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赴东莞打工被迷昏后摘除左肾 - 明镜

 

核心提示：一名重庆籍男子赴东莞打工，自称在旅馆被迷昏4天，醒来左肾遭摘除，身边多2万元钱。2月24日，其入院就医，医生证实其左肾已被切除，入院时伤口已被缝合。医生已报警，目前警方尚未掌握进一步信息。

舒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闫昆仑 摄

南方日报讯  原本打算到东莞打工挣钱，谁知自己无缘无故“失忆”四天，醒来后左肾竟然被切除。昨日，南方日报记者接到报料称，一名重庆籍男子在东莞麻涌镇一家旅馆醒来后，感觉肚子很痛，遂打车到附近医院进行治疗，检查结果竟然是左肾被人为切除。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此案调查。

昏迷4天，醒来腹部剧痛

昨日上午，南方日报记者赶到麻涌镇人民医院，在五楼外科病房见到了该男子。记者看到他正躺在病床上，表情痛苦，一直在喊痛。麻涌镇派出所民警正在给他做笔录。记者从当地警方了解到，该男子舒某，今年28岁，重庆涪陵人，本月13日从重庆只身一人来到广东，2月15日到了东莞万江古涌社区，打算在这里租房子住下后，再慢慢找工作。据舒某回忆称，他只记得19日晚上还在万江区，之后“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醒来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务人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舒某称19日失去了记忆后，直到23日晚上在麻涌镇的一家旅馆醒来。舒某回忆当时的情况称，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感觉到肚子剧痛，还有一个伤口。舒某强忍着疼痛从旅馆出来，打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送他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治疗，“我下车时，司机告诉我车费10 元，我给了他100元，告诉他不用找了，让他帮我把医生和护士叫来，他犹豫了半天才去。”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舒某的神志较清醒，但由于伤口过度疼痛导致其无法排尿，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也精神欠佳，他对之前的回忆断断续续，关于19日至23日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表示“确实想不起来了”。据舒某本人称，在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上多了2万块钱。”

据了解，当地警方已经联系上舒某在重庆的父母，其家属或于近日赴东莞处理舒某的伤情事宜。

医院证实左肾确被切除

伤口入院时已被缝合

南方日报记者随后来到麻涌医院急诊科求证此事，前日晚上负责接收舒某的值班医生告诉记者，“23日晚上10点左右，患者独自一个人打车来到医院就诊，他声称‘被人做了手术，肚子很痛’。”医院随即为小舒测量了血压，注射了止痛针，并进行B超检查和CT扫描。

医生在检查时发现小舒的左腹有一个伤口，“伤口是新的，并且已经缝合好，但是看不到线头，我们怀疑可能是有人动了患者的器官。”经过CT扫描后确定，舒某的左肾被人为切除。

同时，该医生也证实舒某自称身上多了两万元一事，“当时他跟我们说，他醒来后发现身上多了两万块钱”，但是具体的现金医院称并未看到。

舒某的离奇遭遇引起了当值医生的怀疑，但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当他准备报警时，舒某却拦住了他，只说“等家里人来了再说”。麻涌医院急诊科外科主任向记者证实了该医生的说法，“我们今天早上8点报的警，具体情况警方也没有问出什么来”。

昨日下午，记者从麻涌镇派出所得知，本案还在进一步调查。记者也发现此案颇多疑点，将持续进行关注。

来源: 南方日报男子赴东莞打工被迷昏后摘除左肾 - 明镜普世

通过苏维埃民主实现中央计划经济

 

译自英文《工人先锋报》第454期(1988年6月3日)

* * *

在1940年代末，铁托的南斯拉夫设立企业工人自主管理时，它不仅是作为对斯大林主义的一项根本挑战而提出的，同时也被视为如此。而二十年后匈牙利引入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机制，亦同样被视为是中苏阵营国家里的一个反常现象。但今天，“市场社会主义”却都在邓小平的中国和戈尔巴乔夫的俄国出现了。“体制改革(Perestroika)”的主要理论设计师、苏联经济学家埃布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在最近访美期间宣布：“我们将成立包括所有的生产要素：从原料、机床、耐用消费品以至其它一切的市场，去取代目前的集中分配体制。”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非经济政策反复造成的巧合，而是官僚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的一种历史趋向。但这种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趋势既非线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东德在1960年代尝试过市场导向的新经济体系，但随后在七十年代初再将经济集中起来。然而如今，东德是东欧主要国家之中唯一保持集中计划和管理的例外。并不偶然地，它同时也是东欧最成功的经济体系。

斯大林主义政权有一个放弃中央计划、倾向具有下列要素的经济结构的内在趋势：产出和价格由各自为政企业间的竞争决定；投资额、管理人员薪金和工人工资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关闭亏本的企业造成失业；取消价格补贴，提高通胀率；尤其在服务行业里，扩大资本主义小企业家的作用；增加同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商业和金融联系，包括鼓励合资。和很多西方评论员和为数不少的糊涂左派所宣称的不一样，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但它们确实起着增强国内支持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势力的作用。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体制改革”对苏联工人意味着更苛刻的工作条件。当知识分子在注视着类似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非斯大林化”的新一轮自由化时候，工人阶级看到的却是斯大林时期劳动常规的局部回归。与后斯大林“解冻”时期扩大消费品生产和放松严峻的劳动纪律不同，今天出现的是一个大规模重新引进计件工资、扩大工人和管理技术精英间收入差距的反平等主义运动。但正如《纽约时报》(1988年5月10日)最近关于体制改革对一个黑海港口的影响所报道的，“市场的残酷侵犯了70年的苏联统治给人们对公正和平等的强烈认同。”

因此，苏联工人必然会反抗“市场社会主义”带来的种种后果。尽管我们无法预测其强度、开始的要求或领导，戈尔巴乔夫的俄国清楚地将面临严重的劳工动荡。市场导向的经济措施和政治自由化的爆炸性结合，创造了1920年代以来独立工人运动展露头角的最好机会。在苏联，一个再生的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先锋队的中心任务，是把工人阶级的自卫性经济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以驱逐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建立一个以苏维埃民主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并重新把苏维埃俄国建设为世界革命的一座堡垒。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走向市场导向改革的运动证明了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早在18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持，“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共产主义原理》[1847])。实现共产主义至少需要联合几个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力量。一个孤立的社会化政权必将遭受周围资本主义世界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这些压力将扭曲一个局限一国的工人国家、并最终导致它的毁灭。

斯大林主义俄国：从官僚指令主义到体制改革

在戈尔巴乔夫的俄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艳羡地回忆新经济政策(NEP)、尤其是它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这个政策的主要意识形态辩护者是尼古拉·布哈林，头号执行者则是前者当时的盟友约瑟夫·斯大林。布哈林谈及“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坚称苏联工业生产的扩大应由小农对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所决定。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则坚决主张进行迅速工业化和中央计划的必要。早在1925年，托洛茨基就警告过“如果国家工业的发展比农业缓慢……这一过程会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俄国往何处去？》) 。

正如反对派所预见的，到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不断扩大的矛盾，随着停滞的工业无法供应农民的需要，后者急剧地减少交付谷物，使俄国城市面临停顿的威胁，而导致了严重的“剪刀差危机”。为了应付这个局势，斯大林转向实施极左的经济冒进政策：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厉行官僚指令主义和以非常危险的速度进行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他自夸道：

“五年计划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将苏联转变为工业国家，完全地驱逐资本主义分子、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范围和建立在苏联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约·维·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1933年1月)

斯大林宣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在国内建立了未来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不仅赶上而且最终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决条件。”

托洛茨基承认苏联工业建设的巨大历史意义，但同时指出了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局限和矛盾，揭露“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

“苏联官僚的进步作用总是与致力于把资本主义技术的最重要元素引入苏联的时期吻合。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的粗糙工作是在革命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到目前为止，在技术、科学和艺术领域里完全没有新的事物。用官僚指令的办法依照现成的西方设计建造庞大的工厂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毫无疑问地，开支将是正常成本的三倍。但离起步点越远，经济就更频繁地遭遇质量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官僚层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样，苏联的产品就像被烙上了漠不关心的灰暗标记。在国有经济下，质量需要属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及批判和争取主动的自由：这些条件都是与充斥着恐惧、谎言和谄媚的极权主义政权不相容的。”[着重标记源自原文]

——《被背叛的革命》(1936)

今天戈尔巴乔夫承认，正是在质量方面，在技术和科学创新上苏联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

“一个曾经迅速地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的国家开始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除此之外，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科学和科技发展、先进科技的开发和先进技术的应用等方面的差距开始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扩大。”

——《体制改革：献给我国和世界的新思维》(1987)

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问：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描述的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经济矛盾，为什么要经过半个世纪才引起注意？答案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俄国称为伟大卫国战争)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尽管最终被红军粉碎，却对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造成了彻底的破坏。二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数以百计的城镇和数以千计的村庄被完全摧毁。在1945年，原纳粹德国占领区的工业产出仅为战前的百分之三十。因此，1946至50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被迫重建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基础建设。苏联的工业生产直到1950年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抵抗纳粹入侵重燃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又被美帝国主义发动的冷战进一步强化，当时美帝的领导们曾恐吓要对俄国动用他们垄断的核武器。因此苏联工农甘愿作出牺牲、接受战后迅速重建经济必须的劳动纪律。甚至在这期间的官僚寄生和腐败，同1970年代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的“甜蜜生活”精神相比之下，是比较受到抑制的。

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斯大林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的谴责，尤其在年轻人之间，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更新的期望。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Moscow Does Not Believe In Tears)表达了赫鲁晓夫时代初到达城市成为工厂工人的农民青年的天真却真诚的社会理想主义。这部电影还描述了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的社会失调：自私的个人主义、政治上的玩世不恭和在莫斯科较富裕的城郊住宅区喧哗的街头帮派。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悲叹在他领导的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理想的失落：

“公共道德开始腐败；在十月革命的英雄时期、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伟大卫国战争及战后重建时期里锻炼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伟大团结精神在削弱。酗酒、毒瘾和犯罪在增加；与我们迥异不同的、滋生粗俗和低级趣味并导致意识形态贫乏的那些大众文化典型的渗透在增加。”

——《体制改革》

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在堆砌和混淆一些十分不同的社会理想主义。当年缔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工人是充满革命国际主义精神的；他们相信他们在带领全人类奔向社会主义未来。波兰犹太无政府主义者赫什·门德尔(Hersh Mendel)在1917年10月到达莫斯科时，问一群赤卫队队员什么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他们的其中一个回答道：“为了世界人民兄弟般的团结”(见“一个革命犹太工人的回忆录”，《斯巴达克思》第41-42期，1987-1988年冬)。与此相反，斯大林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中的突击队队员相信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抗纳粹德国入侵时，苏联工农回应的是斯大林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呼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苏联一切形式的社会理想主义都萎缩了。这对经济深刻的负面影响，可被苏联阵营国家共有的玩世不恭的口头禅生动地概括出来：“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工钱。”戈尔巴乔夫对这个现象的回应是重新引进计件工资和把工薪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克林姆林宫精英的一些分子在这点上甚至想比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譬如，赫鲁晓夫的一个前女婿和体制改革的极端拥护者，经济学者尼古拉·什梅尔雷奥夫 (Nikolai Shmelyov)，就主张只有失业的鞭策才能恢复劳动纪律：

“我相信今天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混乱无序、酗酒和粗制滥造大部分归咎于过度的充分就业。我们必须勇敢地、按部就班地探讨我们从一个较小的产业后备军中会得到什么好处……失业和依靠临时津贴或被强制指派工作的真正威胁是一道治疗懒惰、酗酒和缺乏负责心的非常好的药方。”

——引自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计划》(1987)

在这里，什梅尔雷奥夫以他的方式着眼于官僚堕落工人国家的一项基本矛盾上。以充分就业为主要优越性之一的经济计划，只有在工人、技术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支持和认同颁布计划的政府的情况下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当他们和统治寡头集团格格不入的时候，经济计划会不被承认和受到根本破坏。正式的计划指标虽说可能达到，但却是通过劣质和没有用的产品完成的。同样地，原料、能源和其它的投入品会被浪费掉；国有供给和设备会被转移到黑市、从而破坏社会化经济。

因此，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之内，存在着一个以市场机制取代集中计划和管理的内在趋势。由于不能以苏维埃民主(工人委员会)的纪律约束管理人员和工人，官僚层越来越将以市场竞争的纪律来控制各个经济参与者的办法视为解决经济效率低下的唯一答案。在苏联恢复工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振兴苏联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

毫无疑问，工人民主不是解决苏联或任何地方的经济问题的万灵药。在1930年代初，托洛茨基评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想象它“能够想当然地制定一份——从小麦耕作多少顷到背心上该有多少颗钮扣——无瑕和彻底的经济计划。”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既不会拥有完美无瑕的先见之明，也没有制定十全十美、巨细无遗计划的能力。因此，托洛茨基写道：“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三个元素的相互作用，才能获得过渡时期经济的正确方向”(《危险中的苏联经济》[1932年10月])。

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关于如何结合中央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适用于一切时空的秘诀。这将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国际形势以及其它无数的变化条件。单凭工人民主和计划并不足够；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明智的政治领导：一个革命的政党，去评定工人国家目前的具体形势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策略。然而，我们可以概述一下计划、市场和工人民主的一般指导方针。

明显地，长期规划只适用于某些经济活动。譬如，建造一座新城市或在西伯利亚开发新油田时，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十年甚至十五年的计划。而建新工厂时，一个五年计划也许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各种工厂的产出组合——生产多少条裙子、多少副炊具等——则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在短期内调整。

长期规划应用于扩充生产能力(如工厂、铁路)和其它主要的建设项目，如住房、学校、医院之上。不同消费品和中介产品的产量应根据供需情况而持续调整。然而，实现这一调整的机制，既不需也不应为在南斯拉夫或匈牙利存在的企业间各自为政的竞争，而应为一种集中市场机制。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在1930年代便为这种机制发展了一个理论模型。

斯大林给中央计划带来了一个恶名。许多人假设中央计划意味着由一小撮官僚或技术官僚操控经济。怎样才能把计划和苏维埃民主结合起来呢？总的来说，社会面临的最根本经济决策是决定总产品中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和投资中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如机床)的比例。一般而言，总产出中投资的比重越大、投资中生产资料的比例越高，收入的长期增长就越高。

在19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G.A. Feldman) 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扩大再生产的模型为基础，发展了一个长期规划的理论模型(这一开创性著作，“关于国家收入增长率的理论”已译成英文，收入尼古拉斯·斯普伯［Nicolas Spulber］编辑的《苏联经济增长策略的基础》一书中 [1964])。 在这个模型里，费尔德曼将现在的投资水平、及其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比重，和未来的人均收入、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率联系起来。在费尔德曼的研究或类似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制定从将短期消费最大化到将长期收入增长最大化的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计划。这些计划可提交最高苏维埃机关，决定未来经济的轮廓。

当人均收入增长率决定下来后，在参考过去经验、进行调查和咨询各个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便可能预测对大项目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如食物、衣服、家用品、车辆)。生产最后一系列产品所需提高的原料和中介产品(如钢铁、塑料、纺织品)产量则可以通过由瓦西里·列昂节夫(Wassily Leontief) 首先发展的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来预测(列昂节夫移居西方前，在1920年代中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经济系。投入产出分析因此应被视为1920年代苏联那场理论上丰富而历史上有预示性的、关于工业化和计划的辩论的一个副产品)。计算机科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大大地增加了投入产出分析的潜在范围和准确性。因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内部连贯、同民主决定的投资消费总增长率一致的投资计划。

如前所述，当前消费品和服务的产出组合应通过一个集中市场机制决定。这会是怎样运作的呢？以服装工业为例，一个集中分配机构将对一定数目的商店和消费合作社的供应负责，它同时会支配不同服装厂的资源。如果某一款式或大小的衬衫短缺，这一机构会指示服装厂增加生产这种产品、减少生产那些供应比较充足的产品。服装厂的供应则由支配不同纺织厂资源的集中分配机构负责。当某种合成纤维短缺时，这个机构便会指示纺织厂增加生产这种纤维、减少供应相对过多的纤维的生产。

只有市场竞争才能调整消费品产量以适应需求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神话。实际上，这个概念一点也不符合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垄断经济的事实。在今日的美国和西欧，计算机库存控制是相当普遍的。在较大的超级市场里，付款处有光电管读取包装上的产品代码，将销售记录下来。这一信息被传送到一个链接工厂和商店的综合分配网络。社会主义经济在调整生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短缺方面，会更有效率。

毫无疑问，调整供求的关键在于相对价格的设定。一条定价二十美元时可以立即售罄的裙子，定价四十美元时可以完全没有市场。那么它的价格该如何决定呢？总的来说，价格应与生产成本成正比，即如果某种款式的裙子的生产成本是另一款式的两倍，那么消费者购买前者时就应付出后者价格的双倍。这不排除在特别情况下通过补贴或附加税项来调整价格的做法。例如，为鼓励儿童阅读，儿童读物的价格可以低于出版的成本。上述的经济组织不可能完全避免失衡和瓶颈现象。但是，可以完全预见不断改变的需求、资源和科技的经济体系是不存在的。人生就是如此。

工人自主管理与社会主义计划的对立

工人管理或监督企业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思想混乱和混淆是非的汪洋大海。工人管理企业也成了那些希望从左翼角度来反对传统斯大林主义官僚指令的人物中的一个常见要求。例如，去年夏天成立于莫斯科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联会(Federation of Socialist Clubs) 公布的宣言，在要求“将社会生产资料转移给一个把自主管理企业出租给集体的制度”之外，同时还号召“计划制度的民主化”(《国际观点》，1987年11月9日)。不用说，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宣言并没有指出怎么能够把自主管理企业和民主经济计划结合起来。

上一段概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原则决定了工人在生产场所进行监督的性质和局限。工人当然能够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员和作出某些其它的管理决定(例如组织业务训练)。总投资的一小部分，比如百分之十，可以交由个体的工人委员会处置，并将它们的决定包括在下一个投资计划中。但让个体的工人委员会决定生产和价格则只能重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由于单个的工人集体不能对国家预算(即社会总剩余)行使无限的权利，企业委员会也不可以单独决定投资的范围和构成。

我们收到本报读者鲍勃·蒙哥马利(Bob Montgomery)回应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南斯拉夫模式的破产”的一封深思熟虑的来信。他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批判了那种把无产阶级视为一个个工人集体的凑合、在社会主义下将合并成由国家支持的各个生产合作社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就是工人自主管理的19世纪版本。

马克思提醒那些市侩的“社会主义者们”，补充和扩大生产资料、老人和失去劳动能力者的给养、学校和医院的开支等所需的资源，都必须从进行个人分配之前的社会总剩余中扣除。他指出，“生产者作为个人被剥夺的将直接或间接地使作为社会成员的他得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工人不是独立的劳动生产者，而是社会集体的一个成员。正如这位读者所说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同工团主义里面工人管理“自己的”生产资料、然后和其它工人交换产品的拜物教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许多希望从左翼的角度反对克林姆林宫寡头集团的人物，象社会主义俱乐部联会的主要组织者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认为企业自主管理可以削弱官僚统治阶层权贵的权力，是通往工人民主阻力最小的道路。事实上，企业自主管理可以有效地转移真正争取苏维埃民主的斗争力量。戈尔巴乔夫政权本身就大肆宣传它将允许工人选举管理人员。克林姆林宫的头子们愿意让工人作出一些企业运作的决定，尤其是那些为了增加利润的决定。正如南斯拉夫的经验所证明的，工人管理和“市场社会主义”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尤其加强了世代和民族间的分化。

东西方工人管理的鼓吹者们心目中的经济，是建立在科技停滞的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倾向工团主义的激进分子的观点，和斯大林主义官僚(包括保守和倾向改革的)以及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看法相汇聚。他们都假定同样的工人会在同样的工厂和办公室年复一年地做同样的工作。与此截然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里，经济的科技活跃程度，足以迅速地减少机械和简单的劳动，并以创造性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取代之：

“劳动时间的节约意味着自由时间，即容许个人全面地发展的时间的增加，而个人的全面发展将作为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之上的最大生产力……自由时间——包含闲暇时间和进行更高尚活动的时间——自然地将拥有它的人转变为另一个人，然后，正是这个不同的人进入生产的直接过程。形成中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会获得纪律，而对已经形成了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实践、实验的科学、创造物质的和自成客体的知识，而他在自己的头里面就容纳了社会的累积智慧。”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个共产主义未来的构想是以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秩序为先决条件的，这本身就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先进资本主义诸国的生产资源。

为全球社会主义秩序奋斗

如今席卷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危机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造成的直接后果。苏联阵营的经济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英文简称为COMECON，亦作CMEA)的一体化程度低于资本主义西欧的共同市场。经互会国家的贸易仅仅比物物交换进一步而已。譬如，东德从对波兰的贸易盈余得到的信用余额，不可以用来增加它从匈牙利的进口。

作为各国官僚层拒绝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后果，经互会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以世界市场价格(受到时间滞差和特殊情况下谈判的影响)进行的。即使世界市场价格已经被国际卡特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操控)严重地歪曲，经互会还是坚持这个惯例。阿甘别吉扬和其他人最近提出让卢布最终可以自由兑换的方案，只能加剧世界市场波动对经互会国家的破坏作用。

在1970年代初，石油的世界市场价格上涨百分之四百时，苏联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价格越来越小的一部分将石油卖给东欧。结果，东欧官僚不但没有节约反而大肆挥霍了能源。波兰、匈牙利和东德新工厂的设计仿佛是以永远都能得到廉价石油为前提的。然后，在1975至76年期间，苏联将经互会阵营内的石油价格提升了百分之七十，同时减少了对东欧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以便增加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输出，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高昂价格上得利 。

在70年代中，东欧国家受到了它们(除了东德)至今还没有从中复元的双重打击。1974至75年的世界资本主义萧条使它们在西欧的出口市场崩溃，同时(大部分从苏联进口的)化石燃料和其它原料的成本飞涨。为维持就业和生活水平，东欧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转向华尔街、伦敦和法兰克福证交所的高利贷求助。在1974年到1980年期间，东欧欠下西方银行的债务增加了五倍，由110亿增至550亿美元。为如期偿还债务，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自1980年以来已施行多个由世界银行家的卡特尔、国际货币基金(IMF)指定的、越来越苛刻的财政紧缩方案。

在波兰，经济危机把国家带到反革命的边缘。强大的天主教会(其成员之一，来自克拉科夫［Krakow］ 的卡罗尔·沃蒂拉 ［Karol Wojtyla］，在1979年成为教皇约翰保禄二世)通过所谓的“自由工会”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动员了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在1981年12月，瓦文萨(Lech Walesa)和其他神权民族主义的团结工会领导人试图夺权，在最后一刻才被贾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的反政变阻止。但负债累累的波兰经济，因贾鲁泽尔斯基的戈尔巴乔夫式市场导向改革而进一步恶化，再次造成了大规模的工人动荡。“自由世界”帝国主义在格但斯克(Gdansk)的代理人瓦文萨，再次企图利用(幸而并不太成功)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破产。

克林姆林宫的寡头集团要对其东欧附庸的政治和经济破产负最终的责任。毕竟是约·维·斯大林以他统治下俄国的形像创造了今日东欧的一群官僚畸形的工人国家。而且决定东欧根本的经济秩序的，也是苏联的领导层。在70年代中后期，为减轻俄国的财政负担，勃列日涅夫政权鼓励吉雷克(Gierek)的波兰和卡达尔(Kadar)的匈牙利向西方大量借款。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对东欧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短视。一个美国的苏联阵营经济专家迈克尔·马雷斯(Michael Marrese)在几年前指出：

“……苏联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以多边手段减轻经互会国家的能源和原料短缺的做法。看来苏联打算和各个东欧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根据对方出口产品的吸引程度来调整双方在能源和原料方面长远供应的义务。那些更愿意提供食物、工业消费品或优质精密机械的国家将会更容易地得到苏联的能源和原料供应。”

——《国际组织》，1986年春季号

这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逻辑。

经互会以世界市场价格进行贸易的做法是根本不合理的，造成经济不稳和政治分化。它完全没有道理可言。东欧和苏联的相对生产成本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显著不同。那么经互会为什么不将价格和生产成本挂钩呢？因为各国官僚完全不能控制他们的“社会主义”贸易伙伴国内的生产成本。克林姆林宫官僚们做梦也不会想把开发西伯利亚油田的一些控制权交给东德人。反之，东德的大款们也不会允许莫斯科人影响莱比锡和埃尔富特电子机械的成本和国内价格。于是，俄国和东德是以洛克菲勒和西门子定下的条件进行石油和机械贸易的！

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地增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苏联阵营的国内外压力。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特别是通过大规模投资项目进行的)，不仅在提高生产力、而且在抵抗帝国主义经济颠覆和战争方面也是绝对必要的。譬如，把从东柏林到新西伯利亚的科技资源集中起来的一次重点研究，有可能在生产廉价合成油方面取得突破，从而可观地减少东欧各国的进口成本。

在东欧，驱逐篡夺苏联工人政权、背弃列宁主义国际主义的官僚层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会在它的旗帜上提出：拒绝偿还欠下西方银行的毁灭性债务。东欧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因为不能抵挡无法避免的帝国主义报复行为(例如贸易抵制)，不可能想像到这种措施：事实上，它们已越来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在当地的代理人。然而，社会主义的经济一体化会减少东欧对西方的进口和信贷的依赖，而东柏林、华沙和莫斯科的革命工人政府将有充分的道德权威呼吁西欧和美国工人反对吸血的资本主义银行家们。帝国主义对东欧的经济战争将被转为世界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阶级战争。

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主张以半个大陆的社会主义替代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只要华尔街的金融家、德国工业家和日本财阀继续拥有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生产财富，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实现的。只要世界帝国主义还存在，核战末日的阴影始终会徘徊在人类之上。通往和平、物质丰富、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未来的必由之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道路，是通向全球社会主义秩序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通过苏维埃民主实现中央计划经济

日本斯巴达克思小组和美国斯巴达克思同盟联合声明

 

日本斯巴达克思小组和美国斯巴达克思同盟联合声明

美国和日本在2月19日发表了一项重要的联合政策宣言，公开断言台湾是"一个共同的安全忧虑"。这是东京和华盛顿为强化两国安全协定和重新部署军力，包括在亚太地区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ABM) 之内的又一个不祥举动。这一切都是对中国和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的危险挑衅。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支部，美国斯巴达克思同盟和日本斯巴达克思小组主张无条件军事保卫中国和北朝鲜，以及其它尚存的畸形工人国家越南和古巴，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和国内的资本主义反革命。这包括支持中国和北朝鲜拥有和测试核武、以维持反对帝国主义核讹诈的必要抑制力量的权利。中国一直在犯罪地尝试驱使北朝鲜重返旨在解除其武装的六方会谈。北京斯大林主义者们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幻想，只能破坏中国的自卫能力。

美国和日本会毫不犹豫地镇压任何对它们图谋剥削该地区劳动群众的攻势的挑战。朝鲜和台湾从20世纪初左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都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并要为奴役慰安妇负责。1945年，为警告苏联堕落工人国家，美国成为列强中唯一一个曾经使用原子武器的国家，导致了广岛和长崎数十万平民的死亡。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造成了约三百万朝鲜人的死亡。中国的英勇牺牲保卫了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阻止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旗下的"联合国"军掠夺整个朝鲜半岛成为美国新殖民地的企图。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为粉碎当地的社会革命，在1975年彻底失败前，杀害了三百万以上的越南人民。我们致力在各国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和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来领导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推翻贪婪的美日帝国主义。重铸第四国际！

在1895年对华战争胜利后，日本殖民台湾，并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之作为侵略中国南部、菲律宾和东南亚的进发基地。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国民党接收台湾。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中国内战胜利之后，反革命的国民党军和中国资产阶级逃往台湾。自1949年中国革命、中国畸形工人国家成立以来，台湾一直都是美帝国主义通过其中国资产阶级傀儡，进行反革命阴谋、军事威胁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前哨。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任何与帝国主义在台湾问题上的武装冲突中保卫中国。

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推翻，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导致了公有经济的建立。尽管寄生的、民族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领导造成中国革命的畸形，这次胜利仍然对工人、妇女和农民，在工作权、住房、教育、儿童保育、社会保障和保健等方面，带来过巨大的社会进步。我们决不小看由斯大林主义官僚开放中国经济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渗透，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所构成的危险。然而，中国经济的核心仍然是集体的国有工业。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在"一国两制"下与台湾实现统一的计划。相反的，我们主张通过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大陆工人政治革命、推翻和剥夺资产阶级的台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剥夺香港资本家，革命地统一中国的纲领。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日本的反共军事联盟主要针对前苏联。由毛泽东在1970年代初开始、其继承人邓小平延续的与美帝国主义的罪恶的反苏联盟，促成了苏联在1991-92年间最终被反革命摧毁。苏联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反革命造成了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对外侵略的"一极"世界，今日对伊拉克的血腥占领就是一个例子。伴随这些的，是对帝国主义中心国内工人、妇女、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更野蛮的攻击，和对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更强烈的掠夺。就如在苏联一样，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被摧毁，将带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抢夺，和造成人民普遍的贫困。中国的命运和全世界工人的命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无可分割地紧密相连的。

六十年前，日本和美国打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帝国主义战争。当前，日美的帝国主义竞争从属于它们的反中国、反北朝鲜联盟。在过去的十年，五角大楼加强了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并通过入侵阿富汗和中亚显著地增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北京加入由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 ，正好鼓励了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攻势。

日本帝国主义决心摆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战败国" 症候群的束缚和增强其军事力量。为达成此目的，统治阶级需要实行经济紧缩的国内政策、煽动民族主义毒素和强化维持资本主义法纪所必需的压迫机关。美国的统治者，在"反恐战争"的伪装之下，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破坏工会、掠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镇压工具。领导反对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工人政党，必须具有一个国际主义的纲领和展望。通过在太平洋两岸的工人革命，粉碎美日的反革命联盟！

2005年3月13日

日本斯巴达克思小组和美国斯巴达克思同盟联合声明

击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革命攻势！

击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革命攻势！

保卫和扩展1949年革命果实！

为一个在社会主义亚洲的、工农苏维埃的中国而奋斗！

本文译自英文《工人先锋报》第814、815 期 (2003 年11 月21 日、12 月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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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1949 年的中国革命，这是一场尽管存在极度的官僚畸形，但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世世代代身受残酷剥削的亿万农民揭竿而起，夺取了土地。凶残的军阀、贪婪的地主、吸血的放债者和卑劣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全被摧毁了。

公有中央计划经济的创立为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和摆脱农民式赤贫落后的向前发展打下了基础。1949 年革命使妇女从前的悲惨地位(以缠足这一野蛮习俗为标志) 得已巨大提高。一个被外国列强蹂躏和分裂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实现了统一，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但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代表了一个以公有经济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官僚阶层，其领导下的1949 年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与1917 年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带领下实现的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是毛泽东的斯大林民族主义军队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的产物。仿效从无产阶级篡夺政治权力的苏联斯大林官僚层，毛泽东政权宣扬社会主义──一个以物质丰富为基础、无阶级的平等社会──能在一国之内建成的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实践中，中国的“一国社会主义”同斯大林及其继承者统治下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一样，都意味着与国际工人革命的纲领对立，与世界帝国主义妥协。

尤为显著的，是中国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反对苏联的联盟，这一联盟从毛泽东在1970 年代初开始，由其继承人邓小平延续下来，并促成了苏联在1991-1992 年间最终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摧毁。对于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来说，苏联的被摧毁是一个历史性的失败。在后苏联时代，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增强了压力。譬如，针对中国少量的核武器，美国五角大楼一直在积极准备有效的先发核进攻能力，并且华盛顿布什一伙公开宣布了这一战略。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主张无条件军事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攻击和资本主义反革命。 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清除在国内严重削弱国有财产体系、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修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我们的纲领是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建立一个工农委员会（苏维埃）的政权。中国无产阶级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作为重铸的第四国际的一部分，来准备和领导这场政治革命。这个党应站在劳动群众的最前列，指导自发和局部的工人斗争，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共正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吗？

自从邓小平政权在1980 年代初引入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一种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西方资产阶级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紧紧把握政治权力的同时，正在逐步复辟资本主义。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共十六大正式给予资本家党员合法地位后，此种观点更得以大肆宣扬。“中国背弃共产主义，加入资本家的长征” ( 伦敦《卫报》，2002 年11 月9 日) 一类的标题，是当时西方媒体的典型报导。

其实，这次大会无论是对拥有六千六百万党员的中共的社会成分，还是对中共实际的意识形态来说，都没有带来任何显著的改变。官方调查表明，在中国的两百万私营主中，有六十万是已有一定党龄的党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在过去几年的私有化期间接管了他们经营的中小型国企的中共长期管理干部。

此外，一些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团体也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圈内的常规智慧，即“走资派主义” 已在中国掌握政权者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英国为中心、由彼得·塔菲(Peter Taaffe) 领导的派系在评论中共十六大时这样写道，“中国正在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执政集团仍试图通过渐进方式和保持压制性的权威主义统治来进行这一过程”(《社会主义者报》， 2002 年11 月22 日)。 塔菲派及其同类把中国政府归类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政权，他们这样就能够以促进“民主”为名，把其支持有帝国主义撑腰的中国反共势力的行径合理化，正如他们1991 年支持叶利钦在苏联的“民主”反革命一样。

坚持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官僚化畸形的无产阶级政权，这并不代表我们拒绝承认或低估大陆新兴资本家和港台老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在中国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许多中共党政高官的亲属都是私营商人，这些亲属或是某某领导人的儿子、兄弟、甥侄，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说，这样的亲属便是女婿了。

尽管如此，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主体的政治权力仍然是以作为中国经济核心的公有成分为基础的。再者，中共政权的经济政策继续被有可能推翻其统治的、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中的社会动荡所约束着。这种情况在1989 年几乎发生：以学生为中心的要求政治自由化和反对腐败的抗议引发了一场自发的、后被忠于当局的军队血腥镇压的工人反抗(关于这场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详细评论，见《工人先锋报》第714、715 期,1999 年5 月28 日、6 月11 日的文章，“天安门十周年纪念──中国：同资本主义复辟作斗争！为工人政治革命而奋斗！”)。

如同在东欧和前苏联一样，伴随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所出现的，将是斯大林波拿巴主义的瓦解和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崩裂。北京斯大林主义政权鼓励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政策(和官僚在意识形态上相应的右倾)日益滋长着这样一些社会力量，它们会在中共不再能够独揽政权的时候，发展成由帝国主义指使的、公开反革命的党派。这一点在今天是资本主义据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在资产阶级反对党的香港，表现得非常明显。2003 年夏，香港民主党组织了华盛顿布什政府及其伦敦小伙计公开支持的大型反共示威。

旅美中国右翼流亡学者郭苏建在2003 年8 月《当代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题为“中国所有制改革之方向和程度” 的文章(“The Ownership Reform in China: What Direction and How Far? ”)。 郭文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或正在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提出异议。郭曾是“中共中央前政策分析专家”。 由于他目前的意识形态偏见，郭低估了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并认为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中共上层领导人还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但这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共代言人却明白这样一个包括那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左派人士都不明白的基本道理：

“怎样把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在现存的政治体制和结构内私有化, 确实是非常有问题的, 而且在技术上也行不通。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 在共产党执政及其政治体制完整的条件下,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成功地进行私有化。”（着重标记来自原文)

中共领导人看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前苏联在1980 年代末至1990 年代初之间发生的事件，从中总结了教训，并据此采取行动。他们还从1989 年危及其统治的天安门抗议中吸取了教训，即使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也不容许任何政治自由。中共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派系丛生的斯大林主义党，而1997 年继承邓小平衣钵的江泽民政权却能在党内阻止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以外，无论其左或其右，今日中国大陆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重要的异议运动势力。

中国斯大林主义的新幻想

在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退的环境中出现的中国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使中共领导层、干部及其附属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得意洋洋的情绪；而在被国有企业解雇的千百万工人、从乡村来的贫困民工、在细小耕地上依靠简陋农具勉强为生的穷苦农民当中，却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但是，在持主流政治观点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却有这样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观点：中国已通过某种途径找到了介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旧式斯大林主义“命令经济”的僵化状态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

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在年轻的时候无疑是认同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所宣称的中国能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 的信条的， 但现在他们却认为那种观念是“教条思想”的产物， 并自视为面对真实世界的冷静现实主义者。然而，驱使着江、胡及其同伙的伟大幻想是毛主席最狂放的想象所不及的。

当今的中共领袖们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把中国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而实现其现代化，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一个21 世纪的全球超级大国。中共领导层真地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和操纵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使这些银行帮助建设中国，从而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超过美、德、日。尽管中共领导层相信自己正在把中国建设成超级大国，但他们实际上却在为把中国拖回到1949 年革命之前、遭受帝国主义无限制奴役的道路而清除障碍。

自苏联被摧毁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加强挑衅，这足以表明世界资产阶级是不会容忍北京官僚的强国梦的。过去十年间，美国五角大楼除调派其兵力的相当一部分进驻环太平洋地区之外，同时推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随着美国入侵和干预阿富汗及中亚地区和在菲律宾等地重新驻军，它已显著增强了对中国的军事钳制。北京当局支持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这只能鼓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革命攻势。此外，中国还加入了对北朝鲜核武开发计划的攻势──这是民族主义的、最终只会削弱中国畸形工人国家本身的背叛行径：在北朝鲜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将会为那些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壮胆。

诚然，执政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者面对美国的军事围堵并不是完全束手待毙的。他们两年前对美国侦察机的挑衅事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也抗拒了美国提出的对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进行经济禁运的要求。但是，斯大林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白日梦只能使中国群众放松警惕，削弱他们对自己的工人国家的保卫。

与帝国主义支持的血腥反革命不同的一条出路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广泛的、特别是由国有企业大量裁员所引起的群众示威和工人斗争。 到目前为止，当局通过镇压与让步相结合的办法，把这些示威和抗议控制在局部的、经济斗争水平上。即使这样，中国根本上仍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社会。这些爆炸性的社会压力迟早会粉碎执政官僚层的政治架构。到时，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命运将会被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受资本主义奴役，被帝国主义征服。

