了澳洲和纽西兰外，其它国家也没有。美国取消了『最惠国』贸易条款，表示我们在输往该国的二亿美元贸易中，我们损失了四千万至六千万美元。
我们与教会的关系
最后谈谈我们与教会的关系。你们已经看到一些简短的报导，是关于国家当局代表与教会当局代表的会谈。最近，会谈内容是关于教宗保禄二世的访问。我们得的资料显示，教会希望这次访问是一次盛举，而且要很久。我们方面的条件，则是我们要明确界定这次访问的性质以及教宗会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求教会在教宗访问之前澄清它的态度。我们想知道教宗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包裹。目前的讨论就是关于这点。波兰主教格林普GLEMP就这问题致函雅鲁泽斯基同志，而我们的反应是明确界定我们的条件。虽然格林普在过去数周来非常坚持要会见雅鲁泽斯基同志，但当他看到工会法例将会在国会投票决定时，他就退缩了。我们方面则警告教会说，如果他们继续不断行动和利用群众来反对国家的话，我们就会
(1) 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会取消有关对教会行为的新闻的禁制。我们在昨日的报导上已有一个例子，它明确地指出某位教士组织了这些事件。
(2) 开始由检查官调查那些在讲道中进行明显的反国家活动的教士。
这事件并不简单。事件很复杂，而且有负面情况，但国家必须有一些行动，使教会不会以为可以随所欲为。政府不想与教会进入斗争，我们不想有新的斗争前线。如果我们将来某日想限制教会的活动余地，那只能在时势有变更的情况下才发生。我这样说，是因为经常在党会议上，有人发出这类呼吁：『我们一次过解决了这个教会!』喊这类口号并不困难，但现实是教会是存在的，我们必须与它协议。
战争状态会在形式上解除
作为结束语，让我谈谈战争状态的问题。关于解除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的决定没有改变。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在年底时解除战争状态。虽然发生了最近两次事件，即8月31日星期二和10月lo日的事件，但我们没有改变决定。我们前面还有最低限度两个周年纪念日子——11月10日星期三和12月13日星期一。我们要等着瞧。我们的打算是，在取消或暂时中止战争状态时．我们将会赋予政府特别权力。我现时想到的例如将工厂军事化，作为加强工人纪律的一个途径；宣布个别地区或是全国维持『紧急状态』；这些权力将容许我们快速行动来平静局势。不过，在形式上，战争状态将会解除。我再次强调，在目前，我们的意图与雅鲁潭斯基同志向国会作报告的那个时候并无改变。
(微丝译自82年12月13日《国际观点》)波兰政府企图破坏工人组织
作者：东升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5年10月
在所有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的工人国家，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更谈不上替工人争取较佳的工资，及较好的工作环境。他们视工会为执行国家政令的一个附属机关，是纯粹履行生产任务，拼命加强工人劳动的一个工具。为了达致将工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组织，斯大林主义者一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全盘把持工会领导，控制工会所有的行政，事无大小，均一于包办，工人群众根本无置喙之余地。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地选拔一些唯命是从的份子，美其名为工人劳动模范，给予他们各种政治上的特权，优厚的经济利益。例如慷慨地配给他们极之舒适的房屋居住，无须轮候就可以获配各种精美的日用品，按时送去环境优美的疗养院里渡假，总之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尽力扶植一批工会官僚贵族，藉此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仇视，转移统治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因而可以确保其统治世世相传。
波兰工人阶级同官僚层发生了无数次冲突之后，它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要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到侵犯，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除了敢于起来斗争之外，还要设法摆脱工会的把持，另行创立一个能够广泛代表工人意见的组织。因此，在一九五六年波兹南工人与官僚层斗争时，它们就在工会之外成立了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以普选形式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一个独立的代表团，把工人的意见直接带到华沙的官僚当局。波兹南工人这一勇敢的行动，迅速感染波兰各地的工人，他们群起效尤，亦相继成立各式各样的工人代表大会，他们希望通过这一个『人民民主』的行动，能够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面目，从而初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模式，使工人阶级有机会插足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等事务的活动。当时，波兰政府在声势浩大的工人压力之下，不得不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正式通过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代表大会的地位。
