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宣武
摘要: 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
在上一部分阅读杂记的后面，我提出了个论点，工人经济斗争的失败，会导致工人政治化，从而迈向更高层次的斗争，但是，这并不代表经济斗争就没有意义，甚至经济斗争就不应该争取胜利。我不想在这里造成这个误解，所以特意强调一下。有工人的罢工斗争，都要支持，而且也期望工人获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第一章：绪论
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由于本书写于本世纪初，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当时欧美的劳工运动趋向衰落，所以在一些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欧美劳工学者看来，劳工运动步入了普遍的危机。但是正相反，此时的中国正在聚集全球的资本。同时，中国的劳工，一方面国企老工人面对资本的进攻，进行着最惨烈的斗争（在这里不做过多论述了，只强调一点，老工人的斗争表面上只是一些经济利益，实际上他们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予他们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慢慢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位置，让渡给新生代工人。由于市场中资本的越来越展现出其狰狞的力量，此时中国的小农生产在这种挤压下，最终展现为三农问题（当然对三农问题还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不过不是本杂记讨论的范围），新生代工人也因此越来越依靠在城市里的收入。他们反抗资本的斗争，也就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经过这些年资本的聚集，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与之伴随的是劳工抗争的大踏步发展。而且可以明显看到，09年以后的工人斗争，无论是国企工人的斗争，还是沿海地区新工人的斗争，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再回来看欧美，如果说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到08年危机之前，欧美各国的反全球化斗争，都是零星的、松散的，那么随着08年危机，以及危机之后欧美各国高居不下的债务问题引发的各种斗争，尤其是去年到今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种零星的斗争就逐渐汇集到一起，由危机引发，演变成声势浩大的联合斗争。资本全球化导致了欧美工人从社会契约中抛弃，从而受到欧美工人联合的波兰尼运动的猛烈回击（这里仅仅简述波兰尼运动的现象，后面会更清晰的解释这个概念）。
中国国企的老工人的下岗、买断，甚至包括退休工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中国退休职工双轨制），同样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波兰尼式的斗争并没有汇入这个反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更专制，但是我们也看到，国企老工人在这种条件下把斗争跟在岗工人的斗争（在岗工人的劳动条件与沿海地区新工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资本的来源不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斗争，这是工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融合。这种融合，就是基于单个资本的融合，即与同一资本的转出和转入相对应的，消解的工人阶级与产生的工人阶级之间，同这一资本的斗争的融合。所以，我们暂时看不到老工人与沿海地区新工人的联合，因为这之间的资本联系很微弱。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我简单归纳的经济斗争，包含了工人为实现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的斗争“而提出的要求相应政治自由（建立自主工会、要求集体谈判权等）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的。与之相反，欧美工人的波兰尼斗争就是单纯的反对削减福利、反对金融权贵、反全球化斗争，看不到这种融合。
所以，我的观点是：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工人的经济斗争，原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不觉悟的工人通过这种经济斗争自觉，在斗争中（尤其是必然的斗争失败）最终发现这种经济斗争并不能改变工人的根本地位，从而进一步参与政治斗争。所以能代表工人阶级斗争方向的，必然是政治斗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即使在一个斗争的工人集体内部，也必然有先觉悟的，有后觉悟的，有觉悟多的，有觉悟少的一样，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战斗力。
也因此，欧美工人的斗争因为缺乏经济斗争的有力支持，目前仍然只能保持与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拉锯关系。当然，这种斗争状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革命的退潮。福利国家制度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是两大阵营对立的结果。一旦冷战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制度也就保不住了。不过，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经济危机的深入，革命正在回潮，所以世界也必将再次迎来工运高潮。
那么就来看看经济斗争，随着资本的转移，新的劳资对抗的结果。就像前面我把工人为争取其经济利益的斗争，和要求相应政治自由的斗争归纳在一起，这新的劳资对抗就和争取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结合到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韩国。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民主运动失败后，大量的青年学生就此直接进入工厂，寻找民主运动的现实力量，由此提高了韩国工运的水平，同时反过来促进了韩国民主运动。实际上这种新的劳资对抗，在上20世纪末遍及全球民主化浪潮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约翰·马尔科夫指出：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劳工运动的一项中心要求）的实际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那些形式民主的国家被迫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时，“一方面要取悦选民，另一方面还要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资本）”