这场重大斗争的结局，不仅对中国的劳动群众，而且对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就象苏联被反革命摧毁之后的情况一样，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也将使帝国主义者对他们本国的工人和半殖民地人民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打击压制。 而且，帝国主义者之间为争夺谁来剥削中国所展开的竞争也会激化， 从而把全球进一步推向新的一轮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就更加强调了国际无产阶级需要保卫中国革命成果的责任。 另一方面，一场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政治革命将深深地震撼全世界。

一个工农委员会的政府将会无偿地剥夺大陆和海外华人资本家、西方及日本投资商亿万美元的生产财富，重新建立一个中央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实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这一经济将不会被闭关自守的官僚层用武断的“行政命令”所支配(造成像毛的“大跃进” 那样的灾难)，而会由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来管理。

这些措施将会引起帝国主义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例如经济禁运)的强烈敌意。但在国际上，包括在帝国主义核心国家内的工人和被压迫者之中，这些政策将会得到广大的同情和支持。

由于被“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侵蚀，连最左派的中国工人都可能会觉得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遥遥无期、甚至流于空想。自从苏联被摧毁之后，资产阶级就一直在滋养一种“共产主义已死”的意识氛围。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革命无疑将会打破这种氛围，使东亚工业强国日本的无产阶级激进化，激发朝鲜革命统一的斗争(在被围困的北方进行政治革命，在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南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被帝国主义紧缩节制政策榨干了血汗的地区的广大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将复兴十多年来被资本主义贫困压得意志消沉的俄国劳动人民。

最终，只有在国际范围内，特别在北美、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核心国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国才能作为社会主义亚洲的一部分而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为了为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提供必需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力于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

中国经济的核心公有成分

中共领导层给中国经济的官式称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的”(即公有制的)那些因素促成了中国近年来的正面经济发展，包括大幅度增加国内基建投资(例如市政建设、运河、铁路和规模庞大的三峡大坝工程)，以及成功渡过1997─1998 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和随后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衰退。而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发展负有责任的却正是那些市场方面的因素， 这些负面发展包括日益增长的贫富差异，越来越多人加入赤贫的行列，几千万国企工人被解雇，农村无法为生的农民在城市里形成贫困的民工大军。

今日中国的经济，其核心公有成分仍然起着支配作用，但由于矛盾的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间不断转变的互动，这种作用并不稳定连贯。2001 年，国有企业和部分国有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的生产总值占中国工业总输出的57% (《中国统计年鉴》[2002 年])。但这一简单的统计数字掩盖了国有工业的战略中心性。包括外资在内的私人企业在劳动密集、生产轻工业产品的工厂中占大多数；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现代军事工业的绝大多数则集中在国有企业中，正是这些企业使中国能够发射载人飞船。更为重要的是，国有工业给予中国制造核武器和远程导弹以抵挡美帝国主义核武先发制人政策威胁的能力。

中国所有主要银行都是国有的，几乎所有的家庭储蓄都集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手中，其总值约一万亿美元。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是维持并扩大国有工业生产、整体扩张国有经济部门的关键。

在1998─2001 年间，中国的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2%增长到20%，增长最多、最快的成分是对基础建设的投资：三年中增长了81%，而且这种增长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北美和西欧最富裕的国家──加紧进行财政紧缩的同时发生的。长江黄河间南水北引的运河灌溉网络修建的计划总投资是590 亿美元，另外420 亿美元将被用来扩建中国的国有铁路系统。与此相比，去年在中国的所有直接外汇投资总额为530 亿美元。

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持续所有权使北京政权到目前为止还可以有效地(但并不完全地)控制出入大陆的货币资本流动。中国的货币“元”(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也不能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被(合法)买卖。人民币被限制兑换使中国免受短期资本(又称“热钱”) 大起大落流动的危害。 这种短期资本对拉丁美洲以至东亚的第三世界新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定期地进行大肆破坏。

另外，北京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维持着人民币越来越低估的状态(用“自由市场” 的术语来说)，因此造成美、欧、日资本家的强烈不满。一个象英国那样的二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是不能象中国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控制它的货币汇率的；假如它这样做的话，不出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投机的货币资本就会涌入伦敦的金融中心，迫使英镑升值，而置布莱尔政府的想法和做法于不顾。

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想要消灭和破坏的，正是上述的中国经济的核心公有成分。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新殖民统治下的血汗工厂。华尔街高盛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 的中国“专家”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 断言，“根本的事实是，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其他各地的低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枢；与近来的忧虑相反，世界其他地方正在成为中国的高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枢”( 伦敦《金融时报》，2003 年2 月25 日)。高盛这位专家不过是将华尔街对中国未来的大计投射到中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上而已。

然而，北京官僚放弃国家对外贸的严格垄断只会帮助华尔街实现它的大计。虽然中国经济近几年经历了迅速的发展，但即使是与较小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它还是落后的。北京近来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筑，起重机到处可见。 但一位刚从中国归来的同志告诉《工人先锋报》，事实往往是这样的：“施工队伍总是非常庞大，在运土时，除了小推车和槁头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器具。有一次，我在北京城边看到三十多人修一堵三英尺高的砖墙，他们是用马车来运砖的。”

虽然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出口持续以创记录的水平增长，但这些出口产品大多是低工资、低价值的轻工业产品和消费品，如服装、玩具和家用器材。正如安德森指出的，中国在1993─ 2002 年间的工业总输出的增加──从4800 亿美元增加到13000 亿美元──几乎全部被其工业产品(如机器和资本设备)购买总量的增加所抵消。

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的中国工业是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美、日和西欧的经济竞争的。托洛茨基对苏联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驳完全适用于今日的中国：

“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它的进出口数字告诉我们, 除了军事干涉之外, 它还拥有其它的说服工具。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 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 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

──《列宁后的第三国际》(1928 年)

一个孤立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工人国家用以抵抗廉价商品干涉的主要武器就是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即政府对进出口的严格控制(对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见《工人先锋报》第782 期,2002 年5 月31 日的文章，“工人抗议震动中国”(下))。但解决中国经济落后的最终答案，同时也是通向无阶级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道路，是将中国与国际计划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帝国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战略

这里，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以美国为主的世界帝国主义代理和代言人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所提出的方案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几年前在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中是这样总结这一方案的：“[我们]最重要的建议是改变政府的角色，使它从一个控制者和生产者的角色转变成一个更加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系统的设计师。”

世界银行的头号“建议”是让国有银行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贷款，并对盈利企业提高利率和实施更严格的偿还期限的规则。如果中国的银行实行这种“紧缩银根”政策的话，就会有另外几百万工人流浪街头。这种作法也会永久地破坏中国现代资本密集型生产用品产业(如机床、重型电气设备、农业机械和建筑设备等)的一大部分。

在一个更根本的层次上来说，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家们试图用他们自己的银行来取代中国的国有银行。中国的银行不能提供比世界金融市场更高的回报率，向外国银行开放中国的金融系统将会导致资金的大量外流。中国经济剩余的一大部分就将流入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用来购买美、欧、日帝国主义国内财团和国家的证券，中国工农的积蓄就会这样去帮助美国五角大楼制造瞄准中国的核导弹！事实上，中国政府正动用其庞大外汇储备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库券，并承诺会买更多，这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真正罪行。

过去几年，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类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代理“建议”中国政府通过缩减基础建设投资的办法来减低预算赤字。这种财政紧缩的作法将会损害许多最穷困、最受压迫的劳动者的生计。上海和北京等地的城市建设主要雇佣的是从农村来的民工，而内陆的大型建设项目(运河修筑、铁路架轨)雇佣的也是贫苦的农民。此外，缩减基建项目会减慢和逆转中国的经济发展。例如，铁路系统的扩展对于在经济上连接较富裕的沿海省份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近几个月来，美、欧、日统治集团对中国政府的主要经济要求是将人民币升值。提高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会急剧减低中国的出口收入和产量，许多私有和国营企业将被迫裁减工人、减少生产、甚至遭受破产。

在当前美国、西欧和日本资产阶级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国有金融体系展开的一个更根本的攻击。这些帝国主义者企图迫使北京当局实行人民币的全面兑换，从而打开中国市场，使华尔街、法兰克福和东京的银行能够无限制地对中国实行金融渗透。

私有化：表象和现实

过去二十年间，不管是从企业的数量，还是从劳动力和生产量来看，国有工业的一大部分已经被私有化。大部分小型企业往往被直接卖给它们以往的管理人员；较大型的企业则通过股份制而被“私有化”。当中国十年前开设第一个股票市场的时候，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媒体喜形于色，它们认为这是“共产主义”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240 家公司中，一些是政府控有大多数股份，另一些政府也有相当大的少数股权。由于中共独揽政权，实际上后者也是被政府控制的。中国没有工人的民主，但也没有股东的民主。如果一个不满的股票持有人鲁莽到要组织股东大会撤换在职管理人员(这些人往往是政治上很有关系的中共干部)的话，他可能很快就会处于极糟糕的处境。

中国的公司股东不享有西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所有权。他们有权享有源于其金融资产的收入；如果聪明或好运的话，还可以买卖股票来赚取差价。但他们不能决定和影响公司的管理和政策：这些是由各种经常互相冲突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决定的。

在这方面，四川金顶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四川金顶是一家位于中国西部省份四川乐山市的水泥生产企业，成立于1980 年代后期，1990 年代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盈利不错。1997 年，同时担任中共乐山市委副书记的公司总经理(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安排)顾松(音译)，在其双重职能下，安排金顶接管了市内一家亏损的国企大渡河钢铁。这一买卖显然不符合经济逻辑，但又为什么会发生呢？这是因为大渡河钢铁的工人为讨回拖欠他们的工资进行过暴力抗议，所以当地中共领导就利用金顶的大量现金储备来平息本地的工人骚动。由此可见，这种影响公司财政状况的管理决定是根据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原因作出的。

两位澳大利亚经济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金融结构的著作，其中是这样描述中国股份公司的真实特征的：

“中国股票市场的关键问题是, 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实际反映了国有制在很多上市公司中所占的持续主导地位。”“所以, 对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来说, 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是不存在的, 由此可见, 公司管理者的不良决策只会面对来自‘局内人’或‘局外人’的有限的处罚威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的影响力比其拥有的所有权主导地位更加深远。”

— James Laurenceson 和Joseph C.H. Chai 《中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2003 年)

这两位作者然后引述了一项研究来说明，“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国家在董事会中的代表远远超过与其可观的所有权比例相适应的程度”。

另外，中国的股票和公司债券市场只占金融资产总体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资产的绝大部分仍然集中在国有银行手中。因此，股份制公司的主要外部融资来自银行贷款。 简单地说，两大证券交易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与它们当初还是完全的国有企业时相比，仍保持着同样的管理和相似的财政安排。

有人会问：这样的状况在今天也许是事实，但到明天还会如此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将由政治冲突来决定，而不被这样或那样的股市管理规则的变化所左右。

2003 年夏，中国政府首次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严格限制下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购买人民币普通股票(用人民币计价。译者注：即A 股)。一个外国投资者不能控有一家公司超过10% 的市场资本，而所有外国投资者在一家公司的总控股则不能超过20%。 瑞士联合银行(UBS)是第一个利用这一机会的外国投资商，它购买了包括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家宝山钢铁在内的一些公司的股票。

如果瑞士联合银行对在宝钢的投资收益不满的话，它会怎么办呢？它很可能在即使亏损的情况下，买掉自己的股票。但如果一群西方银行贿赂收买了中国经济官员，撤除了宝钢的在职管理人员，并代之以他们喜欢的新管理层，结果又会如何呢？西方金融家这种控制中国最大钢铁生产家的企图将是对中共政治权威的直接挑战，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对腐败的官员进行起诉，并对有染的外国银行实行某种惩罚性措施。不然的话，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和银行的管理人员就会成为帝国主义金融家和工业家的雇佣代理，中国政府将会开始失去执行自己经济政策的能力，而中共则会象戈尔巴乔夫时代(1985─1991 年)的苏共一样堕入派系斗争的大混乱状态。

但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派系分化也会打开一种政治局面，使从下而来的、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能够有所作为。独立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可能会形成，左派组织和政党可能会出现。最终，西方、日本和海外华人资本家可能会发现，他们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足点被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所摧毁。

中国经济近二十年来的主要结构性转变在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在过去的中央计划制度下，即使是支出大于收入的企业也能够从管辖它们的工业部门得到无偿拨款补助。同样地，企业设备更新、部门组建等形式的扩大生产所需的资金也源于这样的无偿拨款。

在1980 年代初引进“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政府期待企业成为追求最大利润和自负盈亏的组织，其外部资金由国有商业银行的有息贷款来提供。我们无从知道邓小平和其他“改革”的最初设计者们有没有真地认为这个系统会遵循新的经济教条及相应的政策准则运作；但不出所料的是，这个体系并没有成功。假如那些拖欠和无力偿还贷款的企业全被关闭的话，中国早就是经济重灾区了。但(官僚)并没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所发生的反而是“不良” 银行贷款以完全无计划、不充分和杂乱无章的形式，取代了政府的直接拨款。

在没有任何实际偿还前景的情况下，银行供给亏损或盈利企业的贷款通常被例行公事般地延期，甚至增额。结果，因“不良贷款” 远远超过创收资产，中国所有主要银行在技术上来说都是“无偿债能力”的。但由于政府一直为注资企业的银行提供资金，这种情况得以持续多年。

中央银行在1998─1999 年期间向主要商业银行提供了2000 亿美元的资金，用来换取同等金额的“不良贷款” 。这笔企业债务然后被转移到政府拥有的资产管理公司，它们应负责追回一部分贷款，并有权将拖欠债务的企业卖给私人。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动作。

中国金融系统的相对稳定基于两大因素。第一，众所周知，政府是国有银行的靠山；第二，私人银行，特别是外国银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允许与国有银行竞争。美国大型信用评价机构穆迪(Moody's)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总结道：“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从技术上来说没有偿债能力，但其充足的流动性能够舒缓压力，强劲的储蓄水平进一步反映了公众对国有银行的信任。”

西方帝国主义的有识之士知道，中国金融系统的私有化、特别是国际化是消灭中共政权经济力量的必要一步。今年初，英美银行界的半官方喉舌、伦敦的《经济学家》(2003 年3 月8 日)这样写道：

“中国的所有银行, 不是直接地、便是间接地由国家经营, 不论中央或地方, 政府干涉管理人员的聘用和贷款业务。因此, 在中国是不存在由市场驱动、按照绩优原则运作的银行的。外国投资者会发现, 在没有控制权的情况下, 创建这样的银行困难重重。

“然而, 中国人并没有让出控制权的意思。”

正如《经济学家》抱怨的，外国银行到目前为止一直被局限在中国金融系统的边缘(主要在外贸部门)。不用说，国际金融资本一直在极力与这样的限制作斗争。例如，今年初，华尔街巨人花旗银行经允许购买了中国第九大商业银行5%的股权，它随后又建立了一个合资信用卡项目，对象是中国的新富精英──资产阶级企业家、党政高干、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如工程师和学者)。对于花旗银行来说，这只是它对中国金融系统进一步渗透的起点，它在香港的总管施瑞德(Richard Stanley ) 宣称“中国是金融界的最后疆域之一”(《华尔街日报》，2003 年9 月15 日)。

江泽民及其同僚认识到，对外国银行开放中国金融系统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其一就是使中国政府支付自己开支的能力陷于瘫痪。所以，中国在两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协议中，把对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推迟到2006 年。只有到那时，中国才应该允许外国银行与中国国有银行平等地进行竞争。但在三年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由世贸组织议定的日程表自动决定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社会冲突和中国与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近几个月来，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畸形工人国家间的经济矛盾又一次显著地表现出来。

人民币之争

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称的国际交易的资本项目上是不可兑换的。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只有在支付进口和其他贸易相关的开支时，才能用人民币兑换外币(且在中央银行事先批准之后)。大陆公民所有的外币必须转入中央银行来兑换成人民币。

如期所料，近几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主要由香港金融家主导和经手的非法进出中国的货币流动。虽然对这些非法货币流动的程度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估计，但它们还没有发展到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或政府经济政策的程度。

近十年来，中国一直采用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的政策。 自从今年美元对欧元、日元和其他大多数货币贬值之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急剧下跌。许多专家估计，如果人民币可以自由交易的话，它会对美元升值20-40% 。

一些大型的美国(和欧日)的资产阶级机构也受益于人民币目前的相对低价。中国出口商品的大半以上是由外资或合资企业生产的，戴尔(Dell)和摩托罗拉(Motorola)排在中国出口公司的前十名，太平洋彼岸的巨型折扣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 ) 吸收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总量的10%。

虽然这样，美国制造商的主体仍然(有理由地)认为，他们受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作法的伤害。去年春，美全国制造商协会副主席富兰克林·瓦格(Franklin Vargo )对国会委员会说：“我们必须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结束对其货币的操纵，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商业周刊》，2003 年7 月7 日)。一批以民主党为主、共和党为附的参众两院议员正在试图通过立法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关税，用以“抵消”人民币低估的影响。另外，所有国际金融资本的重炮──美国和欧盟中央银行的头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一直在猛烈抨击北京政权，要求对人民币重新估值。

但中国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让步。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要求。”

作为对帝国主义的外交调和，胡承诺建立一个小组去“研究”未来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在多远的未来呢？香港消息灵通的《远东经济评论》(2003 年5 月29 日)对此这样写道：“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而且大多数分析家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在几年内会有所改变。对此问题的主要忧虑为，由于对银行体系缺乏信任，过快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将导致资金大幅度外流。”

北京的决策者即使计划在最近几年内保持现有汇率和外币政策，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在这方面，在资本主义据点香港的双向非法货币交易，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决口。剥夺香港金融家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财产，对于保护中国经济，使其免遭华尔街、法兰克福和东京银行的冲击破坏来说是极其必要的。

再度突出的农村问题

西方资产阶级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及其所谓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讨论通常集中于工业和金融领域，但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七亿仍是从事农业的。1949 年革命的主要社会动力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大规模起义，很多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一切农地都被国有化。

邓小平政权最早的经济“改革”之一就是解除农业的集体化，让每个农民家庭长期租用一小块土地。但土地并没有被重新私有化，而且政府对租用权的转让作出了限制。即使这样，小农间的竞争必然导致了农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分化。通过半合法或非法手段剥削较贫穷农民的一个富农阶级出现了。尽管如此，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结构在本质和表象上都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印度不同。在印度，一亿多没有土地的农民在富裕地主的大农庄劳作。

但是，因为加入世贸，中国农村经济的现存结构将不能长期延续下去。国有工业能够通过政府指令银行增加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日益增强的进口竞争的冲击。但是，中国的小农却完全不可能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粮食出口国的资本密集型、科学管理的农产品业竞争。因此，北京政权在规规矩矩地降低了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和配额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随机应变的保护主义措施：继去年对转基因谷物的进口实施新的“安全管理条例”之后，今年又以菌类“污染” 为由(尽管这种菌类在中国大豆中也普遍存在)阻止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进口。

尽管如此，当局农业政策的基本路线并不是要保护广大小农，而是要向实质上的大型私有农场过渡。因此，在十月举行的一次全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对耕地转让权进一步放松限制的决议。 一位报导此次会议的美国记者写道：“一位农学家认为，中国担心世贸组织内其他国家粮食产品的竞争，而大型农场的出现将会增加中国的农业效率”(《华盛顿邮报》，2003 年10 月15 日)。

然而，不管在农业还是在其他方面，中共领导层的决议和动机并不会自动地、必然地变成经济现实。1949 年革命对中国农民来说仍记忆犹新，贫穷的农民知道他们的祖辈曾对残酷的地主和贪婪的放债者施予粗暴的平民正义，今天中国梦想成为地主的人们也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事实上，由于日益增加的繁重税收和蔓延的腐败，中国近十年来已经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农民示威和暴动。

中国确实需要从小农生产向现代、大型机械化耕种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一个以工农委员会为基础的政府，不仅会禁止或限制富农雇佣劳工和租用额外土地，还会促进农业的重新集体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由农民落后耕种凑合而成的农村公社。要想使广大的中国农民放弃自耕而加入集体农场，就必须使他们相信这样做会提高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一个工农委员会的政府会通过减免税项和提供优惠贷款的方式鼓励农民加入集体农场。

中国农业合理的集体化和现代化将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彻底转变。在农村引入现代科技──从联合收割机、化学肥料到科学农业的整个体系──将需要一个质量上比现存水平更高的工业基础。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会提高对大规模扩展城镇的产业就业、吸收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显然，在今天中国工业基础规模有限、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归根结底，这一前景进展的速度及其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取决于中国是否会得到来自一个社会主义的日本或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的支援。这再次突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工人暴动的幽灵

2000 年初，位于中国萧条的东北旧工业区的杨家障子市的一家大型国有钼矿被关闭了，企业中有可能赚钱的部分主要被当时管理人员的亲朋好友私吞，而被解雇的矿工们只得到少得可怜的离职金。于是矿工们在矿厂总部对此表示抗议，这很快升级成一场全面的工人暴动。约两万名矿工及其家属占据街道、筑起街垒、焚烧车辆、砸碎政府办公室窗户和燃烧油桶。

当局害怕工人们用矿上储存的炸药自卫，采取了谨慎行动。在两天的时间里，工人与人民武装警察(武警是80 年代中特别为镇压日益增长的社会动荡而组建的半军事部队)争斗。最终，当局不得不派遣了正规部队，并用实弹向示威者上空射击，才把这场暴动镇压下去。两年后，又是中国东北的工人们发动了自1989 年天安门萌芽政治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暴动。

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他们正坐在一座社会动荡的火山口上。去年，江泽民说：“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江及其同僚不仅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且非常失败。

据劳动部部长张左己去年的报告，自1998 年以来，2600 万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中只有1700 万得以再就业。且这方面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与1998 年的50%相比，2002 年的上半年只有9%的下岗工人得以再就业。中国很多的城市里，在街头求职的工人们成群结队，他们脖子上挂着写有自己工作技能的纸牌：电工、木匠、管子工等等。

北京政权目前用来减缓失业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不断增加政府赤字开支的办法进行内部投资，用以大规模扩张公共工程建设项目。但在不久的将来，北京的斯大林主义者不得不作出一些困难的选择。大幅度提高用税收手段收集来的社会产品的比重，将意味着侵犯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中较富裕的一部分人的利润和收入。《远东经济评论》远不是什么反资本主义的杂志，但它在2002 年10 月10 日的一篇文章中却有这样的观察：“沿海经济中活跃的私人企业在缴税方面的怠慢是臭名昭著的”。但如果大幅度降低政府开支，又将迫使另外几百万工人流落街头并削减他们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社会福利(如退休金)。 那时，中共领导层内的政策分歧同不断增长的社会压力相互作用，就可能会使官僚层开始分裂。

去年，江泽民政权被所谓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取代，由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温家宝任总理。象其前任邓小平一样，江留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即实际上的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从而继续掌握最高权力。“第四代”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反映了作用在他们身上的互相冲突的社会压力。一方面，他们更加公开地支持资本主义(例如，使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合法化，建议在宪法中保障“财产权” 等)。

但与此同时，新的中共领导层采取了比平庸的、技术官僚的江政权更浓厚的“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温家宝在即将出任总理之前冒着严寒下矿井，同矿工一起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最近，英文《中国日报》(2003 年10 月30 日)对温亲自帮助一个建筑民工要回拖欠工资的事情大加赞美，并评论道，“这一事件证明，新的与人民紧密接触的领导层在处理国内贫困阶层的问题方面，已经在群众中生根。”

除了这些“民粹主义”的姿态外，新领导层还承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富裕沿海地区同落后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如果这不只是空谈的话，它反映了政权内部在经济政策和优先考虑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所造成的派系斗争将有可能打开政局。届时的决定因素将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列宁托洛茨基主义者)介入其中去改变和提高这种觉悟的能力。

为工人民主而斗争！

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初，东欧及前苏联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幻想引进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会迅速带来西方式的生活水平。但中国的工人和城镇贫民已经从数千亿美元的外资和合资企业那里充分体验到了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的滋味。他们也感受到大陆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剥削者日益增强的势力。所有这些体验的总和就是种种恶象的日益增加──失业、经济保障的丧失、社会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两极分化。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中国对于当前的资本主义分子普遍存在一种深刻的敌意。今年初，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只有5%的答复者认为新贵们是通过合法手段致富的。去年在中共十六大期间提出的在宪法中加入“财产权”的建议，引发了普遍而强烈的反对意见。过去的几年里，也出现了许多谋杀富豪的事例。

如果说中国工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不存在多大幻想的话，他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中国政局打开的时候，那些反共反革命的团体和党派会无疑地隐藏它们对“自由市场” 经济的拥护，但同时却大力推进“民主”：换句话说，他们会提出用一人一票的形式来选举议会政府。 亲帝国主义的“异议分子” 、在香港出版《中国劳工通讯》的韩东方，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同时也是美国右翼国会议员们和反共的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官僚的宠儿。

议会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治形式，这种制度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支离为孤立的个人。在这种工厂工人的一票和经理或技术官僚的一票比重相等的选举制度里，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对媒体、教育制度和其他塑造公众观点的机构的控制，实际上操纵选民。在一切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内，不论是民选的或委任的政府官员，都是被银行和大财团所收买和雇佣的。

列宁在他对社会民主派的经典论战《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年11 月)中解释道：

“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 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 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 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 方法就愈巧妙, 愈有效)排斥群众, 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 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 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 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 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 (着重标记来自原文)

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工人只能幻想对政府拥有某些控制。但在工人国家中，工人民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或幻想，而在本质上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在象中国这样的工人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在斯大林主义的误导下变成畸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这一权力却被一个反工人阶级的官僚阶层所垄断，并且，这一官僚阶层的政策最终威胁着工人国家自身的生存。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群众只有通过自己的阶级统治机构──苏维埃(俄文“委员会”的意思)，它向所有保卫工人国家公有制根基的政党开放──所统治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实行真正的政治权力。列宁在同一文章中解释道：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 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 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 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 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 即官吏, 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 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 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着重标记来自原文)

中国面对的选择，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就是血腥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必须说明的是，无论在任何条件下，资本主义复辟都不会带来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和东欧畸形工人国家的反革命被摧毁，向中国工人预示了资本主义会为他们带来什么──自相残杀的战争、失业及贫困、全面的社会毁灭(见《工人先锋报》第809、810 期，2003 年9 月12、26 日的文章，“当年我们为何为保卫苏联而斗争”)。

在1991 年叶利钦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许多叶利钦派的“民主人士”提出，在前苏联施行新生的资本主义统治需要一个“俄国的皮诺切特(Pinochet )”。叶利钦重要盟友、苏共“民主政纲派(Democratic Platform)” 主要理论家、1991 年当选莫斯科市市长的经济学者加甫里·波波夫(Gavriil Popov) 坦承，资本主义的引入是与资产阶级民主不相容的：

“现在,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包括私有制在内的、拥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这将会是一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一方面是那些解除国有化、进行私有化、制造不平等的各种政策, 另一方面是为了达到那些目标而被发动起来的力量所具有的民粹主义特征, 这两者之间将会是矛盾的。大众渴望公平和经济平等。社会转变的过程进行得越深入, 憧憬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明显和尖锐。”

──“对民主的威胁”《纽约书评》(1990 年8 月16 日)

即使在曾经是世界工业和军事强国的前苏联，各前加盟共和国的资本主义政权也只限于从半波拿巴主义的“议会”统治到公开的独裁形式。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将会使其民众遭受更大程度的社会解体和更加严重的贫困。

此外，十月革命摧毁了旧俄国的资产阶级，而中国资产阶级却只被革命驱逐到海外，时至今日还准备收复失地、报仇雪恨，而具有战斗性的中国无产阶级就是他们反攻倒算的头号对象。资本主义复辟有可能将中国拖回到1949 年革命前由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割据状态，使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压迫和宰割中国的同时，对北朝鲜和越南施加沉重打击。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苏维埃民主，需要进行剥夺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利润制度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之对比，中国需要的是驱逐执政官僚层、建立工农兵委员会政权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革命的前提是对作为工人国家社会基础的公有经济的无条件保卫。托洛茨基在他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经典分析《被背叛的革命》(1936 年)中对政治革命的纲领进行了如下的总结：

“这并不是一个执政派别取代另一个派别的问题, 而是改变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根本方法的问题。官僚式的专政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恢复批判的权利和真正的选举自由, 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恢复苏维埃各政党的自由, 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 并要重新复兴工会。把民主带到工业中, 意味着根据劳动者的利益对生产计划进行根本的修正。” “'资产阶级分配方式’将被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 并要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 被社会平等所取代。” “青年人将享有自由呼吸、批评、犯错误和成长的机会, 科学和艺术将会挣脱锁链, 获得自由。最终, 外交政策将重新回到革命的国际主义的传统上来。”

争取工人民主与扩展革命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曾经写道，物质缺乏会造成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官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于物质缺乏，于是官僚们就自视为分配和使用贫乏资源的仲裁者。历史的必然性再次向人们提出了革命国际主义这一问题：没有社会主义的美国、社会主义的欧洲和社会主义的日本，中国的劳动人民将不能消灭物质缺乏和贫困。确实，中国无产阶级以至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的命运，将由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来决定。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力于把这个唯一能够保卫中国、抵抗帝国主义支持的强大反革命势力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带给今天中国的广大工人和农村劳动群众。

击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革命攻势！

中国往何处去？

 

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

为工人政治革命而斗争！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发表于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美国支部)的报纸《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第743期(2000年10月6日)和第745期(2000年11月3日)。

以二月份在东北工业基地辽宁省发生的两万钼矿工人的暴动为例,中国今年出现了工人和农民斗争的日益高涨。这些斗争的目标是反对官僚的腐败,日益增长的贫困和对公有经济的侵蚀。这一公有经济是由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1949年革命建立起来的。

八月,中国东南部江西省抗议重税的两万农民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发生了冲突。据报导,这一抗议是由于当地官员禁止发行一本由中国共产党员所写的提倡给农民减税的书而引发的。今年早期,据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内部报告估计,1999年在农村有超过两千起暴力抗议,几百万农村人口参加了示威或向北京请愿。

社会的动荡已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上找到共鸣。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基础而改编的一部关于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年月里的一个苏联钢铁工人的电视连续剧受到中国观众的极大欢迎。今年早期,在北京的一个小剧院里上演了一部关于切·格瓦拉的舞台剧,结束时演员领导观众共唱国际主义的工人赞歌“国际歌”。一位观众随后在新毛主义网站“中国与世界”上留言道:

“我们要大声呼喊,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反动分子和那些没有骨头的叛徒们,我们工人才不会失业,我们才能真正地成为国家的主人。”

虽然这些情绪可能通常是以较为沉默的方式存在着,它们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被听到,其中也包括在一些中共党员中。一篇《纽约时报》2000年7月2日的文章以“中国老式共产党员与党相左”为题,报导了在辽宁省府沈阳市一位中共退休干部因领导反对当地政府的示威而被逮捕的事情。这篇文章评述道,一场为争取释放这位干部的广受支持的运动“反映了广泛存在的因共产党的腐败和失去理想而对党幻想的破灭,甚至在其基层党员之中。”

今年二月的钼矿工人暴动是由这家国有矿场的关闭或私有化所导致的大规模解雇所引发的。几个月之后的五月,辽宁省辽阳市一家金属合金厂大约三千工人在抗议未发的工资和退休金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七月,近五万矿工、铁路工人和其他人在中国南方的六盘水进行了示威。据报导,示威者在攻击市政府办公厅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并高喊“在中国再来一次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面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就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随着北京当局追求“市场改革”,向西方、日本帝国主义和海外华人资本家的剥削开放门户,他们这样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垫道路。这同时也在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打下基础──这将不是一场象1949年那样推翻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而将是一场驱逐统治官僚层,把政权置于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手中的政治革命。这样的一场政治革命是以无条件保卫计划性公有经济为前提的。这一计划性公有经济是(官僚化畸形)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

官僚层的社会根源

去年,作为美国金融资本喉舌的《华尔街日报》(1999年11月1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文章。江绵恒以前是中国最大的私有电信公司“中国通网”的主要人物,现任几家私有公司的头子。这篇文章也提及中国总理朱容基之子是一家与华尔街头号投资银行摩根·史坦利合办的合资企业的一个主管。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不言之意是,中国上层领导人的子女们,即所谓的“太子党”,是显赫的企业家,而且甚至是美国金融家的合伙人,那么,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在顺利进行着了。每一天,中国就应当变得越来越资本主义化。至于执政党至今仍称其为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做口头服务这一事实,在那篇文章看来,是与当今中国政治的现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中国今日的政治现实是与那篇文章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要复杂得多,也充满更多矛盾。在那篇文章发表的同时,一本在北京出版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魏巍撰写的文章“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其中写道: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具有无可否认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它为全人类开辟了通向未来的光明道路,并且展示了人类根绝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实现理想世界的可能。”

魏巍的文章结尾时在政治上号召人们拿起武器:

“应深切理解,已经尝到社会主义甜头并已成为国家的主人,随着他们主人翁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的恶化,以及面临的生存的威胁,是不会长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马列主义教育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也必然会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坚强地团结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应当指出,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理论,将是最有力量最有效的武器。”

这一文章并不是发表在由几名老古的毛主义异议分子所办的无名地下刊物上的,而是合法地发表在《中流》,这一创刊于1990年的全国知名和广泛阅读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所批准的杂志上。尽管最近有当局对政治反对派和异议人士的打压,《中流》却继续出刊。显然,这一自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杂志在高层中有朋友和保护人。这类杂志的存在是中国官僚层内部派系分歧的表面反映。当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国有工厂里和其它企业中被解雇时,这些分歧无疑正在当前大规模工人不满的高涨面前日趋尖锐。

在中共内部的分歧说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中国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的道理。从1949年掌握政权起,中共是以苏联官僚政权为模式建立其统治的。苏联官僚层在1924年通过一场由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反革命把政权从苏联无产阶级手中夺走。这一较有特权的阶层的上升是由于沙皇俄国遗留给苏维埃政权的落后和贫困,以及把社会主义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德国)扩展的失败所造成的。虽然由1917年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所有制那时还没有被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否定了曾经激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国际主义,拥抱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

统治苏联退化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和从中国畸形工人国家诞生起就统治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之间的相同之处,就是它们的本质都是一个脆弱的、充满矛盾的阶层,而不是一个拥有财产的阶级。官僚层象寄生虫一样附在无产阶级所有制上,并从其中榨取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所施加的压力的传送带。于是,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准备,北京当局加剧了私有化和缩减国有企业的速度。同时,当局试图通过“反腐败”运动来平息愤怒的工人和农民,甚至处决几个上层官员,并且偶尔逆转其自己的“自由市场”的措施。这并不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不可逆转地要保卫公有制。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一书中写到苏联官僚层的:“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

“市场社会主义”和新毛主义

确实地说,魏巍的文章没有公开斥责江朱政权及其亲资本主义、亲帝国主义的政策,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这是在公开的杂志上所不允许的,公开的杂志必须至少有中国共产党的非官方的批准。但《中流》的读者却能从字里行间中看出来,当魏巍把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来歌颂的同时,他的文章只字未提其继承人邓小平。是邓小平引进了他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并邀请西方、日本和在台湾、香港及其它地方的海外华人资本家来大规模地投资。于是这篇文章通过这一显著的遗漏而谴责了邓小平。

魏巍称赞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早期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反对,但他的真正目标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修正主义”领导人邓小平及其继承人江泽民。至少经过毛泽东年代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六十年代“文革”期间,毛泽东把邓小平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并剥夺了其政治权力达几年之久。

魏巍并不只是一个怀旧的、走老路的毛主义知识分子,那些人的文章对北京的权力政治没有什么影响。《中流》是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保守派的公开喉舌,如前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他担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复辟会造成大规模无法估量的社会动乱,甚至会再一次导致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征服和瓜分。

许多中国的上层政府官员和军界人士看到在前苏联发生的事情而产生了真正的恐惧。1991-92年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这一曾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沿着民族界限而分裂成碎块,工业基础被破坏,军事力量被捣毁,社会持续产生政治动乱。他们看到前苏联被遣散的军官沦落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他们看到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一昔日受人尊重的世界人物,今朝成为一个美国比萨饼公司的公关员!