波兰政府这一让步政策，并不是表示要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决心，相反，这只不过是它们一项缓兵之计，一俟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逐渐冷下来时，它们就以偷天换日的手法，逐步进行瓦解及瘫痪这些出自工人阶级自创的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期间，波兰官僚当局藉着发展及扩充工人代表大会的名义，软硬兼施地强迫工人成立一个所谓『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通令全国各地的工厂贯彻执行。这个委员会规定由三方面的人所组成，第一个三份之一成员从『工人代表大会』选任：第二个三份一成员由工厂共党党委会委员填充；余下的三份之一代表额配给工厂的工会代表、青年组织的代表、工程师及技术员等。
即使以这个官方钦定的工人组织，其法定职权也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对工厂的行政及工人工作环境进行咨询及调查，至于对工人工资结构及工厂厂务的策划之制定，这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根本无过问权。而且波兰官方常常玩弄手法，把一大堆纯生产事务的工作及专门针对工人工作的苛刻条例，让这个『委员会』出面处理，以遂其嫁祸东吴，转移矛盾的目的。
不过，波兰政府这种恶毒的用心，并不极之奏效，反而引起工人普遍的不满。在一九七○至七一年间，波罗的(Baltic)海港码头工人及其它城市的工人，先后爆发了多次罢工行动，工人他们一致提出有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的要求，而政府当局不得横加阻挠，不得从中破坏。并且还要求政府赋予工厂工人代表大会真正的权力，不要徒具虚名。波兰工人这种充满政治进取性的斗争，可以在其一九七○年十二月间发表的一篇宣言中窥见一斑：『我们常常可以在工人群众面前，看到一小撮趾高气扬的所谓『专家』，及一些自命为社会团体的官方代表，这种现象亦同时存在于那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身上。至于工人介入这个『委员会』工作，根本受到排挤。例如，一个由二十五位委员组成的『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虽然美其名为有权调查工厂业务的一个工人组织，竟然只得一位是工人委员，难道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吗？——工人委员知多少？——一个！我们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当然没有冷嘲热讽之必要，不过这个既然称得上『专家』的工人组织，而且又在『工人代表大会』这件外衣掩饰之下，应当可以在工厂行政事务及处理日常工作的问题上，担当一份重要的角色。实质上它应该名符其实地行使职权。但是我们所见的都是有悖情理的现象。例如一个本身是一所工厂行政部门的主管，同时又是『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成员之一，却要他去调查其日常所负责的工厂行政，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想一想，由工厂行政当局的成员，或者一个部门主管，负责向这个委员会提供数据，毫无疑问会弊病丛生。因此，这种工人自治根本是徒具虚名的。』
波兰工人这种反官僚、争民主的气慨，得到施坦尼克及施达尼亚两地的船坞工人响应。他们亦分别拟就同样性质的声明，除了表达支持『宣言』的议论外，更以实际行动寻求舆官方进行直接的对话。因此，波兰工人称这个时期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日趋成熟的政治觉悟与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斗争』。
波兰政治周刊『普列达卡』在一九七一年曾经作过这广泛的调查，透露百分之九十接受访查的工人，都清楚明白表示那些为官方钦定的工人代表，不但不能表达工人的愿望，相反却成为官方欺骗工人的帮凶。
以哲力克（Gierek——即盖莱克）为首的波共集团，站在维护官僚层的特权利益发出，当然不会赋予工人阶级组织以任何的实权，反而在所谓保障『社会风纪』及厂劳工纪律』的借口下，悍然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实施一套反工人的法例，赋予政府当局削减工人年终奖金之权，并且还在第七条欵上规定，任何工人擅自停止工作，则以相等于盗窃及酗酒罪名定罪。无论如何，具有丰富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不会任由宰割，他们一定会在更新、更大的基础上，为自己的阶级组织争取更大的行政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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