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革命历史经验中的一点思考

 马根草

内容提要：“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距二月革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９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警告那些认为“丝毫没有危险”、“革命还离我们很远”的议员们说，工人阶级已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法律、内阁或政府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看来托克维尔是恐惧私有制本身被摧毁。而不是恐惧统治者的更替。摧毁旧制度这也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们最仇恨和忧心忡忡的事。也是我国一些精英最恐惧的事。

                  对法国革命历史经验中的一点思考

  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近些时间受到一些人的高度关注。然而视角不同，结论未必相同。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一个博览群书、并直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的社会意识，一种植根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这可看出托克维尔尊重史实的态度比起我国一些精英要客观的多）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陋都有所揭露，不像我国一些精英那样一味吹捧。因而他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都留给人们不少启示和思考。

  一些精英反复引用托克维尔在书中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革命就容易发生。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的情况与当时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况非常相似，经济改革虽已初步成功，政治不改革就难以为继。他们认为社会存在的总总问题的发生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如果不及时下决心去改革体制中他们认为的弊端，不走普世价值道路就会死路一条。精英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警言。以作为推进他们心中的彻底改革——顶层设计的历史借鉴。

  托克维尔是何许人也：他出身贵族，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１８３９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１８４９年６—１０月）。路易·波拿巴的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拿破仑三世在法国1848年2月、6月革命洪流之后，当上了总统、皇帝。他也是历史的工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开拓道路的作用。但他极无政治信义，好大喜功，纵容社会纸醉金迷、贪污腐化，鼓励各人自扫门前雪，只顾个人发财的市侩生活。 因而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针对这种社会现象说：“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虽然托克维尔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表面的丑陋现象，他并不认为以自私、贪婪、纵欲为特征的资本私有制是不合理的制度，而只是认为是政府导向的责任。这与我国精英的顶层设计有了共同点，正基于这一点才如此推崇他。 但毕竟托克维尔比我国当下一些精英洞察力敏锐，看到了极端自私和一切向钱看的丑陋，不会像他们那样一味去推波助澜。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虽然是他探究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托克维尔企图通过此书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１８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１８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１３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１８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 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对它的研究和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的斗争激烈程度，复杂多变出乎人们的想象，革命与反革命撕杀的残酷也是空前的，胜利者把失败者送上断头台司空见惯，这都提供世人不少启示。然而正是在这种激烈反复搏斗，社会得到脱胎换骨。正如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特别重视民族特征和传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尾描绘了法国民族性的各种表现之后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 

 托克维尔当过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恐难逃过断头这一关。家庭的贵族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他说过：“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贵族，二是教士。他们因为财产上的独立而导致精神上的独立。”因而他说没有贵族就没有自由的存在。这种观点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自由思想有否与人的出身无关，而是与是否能独立思考有关。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为此得到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考察了工业革命中的英国城市曼彻斯特后，留下精彩评论：“这些巨大的建筑物，高耸于人们的住所之上，隔绝了空气和阳光；它们像不散的浓雾一样包裹着着人们。城市的这一边住的是奴隶，那一边住的是老爷；那一边属于富裕的少数人，这一边属于贫穷的绝大多数人……这里人性获得了最为充分也最为野蛮的发展；这里创造了文明的奇迹，文明之人却几乎沦回野蛮人的境地。从这里肮脏的下水道里却流出了足赤的黄金”。他看到了工业文明带来了社会进步，也看到随之带来了贫富巨大分化和道德的沦丧。他虽对于资本主义给予了一定的批判。不过他看到了弊端，却找不到产生这些弊端的是私有制度的原因。他只是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只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解决这些弊病的方法，我国的一些精英何尝不是如此！

  

 他一生经历了五个朝代，曾经当过法国外交部长。作为当时政治斗争旋涡中的一员，他的批判还无法完全脱离他自身的阶级意识局限的束缚。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更不可能像马克思那么深刻。 《托克维尔回忆录》对法国二月革命的出现的各派思潮的评价中得知，“自2月25日起，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体制猛然从革命者的头脑中冒出来，在大众混乱的头脑中传播。”（同上，第81页）“这些理论相互之间分歧极大，常常截然相反，有时甚至势不两立。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它们的目标全都不着眼于政府，而是力图触动社会本身——即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全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同上，第82页）托克维尔是个反对“触动社会本身——即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的人。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私有制，所以托克维尔的主张是维护私有制，是只着眼于政府权力的改革。这从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鲜明地表明出来，这正是中国精英喜欢他的原因。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流露出厌恶革命，所以他憎恶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奇怪了。在法国1848年6月革命的前夜。托克维尔在议会上说：“一个人登上讲台，此人我只在那一天见过。然而一念及此，我就充满厌恶和反感。……一副凶恶、下流的模样，……人们告诉我他就是布朗基。”可见他对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布朗基的轻蔑和厌恶是何等程度了。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距二月革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９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警告那些认为“丝毫没有危险”、“革命还离我们很远”的议员们说，工人阶级已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法律、内阁或政府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看来托克维尔是恐惧私有制本身被摧毁。而不是恐惧统治者的更替。摧毁旧制度这也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们最仇恨和忧心忡忡的事。也是我国一些精英最恐惧的事。

   法国大革命到底有什么样启示呢？也许我下面的看法与一些精英不同。

 资本主义带来了工业文明进步，也带来社会的财富极端不公，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无产阶级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从此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社会主义各种思潮在工人阶级中逐渐传播。

    法国的君主专制国家，及其后的第一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这都是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就是这期间的民主共和国也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其统治阶级在不同时期可以分为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但国家权力总和无产阶级无缘，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大众的要求，达到解放人民的目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机器，再也不能“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否则工人阶级解放的目的便不能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的观点的历史依据。这就是历经大革命及其以后80多年，旧制度的国家官僚专制机器不但未消失，反而日益庞大臃肿的原因和秘密。
  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者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此首先要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保障。

  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带来了工业文明，文明的脚步由此加速，随之带来劳动者的苦难也是深重的，农民的破产，流向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自由劳动力，资本主义也因此迅速发展，也造就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队伍，由于资本的残酷掠夺和剥削，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赤贫的人群迅速增加，资本主义因而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日益壮大，也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托克维尔布所憎恨的布朗基，布朗基是布朗基主义者的创立者，它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思潮之一，布朗基主义者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少数人的革命专政，从而过度到共产主义。究其实质来说，布朗基主义还未脱离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这种共产主义”，诚如恩格斯所说的“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它不能给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和途径，又不能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真正力量，不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想依靠少数革命者的武装斗争来实现。因而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如果说布朗基在30年代是一个蛮干的冒险主义者的话，那么在40年代以后他确实接受了血的教训，越来越注意斗争策略。他既注意到武装斗争同其他形式的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同合法斗争相结合，也注意到在坚持以暴力革命为立足点的原则下的必要妥协，强调在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同时也可采用别的斗争形式。到了后期布朗基进行自我检讨，指出：“重要的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组织起来。不要再搞这些混乱、孤立、分散、盲目行动、毫无纪律、没有一点集体思想、各自一方、完全根据自己意愿办事的起义。” 他晚年的思想许多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就要有一个革命政权来帮助人民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利”，这个政权又须是由全国人民选举产生的、实行革命专政和人民自治的政府。他把这个政府称之为“巴黎专政”或“贫民专政”。他在这里指出“革命政权又须是由全国人民选举产生”，这在他领导的巴黎公社中得到实践。在民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布朗基知道民主对人民有多么重要意义。

 马克思在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布朗基当初提出的革命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一回事呢？

  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布朗基革命者专政和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内涵的概念。恩格斯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概念跟布朗基所设想的革命专政之间的根本区别。恩格斯写道：“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少数革命者的专政。巴黎公社实行普选公社领导者，这表明对资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的。在我国叫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在不少文章中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一只钱币的两面，无产阶级专政是保证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又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和内容的正确性，缺一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了。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在前，专政在后，这是很有含意的。在实行中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是不能偏废的，也不能淡化人民民主这个基础。否则就偏离了马克思的设想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发表。这份文件最初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该宣言鼓励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动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并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政权。而巴黎公社起义是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是受到《共产党宣言》影响的布朗基主义者与蒲鲁东主义者与巴黎无产阶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的偿试。在公社失败20年之后,恩格斯对公社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分析:“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公社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应该说当时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社会主义者,站在时代的前沿,领导建立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权,由于蒲鲁东派阶级调和的政治主张的错误又导致了它过早的夭折。

  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布朗基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批评他们的政治行动中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并指出蒲鲁东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银行等采取软弱无力的措施（没有得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措施），无力抵御聚集在凡尔赛的资产阶级的武装反扑，导致了公社失败。这是由于蒲鲁东主张保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想去除资本主义的弊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矛盾所在。公社的失败也宣布他的政治主张的破产。

  马克思在总结法国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教训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即明确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选集》二卷，1966年版，第460页）“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同上，第522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由公社全体成员选举领导者来管理公社。巴黎各区选举公社的公社委员，公社是议行合一的工作机构。公社任命的公职人员，随时可以撤换，和公社委员一样只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全民皆兵，废除雇佣军。其全部的目的就是防止国家和国家的权力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同上，第426页）。没有无产阶级整个阶级专政，而只有少数革命者专政，尤其人民没有民主权利，而权力没有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后革命者就会逐渐褪变，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就会成为事实。而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演变充分证明这点。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如何切实的、具体的实施人民民主制度，使官员真正受到无产阶级的掌控，这是掌权的无产阶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永远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

  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的结合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的思路，与布朗基早期提出的少数“革命者专政”（在我看来这是精英主义，是精英专政的翻版）是有本质区别的阶级内涵，这是显而易见的。

  布朗基在后期他把这一思想说成是“就要有一个革命政权来帮助（本人注：不应说是帮助，而应该说依靠）人民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利”，又注意到“革命政权又须是由全国人民选举产生”。这对防止掌权者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的意义重大，人民握有官员上下命运是至关重要的措施。故而他直接领导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中，就具体实践了他的普选设想。尽管当时历史条件的不成熟，和领导者有些措施的不正确，何况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强大，遭致失败是马克思早就预感到的。毕竟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却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李旺阳、1989、团结工会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教训

摘要: 由赤旗同志推荐的这篇文章，特别是后半部分“被遗忘的李旺阳和工人阶级的关键角色”一节，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总结了八十年代中国、波兰两国工人阶级丧失了独立性、丧失了政治领导权以后，被资产阶级自由派利用的惨痛历史教训，很值得马列毛网友借鉴。

远航一号注：红色中国网是为广大马列毛左派和红色网友服务的网站。我们从不掩饰，我们根本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但是我们向来欢迎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在内的所有红色网友在本网发表文章并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由赤旗同志推荐的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我对标题做了改动，原标题如下），特别是后半部分“被遗忘的李旺阳和工人阶级的关键角色”一节，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总结了八十年代中国、波兰两国工人阶级丧失了独立性、丧失了政治领导权以后，被资产阶级自由派利用的惨痛历史教训，很值得马列毛网友借鉴。

