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鐵絲網上的薔薇─八位韓國工運婦女的故事
作者：朴敏那
譯者與出版者：（香港）勞動力、基層大學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ISBN：9789881892614
（本書英文版 Birth of Resistance: Stories of Eight Women Worker Activists 的介紹請按書名鏈結。據悉，本書中文版書名《鐵絲網上的薔薇》，是回復至韓文版的原書名。）
譯者與出版者：（香港）勞動力、基層大學
出版日期：2010年3月
ISBN：9789881892614
（本書英文版 Birth of Resistance: Stories of Eight Women Worker Activists 的介紹請按書名鏈結。據悉，本書中文版書名《鐵絲網上的薔薇》，是回復至韓文版的原書名。）
書名：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作者：具海根（Koo, Hagen）
譯者：梁光嚴、張靜
出版者：（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年1月
ISBN：7801901126
此處可線上瀏覽《韓國工人》全文
作者：具海根（Koo, Hagen）
譯者：梁光嚴、張靜
出版者：（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年1月
ISBN：78019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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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2010年5月間曾發表於苦勞網，為本書中文版的台灣發表會而作。
《鐵絲網上的薔薇》書中的故事有兩種敘事方式，一種是第三人稱、另一種是第一人稱。在尹惠蓮的故事裡，一開頭就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描繪了她的一段難忘經歷：尹惠蓮從小就上街擺地攤，某一個冬日傍晚，她帶著比她更小的弟弟在街上擺攤，卻遇上大風雪──
這或許不僅是兩段對於幼時貧窮的回憶，也是兩段對於社會不公的意識開始萌芽。
一
朴敏那在《鐵絲網上的薔薇》結語提到，之所以會寫本書，是因原來參與《韓國女工運分子歷史》的編寫。後者是以事件為主軸的、宏觀的歷史，卻覺得應該也要有以人物為主軸的個人歷史，於是產生了前者。如果說把這兩本書拿來，宏觀與個人、事件與人物相互參照，想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惜筆者我並沒有《韓國女工運分子歷史》、也不懂韓文，在關於韓國工運的有限中文資料中，或許具海根的《韓國工人》是另一本可以拿來與《鐵絲網上的薔薇》相互參照的對象，於是，我在這篇文章中試著這麼做。
《韓國工人》一開始就提到1997年、也就是1987年勞動者大鬥爭十年後的反對勞動彈性化全國大罷工，文字中提到，當時美國《洛杉磯時報》將韓國工運形容為「以激情和猛烈而舉世聞名」（頁2）。我想這與我們一般對韓國工運的印象相符，即使沒有與鎮暴警察對打的畫面，恐怕會是絕食與落髮，至少也該有陣容龐大的群眾以及整齊劃一的戰鬥口號與歌曲。
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之下產生如此的激情與猛烈？因素之一，我想是韓國工人所受到的壓迫原來就異常劇烈。
在《鐵絲網上的薔薇》裡，李總角回憶到當代工運史上一起永留臭名的打壓工會事件：為了破壞東一紡織工會的改選，公司管理階層竟然夥同男性工人到工會辦公室潑糞；而在這更早之前，女工們為了維護罷工，不惜以脫掉自身衣服來阻止鎮暴警察前進，但當時的鎮暴警察僅僅是稍為猶疑了一下，仍然強行攻擊全身近乎赤裸的女工（另根據《韓國工人》101頁，這次的攻擊事件後來導致二名女工的精神錯亂）。
而另一朵薔薇元豐毛紡工會的鄭善順，她被公司管理階層軟禁毆打：「為了要我辭職， 這班殘暴的人，當中甚至包括一些生產線的女隊長，大聲詛咒我，我無法複述他們殘忍的詛咒。他們輪流踢我，又打我的臉。我遭受到他們殘酷的暴力對待，差不多昏倒了四五次。每次我昏倒，他們就用水潑醒我，再繼續恐嚇我、打我。當日天氣寒冷，地上的積水冷得刺骨，我想——今次是死定了——不過，我決不可以在這些人面前崩潰，所以我咬緊牙關熬過去。」（頁165-166）當鄭善順恢復知覺醒過來時，發現自己在一個垃圾堆裡，她鞋掉了、全身不成人形，到路旁攔計程車，卻好幾次被司機當成是瘋婦人而不敢停車。