那么，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新生代工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工人，随着他们斗争的发展，会不会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或者在斗争失败政治化后，会不会被右翼自由派所利用，导致中国工人的分裂？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是基于对自由派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他们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并不希望有民主化运动。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同于20多年前了，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关系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除了少数话题，基本上也都享有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只需要安全的、”光荣的“实现宪政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再有什么运动、革命。民主化他们是期望的，但运动不是他们希望的，相反是他们害怕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当这几年随着珠三角地区新工人斗争越来越频繁和猛烈，而且在一些斗争中工人提出了建立自主工会的要求后，资产阶级立刻就有了反应。他们发现，新工人的斗争都是绕开了工会，完全自组织起来的斗争。面对这种斗争，他们只有主动去掌握工人，让工人的斗争变得有序、可控制，要用工会这个套子去套住这种毫无规律、不可控制的工人斗争。于是一方面，广东政府今年宣布推动工会直选，并且很敏感的抓住了今天三四月欧姆工人罢工中提出重选工会的要求，并将其作为直选工会的典范；另外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律师积极投入到新工人的工会建设，集体谈判中。他们害怕工人的建立自主工会要求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于是主动实现”民主化“。所以，新生代工人有可能暂时被右翼自由派利用，但是由于自由派他们害怕运动，害怕工人在运动中觉醒，打破他们灌输给工人的民主幻想，而结果是制造出各种”民主“制度来限制工人真正要求的民主，工人们从而最终打破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当然，实际上工人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对他们的蒙蔽，实际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也同样试图影响老工人的意识。而工人阶级，从来都是在不断跟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跟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做斗争而走向成熟的。
上面这些讨论，是基于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发挥而出的，讨论的文字多了些。
资本的转移与劳工的罢工力量
资本的转移会造成新的劳工斗争，那么资本采取结构调整的办法呢？实际上劳动生产组织的转变对劳工运动影响的单向性，其程度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小。后福特时代，很多产业采用了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能够增强工人基于他们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谈判力量。这不仅仅适用于及时生产的行业，对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及时生产，应该是源于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主要的特点是通过配件生产分包出去的方式，实现零库存生产。这种分包机制，不同于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劳务派遣。在这里，分包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零库存“，这样工人的罢工才会导致整个产品链的停滞。关于这点，我也是看了后面第二章才理解的，原本以为文中提出了关于劳务派遣工人斗争一个重要理论。众所周知，劳务派遣制度是目前不仅困扰中国工人，也是困扰韩国、日本、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劳工难题。
至于实际存在的国家主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侵蚀。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而且事实上，提出”别无选择“的撒切尔夫人，正是首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不过，这种论调，今天仍然可以在中国媒体上见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工人运动猛烈的时候，就会有人言之凿凿的说”什么给工人加工资，资本家就会把生产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云云。这样的论调，实际上正是配合资本全球化，配合资产阶级在全球联合起来的论调。
那么与资本在全球联合相对的，劳工的斗争是否形成了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呢？理论上说，要对抗资本全球化，工人阶级确实需要在全球联合起来，实现新的劳工国际主义。而且事实上近些年的工人斗争也确实在这个发展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离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国际工人阶级，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过具体到中国工人的斗争，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国际主义支持的例证。远的如烟台澳利维工人的斗争就得到了丹麦工会的支持；09年的本田工人罢工也得到了日本工人的支持；富士康事件后港台的劳工组织都做了抗议和声援，而今年传说中的富士康加薪据说也是美国苹果工人工会对苹果公司施压的结果。