虽然北京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们惧怕他们同类在前苏联的不愉快命运,但他们更惧怕中国的工人阶级。这样的恐惧是应该的。示威的钼矿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占领了杨家障子三天,直到被军队镇压。根据中国中部安徽省的一份警方报告,“工人们集体围攻企业领导,怒骂他们,甚至强力扣押他们”,这已成为常见的事情了。中国劳动部报告指出,去年有多于十二万件的劳工纠纷,包括从请愿到罢工,比1992年多14倍。

中国的官僚层本能地明白,只靠警察和军队是不能压制得住这种程度的劳工反抗的。一些部队,主要是由应征入伍的贫苦农民的儿子组成,也许会站到反抗的工人一边。所以,官僚层也试图在政治上平息工人们,许诺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江朱集团以中国更大范围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来许诺繁荣。但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市场改革”的灾难,大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倡者持有怀疑或完全敌对的态度。

因此,官僚层的另一部分表现出象《中流》所代表的左派面孔。这一新毛主义的杂志提供了一种从左的一面来的改良主义。这一杂志说的是,在中共内部现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果他们取得上风,将会清除猖獗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行为,截制日益增强的西方、日本和海外华人资本家的经济实力。他们也许还会重建“铁饭碗”制度(即国有企业中确保的终生就业),回到毛泽东时代据说是更平等的政策。

邓小平曾宣布“致富光荣”。作为对邓的政策所滋长的极度不平等的一种反应,对毛时代的理想化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大众意识中发展起来。在1989年以学生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示威期间,一组由年轻工人组成的队伍是举着有毛泽东的画像的标语牌加入大型示威的。

伦敦《独立报》(1989年5月24日)在当时评论说:“虽然没有人喜欢回到教条式的毛主义,虽然它是被极度浪漫化的,但过去的时代确实为许多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景象:物价稳定,犯罪率底,失业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

具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

这种对毛时代的理想化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政权远不是平等主义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毛在1950年代晚期所进行的“大跃进”是一个疯狂的经济冒险,后院炼钢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疯狂。这个“大跃进”以彻底的破产和广泛蔓延的饥荒而告终。始于1960年代中期的具有破坏性的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持续十年的官僚层派系间的大混战,它比由邓政权镇压天安门示威的屠杀所夺去的人命要多得多。

在中国和西方,毛和邓被视为相对立的两极,一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家,另一位是务实的现代派。但实际上,两者都代表了寄生虫式的官僚层的利益。这一官僚层自1949年革命之后就统治着中国,并附在由这一革命所带来的计划的公有经济之上。那场革命粉碎了资本主义统治,从豪取强夺的地主那里夺取了土地,摆脱了帝国主义征服的奴役。计划经济的创立为工人和农民的巨大利益打下了基础。

但是,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由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所领导的俄国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质的区别。十月革命是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进行的,把夺取政权视为通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与此相反,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争而取得政权的,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

马克思在其十九世纪中期的著作中解释道,在缺乏一个基于最高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之上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只能造成一般的贫乏,由于贫乏又要开始那争夺必需品的斗争,而一切旧把戏必然复演起来。”斯大林主义者断然否定马克思,鼓吹一种愚蠢的学说,即只要阻挠住帝国主义的军事介入,社会主义(这一被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低阶段)可以在单一的国家内被建设起来。在实践中,“一国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与国际性工人革命相对立的观点,表达了官僚阶层局限于本国的利益。这一官僚阶层在1923-24年间在苏联篡夺了政权,并把共产国际从一个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官僚层与帝国主义追求虚幻的“和平共处”的工具。里昂·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主义叛徒进行了斗争,试图回到曾激励了十月革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在与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相对立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框架下,毛和邓的政权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寻求了不同的政策。虽然如此,他们的政策在一个重要方面几乎却是完全一致的,即与美帝国主义联盟以反对苏联。所以,今天新毛主义的魏巍写出如下的语句既富有讽刺性又是虚伪的:“发生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东欧变质和苏联解体是本世纪的最大悲剧。”魏当然知道,在1960年代晚期,毛泽东把苏联标志为一个对中国来说甚至比美国更危险的“社会帝国主义”强权。当时,世界各地的新左派激进分子们欢呼毛泽东的中国,把它视为一个代替缺乏生气的克里姆林宫的革命选择。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把毛主义称为“枪口下的赫鲁晓夫主义”。我们坚持认为,因为毛政权对苏联的敌视,“一个中国与帝国主义联盟来反对俄国人的危险是不能被忽略的”(“中国孟什维克”,《斯巴达克思》,英文版,　第15-16期,1970年4-5月)。正当美国战机在越南狂轰烂炸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了北京并与主席拥抱,确立了这一联盟。

同美国的联盟在邓小平的时代得以持续并深化。1979年,在华盛顿的赞成和鼓励下,邓命令人民解放军入侵越南这一苏联在东亚的主要盟友。越南人民有效地进行了抵抗,给解放军造成了两万左右的伤亡。解放军撤回境内。在1980年代冷战的最后几年中,中国支持和鼓励了美帝国主义以销弱苏联,例如,援助由美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残酷的“圣战者”在阿富汗与苏联作战,由此帮助了摧毁苏联的反革命运动。所以,新毛主义者魏巍现在悲叹苏联的被摧毁是“本世纪最大的悲剧”,这是非常虚伪的。

中国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必须被赢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上:是托洛茨基主义,而不是毛主义,即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才真正代表着今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ICL)坚持无条件地军事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以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内部的反革命。我们保卫中国反对阶级敌人并不以事先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为先决条件,也不基于军事冲突的具体情况和直接起因。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铺路的寄生虫式的官僚层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被驱逐。急迫必需的是在中国铸造一个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去领导富有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在中国没有一条局限于本国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取得当今集中于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资源来为中国所有居民的良好生活提供基础──需要在帝国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国际性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打下基础。

莫利斯·迈斯纳和新毛主义的唯心主义

迄今为止,江政权有效地压制了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甚至包括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一个象魏巍那样的新毛主义者,只有以高度戒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才能发表文章。因为在中国不存在公开的政治辩论,所以从新毛主义角度对今日中国最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却是出于一位美国学者的著作,迈斯纳的《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的探究,1978-1994》(1996年)。

魏巍不能公开攻击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袖,而迈斯纳却没有这种束缚。他谴责邓小平“对所有准社会主义的机构和从毛泽东时代继承下来的价值不加区别地废除”。他随后写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掩盖下运作的残暴的资本主义正带来巨大的社会转变和动荡──大规模的无产化,加剧方式的剥削,更大程度的异化,贫富之间的鸿沟,以及城镇与乡村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差别。”

魏巍在他的文章中赞同地引用了迈斯纳的著作,特别是迈斯纳对毛的观点和毛时代的中国的赞许态度。虽然如此,他们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象如上引文所展示出来的,迈斯纳声称资本主义(他称其为“官僚资本主义”)在邓的年代已在中国复辟了。虽然他承认,“显著缺乏的是一个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而魏巍认为,中国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威胁,它仍然是“社会主义”。

这一区别反映出了远比这两个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观点更为重要的东西。因为魏巍的地理位置和社会角色,他试图吸引那些正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后果进行斗争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知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他们许多人的赤贫。

随着杨家障子的国有钼矿在今年二月大部分关闭并把其余的部分出卖给管理干部的亲友,一个工人说道:“我们矿工自从革命之后就在这里为中国、为共产党工作。现在我的那份矿山成为私有的了。”他表达了许多中国工人的态度。他们明白,国有财产属于工人阶级。如果象迈斯纳所声称的,中国的国有财产归官僚们所有的话,工人们为什么会抗议矿山作为私有财产被接管呢?

虽然如此,迈斯纳的著作应被认真对待。因为从左翼反对或批评今日政权的中国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这本著作自称是一个从“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中国自1949年革命到邓政权最后时期的理论分析。

现年届六旬的迈斯纳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一个潮流的代表,这些知识分子(如保罗·司维兹和查里斯·本特汉姆)支持并公开宣传毛对马克思主义和“正统”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唯心主义批判。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总是包括一个很大的技术动力主义的成分,即一种认为落后的俄国通过其计划经济能够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信念。斯大林在他的《列宁主义的问题》(1933年)中断言:“我们比先进的国家落后五十或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里弥补上这一落后。”

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要比30年代斯大林的俄国从质上讲经济落后许多。中国和美国经济之间的生产能力差距之巨大以至无法想象在任何政治上有意义的时期内摆平。“社会主义”于是被重新定义为在地球上最贫困国家之一的中国是可以很快实现的。集中反映其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在1960年说,“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以极端的主观主义为特点的,包括相信社会主义关系可以通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来取得。司维兹、迈斯纳等人对毛泽东的文革在意识形态上的故作姿态信以为真,以为这是努力要创造一个人人为集体利益而舍弃个人占有欲的平等主义的、不分等级的社会。司维兹在70年代中期写道:“只有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中革命条件最有利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可以最终被清洗掉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经济论的污点。”(《每月评论》,1975年1月)。　或者如迈斯纳在其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书中写道:“毛不仅认为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而且他相信落后为社会进步和创造性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条件。”

迈斯纳在重要方面比毛泽东还毛泽东主义。实际上,他一贯而且经常严厉地批评主席不去亲身实践他自己所教导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关联的美国学者,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把那些观点推至其逻辑上的结论。隐含在“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中的是一个认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甚至可能性的观点。假装宣称继承列宁的衣钵,斯大林和毛泽东不能够公开这样说,但迈斯纳却能够而且就是这样说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和物质前提条件是具备的,而通向革命的道路已经被关闭。至今为止,现代历史经验还没有产生多少证据来支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的和必然的历史结局而城市工人是现代世界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信仰。”

换言之,如果中国要取得社会主义(不管如何定义),它只能独自去做,将不会从北美、西欧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那里得到任何物质援助。而这些国家是注定永远保持资本主义的。

这一观点曾在北美和西欧的“新左派”中相当普遍,他们把自己仅仅看成是“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辅助。实际上,即使是在那些年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会必然导致革命性危机的观点也被1968年5至6月间的法国全国总罢工和其他一些革命性形势所活生生地证明了。

远比毛泽东更加绝对,迈斯纳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平等主义和社区价值观,而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最大程度上对生产和生产力的加强。他有时把社会主义当成几乎是一种鼓舞起人类兄弟之情的宗教信仰来看待。所以,他谴责邓政权带来了“前所未有深度的精神贫乏”。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他称之为“封建社会主义”的评论:“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

另一方面,迈斯纳不仅争辩说资本主义在邓小平之下被复辟,而且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那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高的原因。在这一点上,迈斯纳的主张相近于《华尔街日报》的观点:“中国准资本主义政权所做的”,他写道,“正如资本主义普遍适于做的,是巨大地提高了生产和生产率。”

即使是在那些怀有左翼同情心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虽然很多不象迈斯纳那样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但不少人会认同迈斯纳的主张,认为在最大限度地扩大经济生产和技术进步同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对立。这样的知识分子因而会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感到矛盾。他们相信加剧的外国竞争会迫使国有企业变得更有效率,而增加的外国投资会随之带来新的和更先进的技术。与此同时,他们认识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千百万的工人会被抛弃到街头,其中许多会被迫成为乞丐,他们的女儿要靠卖淫求生。

这种认为在经济成长和社会平等之间有内在的冲突或起码要有舍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个以工人民主为基础、由列宁-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之下,一个集中计划和管理的集体经济会使经济增长最优化并消灭在今天中国如此显著的贫富分化。高层官僚及其“太子党”们所享受的西方式豪华奢侈是纯粹的寄生主义,它与经济的合理性和效率性毫无关系。

我们反对世贸组织对中国的插手不是因为我们偏爱经济闭关自守──“自力更生”的毛主义的教条──而是因为世贸组织的干涉将会进一步削弱集体经济。作为计划的、社会化经济的有机部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能够且应该被运作起来以完全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促进高度的进口和出口。这样的政策完全不必为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肆意竞争敞开中国的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国家

对迈斯纳来说,只有两个类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类别应当可以描述现代世界所有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他赋予“社会主义”一词两个不同的、相互排斥的意思。大多数时候,他把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所说的完全的共产主义,准确地被迈斯纳描述为“经济上富足的状态,以使人们得以从劳动分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允许工作日的缩短,并由此产生空余时间以造就新的‘全面'的人,自由地、合作地、创造性地发展他们的真正的人的潜力。”

但他同时又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一种极有限制和有条件的意义上描述为“社会主义”:

“在如此原始的农村所发生的革命过程中,价值和机构被铸造着,虽然以一种基本和萌芽的形式,这一发展仍然指弃马克思主义原理所认为的一个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如果说中国几乎是完全缺少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这种状况没有在任何程度上削弱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们的社会主义远见和意志。”

既然中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条件,一旦共产主义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远见和意志”,中国就变成了资本主义。这就是迈斯纳论点的症结。

迈斯纳通过省略和断章取意来歪曲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在马克思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蒙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工人国家)这个词语以及更为重要的它所内涵的概念,在迈斯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析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核心是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和动态。列宁在其大量吸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后所写的《国家与革命》(1917年)一书中阐述了同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国家(经济贫乏还普遍存在)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的理解,直逼迈斯纳关于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并且甚至在毛泽东时代也以初级形式存在的论点。迈斯纳写道:

“邓小平政权从它的毛主义前任继承了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的必需(但不充份的)特征。其中包括一个相对来说发展良好的现代工业和技术基础;一种把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经济发展的混合模式;正式地存在于城市中的、以伪装的方式存在于乡村里的雇佣劳动的统治地位;以及一个资本积累的有效系统──通过国家提取剩余价值,尤其是从乡村里。”

他接着争论说,邓小平政权向经济里引入了某些特征,由此导致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这些特征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完全商品化──这已经通过把相当部分的农民无产化和在城市里‘打碎铁饭碗'而基本实现了。”

工资差别和劳动力市场是而且将是任何一个和每一个工人国家的重要特征,即使是在最完美的工人民主之下的最先进的工业国。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解释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刮。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

在经济贫乏状态之下,除了这样一种工资系统之外唯一的选择是劳动军事化,即政府分配并强制人们去做各种工作。在毛政权下,正如迈斯纳所指出的,农民们大多被禁止移居城市,而周期性的下乡运动把上百万城市青年强行下放到农村去生活和工作。看来迈斯纳更加偏爱这种政策,而不是由邓政权引入的对劳动力市场的更大利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个人自由。

当然,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会带来与中国现存的工资制度十分不同的一种工资制度,但仍然会有不同水平的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有些工作会比其他的更困难、更烦人、更危险。如果在办公室里做文书工作可以得到同样的工资,有多少人愿意在煤矿或者钢铁厂里工作呢?类似的因素也在吸引工人提高工作技能上起作用。如果不是在物质上有所奖励,有多少人愿意把那几小时空余时间用来上课和学习技术手册而不是去与亲友欢聚呢?只有当劳动仅系去不足道的一点时间和精力时──这只有在完全的共产主义下才会实现──个人才会把劳动自愿地贡献给社会集体。

以上所引的迈斯纳书中的章节显示,他认为在毛和邓统治之下的中国经济是以“资本积累“和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提取“剩余价值”为特点的。他在这里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把剩余价值等同于直接生产者消费之余的经济盈余。这对于一个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尽管是一个非正统并是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基本的错误。马克思清楚地写道: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

─《资本论》第三卷

把经济盈余的很大部分用来投资以扩展生产资料对任何一个工人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所提出的说法,即“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如果没有把很大一部分经济盈余投资以更新和扩展生产资料,就不会有新技术的引进,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工作日和工作周的缩短。简而言之,就没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一些反对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左派认为在邓小平统治下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了。他们会指出近年来与国有工业相比资本主义企业的相对增长。这掩盖了中国经济依然是国有工业占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是在集体化解体后的农村,土地依然是国家所有而农产品的购销由国家控制。说到底,声称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是找借口拒绝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来反对十分真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威胁。

中国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要那发生,就不得不有一场反革命来砸碎畸形工人国家,并且安置一个致力于保卫资本主义财产形式的新的国家政权。但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到目前也不可能是。中国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即在一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寄生的官僚层所统治的、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中国是被抛回到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最终来看,这并不只是依赖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尽管这些发展是极端重要的),而更是依赖于国际领域上阶级斗争的未来进程。

在分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胜利的国际背景为假设的。然而,苏维埃俄国和人民中国从诞生起就不得不与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生死搏斗。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对1949年后的中国(象对苏联那样),从最高级别的官员到最偏远的农村,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把中国和由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盟国对它发动的冷战分离开来,是无法明白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的。

然而,毛主义者莫利斯·迈斯纳却把中国写得象是在离美帝国主义国家几个光年以外的一个遥远星球上似的。在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中,后来又再一次于1958年的台湾海峡(金门和马祖)危机中,美国曾威胁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要把中国化为放射性废墟的威胁,对于迈斯纳来说,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以至在他长达500多页的《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的探究,1978-1994》一书中竟只字未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页又一页的对毛和邓的变化莫测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深究细研。对于迈斯纳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主要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概念、态度和偏见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落后的经济以及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官僚层的反革命的“一国社会主义”教条的错误领导,世界资本主义对于1949年后中国的压力变得更为加重。一场驱逐北京官僚层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会设立一个坚定地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政权,为从印度尼西亚到日本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动力。

为了理论上的清晰性和普遍性,让我们设想如下的历史境况。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在日本爆发。一个计划性的、社会化的经济就这样在一个以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为基础,并由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之下,在一个主要的工业国建立起来。而且,日本的革命促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朝鲜半岛的革命统一以及在越南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先进工业国(日本)为中心,并由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的东亚工人国家的联盟。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在此时美国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它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和政治强权。这样,在东亚共产主义联盟和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盟国之间就会发生一场新的冷战。东亚工人国家不得不完全动员它们的人员和经济资源,以在这场全球冲突中取胜。日本生产盈余的一大部分会被用来增加和提高其军事工业能力;另一大部分会被用来作为对中国、朝鲜和越南的经济援助。东亚共产主义联盟各国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日的缩减会被全球冷战所必需的巨大开销所限制。显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国家消亡的可能性将不会在中国或日本存在。

总之,任何工人国家──不管在经济上是先进还是落后──都不可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除非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并最终在美国)的胜利之上。只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在华尔街银行和五百富豪公司的统治下,人类就一直会被原子大屠杀所威胁。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化: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

正如迈斯纳通过省略和断章取意来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观点,他也同样篡改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转化的观点。他在其书之首就一口咬定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先进工业国家内建立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会大致均匀地在世界范围内延伸,但他们随后鉴于历史经验而放弃了这一观点。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对亚、非、美洲本地人民所犯下的极大罪恶并不是视而不见或是无动于衷的。然而他们起初把这些罪恶看作是使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代价。在其1853年所著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写道: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这一预测并没有被发展的实际过程所证实。尽管西方资产阶级向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引进了一些现代工业的技术成分(如铁路),然而资本帝国主义的总体效果是阻止那些落后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于是,英国殖民统治故意地保存和利用了传统的反动机制,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落制。

不仅如此,在欧洲殖民统治下引进的经济发展带有畸形的性质。这样,英国在印度修建的铁路仅仅是连接港口和内陆以方便与帝国主义都市间的贸易。这些铁路并没有把印度次大陆的不同区域连接起来。与此相反,美国在同期的铁路修建则是美利坚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整合的一个主要因素。

到十九世纪的末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成为殖民地独立的倡导者,并且认识到亚、非、拉的现代化只能在世界社会主义秩序的背景下实现。恩格斯于1882年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

“印度也许,的确很可能,进行一场革命,而在自我解放过程中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任何殖民战争,必须让其自行发展……同样的情形也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发生,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而且对我们自然是最好不过……一旦欧洲被重新组织,加上北美洲,那将会提供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和这样一个榜样,以至那些半文明的国家会自己跟过来:经济需要,如果不算其他的话,会保证这一点。但是至于这些国家在这之后将必须经过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组织,我想我们今天只能提出一些相当空洞的假设罢了。”

马克思当时还在世,并且与恩格斯有密切合作。所以这一观点代表了他们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转变的最终和成熟的判断。与迈斯纳所说的相反,马克思没有坚持认为落后国家不得不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模仿西欧和美国的经验。

在1880年代,在现代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开端,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假设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会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爆发,而更为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转变会在随后逐渐发生。然而,帝国主义的称霸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强化了在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秩序,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通过用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污染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如列宁在其1916年的手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指出的,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榨取的超级利润使得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有动摇落后国家中传统社会秩序的倾向,产生里昂·托洛茨基称之为“结合和不平衡的发展”的矛盾。一个初具规模的无产阶级,使用现代技术,从仍然遭受着封建制度演变而来的和其它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所压迫的贫困农民大众中成长出来,并与后者共存。反对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日常斗争与民族独立的斗争有机地交错起来,前者并被后者所强化。

认识到现代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矛盾,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向那时一直被接受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从先进到落后国家的这一先后顺序提出了挑战。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带领农民在与封建制度演变来的剥削和与外国帝国主义称霸的斗争中,有在西欧和北美工人之前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这些革命会严重地削弱帝国主义中心的资产阶级秩序,并同时有力促进先进国家工人的革命觉悟。

吸取首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同盟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纪的开端特别针对沙皇统治的俄国的发展提出了不断革命这一概念,并被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史实所证明。在1920年代末期,由于中国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纲领扩展到现在所称之为的“第三世界”。托洛茨基认识到,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很有可能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里开始,但是只可能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从民族舞台上拉开序幕,在国际间的舞台上发展,在全世界的大舞台上完成。这样,从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成为一场不断革命,只要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就不能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一个无产阶级已经进行了民主革命因而已取得政权的国家里,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最终不仅取决于民族的生产力,而且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不断革命论》(1929年)

中国和不断革命

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一战也把中国转变成了一个结合和不平衡发展的经典例子。这场战争切断了来自西欧列强的消费品和资本供应,给了当地资本主义工业一个有力的促进。中国和日本拥有的企业都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供应巨大的国内市场。到1919年,中国有了一百五十万工人,其中大多数刚刚被城市化并与乡村保持着很强的联系。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新的无产阶级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左派。他们在共产主义中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和经济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成立之后的五年内,已经从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成长为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但到那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落到斯大林官僚层的控制之下。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下的共产国际重新复活了孟什维克的“两阶段革命”的提法,因而坚持认为,在半殖民地中国来临的革命将是局限于把民族资产阶级送上台的“民族-民主革命”。他们不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屡次的反对,指令中国共产党人分散进入到蒋介石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去。这一阶级合作的战略导致了中国1925-1927年革命的血腥失败。

当蒋介石的军队在1927年初接近上海时,五十多万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并转成为起义。但是,上海的工人们由于斯大林的背叛政策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被解除了武装。进城不久,蒋发动了一场斩去了中国工人阶级头颅的血腥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被屠杀。

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布哈林的灾难性政策进行了斗争。相当重要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包括陈独秀和象彭述之那样的年轻领导人这时追随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反对派。但是当无产阶级被打垮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很快就被毛泽东掌握,完全放弃了城市,而选择了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由此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转变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托洛茨基在1932年的文件“中国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中评论此事时写道:

“倘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内,集中它的力量在城市中,在工业里,在铁路上;倘若它维持工会,教育团体与俱乐部;倘若它没有从工人那里分离开,并且教他们知道乡村里发生些什么事──那么在一般的力量的对比上,无产阶级部分的力量,到今日是会不可比拟地更加良好些。

“但党在事实上是和它的阶级脱离了。这里,分析到最后,它是伤害了农民,因为,倘若无产阶级仍继续留在不重要的地位上,没有组织,没有领导,那么农民战争即使完全胜利了,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条死胡同里去。”

重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肩上。但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日本占领对他们的镇压是十分猛烈有效的,他们因而没有得以成功。即使是最基本的工人斗争也被镇压了。不仅如此,1930年代的国际大萧条急剧压缩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导致了产业劳动力的缩减。日本的入侵和占领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工业。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面临的问题,除了严酷镇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工人阶级可以去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工人阶级已不再象1920年代时那样是政权的竞争者了(见“中国托落茨基主义的起源”,《斯巴达克思》,中文版,2000年8月)。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体,为毛泽东的农民游击队打开了胜利的大门。虽然毛泽东原先号召以“新民主主义”的公式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革命本身就是对“两阶段革命”的驳斥,因为由它所产生出来的不是资产阶级“新民主”,而是一个官僚化畸形工人国家。迈斯纳在错误地把斯大林的立场化归给列宁的同时,也把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政治说成是毛泽东的创新。“新民主主义”只不过是导致中国共产党瓦解和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阶级合作的斯大林主义纲领的别名罢了。

魏巍,苏联斯大林主义与毛主义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直接涉及到迈斯纳书中的一个中心题目,那就是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和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但是,他在这本冗长的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及托洛茨基。作为一名同情左派的美国学者,迈斯纳当然知道托洛茨基的观点。实际上,在他早期所写的《毛的中国:一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1977年)一书中,迈斯纳不但正确地概括了托洛茨基的理论,而且还花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断革命”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含义。毛泽东把“不断革命”变成了一个造成疯狂经济冒险主义(如大跃进)和官僚层内部派系斗争(如文化大革命)的便方。在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政权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领导层,都斥责对方为“托派异端”。可见,迈斯纳没有在最近这本书中提到托洛茨基的理论,是一种有意的学术上之不诚实。

同样地,由新毛主义的魏巍发表在《中流》杂志上的长文“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一篇以苏维埃俄国和1949年后中国为焦点的对20世纪历史的论辩性总述,也没有提到托洛茨基。魏称列宁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去主张胜利的工人革命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落后的国家发生。实际上,在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者们相信俄国革命本身只能带来一种激进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列宁称它为“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尽管如此,列宁的观点和那些孟什维克党人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孟什维克党人提出,即将来临的“民主革命”必然把政权交给俄国资产阶级,而且争辩说工人政党的作用是成为一个忠诚的反对党,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政权竞争者。

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列宁才开始懂得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可以让工人阶级直接获得政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同一时期,托洛茨基也转变到列宁关于一个坚强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锋党的观点上来。在这一统一的基础上,托洛茨基于1917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而使他与列宁一起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魏巍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十月革命及苏联的认识,不仅明显是不全面的,而且也被他的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观念所深深扭曲。于是他把“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归于列宁,并宣称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主张“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政权,可以同全体劳动人民一起,在过渡时期中克服本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实际上,列宁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这一点上并不亚于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一年之后,列宁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同志们,从十月革命一开始,外交和国际关系一直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并不只是因为从现在开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帝国主义紧紧地联接起来成为一个体系,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成为一个肮脏、血腥的庞然大物;而且也因为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一胜利要求至少几个先进国家(俄国不在其中)的最积极的合作。因此,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我们在其它国家里扩展革命的成功程度。”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1918年11月)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到1924年初政治反革命胜利之前的唯一观点。1924年后期,斯大林改变了他自己早期关于只有在几个先进国家都出现无产阶级政权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声明,并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这一教条符合了官僚层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而斯大林正是这一官僚层的主要代言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斯大林化的中国共产党,也在推销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

有趣的是,尽管魏巍歌颂毛主义,他的意识形态其实更接近于苏联斯大林主义。这点在他对苏联的看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直到苏联在1991-92年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所摧毁,魏巍把它形容为一直是一个“共产主义壁垒”,这种观点和正统的毛主义大相径庭。

毛泽东坚持认为,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所实行的“修正主义”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他这里具体指的是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罪行和随后对毛泽东进行的谴责,以及50年代末苏联对中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停止。60年代末,毛泽东进一步把苏联称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来说比美帝国主义更加危险。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是为始于70年代初的中美可耻联盟以反对苏联作意识形态上的辩护。

尽管毛主义者们谴责苏联“修正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反修正主义”的国际。并不逊色于莫斯科的“一国社会主义”,北京的“一国社会主义”同样意味着出卖国外革命的机会。人们可以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看到这种政策的后果。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把它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基层服从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苏加诺政权。这样印度尼西亚斯大林主义者在军事上及政治上解除了工人们的武装。这使工农民众在面对由苏哈托将军发动的、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支持下的反共产主义军事政变时,毫无抵抗,结果数十万人被屠杀(见“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教训”,《斯巴达克思》,英文版,第55期,1999年秋)。

魏巍争论说,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仅仅开始了某些政治变化,而这些发展变化在三十年后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他其实在对毛泽东关于苏联“修正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修正:

“尽管赫鲁晓夫表面上还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但实际执行的却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以及一系列修正主义的政策。毛泽东说,量变就包括着部分质变。于是由量变而质变,终于在三十年后由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戈尔巴乔夫等人来完成了这场剧变,使希特勒的数百万大军没有攻破的共产主义壁垒在一夜之间崩塌了。”

显然,我们不知道魏巍是在有意识地篡改毛泽东的观点,还是真正地认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释。不管如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但是,为什么今天一个中国左派学者在苏联的国家阶级性质这点上会不同于毛泽东呢?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政治重要性。答案的关键,并不在于俄国原来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当今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为了更透彻地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比较一下魏巍和迈斯纳的观点。迈斯纳强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痛斥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们为“官僚阶级”,说这些人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一来,迈斯纳用毛泽东的权威去提出他自己的观点,即在邓小平──这一文革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

可是今天,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强大的势力──西方及日本的投资者、海外华人资产阶级、高层官员和他们的“太子党”、富农、小的和并不很小的企业家、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他们真正在推动复辟资本主义,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人们想要捍卫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们正在抵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与之相伴而来的对“铁饭碗”的打击。所以阶级斗争的现实迫使象魏巍那样的左派学者抛弃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唯心观点和把苏联说成是“官僚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

虽然魏巍对于苏联的观点远没有毛泽东的反动,但是这些观点仍然在根本程度上被他所坚持的“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所扭曲。他同样也借用主观的唯心主义去解释(虽然不是定义)东欧及前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他没有提供原因,只是说在1980年代中期,比赫鲁晓夫还要“修正主义”的戈尔巴乔夫接任了苏联政府及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职位。魏巍强调,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他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对共产主义怀疑的”。好像一个人的认识观点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原因似的。

苏联被反革命所摧毁,这一国际无产阶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挫败,是不能被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意识态度所解释的。只有考虑到苏联作为一个官僚式退化的工人国家在世界帝国主义持续和全面的压力之下,其社会内部所产生的深入的社会及经济矛盾,才能够解释苏联被摧毁的原因。

“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幻想

与“文化大革命”的毛主义形成鲜明对比,魏巍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点很大一部分在于苏联经济在斯大林时期和紧接其后的后斯大林时期(还有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内所表现的优越性。他写道:“苏联在1928-1958年期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人均44%)。”他然后又指出,这一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一时期内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高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类似时期中所经验过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在魏巍眼里,苏联在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正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在经济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在当时也阐述了同样的论点。在1960年,苏联领导人宣布苏联不仅将在二十年内在经济生产力上超过美国,而且能够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虽然后一个主张明显是空想,但前一个却仅仅是依照50年代时期苏联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所进行的20年预测。可是随着增长率急剧和持续地下滑,苏联经济在70年代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劲头。

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托洛茨基在一本关于斯大林主义苏联的经典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就预料到了以后苏联经济会出现衰退并解释了它的根本原因。他说在早期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罕见的高工业增长率是建立在模仿西方已造工厂和利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来完成的。这样的增长率在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中是不能保持的:

“苏联官僚层的进步作用,只在这个时期内,此时人们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的元素输入于苏联。借用、模仿、移植和接种等的初步工作,是在革命所打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此,在此时期是谈不到技术、科学或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通过官僚指令,固然可以依照西方模式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进入品质的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层所能操纵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有一种民主,要求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畏惧、扯谎和谄谀的集权政治不能相容的。”

这些矛盾在70年代显示了出来。当时用旧方法所产生的工业生产力及生产量的数量扩张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限制。苏联经济从那时起被迫从外向增长改为密集增长。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宣布要实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引进新的更高级的科学技术及相应提高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最大限度增加劳动生产力还需要在管理效率上有质的提高。但是日益腐败、政治欺骗和自私自利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根本不可能完成对苏联经济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改造。

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谴责勃列日涅夫政府的最后几年为“停滞的年代”。他提出只有市场“改革”(称为“重组”)才能使苏联有一个“密集式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促使“她带着尊严作为一个伟大繁荣的国家进入新千年”(摘自安德尔斯·亚斯伦德所著的《俄国怎样变成市场经济》,1995年)。我们在那时写道:

“在斯大林主义的框架下,有一个用经济分散来代替工人民主的内在趋势。既然管理人员和工人们没有苏维埃民主制度的制约,官僚层中的一部分认为让他们受到市场的制约才是结束苏联严重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

─“戈尔巴乔夫的俄国在往哪里走？”《斯巴达克思》(英文版)第41-42期,1987-1988年冬季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造成了经济混乱并且极大助长了苏联内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力量。几年后,这些势力在西方──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帮助下,在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副手和继承人叶利钦的领导下,最终得呈。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经济领域

虽然存在官僚寄生和管理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证实了一个有计划的集体经济比一个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优越性。但是它也证实了一个经济落后的工人国家不可能赶上,更谈不上超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革命与印度从英国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基本几乎同时发生。这个南亚国家──除中国之外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被尼赫鲁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国大党所统治。当时尼赫鲁和他的同 从英国殖民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说要比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1949年所遭遇到的要有利(或者说没有那么不利)。中国经济──包括农业及工业──在当时已经被几十年的战争和内战所破坏。

可是仅仅经过20年,中国在所有重要的经济及社会进步指标上都已超过了印度。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中,在1977年中国虽然耕地面积比印度要少15%,但是人均粮食产量还是要比印度多上30%至40%,况且粮食的分配在中国要均匀得多。8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印度高20%。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印度的70%;同时出生估计寿命中国为67岁,相比之下印度只有55岁。在中国有44%的学龄人口进入中学学习,而印度只有30%。

可是,当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或者甚至苏联,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庄稼产量为1000公斤,而在苏联为10000公斤,在美国为95000公斤。中国发电量为2570亿度,相比之下美国为22000亿度。因为在那时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三倍,所以与美国人均产量的差别其实是总产量差距的三倍以上。

正是由于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形势和官僚统治者的“强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促使了邓小平和他的同 们走上了市场“改革”的道路。新毛主义宣传者魏巍根本不可能解释邓小平这些政策背后的社会及经济因素。在为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绩辩护时,他写道:“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人均34%)。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确实,有很多西方理论家及邓小平政府的宣传家们故意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轻描淡写。可是,魏巍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在那段时期的矛盾和极度不平衡。

到1952年时,大部分中国工业部门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这就为以早期苏联五年计划为模式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提供了基础。单从经济上分析,这是毛泽东时代里最成功的一段时期。工业产量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五年内中国工业生产力翻了一倍多。但正是这种快速增长暴露出了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所面对的主要的经济上的两难困境。农业产量并不是和工业一样快速地增长。城市无产阶级的继续快速增长将有加重食品短缺和提高生活费用的危险。

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本身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毛泽东及其同事们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同美国和苏联有同等地位的世界超级大国,这样五年计划的结果就远远不能使他们满意了。50年代末,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一个以“后院炼钢炉”为代表的大规模农村工业化的冒险经济方案。需要指出的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实务”派早期是支持大跃进的。他们在后来才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强烈批评。“大跃进”导致了中国经济在一场农村大饥荒中崩溃,这严重地打击了毛泽东在中级和上级官僚层中以往那种不可挑战的权威。这一形势也是1960年代中爆发的那场暴力派系斗争(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背后的原因,毛泽东试图在其中重新夺取无尚的指挥权。

对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兴亡,还包括在毛泽东死后短暂地统治过中国的毛泽东遗孀江青。相对来说在同一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得到充份的讨论。但是只有通过份析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才能理解毛泽东的继承人们为什么在最后求助于市场“改革”。

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恰好是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包括1966-1970年和1971-1975年)。工业增长,虽然比起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罕见的高增长率有所下降,可还是维持在每年9.5%的速度。可是,农业产量却只是勉强地与人口增长持平。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人均谷物产量为312公斤,仅比18年前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产量高出一点点。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作物棉花的人均产量在几乎20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增长。

苏联的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的工业和农业增长不平衡现象。但与即使是30年代的苏联相比,在中国农村维持生活的余地要在质上狭小得多──要小一个数量级。就像我们在本文前面指出的,当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平均每个农业工人的庄稼产量是中国的十倍!低级的农业生产力是中国进行快速与广泛工业化的最根本障碍。

邓政权进行的第一个主要经济“改革”就是废除农业集体制。它的目的在于利用农民家庭的系有欲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一开始,这个新的“家庭责任制”的确使农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农业用具及化学肥料生产的增加也对此起了促进作用。

从长远来看,农业集体制度的废除产生了一个剥削其他贫困农民的富农阶级。在同一时期,一部分城市工业经济产业也对西方及日本投资者,还有在香港、台湾和其它地区的海外华人资产阶级开放。在今天,1949年中国革命的社会果实已经受到了强大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威胁。

中国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由于其集体化经济的保护,幸免了亚洲经济萧条的重击,而印度尼西亚、南朝鲜和其它国家的民众却在忍受着这场萧条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饥饿,这为资本主义复辟会给中国工人和农民带来什么描绘了一副图画。北京官僚层继续追求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例如“经济特区”),削弱集体经济,并愚蠢地以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会无限制地扩展。

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正把中国带向一场将会决定中国及更大范围之外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命运的危机。正如我们几年前在“临界线上的中国”(《斯巴达克思》,中文版,1999年冬)一文中写道的:

“那些妄想成为中国未来剥削者的人的目的主要是保证财产买卖和继承的权利。只有通过以某种途径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一个新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原则的国家机器,这一目的才能被实现。唯一的一个能够阻止这一资本主义复辟倾向的力量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今日的中国需要政治革命的纲领,以使工人和广大贫苦的农民大众在迫近的阶级战斗中取得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在于建立一个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政党。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与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目标;这正是陈独秀领导下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目标;这也正是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为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而进行斗争的目标。一个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会把与腐败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同富于战斗性的印度尼西亚和南朝鲜工人反抗其资本主义统治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并且同在象日本、美国和德国那样的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和被压迫的少数族群联系起来。只有通过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那些国家去,才能彻底消灭重受资本主义奴役的威胁并为中国在社会主义亚洲的发展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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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何处去？

德国1989-90: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

 

本文是一篇2000年1、2月间在美国纽约、芝加哥和三藩市举行的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公众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中文译文。报告人是史迪芬·辛格(Steffen Singer)同志,斯巴达克思工人党(Spartakist Workers Party, SpAD)期刊《斯巴达克思》(Spartakist)的主编。斯巴达克思工人党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ICL)的德国支部。

* * *

1999年11月8日,柏林墙倒塌十周年,苏联前首脑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德国帝国主义前首相科尔(Kohl)和美国前总统布什(Bush),共同出现在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上,谈论他们是如何组织民主德国1990年的反革命的。戈尔巴乔夫说:

“在民主德国事态发展的影响下,我们改变了对德国统一进程的立场。而一个尤其关键的局面是在(1999年。1月出现的。从本质上讲就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崩溃。一个威胁产生了──一个混乱大动荡的威胁。这是从1月3日开始的,并且几乎每天都在加剧。”

1990年1月3日,在纪念为从法西斯手下解放柏林而牺牲的苏联红军战士的特雷普托(Treptow)纪念碑下,25万人参加了反法西斯、拥护苏维埃、拥护社会主义的大动员。他们来到这里示威反对法西斯分子在1989年12月底对这座纪念碑的亵渎。正是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发起了这一统一战线。我们在东柏林的工厂、工人区、火车站,尤其是向外籍工人,散发了13万张传单。我们写道:

“12月28日对特雷普托苏联阵亡英雄纪念碑的可耻亵渎在千千万万工人和民主德国的各阶层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反感和愤怒。这一挑衅的矛头也是指向我们这个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的。”

我们警告说:“法西斯主义的重新抬头仍是一个极端主义的边缘现象。重新统一的大德国的第一次危机一出现,法西斯主义就会再次威胁整个人类。然而在今天,西德和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SDP)则是制造这种大德国的主要工具。现在掐死这只法西斯主义的九头怪兽就是减弱社会民主党的渗透。”我们强调:“社会民主党是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马!”