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指出，李旺阳本人恰恰是这一历史教训的牺牲品，是工人阶级历史性失败的产物，是工人阶级内部在政治上最反动最落后的代表。他的个人遭遇固然是不幸的，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在政治方面的基本作用和实际的阶级立场。从同志的角度，我在这里诚挚地希望赤旗同志转告中国劳工论坛的其他同志，认真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检讨一下中国劳工论坛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一起支持和悼念李旺阳，在政治上有没有错误，是不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廉价同情，是否脱离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主流。我本人诚挚欢迎赤旗同志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发表意见。

另，本网发表的宣武同志的几篇关于当前工人阶级斗争的文章，对了解当前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甚有帮助，赤旗同志或可转交中国劳工论坛一并讨论（参见本文下面的相关阅读）。

原标题：

中国： 被记住的李旺阳，与被遗忘的李旺阳

李旺阳的案例突显了工人阶级在1989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也被人们长期遗忘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与社会主义行动

本文首发于《社会主义者》杂志第16期，如有意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请联络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
李旺阳死了，不明不白地死了。 在他生前，几乎少为世人知晓，在他身后，声名却将响彻云霄。他扑朔离奇的死亡，香港二万五千人悼念大游行，全世界主流媒体的关注，注定将他的名字大大地写入史册中。
被记住的李旺阳
李 旺阳（1950.11.12-2012.06.06）是中国资深的独立工运人士。在30多年前，他曾是湖南省邵阳市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83年，他 受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影响，与湖南邵阳一些教师与工人一起出版地下报纸《邵阳民报》宣传民主思想，随后以此为基础组织了“邵阳工人互 助会"争取基本权利。也因此，他与他的同伴们遭到警方迫害与逮捕，但这并没有挫耗李旺阳争取民主的斗志。

1989年震撼整个中国的民主运 动自然也震动了邵阳市和李旺阳。1989年4月到6月，他先亲赴北京考察学生运动，随后回到邵阳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发动工人，声援 学生，组建邵阳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并担任主席。 北京“六四"镇压后，中共当局开始全国大搜捕，而李旺阳等仍然冒着风险组织悼念镇压死难者的活动。6月9日李旺阳被捕，随后被以反革命组织罪重判13年有 期徒刑。

在狱中十一年，李旺阳屡屡遭受虐待，但他坚贞不屈，拒绝与当局合作，并进行绝食等抗争。无休无止的饥饿、酷刑和长期单独囚禁严重 损害李旺阳的健康和生命。 2000年出狱后经医院鉴定，患有严重的颈椎病、腰椎病、肺病和心脏病，视神经萎缩近乎失明，身高也从182公分萎缩到173公分。（湖南省由于1989 年对参与“六四"运动的人士量刑过重，所以主动减少所有“六四"政治犯二年刑期）
由于遭受严重虐待又生活无着，李旺阳出狱后在家人陪同下前往省政 府抗议要求赔偿；继续发动绝食抗议拒绝沉默，而且通过家人向海外媒体通报个人情况，并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2001年9月，他再次被邵阳市法院以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0年徒刑。当局甚至株连无辜家属，照顾其生活的妹妹李旺玲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而担任国有企业保卫科长的妹夫也因此失业。
 2011年5月5日，李旺阳再次刑满释放，在狱中饱受摧残，此次出狱已是双目完全失明，双耳失聪，无法独立行走，出狱后的生活完全需要由家人照顾。但当局仍然如临大敌，对他百般监控。李旺阳住进邵阳市大祥区人民医院治疗糖尿病等，处在十名国保警察的全程监视下。

今年“六四"前夕，李旺阳得到朋友相助接受香港有线新闻台的秘密采访，仍然斗志昂扬，要坚持推进民主，表示“砍头也不回头"。采访播出后，李旺阳遭到警方告诫和进一步监控。
 
6月6日，李旺阳妹妹突然收到大祥区人民医院通知李旺阳上吊自杀。但自杀现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双目失明双耳失聪行走不便的李旺阳竟然能在警方严密监控之下，自行找到布条打结双脚着地的自尽而亡。

李 旺阳的朋友黄丽红告诉媒体，“李旺阳无数次和我与别人说过，他将继续战斗直到生命终结。他决不会退却。所以，认为他会自杀是极其荒谬的。他的朋友或家人都 不相信警方现在所说的。他肯定是被别人杀害的。"家属提出要求尸检的正当要求，但警方却抢尸强行火化。他的胞妹李旺玲和妹夫迄今仍遭软禁。而朋友们也被警 告和控制。其友人朱承志因为拒绝签署不参与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保证书，而被警方拘留15天。

面对李旺阳离奇死亡和其在“六四"前夕接受 香港电视台的采访，众多香港团体和民众因而有“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及唇亡齿寒之感，所以相关声援与抗议活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从6月7日李旺阳死 讯传到香港起，香港就陆续出现各种小规模的悼念活动和游行抗议。6月10日，香港数个泛民主派号召悼念李旺阳大游行，有远远超出预计的2万5千群众参与， 其中包括大量普通市民、工人和青年。6月13日，李旺阳死亡“头七"，香港泛民主派数百人再在立法会外集会举行烛光悼念抗议。

由于民意压 力和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在即，甚至包括现任特首曾荫权在内的部分政府官员与亲北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伪善地"表示关注李旺阳事件，呼吁中央政府调 查。今年七一是香港回归中国15周年，又是新任特首梁振英履新之日，外界普遍相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会前往香港。因为李旺阳事件的影响，今年香港七一大 游行的人数将再次超过10万以上。截至6月19日，香港泛民主派已经收集要求调查李旺阳离奇死亡真相的联署签名达7万人以上。

而且全世界 的媒体对于李旺阳事件也进行了广泛而密集的报导。如用GOOGLE搜索中文关键词“李旺阳 死亡"，有115万多条相关新闻，如搜索英文关键词“LI WANGYANG DEATH"，共有40多万条相关新闻。对于非著名的中国基层工运人士，主流媒体很少有过如此密集度的报导。

正是因为 民意与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匆忙调整姿态，要求湖南省地方政府进行调查。而湖南省邵阳市政府日前也将最初宣称的李旺阳“自杀身亡"改成“意外死 亡"。6月14日湖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表示：“湖南省公安机关注意到境外有关媒体和人士对邵阳市大祥区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关注，除委托省外权威法医鉴定机 构进行尸检外，已组织有经验的刑侦专家对此作进一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这充分说明，专制官僚当局绝不会出于善心，自 我改邪归正；只有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群起抗争之下才会被迫做出让步。如果没有积极坚决的抗争，就不可能争取获得基本权利。而且，我们有必要指出，在此情 况下，绝不可轻信当局的姿态与言辞，更不可以为已经开始调查就天下太平。事实上，一旦失去民众抗争的压力，专制当局与官僚必定会故态复萌，顽固维护自身的 既得利益。

被遗忘的李旺阳和工人阶级的关键角色

2011年5月李旺阳刑满释放时，他 生活无法自理也无法独立行走，在狱中需要两名同牢房的囚犯照顾，出狱时则是被人抬出监狱。此时的李旺阳最为需要的是良好的治疗和休养，但是根据网友披露， 其好友朱承志为李旺阳在网络上呼吁捐款，开设个人捐款账户达1年时间，李旺阳得到的捐款不过千余元人民币，目前在美国的天安门运动流亡者和研究者吴仁华也 为自己未能向李旺阳捐款深感愧疚。此时的李旺阳就是被众人所遗忘的李旺阳。当然被遗忘的并不只是一个李旺阳，而是千千万万曾为1989年民主运动默默牺牲 的工人和普通群众，——“李旺阳们。"

就在李旺阳死前2天，6月4日纪念日当天，前北京天安门学运领袖，如今身为美国百万富翁（1%）的 一员的柴玲，在美国发表名为《我原谅他们》的公开信，也即表示“宽恕"进行屠杀的中共专制政权的独裁者们。不知道，当时身在邵阳处于警察监视之下的李旺阳 是否听说了柴玲的“宽恕星期三, 18 七月 2012.论"，他当时又会作何感想呢？（关于柴玲公开信另附文介绍） 

李旺阳的案例突显了工人阶级在1989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也被人们长期遗忘。尽管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1989年4月发起了抗争，随着抗争的发展工人阶级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运动从北京辐射到全中国100多座城市。
 
从 5月中旬开始，像李旺阳这样的工会运动先驱，决定摆脱被官方控制的傀儡工会，并用真正的独立的工人组织取而代之，而在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呼吁总罢 工，为争取民主权利和结束一党专政的诉求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不幸地是，在北京的学生领袖，以抗争的发起人自居，反对这一要求：说罢工会“迫使" 政权进行镇压。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邓小平和中共政权已经决定进行血腥镇压以杀鸡儆猴的方式警告抗议者，并平息党内日益增长的反对 呼声。如果当时发起一场强大的罢工运动，就可以瘫痪军队的行动和政府的运作，赢得来自普通士兵的同情与支持，分化己经分裂的政权和孤立邓小平的支持者。如 果这一诉求能够联系到在每个城市建立工人行动委员会，接管社会的日常运行，组织选举产生代表城乡中被压迫群众的新政府，那么在1989年一党专政就能够被 推翻。

名不副实的“共产主义"当局认知到，与发起第一波运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相比，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将是截然不同的对手，工人们掌握着潜在而庞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6 月3日到6月4日血腥镇压之后的一周内，又是全国各地像李旺阳这样的普通工人与群众坚持抗议示威为北京镇压的死难者举行各种哀悼仪式。当柴玲等学运领袖在 媒体的关注与外界的帮助下，得以逃离中国之时，当局将像李旺阳这样的工运分子单挑出来加以最严厉的打压。没有学生因为运动中的角色而面临死刑判决，但有数 名工人被当局处决，判处20年以上徒刑的学生几乎不存在，而罢工组织者被判处的刑期往往超过学生；相对而言，许多学生由于家庭关系与在政权内部的影响而得 到了相对宽松的待遇。

而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中国的独立工人运动仍然还尚处于萌芽阶段。其一直是以学生运动的声援者和支 持者的角色出现，更没有能真正影响和动员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当时以工人自治联合会为主的独立工人运动只是工人中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行动，而并非作 为阶级意识的整体行动。

而且，即使这些“先知先觉者"的行为也多是对学生民主运动的翻版，提出的是含混而不明确的争取民主权利的口号。而 随着此后专制当局大规模的镇压和20多年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猖獗发展，不少学生领袖和工运人士的思想进一步右转而更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制 度。由于与工人的联系遭切断，20年来身陷监狱之中的李旺阳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处于极端孤立之中，也使其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而在生前选择加入中国民 主党和在接受采访中强调以台湾为范本的资产阶级“多党制民主"。今天设立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前北京工自联创始人之一韩东方也是如此一个例证。 他更多地地将工人运动简化为争取一般经济利益和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而采用的手法更多依靠媒体关注、国际社会压力和政府的自我改良。如在李旺阳死亡调查问题 上，中国劳工通讯将希望寄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就此案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之上。（韩东方：湖南工运人士李旺阳到底是被谋杀还是自杀？）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强调应该通过国内外独立的工人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介入，进行公开的独立调查，而非寄望于中共官僚体系内部的机构。