另外，说到目前全球工人没有形成一个跨国的工人阶级，也是由于很多反全球化的工人斗争，最后反而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因为资本家可以利用贸易保护的空子进行配额生产，即一方面通过配额生产获取政府补贴，另外一方面通过资本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地区获得高利润。更重要的是，反全球化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利用（中国随着危机后工业资本的近一步聚集，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主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喧嚣了），真正成为妨碍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的阻力。历史上一战前国际主义的消亡，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也是因为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蒙蔽（当然更深刻的内因是修正主义占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工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时，作为修正主义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很大的祸害。而要从根本上剔除这个祸害，取决于工人是否能正确看待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如何评估工人相对于他们的国家、雇主以及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的‘当权派’（the powers that be）的谈判力量的长期动力机制“。
那么劳工的斗争力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分析这种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前者指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最重要的组织性力量就是工会和政党。后者则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这种力量又分为两个子类型：市场谈判力量（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那些认为世界劳工运动危机的人认为，全球化削弱了工人的组织性力量（传统左翼政党的向右转甚至叛变工人）和市场谈判力量（通过资本的转移制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后福特主义的施行又削弱了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但是由于“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所以新的劳动力聚集地区，必然会加强该地区的工会力量。而且，随着革命的回潮，左翼政党也会再次展现出他的力量。同时，资本的转移并没有导致明显的劳动力竞次现象（近些年中国沿海地区新工人斗争的升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一定程度的”民工荒“）。而前面说过，及时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后福特主义并没有导致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削弱。所以其中关键在于，工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当工人打破各种幻想，与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斗争，建立起斗争的自信后，今天一些悲观者所看到的工运危机的阴霾将一扫而空。
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
马克思和波兰尼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得出结论，劳动力是一种”虚拟的商品“，任何将个体当做”彼此等同的“商品加以对待的企图，都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个体的深切不满和反抗。马克思强调的是凸显历史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工抗争发展的阶段性性质（stage-like nature）；波兰尼强调的是劳工抗争的钟摆式性质（pendulum-like nature）。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本质”隐藏在生产过程中“，也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着，劳工的抗争就一定也随之发生，资本的转移也因此意味着工人斗争的转移。
从我上部分提到波兰尼运动这个概念到这里，一直都没有很完整的转述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解释，现在就着重讨论一下。
如果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中表现出其虚拟特征（因此斗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发生的），那么对波兰尼而言，劳动力的虚拟性质，在劳动市场的产生和运作过程中，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缺乏约束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虚拟商品市场的扩张和深化，必将激起一种相应的反向运动以寻求”对社会的保护“。每一次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深化，都受到这样一种动员的反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机制来调节或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市场“，这些机制包括社会立法、工厂法律、失业保险、工会等等。但是，只有在一个提供生计置于追求利润之上的社会里，这样一种相对的、对劳动力去商品化过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靠而稳定的解决之道。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钟摆式的运动：当钟摆摆向对劳动力的商品化时，就会激起强烈的、要求保护劳工的反向运动，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市场全球化，就激起了当时工人和社会组织的强大的反向运动；作为对不断上升的劳工激烈斗争的回应，二战后钟摆摆向了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的一端，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欧美国家也普遍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福利制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全球化再度袭来，钟摆就又摆向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一端，这种福利制度随之逐步崩塌。通过这种视角观察当前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就可以期待新一轮钟摆的反向运动。那些因资本在全球转移而消解的工人阶级（即失去了工作机会的），以及因全球化资本控制了国家力量，其享有的福利保护被国家抛弃了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斗争是这种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最集中的表现。