我们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建立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控制下的联合工人民兵!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要掌权!建立列宁主义-　平等主义的政党!……外籍工人必须享有完全的公民权!通过工人委员会指导的集中计划来复苏经济!不出卖民主德国!……建立一个红色苏维埃的德国!”

工厂的工人们是这场动员的骨干。起初,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Unity Party/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SED/PDS),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执政党,拒绝响应这一示威的号召。但当他们认识到东柏林的工厂支持我们的号召时,洛塔·彼斯基(Lothar Bisky),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一个领导人,对我们说,“你们有工人们”。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就这样被迫响应了示威的号召。

就这样,25万人倾听了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论战,即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与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论战。这是自托洛茨基在苏联被禁和左派反对派在那里于1920年代后期被摧毁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者第一次能够在一个畸形工人国家向大批群众讲话。我在此引用几段我们同志的讲演:

“一场政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爆发,且在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它。

“西德帝国主义,在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寻求逐步的在经济上的吸收和在政治上的融合,这能够把这场政治革命转化成社会反革命。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必需与之斗争!……

“是的,通过工人统一战线阻止纳粹!我们必须想得更远些。我们的经济受着浪费和过时之害。统一社会党的政党专政已经表明它是没有能力与此作斗争的……

“列宁说,‘政治是浓缩的经济。'争取决定权和治国权的斗争必须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以便可以做出让大多数人满意的合理决定……

“苏联自然要走同样的道路,而那也会帮助我们一齐来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且保卫我们两个国家。我们的工人的国家,它们目前正在一个过渡阶段,摆脱了资本主义,但当然还未达到社会主义……

“我们为了铸造一个新的工人政党而斗争,一个权利平等、义务平等的政党,一个具有列宁、李卜克内希、卢森堡精神的政党。通过统一战线行动来阻止纳粹!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要掌权!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反革命对前民主德国的严重破坏

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和戈尔巴乔夫对特雷普托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幽灵感到恐惧。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工人阶级在民主德国掌握政权。于是他们就改弦更章公开支持资本主义的吞并(Anschluss)。正如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节目上描述当时与民主德国领导人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所说的:

“正是在那个时刻,莫德罗告诉我,说我必须在那同一天就要说明,虽然我们一直到那时还在谈论他们两国之间的某种条约联盟,德国人且大多数德国人,今天公开支持德国的统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告诉他(科尔),我们这些苏联领导人采取这样的基本观点,不管德国统一采取什么形式,经过多长时间,这是德国人他们自己的权利。”

正如我们所警告的和与之斗争的,反革命给前民主德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它的整个工业被摧毁,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或更高,青年的情况就更糟了。在西德则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断的攻击,以打击工会的力量并摧毁工业薪水的合同制。妇女所受的打击最大,前民主德国百分之六十的妇女失去了她们的工作,堕胎的权利也在受到攻击。资产阶级想要摧毁退休金制度、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

与此同时,加剧的种族主义的国家恐怖被用来分裂工人阶级。无数的移民和避难者,甚至在德国出生的年轻人,都被遣返出境。法西斯主义者在危险地增长,每天都有法西斯的凶杀和恐怖。反犹太主义有了急剧的上升,以致在几个月前死去的犹太人社区领袖要求保证他不被埋在德国,以免自己的坟墓被法西斯炸掉。他前任的坟墓已经被炸三次了。

在东欧,劳动民众的处境更为恶劣。与此同时,整个西欧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攻击的大规模激烈斗争。为了资产阶级庆祝柏林墙倒塌十周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资本主义政府,雇庸了亲政府的作家和艺术家中最流行的一群,来到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却只有一万五千人捧场;相比之下,有两百万人参加了公元二千年的庆祝。这是因为大多数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看不出对于柏林墙倒塌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在那一台电视节目上,科尔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表示不满。资产阶级正在推动一场“共产主义灭亡”的攻势,声称在1989-90年每个人都渴望资本主义,而1990年1月3日的特雷普托动员与他们这场攻势却完全不相容。只举一个例子:有一本很厚的载有科尔在1989-90年间的谈判会谈记录的书,大约有一两千页厚。其中从1989年12月底我们提出号召在特雷普托的统一战线示威一直到1990年1月底的会谈记录被标成“机密”,而且这些部份在再版时被删除。

与此同时,奥斯威辛的资产阶级发动了一场企图把民主德国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等同起来的阴险攻势。前纳粹集中营的旧址被用来作“红军的罪恶”和“为了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即主要是纳粹分子)的展览。在柏林墙倒塌的周年纪念日上,资产阶级的法庭把三名民主德国的领导官僚送进监狱去服长刑──因为他们曾是民主德国工人国家的代表──并且把这同纽伦堡审判相提并论。

资产阶级想要在这场攻势中抹杀的是在1989-90年间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1989年有一个革命的形势。列宁把革命的形势定义为这样一种形势,即统治者无法用旧的方式统治,而被统治者不愿被旧的方式统治。1989年10月,在民主德国执政的官僚阶层垮台了;示威在扩大,在戈尔巴乔夫的帮助下,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昂那克(Honecker)于10月底下了台。正在东德畸形工人国家发展的是一场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关键的问题是:由哪一个阶级来统治?这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即工人阶级驱逐官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即西德的资产阶级来接管民主德国。

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热月政变

我们当时所为之奋斗的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斗争必须以捍卫无产阶级财产所有制的原则为基础。要想明白在1989年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是怎样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就不得不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讲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随着战争的爆发,许多第二国际的政党跑到了本国的资产阶级那边。他们在把各国工人阶级送去残杀别国的阶级兄弟中起了关键作用,成了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即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却执行着资产阶级的纲领,也就是说他们所保卫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工人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推翻了沙皇。他们建立了苏维埃,即工人委员会。大多数的工人和士兵在当时相信孟什维克,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孟什维克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他们与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临时政府,即人民战线。孟什维克当时在苏维埃中系多数,把苏维埃服从于资产阶级政府,以最终解散苏维埃而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式共和国为目标。

这就意味着战争要被持续,以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反对工人来保护资本家的工厂,反对农民来保护大地主。早就从孟什维克中分裂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明白社会民主党是不会由于向其施加压力就为工人利益服务的,而是力争使基层的工人与其社会民主党领导断绝开。布尔什维克号召苏维埃与资产阶级决裂并号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孟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不愿意这样做。

在从1917年2月到10月的斗争进程中,工人和士兵们认清了孟什维克是不会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不会与资产阶级决裂,不管给其施加多么大的压力。于是,工人和士兵们与孟什维克决裂,被赢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工人革命;在一场以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士兵为基础来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的起义中,苏维埃夺取了政权。

世界资产阶级想方设法要摧毁这一革命。前所未有规模的内战接踵而来,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了苏联,以帮助俄国的反革命军队白军。苏联红军,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在入侵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帮助下,击败了反革命的进攻。

布尔什维克非常清楚地明白,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如果一直孤立是生存不下去的。他们把十月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开始。把革命扩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是必需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列宁和托洛茨基创建了共产国际以作为领导世界革命所必需的政党。

俄国革命是对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鼓舞。在世界大战结束时,革命的浪潮席圈欧洲。在其它地方的社会民主党,正如他们的俄国副本一样,行动起来从工人手中拯救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新建的各国共产党太年轻而缺乏经验,无法把这些革命领向胜利。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德国,革命性的危机也是最尖锐的。社会民主党调用了法西斯的反革命军队,Freikorps,血洗了1918-1919年的革命。他们崭去了年轻的共产党的头颅,杀害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这两位德国无产阶级的杰出革命领袖。

1923年,一场不同寻常的革命性危机震撼德国。德国工人指望德国共产党(KPD)来领导他们,但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却指望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来领导革命,甚至与他们一起加入了一个议会式的,即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当德国共产党让革命形势从手边溜走时,在被破坏严重的苏维埃俄国的工人阶级变得士气低落,因为这意味着俄国革命的继续孤立。1924年初,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保守的官僚阶层乘机篡夺了政权,把它从无产阶级手里夺走。从这个时刻起,统治苏联的人,统治苏联的方式,统治苏联的目的,都发生了改变。

那是一场政治反革命,但却不是社会反革命。官僚层是以计划性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他们是从那里榨取特权的。然而,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仍是国有的。官僚们可以管理工厂,但是他们不能拥有工厂;比如说他们不能把工厂传给子孙。它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不稳定的官僚阶层。这一官僚层有着双重性:它敌视工人阶级,因为它不得不反对工人来保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与此同时,他们的官僚特权又是源引于从胜利的十月革命中诞生出来的计划经济的。同时,世界资产阶级敌视苏联官僚层并竭力要摧毁苏联。

1924年,斯大林提出了“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教条,与激发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第三国际因而由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了世界革命的障碍。它的任务不再是领导工人夺取政权,而是讨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以使他们不进攻苏联,以便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但不在其它任何地方。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同苏联和第三国际的退化进行了一场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反对斯大林主义者以捍卫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苏联粉碎纳粹德国

在德国,1923年革命的失败使法西斯得以抬头,并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德国被经济大萧条所震撼之时,有了很大的增长。面对巨大的阶级分化,德国资产阶级施放了法西斯这条恶犬。工人阶级想要与之斗争。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却不想发动其工人阶级基础,因为一旦工人们行动起来,他们就不会仅仅停止于击退法西斯,而会继续去扫除滋生法西斯主义人渣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共产党拒绝动员起来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一方面粉碎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面证明共产主义纲领比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纲领的优越性。这样的一个统一战线本来可以在斗争过程中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基础从其背叛性的领导层那边争取过来,并由此打开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反对派当时所为之奋斗的。

1933年初,希特勒未放一枪一炮就上了台。法西斯主义者摧毁了工人阶级所有的组织,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他们开始了灭绝种族大屠杀,即一场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以及几百万同性恋者、吉普塞人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1941年,纳粹政权入侵苏联,妄图把世界的六分之一重新带回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下。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条件地在军事上保卫苏联。但是我们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中并不支持任何一方,而是为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它们而斗争。正是苏联红军,尽管有斯大林,粉碎了纳粹政权。近三千万苏联公民为此献出了生命。

苏联红军胜利之后,斯大林主义者,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以他们自己的手法,在东德和东欧废除了资本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敌视,苏联官僚层在那些红军系领的东欧国家废除了私有财产,以便使新政权与苏联的政权相一致。战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不是象十月革命那样由一个觉悟的无产阶级进行的,而是在原资本主义政权被战争摧毁之后自上而下以军事-官僚式的方式进行的。定性地来讲,战后的在所有畸形工人国家的政权都与斯大林主义退化几十年后的苏联基本相同。这包括南斯拉夫、中国、北朝鲜、越南和古巴,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有的话,也是量的区别。对生产资料的没收是我们所保卫的一个进步的措施。但正如托洛茨基在苏联红军于1939年晚间进入波兰东部时所辩论道的,这种没收不是一个关键的政治上的标叉,除非在财产所有制上的改变导致了无产阶级在觉悟上和组织上的提高。从这一决定性的观点出发,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莫斯科的政治,从整体上来说,完全保持着其反动特性并且依然是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戈尔巴乔夫的“市场改革”──反革命的前奏

我们无条件地在军事上捍卫了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和东欧畸形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内部的反革命。与资本主义不同,那些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不是要追求最大的利润,而是要取得最大的总产量,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只能梦想的社会体制。在民主德国,没有失业或是无家可归者。而且,比如说,我的曾是放畜娃的母亲能够去学习并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

百分之九十的民主德国妇女有工作,而为使其成为可能,国家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托儿所系统;还有所谓的“婴儿年”,既当孩子出生时你会得到一年完全保薪的假期;在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会有饭吃,等等。然而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者会灌输反动的家庭价值观念,妇女在下班之后不得不干所谓的第二班的家务。过去,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主德国人口是无神论者──根本不存在宗教的物质基础。即使到今天,正如一家知名的资产阶级报纸抱怨的那样,教堂还无法在前民主德国得势,而且受到敌视。

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力图压制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思维和独立政治表达,因而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并且在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当时有一个叫作斯塔西(Stasi)的庞大的秘密警察机构,监视工人阶级和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政权的人。

尽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存在,因为计划经济,苏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也是在巨大的代价和苏联劳动群众的牺牲之下取得的。但在劳动生产率上,苏联的经济还是显著地落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社会和经济消耗极大,老的那一套大量投资和抄袭技术的官僚做法在过去却曾取得了很大成效。可是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它已经到了极限。苏联陷于相对的经济停滞。正如托洛茨基在其1936年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观察到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有一种民主主义,要求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的。”

于是,当时的苏联官僚层头目戈尔巴乔夫引进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市场社会主义”意味着放向集中计划,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引进到计划经济中。即把工厂与工厂,工业与工业对立起来去争夺原料和消费者。生产不再是为了需求,而是为了利润。这种追求把工业和消费者对立起来。这也把较为富有、更为工业化的地区与较为落后、不太工业化的地区对立起来,从而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和苏联的解体。这些“改革”显著地暴露出了官僚层其中一翼的胃口,即试图通过一块块地吞食工人国家并力求把自己变成有产阶级来巩固他们不确定的经济特权。

与此同时,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从阿富汗撤走了苏联红军,把阿富汗妇女交给了美国中情局支持的野蛮残忍的圣战者。我们把这种行经称为背叛,并向阿富汗政府提出组织一个国际纵队与圣战者作战。阿富汗政府谢绝了我们的这一提议,我们转而为在与圣战者作战的被围困的贾拉拉巴德尔城募集捐款。我们在当时说,在阿富汗与帝国主义作战要比在莫斯科与反革命作战要好。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夏,大批民主德国公民流往西方,极大地损坏了计划经济。在那时,作为其“市场改革”的一部份,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只以国际市场价格和货币向其它畸形工人国家出售石油和原材料。

情况越来越清楚,民主德国不能再继续老样子了。从1989年10月初,民主德国开始出现示威,并逐周增长。昂那克想用军队对付示威者,但戈尔巴乔夫和在民主德国的苏军指挥部不同意。10月底,昂那克倒台。1989年11月4日,东柏林百万人示威。在那里你会看到许多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口号,如“要共产主义理想”,“反对特权”,“建立工人委员会”等等。五天之后,柏林墙倒了。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国际执委会立刻召开会议,24小时之后,第一批领导同志飞往了德国,支援当时共产主义同盟的德国支部,德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以介入这场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给东德工人阶级提供领导。这是共产主义同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国际的三分之一的成员都在德国,我们投入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12月8日,我们出版了第一期《工人新闻通讯》(Arprekorr),以日报的形式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集体组织者和建立领导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必需的政党的手段。这份报纸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德国所有的城市里,涌现出了一组组的青年或者工人,分发《工人新闻通讯》。我们把他们组织成斯巴达克思小组(Spartakist-Gruppen)。

为了一个工人委员会的红色德国！

我们用我们的纲领进行了介入,为了一个工人委员会的红色德国,为了一个革命的统一:通过在东德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去驱逐斯大林主义官僚层,通过在西德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我们明白,德国是被一条阶级的界线分裂着的,问题是:革命或是反革命的统一。我们用我们的口号“不出卖民主德国!”清楚地表达了我们对后一选择的反对。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为了在东德和西德建立同一个政党而斗争,反对两个政党的观点,即一个在东德,一个在西德。我们组织了东德斯巴达克思小组的成员访问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工业中心鲁尔地区。

在民主德国,我们遇到了一种建立于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和欺骗之上的矛盾的错误意识。这种人民战线式的世界观取代了以阶级斗争观点为基础的革命的世界观,换之以错误类别,如“热爱和平的国家”,“进步的人民”或者帝国主义的“各翼”。在民主德国的人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被保护的“在半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之中,并且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来说不可改变的、敌对的世界,不存在阶级矛盾。我们的革命统一的纲领戳穿了这一错误意识,但是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在西德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怀疑。

同一时期,在西德,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派的工会官僚们的帮助下,用给予工人增加很多工资的手段转移了一场强大的冶金工人的罢工。这样的罢工本可以有力地揭穿这种错误意识,即在西德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在那里没有阶级矛盾。

在前民主德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早于几十年前的1953年就被提出来过。随着斯大林之死,东德工人们看到了革命的机会,开始了一场政治革命。东德工人在西柏林示威,要求建立一个冶金工人的政府,并且告诉他们在西德的阶级兄弟:我们会清扫东柏林,你们来清扫波恩(当时西德的首都)。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调动了苏联军队的坦克,救了东德斯大林主义者。

在于1989年秋开始的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中,我们号召创立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就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那样。工厂的工人们找到我们,问我们如何建立这样的委员会。在工厂中,应选举可以被撤换的代表,这些代表不比普通工人多拿工资,他们在工人委员会中负责决定采取怎样的政策,即如何防止卖掉工厂,如何阻止法西斯分子和保卫外籍工人的社区,并且最终如何治理整个社会。这些委员会将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等等。

在东德有工厂民兵,即战斗小组(Kampfgruppen)。他们的建立是用来防止另一个1953的,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在工厂里的工人国家的保卫者。在每一个工厂里都有这样的分队,他们可以得到象炮和坦克那样的重武器。1989年11月,当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组织在工厂层次上消失的时候,这些战斗小组具有真实潜力成为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结晶点。

我的父亲在战斗小组中。在1988年的时候,他们不仅训练如何保卫工厂来防犯故意破坏者,或者是如何与北约(NATO)的入侵进行斗争,他们而且也训练如何驱散示威。[战斗小组成员]对此有极大的忧虑。我父亲告诉我,他所在的分队非常不喜欢这一点。1989年10月初,当我第一次参加示威的时候,在决定是否参加某一示威前,人们会查询各战斗小组在讨论什么,发现他们是否会行动起来反对示威。他们并不会。因此,斯大林主义者们在1989年12月初解散这些小组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决定,这样就缴了工人阶级的枪。

由于我们的宣传,东德军队国家人民军的一些单位创立了士兵委员会。一些这样的委员会在军队中分发了《工人新闻通讯》。正是这些单位被惊慌失措的斯大林主义者们解散了。在特雷普托示威中,一位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听了我们的演说,走上台来,说“你们号召组织士兵委员会──我在这,我要发言。”但是斯大林主义者不让他讲话。我们从东德这样的士兵委员会中招收了一些同志。

在1989-90年间我们对东德的介入中,我们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列宁主义-平等主义的政党。1989年12月初,斯大林主义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召开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为期一周的会议。他们抛向了旧的领导并在他们原先的名字上加上了“民主社会主义党”。这增强了许多亲共产主义的工人和统一社会党基层党员的幻想,以为现在称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统一社会党是可以被改革的。但它是不可以被改革的。新的领导层──格列格尔·盖西(Gregor Gysi),洛塔·彼斯基和汉斯·莫德罗──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反对和对抗十月革命,并使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出轨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我们号召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与之对抗。

“平等主义”这几个字清楚地指出我们对官僚特权的反对。我们不是要改革老的统一社会党,而是要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简单地号召建立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斯大林主义者散布了几十年的谎言,说托洛茨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法西斯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反革命的。我们收到学生和工人的来信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写的,而且也想为之而斗争,但是你们怎么可以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呢?”为了揭露斯大林主义者的谎言并与之作斗争,我们以“托洛茨基主义:它不是什么和它是什么”为题,出版了一期《斯巴达克思》(德文版第14号,1989-90年冬)。

德国革命统一这一斗争的关键,铸造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以及一个新的列宁主义-平等主义政党的关键,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作斗争。在民主德国有不少从越南、古巴、莫桑比克、安格拉和波兰来的外籍工人。他们没有公民权,不得不与其他本地居民分开居住。虽然他们在名义上领取同等工资,但实际的工资并不总是这样。如果一个越南女工怀了孕,就会被送回越南。这是与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与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工人国家相悖的。在革命之后的苏维埃俄国最早发布的法律之一就是每一个在那里居住而且没有剥削工人或者农民的人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

我们提出口号,“所有移民都必须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这是与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主义隔阂进行斗争的关键。在我们的日报《工人新闻通讯》上,我们用多种语言,包括越南语、葡萄牙语、波兰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发表了国际主义的问候语。这些外籍工人可以为建立政党把革命带到他们本国提供一座活生生的桥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古巴的斯大林主义者命令所有在东德的古巴工人和学生回国,以免他们感染上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由工人委员会统治的思想。我们对苏联的无条件军事捍卫也是十分关键的。在东德有很深的亲苏情绪。苏联红军粉碎了纳粹政权而且是防犯北约的重要力量。

然而我们纲领所产生的共鸣并不只限于东德。从土耳其来的移民工人是西德工人阶级的一个战略组成部份,集中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且与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更为疏远。西德社会民主党加剧了在其所保卫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种族隔阂。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西柏林的办公室是位于一个叫作哈克维的土耳其移民组织的指挥部。他们把办公室的很大一部份给我们使用,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帝国主义将意味着大大加剧的德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恐怖。与此相反,在东德成功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会给种族主义以巨大打击,并且会是对西德社会革命的一个巨大鼓舞和促进。

我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斗争的另一方面是号召德国、波兰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我们对苏联红军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一远景的一部份,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带回苏联。人们必须明白,东德所面对的西德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之一,它的军队则是北约的第二劲旅。苏联红军和民主德国军队处于面对北约的前沿。

我们在苏联红军的军营里受到很好的接待,所遇到的是对我们的极大兴趣和乐于接受。虽然我不得不告诉你,在那里卖报纸并不容易。我们的一支卖报纸的小队去了其中一个军营,并且一间间屋子走。我们或是偷偷地溜进去的,或是与军官们打下了默契。战士们见到我们非常感兴趣也很高兴,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带去的出版物卖光了。与此同时,我们每走到一个营房,战士们就会拿出一瓶伏特加烈性烧酒,你就会为国际主义干一杯,为保卫苏联干一杯,等等。所以到最后,这支小队不但把带去的出版物全部卖光了,而且都醉倒了,没有一个同志记得自己是如何摸回家的。我们后来受邀到红军营地给指战员讲演。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带给苏联工人和士兵的愿望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与当时并不少见的反波兰的沙文主义进行斗争是十分重要的。你要知道东德是东殴畸形工人国家中经济最强的一个。当时在东德存在着一种极为落后的意识,认为“我们是最好的,别人不会工作,不会组织,而且懒惰”,以及诸如此类的垃圾想法。我们对波兰工人的国际主义问候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5月初我们发表了“致波兰工人信”,先在东德又在波兰发表。一个来自波兰斯大林主义的青年团中的小组得阅了这封信。他们之后给我们写信,我们开始与他们接触,并由此产生了我们的波兰支部,波兰斯巴达克思小组(Spartakusowska Grupa Polski)。

我们对波兰工人采取的方式的关键是我们对由美国中情局和梵蒂冈支持的“团结工会”的坚决反对。那只不过是一个假冒的工会──顺便说一句,那是帝国主义唯一喜爱的“工会”。他们刚刚在1989年上台并领导了一场反革命。可以想象,在波兰为反对由反革命带来的对工人的攻击而爆发的罢工,会对东德工人有多大的影响。反之亦然,在德国成功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会激发波兰工人去推翻“团结工会”。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罗莎·卢森堡,德国工人的一位杰出革命领袖,她就是出身波兰犹太家庭而且也是革命的波兰工人党的领袖。

革命报纸

列宁在其1902年《怎么办?》一书中解释到,报纸是革命政党的集体组织者。这正是你会在真实生活中通过我们的日报《工人新闻通讯》和半月刊《斯巴达克思》(Spartakist)所看到的。随着第一期《工人新闻通讯》在12月初出版,到12月底,我们工作的很大一部份就是把一捆捆的每期报纸发往东德各地。我们每天卖一万到一万二千份《工人新闻通讯》。那是平均销量。

在大约1990年1月我们动员特雷普托示威期间,我们的一个同志来到东德城市罗斯托克,走进一家旅店,作了一个讲演,说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行动和工人士兵委员会掌权的必要性。那位同志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旅店应该给我们提供打字机和纸张,而且我们还需要印刷机。经过一场利与弊的大讨论,一位维修工人走过来对我们说,“3xx房,那有一部打字机。我知道到哪里可以弄到印传单的纸张。”这就是我们特雷普托的传单怎么罗拉斯托克得以印刷的。当回到他的汽车时,我们的同志在车前玻璃上发现了一份我们的《工人新闻通讯》。很显然,我们在罗斯托克有一个斯巴达克思小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并组织那些分发《工人新闻通讯》的组织者们,作为新的列宁主义-平等主义,即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核心。我们必须训练他们去建立和扩大斯巴达克思小组。

与此同时,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出版了一期题为“托洛茨基主义:它不是什么和它是什么”的《斯巴达克思》。这是一本批判斯大林主义者和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小册子。有些假托洛茨基主义者也介入了东德,并都支持了反革命。我们把这些组织称作“中派”,即“言词上革命,行动上机会主义”。在一个革命前夕的形势下,与中派斗争的重要性比平时还要显著。当新的一层层工人和青年被政治化的时候,揭穿中派的面具就尤其重要,以免人们被他们改良主义纲领的伪革命的词藻所欺骗。

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就是这样的中派组织中的一个。他们在1980年代初期从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分裂出来。当工人力量1990年2月在东德介入的时候,他们的爱尔兰小组在当时有一个大标题,“打倒斯大林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这暴露了一个经典的“第三阵营”的立场,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畸形工人国家之间划等号,这意味着对反革命的支持。他们忙着欢呼最右翼分子,包括公开的法西斯分子,对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总部的攻击。那是在1月中期特雷普托之后,西德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正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共产主义攻势的背景下发生的。工人力量而且还要求苏联红军立即撤军东德。所有的假托洛茨基主义者最终都支持了反革命。

还有一个叫作布尔什维克趋势(Bolshevik Tendency, BT)的小集团,他们这一群是由几个在1980年代第二次冷战的压力下背向我们组织的心怀怨恨的前成员创建的。他们宣称在东德并不存在萌芽的工人政治革命,并且把斯大林主义者宣告为主要的敌人。但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是谁来推翻斯大林主义者呢?他们怀恨地攻击我们不把西德社会民主党这个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马请到特雷普托的讲台上!我们当然不会!再加一点:社会民主党那时正忙着在东德南部和纳粹一起示威,挥舞德国国旗,一同叫喊,“德国──统一的祖国!”那就是布尔什维克趋势的胃口所在。

斯巴达克思小组

在第一期《工人新闻通讯》出版的一两周内,它就在东德所有的主要城市中分发。那些分发它的人是出于同意我们所为之奋斗的纲领而这样做的。这份报纸作为党的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可以在1989-90年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最为重要的是真正组织起那些分发报纸的人,建立联络,从政治上训练他们,因为斯巴达克思小组是建立领导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政党的手段。它们是把我们纲领的威力通过组织的力量转化成国家政权和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的一种手段。第一个斯巴达克思小组是在1989年12月21日在柏林成立的。

使党在新的政治形式下摆正方向总是需要内部斗争的。这一斗争中的一个口号是“在东德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这是平白的事实。在东柏林,我们的办公室是到一个文化中心和那里的工人谈话而得到的。他们经过讨论把整层都给了我们,只收了象征性的租金。他们决定反革命就一定意味着文化中心的结束。为了防止它发生,他们愿意把房间和电话给我们使用。

举另一个例子。我们在特雷普托示威时差一点没有拿到我们的报纸。在东西柏林分界线上交通大堵塞,我们运载刚刚印刷出来的《工人新闻通讯》的卡车被堵住了。我们的同志下车走到东德边防战士面前说,“我们是斯巴达克思。我们必须要去这场特雷普托示威,而我们运载报纸的车被堵在那边。我们必须把这些报纸叉时运到示威地点。”斯巴达克思和《工人新闻通讯》已经在士兵中有名气。士兵们对我们说,“把车开出这条行车道。那边有一条给外交官的路;从那条路走,我们会给你们引路。”报纸就这样叉时到达了示威地点。这显示了什么是革命性的形势:所有事情都颠倒过来。在昨天还看起来没有办法的事情,今天一切都成为可能。觉悟是变化很快的。

1990年1月21日,我们创立了德国斯巴达克思工人党(Spartakist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SpAD),由斯巴达克思小组和德国托洛茨基主义　同盟(Trotzkistische Liga Deutschlands)融合而成。斯巴达克思工人党承担起了与由特雷普托之后所发起的把东德急忙推向吞并的反革命攻势的斗争。

特雷普托的确是转折点。从那以后,东德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了一场向着反革命的惊跑。德国的资产阶级进入疯狂状态,发动了一场闪电战,这也是针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一场包括所有东德反对组织以及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和东德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聚会。社会民主党站起来大声训斥斯大林主义的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你们怎么会与那些称我们是反革命特洛伊木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站在同一个讲台上?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盖西站起来基本上说:我们和你们一样被特雷普托吓坏了,我们也不喜欢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以及所发生的事情,号召特雷普托示威是一个错误。东德当时的政府头子,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莫德罗,宣告了成立一个新的秘密警察的计划。我让你们自己来想这是针对谁的。后来,在1月底,莫德罗公开宣称,“德国──统一的祖国!”

这对最先进的工人是个很大打击,因为他们还紧守着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并希望它会是一种阻止反革命的路障。托洛茨基在论及西班牙革命时已经解释过,工人们不容易与那个把他们带入政治生活的政党决裂。斯大林主义者明白这一点,并用此来争取时间。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打开所有的大门让德国资产阶级进来。整座整座的工厂被买掉,并把最先进的工人置于一个带全薪的“零小时工作周”,即不让他们上班了。德国资产阶级向东德注入了几十亿的德国马克。

我们宣传的重点,也转移到强调抵制这一把东德工人阶级慌忙推向反革命的协调一致的攻势的必要性上。一次又一次地,我们打出“对资本主义吞并说不!”的大标题。我们说,对反革命说不!组织起来反对出卖我们的工厂!谁给了厂长和其他斯大林主义官僚权力来出卖不属于他们的工厂?这些工厂属于我们工人阶级!

与资本主义统一德国的反革命前景相反,我们提供了一个德国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的革命前景。这也是针对东德工人中极为错误的信念,以为西德的工人阶级缺乏任何革命能力。东德工人对我们说,在西德的革命也许可能,但不是在今天或明天,而我们不得不现在就行动。如果我们起来斗争,就会立即面对强大的西德帝国主义、北约、法西斯分子,等等。

苏联局势不稳。一方面,民族主义紧张加剧,反革命活动上升,特别是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另一方面,西伯利亚爆发了震惊了官僚层的强有力的矿工罢工,苏维埃被自发地建立起来,等等。我们提出口号,“苏联和东德以工人民主为基础建立联邦!”

1990年3月的选举是一次关于要不要资本主义统一的全民表决,即要不要资本主义反革命。我们清楚地阐明每一个组织都必须对这一生死问题在工人阶级面前表明立场。一次又一次地,我们的中心观点是一个清晰、明确和响亮的“不!”

为了争取最多的反对反革命的选票,为了使亲社会主义的工人摆拖支持反革命的假左派组织,为了分裂而重组那些在即将到来的全民表决的影响下两极分化的左派组织,我们提出了如下互不竞争协议:如果某个组织叉备清楚地、公开地、明确地在书面上表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统一,我们就会号召我们的支持者在我们没有参加竞选的地方投票给他们的候选人,而其他政党也同样号召他们的支持者在他们没有参加竞选的地方投我们一票。结果表明,我们是唯一为反对资本主义反革命而斗争的组织!

斯大林主义:革命的掘墓人

在资产阶级的攻势下,工人阶级的先锋层日益绝望。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到哈雷的城市清洁工人那里,看到我们的竞选标语同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即当时在西德政府中系领导地位的政党,的标语并排挂在一起。我们问,那是什么?那并不是一个我们想与之并排的政党。工人们告诉我们:我们要么去革命,那么我们就投你们的票,要不然就走资本主义,选最有关系和最能弄到资本的党。这样的两极分化的确给你一个工人们有多么绝望的概念。

3月18日,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投票给了以基督教民主党或是社会民主党为基础的联合体,即资本主义统一。我们把这一苦涩的事实告诉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第四帝国在东德大选获胜。”反革命胜利了,这不仅是德国工人阶级而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痛苦失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包括西德马克的引入,东德军队和　警察的解散,等等,基本上在那时就决定了。正是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领导了反革命,正是社会民主党这一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马和所有的假左派支持了反革命。只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与反革命进行了斗争并给工人阶级提供了革命领导。

这场反革命导致资产阶级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共产主义灭亡”的胜利主义的攻势。他们的一个意识形态家甚至宣告了“历史的终结”。与此同时,这场反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逆转了工人阶级的觉悟。这种状况尤其深刻,正是因为反革命是从内部由斯大林主义官僚层领导的。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宣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的优越性。

我们的政党也不免疫于社会的压力。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前领导成员之一,简·诺顿(Jan Norden),无法面对在德国的反革命灰暗现实。他提出了一个无知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认为将会有一个工人阶级大规模的抵抗,认为社会民主派的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会分裂,等等。这导致了一系列对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迁就和屈膝,基本上否定了我们在1989-90年的革命领导作用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反革命领导角色。

这种对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迁就在1995年1月柏林的一次公众大会上达到了高峰。诺顿向民主社会主义党中的斯大林主义者们伸出了双手,把他们描绘成民主德国的“附着物”,而民主德国于五年前就被摧毁了。他声称斯大林主义者在当时甚至不能“想象到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在特雷普托之后这一可能性一直象恶梦一样困扰着他们。一遍又一遍,诺顿断言道在1989-90年间没有革命的领导。那么我们介入的整个目的又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要和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去亲热。

基本上,诺顿是向资产阶级“共产主义灭亡”的攻势屈膝,而去寻找无产阶级以外的力量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以外的纲领。随后发生的反对这一修正主义的内部斗争是重新武装我们国际为新的十月革命而斗争的关键(见我们的《国际通讯》第38期,“诺顿‘小组'──托洛茨基主义的可耻叛逃者”)。过于怯懦而不去建立一个派别在党内为他们的立场斗争,诺顿一组人于1996年以违反纪律而制造了他们自己的开除。他们后来成立了国际主义者小组(Internationalist Group, IG)。过后不久,国际主义者小组的行动证明了它严重的机会主义特性。他们吹捧一群巴西的工会机会主义者,叫作钢铁工人斗争(Luta Metalurgica)。这些机会主义者屡次犯下阶级的背叛:为了保全他们的支持者(一个前警察)的工会主席的职位,而把瓦尔塔·瑞当达市政工人工会拖上资产阶级的法庭。

向新的十月革命前进！

1990年夏天,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发起了一场内部讨论以评估我们在东德的介入并深入吸取教训,以及去理解在东欧和苏联进一步发展的事件。在东德的事件的发展没有完全象托洛茨基所预料的那样。1933年,在《苏联的阶级本质》中托洛茨基写道: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移是苏难性的这一论纲,不但蒙用于历史向前狂奔的革命时期,而且也蒙用于社会向后倒转的反革命时期。声称苏联政府已经渐进地从无产阶级的变成资产阶级的,打个比方说,只是倒放改良主义的电影。”

1990年政权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转变的确是苏难性的,而德国资产阶级的确摧毁了东德工人国家。然而,托洛茨基提出过预测,说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并逆转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需要内战的。在讨论中,我们特别提到托洛茨基过于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革命与畸形工人国家中的社会反革命的相似性。资本家直接拥有生产资料,并因此被迫暴力抵抗对其制度的推翻,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无产阶级政权的维持主要在于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托洛茨基本人对这一关键因素在几部著作中都有论述。这场讨论中的两份文件,分别由约瑟夫·西摩尔(Joseph Seymour)和艾尔博特·圣约翰(Albert St.John)所著,发表于《斯巴达克思》(英文版)第45-46期(1990-91年冬)。

这场讨论为我们介入苏联动员工人阶级反对反革命作了叉备。戈尔巴乔夫对东德反革命的支持增强了在苏联的反革命。当叶利钦(Yeltsin)在1991年8月政变时,我们号召苏联工人动员起来粉碎叶利钦派反革命。这一政变为公开的反革命打开了大门,这是一个中心重要的事件,但问题还没有最终决定。我们没有立刻把苏联一笔勾销,而是为阻止反革命的巩固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苏联多民族的工人阶级,由于斯大林主义者1923-24年篡夺政权后,在政治上支离破碎,而被美国中情局支持的亲叶利钦的假“自由工会”以及许多斯大林主义残孽的沙文主义流毒所瘫痪。这样叶利钦便得以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巩固起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最终摧毁了从十月革命中诞生出来的工人国家。

尽管有资产阶级攻势,但共产主义完全没有灭亡。它活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所产生的阶级斗争中,活在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纲领中。无产阶级的觉悟正是革命的关键也是与反革命斗争的关键。这种觉悟不是自发的而必须由革命政党带给工人阶级。托洛茨基在《十月教训》一文中,与失败的1923年德国革命对比,从成功的俄国革命中吸取经验。他解释道的:“没有党,离开党,越过党头上,或拿别的东西代替党,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我们[1999年]10月23日在美国纽约的成功的工人/黑人动员把三K党赶出了纽约市。这一动员显示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先锋政党的领导下走在所有被压迫民众前列时的力量。向新的十月革命前进!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所为之奋斗的目标。

德国1989-90: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

中国矿工暴动反对“市场改革”

 

无条件军事捍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反革命!
无产阶级政治革命驱逐斯大林主义官僚层!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发表于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美国支部)的报纸《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第735期,2000年5月5日。

本月早期,中国失业矿工于2月下旬在杨家障子发生暴动的报导被披露之后,国际资本主义媒体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工人斗争发出了警告。作为美国资产阶级喉舌的《纽约时报》,曾在4月7日的一篇社论中承认“现阶段出售国营企业工厂和矿山的做法正在给许多长期固定职工带来苦难”,并教训北京“应对杨家障子事件的启示引起注意”。帝国主义统治者们正确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对“市场改革”带来的破坏所进行的抵制,是他们阴谋重新征服中国官僚式畸形工人国家的主要障碍。

在距北京东北方250英里的杨家障子,参加暴动的工人及家属约有二万左右,工人阶级反抗的规模是显而易见了。这家大型国有钼矿已于去年11月被关闭。工人们聚集在企业总部,要求与工厂经理关于微不足道的解雇金问题进行交涉。工厂对职工每一年的服务只付给68美元。经理们没有出来,由镇长发表的讲话更加激怒了工人。矿工和家属们走上街头,设置路障,焚烧轿车,砸碎政府建筑物的玻璃,当且放火焚烧油桶。

当局采取了谨慎的行动,以免工人们决定使用矿里的甘油炸药进行自卫。两天中,工人们一直在与人民武装警察(八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一种军队,专门用来镇压不断增长的社会动乱)进行搏斗。最后,部队被调进,用实弹向示威者的上空射击,这才平息了反抗。

即使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地方,68美元也只能勉强维持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而工人们还不得不从这笔钱中支付他们自己的退休福利和健康保险。一个在矿里与他妻子工作了35年的矿工作了一个估计,他们的解雇金只够维持十个月左右的生活。“那以后,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吃饭?”