无 论是李旺阳参与组建的早期邵阳工人互助会还是1989年出现在不少城市的工人自治联合会其实都深受当时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影响。而波兰团结工会的例证中含 有全世界的统治者试图对群众竭力隐藏的深刻教训。1980年到1981年间，一波工人斗争的革命浪潮震撼了波兰的一党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而团结工会也 在短短地数周内从零发展到了上千万会员。这一运动体现了工人阶级无比强大的力量，包括学生、农民、教师乃至基层政府官僚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也追随工人的榜 样，建立起自己的民主组织反对专制统治和争取对国家与经济的民主控制。与此同时，一批有教会背景的知识分子和工会的专业“顾问"们则竭力主张，“革命应该 表现出自我节制"，并催促团结工会积极与一党专制当局进行谈判和妥协。他们的角色就类似于今天在香港和中国的众多资产阶级泛民主派。这些知识分子最初甚至 声称组建独立工会显得过于激进，应该给“谈判"提供空间——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起到阻碍工人斗争发展的“刹车闸"的作用。

在 1981年初的某一个阶段，当反对波兰政府的大规模总罢工即将发生之时，教皇本人与波兰天主教会介入反对发动罢工，并督促团结工会进行“妥协"（类似于中 国1989年民主运动中学生领导层采取的错误立场）。工国委（CWI）的支持者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全力支持工人斗争，但同时也警告反对保守知识分子 扮演的角色和他们的错误思想，斯大林主义专制政权绝不会真正愿意“谈判"。所以，在这一局势下悲剧性的是缺乏有明确觉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一个群众性 社会主义政党的先驱——，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左翼的选择以替代这些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有害影响，并为一系列旨在击败专制政权的战斗性诉求赢得支持。这些诉求包 括通过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对工厂和工作场所实现民主控制，废除非选举产生的官僚阶层，用由选举产生而领取普通工人薪水的代表取而代之，实现诸如结社自由和集 会自由等民主权利，立即选举一个革命性的人民议会以替代非选举产生的政府。

波兰的斗争激发了国际工人阶级的热情与同情，其中也包括中国工 人中的先进阶层。1981年波兰发生军事政变，残酷地镇压了这场运动后，团结工会遭到严重打压和削弱，而发生右转。在同样一批改良主义异议分子的影响下， 团结工会采纳了越来越亲资本主义与亲西方的政治纲领，而当初正是他们妥协的立场使得当局生存下来。而当1989年斯大林主义政权最终解体后，这些人又在新 政府中身居高位。而他们亲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资本主义政策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些政策在那时甚至得到了波兰“共产主 义"政府的支持，虽然其自己无法执行）。

大规模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进程严重打击波兰工人阶级和其权益，失业人口一度达到劳动人口的12% （220万人），维持数年的两位数恶性通货膨胀，工业生产总值削减40%，原国有的工业产业遭到全面摧毁；1992年波兰人均实际消费水平还未恢复到 1987年的水平。而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完成后，曾经显赫一时的团结工会本身被迅速边缘化，不再对波兰政局产生影响。工人阶级用自己的牺牲换得的是出 卖。
    
同样在李旺阳身陷囹圄的1990年代，虽然仍然打着“社会主义"幌子，但早已彻底放弃共产主义基本思想的中共专制当局与波兰 团结工会政府一样，大规模推动私有化进程。1997年，李旺阳生前工作过的邵阳市玻璃厂以亏损停产之名被租赁给前中共官僚辽宁省鞍山市建材局副局长冀满 昌，又一个典型由政转商的中共新富典型。2004年，冀满昌全面收购邵阳市玻璃厂改制为其私人拥有的外商独资企业湖南圣昌玻璃有限公司。截至2005年， 邵阳市大部分原国有企业（637户，60%以上）被私有化改制，李旺阳的工友们，14万邵阳工人失去稳定工作，数万工人被迫下岗，其中有些工人被拖欠工资 长达数年之久，全家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和社会主义行动沉痛悼念湖南工运人士李旺阳（1950-2012），向其致以崇高敬意，呼吁国内外工人阶级和工会等工人组织积极介入，调查事实真相，声援仍然失去自由的李旺阳家人及朋友们。

马 克思主义者和工国委（CWI）的支持者主张建立独立工会，从中国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国际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一个关键教训就是，自由派和资本主义辩护者 们经常反复宣扬的错误思想——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可以带来民主。香港残缺的民主体制和中国自身的专制资本主义经验充分说明这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而已。

工 会的基础需要尽可能的广泛，联系到所有的行业和地区，将工人阶级凝聚在一起捍卫他们的权益——完全独立于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党派。工人的这些权益同时包括 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议题，而不仅仅是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在这方面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也一直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我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在工人运动 中迅速要一个有觉悟的政治领导层，——也就是一个政党——这可以通过工作场所和街头的斗争建立起来。这一政党的任务是赢得群众，从工人阶级和青年中先进的 政治化的阶层开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使清晰的斗争诉求与反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每个新阶段的斗争相互吻合。

我们今天悼念被记住的李旺阳，正是为了千千万万被遗忘的“李旺阳们"。

柴玲的“宽恕"

六四当年，年轻的柴玲作为天安门运动的学运领袖之一，曾经发动绝食运动，面对中共当局和军队在北京城内的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上留守到最后。6月4日凌晨，柴玲才与其他同学一起撤离广场。

但是23年后，就在李旺阳死前2天，“六四"纪念日当天，柴玲在美国发表名为《我原谅他们》的公开信，信中说“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 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该信一经发布，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过去多为柴玲辩护的前学运领 袖王丹和柴玲前夫封从德等人也发表公开讲话不认同柴玲的观点。而国内外曾经因“六四"镇压而身陷囹圄和遭受压迫的学生和工人也纷纷表示，柴玲无权代表血腥 屠杀的受害者和家属原谅犯罪的专制官僚。

1990年代，当李旺阳在狱中惨遭酷刑与折磨同时，柴玲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业，开始实现其个人的美国梦。柴玲1993年加入了拜恩公司 （Bain & Co.），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当时曾是该公司的合伙人。拜恩公司目前即是罗姆尼总统竞选的主要赞助人，同时也是向中国警方提供用于镇压维稳的高科技监视设备的诸多美国公 司中的一家。

也是在拜恩公司时期，柴玲结识了她的现任丈夫百万富翁罗伯特·麦金（Robert Maginn）。罗伯特·麦金是资深的美国共和党成员，现为美国共和党麻省主席（Chairman of the Massachusetts Republican Party），2008年曾出任罗姆尼总统初选班子的资金募集人。

1998年柴玲完成哈佛大学的MBA课程后与罗伯特·麦金结婚。两人共同开设一家为大学生进行互联网英语远程教育的计算机公司“尖子班" （Jenzabar, Inc其英文名称是中文名称的音译）。柴玲夫妇的“尖子班"公司近年来一直资助哈佛中国关怀（Harvard China Care）等民间组织的慈善项目和与中国地方政府的交流，而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中国市场也一直是“尖子班"公司的战略目标。

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恩

　　在这篇文章里我要作三件事：第一，说明我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用法；第二，讨论过去数年内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作用；第三，就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任务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什么叫“知识分子”？

　　首先，我同意葛兰西的说法，即每个社会和社会集团都需要完成一定的专门性工作，其中包括技术性工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等等。而完成这些专门性工作的人就叫知识分子。这并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有时他们的人数很少）一定会形成一个与产生知识分子的阶级或集团不同的集团或阶层，更谈不到会在其他各种社会阶级中形成一个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具有特殊社会利益的集团了。这一点有时候是很明显的。例如，在军队里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军官（如总参谋部里的参谋、军事学院的教官），他们与其他军官的区别比他们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区别要小得多。如果我对葛兰西的话理解得不错，这些人就是他所说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然而，假如需要大批的人来从事这些工作，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工作在技术上十分专门化，这些人当然就有可能形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特征，等等。例如，担任公司和税收法律顾问的人毫无疑向都是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可是，由于他们的工作需要深奥的专业知识，作为律师和企业的公务员，他们有共同之处。

专门训练

　　第二，葛兰西认为，旧社会造成了知识分子的队伍，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存留下来，他们的职能可以不同程度地适应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的要求。这些人就是他所说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牧师和大学教授。不过，我还要再进一步提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继续存在不仅表现出历史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不平衡的，而且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分子的作用几乎总是与具有专门技能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技能一般只有通过在专门机构内、即学校内接受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在那些没有文化的社会里，只要能读，尤其是能写（“职员”），就算是开始具有技能了。时至今日，非洲许多地方还依然是这样。知识分子们是来自那些至少读过中学的人们中间。在有文化的社会里，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不过，受高等教育仍然是取得知识分子资格的最容易的途径。因此，凡是达到了规定的教育水平的人都算是知识分子。当然，这一定义对于大多数“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都适用，并且提供了两者的共同之处。他们有着同样的遭遇。
　　但是还有第三点。除某些例外的情况外，大部分“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都为着他们的阶级、或是在一个被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从事专门的技术性工作，因此受到了专门的、有时是高级的业务训练——如会计、技术专家等。这可能会使他们附带形成强大的集团利益。
　　如果他们主要是为了工资或薪金而工作——这在今天是很常见的——他们就会与其他挣工资的人（如未来的工会会员）有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更容易认识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或绝大多数人与他们所属的阶级的一致性，就象在稳固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医生、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一样。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里，这类集团也许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别人也不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只不过是自己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所属阶级的成员，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又是从这个阶级中产生的。所以，资产阶级给知识分子下的传统的定义完全根据他或她的职业或社会地位。本人是个工程师，或银行家，或出版商，只要他恰巧爱读难懂的书籍或喜爱古典音乐，就也被称作“知识分子”了。
　　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问题，我认为，葛兰西对“传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所作的区分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清楚和重要。另一方面，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身与受训练的方式倒是关系重大。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是不是属于第一代受高等教育的人；他或她所受的是一套已经确立了的教育制度的教育，还是一套新的、或经过了改革的教育制度的教育；他或她是属于个人自学（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了）还是集体自学；等等。
　　但是，不管知识分子的性质如何，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知识分子究竟是多大一个力量。简单说来，过去，他们的人数相对地说是很少的，绝对数字也是很小的。今天，他们的人数有了巨大增长。我举个例子来简要地说明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德学生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相当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学生所占比例的三十倍。现在，即使人数很少的知识分子团体也能在本国政治中起十分重大的作用。