关于波兰尼式的斗争，我已经说的很多了，而本书最主要研究的仍然是马克思式的斗争，所以后面就只讲这种方式的斗争。
与波兰尼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不仅重视工人的谈判力量，而且还强调不公平感在确认资本的局限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了不断增长的工人的苦难，同时也制造了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这种分析中，首先，离开了劳工，资本就什么都不是；并且，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导致了工人的力量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增强。这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所以，马克思认为，尽管“工业的进步”会削弱工人市场谈判的力量，但是会增加工人工作场所谈判的力量以及组织性力量。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下，劳工和劳工运动处于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过程，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最后说说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资本可以把几亿西方工人纳入社会契约中来，同时维持该体系的利润水平。但一旦资本将几十亿第三世界工人都涵盖进来，那么就不存在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空间了“。尤其资本全球化就更要求把工人按照空间上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但是这种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对工人非阶级身份的利用：有时打破这种界限有利于工人，有时有利于资产阶级。工人的团结，往往是通过一种非阶级身份的方式进行动员的，譬如在中国新生代工人里，同乡的力量是很大的。当然，随着斗争的发展，工人有时能跨越原本的非阶级身份，尽量以阶级的方式联合更多的力量。但是资产阶级却会利用工人的非阶级身份分割、瓦解工人，所以有时工人就不能跨越这种非阶级身份，从历史上英格兰工人与苏格兰工人的矛盾，到今天各种基于种族、族群、民族的矛盾，譬如中国的疆独、藏独，甚至包括台独本质上也是被阶级矛盾所转化的，同样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着。另外，国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式，也包括通过人为划分不同的公民界限（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公民福利）。中国的农民工，就曾很大程度被户籍政策困扰（目前这种困扰已经很微弱了，不过仍然在起作用）。总结起来界限划分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分割劳动力市场（主要为资本所采用）、划分公民界限（主要为国家所采用）和构建以非阶级特性为基础的排他性阶级身份（主要为工人自身所采用）。
PS：这个杂记，我是打算写个系列的，基本上是按作者的章节走的，所以，估计要写到六（全书总共五章）。不过由于一些事情，暂时要停一下，请大家见谅。
摘要: 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
在上一部分阅读杂记的后面，我提出了个论点，工人经济斗争的失败，会导致工人政治化，从而迈向更高层次的斗争，但是，这并不代表经济斗争就没有意义，甚至经济斗争就不应该争取胜利。我不想在这里造成这个误解，所以特意强调一下。有工人的罢工斗争，都要支持，而且也期望工人获得罢工斗争的胜利。
第一章：绪论
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由于本书写于本世纪初，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当时欧美的劳工运动趋向衰落，所以在一些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欧美劳工学者看来，劳工运动步入了普遍的危机。但是正相反，此时的中国正在聚集全球的资本。同时，中国的劳工，一方面国企老工人面对资本的进攻，进行着最惨烈的斗争（在这里不做过多论述了，只强调一点，老工人的斗争表面上只是一些经济利益，实际上他们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予他们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慢慢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位置，让渡给新生代工人。由于市场中资本的越来越展现出其狰狞的力量，此时中国的小农生产在这种挤压下，最终展现为三农问题（当然对三农问题还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不过不是本杂记讨论的范围），新生代工人也因此越来越依靠在城市里的收入。他们反抗资本的斗争，也就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经过这些年资本的聚集，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与之伴随的是劳工抗争的大踏步发展。而且可以明显看到，09年以后的工人斗争，无论是国企工人的斗争，还是沿海地区新工人的斗争，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再回来看欧美，如果说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到08年危机之前，欧美各国的反全球化斗争，都是零星的、松散的，那么随着08年危机，以及危机之后欧美各国高居不下的债务问题引发的各种斗争，尤其是去年到今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种零星的斗争就逐渐汇集到一起，由危机引发，演变成声势浩大的联合斗争。资本全球化导致了欧美工人从社会契约中抛弃，从而受到欧美工人联合的波兰尼运动的猛烈回击（这里仅仅简述波兰尼运动的现象，后面会更清晰的解释这个概念）。