當全泰壹自焚時，他呼喊的口號之一為「我們是人、不是機器！」具海根認為韓國工人1970至80年代抗議活動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得到像人一樣對待」。於是在《韓國工人》第六章前半，具海根試圖從文化的層面談韓國工人所受到的壓迫。他說傳統的身份等級制仍經常被用作當代韓國社會的身份等級排列和社會認同的參照框架，而教育程度是其中的關鍵準繩。於是，教育程度低的體力勞動者被嚴重歧視，加上冷戰體制下獨裁政權的軍事化管理（見第三章），對女性來說還有性別上的壓迫，造成體力勞動者的險惡處境。
二
接下來在《韓國工人》第六章後半，具海根分析了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因素，相當程度上仍然是由文化面向入手。他談到「恨」（韓語發音為 han ）這個概念：
但如同具海根所說，「恨」不是一種階級語言。「恨」也有可能導向認命，或是朝向其他方式的個體性發洩（例如：跳樓自殺或殘殺無反抗力的幼兒園孩童）。我們在其他社會的文化意涵裡，也未必沒看到關於「恨」的因素，例如台灣傳統文化中亦有不少關於怨念、悲情的元素，同樣是經歷白色恐怖的戒嚴體制，可是在台灣為何沒有產生大規模而持續的民眾運動呢？
具海根接下來的分析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思考。他談到韓國左翼運動賦予「民眾」這個詞彙的意義，然後，1960年代的學生開始將傳統薩滿信仰所遺留下來的戲劇舞蹈與音樂、例如面具舞及農樂舞等等加入運動中，重新解釋與重新創造「民眾」文化。
延伸閱讀：〈每個人都是全泰壹〉
《反貧困》：對抗體制對於貧窮的歧視
《鐵絲網上的薔薇》書中的故事有兩種敘事方式，一種是第三人稱、另一種是第一人稱。在尹惠蓮的故事裡，一開頭就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描繪了她的一段難忘經歷：尹惠蓮從小就上街擺地攤，某一個冬日傍晚，她帶著比她更小的弟弟在街上擺攤，卻遇上大風雪──
積雪使我頭上的貨物重得像塊大石頭似的，我快要搬不動了。但是，只要我還沒有昏倒，我就不能放棄。弟弟都凍得不行了，臉色發青。他開始抽泣。我嘗試說些話安慰他，但是我也冷得發抖，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了。我咬緊牙關，不讓他察覺到我的脆弱，可是，眼淚卻不爭氣地流了出來。一個年輕的女學生這時候走過來，同情地看著我們，雖然她有些猶豫，但仍建議由她來付出租車費，讓我們回家。我們對她說我們還好，並婉拒她的好意，但是她仍然嘗試說服我們。就在這時，公車忽然奇蹟般地出現。那是個夢幻般的時刻，就像灰姑娘看到了為她而來的南瓜馬車那樣。那一天的強烈苦痛，那個學生的善意關懷，都深深地刻印在我心裡，一生難忘。那一年我唸小學五年級，但是我做小販的收入卻是養活一家七口的唯一收入。（頁51）也就是這樣的經歷，讓尹惠蓮一直到現在都對街上的攤販有一份特殊情感；而當她開始到工廠工作時，竟然驚喜於「不用再在一個沒有屋頂的地方工作了」。我這個讀者呢，倒是想起電影《美麗的青年全泰壹》裡的一段情節：全泰壹小時候也要上街當小販掙錢，某個下大雨的日子，他在路旁淋著雨賣雨傘，因為雨傘是批來賣的，他自己捨不得打開來用。這時一名穿著入時的貴婦人跑來本來想買傘，剛好一部計程車開過來，她趕忙招手，即使她在那樣的年代有錢搭計程車，臨上車前卻還用嫌惡與鄙夷的口氣嫌雨傘太貴，把傘丟在地上揚長而去。
這或許不僅是兩段對於幼時貧窮的回憶，也是兩段對於社會不公的意識開始萌芽。
一
朴敏那在《鐵絲網上的薔薇》結語提到，之所以會寫本書，是因原來參與《韓國女工運分子歷史》的編寫。後者是以事件為主軸的、宏觀的歷史，卻覺得應該也要有以人物為主軸的個人歷史，於是產生了前者。如果說把這兩本書拿來，宏觀與個人、事件與人物相互參照，想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惜筆者我並沒有《韓國女工運分子歷史》、也不懂韓文，在關於韓國工運的有限中文資料中，或許具海根的《韓國工人》是另一本可以拿來與《鐵絲網上的薔薇》相互參照的對象，於是，我在這篇文章中試著這麼做。
《韓國工人》一開始就提到1997年、也就是1987年勞動者大鬥爭十年後的反對勞動彈性化全國大罷工，文字中提到，當時美國《洛杉磯時報》將韓國工運形容為「以激情和猛烈而舉世聞名」（頁2）。我想這與我們一般對韓國工運的印象相符，即使沒有與鎮暴警察對打的畫面，恐怕會是絕食與落髮，至少也該有陣容龐大的群眾以及整齊劃一的戰鬥口號與歌曲。
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之下產生如此的激情與猛烈？因素之一，我想是韓國工人所受到的壓迫原來就異常劇烈。
在《鐵絲網上的薔薇》裡，李總角回憶到當代工運史上一起永留臭名的打壓工會事件：為了破壞東一紡織工會的改選，公司管理階層竟然夥同男性工人到工會辦公室潑糞；而在這更早之前，女工們為了維護罷工，不惜以脫掉自身衣服來阻止鎮暴警察前進，但當時的鎮暴警察僅僅是稍為猶疑了一下，仍然強行攻擊全身近乎赤裸的女工（另根據《韓國工人》101頁，這次的攻擊事件後來導致二名女工的精神錯亂）。