过去的十年

　　现在，我来谈谈过去十年或十二年的情况。在这段期间，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前几年，特别是自1968年以来，知识分子团体在其本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异常杰出而重要的作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虽然学生界的情况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并不仅仅限于他们。说到这里，我想到在1968—1970年之间，法国、意大利、西德、波兰、南斯拉夫、巴西和墨西哥的学生的作用——也许还有更多的例子——以及在七十年代，泰国、土耳其、伊朗的学生所起的作用。学生的行动推动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发动了推翻政府的斗争，并在政府中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当然也包括严厉的镇压。然而，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知识分子团体也起了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戏剧性的作用——比如1968年和其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在反对巴西和希腊军事当局的斗争中、以及在印度反对甘地夫人的紧急状态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集团（尽管相对说来人数并不很多）的知识分子有三个主要有利条件。在国内许可的限度内，他们互相串联，并且有机会利用交流思想的宣传工具。要是在国外，他们就更自由了。即使条件十分不利，他们也有着内部沟通思想的系统。他们通过学校和大学，有了能够聚集一堂、集体行动的现成机构，其中许多机构是设在首都或行动容易引人注意的其他地方。总之，在别人尚不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却能在现实权力结构之外作到这一点。在那些来自下层的政治活动遭到限制和禁止的国家里，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了。在那里，知识分子的集团可能就是唯一能够表明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的地方。在今天的世界上，象这样的国家还有很多，这是很不幸的。不过幸运的是，在这些国家里，有不少国家尚能允许最低限度地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或是不再予以有力的制止。如果连这也不允许，那就一切都不可能了。这就是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的原因。然而，正如法国、意大利和西德在1968—1969年的例子所表明的，甚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知识分子们——以学生运动的形式——也运用他们的有利条件来冲破本国政治上的镇压，并且发动群众的力量，包括工人阶级的力量。

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弱点

　　知识分子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当别人还不能发起一场运动的时候，他们却能够在权力结构之外作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引人注意不仅是由于他们本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所具备的力量，而且是由于在若干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其他任何人很难、或者不可能出来带头。此外——也是最为重要的——除非别人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或是以某种方式来响应知识分子的领导，知识分子的“单干”运动必定会由于过份软弱无力而不能取得大的进展。学生们可以发动革命，但不能干革命。这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
　　但是，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强调知识分子运动的弱点，而不强调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的工人运动的局限性。很早以前，考茨基和列宁就都承认了这一点。列宁对纯粹的“工会主义的”阶级觉悟（他认为工人自身所能形成的觉悟莫过于此）和“社会主义的”觉悟（这要由外界带到他们的运动中来）所作的区分是人所熟知的。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历史上的概括，可是，列宁在谈到具体的政治实践时，一贯是正确地指出真正的症结所在。在存在着合法的群众政治组织的国家里，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和工会确实有这样的危险，即：不知不觉地陷进狭隘的小团体活动或目光短浅的战术行动，而看不到更长远的目标和战略。在那些不存在这种政治合法性，或是工人运动幼稚而无经验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外界的发动和参加，就很难，或者不可能造成有力的全国性政治或阶级动员。尽管知识分子不能独自取得很大的进展，工人和农民也还是需要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而且也在不同的方面适用于发达国家。

逐渐提高的声望

　　近年来，有关知识分子的第二个十分明显的情况是，在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比以前大为增加。在两次大战之间，有代表性的工党候选人是矿工或铁路工人。可是今天，他或她更可能是一个叫作“讲师”的人。只要看一看绝大多数地方工党组织中积极分子的情况就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在欧洲大陆上，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甚至更为明显，特别是在那些原来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实质上已经灭亡、并被“欧洲社会主义党”所代替的地方。法国和西班牙就是如此。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日益广泛地参加这些运动，不能无条件地加以欢迎。因为，这涉及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扩大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的危险，至少会掩盖两者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左翼的、或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成倍增加；另一方面，也是更危险的，参加工人运动的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同时相对地减少。减少的原因是：（一）在现代经济中旧式的体力劳动相对减少。（二）从干部这一级上来看，由于教育的发展不少干部从工人变成知识分子了。在1870年到1939年之间，走出体力工人阶级的社会职业变动的通常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去从事教学工作或是到政府部门的下级机关工作，这些职业并没有使他们与工人阶级的道路和工人运动一刀两断——旧工业区的情况尤其如此；但是，这条道路主要地是引导人们到私家企业部门去从事白领工作——例如当职员——这容易使他们成为保守派，甚至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潜在的拥护者。这种大批的人转而从事各种不同种类的、主要是低级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引导人们走向左派，或留在左派一方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同是一个青年人（无论男女），成为车间里一名能干的工人和成为作为社会工作者或工艺学校讲师的一个富于斗争性的社会主义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而那些从未达到高等或一般水平的青年工人对于这种区别的感受尤其痛切。即使在校的学生和已经走出学校的学生自认为和工人一样或认为应该和工人一样，他们也与工人不同。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

　　现在，我要谈谈在当前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第三个方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运动。前两个方面是知识分子在世界政治中作为潜在的中坚分子的新作用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提高的威望。第三个方面与前两个方面不同，它一点也不明显。只有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今天社会上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人为数众多，而且越来越多。他们几乎全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一切受过这种教育的人——甚至那些只受过一般的、非专业性教育的人——就会组成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不过他们由于都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可能带有共同的烙印。
　　实际上，知识分子既有各行各业之异，又有上下高低之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与一定的阶级联系在一起。首先，在生产部门中，有一个很大的、不断壮大的阶层。这个阶层中的人们要作好他们的工作，就需要受到有系统的专门教育，不能单靠当学徒的办法在工作中学习。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职业（其中包括象工程师这样的直接与生产有关的职业）都是如此。但是今天，许多在五十年前应该构成熟练工人的人却构成或变成了低级技术知识分子。第二，某些脑力劳动的职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例如教育、宣传、新闻出版、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行政机构的某些部门，以及日益扩大的计划和研究领域。鉴于科学在今天所起的作用，上述发展中的有些部分可以归于直接生产，不过，我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要划出精确的分界线。第三，有一大批人虽然接受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训练，却无法找到知识分子的职业。其原因或是由于资本主义机器所生产的知识分子过剩，或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职业。
　　所有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上下之分。在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于提供高级职位或给他们提升晋级的情况下，这种分层即使在那些名义上谁都可以从事的职业中也变得更为突出了。正如在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中的情况一样——当然，这部分人构成了封建知识界中的多数——在现代教区的神父与主教和红衣主教之间，在贫苦的修道士与富足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诸如基督教改革运动和法国革命这样的危机中，这种差别就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表现出来了。低估今天在“高级”和“低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是错误的。然而，这并不象以前的工人贵族那样，仅仅是在某个特定的阶级中的分层，因为，某些类型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工人贵族不曾采用、也不可能采用的方式与统治阶级结为一体的。这不仅是由于培养技术专家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且是由于高级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享有特权。
　　最后，知识分子在出身和选择上也有不同。上层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已经站住脚跟的中产阶级中、特别是被德国人叫作“受过教育的公民”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的社会地位显然是由于其父母的文化资本积累才取得的——还往往在高等院校里受过训练。与此相反，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而造就出来的大批第一代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往往是来自已经确立了的中产阶级以下的阶级，至少其中的男人们是如此。平均说来，他们也要年轻得多，因为他们吸收新成员只是最近大约二十年的事。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承认，他们在理论和实践的活动中，都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作为实践者，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形势的分析；作为理论家，我们的理论扎根于对具体的社会现实的研究。仅从抽象的概念中是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理论的，只有通过人类的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它。我们无疑地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被卷人了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可是，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即在马克思主义分析领域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我们决不是唯一能起这种作用的人，更谈不到垄断这种作用。然而，社会劳动是有一定分工的，不管我们作为个人末说是否比别人更具备起这种作用的资格，作为知识分子，仅就阅读和写作恰恰符合我们所受的训练和从事的工作而言，我们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扣写作。
　　我要强调的不是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跟上时代，而是如何才能使它跟上时代。我也并不想强调重新考虑我们的分析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总还承认这种必要性，我们都知道，1895年恩格斯说明了为什么将来的革命不能再用1848年作为样板。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成在一些除权威以外、任何人都碰也碰不得的书本里的一套死教条。
　　当前，出现了一大批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却象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有的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贩卖自己的私货，有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或认为历史上的分析与政治毫不相干，等等。我想得更多的是那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的作品既不解释世界，也无助于变革世界，其主要目的就是在讨论会上挑起争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正确的”解释。不过，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今天，许多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写出来的作品都会使马克思本人也为之愕然。我只希望指出，这种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将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及其变化，就是使理论脱离政治实践，使政治实践变成没有指导的独断专行。这样一来，那些马克思和列宁轻易就会认出是工团主义者、民粹派恐怖主义者、或甚至是玛志尼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人就能在他们的翻领上佩戴上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并扬言他们的实践符合这一标志。
　　在过去二十五年内，我们经历了人类社会里最惊人的变化，这个变化比最初实现工业资本主义还要广泛得多，因为它不但更为深刻，而且更为普遍。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实现。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仅技术和生产过程革命化了——就连最偏僻的人家也由于半导体收音机等的使用而附带地有了改变——而且社会结构、人类关系和文化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应验着旧的预言：农民的消失、家庭的变化和象罗马天主教这样的古代宗教的崩溃。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也处在危机之中。资本家们走投无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束手无策，资本主义理论家们转向反动，而且正如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近作中说的，逃向宗教，自找出路了。

（黄育谊摘译自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1979年7月号）

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才是民主

原作者: 宣武

摘要: 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才是民主。自由派实际上是害怕革命这个词的，而一些左派、革命派也在有意无意的淡化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掉进了一个又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制造的民主概念中去了。甚至，他们可以把民主凌驾在革命之上。

编注：这是宣武同志的又一篇优秀文章，我认为值得所有的马列毛左派、红色网友认真学习。

    原本这个回应（回应泥泞：如何看待和对待目前工人的落后——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394）应该早点就写好了的，实在是最近太忙，所以写的有些迟。
   
    仔细看了几遍秋火的文章，怎么说呢，感觉秋火的文章一方面也有针对我文字的他的一些认识，也有一些就是围绕这个话题的一些发挥，而实际上其实却是没有太多是与我观点对立的（有一些看起来是对立的观点，不过是对我原文的误读）。所以，我就沿着我原文的思路，也围绕这个话题做一些发挥，以作为回应。

    首先，我原文并没有否认工人的”落后“。
   
    但是我认为，不能简单的认为他们”落后“，或者说，我更愿意说一些工人没有觉悟。在这样一种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工人没觉悟，既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因，也是果。工人们如果都觉悟了，甚至只是觉悟了其中的1/10，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但是，很多工人没觉悟，是有很多因素制约他们的，所以，有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我原文主要反对的是用一种精英、救世主的态度去看待这种”落后“：因为工人落后，所以我就要领导你，你就要听我的；因为你没觉悟，而我觉悟了，你就要听我的，我来解放你等等。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对待群众的态度，用一种左的精英主义代替右的精英主义，这些”左“的精英就难免不背叛革命。