中国国企的老工人的下岗、买断，甚至包括退休工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中国退休职工双轨制），同样是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波兰尼式的斗争并没有汇入这个反全球化的大潮中，这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本更专制，但是我们也看到，国企老工人在这种条件下把斗争跟在岗工人的斗争（在岗工人的劳动条件与沿海地区新工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资本的来源不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斗争，这是工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融合。这种融合，就是基于单个资本的融合，即与同一资本的转出和转入相对应的，消解的工人阶级与产生的工人阶级之间，同这一资本的斗争的融合。所以，我们暂时看不到老工人与沿海地区新工人的联合，因为这之间的资本联系很微弱。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下，我简单归纳的经济斗争，包含了工人为实现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的斗争“而提出的要求相应政治自由（建立自主工会、要求集体谈判权等）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内的。与之相反，欧美工人的波兰尼斗争就是单纯的反对削减福利、反对金融权贵、反全球化斗争，看不到这种融合。
所以，我的观点是：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工人斗争的两个拳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种斗争只是工人斗争的不同形式，因此表现为不同的分工，不可混淆。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态，而后者是最能调动普通工人参与斗争的形式。工人的经济斗争，原本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不觉悟的工人通过这种经济斗争自觉，在斗争中（尤其是必然的斗争失败）最终发现这种经济斗争并不能改变工人的根本地位，从而进一步参与政治斗争。所以能代表工人阶级斗争方向的，必然是政治斗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两者的关系就好像，即使在一个斗争的工人集体内部，也必然有先觉悟的，有后觉悟的，有觉悟多的，有觉悟少的一样，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战斗力。
也因此，欧美工人的斗争因为缺乏经济斗争的有力支持，目前仍然只能保持与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拉锯关系。当然，这种斗争状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革命的退潮。福利国家制度原本就是冷战的产物，是两大阵营对立的结果。一旦冷战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制度也就保不住了。不过，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经济危机的深入，革命正在回潮，所以世界也必将再次迎来工运高潮。
那么就来看看经济斗争，随着资本的转移，新的劳资对抗的结果。就像前面我把工人为争取其经济利益的斗争，和要求相应政治自由的斗争归纳在一起，这新的劳资对抗就和争取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结合到一起，最典型的就是韩国。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民主运动失败后，大量的青年学生就此直接进入工厂，寻找民主运动的现实力量，由此提高了韩国工运的水平，同时反过来促进了韩国民主运动。实际上这种新的劳资对抗，在上20世纪末遍及全球民主化浪潮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约翰·马尔科夫指出：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劳工运动的一项中心要求）的实际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那些形式民主的国家被迫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时，“一方面要取悦选民，另一方面还要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资本）”
那么，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新生代工人，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工人，随着他们斗争的发展，会不会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或者在斗争失败政治化后，会不会被右翼自由派所利用，导致中国工人的分裂？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是基于对自由派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他们希望中国民主化，但并不希望有民主化运动。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同于20多年前了，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关系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除了少数话题，基本上也都享有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只需要安全的、”光荣的“实现宪政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再有什么运动、革命。民主化他们是期望的，但运动不是他们希望的，相反是他们害怕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当这几年随着珠三角地区新工人斗争越来越频繁和猛烈，而且在一些斗争中工人提出了建立自主工会的要求后，资产阶级立刻就有了反应。他们发现，新工人的斗争都是绕开了工会，完全自组织起来的斗争。面对这种斗争，他们只有主动去掌握工人，让工人的斗争变得有序、可控制，要用工会这个套子去套住这种毫无规律、不可控制的工人斗争。于是一方面，广东政府今年宣布推动工会直选，并且很敏感的抓住了今天三四月欧姆工人罢工中提出重选工会的要求，并将其作为直选工会的典范；另外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律师积极投入到新工人的工会建设，集体谈判中。他们害怕工人的建立自主工会要求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于是主动实现”民主化“。所以，新生代工人有可能暂时被右翼自由派利用，但是由于自由派他们害怕运动，害怕工人在运动中觉醒，打破他们灌输给工人的民主幻想，而结果是制造出各种”民主“制度来限制工人真正要求的民主，工人们从而最终打破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幻想。当然，实际上工人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对他们的蒙蔽，实际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也同样试图影响老工人的意识。而工人阶级，从来都是在不断跟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跟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做斗争而走向成熟的。
上面这些讨论，是基于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发挥而出的，讨论的文字多了些。
资本的转移与劳工的罢工力量