去年,中国总理朱熔基指出,这个矿是一个典型的亏损企业,必须关闭。但是这个矿场“不赚钱”只是以资本主义市场来衡量的。钼是一种用来增加钢强度的贵重金属,矿场的经理们瓜分了部份矿山并把另外部份分给亲友而发了财。一个工人痛苦地描述道:“他们把部份矿山卖给了自己的朋友,他们卖掉了矿上所有的卡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笔钱……他们把这笔钱吃光了,喝光了”(摘自2000年4月5日《华盛顿邮报》)。

“自由市场”措施的深入正在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之间的巨大冲突创造着条件。中国劳动部报导去年有120,000起劳工纠纷,包括从请愿到罢工,比1992年多14倍(《日本时报》,2000年4月25日)。一位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工作的高级警官报告说,现在可以经常见到“工人们集体围攻企业领导,大吗他们,甚至把他们扣押起来的情景”。在12月,一千名矿工与警察搏斗,并且封锁了中国北方的一条铁路线,以抗议几个月不发工资的状况。差不多与此同时,西南城市重庆的两千名退休钢铁工人封锁了通往钢铁厂的主要街道,抗议削减退休金。在广大的农村穷乡僻壤,七十年代末期农业集体化解体带来的贫困,以及随着富农阶级的产生而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导致了普遍而有时失控的对税务人员和其他官员的攻击。

《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杨家障子暴动的文章写道,这场暴动“在中国城市骚动中算是严重的一次,但这更显示了动乱正困扰着共产党”。《华盛顿邮报》同时观察到,“但在农村,当局更易于动用安全部门来粉碎抗议活动并向示威者开枪”。这充份显示了官僚阶层在被唤醒的无产阶级面前的脆弱。这个无产阶级已经在其与斯大林主义政权进行的斗争中,显示了具有赢得一大部份畸形工人国家征兵而成的军队的潜力。当工人们加入了1989年5至6月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学生示威活动时,这标志了一场萌芽的政治革命。许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团的指战员拒绝执行命令去镇压抗议活动,这迫使当局调进其它部队以镇压工人暴动。

正在为资本主义反革命铺路的官僚层,同时也在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准备着舞台──这将不是一场象1949年那样的推翻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而将是一场驱逐寄生统治寡头,把政权置于工人、士兵及农民委员会(苏维埃)手中的政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紧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作为重铸的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一部份,以准备并领导这场政治革命,站在广大民众的最前列,把自发的、局部的工人斗争引向夺取政权。

自从前苏联被摧毁,国际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所谓的“共产主义灭亡”的胜利主义所逼退。在中国的以保卫计划的集体经济这一工人国家社会基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会对扭转资产阶级的这一攻势起巨大作用,并会在从印度尼西亚、南朝鲜到亚洲工业强国日本及美国的无产阶级中引起反响。它将使俄罗斯的劳动人民在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折磨了近十年之后得到复兴。同时,一个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革命中国将面对帝国主义恶毒的敌对反应。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为重铸第四国际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政党而斗争,以在国际范围内领导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推翻,粉碎帝国主义制度,为中国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亚洲的发展打下物质基础。

临界线上的中国

有些杨家障子的矿工们认识到,他们的失业和逼近的贫困是由北京政权所强行的“市场改革”所带来的。这一“市场改革”正在破坏由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果实。那场革命把这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征服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计划的集体经济,保证工人终生就业以及社会福利,即“铁饭碗”。国营企业不仅供给工人生计,而且提供住房、医疗及其家人的教育。因此,实行私有化,关闭或减少国营工厂、矿山及其它企业,使工人受到极度贫困的威胁。“我们矿工自从解放以来一直在这里为中国、为共产党做工”,一个工人这样说道,“现在突然之间,我的那份矿山变成私有的了”。这些工人们明白,国家财产属于劳动人民所有。谁给了这些经理们权力去变卖它?

关键一点需要明白的是,在毛泽东官僚制的统治下,1949年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毛泽东的官僚制是以在1924年政治反革命中篡权的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制为模式的。毛泽东的政权把无产阶级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建立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教条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要迁就国际帝国主义,并反对其它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今天表现于中国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建立一个“大中国”的名义下对大陆之外的华人资产阶级的拥抱。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是一个有产的阶级,而是一个寄生的阶层:骑在无产阶级财产形式之上,同时也充当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畸形工人国家的压力的运输带。为了回应这种在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而来的急剧增长的帝国主义压力,官僚层扩大了邓小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改革”,最近又加快了私有化及缩减国有企业的步伐,以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果加入世贸,将使中国面对来自西方和日本跨国公司的更大程度的进口竞争,并把对某些工业的投资向外国资本开放。我们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渗透进行斗争,并捍卫工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当在《被背叛的革命》(1937年)一书中描述苏维埃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时候,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写道:“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面对来自基层的愤慨,北京官僚层已经小心翼翼,监禁甚至处决了一些公然腐败的官员,并且不时地逆转某些他们自己提出的“自由市场”的措施。刊于2000年4月16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关于西德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市政府的合资企业的文章抱怨道:

“中国继续庇护许多她自己的工业免于真正的竞争,藉以使过多的工厂和不良的管理得以继续下去。尽管中国政府警告说中国的国有公司必须为全球性的竞争做准备,但是大部份的经济部门仍然滞留在其社会主义的过去之中。”

美国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强权一心一意地要制造一场资本主义反革命,这样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会必然需要血腥镇压中国无产阶级并打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机器。为达到这一目的,当与北京政权就进一步进行经济渗透而寻求“建设性交往”的同时,华盛顿眩耀武力反对中国,并且赞助一系列的势力:从中央情报局的“自由西藏”之流到亲帝国主义的“不同政见者”,都旨在从内部挑起反革命。现在,美国正提出在亚洲东部部署“战区飞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首先把目标指向中国及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美国还在过去五十多年来维持资本主义的台湾以作为反对中国的堡垒。

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ICL)正在为对中国和其它畸形工人国家,即北朝鲜、越南和古巴,无条件的军事捍卫而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和内部的反革命。正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原则宣言与纲领要素》(1999年1月,中文版)中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的观点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表现在其集体化的财产关系──公有化的财产、计划经济、外贸和银行的垄断,等等──这些都是由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尽管这些国家是官僚式的畸形,我们对它们加以捍卫以反对阶级敌人是无条件的。”

警戒帝国主义的劳工出面人物!

在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攻势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的是劳联-产联(AFL-CIO)的劳工官僚们。他们针对拉丁美洲、南朝鲜和其它地方勇于战斗的工会所进行的反共活动使其在第三世界中获得了“劳联-中情局”(AFL-CIA)的绰号。这与劳工上层在美国的阶级合作相吻合,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在工会内部的资本家们的政治警察。

在东欧和前苏联,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劳工帮办”煽动并帮助组织了“自由工会”,以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城槌。八十年代初,劳联-产联的官僚层作为导管,资助了波兰团结工会这一充当了在东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急先锋的假“工会”。随后在苏联,劳联-产联的特务们企图把工人阶级对戈尔巴乔夫以市场为中心的重组“改革”的不满转向成对反共蛊惑家叶利钦的支持。由于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的抵抗,1991年8月叶利钦亲帝国主义的政变在随后的几个月达到顶点。

几十年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统治为在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和东欧畸形工人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作了铺垫。这场反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寿命的减短、贫困的加剧、以及社会的堕落。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剥削者们更大胆地在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劳动人民和少数族群展开进攻。反对帝国主义者们企图重新征服中国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攻势,是美国及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阶级利益所在。

美国劳工头目们正试图在中国重演其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故伎。这样的一个关键机构就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根据它在华盛顿的财东之一的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消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在中国“已经帮助劳工团体和地下活动家对工人们进行了关于他们的权利的教育”,即组织反革命的“自由工会”。与此同时,在美国本土的劳联-产联的头目们又带头以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共的立场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自由派民主党人、右翼共和党人以及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样的萌芽性的宗教法西斯主义者之流为伍。

对于“劳联-中情局”来说,向中国工人推销美国的“自由企业”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东欧及前苏联的工人们听信了叶利钦及波兰团结工会头子瓦文萨之流所兜售的谎言,即“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带来空前的繁荣以及可与西欧和北美相媲美的生活标准。可是,很多中国工人已经体偿到了“自由市场”剥削的苦难,他们象奴隶一样在西方和日本公司以及大陆以外的华人商人拥有的大工厂里当牛做马,或者在通常由本地剥削者经营的血汗工厂里做工,这些工厂的条件一般要比国有企业差很多。

私有工厂主要生产纺织品、服装和其它轻工产品,位于广东省境内的与香港相对的珠江三角洲是它的一个主要集中地。“经济特区”的工人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妇女,她们每天要在工厂里奴隶般地工作12个小时,每个星期七天。她们最初六个月的薪水通常被扣下,如果工作不满一年就离开工厂,薪水将会全部被没收。中国法律规定,每个星期加班不得超过36个小时,而且报酬必须比正常工资高出50%。但是,这些工厂的老板们公然藐视国家劳工法,贿赂政府官员以取得这项特权。目前的状况只是中国民众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将会遭受的苦难的一点小小的滋味,资本主义的统治会把现在的经济特区工人亲身经历的剥削和苦难本质上地扩展和加深。

甚至连反共的“异议分子”也迫于压力而批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争取中国工人同情的倾听。这一点十分说明问题。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韩东方这一以香港为基地的“劳工组织者”,他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上有一套定期的节目。韩东方从右的一面谴责克林顿政府“把贸易和人权问题分离开来”。然而,这个好战的反共斗士虚伪地在口头上讲中国工人对经济私有化怀有强烈敌视,说他不相信“大规模和迅速的私有化是通往改革进程的唯一道路”(《中国劳工通讯》,1997年第9-10月期)。

韩东方及其同  故作姿态,充为中国工人经济利益的捍卫者,谴责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未能保护好工人。的确,这个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附庸并不保护中国工人的利益。但是,韩东方所代表的却是摧毁中国畸形工人国家,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进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

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

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在与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作斗争的旗帜下开始,就象1989年那样。以捍卫社会化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为工会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集会权利和新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将作为建立苏维埃民主、成立工人委员会以反对官僚主义寄生虫、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一部份而展开。中心问题是革命的领导,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是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以给工人阶级带来社会主义革命觉悟。这样的一个政党将与大汉族沙文主义作斗争,并使无产阶级深刻地明白,他们必须为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从妇女到同性恋者,从贫困农民到流动民工。

当前站在工人斗争最前线的国有部门的工人,构成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但是,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依然是生活在农村的小农或者是其他与农业经济有关系的人员。在没有农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下,尤其是没有农村青年(他们系征兵而成的中国军队的大多数)的支持下,工人阶级是不能从官僚层手中夺取政权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势已经导致了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破产的农民和在农村无法找到生计的青年开始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形成一支估计已超过一亿三千万人口的流动民工大军!由于没有官方的居民户口,这些流动民工无法象合法城市居民那样享有住房、医疗及其子女教育的权利。大多数的流动民工都是男性,把妻子和儿女留在农村,试图在城市中靠最低下的工作来勉强糊口。

这些发展已经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一个主要隔阂。许多城市工人看不起农村流民,同时因为流民们绝望到以很少报酬就会去做工的地步,城市工人害怕他们来抢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每年还有成百万的流民们被捕遣送回乡。要取得工人阶级的团结,就必需捍卫流动工人的利益。把以城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联系起来,是这场反对不断增长的劫掠之斗争的关键而必需的任务。为这些流动民工争取与固定城市居民同样的合法权利和待遇所作的斗争能够成为建立这一联系的开始。

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个富农阶级,即那些雇佣劳力、且另外租赁邻里土地并已经扩展到非农商业的小资本家们。他们是通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桥梁,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反革命的危险力量。北京政府自己预算过,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会增加主要从北美洲进口的粮食和其它产品,多达一千万的农民将会失去生计。资本家必须被赶走,赶出经济特区,赶出土地。这就提出了一个建立工人和农民委员会以驱逐寄生官僚层的问题。这样的委员会将使农业重新集体化,并提供廉价的信贷及农业机械设备给成立合作社的农民,加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以作为保护产业工人及农村劳动者对抗国际帝国主义掠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捍卫并扩展计划集体经济!无偿没收帝国主义吸血鬼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的财产!

一些在中国的“市场改革”的反对者们高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作为与现政权相对的一种选择。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则是民族经济的闭关自守和原始平等主义,即所有民众都平等,因为大家都一样穷困。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著作中就曾解释说,离开了建筑在最高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之上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需求会被普遍化,随着需求而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必将重新开始,一切的肮脏的东西都必然死灰复燃”。斯大林主义者断然地否定了马克思,鼓吹极端愚蠢的教条,即只要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受到阻止,社会主义就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建成。托洛茨基在1928年撰写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驳斥:

“资本主义世界用它的进出口数字向我们显示他们除了军事干涉之外,还有其它的说服办法。只要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要在市场上以价格的相互关系来衡量,可能对苏联经济的最大的眼前威胁,与其是军事的干涉,倒不如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仅此就显示出,这决不只是一个孤立地在经济上战胜'本国自己'的资本家的问题。”

在实践中,“一国社会主义”意味着反对工人国际革命的目标。因此,象斯大林一样,毛泽东试图与形形色色的“反帝”第三世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结成同盟,后来甚至和帝国主义者们本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当美国的炸弹倾泻在英雄的越南工人和农民头上的时候,毛泽东的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结成了罪恶的联盟来反对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在《临界线上的中国》(1999年12月,中文版)一文中,我们写道:“毛和周恩来起始的中美联盟,为下一阶段邓小平向帝国主义剥削‘开放门户'做好了铺垫。今天,毛的继承人们甚至连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口头服务也不做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开提供他们自己去作帝国主义的买办。”

在反对工人民主和反对向世界范围延展革命的同时,苏联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们都越来越选择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措施以刺激生产力。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道路将会把中国的民众重新带回到解放前旧社会的贫困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去。中国的现代化──即在获得目前只集中在北美、西欧以及日本的高科技和生产资源的基础上,为所有中国人民都享有美好生活提供基础──需要在帝国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建立国际性计划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打下基础。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其为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所进行的斗争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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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工暴动反对“市场改革”

临 界 线 上 的 中 国

临 界 线 上 的 中 国 ：

工 人 政 治 革 命 ，还 是 资 本 主 义 奴 役 ?