    而工人的觉悟过程主要是通过斗争实现的，这是不同于一般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对于后者，可以通过理论学习、调查实践、逻辑演绎等方式觉悟，但是对于前者，则主要是在斗争中，发现自己的力量，实现自我解放。所以，工人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理论灌输，而是具体的如何引导斗争。他们需要一种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他们可以参与，也愿意参与，因为跟他们自身的利益相关。今天中国的现状就是，这些斗争形式都是工人们自己发现、创造的，而且往往他们斗争最艰苦的时候，睡觉都在想如何才能更好的进行斗争。而我们呢？我们高兴的时候，去网络上打打口水战，没心情的时候搂着漂亮女友逛街去了。就这样，对工人们的斗争形式一点不了解，对工人们斗争中面临的敌我状况也不了解，却能站在他们外面一副专家的姿态，以一种先验的标准去品评他们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工人的斗争是可以按照某个人的主观意志或者工人自己，随意决定斗争的要求和激进程度的。这样的左派或者革命派，言语中似乎他就可以代表整个工人阶级了，言语中他们最革命，实际上仍然是精英思想，主观主义，他们跟工人阶级的解放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感觉秋火很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实际上根本不了解这种区别，或者说，不了解跨越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的根本内因。我最近写了两篇读书杂记，里面也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我先摘录过来：

    “因为中国工人的斗争，尤其是新生代工人的斗争，还处于经济斗争的层次上，于是大部分关注工人斗争的就马上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即以罢工的力量作为判断工人意识的基础，以罢工、维权的成功作为工人斗争的目标。于是，只关注成功的斗争，不关注或较少关注失败的斗争。

    但是罢工的斗争，其实只是一种群众性斗争的形式，是工人斗争的训练学校，是促使工人在斗争中逐步自觉的手段，但绝对不是工人斗争的目的。而且，我们知道，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波动，在波动的上升阶段，工人就业率相对高，工人的斗争力量相对强一些，斗争也容易取得胜利，而一旦进入波动的下降阶段，工人就业率下降，罢工的斗争就越不容易取得胜利，甚至原本在上升阶段取得的斗争胜利还要连本带利的还给资本家。要跳出这个循环，往往是在危机严重时，斗争屡次失败后，工人们越发认识到必须通过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来实现经济斗争的目的。从自发，通过经济斗争自觉，经济斗争的失败促使其政治化，从而成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坚力量。这是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而很多关注中国工人的，却一头扎进经济斗争的泥潭出不来了。他们把中国工人斗争的未来寄托在具有能对资本主义生产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的，实际上仍然是经济斗争范畴内的，新生代工人的斗争上。把工人罢工的力量当做工人的政治力量。”
   
    “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我简单归纳的经济斗争，包含了工人为实现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的斗争而提出的要求相应政治自由（建立自主工会、要求集体谈判权等）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工人的经济斗争，原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不觉悟的工人通过这种经济斗争自觉，在斗争中（尤其是必然的斗争失败）最终发现这种经济斗争并不能改变工人的根本地位，从而进一步参与政治斗争。所以能代表工人阶级斗争方向的，必然是政治斗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即使在一个斗争的工人集体内部，也必然有先觉悟的，有后觉悟的，有觉悟多的，有觉悟少的一样，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战斗力。”
   
    所以，秋火所列举的：
   
    工人斗争的许多具体诉求往往包含有政治性的萌芽（尤其在专制国家）。还有些诉求既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经济性的，而是谋求争取更体面的社会地位、尊严（比如反对搜身、反对进出车间时繁琐的安检），或者争取平等（同工同酬不只是经济诉求，更触及工人尊严），或者争取知情权（如反对迁厂时不与工人商量、暗箱操作工人待遇问题引公愤）。。。2010年5月爆发的南海本田罢工以及不少罢工中，工人都提出改组工会，改组工会难道是纯经济性的诉求？本田罢工以及不少罢工中，工人还提出诉求“不许开除罢工者、恢复因罢工被解雇者的工作”，这其实已经很接近“要求罢工自由”这一政治诉求了，因为罢工自由的关键内涵之一就是不许资方打击报复罢工者。。。
   
    在我看来，这些仍然是经济斗争，而且秋火特意强调的“中国这个专制国家”的背景，实际上就是“工人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背景，而这种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仍然是工联主义范畴内的，在我看来仍然是经济斗争。甚至如恩格斯所说：“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普选制就是一个工人阶级是否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标志，在普选制以内，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所以工人斗争争取的，都不会对资产阶级统治造成根本的破坏；而工人一旦要求普选制以外的东西，就意味着工人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跨越到更高层次的斗争。
   
    这前后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造成这种跨越的，必然是工人们经济斗争的失败，因为失败才容易让工人们看清楚，资本主义本身并不能给与工人真正想要的，而欧美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后到70年代中，工人们的斗争之所以并不能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严重的破坏，就在于这些国家工人们的经济斗争往往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于是左翼的政党等等以为这种斗争就可以达到想要的一切，工联主义就导致了修正主义。因此，混淆经济斗争跟政治斗争的区别，以为工人的工联主义斗争就可以发展成为最终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恰恰是托派最喜欢批判的修正主义，而对这种思想的批判，就不是教条，而是坚持马列的基本原则。
   
    而产生工联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的根源，还是立场决定的，是取决于我们到底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就不会否定工联主义斗争的必需性，同时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工联主义的斗争要求，不会认为这种斗争要求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统治的颠覆。一旦你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无论你是研究者还是领导者还是参谋者等等，自然会产生出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然后，我讨论一下，工人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秋火着重强调了，民族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认为这是造成工人阶级“落后”的很重要的因素，也列举了在沿海地区外资工厂里更容易发生工人斗争。对此，我感觉有些牵强，当然民族主义对工人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工人斗争中，我看到的倒并不是很严重的影响。相反，民族主义等等这时倒成了被工人利用的手段（“打倒汉奸”这样的口号被民族主义利用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本田工人的斗争，工人网是基本上跟了全程了，工人们是有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但是也提出了“日本是资本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日本老板来了中国就要遵守中国的社会主义”等等的言论。实际上，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概念，在这些工人的头脑中，并不是十分清晰的概念，不过是拿来斗争的手段而已。同样的，在我看来，目前争取工会的斗争，工会在新工人头脑中，也同样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关于工会，这里就不做讨论了）。

当然，民族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意识中的一个祸害（而且我不喜欢跟毛派、左派有任何关系，就是不喜欢一些民族主义的如张宏良之流自称什么毛派、毛左，我跟这些民族主义者要划清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是否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但是，目前工人意识中更大的祸害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而且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影响了工人，还影响了很多的左派、革命派，他们都把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放在了一个极重要的位置，而忽视了这种思想对工人们的腐蚀、拉拢作用。工人阶级要求的民主自由，可不是自由派念念叨叨的那种自由民主可以容纳的。专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当然是要推翻，但是“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府就不要推翻了么？自主工会、集体谈判权等等可以与资产阶级统治并存的形式民主就能满足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要求？难道还有比运用自己的阶级力量亲自去推翻一个压迫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更民主的吗？对，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才是民主。自由派实际上是害怕革命这个词的，而一些左派、革命派也在有意无意的淡化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掉进了一个又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制造的民主概念中去了。甚至，他们可以把民主凌驾在革命之上。

如果说，工人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造成了工人的“落后”，那么工人阶级就恰恰是在战胜这些倾向而走向成熟的。

那么，这些小资产阶级倾向会不会导致工人的分化？或者说目前已经导致了分化？

毫无疑问，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是分化的，不过仅仅是分化，并没有对立（个别个体的对立是有的，但是整体上没有形成什么对立）。而这个分化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刻意，跟小资产阶级倾向无关。事实上，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那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资产阶级只有依靠小资产阶级倾向来分化工人阶级才能统治。那么，一些所谓研究者对工人的划分，划分出来再去比较，就只能是“研究”性质，或者说纯粹社会学性质的，跟工人阶级整体的斗争没有任何关系。

相反，我看到的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的走向联合、统一。这种联合，也不是石秋那种基于血缘、个体之类的联合（当然那种联合可能存在，不过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而且也产生不了本质的影响）。工人阶级的联合，必然是基于资本的，而且至少目前也只有资本有这种力量去联合工人阶级。我原文提到的通钢工人的斗争，那就是老工人和新工人联合斗争的典范。是的，我提到了吴敬堂老工人，他在这场斗争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组织、动员工人、做思想工作、提出斗争目标等等，但是实际斗争中。当标语逐个高炉走下来，工人井然有序的实现一个高炉一个高炉的停产，这恰恰是在岗工人（因为目前国企在岗工人和沿海地区新工人的劳动条件、劳动关系是完全相同的，年龄也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他们都是新生代工人）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景象。难道到目前为止，还有比这更典型的新老工人联合斗争的例证吗？当国企改制导致国企资本从旧有的生产关系中退出来，又在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剥削新的工人时，这同一资本下，一个被消解的工人群体与一个新生的工人群体，就实现了联合。09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联合的斗争。在这样的联合斗争面前，分化不过是对工人阶级缺乏了解的刻舟求剑罢了。

那么，再来谈谈新老工人之间的关系。

我简单的介绍了通钢工人斗争中新老工人之间斗争的联合，当然，因为关于通钢事件完整的调查文章还没有出来，所以我无法说的更详细。但是，却足以说明了这种联合中，新老工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由于目前由国企改制而分离出来的资本与沿海地区新工人之间的资本，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体现在斗争中，也没有形成联合的斗争。但是，我相信，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那部分的新生代工人，除非是与国企老工人产生了对立，否则他们跟后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通钢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新老工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原因，我在前面讨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所引述的那段文字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老工人的斗争目标就必须是一种社会制度才能给予的。而且就一个同志告诉我的国企老工人的新动向（本人未证实）来看，老工人政治化后自己会主动向左翼的政治势力靠拢，如果确实，那更会强化这种关系。

说到这里，确实不得不讨论一下我跟秋火之间的重大分歧。

我看了秋火推荐的《“老工人最革命”的毛左神话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辩证发展》（简称吴文）一文，说实在的，我很奇怪，这样水平的一篇文章，这样文风的一篇文章，还值得置顶在工先网劳工讲坛版。而我并不奇怪，你说的所谓毛派会无人回应。原因太简单了，此文章文风不是一般的差。都说托派的理论都是从逻辑到逻辑，但是真没想到可以无视事实到如此程度。吴文通篇文章，虽然是批判毛派，但是没有列举毛主席时代的任何事实作为证据，文章从开头批判工人网编写的《改开年代》开始，列举的事实都是引述工人网的材料，再么就是被作者贴上毛左标签的贝特兰的文章中的片段，凡是说到毛主席时代的事实，都用一个简单、武断的“工人不民主”之类的结论作为代替。这样的为批判而批判的文章，倒是写的很长，却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要不是写本文，像吴文这样文风的文章，我是懒得去看的，更别说回应了。不过就此，也能理出一个大概脉络，就是文章的立论就在于否定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否认毛主席时代工人享有的权利和当家做主的地位，从而老工人的斗争不过争取丢失的所谓工人贵族特权而已，所以别说是先进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我不知道秋火是不是认同这个理论演绎，如果是，那么单靠吴文这样文风的文章来立论，实在不足为道。