资本的转移会造成新的劳工斗争，那么资本采取结构调整的办法呢？实际上劳动生产组织的转变对劳工运动影响的单向性，其程度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小。后福特时代，很多产业采用了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能够增强工人基于他们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谈判力量。这不仅仅适用于及时生产的行业，对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及时生产，应该是源于日本汽车行业的”精益生产“，主要的特点是通过配件生产分包出去的方式，实现零库存生产。这种分包机制，不同于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劳务派遣。在这里，分包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零库存“，这样工人的罢工才会导致整个产品链的停滞。关于这点，我也是看了后面第二章才理解的，原本以为文中提出了关于劳务派遣工人斗争一个重要理论。众所周知，劳务派遣制度是目前不仅困扰中国工人，也是困扰韩国、日本、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劳工难题。
至于实际存在的国家主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侵蚀。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罢了。而且事实上，提出”别无选择“的撒切尔夫人，正是首倡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不过，这种论调，今天仍然可以在中国媒体上见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工人运动猛烈的时候，就会有人言之凿凿的说”什么给工人加工资，资本家就会把生产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云云。这样的论调，实际上正是配合资本全球化，配合资产阶级在全球联合起来的论调。
那么与资本在全球联合相对的，劳工的斗争是否形成了新的劳工国际主义呢？理论上说，要对抗资本全球化，工人阶级确实需要在全球联合起来，实现新的劳工国际主义。而且事实上近些年的工人斗争也确实在这个发展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离形成一个超越国家的国际工人阶级，还有很大的距离。不过具体到中国工人的斗争，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国际主义支持的例证。远的如烟台澳利维工人的斗争就得到了丹麦工会的支持；09年的本田工人罢工也得到了日本工人的支持；富士康事件后港台的劳工组织都做了抗议和声援，而今年传说中的富士康加薪据说也是美国苹果工人工会对苹果公司施压的结果。
另外，说到目前全球工人没有形成一个跨国的工人阶级，也是由于很多反全球化的工人斗争，最后反而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因为资本家可以利用贸易保护的空子进行配额生产，即一方面通过配额生产获取政府补贴，另外一方面通过资本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地区获得高利润。更重要的是，反全球化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利用（中国随着危机后工业资本的近一步聚集，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主义的声音也越来越喧嚣了），真正成为妨碍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的阻力。历史上一战前国际主义的消亡，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也是因为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蒙蔽（当然更深刻的内因是修正主义占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工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时，作为修正主义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必然是很大的祸害。而要从根本上剔除这个祸害，取决于工人是否能正确看待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如何评估工人相对于他们的国家、雇主以及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的‘当权派’（the powers that be）的谈判力量的长期动力机制“。
那么劳工的斗争力量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分析这种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组织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前者指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最重要的组织性力量就是工会和政党。后者则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这种力量又分为两个子类型：市场谈判力量（源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那些认为世界劳工运动危机的人认为，全球化削弱了工人的组织性力量（传统左翼政党的向右转甚至叛变工人）和市场谈判力量（通过资本的转移制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后福特主义的施行又削弱了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但是由于“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所以新的劳动力聚集地区，必然会加强该地区的工会力量。而且，随着革命的回潮，左翼政党也会再次展现出他的力量。同时，资本的转移并没有导致明显的劳动力竞次现象（近些年中国沿海地区新工人斗争的升级，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一定程度的”民工荒“）。而前面说过，及时生产方式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后福特主义并没有导致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削弱。所以其中关键在于，工人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当工人打破各种幻想，与内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斗争，建立起斗争的自信后，今天一些悲观者所看到的工运危机的阴霾将一扫而空。
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