而另一朵薔薇元豐毛紡工會的鄭善順，她被公司管理階層軟禁毆打：「為了要我辭職， 這班殘暴的人，當中甚至包括一些生產線的女隊長，大聲詛咒我，我無法複述他們殘忍的詛咒。他們輪流踢我，又打我的臉。我遭受到他們殘酷的暴力對待，差不多昏倒了四五次。每次我昏倒，他們就用水潑醒我，再繼續恐嚇我、打我。當日天氣寒冷，地上的積水冷得刺骨，我想——今次是死定了——不過，我決不可以在這些人面前崩潰，所以我咬緊牙關熬過去。」（頁165-166）當鄭善順恢復知覺醒過來時，發現自己在一個垃圾堆裡，她鞋掉了、全身不成人形，到路旁攔計程車，卻好幾次被司機當成是瘋婦人而不敢停車。
當全泰壹自焚時，他呼喊的口號之一為「我們是人、不是機器！」具海根認為韓國工人1970至80年代抗議活動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得到像人一樣對待」。於是在《韓國工人》第六章前半，具海根試圖從文化的層面談韓國工人所受到的壓迫。他說傳統的身份等級制仍經常被用作當代韓國社會的身份等級排列和社會認同的參照框架，而教育程度是其中的關鍵準繩。於是，教育程度低的體力勞動者被嚴重歧視，加上冷戰體制下獨裁政權的軍事化管理（見第三章），對女性來說還有性別上的壓迫，造成體力勞動者的險惡處境。
二
接下來在《韓國工人》第六章後半，具海根分析了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因素，相當程度上仍然是由文化面向入手。他談到「恨」（韓語發音為 han ）這個概念：
「恨」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概念，難以翻譯成英語，但從寬泛的意義上，可以將它定義為：因一個人的不幸而長期積累的悲憤和遺撼，或因一個人經歷的不公正而在內心積蓄的憤怒。「恨」是一個矛盾的概念，既包含一個人對被視為自己命運的局面的接受，也包含克服它或對那些造成這種恨的人實施報復的強烈欲望。它是一種隨著時間推移積累起來而沒有得到熔化的、總是縈繞人心頭並受到壓抑但又渴望得到釋放的強烈感情。因此，「恨」具有爆炸性的特質。朝語「罕布里」從字面意義上是指「恨的釋放」，或者通過音樂、舞蹈等符號的形式釋放，或者通過復仇行動等暴力的形式釋放。很多研究韓國文化的人士的一致意見是，韓國本地形式的音樂和舞蹈的本質是以藝術的形式釋放恨。（頁170）筆者我自己似乎還曾聽說，常被拿來當成是大韓民族精神象徵的著名韓國民謠〈阿里郎〉，本身就是在表達「恨」的意識（〈阿里郎〉的歌詞可見此，她是以女性的角度發聲，更增加其悲怨感。）是否就是這樣的意識，使得這些薔薇雖然身處鐵絲網上，仍然以其帶刺的傲骨、夥同同志們持續反抗呢？
但如同具海根所說，「恨」不是一種階級語言。「恨」也有可能導向認命，或是朝向其他方式的個體性發洩（例如：跳樓自殺或殘殺無反抗力的幼兒園孩童）。我們在其他社會的文化意涵裡，也未必沒看到關於「恨」的因素，例如台灣傳統文化中亦有不少關於怨念、悲情的元素，同樣是經歷白色恐怖的戒嚴體制，可是在台灣為何沒有產生大規模而持續的民眾運動呢？
具海根接下來的分析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思考。他談到韓國左翼運動賦予「民眾」這個詞彙的意義，然後，1960年代的學生開始將傳統薩滿信仰所遺留下來的戲劇舞蹈與音樂、例如面具舞及農樂舞等等加入運動中，重新解釋與重新創造「民眾」文化。
在面具舞、農樂舞和院子戲中，沒有固定的舞臺，演員和觀眾不分隔開，不嚴格按照文字腳本表演；實際上，在這些文化形式之間沒自明顯的風格區分。在整個表演過程中，觀眾的參與不僅受到鼓勵，而且被視為至關重要。在表演結束時，隨著表演者和觀眾在極其高漲的歡樂和放鬆氣氛中共同起舞，演員與觀眾的分隔被完全打破，參與、自發性、自然性和共同體一樣的團結感情，是將民眾文化與上層階級文化明顯區分開來的全部特徵，而上層階級文化則強調個人技巧、表演精緻、安閒雅致和表演者與觀眾的鮮明區隔。（頁181-183）而戲劇的內容多在揭露社會的不公，以此達到「恨」的釋放。具海根認為知識份子與藝術家透過傳統文化的再利用，創造出爭取民主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文化要素：團體合作精神，民主參與，對社會不公正的批判意識，為了變革而集體戰鬥的激情。相信參與過2005年香港 WTO 會場外抗爭的讀者，都能感受與體會韓國農民團體的農樂舞鑼鼓隊所帶來帶動氣氛及振奮人心效果。
延伸閱讀：〈每個人都是全泰壹〉
《反貧困》：對抗體制對於貧窮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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