说到最后，我认为秋火文章里写的最好的就是最后一段，我认为只有这段才切合了我原文的主题：革命派怎样跟工人阶级结合。革命派跟工人阶级结合，到工人中间，一方面是要学习，学习工人阶级身上的优点，学习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学习一切跟工人阶级立场、意识相关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帮助，工人阶级当然有“落后”，不觉悟的是大多数，所以要帮助，先要了解造成他们不觉悟的原因，然后帮助他们消除这些原因，从而觉悟。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帮助我们自己改造世界观。我们深信，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谁也不是什么精英可以主宰其他人。而这个社会恰恰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改造这个社会，但是我们个体的力量是微弱的，我们只有融入一个强大的群体，融入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

日.德永直<没有太阳的街>

《没有太阳的街》 [日本] 德永直　描写1920年代日本工人罢工斗争的中篇小说 （CHM电子书下载）

· 街
　1 传单
　2 上与下
　3 居民
· 对峙的阵营
　1 罢工团运动会
　2 两个访问
　3 妇女部会议
　4 牺牲
· 任务
　1 情报员
　2 枪声
· 剥去假面具
　1 市参议会议员
　2 崖下之家
· 战线
　1 逮捕
　2 分配粮食
　3 毒瓦斯
　4 岗哨
　5 地狱与极乐世界之图
　6 白色恐怖
· 疾风
　1 前夜之一
　2 前夜之二
　3 前夜之三
· 负伤
　1 分裂
　2 叛徒
· 桎梏
　1 强制调解
　2 流言
· 旗影黯淡了
　1 死
　2 怪火之一
　3 怪火之二
　4 保护团旗
· 关于《没有太阳的街》的一些说明（德永直）

没有太阳的街

德永直 著；李芒 译

【CHM电子书下载】

根据《战列への道》（靑木書店版《靑木文庫》，1953年）、《能率委員会》（日本評論社版《日本無産階級傑作選集》，1930年）、《はたらく一家》（新潮社版《新潮文庫》，1956年）、《太陽のない街》（岩波書店版《岩波文庫》，1956年）译出。

香港海員大罷工

孫中山從事革命期間因常來往於海內外，故認識了不少於輪船上工作的香港海員工人，有些海員工人加入了同盟會參與掩護革命，後來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海員工人因工作因素很快就聽到相關消息，甚至到過海參崴港、實際看到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國度中的實況，在思想及行動上開始受到啟發。

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戰後的香港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高昂。 1920 年 4 月，香港華人機器會（工會）要求加薪被拒因而發動罷工，並把工人撤至廣州，後獲得成功，鼓勵了香港更多工會組織的組成。香港海員工人在若干「兄弟館」（工人間的互助組織）的基礎上，於 1921 年 3 月 6 日成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會所設於港島中環德輔道中 137 號 3 樓（按：香港若干資料提到，工會名稱是孫中山命名的，孫並親筆為其題字作成牌匾掛在會所大門外；但大陸的資料似乎都沒談到，《林偉民》一書提到孫題寫的是「為國宜勞」四字）。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以下簡稱海員工會）標誌的是： 1. 它不是特定工種的職業工會，而是現代意義的產業工人工會； 2. 它一開始的組織地雖在香港，但並非限定於香港一地，後來組織也擴及上海、廣州等中國其他港口城市，甚至曾計畫組織東南亞的華人海員。
1921 年 9 月，工會正式向船公司提出加薪要求，並未獲得回應。 1922 年 1 月 12 日，工會發出最後通牒開始罷工，並仿效機器工人罷工的前例，將海員工人送回廣州以達到斷絕提供勞務的效果，期間港英政府宣布海員工會為非法團體，並將海員工會的招牌拆下。 2 月 28 日，香港各業工會發動更大規模同盟罷工。 3 月 4 日凌晨，罷工工人步行回廣州途中，在新界沙田遭英軍開槍阻止造成傷亡，是為「沙田慘案」，港英政府的社會壓力更大。 3 月 5 日，海員工會、船公司及港英政府三方達成協議，船公司同意加薪 15% 至 30% ； 6 日，港英政府送還工會招牌，並撫卹沙田慘案受害者； 8 日，工會正式宣布復工，香港海員罷工總共歷時 56 天。
海員罷工達成的結果，因船公司的反悔、掌權工會幹部的腐化，從而並未獲得落實。海員大罷工時因受到共產黨的聲援支持，工會實際工作骨幹 林偉民 及 蘇兆徵 等開始與共產黨有所接觸，進而在罷工後加入共產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後來在組織上一分為四，分別是在香港的「香港海員工會」（工聯會系統）和「香港航業海員合併工會」（工團總會系統）、在北京的「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以及在台北的「中華海員總工會」。

省港大罷工
1925 年「 五卅慘案 」發生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在殖民地香港發動大罷工，於是派 鄧中夏 與蘇兆徵前往香港進行工作，當時香港的工會派系分歧，而 楊殷 人面廣、黑白兩道都通，在楊的帶路下，鄧與蘇成功說服幾個主要的頭人參與罷工。 6 月 19 日，省港大罷工正式展開，仿效海員罷工的前例，罷工工人撤回廣州，當時國民政府徵用了許多賭館、煙館及空屋作為罷工工人及其家眷的宿舍及食堂，並提供罷工財務支援。沙面的洋務工人也加入罷工。 6 月 23 日發生的「 沙基慘案 」激起更多工人加入罷工行列。
在省港罷工之前，為整合廣州工會的領導權，中共已策畫組織成立廣州工人代表會，以與黃色工會對抗；罷工期間，為統一香港工運的力量，鄧與蘇還著手進行香港工會組織的聯合運動，蘇先是整頓海員工會，再以海員工會為基礎，結合其他運輸業工會成立產業別的聯合會，這樣的做法還推及到金屬業，並進而成立香港總工會。
省港罷工委員會是罷工的主要發動力量，罷委會不只是把人撤出香港，還組織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在廣東各處查緝欲走私進香港的貨物，以達到封鎖香港的目的，並到農村去支援農民運動，不少糾察隊員在罷工期間因查緝私貨與對方發生衝突而犧牲。當時廣東省公安局的局長是反動份子，有些走私份子被抓到公安局之後又被放走，所以後來罷委會還成立會審處，自己審判犯罪份子並執行，罷委會被稱為是廣州的「第二政府」。
罷工期間，國民政府為統一廣東全境以準備北伐，發起東征等戰役消滅廣州周圍大小軍閥，罷工工人皆參與了運輸、宣傳等工作，一直至北伐，留在廣州的部分罷工工人則參加了後來的廣州起義 。罷工持續之後，若干工會頭人開始醞釀要掌控罷委會的權力，於是罷工組織者又設立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各工會依人數多寡選出代表、而非依工會數目（工會頭人掌控的工會雖然數目多但人數通常少），以代表大會作為最高議事機關來制衡工會頭人並伺機將其排除出罷委會。
省港罷工有許多工人是舉家遷往廣州，期間兒童聚在一起卻無事可做，後來便成立勞動童子團，把兒童組織起來協助工人糾察隊的工作，同時對兒童進行教育。在《香港歸來的孩子》這本小說中，作者透過對罷工參與者的訪談，以勞動童子團著名團員 鄧金娣 、羅志群（羅大妹）等為原型，創作出以兒童為核心的大罷工故事。另有一部電影《飄揚的紅領巾》，也是在描寫大罷工中的兒童。
因為廣州的對外貿易向來依賴香港，不論進出口都要經過香港，所以罷工封鎖香港相當程度也危及廣州的經濟。 1925 年 9 月，罷委會決議修正抵制所有洋貨為「單獨對英」的政策，繼續封鎖香港、但不停靠香港的貨船（英國船除外）可以直接到廣州貿易，此舉使得廣州的貿易量激增，國民政府的關稅等稅收也跟著水漲船高。
1926 年 3 月 20 日，「 中山艦事件 」爆發，蔣介石趁機驅逐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成員，並一度收繳罷工糾察隊的武器，罷工受到約束；後來國民政府提高進口貨物稅的 2.5% 作為罷工工人遣散費， 10 月 10 日罷委會正式宣布撤回所有糾察隊，等於是宣告罷工結束，省港大罷工共歷時 16 個月。
1927 年 4 月 15 日，繼上海的「 四一二事件 」之後，蔣介石在廣州發動大規模清黨的「四一五事件」，罷委會被解散，許多「赤色份子」犧牲，包括勞動童子團的鄧金娣與羅志群。
延伸閱讀：
「龍少爺的 BLOG 」 關於香港海員大罷工的文章
「龍少爺的 BLOG 」 省港大罷工的文章分類
《香港歸來的孩子》，黃慶雲著， 2007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林偉民》，盧權、禤倩紅著， 2012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蘇兆征》，盧權、禤倩紅著， 2012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鄧中夏》，劉功成著， 2012 ，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省港大罷工研究：紀念省港大罷工六十五周年論文集》，任振池、劉寒主編， 1991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劳工的力量》阅读杂记（二）

原作者: 宣武
摘要: 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

在上一部分阅读杂记的后面，我提出了个论点，工人经济斗争的失败，会导致工人政治化，从而迈向更高层次的斗争，但是，这并不代表经济斗争就没有意义，甚至经济斗争就不应该争取胜利。我不想在这里造成这个误解，所以特意强调一下。有工人的罢工斗争，都要支持，而且也期望工人获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第一章：绪论

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由于本书写于本世纪初，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当时欧美的劳工运动趋向衰落，所以在一些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欧美劳工学者看来，劳工运动步入了普遍的危机。但是正相反，此时的中国正在聚集全球的资本。同时，中国的劳工，一方面国企老工人面对资本的进攻，进行着最惨烈的斗争（在这里不做过多论述了，只强调一点，老工人的斗争表面上只是一些经济利益，实际上他们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予他们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慢慢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位置，让渡给新生代工人。由于市场中资本的越来越展现出其狰狞的力量，此时中国的小农生产在这种挤压下，最终展现为三农问题（当然对三农问题还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不过不是本杂记讨论的范围），新生代工人也因此越来越依靠在城市里的收入。他们反抗资本的斗争，也就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经过这些年资本的聚集，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与之伴随的是劳工抗争的大踏步发展。而且可以明显看到，09年以后的工人斗争，无论是国企工人的斗争，还是沿海地区新工人的斗争，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再回来看欧美，如果说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到08年危机之前，欧美各国的反全球化斗争，都是零星的、松散的，那么随着08年危机，以及危机之后欧美各国高居不下的债务问题引发的各种斗争，尤其是去年到今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种零星的斗争就逐渐汇集到一起，由危机引发，演变成声势浩大的联合斗争。资本全球化导致了欧美工人从社会契约中抛弃，从而受到欧美工人联合的波兰尼运动的猛烈回击（这里仅仅简述波兰尼运动的现象，后面会更清晰的解释这个概念）。
   
