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潮的出现与团结工会的兴起
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袭苏联模式建立了一整套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苏联模式后来发展成为脱离工人民主的高度集中的官僚体制，这一体制依靠的是官僚由上至下的指令计划治理国家，并且由于日益脱离群众而日渐腐败，到1956年，这一体制在苏东各国造成的弊端就已经很明显了：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缺乏活力，使苏东各国先后面临严峻的社会困境。走苏联模式之路的波兰彼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仍然维持着原有的统治模式。波兰的工会也沿用苏联模式，基本上成为党的传达机关，无所作为，被工人斥为：“让工会养猪去吧！”。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权的国度也会重蹈官僚主义腐蚀政权的老路呢？首先，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的、不发达的社会状态下脱胎而来的，有着与不发达的、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从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官本位思想、与小生产相适应的市侩习气到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等等的腐朽落后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反动的官僚主义有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继续生根、发芽直到发育成为盘根错节的官僚机构。其次，现实社会主义为了反制资本主义的疯狂进攻与威胁，同时也为了适应在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高效率地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在政权形式上采取的都是中央集权式的一长制（以苏联模式为代表）。这种政权形式在制度上和实践上都为发展社会主义做出了相当大的历史功绩。但这种相对封闭的政权体系，不利于人民的监督，加上旧的、落后甚至是反动的思想遗毒对那些贪图享受、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的腐蚀，使官僚队伍、官僚主义渐成气候，最后竟然成为脱离人民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的官僚体制。因此，团结工会的兴起与官僚体制窒息了社会生活的民主与活力直接相关。
为了解决官僚体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将问题统统抛给刚刚逝世的斯大林，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轩然大波。1956年相继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事实证明，离开真正的工人民主，将工人民主局限于条条框框或是法律条文，单靠官僚制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中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虽然东欧各国政府几经改革并取得一些成就，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工人民主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无法摆脱困境：经济陷于停滞状态，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认为经济困难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结果的思潮出现了，东欧各国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派”，试图抛弃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从“民主社会主义”中来寻求克服困难和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1970年12月“十二月事件” 爆发后，波兰一批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纷纷建立“持不同政见”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保卫人权民权运动、青年波兰运动、独立波兰联盟等，并在工人中开展活动。这些持不同政见分子其实就是力图使资本主义在波兰复辟，如瓦文萨就宣称：“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资本主义”。
由于无法克服经济危机，1980年7月政府再次宣布提高肉类价格40%－60%，这一提价成为波兰战后最大的一次工潮的导火索。在此次工潮之前的多次罢工、动乱中，工人阶级已经多次提出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监督和管理的要求，但是在官僚制度下形成的特权阶层和异化的工人贵族阶层对此并没有也不可能加以认真对待，而是以武力压制或是以政策的反复折腾来消解危机，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益积累。
8月，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自70年代“十二月事件”后再次掀起罢工。工厂工会由于严重脱离工人群众，没有什么作为，陷入瓦解，各地纷纷成立名目繁多的独立自治工会。同年9月，这些自治工会组织成为全国统一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
在党与工人之间由于联系二者的纽带——官方工会维护职能的空洞化所造成的真空中，团结工会适时地填补了进来。团结工会成立后很快就发展到950万会员（当时波兰人口为3700万，有权加入工会的人数为1200万），统一工人党300万党员中有100万人加入了团结工会。
应该说，团结工会里的多数工人并不赞同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他们争取的首先是改善经济状况，是工人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团结工会早期的代表们主张，工会应当依据集体的意愿继续为工人自我管理和企业社会化而斗争。混入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异见分子刚开始也不敢直接提出资本主义的方案。但由于没有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自发的工会运动只会流于经济主义与工联主义，最后被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如实用主义所俘获。
团结工会兴起后，苏联就以武力干涉相威胁要求波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压制。因为团结工会的兴起，即是工人反对官僚体制运动的兴起，直接威胁到苏联模式和官僚体制的存在合法性。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波兰政府实行“战时状态”（即军管）。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濒于消亡。有学者指出，正是因为军管，打断了自1980年以来持续发展的革命大潮。戒严法实施期间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运动本身,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被切断。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他们的支持力量不再来自车间和工厂，而是来自教会。
与此同时，西方一直在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波兰寻找合适的代理人，这时他们发现了团结工会，便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到宗教势力等各方面加以大力扶持。团结工会便成为了从天主教徒到反共人士结合成的一股强大的反共产主义势力。早在1981年，团结工会处于困难境地的时候，美国劳联—产联就同团结工会设在布鲁塞尔的办事处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并给予大量资助。1987年9月，布什访问波兰后公开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提出恢复两国经济关系要以团结工会合法化为条件。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后，1987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向团结工会提供100万美元的经费，1988年又提供了100万美元。其他西方国家也为团结工会提供资金和印刷设备，支持团结工会从波兰统一工人党手中夺权。美国的“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和“德意志电波电台”等电台自团结工会成立以来就不断向波兰和苏联东欧地区广播各地罢工的消息和团结工会领导人的讲话，竭力败坏波兰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声誉，使波兰人民同国家领导对立、挑动反社会主义分子提出更多的要求。1983年10月，诺贝尔奖居然授予瓦文萨和平奖。
波兰90%以上的人口信奉天主教。为了动员包括教会在内的一切“民间组织”起来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在西方别有用心的支持下，1978年，历史上第二次不是由意大利人担任西方天主教的教宗，而是波兰人成为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在波兰掀起了狂热的宗教热情。这位教皇领导下的梵蒂冈也表示支持团结工会，保罗二世宣称：“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们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
此外，波兰政府实行军管的当天，美国立即就纠合一些西方国家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波兰实施军管后，西方国家指责苏联策划和支持波兰军管，1981年12月29日，欧共体国家即宣布对苏联实行制裁。西方国家迁怒苏联的行动表明，波兰国内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同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集团的争夺和斗争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