铸 造 一 个 列 宁 ─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政 党！

本 文 是 一 篇 翻 译 , 其 英 文 原 文 是 根 据 一 篇 发 表 在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同 盟 ( 第 四 国 际 主 义 者 ) 的 期 刊 《 斯 巴 达 克 思 》(Spartacist) 「 英 文 版 」第 53 期 (1997年 夏 ) 的 文 章 略 加 编 辑 而 成 的。
中 国 革 命 史 上 一 个 决 定 性 的 转 折 点 正 在 迫 近 。 或 是 日 益自 负 的 资 本 主 义 复 辟 势 力 得 逞 , 摧 毁 1949 年 革 命 的 成 果 , 或 是 工 人 的 政 治 革 命 扫 除 腐 败 的 北 京 斯 大 林 主 义 官 僚 , 这 将 不 仅 决 定 中 国 人 民 的 命 运 , 还 将 对 东 亚 国 家 及 在 更大 范 围 上 产 生 巨 大 的 影 响 。
中 国 “ 最 高 掌 权 者” 邓 小 平 1997 年 2月 之 死 引 来 了 世 界 各 地 资 本 主 义 发 言 人 无 数 的 评 论 , 赞 美 他 的 “ 市 场 改 革” 导致 中 小 企 业 的 私 有 化 并 且 向 国 外 资 本 主 义 投 资 开 放 了 中国 的 大 片 区 域 。 然 而 更 有 远 见 的 资 产 阶 级 媒 体 也 注 意 到 “ 改 革” 为 社 会 动 荡 创 造 了 条 件 。 逾 亿 的 中 下 层 农 民 因 农 村 公 社 的 解 体 和 向 私 营 农 业 的 转 化 而 涌 向 城 镇 寻 找 工 作 。 同 时 , 作 为 外 资 主 要 接 收 地 的 南 方 沿 海 地 区 和 长 江三 角 洲 , 相 比 于 全 国 其 他 地 区 , 包 括 从 内 地 的 穷 乡 僻 壤 到 东 北 华 中 的 国 营 工 业 中 心 , 在 经 济 上 的 差 距 日 益 悬 殊 。
即 使 《 纽 约 时 报 》 这 份 专 为 美 帝 国 主 义 作 记 录 的 报 纸 在称 赞 邓 小 平 的 “ 改 革 劲 头” 的 同 时 , 也 担 心 “ 这 些 改 革 是 多 么 的 不 完 全 , 因 而 也 是 多 么 的 脆 弱” 。 邓 小 平 的 葬 礼未 完 多 久 , 美 国 及 其 他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就 开 始 要 求 中 国 大 幅 度 削 减 对 国 有 企 业 的 投 资 以 作 为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的 条 件 , 并 要 求 “ 加 快 开 放 国 家 经 济” 。
从 这 方 面 讲 , 香 港 这 一 一 百 五 十 年 之 久 的 英 国 殖 民 地 于今 年 7月 1日 回 归 中 国 统 治 是 一 件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的 事 件 。北 京 斯 大 林 主 义 官 僚 很 早 就 宣 布 了 这 一 回 归 不 会 在 任 何程 度 上 对 香 港 的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造 成 威 胁 。 他 们 推 行 其 “ 一 国 两 制” 的 政 策 以 寻 求 香 港、 台 湾 和 大 陆在 资 本 主 义基 础 上 的 重 新 统 一 。
事 实 上 , 7月 1日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江 泽 民 向 一 群 金 融 财 阀、 国 外 “ 要 员” 及 香 港 新 上 任 的 被 一 手 指 定 的 政 府 官 员 确 保 “ 香 港 将 继 续 施 行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 英 国 从 香 港 撤 离 不仅 受 到 香 港 及 世 界 各 地 的 华 人 劳 动 民 众 的 欢 迎 , 庆 祝 百 年 殖 民 耻 辱 的 结 束 , 而 且 这 一 事 件 也 为 华 人 资 产 阶 级 所 欢 迎 , 股 票 价 格 在 中 国 接 管 香 港 前 夕 高 涨 。
另 外 , 今 年 9月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五 届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 江 泽 民 政 权 采 纳 了 一 个 出 卖 大 部 分 中 国 国 有 企 业 的 计 划 , 要 把 这 些 企 业 变 成 由 股 东 拥 有 的 公 司 。 这 一 变 化 等 同于 取 消 现 存 的 由 1949 年 中 国 革 命 所 发 展 起 来 的 计 划 经 济 。 此 种 大 规 模 对 国 有 工 业 的 私 有 化 要 求 有 一 个 致 力 于 “ 自 由 市 场” ( 即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 的 反 革 命 政 府 巩 固 起 他 们 的 政 权 。 除 非 挫 败 战 斗 精 神 日 益 增 强 的 中 国 工 人 阶 级 的 抵 抗 , 这 样 一 个 会 造 成 大 量 失 业 及 其 他 严 重 危 害 工 人 阶 级利 益 的 转 变 是 不 能 够 付 诸 实 现 的 。
毛 泽 东 的 政 治 继 承 人 们 已 经 把 中 国 革 命 带 向 了 深 渊 。 1949 年 , 毛 泽 东 的 农 民 游 击 武 装 从 蒋 介 石 国 民 党 手 中 夺 取 了 政 权 , 粉 碎 了 资 产 阶 级 的 统 治 , 把 中 国 从 日 本 和 西 方 帝 国 主 义 的 奴 役 中 解 放 出 来 。 中 国 革 命 为 工 人、 农 民 和 妇 女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利 益 。 美 国 和 其 他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从 中 国人 民 解 放 军 于 1950－1953 年 赴 朝 参 战 中 切 身 地 感 觉 到 中 国 革 命 是 他 们 的 一 个 多 么 巨 大 的 失 败 。 朝 鲜 战 争 挽 救 了 北 朝 鲜 , 使 其 免 遭 美 帝 国 主 义 者 及 其 南 朝 鲜 傀 儡 政 权 的 蹂 躏 。
然 而 , 由 1949 年 革 命 产 生 出 来 的 是 一 个 官 僚 式 畸 形 的 工 人 国 家 (bureaucratically deformed workers state), 被 以 中 国 共 产 党 及 解 放 军 的 领 导 层 为 首 的 特 权 阶 层 所 统 治 。 导 致 这 一 结 局 的 一 个 关 键 因 素 是 当 时 中 国 无 产 阶 级 的 分 裂 状 态 。 中 国 无 产 阶 级 当 时 饱 受 了 二 十 多 年 的 国 民 党 的 窒 息 压 迫 以 及 始 于 1931年 的 血 腥 日 本 占 领 。 而 且 , 中 国 无 产 阶 级 当 时 已 经 多 次 令 人 痛 惜 地 被 斯 大 林 主 义 所 出 卖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于 1925－1927 年 间 中 国 革 命 的 失 败 。 另 外 , 中 国 当 时 刚 刚经 历 了 与 1930 代 世 界 经 济 大 萧 条 相 联 的 严 重 经 济 衰 退 , 这 把 复 兴 最 基 本 的 工 会 斗 争 的 可 能 性 也 减 小 了 。
中 国 1949 年 的 革 命 同 由 列 宁 和 托 洛 茨 基 的 布 尔 什 维 克 政 党 所 领 导 的 1917 年 俄 国 十 月 革 命 有 一 个 本 质 的 区 别 。 俄 国 革 命 创 造 了 一 个 无 产 阶 级 民 主 的 政 权 , 通 过 工 人、 农 民 和 士 兵 苏 维 埃 (即 联 合 会 ) 的 统 治 来 实 行 。 十 月 革 命 是 由 一 个 有 阶 级 觉 悟 的 无 产 阶 级 所 实 现 的 。 这 个 无 产 阶 级 经 历 了 长 年 的 政 治 斗 争 , 并 且 把 夺 取 政 权 视 为 世 界 社 会 主 义革 命 的 第 一 步 。
与 此 相 反 , 中 国 共 产 党 是 通 过 一 个 军 事 上 的 官 僚 式 的 社 会 变 革 而 掌 权 的 。 以 斯 大 林 官 僚 政 权 统 治 的 苏 联 为 模 式 , 毛 泽 东 的 统 治 追 随 了 一 国 建 设 “ 社 会 主 义”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教 条 。 这 种 民 族 主 义 的 教 条 表 达 了 1923－1924 年 间 在 苏 联 篡 权 的 官 僚 特 权 阶 层 的 物 质 利 益 , 否 认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的基 本 原 理 , 即 社 会 主 义 只 能 建 筑 于 最 高 的 技 术 和 经 济 水平 之 上 , 因 而 必 须 把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扩 展 到 先 进 的 工 业 国 家 去 。 同 样 , 毛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政 权 保 卫 了 由 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就 掌 权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及 解 放 军 官 僚 制 的 利 益 。
经 历 了 几 十 年 世 界 帝 国 主 义 的 军 事 特 别 是 经 济 压 力 后 , 苏 联 于 1991－1992 年 间 的 崩 溃 彻 底 地 证 明 了 “ 一 国 社 会 主 义”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教 条 的 破 产 。 但 是 , 如 果 这 种 教 条 在 苏 联 的 条 件 下 是 乌 托 邦 和 反 动 的 , 那 么 中 国 在 背 负 占 其 人 口四 分 之 三 的 穷 困 农 民 的 压 力 下 而 呻 吟 的 时 候 , 宣 称 它 能 够 取 得 创 造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所 必 需 的 先 进 发 展 条 件 就 更 加 荒 谬 了 。 在 当 今 “ 后 苏 联” 的 世 界 里 , 帝 国 主 义 施 加 在 中国、 北 朝 鲜、 古 巴 和 越 南 这 些 资 本 主 义 统 治 和 帝 国 主 义 霸 权 被 推 翻 的 国 家 身 上 的 压 力 有 一 个 质 的 增 强 。 同 时 , 以 美 国 和 日 本 为 首 的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正 为 争 夺 资 本 主 义 反 革 命 的 赃 物 而 跃 跃 欲 势 。
北 京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对 这 些 压 力 的 反 应 是 把 中 国 更 进 一 步地 束 缚 于 世 界 资 本 主 义 市 场 , 扩 展 邓 的 “ 改 革” , 同 时 又严 格 控 制 骚 动 不 安 的 民 众 。 于 是 , 与 向 资 产 阶 级 剥 削 者经 济 的 “ 开 放” 相 伴 的 是 对 政 治 抗 议 的 进 一 步 压 制 。 斯大 林 主 义 政 权 的 反 对 者 们 不 仅 面 对 牢 狱 而 且 面 对 死 刑 的恐 怖 。 死 刑 这 一 野 蛮 行 经 , 也 为 美 帝 国 主 义 这 一 “ 自 由 世 界” 的 头 号 警 棍 所 用 , 并 且 施 行 时 充 满 了 种 族 歧 视 的 色 彩 。 1992 年 , 邓 筹 划 了 一 个 被 广 为 宣 传 的 对 中 国 南 部 资 本 主 义 “ 经 济 特 区” 的 巡 察 , 并 提 出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推 广 “ 自 由 市 场” 企 业 。 国 外 投 资 者 担 心 把 钱 丢 在 象 俄 国 那 样 的 崩 溃 瓦 解 的 “ 后 共 产 主 义” 国 家 里 , 因 而 对 邓 的 这 一 号 召 积 极 响 应 。 他 们 同 中 国 签 订 合 同 , 投 资 比 1991 年 增 加 了 一 倍。 北 京 政 权 开 始 谈 论 把 “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作 为 向 羽翼 丰 满 的 市 场 经 济 的 过 渡 。 为 了 追 求 资 本 主 义 投 资 , 北 京 政 权 甚 至 把 那 些 被 1949 年 革 命 所 推 翻 而 在 香 港、 台 湾、 新 加 坡 和 太 平 洋 沿 岸 的 其 他 地 区 积 聚 了 大 量 财 富 的 同 一 资 产 阶 级 奉 为 上 宾 。
但 是 官 僚 们 和 财 阀 们 的 和 平 的、 丰 裕 的 资 本 主 义 复 辟 梦 纯 属 幻 想 。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所 管 制 的 国 家 是 建 立 在 1949 年 的 驱 逐 中 国 资 产 阶 级 和 创 造 一 个 国 有 化 经 济 的 革 命 的 基 础 之 上 的 。 正 是 基 于 中 国 的 公 有 经 济 这 一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的 先 决 条 件 , 我 们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一 向 号 召 对 中 国 畸 形 工人 国 家 的 无 条 件 的 军 事 捍 卫 以 抵 抗 资 本 主 义 势 力 。 这 包 括 捍 卫 中 国 拥 有 核 武 器 的 权 利。 与 此 同 时 , 我 们 为 争 取 一 个 由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政 党 领 导 的 无 产 阶 级 政 治 革 命 以 清 除 寄 生 虫 式 的 民 族 主 义 的 统 治 阶 层 而 斗 争 。 这 一 统 治 阶 层 是 向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发 展 的 障 碍 , 并 且 今 日 奉 献 其 自 身 去作 帝 国 主 义 者 的 掮 客 。
那 些 妄 想 成 为 中 国 未 来 剥 削 者 的 人 的 目 的 主 要 是 保 证 财产 买 卖 和 继 承 的 权 利 。 只 有 通 过 以 某 种 途 径 摧 毁 现 存 的 国 家 机 器 , 并 代 之 以 一 个 新 的 以 生 产 资 料 私 有 制 为 原 则的 国 家 机 器 , 这 一 目 的 才 能 被 实 现 。 唯 一 的 一 个 能 够 阻止 这 一 资 本 主 义 复 辟 倾 向 的 力 量 就 是 中 国 的 无 产 阶 级。 1989 年 , 在 以 天 安 门 为 中 心 的 一 系 列 激 进 事 件 中 , 北 京 的 工 人 民 众 , 同 后 来 加 入 他 们 的 在 全 国 各 地 的 阶 级 兄 弟 姐 妹 们 一 起 , 投 身 于 反 对 名 誉 扫 地 的 贪 污 腐 败 的 官 僚 机 构 的 斗争 中 。 在 1989 年 5至 6月 间 , 老 百 姓 占 据 了 通 向 天 安 门 的 各 条 大 街 。 在 这 种 大 众 抵 抗 面 前 , 北 京 当 局 两 个 星 期 内 无法 实 施 其 戒 严 令 。 一 场 政 治 革 命 在 当 时 正 在 形 成 。 最 终 , 当 局 找 到 了 忠 实 于 它 的 特 遣 部 队 , 血 腥 镇 压 了 这 场 暴 动 。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一 场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的 主 要 针 对 于 工 人 阶 级 的 镇 压 。
虽 然 无 产 阶 级 在 当 时 被 镇 压 而 流 血 , 但 他 们 并 没 有 被 压 垮 。 今 天 , 所 有 八 年 前 导 致 天 安 门 动 荡 的 条 件 都 以 更 剧 烈 的 方 式 存 在 着 : 罪 恶 昭 彰 的 官 方 腐 败 , 物 价 飞 涨 , 农 民 的 普 遍 不 满 。 在 当 局 试 图 “ 打 碎 铁 饭 碗” 这 一 保 证 终 生 就 业 和 社 会 福 利 的 1949 年 革 命 所 带 来 的 宝 贵 成 果 时 , 中 国 民 众 的 经 济 状 况 变 得 越 来 越 缺 乏 保 障 。 自 1991 年 以 来 的 每一 年 间 , 在 国 有 和 私 人 资 本 主 义 企 业 中 , 工 人 罢 工 和 示 威 的 次 数 一 直 在 上 升 。 波 兰、 东 德 和 苏 联 的 大 多 数 工 人 经 过 几 十 年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谎 言 , 被 哄 骗 而 相 信 了 西 方 宣 传工 具 关 于 “ 自 由 市 场” 资 本 主 义 能 给 他 们 带 来 一 生 富 裕 的 宣 传 。 与 他 们 不 同 , 中 国 工 人 已 经 身 历 了 这 一 “ 神 奇 的 市 场” , 知 道 他 们 不 会 是 这 一 市 场 的 赢 家 。
中 国 国 内 工 人 斗 争 的 增 长 表 明 , 这 一 工 人 阶 级 不 会 视 其 权 利 被 夺 走 而 不 施 一 战 。 一 个 惹 人 注 目 的 例 子 发 生 在 新 年 第 一 天 的 黑 龙 江 省 哈 尔 滨 市 ( 《 香 港 经 济 报 》 , 1997 年 1月 21日 )。 在 国 有 甜 菜 和 亚 麻 工 业 工 作 的 工 人 家 庭 , 在 新 的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 改 革” 中 已 数 月 未 领 到 工 资 , 甚 至 连 数 额 不 足 的 生 活 补 助 也 被 从 中 秋 节 到 端 午 节 扣 掉 。 工 人 们 行 动 起 来 自 己 找 吃 找 穿 。 他 们 占 领 了 厂 房 , 打 开 了 仓 库 , 扣 押 了 库 存 的 糖 品 。 这 些 工 人 阶 级 有 组 织 的 自 卫 行 动 伴 随 着 工 人 们 吟 唱 的 国 际 歌 。 国 际 歌 的 中 文 歌 词 写 道 : “ 从 来 就 没 有 什 么 救 世 主 , 也 不 靠 神 仙 皇 帝 。 要 创 造 人 类 的 幸 福 , 全 靠 我 们 自 己 。 … … 一 切 归 劳 动 者 所 有 , 哪 能 容得 寄 生 虫 。” 但 是 到 新 年 那 天 , 工 人 们 分 文 未 进 已 经 达 四 个 月 之 久 。 绝 望 之 余 , 老 工 人 们 聚 集 一 起 在 黎 明 前 卧 轨 , 希 望 以 自 杀 来 减 轻 下 一 代 的 经 济 负 担 。 心 神 不 定 的 家人 发 现 之 后 , 也 聚 集 在 铁 轨 上 。 很 快 , 三 千 多 纺 织 工 人 在 铁 轨 上 举 行 起 一 场 静 坐 示 威 , 另 有 上 千 人 在 旁 观 望 。 这 一 静 坐 示 威 使 滨 绥 铁 路 这 一 南 连 上 海 和 北 京、 北 达 中 俄边 境 的 交 通 命 脉 瘫 痪 了 一 整 天 。 当 地 和 国 家 的 中 共 领 导急 忙 派 遣 了 “ 谈 判 人 员” , 与 工 人 们 达 成 了 “ 妥 协” 来 结束 这 一 静 坐 示 威 。
但 是 , 即 使 象 这 样 的 富 有 战 斗 精 神 的 为 经 济 利 益 而 进 行 的 斗 争 也 不 足 以 阻 止 反 革 命 的 浪 潮 。 中 国 的 工 人 阶 级 必 须 进 入 政 治 舞 台 。 正 如 俄 国 革 命 的 领 导 人 里 昂 · 托 洛 茨 基 (Leon Trotsky) 在 其 对 俄 国 革 命 在 斯 大 林 统 治 下 退 化 的 分 析 , 《 被 背 叛 的 革 命 》 (1937 年) , 一 书 中 写 道 的, 问 题 是 : “ 官 僚 将 吞 食 工 人 国 家 呢 , 还 是 工 人 阶 级 将 把 官 僚 肃 清 出 去 呢 ?”。 我 们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为 一 个 在 苏 联 由 布 尔 什 维 克 政 党 领 导 的 无 产 阶 级 政 治 革 命 的 纲 领 而 进 行 了 战 斗 , 致 力 把 革 命 的 社 会 主 义 觉 悟 带 回 给 苏 联 工 人 阶 级 以 扫 除官 僚 , 建 立 工 人 苏 维 埃 的 领 导 , 恢 复 苏 联 其 世 界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指 挥 中 心 的 角 色 。
今 日 的 中 国 需 要 政 治 革 命 的 纲 领 , 以 使 工 人 和 广 大 贫 苦 的 农 民 大 众 在 迫 近 的 阶 级 战 斗 中 取 得 胜 利 。 作 为 我 们 为 重 铸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第 四 国 际 的 努 力 的 一 部 分 , 国 际 共 产主 义 同 盟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致 力 于 建 立 一 个 以 列宁 和 托 洛 茨 基 的 布 尔 什 维 克 及 早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纲 领 为基 础 的 平 等 主 义 的、 共 产 主 义 的 政 党 。 这 一 政 党 将 把 在中 国 反 对 腐 败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官 僚 的 斗 争 同 富 有 战 斗 精 神 的 印 度 尼 西 亚 和 南 朝 鲜 工 人 反 对 他 们 自 己 的 资 产 阶 级 统 治 者 的 斗 争 联 系 起 来 , 同 那 些 在 帝 国 主 义 中 心 ( 如 日 本 ) 的 阶 级 斗 争 联 系 起 来 。 只 有 通 过 扩 展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到 这 些 国 家 才 能 彻 底 消 除 再 受 资 本 主 义 奴 役 的 威 胁 , 并 且 能 为中 国 在 社 会 主 义 亚 洲 中 的 发 展 打 下 基 础 。
从 毛 主 义 的 闭 关 自 守 到 “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随 着 二 战 的 结 束 , 在 东 欧、 南 斯 拉 夫、 中 国、 北 朝 鲜、 越 南 和 古 巴 爆 发 了 社 会 革 命 。 这 些 社 会 革 命 对 在 二 战 中 领 导 和 成 员 损 失 严 重 的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第 四 国 际 提 出 了 理 论 上 的 新 挑 战 。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带 领 的 游 击 力 量 在 南 斯 拉 夫 和 中 国 取 得 了 胜 利 , 其 他 一 系 列 的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也 在 东欧 建 立 起 来 。 面 对 这 些 未 曾 预 见 的 事 件 , 以 帕 布 罗 (Pablo) 和 曼 德 尔 (Mandel)为 首 的 修 正 主 义 领 导 者 们 断 定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能 够 追 求 一 条 “ 大 致” 革 命 的 路 线 , 因 而 宣 称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政 党 就 没 有 存 在 的 必 要 了 。
这 一 瓦 解 路 线 导 致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政 党 的 第 四 国 际 在 1951－ 1953 年 间 被 摧 毁 。 帕 布 罗 派 路 线 的 致 命 影 响 清 晰 地 表 现在 曼 德 尔 /帕 布 罗 对 毛 泽 东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尾 随 。 在 中 国 的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于 1952 年 被 毛 泽 东 逮 捕 监 禁 之 后 , 帕 布 罗 污 蔑 他 们 是 “ 革 命 的 逃 避 者” , 并 压 制 了 彭 述 之 代 表 他 们 写 的 申 诉 。 彭 述 之 是 中 国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的 领 导 人 之 一 , 在 毛 的 镇 压 之 前 得 以 逃 离 中 国 。
即 使 是 在 与 帕 布 罗 派 修 正 主 义 作 斗 争 的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当 中 , 也 普 遍 存 在 着 对 中 国 革 命 本 质 的 认 识 混 乱 。 因 此 , 美 国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先 行 者 詹 姆 斯 · 坎 能 (James P. Cannon) 领 导 的 社 会 主 义 工 人 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以 及 彭 述 之 和其 他 人 没 能 认 识 到 中 国 1949 年 发 生 的 是 一 场 翻 天 覆 地 的 社 会 变 革 , 而 是 在 后 来 作 出 结 论 : 中 国 只 是 在 1953－1955 年 剥 夺 了 残 余 的 资 产 阶 级 产 权 之 后 才 变 成 了 一 个 畸 形 的 工 人国 家 。 这 种 混 乱 认 识 源 于 一 种 缺 乏 生 命 的 所 谓 的 “ 正 统 观 念” , 试 图 否 认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的 胜 利 带 来 的 社 会 制 度 的 改 变 , 以 此 来 抵 抗 帕 布 罗 关 于 第 四 国 际 已 不 再 必 要 的 路线 。 这 种 公 式 没 有 指 出 一 个 关 键 的 区 别 , 即 象 毛 泽 东 的中 国 和 铁 托 的 南 斯 拉 夫 那 样 的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与 诞 生 于 十月 革 命 中 的 那 样 的 健 康 的 工 人 国 家 不 同 , 前 者 需 要 进 行 一 场 针 对 官 僚 政 权 的 政 治 革 命 来 保 卫 和 扩 展 革 命 成 果 。 美 国 社 会 主 义 工 人 党 的 最 终 退 化 表 现 于 他 们 无 保 留 地 欢 呼 卡 斯 特 罗 是 “ 潜 意 识 的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并 且 拒 绝 了 在 古 巴 进 行 工 人 政 治 革 命 的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纲 领 。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同 盟 的 起 源 可 以 追 溯 到 美 国 社 会 主 义 工 人 党 内 的 叫 作 “ 革 命 趋 势” (Revolutionary Tendency) 的 一 派 。 “ 革 命 趋 势” 与 帕 布 罗 主 义 的 退 化 进 行 斗 争 而 被 官 僚 式 地 开 除 出 党 , 继 而 创 立 了 斯 巴 达 克 思 同 盟 (Spartacist League)。 这 一 历 史 记 载 于 我 们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会 刊 》 (Marxist Bulletin) 系 列 中 。
总 结 二 战 后 革 命 的 经 验 , 我 们 在 斯 巴 达 克 思 同 盟 1966 年 的 “ 原 则 宣 言” 中 写 道 : 小 资 产 阶 级 游 击 力 量 “ 在 某 些 条 件 下 , 即 在 资 产 阶 级 在 殖 民 地 国 家 中 极 度 的 组 织 混 乱 以 及缺 乏 工 人 阶 级 为 自 身 利 益 与 之 争 夺 社 会 权 力 的 条 件 下 , 能 够 摧 毁 资 本 主 义 财 产 关 系 ; 然 而 他 们 不 会 让 工 人 取 得 政治 权 力 。 相 反 , 他 们 创 立 了 反 工 人 的 官 僚 政 权 , 压 制 了 这 些 国 家 的 革 命 向 社 会 主 义 的 发 展”。 这 些 畸 形 工 人 国 家之 所 以 能 够 建 立 起 来 的 一 个 关 键 因 素 是 有 苏 联 作 为 对 帝国 主 义 的 反 制 。 因 为 惧 怕 苏 联 的 核 反 击 , 美 国 的 冷 战 斗士 们 才 不 敢 对 中 国 和 越 南 实 施 核 攻 击 。
在 “ 后 苏 联” 的 世 界 , 中 国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寻 求 进 一 步 的 资 本 主 义 “ 改 革” , 试 图 让 他 们 自 己 及 其 子 孙 成 为 中 国 新 的 剥 削 阶 级 中 的 一 员 。 正 如 托 洛 茨 基 在 《 被 背 叛 的 革 命 》 (1937 年) 一 书 中 写 道 的 :
“有 人 也 许 会 说 , 大 官 僚 一 点 也 不 注 意 目 前 的 财 产 形 式 是 什 么 , 只 要 它 能 保 证 他 得 到 必 需 的 进 款 就 行 了 。 这 种 论 断 , 不 仅 忽 视 了 官 僚 自 身 的 权 利 现 在 尚 不 确 定 , 而 且 忽 视 了 他 们 的 儿 孙 的 问 题 。 新 起 的 家 庭 崇 拜 , 不 是 从 云 端 降 下 来 的 。 特 权 若 不 能 传 给 自 己 的 儿 孙 , 那 只 有 一 半 价 值 。 而 遗 嘱 权 又 是 和 财 产 权 不 可 分 离 的 。 所 以 仅 仅 做 一 个 托 辣 斯 的 经 理 还 是 不 够 的 , 必 须 做 一 个 股 票 持 有 者 才 行。 如 果 官 僚 们 在 这 紧 要 的 方 面 得 到 了 胜 利 , 那 就 是 表 示他 们 变 成 一 个 新 的 占 有 阶 级 了 。 反 之 , 如 果 无 产 阶 级 打倒 了 官 僚 制 度 而 获 得 胜 利 , 那 就 是 保 证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的 复 兴 。”
因 此 , 这 个 曾 经 与 蒋 介 石 及 日 本 侵 略 军 进 行 过 艰 苦 的 游 击 战 争 的 政 党 , 在 今 日 其 政 府 官 员 乘 坐 豪 华 轿 车 同 香 港 银行 大 亨 们 一 顿 就 吃 掉 一 个 农 民 几 年 的 收 入 。 对 猖 獗 的 官 僚 腐 败 的 厌 恶 激 发 了 对 毛 泽 东 时 代 的 怀 念 。 正 如 一 位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驻 中 国 八 年 之 久 的 敏 锐 的 观 察 家 詹 姆 斯· 迈尔 斯 对 中 国 90 年 代 早 期 所 描 述 的 :
“被 加 入 了 迪 斯 科 节 奏 以 适 应 现 代 口 味 的 旧 的 毛 泽 东 时 代 的 歌 曲 突 然 之 间 到 处 都 可 以 听 到 , 在 列 车 上 , 在 出 租 车 里 , 在 酒 吧 及 饭 馆 中 。 到 1991 年 底 , 十 多 种 这 样 的 磁 带 出 现 在 市 场 上 , 销 售 量 超 出 一 千 万 … … 根 据 一 项 中 国 的 报 道 , 虽 然 可 能 有 所 夸 张 但 却 反 应 当 时 的 情 绪 , 毛 的 书 甚 至 比 爱 情 和 武 狭 小 说 更 为 人 们 所 求 。” ─ 摘 自《 天 安 门 的 遗 产 ─ 中 国 在 混 乱 中 》 ( 密 执 安 大 学出 版 社 , 1996 年 )
对 于 中 国 的 公 民 , 正 如 迈 尔 斯 注 意 到 的 , “ 这 是 一 个 可 以 沉 溺 于 他 们 认 为 是 相 对 清 廉 的 毛 统 治 时 代 的 怀 旧 情 绪 中 的 机 会 。“ 这 种 怀 旧 之 情 错 误 地 把 毛 泽 东 同 共 产 主 义 和平 等 主 义 等 同 起 来 , 把 毛 的 统 治 描 绘 成 与 邓 小 平 的 统 治 有 根 本 的 不 同 。 毛 号 召 中 国 共 产 党 “ 为 人 民 服 务” , 而 邓则 说 “ 致 富 光 荣” , 但 他 们 实 际 上 是 同 一 个 反 无 产 阶 级 的 官 僚 政 权 的 不 同 的 两 极 而 已 。
自 从 毛 在 30 年 代 初 期 掌 握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权 后 , 就 给 予 了 中 国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一 个 独 特 的 农 民 ─ 民 族 主 义 的 色 调 , 而 仅 仅 在 口 头 上 谈 论 形 式 上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概 念 。 毛 于 1960 年 的 一 个 讲 话 集 中 体 现 了 其 反 唯 物 主 义 的 对 马 克思 主 义 的 篡 改 。 毛 声 称 : “ 列 宁 说 , 国 家 愈 落 后 , 它 由资 本 主 义 过 渡 到 社 会 主 义 就 更 困 难 。 这 个 说 法 现 在 看 来 不 对 。 其 实 经 济 越 落 后 , 从 资 本 主 义 过 渡 到 社 会 主 义 愈 容 易 , 而 不 是 越 困 难 。“ (“读 《苏 联 经 济 学 (教 科 书 )》“) 列 宁 所 说 的 是 , 要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这 一 没 有 阶 级 的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的 最 低 阶 段 , 物 质 的 贫 乏 就 必 须 要 被 消 灭 , 而 这 只 能 在 最 高 的 技 术 水 平 之 上 才 能 实 现 。 这 需 要 许 多 先 进 工 业 国 家 在 社 会 主 义 的 计 划 基 础 上 共 同 努 力 。 对 于 毛 这 个 以 救 世 主 自 居 的 民 族 主 义 者 来 说 , 这 是 一 个 诅 咒 。
毛 泽 东 的 统 治 是 以 极 端 唯 意 志 论 和 冒 险 主 义 为 标 志 的 。 随 着 农 业 的 集 体 化 , 毛 在 1958 年 发 动 了 “ 大 跃 进” , 一 个试 图 通 过 农 民 劳 力 大 动 员 来 把 中 国 推 向 工 业 国 地 位 的 乌托 邦 式 的 努 力 。 这 一 计 划 的 愚 蠢 性 集 中 体 现 在 遍 及 农 村 的 “ 后 院 炼 钢 炉” , 用 熔 化 农 民 的 锅 碗 瓢 盆 的 做 法 去 完 成 国 家 的 钢 铁 指 标 。 这 场 运 动 造 成 了 极 端 的 经 济 脱 节 , 导 致 了 历 史 上 最 严 重 的 大 饥 荒 之 一 。
在 这 个 “ 大 倒 退” 之 后 , 在 中 央 官 僚 机 关 中 , 毛 失 权 于 以刘 少 奇 和 邓 小 平 为 首 的 实 用 派 。 1966 年 , 毛 发 动 了 “ 文 化 大 革 命” 以 反 击 刘 邓 派 。 在 这 个 被 称 为 “ 失 去 的 十 年” 中 , 学 校 和 工 厂 被 关 闭 , 科 学 工 作 者 们 被 送 到 农 村 去 “ 向 贫 下 中 农 学 习” , 学 生 “ 红 卫 兵” 被 调 动 起 来 清 除 毛 的 政 敌 , 把 他 们 戴 之 以 “ 走 资 派” 的 帽 子 。 这 些 “ 红 卫 兵” 在 工 作 场 所 和 学 校 中 造 成 了 大 混 乱 , 直 至 林 彪 指 挥 下 的 解放 军 出 动 管 制 了 学 生 。
许 多 在 中 国 之 外 的 激 进 左 派 轻 信 了 毛 所 声 称 的 同 “ 官 僚机 制” 展 开 群 众 斗 争 。 这 些 左 派 包 括 由 盖 瑞 · 海 利 (Gerry Healy) 为 首 的 表 面 上 是 “ 正 统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国 际 委 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这 一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冒 牌 现 由 大卫 · 诺 斯 (David North) 的 社 会 主 义 平 等 党 (Socialist Equality Party) 继 续 执 行 。 海 利 的 基 于 英 国 的 杂 志 《新 闻 线》(Newsline , 1967 年 1月 21日 )鼓 吹 道 : “ 在 这 场 ‘反 官 僚’ 的 斗 争 中 , 由 毛 和 林 彪 所 领 导 的 最 好 的 成 分 已 经 被 迫 走 出 党 的 构 架 之 外 , 号 召 青 年 和 工 人 阶 级 参 与 和 介 入” 。 文 化 大 革 命 实 际 上只 是 一 场 在 毛 林 和 刘 邓 两 翼 官 僚 之 间 的 巨 大 的 派 系 斗 争 , 他 们 中 的 任 何 一 方 都 不 值 得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的 丝 毫 政 治 支 持 。
被 清 除 的 刘 少 奇 死 于 狱 中 , 但 邓 小 平 却 活 了 下 来 , 直 至 1973 年 被 毛 及 其 副 手 周 恩 来 召 回 中 央 领 导 层 。 1978 年 , 在 毛 去 世 及 狂 热 亲 毛 的 “ 四 人 帮” 被 清 除 之 后 的 两 年 , 邓 掌 握 了 党 的 领 导 权 。 他 的 最 初 纲 领 是 把 “ 市 场 调 节” 引 入 计 划 经 济 。 在 之 后 的 几 年 中 , 一 系 列 的 措 施 付 诸 施 行 以 支 离 集 体 化 的 农 业 , 并 为 外 国 资 本 主 义 投 资 建 立 了 供 以 残 酷剥 削 的 “ 经 济 特 区” 。
一 些 左 派 学 者 和 组 织 咒 骂 邓 , 同 时 把 毛 树 为 一 个 革 命 的 选 择 。 但 邓 在 许 多 方 面 却 是 毛 的 逻 辑 上 的 继 承 人 。 邓 自诩 的 “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的 市 场 “ 改 革” 的 目 标 同 毛 的 同 出 一 辄, 即 要 将 中 国 不 仅 变 成 一 个 现 代 国 家 , 而 且 变 成 一 个 世 界 强 国 。 邓 的 追 随 者 认 为 , 为 了 实 现 工 业、农 业、 科 技、 军 事 的 “ 四 个 现 代 化” , “ 改 革” 是 必 需 的 。 使 中 国 现 代 化 一 直 是 一 个 关 键 的 革 命 任 务 , 而 实 现 这 一任 务 的 唯 一 出 路 就 是 把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扩 展 到 先 进 的 资 本主 义 国 家 ( 如 日 本 ), 在 国 际 性 计 划 的 框 架 下 为 中 国 的 现 代 化 提 供 所 必 需 的 技 术 资 源 。 但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却 一 直 是 这 一 唯 一 出 路 的 死 敌 。
邓 的 市 场 “ 改 革” 的 引 入 继 承 了 斯 大 林 主 义 官 僚 统 治 固 有 的 模 式 。 中 央 化 的 计 划 经 济 这 一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的 先 决 条 件 , 为 了 有 效 实 施 其 功 能 , 必 须 由 民 主 选 举 的 工 人 联 合 会 的 政 府 来 执 行 。 但 是 , 斯 大 林 主 义 苛 政 者 敌 视 任 何 工 人 民 主 的 表 达 , 并 代 之 以 专 断 的 行 政 命 令 。 面 对 不 可 避 免 的 官 僚 管 理 所 造 成 的 计 划 经 济 的 不 平 衡 , 斯 大 林 主 义 政 权 被 迫 引 进 资 本 主 义 的 市 场 措 施 , 即 放 松 对 经 济 的 计 划 , 迫 使 工 厂 为 市 场 而 生 产 , 鼓 励 私 有 商 业 和 外 国 资 本 主 义 投资 。 与 此 类 似 的 1970 和 80 年 代 的 南 斯 拉 夫 和 匈 牙 利 “ 市场 社 会 主 义” 的 尝 试 , 以 及 前 苏 联 领 导 人 戈 尔 巴 乔 夫 的 经 济 “ 重 组” (perestroika) 改 革 , 都 滋 生 了 国 内 资 产 阶 级 势 力 , 在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的 支 持 下 最 终 击 败 了 工 人 国 家 。 中 国的 “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已 经 同 样 地 产 生 了 新 兴 的 内 部 资 产 阶 级 , 其 中 不 少 充 当 着 外 国 资 本 的 本 地 代 理 人 。
中 国 同 美 帝 国 主 义 犯 罪 性 的 联 盟
将 毛、 邓 和 现 任 中 国 领 导 人 江 泽 民 的 政 权 联 系 起 来 的 是 斯 大 林 主 义 内 在 固 有 的 民 族 主 义 。 当 前 , 官 僚 们 宣 称 中 国 “ 世 界 强 国” 地 位 的 到 来 , 并 吹 捧 中 国 的 “ 传 统” 观 念 。 毛 的 统 治 是 以 相 似 的 民 族 主 义 的 救 世 主 主 义 为 标 志 的 。 落 后 的 民 族 主 义 是 “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内 涵 。 一 个 表 现 这 一 落 后 民 族 主 义 的 例 子 是 毛 对 计 划 生 育 的 反 对 。 让 一 个 贫 穷 的 国 家 承 受 巨 大 的 人 口 压 力 , 这 显 然 是 不 合 理 性 的 。 毛 的 这 一 观 点 是 与 其 在 农 民 中 的 根 基 深 深 相 关 的 , 因 为 对 于 农 民 来 说 , 家 庭 历 来 就 是 生 产 的 基 本 单 位 。
正 是 在 国 际 问 题 上 , 毛 政 权 最 清 楚 地 显 示 出 了 其 反 革 命 的 本 质 。 中 国 共 产 党 政 权 早 期 与 苏 联 联 盟 , 于 1953 年 开 始实 行 了 苏 联 式 的 五 年 计 划 。 但 50年 代 后 期 , 在 经 济 混 乱 和 “ 大 跃 进” 的 不 合 理 性 的 后 果 下 , 中 国 抱 怨 苏 联 援 助 不 足 , 导 致 北 京 和 莫 斯 科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之 间 的 分 裂 。 几 年 之 内 , 毛 宣 布 “ 苏 联 社 会 帝 国 主 义” 是 比 美 国 更 大 的 威 胁 。 这 一 论 调 与 美 国 统 治 阶 级 要 毁 灭 苏 联 退 化 工 人 国 家 的 战 略 目 标 相 合 甚 好 。 中 苏 边 境 不 久 就 成 为 世 界 上 最 军 事 化 的 边 境 之 一。斯 大 林 及 其 继 承 人 统 治 下 的 苏 联 当 然 也 不 是 什 么 革 命 的国 际 主 义 的 典 范 。 在 赫 鲁 晓 夫 统 治 下 , 苏 联 在 1959 年 甚 至 拒 绝 支 持 中 国 在 其 与 资 本 主 义 的 印 度 所 进 行 的 边 境 之 争 。 尽 管 毛 强 烈 谴 责 “ 苏 联 修 正 主 义” , 然 而 他 的 外 交 政策 与 克 林 姆 林 宫 的 政 策 同 出 一 辄 , 即 两 者 都 源 于 民 族 主 义 的 “ 一 国 社 会 主 义” 的 教 义 。 这 一 民 族 主 义 的 教 义 使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试 图 迁 就 帝 国 主 义 并 拥 抱 任 何 “ 第 三 世 界” 的 反 共 资 产 阶 级 民 族 主 义 的 政 权 , 以 追 求 贸 易 和 外 交 的 交易 。 1956 年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举 行 的 万 隆 会 议 是 这 一 政 策 的象 征 。 在 此 会 议 上 , 中 国 政 府 签 署 了 “ 和 平 共 处” 的 宣 言 , 保 证 “ 不 干 涉” 新 殖 民 地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的 事 务 。
中 国 同 资 产 阶 级 民 族 主 义 者 之 间 的 互 不 侵 犯 条 约 所 带 来的 最 为 灾 难 性 的 后 果 可 见 于 1965 年 的 印 度 尼 西 亚 。 毛 的政 权 指 示 印 尼 共 产 党 , 这 一 拥 有 三 百 万 党 员 和 数 倍 多 支 持 者 的 在 资 本 主 义 世 界 中 最 大 的 共 产 党 , 不 惜 任 何 代 价 与北 京 盟 友 苏 卡 诺 的 “ 反 帝” 政 权 保 持 政 治 上 的 联 盟 。 基于 革 命 “ 阶 段 论”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错 误 观 点 , 即 革 命 首 先 限 于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 其 后 才 为 社 会 主 义 而 斗 争 , 印 尼 共 产 党 采 取 了 一 个 同 印 尼 资 产 阶 级 及 其 军 队 联 盟 的 “ 民 族 统 一” 的 政 策 , 甚 至 强 迫 工 人 把 他 们 已 经 占 领 的 工 厂 还 给 资 本 家 。