    中国国企的老工人的下岗、买断，甚至包括退休工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中国退休职工双轨制），同样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波兰尼式的斗争并没有汇入这个反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更专制，但是我们也看到，国企老工人在这种条件下把斗争跟在岗工人的斗争（在岗工人的劳动条件与沿海地区新工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资本的来源不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斗争，这是工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融合。这种融合，就是基于单个资本的融合，即与同一资本的转出和转入相对应的，消解的工人阶级与产生的工人阶级之间，同这一资本的斗争的融合。所以，我们暂时看不到老工人与沿海地区新工人的联合，因为这之间的资本联系很微弱。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我简单归纳的经济斗争，包含了工人为实现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的斗争“而提出的要求相应政治自由（建立自主工会、要求集体谈判权等）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的。与之相反，欧美工人的波兰尼斗争就是单纯的反对削减福利、反对金融权贵、反全球化斗争，看不到这种融合。
   
    所以，我的观点是：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工人的经济斗争，原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不觉悟的工人通过这种经济斗争自觉，在斗争中（尤其是必然的斗争失败）最终发现这种经济斗争并不能改变工人的根本地位，从而进一步参与政治斗争。所以能代表工人阶级斗争方向的，必然是政治斗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即使在一个斗争的工人集体内部，也必然有先觉悟的，有后觉悟的，有觉悟多的，有觉悟少的一样，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战斗力。
   
    也因此，欧美工人的斗争因为缺乏经济斗争的有力支持，目前仍然只能保持与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拉锯关系。当然，这种斗争状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革命的退潮。福利国家制度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是两大阵营对立的结果。一旦冷战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制度也就保不住了。不过，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经济危机的深入，革命正在回潮，所以世界也必将再次迎来工运高潮。

    那么就来看看经济斗争，随着资本的转移，新的劳资对抗的结果。就像前面我把工人为争取其经济利益的斗争，和要求相应政治自由的斗争归纳在一起，这新的劳资对抗就和争取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结合到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韩国。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民主运动失败后，大量的青年学生就此直接进入工厂，寻找民主运动的现实力量，由此提高了韩国工运的水平，同时反过来促进了韩国民主运动。实际上这种新的劳资对抗，在上20世纪末遍及全球民主化浪潮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约翰·马尔科夫指出：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劳工运动的一项中心要求）的实际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那些形式民主的国家被迫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时，“一方面要取悦选民，另一方面还要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资本）”

    那么，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新生代工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工人，随着他们斗争的发展，会不会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或者在斗争失败政治化后，会不会被右翼自由派所利用，导致中国工人的分裂？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是基于对自由派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他们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并不希望有民主化运动。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同于20多年前了，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关系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除了少数话题，基本上也都享有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只需要安全的、”光荣的“实现宪政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再有什么运动、革命。民主化他们是期望的，但运动不是他们希望的，相反是他们害怕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当这几年随着珠三角地区新工人斗争越来越频繁和猛烈，而且在一些斗争中工人提出了建立自主工会的要求后，资产阶级立刻就有了反应。他们发现，新工人的斗争都是绕开了工会，完全自组织起来的斗争。面对这种斗争，他们只有主动去掌握工人，让工人的斗争变得有序、可控制，要用工会这个套子去套住这种毫无规律、不可控制的工人斗争。于是一方面，广东政府今年宣布推动工会直选，并且很敏感的抓住了今天三四月欧姆工人罢工中提出重选工会的要求，并将其作为直选工会的典范；另外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律师积极投入到新工人的工会建设，集体谈判中。他们害怕工人的建立自主工会要求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于是主动实现”民主化“。所以，新生代工人有可能暂时被右翼自由派利用，但是由于自由派他们害怕运动，害怕工人在运动中觉醒，打破他们灌输给工人的民主幻想，而结果是制造出各种”民主“制度来限制工人真正要求的民主，工人们从而最终打破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当然，实际上工人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对他们的蒙蔽，实际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也同样试图影响老工人的意识。而工人阶级，从来都是在不断跟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跟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做斗争而走向成熟的。
   
    上面这些讨论，是基于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发挥而出的，讨论的文字多了些。

资本的转移与劳工的罢工力量

资本的转移会造成新的劳工斗争，那么资本采取结构调整的办法呢？实际上劳动生产组织的转变对劳工运动影响的单向性，其程度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小。后福特时代，很多产业采用了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能够增强工人基于他们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谈判力量。这不仅仅适用于及时生产的行业，对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及时生产，应该是源于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主要的特点是通过配件生产分包出去的方式，实现零库存生产。这种分包机制，不同于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劳务派遣。在这里，分包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零库存“，这样工人的罢工才会导致整个产品链的停滞。关于这点，我也是看了后面第二章才理解的，原本以为文中提出了关于劳务派遣工人斗争一个重要理论。众所周知，劳务派遣制度是目前不仅困扰中国工人，也是困扰韩国、日本、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劳工难题。

至于实际存在的国家主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侵蚀。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而且事实上，提出”别无选择“的撒切尔夫人，正是首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不过，这种论调，今天仍然可以在中国媒体上见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工人运动猛烈的时候，就会有人言之凿凿的说”什么给工人加工资，资本家就会把生产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云云。这样的论调，实际上正是配合资本全球化，配合资产阶级在全球联合起来的论调。

那么与资本在全球联合相对的，劳工的斗争是否形成了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呢？理论上说，要对抗资本全球化，工人阶级确实需要在全球联合起来，实现新的劳工国际主义。而且事实上近些年的工人斗争也确实在这个发展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离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国际工人阶级，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过具体到中国工人的斗争，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国际主义支持的例证。远的如烟台澳利维工人的斗争就得到了丹麦工会的支持；09年的本田工人罢工也得到了日本工人的支持；富士康事件后港台的劳工组织都做了抗议和声援，而今年传说中的富士康加薪据说也是美国苹果工人工会对苹果公司施压的结果。

另外，说到目前全球工人没有形成一个跨国的工人阶级，也是由于很多反全球化的工人斗争，最后反而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因为资本家可以利用贸易保护的空子进行配额生产，即一方面通过配额生产获取政府补贴，另外一方面通过资本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地区获得高利润。更重要的是，反全球化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利用（中国随着危机后工业资本的近一步聚集，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主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喧嚣了），真正成为妨碍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的阻力。历史上一战前国际主义的消亡，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也是因为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蒙蔽（当然更深刻的内因是修正主义占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工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时，作为修正主义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很大的祸害。而要从根本上剔除这个祸害，取决于工人是否能正确看待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如何评估工人相对于他们的国家、雇主以及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的‘当权派’（the powers that be）的谈判力量的长期动力机制“。

那么劳工的斗争力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分析这种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前者指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最重要的组织性力量就是工会和政党。后者则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这种力量又分为两个子类型：市场谈判力量（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那些认为世界劳工运动危机的人认为，全球化削弱了工人的组织性力量（传统左翼政党的向右转甚至叛变工人）和市场谈判力量（通过资本的转移制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后福特主义的施行又削弱了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但是由于“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所以新的劳动力聚集地区，必然会加强该地区的工会力量。而且，随着革命的回潮，左翼政党也会再次展现出他的力量。同时，资本的转移并没有导致明显的劳动力竞次现象（近些年中国沿海地区新工人斗争的升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一定程度的”民工荒“）。而前面说过，及时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后福特主义并没有导致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削弱。所以其中关键在于，工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当工人打破各种幻想，与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斗争，建立起斗争的自信后，今天一些悲观者所看到的工运危机的阴霾将一扫而空。

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

马克思和波兰尼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得出结论，劳动力是一种”虚拟的商品“，任何将个体当做”彼此等同的“商品加以对待的企图，都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个体的深切不满和反抗。马克思强调的是凸显历史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工抗争发展的阶段性性质（stage-like nature）；波兰尼强调的是劳工抗争的钟摆式性质（pendulum-like nature）。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本质”隐藏在生产过程中“，也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着，劳工的抗争就一定也随之发生，资本的转移也因此意味着工人斗争的转移。

从我上部分提到波兰尼运动这个概念到这里，一直都没有很完整的转述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解释，现在就着重讨论一下。

如果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中表现出其虚拟特征（因此斗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发生的），那么对波兰尼而言，劳动力的虚拟性质，在劳动市场的产生和运作过程中，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缺乏约束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虚拟商品市场的扩张和深化，必将激起一种相应的反向运动以寻求”对社会的保护“。每一次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深化，都受到这样一种动员的反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机制来调节或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市场“，这些机制包括社会立法、工厂法律、失业保险、工会等等。但是，只有在一个提供生计置于追求利润之上的社会里，这样一种相对的、对劳动力去商品化过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靠而稳定的解决之道。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钟摆式的运动：当钟摆摆向对劳动力的商品化时，就会激起强烈的、要求保护劳工的反向运动，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市场全球化，就激起了当时工人和社会组织的强大的反向运动；作为对不断上升的劳工激烈斗争的回应，二战后钟摆摆向了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的一端，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欧美国家也普遍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福利制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全球化再度袭来，钟摆就又摆向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一端，这种福利制度随之逐步崩塌。通过这种视角观察当前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就可以期待新一轮钟摆的反向运动。那些因资本在全球转移而消解的工人阶级（即失去了工作机会的），以及因全球化资本控制了国家力量，其享有的福利保护被国家抛弃了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斗争是这种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最集中的表现。

关于波兰尼式的斗争，我已经说的很多了，而本书最主要研究的仍然是马克思式的斗争，所以后面就只讲这种方式的斗争。

与波兰尼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不仅重视工人的谈判力量，而且还强调不公平感在确认资本的局限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了不断增长的工人的苦难，同时也制造了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这种分析中，首先，离开了劳工，资本就什么都不是；并且，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导致了工人的力量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增强。这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所以，马克思认为，尽管“工业的进步”会削弱工人市场谈判的力量，但是会增加工人工作场所谈判的力量以及组织性力量。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下，劳工和劳工运动处于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过程，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最后说说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资本可以把几亿西方工人纳入社会契约中来，同时维持该体系的利润水平。但一旦资本将几十亿第三世界工人都涵盖进来，那么就不存在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空间了“。尤其资本全球化就更要求把工人按照空间上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但是这种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对工人非阶级身份的利用：有时打破这种界限有利于工人，有时有利于资产阶级。工人的团结，往往是通过一种非阶级身份的方式进行动员的，譬如在中国新生代工人里，同乡的力量是很大的。当然，随着斗争的发展，工人有时能跨越原本的非阶级身份，尽量以阶级的方式联合更多的力量。但是资产阶级却会利用工人的非阶级身份分割、瓦解工人，所以有时工人就不能跨越这种非阶级身份，从历史上英格兰工人与苏格兰工人的矛盾，到今天各种基于种族、族群、民族的矛盾，譬如中国的疆独、藏独，甚至包括台独本质上也是被阶级矛盾所转化的，同样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着。另外，国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式，也包括通过人为划分不同的公民界限（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公民福利）。中国的农民工，就曾很大程度被户籍政策困扰（目前这种困扰已经很微弱了，不过仍然在起作用）。总结起来界限划分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分割劳动力市场（主要为资本所采用）、划分公民界限（主要为国家所采用）和构建以非阶级特性为基础的排他性阶级身份（主要为工人自身所采用）。

PS：这个杂记，我是打算写个系列的，基本上是按作者的章节走的，所以，估计要写到六（全书总共五章）。不过由于一些事情，暂时要停一下，请大家见谅。

《劳工的力量》阅读杂记（一）

摘要: 而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愿意关注工人斗争，进而与工人结合的，原本就比例不大。而一旦关注工人的斗争，因为中国工人的斗争，尤其是新生代工人的斗争，还处于经济斗争的层次上，于是大部分关注工人斗争的就马上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即以罢工的力量作为判断工人意识的基础，以罢工、维权的成功作为工人斗争的目标。于是，只关注成功的斗争，不关注或较少关注失败的斗争。 ... ... ... ... ... ... ... ... ...