进入80年代以后，以苏联领导层为代表的苏东官僚阶层的修正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改革派”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大，表现在理论上认为“要批判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原则“经常需要修正”；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是多元化的，政治也应多元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这一倾向就以“新思维”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新思维”的影响下，波兰政府放弃阶级斗争学说，同时为了换取西方解除制裁，强调要与团结工会这样的“建设性的反对派”达成历史性和解。
在这样的氛围下，从1983年到1986年，波兰政府当局实行了四次大赦，释放了大部分政治犯。瓦文萨在西方和教会的支持下有恃无恐地积极活动，力图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并以夺取国家政权为要务。
二、团结工会主导波兰剧变
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兰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88年4月到9月，利用群众对提价的反对，在团结工会的暗中策划下，波兰爆发了自1982年以来最严重的罢工浪潮，团结工会借机要求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西方国家与教会也一唱一和表示对团结工会恢复合法地位的支持。
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东欧一些党对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对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党的历史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由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主义，为机会主义大开绿灯，进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潮自由泛滥而导致党的指导思想改变。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样的环境下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转而主张多元化、自由化和公开性，如党的十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统一工人党中央在1989年2至4月举行了有各党派、社会团体与组织、教会和“建设性反对派”参加的圆桌会议。圆桌会议承认团结工会重获合法地位，其实质就是承认政治多元化，向反对派妥协，向自由化思潮妥协。政府的作为反映了官僚体制不能掌握群众而在强大的反对派面前显得懦弱无能，放弃阶级斗争，盲目求和，最终是在较量中被斗争下马。
根据圆桌会议的部署，在随后进行的议会选举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执政联盟惨遭失败。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由于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到失去政权之日也没有采取行动镇压反动派，反而是以合法程序将政权拱手让人。在普选中，瓦文萨则以绝大多数票当选总统，波兰统一工人党丢掉手中的全部权力。12月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将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
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后，于1990年1月28日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自己的活动。团结工会就这样推翻了社会主义波兰政权。波兰剧变犹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在团结工会的影响下，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力量纷纷群起而效之，在西方的暗中支持下，从堡垒内部实现了帝国主义分子们朝思暮想的和平演变目标，人类向共产主义进发的道路因之而遭遇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挫折。
三、团结工会留下的深刻教训
1.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工人对工会的民主自治
当官僚体制的无能与腐败最终发展到再也无力解决它所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社会危机时，正如苏东剧变一样，其统治土崩瓦解也就是一段自然历史过程了。因此，从根本上说，如果不在推翻苏联式官僚体制的基础上重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问题。
如何扼制官僚主义的成长发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前辈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解决的思路。官僚在他们眼中即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一要将一切主要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所有公职人员只能领取普通工人的薪金，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三要充分利用各种群众机构监督政府工作，如工会；四是群众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当然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这四点要求还需要不断的努力。在这四点要求还未实现之前，在保证党对工会领导的前提下，工会要实现工人民主选举工会领导，工会领导受工人监督、对工人负责，工人可随时撤换不合格的工会领导人员，在工会内部先实现对官僚主义倾向的抑制和消灭，保持工会队伍的战斗性和纯洁性。因此，要实现工会各项职能的充分开展，制度上要保证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工人自治。
2.坚持党的领导与保证工会工作独立性相结合
党对工会的领导应该着重在政治、思想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在工会中的党员进行工作，通过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牢牢占领工会的思想阵地来实现党对工会的领导。
工会的独立与独立的工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在原有的系统和体制内改革，寻求工作的自由与独立，而不是像后者那样要在系统与体制之外谋求与官方工会相庭抗礼。如在中国，工会的独立性是指工会是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等法律法规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3.工会必须切实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工会存在的基础就是为工人的利益服务，哪怕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还存在着社会分工的对立，还存在非阶级的经济斗争，工会就一定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存在，这与社会制度无关。如果工会组织官僚化，无所作为，那么工人就会自然地寻求成立自己的组织，或是被反动力量利用，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将使工人脱离党的领导。
现在，中国有些地方出现了民间自发成立的类似于工会的“工人非正式组织”。不断上升的劳动争议与工人不满的增长为“地下工会”组织提供了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较快、劳资关系复杂的沿海和其他地区，一些工人非正式组织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表示，当前大量工人游离于工会组织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得不到维护，“他们正成为敌对势力与我们争夺的目标。”工会组建率低和职工入会率偏低，已经成为一些企业劳动关系紧张，乡族势力、宗教势力和其他形形色色非正式组织在企业中重新冒头的原因。
一旦地下工会被那些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理想而是向往资本主义的人所掌握，这种地下工会的性质就会转变，就会成为反对派颠覆社会主义的工具，正如波兰的团结工会那样。
4.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切实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
虽然波兰统一工人党衰败有其经济原因，但波党的崩溃主要是由于其丧失了共产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执政党形成了一支专注于特权和享受的官僚队伍，使工人阶级与之离心离德，连它自己的基层党员也对它毫无留恋，反而是加入到反对派团结工会中去。可以这么说，工人运动与党的建设是紧密相连的，没有革命的、进步的非官僚化的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势必落入工联主义、经济主义的巢臼，甚而被反动势力所掌握。
要把党在工会里的工作成效作为一面反映党的受人民群众拥护和信任程度的镜子，来引导党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共产党只要从政治上、从思想上、组织上注意塑造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就能不失民心，不给任何形式的敌人以可乘之机。控制好了自己的阵地，敌人怎么可能突袭成功呢？所以波兰剧变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如说是某些“社会主义者”的失败更为恰当。
（ 来源：《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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