在 工 人 们 政 治 上 被 北 京 和 印 尼 共 产 党 的 错 误 领 导 所 哄 骗的 情 况 下 , 印 尼 军 队 上 层 发 动 了 一 个 由 苏 哈 托 领 导 的 军 事 政 变 , 在 血 腥 屠 杀 中 篡 权 。 伴 随 着 伊 斯 兰 极 端 主 义 暴 徒 的 反 华 社 区 屠 杀 , 苏 哈 托 政 权 杀 害 了 至 少 五 十 万 共 产 党及 其 同 情 者 。 北 京 对 于 这 一 大 屠 杀 的 反 应 竟 只 是 抗 议 对 印 尼 华 侨 的 迫 害 和 “ 痛 惜” 两 个 政 府 友 好 关 系 的 破 裂 ! 直 至 1967 年 , 这 一 反 共 屠 杀 才 在 中 国 出 版 物 中 被 提 及 。
随 着 “ 共 产 主 义 的 威 胁” 在 这 一 战 略 性 的 太 平 洋 沿 岸 国 家 的 消 除 , 美 帝 国 主 义 更 为 气 焰 嚣 张 , 大 规 模 升 级 了 其 对 越 南 的 地 面 入 侵 以 摧 毁 北 越 的 解 放 斗 争 和 南 部 的 民 族 解 放 战 线 。 与 此 同 时 , 印 度 尼 西 亚 作 为 “ 自 由 世 界” 反 共 堡垒 地 位 的 巩 固 为 美 国 统 治 阶 级 中 的 一 翼 的 随 后 发 展 创 造了 条 件 , 他 们 在 被 英 雄 的 越 南 战 士 赶 出 印 度 之 那 后 成 为 了 “ 失 败 主 义 者” 。 就 连 “ 主 战 派” 的 尼 克 松 也 采 用 了 《 不 再 有 越 南 》 作 为 其 回 忆 录 的 书 名 。 这 反 映 了 美 国 统 治 阶 级 中 的 一 种 观 点 , 即 美 国 可 以 安 全 地 撤 出 这 场 对 其 来 说是 失 败 的 战 争 而 不 至 于 危 害 其 在 东 南 亚 的 战 略 利 益 。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民 族 主 义 的 恶 果 的 另 一 个 例 证 见 于 越 南 战争 。 毛 阻 拦 了 苏 联 的 对 越 军 援 物 资 从 中 国 通 过 。 这 些 军 援 物 资 本 身 的 质 量 其 实 往 往 不 如 克 林 姆 林 宫 给 象 纳 塞 尔 的 埃 及 那 样 的 资 产 阶 级 “ 盟 友” 的 装 备 。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顶 点 , 当 全 世 界 的 激 进 左 派 们 欢 呼 毛 的 中 国 是 与 墨 守成 规 的 克 林 姆 林 宫 官 僚 不 同 的 一 个 革 命 选 择 时 , 斯 巴 达 克 思 同 盟 坚 持 道 , 鉴 于 毛 的 政 权 对 苏 联 的 敌 视 , “ 帝 国 主 义 与 中 国 联 盟 来 对 抗 苏 联 的 危 险 是 不 可 忽 视 的” (“中 国 的孟 什 维 克” , 《 斯 巴 达 克 思 》 英 文 版 , 第 15－16 期 , 1970 年 4－ 5月 )。
这 一 预 言 被 1972 年 中 国 和 美 国 正 式 友 好 关 系 的 建 立 所 证 实 。 当 美 国 的 飞 机 在 印 度 之 那 上 空 狂 轰 滥 炸 时 , 战 犯 尼 克 松 对 中 国 的 访 问 标 志 了 中 美 的 正 式 修 好 。 与 之 相 对 , 斯 巴 达 克 思 同 盟 提 出 了 “ 共 产 主 义 的 团 结 以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的 口 号 。 这 一 口 号 的 实 现 需 要 一 场 反 对 莫 斯 科 和 北 京 政 府 的 政 治 革 命 。 在 此 期 间 , 斯 巴 达 克 思 同 盟 得 以 把 一 些 因 为 中 国 对 世 界 各 地 革 命 斗 争 的 背 叛 而 同 毛 主 义 分 道 扬镖 的 组 织 和 个 人 争 取 得 到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这 边 来 。
中 国 对 越 南 的 背 后 插 刀 在 邓 的 年 代 更 为 加 剧 。 在 北 越 军 队 和 民 族 解 放 战 线 把 美 国 及 其 傀 儡 政 权 扫 地 出 门 四 年 之 后 , 中 国 决 定 给 越 南 “ 一 个 血 的 教 训” 而 入 侵 了 越 南 。这 一 另 人 发 指 的 行 径 是 对 越 南 军 队 在 柬 埔 寨 推 翻 了 滥 杀成 性 的 中 国 盟 友 布 尔 布 特 的 反 应 。 在 谴 责 北 京 这 一 背 叛 时 , 我 们 提 出 : “ 中 国 , 不 要 做 美 帝 国 主 义 的 爪 牙 ! ” 最 终 反 而 是 身 经 百 战 的 越 南 军 队 给 了 北 京 一 个 教 训 。 在 经 历 了 这 一 令 其 痛 楚 的 失 败 不 久 , 中 国 转 向 支 持 阿 富 汗 的 以美 国 为 后 台 的、反 动 的、 仇 视 妇 女 的 伊 斯 兰 “ 圣 战 者” , 同 自 1978 年 介 入 阿 富 汗 的 苏 联 红 军 作 战 。
毛 和 周 恩 来 起 始 的 中 美 联 盟 , 为 下 一 个 阶 段 邓 小 平 向 帝 国 主 义 剥 削 “ 开 放 门 户” 做 好 了 铺 垫 。 今 天 , 毛 的 继 承 人们 甚 至 连 对 社 会 主 义 目 标 的 口 头 服 务 也 不 做 了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公 开 提 供 他 们 自 己 去 作 帝 国 主 义 的 买 办 。 但 是 不 管 他 们 如 何 鼓 吹 其 经 济 “ 改 革” 的 “ 成 功” , 这 些 “ 改 革” 措 施 已 经 在 中 国 社 会 造 成 了 巨 大 的 裂 痕 , 随 时 都 会 爆 发 而 形 成 大 的 混 乱 。 这 样 的 一 个 大 动 荡 发 生 于 1989 年 的 天 安门 广 场 , 几 乎 宣 布 了 脆 弱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官 僚 阶 层 统 治 的 终 结 。
天 安 门 的 幽 灵
到 80 年 代 末 期 , 中 国 经 济 “ 开 放 门 户” 的 后 果 在 整 个 社 会 中 已 被 感 到 。 越 来 越 多 的 党 的 干 部 下 海 , 掠 走 大 量 国 家 财 产 , 并 大 肆 招 摇 显 示 其 新 获 得 的 财 富 。 大 众 对 腐 败 的 愤 怒 在 沸 腾 。 虽 然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的 “ 经 济 特 区” 的 建 设 发 展 迅 速 , 但 全 中 国 的 城 市 人 口 正 在 高 度 通 货 膨 胀 下 步履 艰 难 。 这 一 高 度 通 货 膨 胀 在 人 民 共 和 国 是 一 个 令 人 惊骇 的 新 现 象 。 1988 年 官 方 公 布 的 通 货 膨 胀 率 是 19%, 这 一 对 城 市 人 口 来 说 虽 然 已 是 低 估 的 数 字 也 已 是 前 一 年 的 三 倍 。 与 此 同 时 , 那 一 年 国 有 企 业 的 工 人 工 资 只 增 长 了 1%。 随 着 工 人 收 入 和 工 作 保 障 性 的 下 降 , 工 人 的 罢 工 和 抗 议在 1989 年 的 前 几 年 中 急 剧 上 升 。 农 村 粮 食 生 产 跌 落 , 造 成 了 城 市 粮 食 的 短 缺 。 同 时 农 民 的 收 入 也 处 于 停 滞 , 这 是千 百 万 农 民 逃 向 城 市 去 寻 找 工 作 的 原 因 之 一 。
由 市 场 “ 改 革” 造 成 的 社 会 紧 张 局 势 于 1989 年 春 天 爆 发 了 。 北 京 的 工 人 民 众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与 学 生 示 威 者 站 在 一 起 , 引 发 了 一 场 对 斯 大 林 主 义 统 治 者 几 乎 致 命 的 危 机 。 天 安 门 , 这 个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公 共 广 场 , 是 中 国 的 政 治 中 心 。 毛 的 纪 念 堂 居 南 , 人 民 大 会 堂 在 西 , 中 央 是 人 民 英 雄 纪念 碑 , 几 百 米 外 便 是 中 南 海 ,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指 挥 中 心 。正 是 在 天 安 门 , 毛 泽 东 于 1949 年 宣 告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成 立 。 从 此 , 天 安 门 成 为 官 方 庆 典、 举 会 和 军 事 检 阅 的首 选 之 地 。 但 天 安 门 偶 尔 也 目 睹 过 大 规 模 的 示 威 游 行 。 在 1989 年 4月 至 6月 间 , 天 安 门 被 成 千 上 万 的 学 生 和 工 人 民 众 占 据 。 他 们 向 令 人 痛 恨 的 邓 的 政 权 提 出 了 挑 战。
最 近 一 部 由 卡 姆 拉 · 欣 顿 摄 制 的 纪 录 片 “ 天 安 门” 为 天 安 门 事 件 提 供 了 一 个 有 益 的 写 照 。 此 片 包 括 了 一 段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所 举 行 过 的 示 威 游 行 的 简 短 历 史 , 其 中 最 显 著 的一 次 是 1976 年 4月 5日 北 京 民 众 呈 献 花 圈 , 悼 念 已 故 总 理 周恩 来 。 那 时 , 文 化 大 革 命 正 接 近 尾 声 , 起 初 是 对 周 的 悼 念 活 动 发 展 成 了 反 对 “ 四 人 帮” 的 大 规 模 示 威 , 直 至 被 武力 驱 散 。 这 些 示 威 很 可 能 是 邓 及 其 派 系 在 为 争 夺 病 危 的毛 的 继 承 权 而 采 取 的 行 动 。 但 同 时 , 来 到 广 场 的 民 众 也是 在 表 达 他 们 希 望 结 束 这 一 被 极 端 错 误 地 命 名 为 “ 文 化大 革 命” 的 极 具 破 坏 性 的 大 动 乱 。
1989 年 的 事 件 向 了 一 个 性 质 完 全 不 同 的 方 向 发 展 , 虽 然 对 天 安 门 的 占 据 同 样 是 始 于 一 个 悼 念 集 会 。 这 次 是 悼 念 死 于 4月 15日 的 前 中 共 总 书 记 胡 耀 邦 。 胡 拥 有 民 众 广 泛 的 尊 重 , 因 为 他 是 少 有 的 几 个 没 有 自 身 沾 染 腐 败 的 领 导 人 之一 。 虽 然 身 为 邓 的 得 意 门 生 , 胡 在 1986－1987 年 学 生 示 威 后 被 迫 辞 职 。 在 那 次 学 生 示 威 中 开 始 有 中 国 最 大 的 城 市 和 商 业 中 心 的 上 海 的 工 人 参 加。
1989 年 天 安 门 事 件 是 从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党 史 系 的 学 生 于 深 夜 骑 自 行 车 到 人 民 英 雄 纪 念 碑 为 胡 耀 邦 献 花 圈 开 始 的 。 人 民 英 雄 纪 念 碑 正 是 13 年 前 北 京 市 民 纪 念 周 恩 来 的 地 方 。 第 二 天 , 北 京 各 高 校 的 学 生 加 入 了 到 广 场 的 游 行 。 他 们 唱 着 革 命 工 人 的 赞 歌 “ 国 际 歌” 。 随 后 是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外 的 静 坐 。 学 生 们 想 通 过 此 举 向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这 一 中 国 形 式 上 的 全 国 集 会 施 加 压 力 以 迫 使 人 大 接 受 他 们 的 请 愿。 学 生 们 身 为 相 对 优 越 家 庭 的 后 代 , 其 中 包 括 一 些 上 层官 僚 的 后 代 , 他 们 觉 得 自 己 具 有 一 种 与 生 具 来 的 权 利 去 提 出 反 腐 败 的 要 求 和 要 求 更 多 的 学 生 权 利 。 他 们 也 要 求 一 个 对 胡 两 年 前 从 党 的 总 书 记 被 免 职 的 官 方 解 释 。
很 快 , 包 括 工 人 和 失 业 者 的 近 万 人 聚 集 到 天 安 门 。 到 4月 22日 胡 耀 邦 的 追 悼 会 时 , 示 威 已 经 扩 展 到 象 西 安 和 长 沙那 样 的 省 府 。 追 悼 会 两 天 之 后 , 北 京 21所 高 校 的 学 生 号 召 正 式 罢 课 。 成 队 的 学 生 到 工 人 社 区 宣 传 他 们 的 要 求 , 反 复 强 调 他 们 “ 不 是 要 反 对 党 和 政 府” 。 北 京 政 权 4月 26日 在 人 民 日 报 上 以 一 个 恐 吓 性 的 社 论 相 回 应 , 谴 责 学 生 的 行 为 是 破 坏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的 “阴 谋” 。 但 示 威 游 行 仍 在 全 国 各 地 滋 长 和 扩 展 。
5月 4日 , 三 十 万 人 聚 集 于 天 安 门 广 场 纪 念 “ 五 四 运 动” 七十 周 年 。 “ 五 四 运 动” 起 源 于 反 帝 的 学 生 示 威 。 中 国 共 产 党 就 是 从 这 一 运 动 中 诞 生 的 。 在 声 势 浩 大 的 1989 年 五 四 游 行 之 后 , 学 生 领 导 层 决 定 举 行 绝 食 示 威 以 迫 使 当 局让 步 。 对 绝 食 示 威 者 的 同 情 导 致 了 5月 17日 的 另 一 次 大 游 行 。 北 京 附 近 的 众 多 工 人 参 与 了 这 场 游 行 。
在 这 一 关 头 , 当 局 被 迫 于 5月 19日 宣 布 了 戒 严 令 , 这 标 志 着 天 安 门 事 件 的 一 个 决 定 性 的 转 折 点 。 长 达 一 个 月 之 久 , 斯 大 林 主 义 统 治 者 容 忍 了 向 他 们 提 出 挑 战 的 大 规 模 游 行示 威 在 他 们 眼 前 展 开 , 但 当 工 人 们 大 规 模 地 加 入 了 示 威 整 体 , 邓 及 其 追 随 者 们 认 识 到 , 如 果 不 对 这 种 反 抗 进 行 镇 压 , 他 们 的 日 子 就 屈 指 可 数 了 。 我 们 在 当 时 写 道 , “ 工 人 阶 级 开 始 反 抗 邓 的 ‘用 资 本 主 义 方 法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的 纲 领 , 这 给 予 了 一 系 列 的 示 威 游 行 以 巨 大 和 潜 在 的 革 命 的性 质 。“ ( 《 工 人 先 锋 报 》 , 第 480 期 , 1989 年 6月 23日 )
随 后 的 报 道 完 全 证 实 了 我 们 的 这 一 评 估 。 当 示 威 游 行 首 先 发 生 时 , 只 有 一 小 部 分 好 奇 的 工 人 敢 于 涉 足 于 天 安 门广 场 。 关 于 工 人 在 早 期 示 威 中 所 起 的 角 色 的 报 道 都 表 明 了 小 资 产 阶 级 式 的 学 生 对 工 人 的 轻 视 , 把 工 人 视 为 “ 没有 文 化 的” 会 惹 麻 烦 的 人 , 而 把 他 们 限 于 广 场 的 西 边 。 如 果 工 人 们 想 接 近 广 场 指 挥 中 心 , 就 会 被 学 生 纠 察 队 寞 然 拒 绝 。 但 是 , 随 着 示 威 的 持 续 , 工 人 的 人 数 开 始 增 长 。 工人 们 开 始 积 极 地 组 织 起 来 , 提 出 他 们 自 己 的 要 求 , 这 给 予 了 示 威 游 行 一 定 的 社 会 力 量 。
工 人 们 主 要 关 注 的 是 急 剧 上 升 的 通 货 膨 胀 和 “ 共 产 党” 官 僚 的 猖 獗 腐 败 。 特 别 引 起 民 愤 的 是 赵 紫 阳 ( 继 胡 耀 邦 之 后 的 党 的 总 书 记 )、 邓 小 平 和 其 他 领 导 人 的 子 女 靠 其 家 庭 的 关 系 而 大 发 横 财 。 詹 姆 斯 · 迈 尔 斯 回 忆 道 , “ 一 首 在 游 行 者 中 广 为 流 传 的 歌 曲 是 以 一 首 名 为 ‘ 兄 弟 雅 克’ 的 儿 歌 为 调 , 歌 词 为 ‘ 打 倒 官 倒 , 打 倒 官 倒 , 反 腐 败 , 反 腐败’ ” 。
后 被 称 为 北 京 工 人 自 治 联 合 会 (北 京 工 自 联 ) 的 组 织 在 4月 20日 发 行 的 一 份 传 单 , 要 求 增 加 工 资 , 稳 定 物 价 , 公 布 上层 领 导 人 的 个 人 收 入 和 财 产 。 一 个 题 为 “ 请 教 中 共 中 央 的 十 个 问 题” 的 传 单 写 道 : “ 赵 紫 阳 先 生 和 夫 人 每 周 打 高 尔 夫 球 , 谁 付 他 们 的 账 单 ? … … 中 央 领 导 人 在 全 国 有 多 少 住 宅 和 别 墅 ?” 此 传 单 尖 锐 地 提 出 : “ 可 不 可 以 请 党 解 释如 下 词 汇 的 含 义 : 1) 党 ; 2) 革 命 ; 3) 反 动 。 ” (引 自 Mok Chiu Yu 和 弗 兰 克 · 哈 里 森 的 《 天 安 门 广 场 的 声 音 ─ 北 京 之 春和 民 主 运 动》 , 黑 玫 瑰 书 局 , 1990 年 )
北 京 工 自 联 的 领 导 者 是 来 自 大 中 型 国 有 企 业 的 工 人 。 自 视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工 会 , 工 自 联 的 运 作 方 式 比 单 纯 的 工 会更 为 广 泛 。 北 京 工 自 联 有 三 个 支 部 : 后 勤 部、 宣 传 部 和 组 织 部 。 它 在 一 个 秘 密 的 场 所 出 版 自 己 的 刊 物 , 且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西 边 立 起 了 一 个 广 播 站 , 成 为 一 个 持 续 的 “民 主 论 坛” 。 广 播 站 每 晚 广 播 听 众 写 的 稿 子 和 弄 到 的 政 府 内 部 文 件 , 这 是 一 个 最 为 听 众 喜 欢 的 项 目 。 随 后 不 久 , 类 似 的 组 织 在 北 京 其 他 地 方 和 全 国 各 地 纷 纷 涌 现 。
为 了 保 卫 示 威 学 生 , 工 人 纠 察 队 被 建 立 起 来 。 敢 死 队 (其 中 一 个 叫 作 “ 黑 豹” ) 被 组 织 起 来 以 阻 止 警 察 逮 捕 学 生 。 有 时 , 工 人 们 会 赢 得 释 放 一 些 被 逮 捕 者 的 胜 利 。 “ 飞 虎 队” 是 众 多 开 始 涌 现 的 工 人 团 体 中 的 一 个 。 它 是 由 上 百 名 摩 托 车 组 成 。 在 戒 严 令 宣 布 的 第 二 天 早 晨 , “ 飞 虎 队” 大 张 旗 鼓 地 开 进 首 都 钢 铁 公 司 , 纷 发 传 单 并 号 召 工 人 罢 工 。 正 如 安 德 鲁 · 瓦 尔 德 在 其《1989 年 民 主 运 动 中 的 民 众 示 威 ─ 基 层 组 织 的 模 式 》 ( 1992 年 ) 中 写 道 :
“当 北 京 当 局 宣 布 戒 严 令 之 后 , 更 多 象 这 样 的 团 体 不 断 出 现 着 … … 且 更 为 机 动 , 穿 梭 于 城 市 中 , 勇 敢 地 面 对 进 前 的 军 队 , 在 各 路 口 加 强 路 障 。 在 北 京 , 无 名 的 街 道 组 织 加强 了 对 戒 严 部 队 的 抵 抗 … … 如 果 士 兵 或 军 车 被 发 现 , 守 望 的 人 就 敲 响 警 钟 ( 通 常 是 在 屋 顶 上 敲 响 锅 盆 ), 随 后 居 民们 会 涌 出 他 们 的 住 屋 , 赶 到 他 们 在 路 障 上 的 岗 位。”
整 整 两 个 星 期 , 斯 大 林 主 义 政 权 不 能 够 执 行 戒 严 令 。 第一 批 被 调 入 北 京 的 38军 拒 绝 镇 压 游 行 示 威 者 。 莫 里 斯 · 迈 斯 纳 在 其 题 为 《 邓 小 平 时 代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命 运 的 探 究 , 1978至 1994》 (黑 尔 和 王 出 版 社 , 1996 年 ) 一 书 中 描 述 到军 队 高 级 军 官 内 部 对 当 局 镇 压 学 生 示 威 人 士 的 命 令 的 抵制 :
“5月 21日 , 七 位 享 有 威 望 的 退 休 将 领 , 包 括 前 国 防 部 长 张爱 平 和 海 军 总 司 令 叶 飞 , 给 邓 小 平 写 了 一 封 公 开 信 提 及 邓 作 为 党 的 中 央 军 事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职 能 。 ‘人 民 的 军 队 属于 人 民’ , 他 们 提 醒 这 位 中 国 的 头 号 领 导 人 , ‘军 队 不 能 与 人 民 对 立 , 更 不 用 说 镇 压 人 民 了 。 军 队 绝 对 不 能 向 人 民 开 枪 , 造 成 流 血 事 件’ … … 当 这 封 公 开 信 于 5月 22日 在 广 场 扩 音 器 上 被 宣 读 的 时 候 , 年 轻 的 示 威 者 们 流 泪 欢 呼 。”
人 们 在 街 头 向 解 放 军 部 队 讲 解 关 于 作 为 “ 人 民 军 队” 的 责 任 并 邀 请 他 们 一 起 唱 革 命 歌 曲 。 5月 24日 , 大 部 分 军 队 被 令 撤 离 城 区 。
到 此 时 , 中 央 政 府 已 停 止 运 行 。 国 务 院 各 部 停 止 了 工 作 , 也 没 有 官 方 声 明 被 发 表 。 据 报 道 , 甚 至 连 警 察 也 加 入 了 游 行 。 北 京 的 这 一 系 列 事 件 与 匈 牙 利 1956 年 11月 的 工 人暴 动 颇 有 相 似 之 处 。 匈 牙 利 示 威 者 成 功 地 阻 止 了 第 一 批 被 派 来 镇 压 他 们 的 苏 联 军 队 。 工 人 集 会 不 仅 在 北 京 而 且 在 全 国 各 地 扩 散 。 这 些 工 人 集 会 是 可 以 发 展 成 为 工 人 联 合 会 的 。 这 种 工 人 联 合 会 出 现 于 1956 年 的 匈 牙 利 , 而 1917 年 在 俄 国 的 工 人 联 合 会 成 为 布 尔 什 维 克 夺 取 政 权 之 后 建立 起 的 无 产 阶 级 国 家 的 基 础 。
但 是 , 中 国 的 工 人 没 有 能 够 把 这 一 异 常 有 利 的 条 件 发 展 成 为 一 场 驱 逐 官 僚 独 裁 者 并 以 工 人 自 己 的 名 义 夺 取 政 权 的 政 治 斗 争 。 虽 然 工 人 和 年 轻 一 代 展 示 了 巨 大 的 才 智 和 英 雄 主 义 , 他 们 提 出 的 要 求 仍 然 是 不 全 面 的 和 不 成 熟 的 。 这 一 事 实 指 出 了 需 要 有 一 个 革 命 政 党 的 介 入 的 必 要 性 。 这 一 政 党 能 够 将 所 有 阶 层 的 劳 动 群 众、 青 年 和 妇 女 团 结 在 一 个 被 发 动 起 来 作 为 一 个 觉 悟 的 革 命 力 量 去 夺 取 政 权的 工 人 阶 级 的 领 导 之 下 。 在 1956 年 的 匈 牙 利 和 1989 年 的 中 国 , 关 键 是 缺 乏 象 列 宁 和 托 洛 茨 基 的 布 尔 什 维 克 政 党 于 1917 年 在 俄 国 所 提 供 的 那 样 的 革 命 领 导 。
北 京 屠 杀 之 后 的 暴 动
到 6月 上 旬 , 北 京 政 权 已 经 能 够 重 组 。 新 的 军 队 , 尤 其 是 27军 , 被 调 入 北 京 。 6月 3日 黄 昏 , 大 约 四 万 配 备 装 甲 车 的军 队 进 入 了 城 区 , 对 在 街 头 抵 抗 他 们 的 群 众 发 动 了 屠 杀 。 据 报 道 , 当 军 队 于 6月 4日 凌 晨 到 达 天 安 门 时 , 他 们 的 第 一 个 目 标 是 广 场 西 边 的 工 人 指 挥 部 。 一 个 学 生 领 导 人 称 其 目 睹 了 坦 克 碾 过 工 自 联 的 帐 篷 , 杀 死 二 十 人 。 与 对 城 区劳 动 群 众 的 镇 压 相 反 , 留 在 广 场 上 的 学 生 被 允 许 撤 离 广 场 , 基 本 上 没 有 被 惩 罚 。 学 生 的 数 目 到 那 时 已 经 降 至 五 千 余 人 。 绝 大 多 数 北 京 高 校 学 生 己 在 绝 食 开 始 接 近 尾 声 时 离 开 广 场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外 地 来 的 青 年 。
6月 3─ 4日 屠 杀 的 准 确 数 字 无 法 估 计 , 但 死 伤 几 千 人 是 可 能 的 。 然 而 军 队 的 镇 压 并 没 有 平 息 反 抗 , 实 际 上 反 而 扩 大 了 无 产 阶 级 的 抵 抗 。 象 “ 敢 死 队” 那 样 的 组 织 在 中 国 各 地 出 现 。 上 海 的 “ 野 鹅 敢 死 队” 便 是 其 中 一 例 。 安 德 鲁 · 瓦 尔 德 描 述 说 “ 野 鹅 敢 死 队” 是 由 工 人 组 成 的 。 在 听 到 北 京 发 生 的 事 件 后 , 他 们 聚 集 起 来 , 竖 路 障 , 堵 交 通 , 在 各 路 口 建 哨 位 , 并 高 喊 口 号 以 抗 议 北 京 屠 杀 。 市 民 组织 控 制 了 上 海 和 西 安 的 街 头 直 至 6月 4日 之 后 的 一 周 。 天津 的 “ 人 民 纵 队” 上 街 游 行 , 号 召 总 罢 工 , 高 喊 “ 偿 还 血债” 和 “ 推 翻 , 推 翻 , 推 翻 一 切 直 到 一 个 不 剩 , 越 乱 越 好 。” 数 周 后 , 官 方 在 北 京 的 军 事 博 物 馆 举 办 了 关 于 游 行 示 威的 展 览 。 展 览 馆 的 场 院 中 心 是 一 辆 辆 被 烧 毁 的 军 车 。 馆 内 有 一 张 显 示 游 行 示 威 发 生 的 城 市 的 地 图 , 80多 个 城 市 被 列 于 其 中 。 这 还 仅 仅 是 官 方 的 统 计 数 字 。 老 百 姓 的 踊跃 参 与 吸 引 进 了 从 乡 村 来 的 失 业 者 和 临 时 工 人 , 为 示 威 增 添 了 一 种 喧 闹 的 色 彩 。 一 个 在 哈 尔 滨 的 尤 其 无 法 无 天 的 敢 死 队 高 喊 “ 推 翻 政 府 ! ” , “总 罢 工 ! ” , “ 我 们 要 啤 酒 ! ” 的 口 号 。 在 一 些 场 合 中 , 缺 乏 明 确 的 领 导 使 公 开 的 反 动 分 子 得 以 叫 嚣 , 包 括 有 人 提 出 了 支 持 国 民 党 的 口 号 。
即 使 是 一 个 很 小 的 中 国 布 尔 什 维 克 组 织 也 可 以 成 长 而 在 1989 年 扮 演 一 个 决 定 性 的 角 色 。 初 生 的 双 重 政 权 的 状 况 , 即 工 人 民 众 开 始 自 己 控 制 城 市 的 状 况 , 需 要 发 展 成 为 一 场 夺 取 政 治 权 力 的 斗 争 。 这 意 味 着 , 比 如 说 , 要 努 力 把非 正 式 的 工 人 集 会 转 变 成 工 人 苏 维 埃 , 向 除 了 公 开 的 反 革 命 势 力 之 外 的 所 有 人 开 放 , 并 把 这 种 组 织 形 式 扩 展 到 农 村 , 特 别 是 军 队 , 同 那 些 不 愿 向 自 己 的 人 民 开 枪 的 士 兵 和 军 官 铸 造 起 真 正 的 联 系 。 通 过 全 国 性 的 协 调 , 这 些 组 织 可 以 成 为 一 个 工 人 民 主 的 革 命 政 权 的 基 础 , 与 斯 大 林 主 义者 们 对 立 , 并 为 反 对 资 本 主 义 复 辟 战 斗 到 底 。
官 僚 政 权 镇 压 游 行 示 威 的 借 口 是 这 些 示 威 是 “ 反 革 命” 动 乱 的 表 现 , 但 这 些 示 威 无 论 如 何也 不 是 什 么 “ 反 革 命” 。 的 确 , 学 生 们 所 表 达 的 政 治 和 社 会 愿 望 是 各 种 各 样 的 。 对 社 会 主 义的 向 往 经 常 混 存 于 对 美 国 和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的 极 大 幻 想 。 偶 尔 , 天 安 门 广 场 的 演 讲 者 会 把 这一 运 动 同波 兰 团 结 “ 工 会” 相 比 。 而 波 兰 团 结 “ 工 会” 实 际 上 是 以 一 个 “ 独 立” 工 会 为 起 源 , 之 后 迅 速 变 化 成 为 一 个 反 革 命 的 组 织 , 并 于 1988 年 波 兰 的 资 产 阶 级 统 治 的 复 辟 中 起 了 主 导 作用 。 但 从 一 开 始 , 天 安 门 广 场 的 示 威 者 的 要 求 主 要是 为 了 更 多 的 民 主 权 利 和 结 束 腐 败 , 其 本 质 是 平 等 主 义 的 。 工 人 们 迈 进 天 安 门 广 场 , 高 举 的 是 毛 泽 东 和 周 恩 来 的 画 像 , 而 不 是 蒋 介 石 的 画 像 。
即 使 当 民 众 对 当 局 的 愤 恨 在 北 京 屠 杀 之 后 达 到 顶 点 的 时候 , 这 一 点 也 始 终 未 变 。 例 如 , 当 北 京 屠 杀 的 消 息 传 来后 , “ 红 帮” , 一 个 出 现 于 中 国 边 远 西 部 新 疆 第 三 汽 车 制造 厂 的 工 人 组 织 , 在 传 单 上 写 道 , “ 十 年 的 改 革 是 十 年 的 腐 败 , 十 年 民 众 的 苦 难” 。 这 种 苦 难 在 远 离 兴 旺 的 沿 海地 区 的 中 国 内 地 被 更 强 烈 地 感 到 。 新 疆 的 汽 车 工 人 显 然没 有 为 打 开 中 国 门 户 为 资 本 主 义 剥 削 而 鼓 掌 。
正 是 寄 生 虫 式 的、搜 括 民 财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屠 夫 的 继 续 统 治 使 试 图 煽 动 真 正 反 革 命 动 乱 的 力 量 继 续 滋 长 。 在 中 国 接 近 可 能 会 是 这 一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的 最 终 危 机 时 , 工 农 胜 利的 必 需 条 件 是 铸 造 一 个 革 命 的、 平 等 主 义 的 共 产 党 , 以 一 个 能 够 保 卫 和 扩 展 1949 年 革 命 成 果 的 纲 领 为 武 装 , 扫 除 那 些 为 中 国 大 众 打 开 通 向 未 来 灾 难 “ 开 放” 之 门 的 官 僚 主义 寄 生 虫 。
中 国 和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最 终 危 机
邓 李 政 权 重 占 上 风 之 后 就 立 刻 展 开 了 一 场 主 要 针 对 于 工人 阶 级 的 凶 狠 的 政 治 迫 害 。 学 生 示 威 者 受 到 轻 度 的 压 制 , 而 全 国 各 地 的 几 十 名 工 人 以 “ 打 砸 抢” 和 其 他 莫 须 有的 罪 名 被 处 决 。 当 局 试 图 用 白 色 恐 怖 来 警 告 工 人 阶 级 , 但 镇 压 只 带 来 了 表 面 的 “ 稳 定” 。 当 北 京 国 有 企 业 的 工人 被 要 求 填 表 说 明 他 们 在 示 威 中 的 角 色 时 , 竟 然 有 五 万 工 人 公 开 承 认 他 们 参 加 了 示 威 。 由 此 可 以 想 象 真 正 参 与 者 的 人 数 有 多 少 了 。
几 个 月 之 内 , 在 东 欧 发 生 的 事 件 再 一 次 地 震 惊 了 中 国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 在 东 德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的 游 行 示 威 导 致 了 11月 的 柏 林 墙 的 倒 塌 , 激 发 了 一 场 萌 芽 的 政 治 革 命 。 东 德 的 无 产 阶 级 走 上 街 头 , 要 求 真 正 的 社 会 主 义 的 民 主 , 而 不 是 昂 纳 克 政 权 的 虚 伪 和 专 制 。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同 盟 发 动 了 我 们 组 织 上 有 史 以 来 最 大 的 一 次 动 员 , 同 正 要 放 弃 政 权 的斯 大 林 主 义 者 在 东 德 的 前 途 问 题 上 展 开 了 一 场 政 治 斗 争 。 我 们 在 东 德 为 无 产 阶 级 政 治 革 命 而 战 , 为 “ 工 人 联 合 会 的 红 色 德 国 在 社 会 主 义 欧 洲 合 众 国 中 的 革 命 统 一” 而 战。 我 们 日 益 增 长 的 政 治 影 响 可 见 于 1990 年 1月 3日 在 川 普 陶 纪 念 碑 前 由 我 们 发 起 的 有 二 十 五 万 柏 林 工 人 参 加 的 支 持 苏 联 的 反 法 西 斯 示 威 集 会 。 这 一 集 会 之 后 , 西 德 资 本 家 , 有 德 国 社 会 民 主 派 作 为 他 们 的 “ 反 革 命 的 特 洛 伊 木 马 “ , 并 有 东 德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作 为 工 人 国 家 的 情 愿 的 出 卖 者 , 急 忙 加 速 了 反 革 命 进 程 ─ Anschluss (对 这 一 事 件 的 全 面 分 析 , 见 《 斯 巴 达 克 思 》 英 文 版 , 第 45-46期 , 1990－1991 年 冬 )。 随 后 发 生 的 德 国 资 本 主 义 重 新 统 一 标 志 了 斯 大 林 主义 统 治 在 东 欧 进 入 了 最 终 危 机 的 时 期 , 并 于 1991－1992 年 间 苏 联 的 资 本 主 义 复 辟 势 力 的 得 逞 而 达 到 顶 点 。
苏 联 的 被 摧 毁 对 全 世 界 的 工 人 和 受 压 迫 者 来 说 是 一 个 惨重 的 失 败 。 它 给 前 苏 联 和 东 欧 民 众 带 来 了 大 规 模 的 贫 穷 的 恐 怖、 民 族 主 义 的 流 血 残 杀 和 其 他 无 数 的 各 种 苦 难 。 同 时 , 它 也 激 化 了 各 帝 国 主 义 势 力 间 为 争 夺 后 苏 联 的 世界 霸 主 地 位 的 竞 争 和 对 抗 。 尽 管 中 国 共 产 党 充 满 了 反 苏 民 族 主 义 , 北 京 当 权 者 还 是 意 识 到 他 们 现 在 将 从 美 国、 日 本 及 其 他 资 本 主 义 强 权 那 里 受 到 不 断 加 强 的 巨 大 压 力 。 苏 联 被 摧 毁 之 后 的 几 个 月 , 中 共 领 导 层 中 出 现 了 派 系 分裂 。 那 些 围 绕 在 宣 传 部 头 子 邓 力 群 (被 称 为 “ 小 邓” )周 围 的 人 敲 响 了 反 “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化” 和 “ 和 平 演 变“ 威 胁 的 警 钟 。 “ 和 平 演 变” 被 认 为 是 资 本 主 义 通 过 持 续 的 经 济 改 革 而 实 现 复 辟 。 但 是 “ 老 邓” (邓 小 平 )极 力 推 动 深 化自 由 市 场 能 使 中 国 避 免 苏 联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的 命 运 的 论 点 , 并 且 最 终 占 了 上 风 。 邓 小 平 争 辩 道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减 轻中 国 人 民 的 贫 穷 , 邓 认 为 贫 穷 是 “ 稳 定” 的 真 正 威 胁 。
1992 年 10月 的 第 十 四 届 党 的 代 表 大 会 正 式 把 “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奉 为 圣 旨 。 此 会 议 通 过 的 新 宪 法 去 掉 了 原 有 的 “ 无 产 阶 级 国 际 主 义” 的 修 饰 , 并 去 掉 了 “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与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相 比 具 有 无 可 比 拟 的 优 越 性” 这 一 句 子。 随 后 的 结 果 是 亲 资 本 主 义 的 “ 改 革” 被 极 大 地 加 速 , 经 济 “ 自 由 贸 易” 区 被 扩 展 到 全 国 各 地 , 其 中 包 括 长 江 三 角 洲 这 一 中 国 最 富 饶 的 地 区 。
与 外 国 资 本 在 中 国 继 续 增 长 的 同 时 , 经 济 中 增 长 最 快 的 是 “ 乡 镇 企 业” 。 这 些 “ 集 体” 表 面 上 是 公 有 的 , 但 其 所 有 制 形 式 实 际 上 是 模 糊 不 清 的 。 从 采 矿 到 轻 工 业 工 厂 , 这 些 企 业 为 市 场 而 生 产 , 剥 削 程 度 极 为 严 重 。 中 国 煤 矿 业 每 年 近 万 的 死 亡 人 数 绝 大 部 分 是 发 生 在 那 些 实 际 上 没 有 任 何 国 家 部 门 管 理 的 “ 集 体” 煤 矿 。 这 些 企 业 滋 生 着 一 个 正 在 成 长 的 国 内 资 产 阶 级 , 通 常 与 国 外 资 本 和 国 内 军 界 互 相 串 通 。
大 批 国 家 干 部 跳 入 中 国 放 任 自 流 的 商 海 , 成 为 个 体 商 人、 “ 集 体” 企 业 家 和 外 国 资 本 的 代 理 人 。 至 1993 年 初 , 大 约 三 分 之 一 的 政 府 职 员 拥 有 第 二 职 业 , 他 们 经 常 是 作 为 顾问 或 是 公 关,运 用 他 们 与 官 僚 们 的 关 系 去 获 得 可 以 为 其 牟利 的 内 部 消 息 。 没 有 人 再 要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了 , 除 非 是为 了 在 商 界 发 展 。 这 种 情 况 在 上 海 , 江 泽 民 的 基 地 , 最 为 显 著 。 正 如 一 位 上 海 中 共 组 织 部 的 一 个 负 责 吸 收 新 成 员 的 干 部 最 近 所 说 的 , “ 我 们 主 要 的 考 虑 是 赚 钱 的 能 力” 。 当 今 的 政 权 梦 想 把 上 海 变 成 新 香 港 , 把 与 上 海 市 中 心 以 黄 浦 江 相 隔 的 大 片 浦 东 区 拱 手 让 给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
腐 败 在 警 察 中 猖 獗 , 包 括 私 吞 交 通 费 , 在 路 边 市 场 出 售 警 服 。 任 何 东 西 在 这 个 利 欲 熏 心 的 环 境 中 都 被 用 来 赚 钱 。 几 年 前 , 全 国 妇 联 这 一 应 该 与 性 别 歧 视 作 斗 争 的 官 僚 组 织 从 俄 国 倒 卖 妓 女 到 广 州 的 一 个 妇 联 与 香 港 资 本 家 合 资 的 旅 馆 里 卖 淫 !
导 致 苏 联 反 革 命 毁 灭 的 一 个 关 键 因 素 是 一 代 有 特 权 的、 有 教 育 的 官 僚 子 弟 的 成 长 。 这 些 官 僚 子 弟 日 益 与 资 本 主 义 的 西 方 世 界 认 同 , 希 望 能 为 他 们 自 己 保 有 终 生 的 财 富 。 苏 联 的 “ 雅 皮 士” 中 相 当 一 部 分 站 在 叶 利 钦 一 边 。 随 着 “ 太 子 党” 的 上 升 , 类 似 的 现 象 也 已 在 中 国 发 生 , 官 员 和 高 层 官 僚 的 亲 属 同 人 民 共 和 国 早 期 的 那 种 即 使 是 被 扭 曲 的 平 等 主 义 也 丝 毫 没 有 联 系 了 。
正 如 托 洛 茨 基 所 描 述 的 斯 大 林 的 苏 联 , “ 当 初 的 ‘官 僚 式 的 变 形’ 现 在 正 准 备 一 丝 不 留 地 吞 没 工 人 国 家 , 在 被 摧毁 的 国 有 财 产 的 基 础 上 滋 生 一 个 新 的 有 产 阶 级” (《 不 是一 个 工 人 国 家 , 也 不 是 一 个 资 产 阶 级 国 家 ? 》 , 1937 年 11月 )。 在 当 今 的 中 国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 这 一 国 家 的 最 中 坚 力 量 , 却 成 为 最 大 的 商 业 企 业 之 一 。 开 始 的 时 候 , 军 队 被 鼓 励 经 商 以 补 贴 其 预 算 。 现 在 , 从 全 国 最 豪 华 的 饭 店 之 一 , 到 自 行 车、 电 冰 箱 工 厂, 解 放 军 拥 有 两 万 多 个 企 业 。 军 队 最 大 的 商 业 冒 险 是 保 利 集 团 , 其 主 要 生 意 是 武 器 出 口 , 包 括 飞 机 , 蚕 式 导 弹 及 军 队 库 存 中 的 常 规 武 器 。
操 纵 保 利 集 团 的 解 放 军 武 装 部 的 高 级 军 官 中 有 邓 小 平、 赵 紫 阳 和 前 国 家 主 席 杨 尚 昆 的 女 婿 们 。 1993 年 , 中 国 军 方的 两 位 最 高 将 领 警 告 道 , 颓 废 的 资 产 阶 级 意 识 形 态 和 生 活 方 式 已 威 胁 到 为 加 强 军 队 而 作 的 努 力 。 经 济 “ 军 阀” 拥 有 强 大 的 地 方 权 力 基 础 , 并 且 日 益 独 立 于 中 央 政 府 。 他 们 的 出 现 分 裂 了 官 僚 机 构 。 这 些 经 济 “ 军 阀” 常 常 同 外 国 资 本 在 金 融 上 联 结 , 同 当 地 被 其 收 买 的 军 队 和 警 察 勾 结 , 共 同 运 作 。
这 一 对 1949 年 中 国 革 命 所 带 来 的 国 家 统 一 的 威 胁 , 被 解 放 军 的 军 区 式 的 结 构 组 成 所 加 重 。 在 北 京 发 生 的 权 力 斗 争 可 以 轻 易 地 升 级 为 解 放 军 各 军 区 间 的 内 战 。 如 果 资 本 主 义 的 反 革 命 得 逞 , 它 不 仅 会 带 来 经 济 崩 溃 的 苦 难 , 还 会 带 来 军 阀 混 战 和 血 腥 政 治 动 荡 的 危 险 。
中 国 是 一 个 相 对 来 说 民 族 单 一 的 国 家 , 其 少 数 民 族 只 占 总 人 口 的 8%, 民 族 分 裂 主 义 运 动 的 威 胁 性 不 象 那 些 曾 帮 助 摧 毁 多 民 族 的 苏 联 和 南 斯 拉 夫 工 人 国 家 的 民 族 分 裂 主 义 运 动 那 样 严 重 。 同 时 , 藏 族、 蒙 古 族 和 新 疆 的 穆 斯 林 民 族所 居 住 的 地 区 地 域 广 大 并 且 具 有 重 要 的 军 事 意 义 。 虽 然 中 国 的 少 数 民 族 自 1949 年 后 在 教 育、 保 健 和 其 他 方 面 有 显 著 发 展 , 但 他 们 在 汉 族 沙 文 主 义 官 僚 的 手 下 仍 然 遭 受 歧 视 。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民 族 沙 文 主 义 为 由 美 国 和 其 他 帝 国 主 义 强权 所 支 持 的 反 动 分 裂 力 量 打 开 了 缺 口 。 几 十 年 来 , 帝 国主 义 者 以 要 求 西 藏 独 立 作 为 攻 击 中 国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的 武器 。 在 邓 小 平 死 之 前 不 久 , 在 新 疆 发 生 了 讲 突 厥 语 的 有不 满 情 绪 的 穆 斯 林 所 进 行 的 游 行 示 威 。 有 迹 象 表 明 , 以邻 近 的 前 苏 联 中 亚 共 和 国 之 一 的 哈 萨 克 为 基 地 的 反 动 穆 斯 林 分 裂 主 义 者 插 手 了 这 一 事 件 。 一 个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政 党 在 中 国 会 在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主 办 的 “ 独 立” 运 动 的 同 时 , 致 力 于 动 员 无 产 阶 级 的 力 量 以 捍 卫 少 数 民 族 的 权 利 , 反 对 大 汉 族 沙 文 主 义 。
香 港 : 英 殖 民 者 撤 走 , 资 本 主 义 仍 在
不 管 “ 太 子 党” 怎 么 梦 想 把 自 己 从 社 会 寄 生 虫 变 成 资 本 主 义 的 统 治 阶 级 , 如 果 反 革 命 得 逞 , 居 上 者 还 将 是 那 些 在中 国 投 下 亿 万 资 本 的 海 外 华 人 资 本 家 。 在 1917 年 的 十 月革 命 中 俄 国 资 本 家 作 为 一 个 阶 级 被 摧 毁 。 与 此 不 同 , 中国 革 命 把 国 民 党 从 大 陆 赶 到 台 湾、 香 港 和 其 他 地 方 , 使 资 产 阶 级 得 以 保 持 完 整 。 今 天 , 这 一 阶 级 正 利 用 投 资 卷 土重 来 。 中 国 的 第 一 个 “ 自 由 贸 易” 经 济 特 区 设 于 深 圳 。 这 一 紧 临 香 港 的 村 庄 , 在 十 年 内 变 成 了 一 个 两 百 万 人 的城 市 。 深 圳 的 大 部 分 投 资 来 自 香 港 的 资 本 家 , 办 起 制 造衣 鞋 玩 具 等 的 工 厂 , 以 远 远 低 于 边 界 另 一 边 的 工 资 来 剥 削 工 人 。 随 着 近 年 来 经 济 特 区 的 推 广 , 投 资 亦 从 台 湾、 新加 坡 和 其 他 地 方 涌 入 。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 中 国 商 人 在 东 南 亚 商 业 中 扮 演 了 中 心 角 色 , 有 “ 亚 洲 的 犹 太 人” 之 称 。 随 着 近 几 十 年 来 这 一 地 区的 经 济 发 展 , 华 人 资 本 取 代 了 日 本 资 本 而 成 为 亚 洲 主 要 投 资 来 源 。 在 这 一 现 象 中 心 的 这 些 华 人 家 族 中 , 有 些 是 世 界 上 最 富 有 的 。 他 们 凭 借 金 钱、 在 中 国 大 陆 的 家 族 关 系 和 同 世 界 财 豪 及 政 界 要 员 的 牢 固 联 系 , 形 成 了 一 个 预 备的 资 本 主 义 统 治 阶 级 。 这 些 华 人 资 本 家 中 的 一 个 是 印 度尼 西 亚 的 瑞 亚 迪 (Riady) 家 族 , 其 对 美 国 总 统 克 林 顿 的 财 务 支 持 在 美 国 引 起 了 一 场 丑 陋 的 “ 黄 祸” 种 族 歧 视 的 风 潮。