远航一号注：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而是在红色中国网上极其少见的、深入正确分析中国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高质量文章。作者提出了并且初步回答了很多重大问题。建议广大红色网友认真学习。

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斗争的规律，视角很广阔，没有那种因欧洲中心主义而对工人斗争产生悲观的观点。相反，正如作者所说，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不过本书也基本没有对超出罢工范畴以外的政治斗争做过多的讨论，换句话说，基本上讨论的仍然是工联主义范畴内的问题（并不是说作者的观点是工联主义的）。而且，作者证明，工人罢工的力量实际上是与工人自身的意识激进与否没有关系，而只是与整个资本系统有关系。所以，后面我会特别针对这个强调做一些讨论。

我读这本书是希望从世界劳工斗争中找到一些可供帮助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资料和经验。目前只读到一半，还没有看到作者总结性的观点以及对工人斗争未来方向的讨论。不过已感觉受益良多，所以特写下点东西，分享给对中国工运感兴趣的。

中文版前言

既然是中文版前言，自然是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所期望的（实际上这个中文版是在原书出版好多年之后才出版的，而原书中作者就已经对中国工运的有所期望了）。

作者在序言的开始，就阐述了本书的基本思想，即“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从这个观点出发，作者认为“资本的转移并没有导致竞次现象”，相反，带来了新的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抗，从而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劳工的斗争随着资本的转移趋向衰落。

（编注：作者在这里提到的“竞次”现象，根据上下文，似乎是对race to the bottom的港台式生硬翻译，可翻译为“向底线竞赛”，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扩大，而迫使工人阶级压低工资、接受恶劣劳动条件的现象；望作者予以进一步澄清。）

但是，在中国有点稍微特殊一点的现象就是，竞次确实曾经发生过，不过是发生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而到了新生代工人身上，竞次现象就基本看不到了，相反，劳资之间的斗争已经初步展现。

为什么在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身上会出现竞次现象？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身上带有的严重的小农意识。但是我认为，这其实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中国国有企业工人在改制之前所享有的相对高福利和高工资。同时，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整体上是享受到了一点改革的好处的。所以，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有土地作为后盾，可以跟国企工人竞次，大幅度的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这样，当时的国企工人，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的正面进攻下节节败退，另一方面一旦下岗要自谋生路时，发现还要面对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残酷竞争。而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代，中国工人的斗争就同时具备了两类斗争：波兰尼式的和马克思式的斗争。

什么是波兰尼式的斗争？后面会详细讨论，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波兰尼式的斗争，“我们指的是劳工对扩张到全球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反冲式抵制，尤其是由那些正因全球经济转变而被消解的工人阶级和那些曾经从已经建立起来但正在被从上而下的抛弃的社会契约中获益的工人们所进行的反冲式抗争。”。当然，本书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式的斗争。

（编注：这一段译文十分僵硬，大意就是，所谓“波兰尼式”的斗争指的是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西方工人阶级）为了捍卫历史上曾经拥有的社会福利等改良成果而进行的斗争。）

所以，一旦我们把国企老工人的斗争认识为波兰尼式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边缘人的斗争），就会清楚中国的波兰尼式的斗争就远没有结束（作为新生代工人的主要来源的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同样存在波兰尼式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坎农民的斗争，但是除了乌坎、十几年前四川农民蒋大清的斗争，并没有看到太多大规模的斗争，而且目前也看不到他们斗争的方向。所以，后面不再使用“波兰尼式的斗争”这个词，而直接用“国有企业老工人的斗争”代之）。而国企老工人的斗争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是会因为斗争的失败而急速转向政治化？还是与马克思式的斗争合流，与后者一起形成统一的斗争？这个，我会在这部分讨论的最后集中论述。

（编注：下面作者的文章开始进入较为精彩的部分）
正如前面我所说，本书作者认为，工人罢工的力量实际上只与整个资本系统有关。其基本思想是认为，资本在面临强大工人运动时作出的反应，反过头来促成了新的劳工抗争，这两者在资本主义系统下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本书就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系统中，这种循环的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劳工的斗争在这个机制中发挥着怎样作用。

具体讲，资本主要用四种方式来应对强大工人运动：将生产地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的劳动力的地点（即：空间调整）；改变生产组织和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比如使用机器人（即：技术调整 ）；资本进入新的具有更高增加值的生产领域（即：产品调整）；资本完全从贸易/生产领域转移出来，进入金融和投机领域（即：金融调整）。这其中的前三种应对，都会构成新的劳工抗争的力量的来源，而且，在中国，资本面对工人的抗争已经或准备使用这三种调整。而最后一种调整，在今年，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渐解除，相信也会浮出水面了。

对中国工人运动及其对世界政治影响的展望

前面强调了本书研究的只是工联主义范围内的斗争，政治斗争虽然也有论及，但是只是作为工人斗争的背景来介绍的。而作者也确实论证了，这类斗争并不反映工人斗争激进程度，甚至工人的斗争与其思想意识是负相关的关系，即工人的罢工力量越强大，工人的斗争意识反而越不激进。这说明，罢工斗争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的斗争，并不影响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相反，工人的罢工越激进，说明工人的罢工力量越不强大，最终斗争失败的结果，恰恰是将工人急速的推向政治化，工人们发现必须通过政治斗争，必须夺取政权，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政治斗争才是工人斗争的主战场。

而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愿意关注工人斗争，进而与工人结合的，原本就比例不大。而一旦关注工人的斗争，因为中国工人的斗争，尤其是新生代工人的斗争，还处于经济斗争的层次上，于是大部分关注工人斗争的就马上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即以罢工的力量作为判断工人意识的基础，以罢工、维权的成功作为工人斗争的目标。于是，只关注成功的斗争，不关注或较少关注失败的斗争。

但是罢工的斗争，其实只是一种群众性斗争的形式，是工人斗争的训练学校，是促使工人在斗争中逐步自觉的手段，但绝对不是工人斗争的目的。而且，我们知道，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波动，在波动的上升阶段，工人就业率相对高，工人的斗争力量相对强一些，斗争也容易取得胜利，而一旦进入波动的下降阶段，工人就业率下降，罢工的斗争就越不容易取得胜利，甚至原本在上升阶段取得的斗争胜利还要连本带利的还给资本家。要跳出这个循环，往往是在危机严重时，斗争屡次失败后，工人们越发认识到必须通过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来实现经济斗争的目的。

从自发，通过经济斗争自觉，经济斗争的失败促使其政治化，从而成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坚力量。这是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而很多关注中国工人的，却一头扎进经济斗争的泥潭出不来了。他们把中国工人斗争的未来寄托在具有能对资本主义生产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的，实际上仍然是经济斗争范畴内的，新生代工人的斗争上。把工人罢工的力量当做工人的政治力量。

我们稍微把目光转向欧美工人的斗争。由于欧美资本大量迁移到如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欧美工业空心化越发严重，于是欧美工人的斗争，更多的是波兰尼式的斗争。而且由于欧美传统工会与左翼政党的力量，欧美工人的斗争也越发表现出政治斗争的特点。不过正由于其工业的空心化，所以他们的斗争就变成了一种漫长的拉锯战，工人们反对全球化、反对削减福利、反对金融权贵，但是既提不出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又达不到那种激进的认识，即必须推翻整个资本主义。所以就表现为一种拉锯。

而中国的波兰尼式的斗争，即国企老工人的斗争，由于斗争的失败率比欧美更高，同时起点也比欧美工人高（中国有过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并且还有过文革），所以工人政治化的程度也更高，同时，中国还具有马克思式的斗争，那么国企老工人的斗争必然会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会在新生代工人中寻找力量，把自己的斗争与新生代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这在近年来通钢等国企老工人的斗争中（包括今年的几起国企老工人斗争）都表现了出来（不过目前没有看到国企老工人斗争与沿海地区新工人斗争有联系的迹象）；另一方面，斗争失败的工人急速政治化，他们也更容易政治化，因为原本他们的斗争目标就必须是一种社会制度才能给予的，甚至，他们政治化后自己会主动向左翼的政治势力靠拢（这是一个同志告诉我的国企老工人的新动向，本人未证实）。政治化的工人的斗争，原本是比一般性经济斗争更高一层次的形式，而一些革命派因为关注了工人，反而把视野放在了低层次的经济斗争，忽略更高层次的斗争，这岂非是本末倒置？

中国的工人斗争，同时具备波兰尼式的斗争和马克思式的斗争，并且国企老工人一方面自身急速政治化，另一方面力图将自己的斗争与新生代斗争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斗争。只要我们不被目前暂时的斗争低迷的表象所迷惑，丧失了信心，我们就会认识到，一旦工人的斗争再次兴起，一定是波澜壮阔，如暴风骤雨般摧枯拉朽的将资本主义砸个粉碎，而这种斗争的高度，必然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这也是本书的作者为什么会对中国工人寄予很大期望的原因。当然，国企老工人目前已经政治化了，沿海地区新工人，在今后的斗争中，在斗争失败中政治化后会不会转向右翼自由派，最终导致中国工人的分裂，也确实是值得怀疑和担心的，不过关于他们的斗争暂时不在这里讨论。

（编注：作者最后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毫无疑问，这有待实践验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新工人，即使暂时上当受骗，追随右翼自由派一个时期，最终也是毫无出路的，连点滴的改良都未必能够得到。或许也只有通过失败，中国的新工人才能成长起来，并最终与老工人团结起来并学习后者的先进经验。）


PS：本文只是一般性的杂记，不是学术文章，也不是理论文章，所以，行文难免不严谨，语言难免有些啰嗦，请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