马克思和波兰尼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得出结论，劳动力是一种”虚拟的商品“，任何将个体当做”彼此等同的“商品加以对待的企图，都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个体的深切不满和反抗。马克思强调的是凸显历史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工抗争发展的阶段性性质（stage-like nature）；波兰尼强调的是劳工抗争的钟摆式性质（pendulum-like nature）。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本质”隐藏在生产过程中“，也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着，劳工的抗争就一定也随之发生，资本的转移也因此意味着工人斗争的转移。
从我上部分提到波兰尼运动这个概念到这里，一直都没有很完整的转述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解释，现在就着重讨论一下。
如果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中表现出其虚拟特征（因此斗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发生的），那么对波兰尼而言，劳动力的虚拟性质，在劳动市场的产生和运作过程中，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缺乏约束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虚拟商品市场的扩张和深化，必将激起一种相应的反向运动以寻求”对社会的保护“。每一次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深化，都受到这样一种动员的反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机制来调节或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市场“，这些机制包括社会立法、工厂法律、失业保险、工会等等。但是，只有在一个提供生计置于追求利润之上的社会里，这样一种相对的、对劳动力去商品化过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靠而稳定的解决之道。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钟摆式的运动：当钟摆摆向对劳动力的商品化时，就会激起强烈的、要求保护劳工的反向运动，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市场全球化，就激起了当时工人和社会组织的强大的反向运动；作为对不断上升的劳工激烈斗争的回应，二战后钟摆摆向了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的一端，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欧美国家也普遍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福利制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全球化再度袭来，钟摆就又摆向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一端，这种福利制度随之逐步崩塌。通过这种视角观察当前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就可以期待新一轮钟摆的反向运动。那些因资本在全球转移而消解的工人阶级（即失去了工作机会的），以及因全球化资本控制了国家力量，其享有的福利保护被国家抛弃了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斗争是这种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最集中的表现。
关于波兰尼式的斗争，我已经说的很多了，而本书最主要研究的仍然是马克思式的斗争，所以后面就只讲这种方式的斗争。
与波兰尼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不仅重视工人的谈判力量，而且还强调不公平感在确认资本的局限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一方面制造了不断增长的工人的苦难，同时也制造了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这种分析中，首先，离开了劳工，资本就什么都不是；并且，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导致了工人的力量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增强。这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所以，马克思认为，尽管“工业的进步”会削弱工人市场谈判的力量，但是会增加工人工作场所谈判的力量以及组织性力量。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下，劳工和劳工运动处于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过程，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最后说说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资本可以把几亿西方工人纳入社会契约中来，同时维持该体系的利润水平。但一旦资本将几十亿第三世界工人都涵盖进来，那么就不存在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空间了“。尤其资本全球化就更要求把工人按照空间上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但是这种工人在空间上界限的划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对工人非阶级身份的利用：有时打破这种界限有利于工人，有时有利于资产阶级。工人的团结，往往是通过一种非阶级身份的方式进行动员的，譬如在中国新生代工人里，同乡的力量是很大的。当然，随着斗争的发展，工人有时能跨越原本的非阶级身份，尽量以阶级的方式联合更多的力量。但是资产阶级却会利用工人的非阶级身份分割、瓦解工人，所以有时工人就不能跨越这种非阶级身份，从历史上英格兰工人与苏格兰工人的矛盾，到今天各种基于种族、族群、民族的矛盾，譬如中国的疆独、藏独，甚至包括台独本质上也是被阶级矛盾所转化的，同样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着。另外，国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式，也包括通过人为划分不同的公民界限（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公民福利）。中国的农民工，就曾很大程度被户籍政策困扰（目前这种困扰已经很微弱了，不过仍然在起作用）。总结起来界限划分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种相互关联的形式：分割劳动力市场（主要为资本所采用）、划分公民界限（主要为国家所采用）和构建以非阶级特性为基础的排他性阶级身份（主要为工人自身所采用）。
PS：这个杂记，我是打算写个系列的，基本上是按作者的章节走的，所以，估计要写到六（全书总共五章）。不过由于一些事情，暂时要停一下，请大家见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