这 一 华 人 资 产 阶 级 对 大 陆 已 经 产 生 的 强 大 影 响 可 见 于 香港 。 香 港 占 有 在 中 国 的 外 资 的 60%。 它 实 际 上 已 经 完 全 同 邻 近 的 享 有 同 一 文 化 和 语 言 (广 东 话 )的 广 东 省 相 融 合 。 大 部 分 珠 江 三 角 洲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巨 大 的 “ 自 由 贸 易” 工厂 带 , 每 年 都 有 更 多 的 耕 地 被 交 给 资 产 阶 级 去 发 展 。 正如 俗 语 所 说 的 “ 天 高 皇 帝 远” , 广 东 官 员 日 益 听 命 于 香 港 的 财 豪 , 而 不 是 北 京 的 官 僚 。 香 港 也 是 大 陆 政 府 和 军 队官 员 的 致 富 之 地 。 他 们 在 香 港 建 立 贸 易 公 司 和 伪 公 司 , 用 他 们 在 这 些 公 司 的 头 衔 把 资 金 倒 入 中 国 , 投 资 于 合 资 企 业 和 其 他 资 本 主 义 企 业 。
香 港 回 归 之 前 , 前 英 国 殖 民 统 治 者 和 西 方 媒 体 大 肆 冷 嘲 热 讽 地 谈 论 他 们 关 于 “ 人 权” 的 陈 词 滥 调 。 自 从 1841 年 在第 一 次 鸦 片 战 争 中 从 衰 败 的 清 王 朝 手 中 掠 取 香 港 之 后 , 英 国 对 这 块 殖 民 地 的 统 治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警 察 国 家 的 统 治 , 残 酷 地 镇 压 中 国 国 民 。 香 港 成 为 中 英 毒 品 走 私 犯、 中 国军 阀 及 后 来 于 1947─ 1949 年 逃 离 大 陆 的 国 民 党 无 赖 们 的 避难 所 。 但 当 毛 泽 东 的 农 民 军 队 在 内 战 结 束 之 时 挺 进 香 港时 , 毛 命 令 军 队 停 止 前 进 。 毛 在 美 国 与 其 敌 对 的 情 况 下 , 在 其 他 帝 国 主 义 强 权 中 寻 找 盟 友 。 今 天 , 隐 藏 在 香 港 繁 华 夺 目 的 经 济 “ 奇 迹” 中 的 是 世 界 上 最 悬 殊 的 贫 富 差 距。 大 约 一 万 左 右 被 残 酷 剥 削 的 工 人 和 老 年 人 居 住 在 狭 小 的 两 三 个 摞 在 一 起 的 铁 笼 里。 1996 年 2月, 当 一 个 罕 见 寒 潮 来 袭 时 , 一 夜 间 24名 无 家 可 归 者 死 于 街 头 。
帝 国 主 义 者 叫 嚣 中 国 践 踏 了 香 港 的 民 主 自 由 , 但 这 一 粉 饰 的 民 主 自 由 只 是 在 1984 年 中 英 关 于 归 还 香 港 于 中 国 的 协议 之 后 才 有 的 。 回 应 帝 国 主 义 者 的 “ 人 权” 叫 嚣 , 北 京 当 局 指 出 其 香 港 法 实 际 上 是 以 英 国 自 己 的 殖 民 地 时 期 的 立 法 为 基 础 的 ! 这 一 事 实 充 分 表 明 了 中 国 斯 大 林 主 义 官 僚 的 目 的 。 北 京 当 局 已 经 早 就 发 誓 不 动 香 港 资 产 阶 级 巨 富 们 一 个 指 头 。 这 一 政 策 表 现 于 指 命 船 运 巨 头 董 建 华 来 为 中 央 政 府 管 理 香 港 。 作 为 回 报 , 7月 1日 香 港 回 归 之 后 , 民 族 主 义 的 官 僚 们 掌 握 了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集 装 箱 港 口 以 及 世 界 上 首 屈 一 指 的 外 汇 贮 备 。
脆 弱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官 僚 阶 层 的 最 大 忧 虑 是 保 持 其 政 权 的稳 定 。 为 达 到 这 一 目 的 , 他 们 实 行 了 一 套 警 察 国 家 的 法律 , 并 由 香 港 当 地 的 警 察 和 驻 港 的 几 千 解 放 军 来 实 施 。北 京 的 “ 一 国 两 制” 的 政 策 不 仅 针 对 香 港 , 更 是 针 对 台 湾 。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希 望 通 过 保 护 香 港 的 资 本 主 义 财 产 制 度 向 国 民 党 , 这 一 于 1947 年 屠 杀 了 数 千 台 湾 当 地 人 民 以 巩 固 其 在 台 湾 的 残 酷 统 治 的 势 力 , 表 明 如 果 与 大 陆 重 新 统 一 , 他 们 的 财 产 权 利 会 得 到 可 靠 的 保 护 。
7月 1日 , 血 腥 的 英 国 国 旗 被 降 下 ,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五 星 红 旗 升 起 来 了 。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欢 呼 腐 败 的 英 帝 国 主 义 失 去 其 最 后 一 个 主 要 的 殖 民 地 。 但 是 , 正 如 斯 巴 达 克 思 同 盟 /英 国 在 “ 英 国 滚 出 香 港 ! ” (《 工 人 铁 锒 报 》 , 第 109 期 , 1989 年 9月 )中 写 道 , 我 们 的 口 号 是 “ 一 国 一 制 ─ 工 人 统 治 ! ” 我 们 注 目 于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早 期 , 在 斯 大 林 的 共产 国 际 的 投 降 主 义 路 线 把 中 国 1925─ 1927 年 革 命 送 上 断 头台 之 前 的 那 个 阶 段 。 1922 年 ,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了 万 名 香 港 海 员 罢 工。 3 年 之 后 , 在 英 国 军 队 屠 杀 上 海 反 帝 游 行 示 威 者 之 后 ,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省 港 罢 工 委 员 会 进 行 了 长 达 16个 月 之 久 的 罢 工 。 那 些 共 产 党 员 组 织 发 动 工 人 阶 级 , 站 在 民 族 解 放 战 争 的 最 前 线 , 以 此 为 香 港 和 全 中 国 的 解 放 而 斗 争 。 然 而 今 天 , 当 中 国 的 资 产 阶 级 卷 土 重 来 试 图 夺 回 他 们 于 1949 年 在 中 国 大 陆 所 失 去 的 一 切 的 时 候 ,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 共 产 党” 政 权 为 了 保 全 其 自 身 的 特 权 而 极 力 向 香 港 的资 产 阶 级 主 子 献 媚 。
市 场 混 乱
在 评 论 邓 的 “ 改 革” 时 , 詹 姆 斯 · 迈 尔 斯 观 察 道 :
“与 在 前 苏 联 和 东 欧 发 生 的 向 自 由 市 场 资 本 主 义 灾 难 性 的 急 转 相 比 , 中 国 似 乎 已 经 找 到 了 正 确 的 药 方 … … 但 是 , 中 国 的 经 济 革 命 是 有 代 价 的 。 虽 然 很 少 观 察 家 注 意 到 1992 年 这 个 年 头 , 但 非 常 显 著 的 是 , 中 国 迅 猛 的 经 济 增 长 也 同 时 使 失 望 和 醒 悟 的 人 数 增 加 , 特 别 是 农 民 和 国 有 企 业 中的 工 人 , 他 们 的 声 音 是 很 少 被 听 到 的 。”
中 国 的 统 治 者 非 常 清 楚 地 知 道 社 会 底 层 对 其 的 强 烈 不 满。 中 国 自 由 市 场 鼓 吹 者 的 主 要 攻 击 目 标 是 仍 然 作 为 经 济 核 心 的 国 有 工 业 系 统 及 在 这 些 工 厂 中 工 人 所 享 有 的 社 会 福 利 。 海 外 资 产 阶 级 势 力 和 中 国 国 内 的 “ 自 由 派” 们 早 就 叫 嚣 要 政 府 取 消 对 工 业 的 补 贴 。 北 京 当 局 虽 然 在 这 方 面 有 所 行 动 , 但 它 仍 支 付 了 70% 的 银 行 贷 款 以 保 存 这 些 国 有 企 业 。 他 们 为 什 么 会 这 样 做 呢? 答 案 可 见 于 托 洛 茨 基 关 于 苏 联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统 治 阶 层 动 态 的 分 析 : “ (官 僚 )继 续 保 存 国 有 财 产 只 是 出 于 对 无 产 阶 级 的 恐 惧 。 ” 因 此 , 于 1992 年 , 一 场 具 有 战 斗 性 的 工 人 抗 议 和 罢 工 的 浪 潮 迫 使 北 京 当 局 放 弃 其 “ 打 破 三 个 铁 饭 碗” (即 终 生 的 工 作、 工 资和 福 利 )的 计 划 。
与 此 同 时 , 中 央 计 划 , 这 一 工 人 国 家 基 本 的 经 济 结 构 已 经 被 严 重 地 消 弱 。 许 多 国 有 工 厂 已 经 被 迫 将 其 产 品 直 接 在 市 场 上 出 卖 。 国 有 企 业 产 值 占 国 家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比 例 从 1978 年 的 78% 降 至 去 年 的 42%。 同 时 , 在 国 有 工 厂 中 虽 有 一 些 裁 员 , 但 并 未 鼓 励 大 规 模 的 裁 员 , 因 为 政 府 在 法 律 上 有 为 被 裁 掉 的 工 人 找 到 新 工 作 的 责 任 。 另 一 方 面 , 随 着 对信 用 贷 款 的 日 趋 严 格 的 控 制 , 亏 损 的 国 有 企 业 数 月 扣 压 工 人 的 工 资 , 同 时 大 幅 度 地 削 减 工 人 福 利 , 如 对 工 人 家 庭 的 教 育 和 医 疗 服 务 , 那 些 失 业 的 工 人 没 有 任 何 社 会 保 障 。
在 “ 人 民 的 中 国” , 第 一 次 出 现 了 一 大 批 约 一 千 五 百 万 左 右 的 城 市 居 民 生 活 在 国 家 公 布 的 贫 困 线 下 。 北 京 当 局 的 解 决 办 法 是 鼓 励 这 些 工 人 寻 找 第 二 职 业 或 者 自 己 经 商 。 他 们 无 疑 希 望 这 样 会 使 工 人 们 没 有 时 间 去 关 心 政 治 。但 是 , 对 工 人 生 活 水 平 的 严 重 损 害 助 长 了 近 六 年 间 罢 工 和 示 威 的 增 加 。
中 国 潜 在 的 动 乱 的 根 源 众 多 , 并 且 广 泛 蔓 延 。 “ 集 体” 企 业 的 工 人 多 是 大 批 因 无 法 务 农 谋 生 而 从 农 村 来 的 劳 力 。 80 年 代 早 期 和 中 期 , 集 体 公 社 的 破 裂 滋 生 了 这 支 巨 大 的 “ 劳 动 后 备 军“。 开 始 时 他 们 是 为 经 济 特 区 提 供 劳 力 , 现 在 他 们 在 中 国 各 地 被 广 泛 雇 用 。 在 城 市 中 , 他 们 做 的 是 最 危 险 的 建 筑 工 作 和 其 他 城 市 居 民 不 想 做 的 工 作 , 同 时 , 他 们 没 有 最 基 本 的 保 障 和 福 利。 这 些 流 动 的 工 人 , 现 被 称 为 “ 邓 的 大 军” , 严 重 缺 乏 住 房 , 经 常 与 同 乡 一 起 聚 居 于 在 城 市 中 心 之 外 的 地 域 , 彼 此 互 相 隔 离 。
到 1994 年 为 止 , 流 动 人 口 占 了 上 海 总 人 口 的 20%, 而 北 京 的流 动 人 口 是 三 百 二 十 万 。 流 动 人 口 所 面 临 的 艰 苦 困 境 是 中 国 犯 罪 律 上 涨 在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 这 形 成 了 一 个 极 端 爆发 性 的 局 势 。 象 上 海 一 份 报 纸 于 1993 年 评 论 道 , “ 如 果 只 是 这 支 巨 大 人 口 中 的 百 分 之 一 无 法 生 活 下 去 , 就 会 有 社会 动 乱 … … 如 果 他 们 与 城 市 中 上 百 万 的 失 业 人 口 联 盟 , 那 么 后 果 更 是 不 堪 设 想 。”
中 国 集 体 公 社 的 解 体 对 农 民 造 成 了 严 重 的 后 果 。 中 国 拥 有 四 分 之 一 的 世 界 人 口 , 却 只 占 世 界 上 9%的 耕 地 。 要 解决 中 国 的 农 业 问 题 , 就 必 须 要 把 中 国 容 入 一 个 世 界 性 的 计 划 经 济 。 这 个 世 界 性 的 计 划 经 济 将 提 供 机 械、 电 力 及 其 他 现 代 化、 大 规 模 耕 的 生 产 所 必 需 的 成 分 。 中 国 不 可 能 单 靠 自 己 取 得 那 样 的 技 术 。 毛 统 治 下 的 农 业 集 体 化 至 少 提 供 了 一 个 为 农 民 提 供 生 活 和 基 本 的 保 健 和 教 育 的 行 政手 段 。
但 在 邓 的 统 治 下 , 公 社 被 视 为 解 放 劳 力 和 鼓 励 农 村 商 业 发 展 的 一 个 障 碍 。 农 场 现 在 变 成 了 在 “ 家 庭 责 任 制” 下 的 个 人 耕 种 的 土 地 。 较 成 功 的 农 民 , 即 那 些 有 关 系 的 农 民 , 被 鼓 励 去 雇 佣 工 人 , 参 加 小 型 的 私 人 或 “ 集 体” 贸 易 。 这 样 , 一 个 农 村 资 产 阶 级 正 在 产 生 , 在 其 下 有 一 个 巨 大的 贫 农 阶 级 。 保 健 和 教 育 对 大 多 数 的 农 民 来 说 是 力 所 不及 的 。
官 方 腐 败 更 极 大 地 恶 化 了 农 民 的 苦 难 境 地 。 地 方 官 员 正 在 把 越 来 越 多 的 土 地 拱 手 给 发 展 商 们 去 发 展 。 同 时 , 他 们 又 向 农 民 征 收 苛 捐 杂 税 或 为 那 些 从 来 没 有 落 实 的 项 目 作 “ 捐 献” 。 一 家 杂 志 报 道 中 国 南 部 的 一 个 村 庄 , 那 里的 农 民 无 法 交 出 税 收 , 他 们 的 财 产 被 没 收 。 村 民 们 视 当地 官 员 “ 比 国 民 党 还 坏” 。 几 年 前 , 《北 京 日 报 》引 用 了 一 个 东 北 老 农 妇 在 痛 斥 当 地 官 僚 贪 污 行 为 的 话 , “ 农 民 们 实 在 是 受 不 了 了 。 如 果 当 官 的 再 这 样 下 去 , 我 们 就 肯 定 要 被 迫 造 反 了” 。 到 1993 年 止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报 告 说 游 行 示 威 和 对 地 方 政 府 的 攻 击 达 到 了 一 个 自 中 国 共 产 党 掌 握 政 权 以 来 前 所 未 有 的 水 平 。
1949 年 的 中 国 革 命 第 一 次 为 妇 女 们 打 开 了 进 入 社 会 和 经 济 生 活 的 可 能 性 , 而 最 先 受 到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的 反 动 措 施 之苦 的 就 是 中 国 的 妇 女 。 虽 然 中 国 革 命 大 幅 度 改 善 了 从 前 妇 女 奴 隶 般 的 地 位 , 但 她 们 的 社 会 解 放 一 直 被 中 国 的 贫穷 和 斯 大 林 主 义 政 权 对 家 庭 这 一 妇 女 压 迫 之 根 源 的 推 崇所 限 制 。
今 天 , 随 着 回 到 家 庭 耕 种 和 各 地 的 猖 獗 腐 败 , 革 命 前 的 一 些 丑 恶 现 象 已 重 新 出 现 , 例 如 杀 女 婴 和 拐 卖 妇 女 。 在 城 市 中 , 因 为 那 些 国 有 企 业 的 管 理 部 门 为 了 消 减 经 费 而 不愿 意 提 供 产 期 福 利 , 女 工 经 常 是 最 先 被 解 雇 的 。 年 轻 的女 工 在 经 济 特 区 的 工 厂 中 是 主 要 劳 动 力 。 在 那 里 , 她 们经 常 象 奴 隶 一 般 一 天 工 作 14个 小 时 , 一 个 月 只 有 一 天 的 休假 。 当 厂 主 认 为 从 她 们 身 上 已 无 利 可 图 时 , 便 把 她 们 一脚 踢 开 。 当 女 工 们 失 去 工 作 时 , 就 会 面 对 回 到 农 村 的 悲凉 前 景 , 在 缺 乏 机 械 的 农 田 里 手 拉 肩 扛 , 在 孔 氏 “ 家 庭 道 德” 卷 土 重 来 的 家 庭 中 当 牛 作 马 。
当 局 助 长 资 本 主 义 的 “ 改 革” 在 将 要 摧 毁 1949 年 的 革 命 果 实 的 同 时 , 也 削 弱 了 一 些 斯 大 林 主 义 统 治 的 行 政 运 行 机构 。 比 如 农 村 公 社 , 它 不 仅 为 农 民 提 供 了 服 务 , 也 为 官 僚 提 供 了 控 制 的 框 架 。 大 批 农 村 劳 力 涌 入 城 市 的 一 个 后 果 是 有 效 地 破 坏 了 居 民 登 记 这 一 用 来 限 制 中 国 公 民 在 国 家 内 迁 移 能 力 的 系 统 。 北 京 当 局 解 除 了 国 有 工 业 为 工 人 提 供 基 本 保 障 的 责 任 , 这 也 削 弱 了 单 位 这 一 官 僚 控 制 工 人 的 主 要 工 具 。
民 族 主 义 和 反 革 命
天 安 门 运 动 一 周 年 之 后 , 邓 小 平 在 与 加 拿 大 前 总 理 特 鲁 多 的 会 谈 中 表 露 了 一 个 困 扰 中 国 领 导 人 的 恐 惧 。 邓 抱 怨 道 :
“如 果 再 乱 , 乱 到 党 不 起 作 用 了 , 国 家 权 力 不 起 作 用 了 , 这 一 派 抓 一 部 分 军 队 , 另 一 派 抓 一 部 分 军 队 , 就 是 个 内 战 的 局 面 。 … … 一 打 内 战 就 是 各 霸 一 方 , 生 产 衰 落 , 交 通 中断 , 难 民 不 是 百 万、 千 万 而 是 成 亿 地 往 外 面 跑 , 首 先 受 影响 的 是 现 在 世 界 上 最 有 希 望 的 亚 太 地 区 。 这 就 会 是 世 界 性 的 灾 难 。 ”
这 一 表 白 解 释 了 为 什 么 中 国 当 局 把 最 轻 度 的 异 议 人 士 都投 入 监 狱 或 劳 改 场 。 官 僚 对 任 何 政 治 表 达 都 充 满 极 度 恐 惧 的 另 一 例 子 是 其 对 日 本 关 于 一 个 贫 瘠 的 小 小 钓 鱼 岛 之 争 的 处 理 方 式 。 当 一 群 日 本 右 翼 分 子 宣 布 日 本 对 这 个 小 岛 的 占 有 之 后 , 中 国 政 府 伙 同 香 港 和 台 湾 的 民 族 主 义 者大 肆 进 行 沙 文 主 义 的 煽 动 。 但 当 北 京 的 学 生 开 始 抗 议 日 本 右 翼 分 子 对 这 个 岛 的 占 有 时, 北 京 的 领 导 们 却 拒 不 开 口 了 。 他 们 布 置 了 上 百 名 额 外 的 警 察 在 日 本 大 使 馆 外 , 禁 止 任 何 抗 议 示 威 。 正 如 一 位 知 识 分 子 告 知 纽 约 时 报 记 者 ( 1996 年 9月 19日 ), “ 政 府 害 怕 如 果 他 们 让 学 生 抗 议 日 本 人 , 也 许 一 万 名 示 威 者 中 会 有 两 个 失 业 的 工 人 喊 出 ‘我 们 要 吃 饭 !’ 和 ‘我 们 要 活 着 !’ 的 口 号 , 到 时 示 威 性 质 就 会 被 完 全 转 变 了 。”
北 京 当 局 是 这 样 的 脆 弱 , 以 致 于 甚 至 不 敢 允 许 与 其 政 策 相 一 致 的 游 行 。 为 试 图 阻 住 社 会 的 不 安 定 , 江 泽 民 当 局 近 几 年 有 意 识 地 培 养 极 端 的 民 族 主 义 情 绪 , 鼓 吹 市 场 经 济会 推 动 中 国 成 为 超 级 大 国 。 中 共 全 体 会 议 于 1996 年 10月 发 布 的 一 项 公 报 宣 布 了 一 场 “ 精 神 文 明” 运 动 , 试 图 激 发 一 场 “ 普 遍 而 持 久 的” 爱 国 主 义 运 动 , 鼓 励 “ 家 庭 道 德” 和 其 他 “ 传 统” 的 中 国 文 化 。
钓 鱼 岛 之 争 表 现 出 民 族 主 义 在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所 扮 演 的 反革 命 作 用 。 日 本 复 仇 主 义 者 在 这 个 无 人 居 住、 不 具 军 事意 义 的 小 岛 屿 上 的 闹 剧 , 不 会 对 中 国 造 成 一 点 威 胁 。 从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角 度 出 发 , 这 一 事 件 并 不 涉 及 对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的 军 事 捍 卫 的 问 题 。 在 北 京 压 制 了 公 开 游 行 之 后 , 这 一 事 件 被 香 港 和 台 湾 的 右 翼 分 子 们 所 接 手 , 他 们 派 出 船 只 同 时 挂 着 台 湾 和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旗 子 。 大 规 模 游 行 在 台 北 和 香 港 举 行 , 其 中 有 些 具 有 恶 毒 的 反 日 种 族 歧 视 的 色 彩。 右 翼 民 族 主 义 者 于 是 成 为 在 日 本 野 蛮 占 领 满 洲 65周 年之 际 在 大 陆 高 涨 的 反 日 情 绪 的 倡 导 者 。
抛 开 其 “ 社 会 主 义” 骗 人 说 教 的 遮 羞 布 , 斯 大 林 主 义 官 僚 把 反 动 的 孔 氏 “ 传 统” 和 民 族 沙 文 主 义 视 为 控 制 大 众 的一 种 意 识 形 态 工 具 。 民 族 主 义 作 为 一 种 资 本 主 义 从 封 建 社 会 萌 发 过 程 中 的 意 识 形 态 , 对 中 国 工 人 阶 级 来 说 是 一种 错 误 意 识 。 然 而 , 它 却 是 一 种 与 香 港 资 本 家 和 初 生 的大 陆 资 产 阶 级 相 适 宜 的 意 识 形 态 。 民 族 主 义 是 横 扫 前 苏 联 和 东 欧 的 反 革 命 浪 潮 中 的 一 股 主 要 力 量 。 这 包 括 被 美 国 国 务 院 和 中 央 情 报 局 培 植 多 年 的 少 数 民 族 的 民 族 主 义 ; 另 一 种 民 族 主 义 是 统 治 阶 层 的 沙 文 主 义 , 它 帮 助 分 离 出 那 些 视 资 产 阶 级 统 治 为 通 向 大 国 地 位 之 路 的 成 分 。 那 些 苏 联 共 产 党 中 自 称 坚 持 维 护 “ 社 会 主 义” 的 人 很 快 发 现他 们 同 公 开 的 法 西 斯 分 子 组 成 了 “ 红 棕” 联 盟 。 民 族 主义 已 经 在 中 国 扮 演 着 类 似 的 角 色 。 于 是 , 在 铸 造 一 个 “ 大 中 国” 的 名 义 下, 官 僚 邀 请 中 国 资 产 阶 级 重 新 回 到 他 们 于 1949 年 被 赶 出 的 国 家 。
北 京 的 民 族 主 义 官 僚 和 许 多 帝 国 主 义 代 言 人 都 预 测 说 , 如 果 中 国 继 续 发 展 市 场 经 济 并 同 时 严 厉 压 制 劳 动 大 众 , 她将 会 成 为 世 界 上 的 下 一 个 超 级 大 国 。 但 这 一 预 测 纯 属 黄 梁 美 梦 。 中 国 当 然 已 不 再 是 1949 年 革 命 之 前 的 那 个 被 美、 日、 法 和 其 他 帝 国 主 义 国 家 肆 意 瓜 分 的 软 弱 和 分 裂 的 国家 。 然 而 今 天 , 中 国 仍 然 面 对 着 几 个 世 纪 来 落 后 的 遗 症 , 尤 其 是 在 农 业 问 题 上 。 现 在 , 中 国 的 城 市 地 区 虽 有 巨 大 增 长 , 但 她 仍 被 一 个 非 常 落 后 而 贫 穷 的 内 陆 所 拖 累 。 根 据 世 界 银 行 的 估 测 , 内 陆 地 区 占 多 于 中 国 人 口 四 分 之 一的 三 亿 五 千 万 多 人 口 , 每 人 每 天 以 不 足 一 美 元 来 维 持 生 活 。
如 果 反 革 命 得 逞 , 一 个 资 本 主 义 的 中 国 会 成 为 帝 国 主 义 激 烈 竞 争 的 场 所 。 正 是 为 了 争 夺 剥 削 中 国 的 “ 权 利” , 美日 于 1941─ 1945 年 进 行 了 太 平 洋 战 争 。 今 天 , 这 两 个 太 平洋 地 区 的 强 权 再 一 次 把 他 们 的 目 标 放 在 这 一 地 区 , 试 图 赤 裸 裸 地 剥 削 中 国 广 大 的 无 产 阶 级 以 及 由 于 苏 联 的 被 毁 灭 而 重 新 向 帝 国 主 义 的 掠 夺 开 放 的 能 源 丰 富 的 西 伯 利 亚 。 美 国 保 持 其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军 事 力 量 , 在 亚 洲 驻 军 十 万 , 其 中 三 分 之 一 在 南 朝 鲜 。 但 日 本 已 经 稳 步 地 变 得 日 益 自 复 。 今 年 1月 在 东 京 的 一 个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 日 本 首 相 桥 本龙 太 郎 警 告 说 : “ 日 本 在 美 国 羽 翼 下 行 动 , 在 国 际 社 会 中 把 和 平 与 繁 荣 视 为 理 索 当 然 的 日 子 已 经 过 去 了 。” (《 国 际 号 角 论 坛 》 , 1997 年 1月 8日 )
一 个 在 中 国 的 无 产 阶 级 的 政 治 革 命 会 立 刻 面 对 帝 国 主 义凶 恶 敌 对 的 反 应 。 它 的 冲 击 波 也 将 会 传 遍 世 界 , 给 予 自 1991 年 苏 联 资 本 主 义 反 革 命 以 来 被 资 产 阶 级 的 攻 势 和 所 谓 的 “ 共 产 主 义 的 死 亡” 的 胜 利 主 义 在 政 治 上 和 经 济 上 所逼 退 的 国 际 无 产 阶 级 以 决 定 性 的 鼓 舞 。 一 个 在 中 国 的 无 产 阶 级 政 治 革 命 也 将 会 在 东 亚 和 东 南 亚 无 产 阶 级 的 阶 级 斗 争 中 获 得 关 键 的 支 持 。 去 年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爆 发 的 反 对 令 人 唾 弃 的、 腐 败 的 苏 哈 托 独 裁 统 治 的 示 威 和 罢 工 , 使 富 有 战 斗 性 的 工 人 起 来 反 对 资 产 阶 级 的 势 力 , 其 中 不 少 是正 在 中 国 投 资 以 剥 削 中 国 工 人 的 资 产 阶 级 势 力 。 在 整 个 东 南 亚 , 资 本 主 义 投 资 已 经 创 造 了 一 个 年 轻 的 无 产 阶 级。 这 个 阶 级 在 革 命 领 导 之 下 , 会 充 满 潜 力 去 推 翻 那 一 地区 残 酷 剥 削 的 资 产 阶 级 政 权 。
在 中 国 不 久 的 将 来 要 发 生 的 事 件 会 对 朝 鲜 半 岛 产 生 巨 大的 影 响 。 今 年 早 期 , 南 朝 鲜 富 有 战 斗 精 神 的 独 立 工 会 在震 撼 整 个 国 家 的 全 国 性 的 罢 工 中 展 示 了 南 朝 鲜 无 产 阶 级与 其 资 产 阶 级 剥 削 者 斗 争 的 巨 大 潜 力 。 同 时 , 衰 弱 的、 极 端 畸 形 的 北 朝 鲜 工 人 国 家 已 经 支 持 不 了 多 久 了 , 她 的 人民 在 经 受 严 重 的 饥 荒 的 痛 苦 。 然 而 , 北 京 的 贪 官 污 吏 们 为 了 向 其 南 朝 鲜 商 业 伙 伴 表 示 尊 重 而 拒 绝 向 其 往 昔 的 北 朝鲜 盟 友 提 供 急 需 的 食 物 援 助 。 在 中 国 的 一 个 革 命 的 工 人 和 农 民 政 府 将 会 象 我 们 一 样 为 朝 鲜 革 命 的 重 新 统 一 而 斗 争 , 并 调 动 一 切 资 源 去 减 除 东 北 边 境 对 面 的 饥 荒 , 同 时 在 政 治 和 物 质 上 援 助 南 朝 鲜 工 人 以 推 翻 那 些 试 图 要 北 朝 鲜 在 重 新 统 一 的 资 本 主 义 朝 鲜 中 无 条 件 投 降 的 恶 毒 的 剥 削 者 。
为 了 一 个 列 宁 ─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政 党 而 战 !
中 国 正 在 迅 速 地 接 近 一 个 十 字 路 口 。 那 些 想 要 与 资 本 主 义 再 奴 役 的 威 胁 作 斗 争 的 战 士 们 需 要 知 道 一 点 , 即 他 们在 中 国 所 知 的 共 产 主 义 最 多 只 是 一 个 被 极 端 扭 曲 的 版 本。 自 1925─ 1927 年 的 中 国 革 命 失 败 之 后 , 共 产 主 义 在 中 国或 者 被 认 同 为 毛 的 乌 托 邦 式 的 农 民 民 族 主 义 , 或 者 只 是 被 视 为 那 些 想 用 官 僚 关 系 而 成 为 工 人 农 民 剥 削 者 的 人 的 骗 人 的 幌 子 。 苏 联 及 东 欧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的 反 革 命 毁 灭 完 全 证 实 了 托 洛 茨 基 在 其 关 于 俄 国 革 命 在 斯 大 林 主 义 下 退 化 的 分 析 中 提 出 的 预 测 : 或 是 工 人 清 除 寄 生 虫 式 的 官 僚 , 或 者 官 僚 会 为 资 本 主 义 复 辟 准 备 基 础 。 决 定 性 的 问 题 是 革 命 的 领 导 。 一 个 真 正 的 列 宁 主 义 的 政 党 必 须 成 为 工 人 阶 级 的 集 体 记 忆 。 所 以 ,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同 盟 致 力 于 把 真 正 的 列 宁 主 义 的 纲 领 带 给 中 国 工 人 阶 级 。 这 也 包 括 被 压 制 的 中 国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的 历 史 (见 “ 中 国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起 源” , 《 斯 巴 达 克 思 》 英 文 版 , 第 53期 , 1997 年 夏 )。
当 政 治 革 命 的 形 势 于 1989 年 11月 在 东 德 开 始 形 成 时 , 国 际共 产 主 义 同 盟 投 入 了 其 全 部 的 力 量 介 入 到 这 一 斗 争 中 。 我 们 的 纲 领 号 召 “ 阻 止 资 本 主 义 的 重 新 统 一” 以 及 建 立 “ 一 个 在 社 会 主 义 欧 洲 合 众 国 中 的 红 色 的 工 人 联 合 会 的德 国” 。 在 俄 国 , 于 叶 利 钦 发 动 反 对 斯 大 林 主 义 “八 人 帮” 的 反 政 变 之 后 ,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同 盟 立 刻 在 莫 斯 科 广 泛 发布 传 单 , 号 召 工 人 采 取 行 动 以 “阻 止 叶 利 钦 的 反 革 命 ! ” 虽 然 苏 联 无 产 阶 级 应 该 采 取 行 动 的 时 刻 已 经 到 来 了 , 但 饱受 几 十 年 斯 大 林 主 义 谎 言 而 变 得 愤 世 嫉 俗、 士 气 低 落、 支 离 分 裂 的 工 人 们 并 没 有 行 动 起 来 。 那 一 创 造 了 十 月 革 命 的 无 产 阶 级 觉 悟 早 已 被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倒 退 的 民 族 主 义 所 扭 曲 (这 一 民 族 主 义 经 常 被 伪 装 成 苏 联 的 “ 爱 国 主 义” , 尤 其 是 在 二 战 中 , 斯 大 林 用 “ 保 卫 祖 国” 作 为 调 动 人 民 的意 识 形态 以 粉 碎 希 特 勒 的 第 三 帝 国 )。 建 设 “ 一 国 社 会 主 义” 的 谎 言 和 借 口 被 用 来 为 出 卖 国 际 革 命、讨 好 帝 国 主 义 的 反 革 命 外 交 政 策 作 辩 护 。 这 是 列 宁 和 托 洛 茨 基 的 布 尔 什 维 克 政 党 的 革 命 的 国 际 主 义 纲 领 的 对 立 面 。
从 德 国 到 俄 国 ,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成 为 向 帝 国 主 义 出 卖 这 些 国 家 的 掮 客 。 斯 大 林 主 义 统 治 下 的 工 人 国 家 的 垮 台 标 志 着 世 界 劳 动 民 众 和 被 压 迫 者 的 巨 大 失 败 , 为 资 产 阶 级 所 谓的 “ 共 产 主 义 的 死 亡” 的 胜 利 主 义 时 期 的 到 来 打 开 了 大 门 。 但 是 , 当 劳 动 大 众 的 觉 悟 被 这 一 失 败 所 制 后 的 时 候 , 我 们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宣 告 , 那 不 是 什 么 “ 共 产 主 义 的 死 亡” , 而 是 斯 大 林 主 义 被 证 明 是 完 全 的 破 产 。 共 产 主 义 继 续活 在 劳 动 大 众 的 阶 级 斗 争 中 , 也 活 在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同 盟 这 一 为 新 的 十 月 革 命 而 斗 争 的 革 命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 的 政 治 纲 领 中 。
苏 联 的 反 革 命 毁 灭 极 大 地 鼓 舞 了 那 些 想 把 中 国 倒 退 到 受资 本 主 义 奴 役 和 帝 国 主 义 压 榨 的 日 子 里 去 的 人 。 但 是 , 也 有 证 据 指 向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的 反 贫 困、 反 自 由 市 场 剥 削 的 喧 嚣 的 社 会 斗 争 。 这 些 斗 争 会 向 什 么 方 向 发 展 呢 ? 工 人 阶 级 要 想 夺 取 政 治 权 力 而 建 立 一 个 工 人、 士 兵 和 农 民 苏维 埃 的 中 国 , 就 需 要 有 一 个 列 宁 和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政 党 来 领 导 , 作 为 所 有 受 难 于 自 由 市 场 “ 改 革” 的 人 们 的 倡 导 者 。 这 样 的 一 个 政 党 会 用 特 别 的 措 施 去 组 织 被 极 度 剥 削 的 流 动 工 人 , 以 形 成 一 个 连 接 城 市 工 人 阶 级 和 中 国 广 大 的内 地 农 民 的 潜 在 的 强 有 力 的 环 节 。 这 样 的 一 个 政 党 会 致 力 于 提 高 妇 女 的 权 利 的 事 业 , 从 保 卫 她 们 的 工 作 到 与 买卖 新 娘 和 家 庭 专 制 对 妇 女 们 的 再 奴 役 作 无 情 的 斗 争 。
要 铸 造 一 个 国 际 主 义 的、 平 等 主 义 的 共 产 党 , 就 不 仅 要 同 斯 大 林 主 义 误 导 者 , 而 且 要 同 那 些 把 工 人 带 向 “ 民 主” 反 革 命 阵 营 的 人 进 行 政 治 斗 争 。 一 些 天 安 门 时 代 的 异 议 分 子 已 经 在 试 图 组 织 工 会 , 特 别 是 在 资 本 主 义 的 经 济 特 区 , 以 反 对 官 方 控 制 的 全 国 总 工 会 。 这 些 活 动 家 可 能 会 非 常 英 勇 , 为 工 人 的 权 利 而 反 抗 老 板 和 中 国 警 察 。 但 是 , 作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我 们 发 出 警 告 以 反 对 象 韩 东 方 那 样 的 人 , 串 通 亲 资 本 主 义 的 香 港 工 会 官 僚 以 及 几 十 年 来 一 直 是美 帝 国 主 义 的 劳 工 代 理 人 的 美 国 劳 联 -产 联 (AFL-CIO) 头 子 们 。
在 反 苏 联 的 冷 战 中 , 帝 国 主 义 的 劳 工 代 理 人 专 门 善 于 提 出 “ 自 由 工 会” 的 口 号 , 实 际 上 是 作 为 反 革 命、 反 共 产 主 义 的 门 面 。 韩 东 方 发 行 于 香 港 的 声 称 为 “ 独 立 的” 中 国 工 会 而 斗 争 的 《 中 国 劳 工 通 讯 》 在 1997 年 1月 号 大 胆 地 承 认 其 杂 志 的 主 编 曾 经 上 过 “ 美 国 之 音” 和 “ 自 由 亚 洲 广 播电 台” 这 两 个 美 帝 国 主 义 的 官 方 反 共 喉 舌 。
在 保 卫 中 国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以 抵 抗 反 革 命 威 胁 的 斗 争 中 , 我 们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有 明 确 的 阶 级 界 线 , 与 那 些 用 资 产 阶 级 “ 民 主” 的 说 教 来 伪 装 其 向 资 本 主 义 势 力 求 助 的 人 进行 斗 争 。 许 多 自 称 继 承 托 洛 茨 基 反 对 斯 大 林 主 义 革 命 掘 墓 人 传 统 的 人 , 多 次 公 开 地 站 在 “ 民 主” 反 革 命 的 运 动 一 边 , 尤 其 是 那 些 一 致 反 对 前 苏 联 的 运 动 。 例 如 , 当 波 兰团 结 “ 工 会” 这 一 假 工 会 公 然 叫 嚣 资 本 主 义 反 革 命 时 , 曾由 已 故 的 厄 尼 斯 特 · 曼 德 尔 领 导 的 联 合 秘 书 局 (USec)竟 然依 旧 宣 称 “ 与 波 兰 团 结 工 会 团 结” 。 今 天 , 联 合 秘 书 局 的 香 港 支 持 者 (他 们 发 行 《 十 月 评 论 》 )为 形 形 色 色 中 国 的 “ 异 议 分 子” 喝 彩 叫 好 , 包 括 公 开 支 持 资 本 主 义 的 分 子 。
由 托 尼 · 克 里 夫 (Tony Cliff) 的 英 国 社 会 主 义 工 人 党 (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领 导 的 国 际 社 会 主 义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趋 势 , 包 括 美 国 的 国 际 社 会 主 义 组 织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 自 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诞 生 之 日 起 就 一 直 站 在 资 本 主 义 的 “ 民 主” 一 边 , 推 行 反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立 场 , 认 为 中 国 自 1949 年 以 来 一 直 是 一 个 “ 国 家 资 本 主 义” 的 社 会 。 克 里 夫 在 1950 年 的 朝 鲜 战 争 爆 发 时 , 因 公 开 拒 绝 保 卫 中 国 和 北 朝 鲜反 抗 美 帝 国 主 义 而 被 第 四 国 际 开 除 。 自 那 时 到 现 在 , 克里 夫 一 派 欢 呼 每 一 个 “ 反 斯 大 林 主 义” 的 反 动 派 , 从 团 结 “ 工 会” 到 阿 富 汗 的 圣 战 者 , 到 1994 年 古 巴 的 反 共 产 主 义 的 暴 乱 者 (这 些 暴 乱 者 试 图 在 对 古 巴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的 威 胁 由 于 苏 联 的 毁 灭 而 增 强 之 际 , 煽 动 反 革 命 动 乱 )。
当 今 , 认 为 资 本 主 义 反 革 命 已 经 在 中 国 发 生 了 的 论 点 致 使 一 些 “ 左 派” 与 最 反 动 的 反 革 命 势 力 勾 肩 搭 背 。 香 港 的 一 个 叫 “ 先 驱” (前 称 为 “ 新 苗” )的 组 织 是 联 合 秘 书 局 的 革 命 共 产 主 义 同 盟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e) 的 分 支 , 多 次 地 与 国 民 党 一 起 示 威 游 行 以 抗 议 中 国 对 香 港 的 回 收 。 在 日 本 的 联 合 秘 书 局 发 行 的 报 纸 Kakehashi 的 采 访 中 (1996 年 10月 28日 ), 一 位 “ 先 驱“ 组 织 的 发 言 人 公 开 宣 布 香 港 的 斯 大 林 主 义 者 “ 将 会 比 英 国 殖 民 主 义 者 更 糟 糕 , 因 为 英 国两 三 年 前 实 施 了 民 主 改 革、 民 事 选 举 法 和 人 权 法” !
同 样 地 , 大 卫 · 诺 斯 的 社 会 主 义 平 等 党 声 称 “ 中 国 国 家 , 即 使 是 从 一 种 最 变 形 的 角 度 上 来 说 , 也 不 是 保 卫 工 人 阶 级 的 工 具” (《 第 四 国 际 》 , 1994 年 冬 春 刊 )。 最 近 , 他 们 写道 , “ 在 邓 的 领 导 下 , 官 僚 已 经 大 部 分 完 成 了 其 向 有 产 的 资 本 主 义 统 治 阶 级 的 转 变” (《 国 际 工 人 通 讯 》 , 1997 年 3月 17日 )。 但 实 际 上 , 这 一 所 谓 的 “ 资 本 主 义 统 治 阶 级” 甚 至 还 没 有 买 卖 财 产 或 把 其 “ 资 本“ 作 为 遗 产 传 给 其 子 孙 的法 律 权 利 。 尽 管 中 外 资 本 对 中 国 已 有 显 著 的 侵 蚀 , 人 民 共 和 国 仍 是 一 个 官 僚 式 的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 必 须 被 无 条 件地 保 卫 以 对 抗 内 部 和 外 部 的 反 革 命 。
诺 斯 一 派 及 他 们 在 盖 瑞 · 海 利 的 国 际 委 员 会 中 的 前 任 们一 直 都 是 无 条 件 保 卫 变 形 和 畸 形 工 人 国 家 的 托 洛 茨 基 主义 纲 领 的 敌 人 。 他 们 与 其 他 假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者 为 伍 , 一同 欢 呼 反 苏 联 的 反 革 命 分 子 。 在 苏 联 被 毁 灭 之 后 , 诺 斯一 派 已 经 不 仅 放 弃 了 对 尚 存 的 工 人 国 家 的 保 卫 , 而 且 甚 至 反 对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中 的 工 会 斗 争 , 其 论 点 是 这 些 工 会 已 不 再 是 工 人 阶 级 的 组 织 。 把 工 会 以 及 斯 大 林 主 义 统 治 下 的 工 人 国 家 同 他 们 的 反 动 领 导 层 等 同 起 来 , 诺 斯 一 派 实 际上 是 放 弃 了 与 亲 资 本 主 义 的 工 人 阶 级 误 导 者 所 要 进 行 的必 要 的 政 治 斗 争 , 而 站 在 那 些 试 图 摧 垮 工 会 和 颠 覆 中 国 革 命 尚 存 成 果 的 剥 削 者 一 边 。
由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同 盟 国 际 执 委 会 于 1996 年 1月 通 过 的 “ 观点 和 任 务 备 忘 录” 写 道 :
“随 着 官 僚 内 部 的 强 有 力 分 子 , 直 接 伙 同 海 外 的 华 人 资 本 , 在 西 方 和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的 积 极 协 助 下 , 继 续 向 资 产 阶 级 复 辟 推 进 , 中 国 的 下 一 个 时 期 可 能 是 一 个 斯 大 林 主 义 统治 在 中 国 破 裂 和 最 终 危 机 的 时 期 。 虽 然 至 今 受 到 警 察 镇 压 而 限 制 于 在 单 一 工 厂 内 的 行 动 , 中 国 的 工 人 阶 级 在 最近 几 年 内 已 经 展 示 了 对 由 邓 的 ‘市 场 社 会 主 义’ 政 策 所 产 生 的 社 会 退 化、 缺 乏 保 障 和 极 端 不 均 的 广 泛 不 满 。 农 村 经 济 已 经 出 现 了 一 个 由 相 对 富 有 的 农 民 小 财 主 所 组 成 的 阶 级 的 兴 起 , 而 同 时 约 有 一 亿 失 去 土 地 的 农 民 涌 入 城 市。 所 以 , 我 们 可 以 预 见 一 场 波 澜 壮 阔 的 阶 级 之 战 , 不 是 导 向 无 产 阶 级 政 治 革 命 , 就 是 导 向 在 地 球 上 人 口 最 多 的 国家 内 的 资 产 阶 级 反 革 命 。” ─ 摘 自 《 国 际 通 讯 》 , 第 38期 (第 3版 ), 1996 年 11月
为 了 粉 碎 资 本 主 义 再 奴 役 的 威 胁 并 打 开 通 向 社 会 主 义 未来 的 道 路 , 中 国 的 工 人 必 须 着 眼 于 国 际 范 围 内 的 阶 级 斗 争 。 中 国 的 无 产 阶 级 要 把 他 们 为 政 治 革 命 而 进 行 的 斗 争 同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南 朝 鲜、 日 本 和 美 国 的 反 资 产 阶 级 统 治 的 斗 争 联 系 起 来 , 以 建 起 通 向 社 会 主 义 未 来 的 桥 梁 。 最 重 要 的 是 , 中 国 的 工 人 必 须 被 赢 得 到 列 宁、 托 洛 茨 基 和 由 陈 独 秀 领 导 的 早 期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真 正 的 共 产 主 义 一 边 , 而 这 一 真 正 的 共 产 主 义 几 十 年 来 被 斯 大 林 主 义 所 践 踏 。 为 了 一 个 在 中 国 的 托 洛 茨 基 主 义 的 政 党 ─ 一 个 重 生 的 第 四 国 际 的 支 部 ─ 而 斗 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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