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工會: 临界线上的中国

2012年2月14日星期二

临界线上的中国

临界线上的中国：

工人政治革命，还是资本主义奴役 ?

铸造一个列宁 ─ 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

本文是一篇翻译 , 其英文原文是根据一篇发表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 ( 第四国际主义者 ) 的期刊《斯巴达克思》(Spartacist) 「英文版」第 53 期 (1997年夏 ) 的文章略加编辑而成的。
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正在迫近。或是日益自负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得逞 , 摧毁 1949 年革命的成果 , 或是工人的政治革命扫除腐败的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 , 这将不仅决定中国人民的命运 , 还将对东亚国家及在更大范围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 “ 最高掌权者” 邓小平 1997 年 2月之死引来了世界各地资本主义发言人无数的评论 , 赞美他的 “ 市场改革” 导致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并且向国外资本主义投资开放了中国的大片区域。然而更有远见的资产阶级媒体也注意到 “ 改革” 为社会动荡创造了条件。逾亿的中下层农民因农村公社的解体和向私营农业的转化而涌向城镇寻找工作。同时 , 作为外资主要接收地的南方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 , 相比于全国其他地区 , 包括从内地的穷乡僻壤到东北华中的国营工业中心 , 在经济上的差距日益悬殊。
即使《纽约时报》这份专为美帝国主义作记录的报纸在称赞邓小平的 “ 改革劲头” 的同时 , 也担心 “ 这些改革是多么的不完全 , 因而也是多么的脆弱” 。邓小平的葬礼未完多久 , 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就开始要求中国大幅度削减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以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 , 并要求 “ 加快开放国家经济” 。
从这方面讲 , 香港这一一百五十年之久的英国殖民地于今年 7月 1日回归中国统治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北京斯大林主义官僚很早就宣布了这一回归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对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造成威胁。他们推行其 “ 一国两制” 的政策以寻求香港、台湾和大陆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重新统一。
事实上 , 7月 1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一群金融财阀、国外 “ 要员” 及香港新上任的被一手指定的政府官员确保 “ 香港将继续施行资本主义制度” 。英国从香港撤离不仅受到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劳动民众的欢迎 , 庆祝百年殖民耻辱的结束 , 而且这一事件也为华人资产阶级所欢迎 , 股票价格在中国接管香港前夕高涨。
另外 , 今年 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 , 江泽民政权采纳了一个出卖大部分中国国有企业的计划 , 要把这些企业变成由股东拥有的公司。这一变化等同于取消现存的由 1949 年中国革命所发展起来的计划经济。此种大规模对国有工业的私有化要求有一个致力于 “ 自由市场” ( 即资本主义制度 ) 的反革命政府巩固起他们的政权。除非挫败战斗精神日益增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抵抗 , 这样一个会造成大量失业及其他严重危害工人阶级利益的转变是不能够付诸实现的。
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们已经把中国革命带向了深渊。 1949 年 , 毛泽东的农民游击武装从蒋介石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政权 , 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 把中国从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中国革命为工人、农民和妇女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950－1953 年赴朝参战中切身地感觉到中国革命是他们的一个多么巨大的失败。朝鲜战争挽救了北朝鲜 , 使其免遭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南朝鲜傀儡政权的蹂躏。
然而 , 由 1949 年革命产生出来的是一个官僚式畸形的工人国家 (bureaucratically deformed workers state), 被以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军的领导层为首的特权阶层所统治。导致这一结局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分裂状态。中国无产阶级当时饱受了二十多年的国民党的窒息压迫以及始于 1931年的血腥日本占领。而且 , 中国无产阶级当时已经多次令人痛惜地被斯大林主义所出卖 , 其中最著名的是于 1925－1927 年间中国革命的失败。另外 , 中国当时刚刚经历了与 1930 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相联的严重经济衰退 , 这把复兴最基本的工会斗争的可能性也减小了。
中国 1949 年的革命同由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所领导的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俄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权 , 通过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 (即联合会 ) 的统治来实行。十月革命是由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所实现的。这个无产阶级经历了长年的政治斗争 , 并且把夺取政权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
与此相反 ,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一个军事上的官僚式的社会变革而掌权的。以斯大林官僚政权统治的苏联为模式 , 毛泽东的统治追随了一国建设 “ 社会主义” 的斯大林主义教条。这种民族主义的教条表达了 1923－1924 年间在苏联篡权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物质利益 , 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即社会主义只能建筑于最高的技术和经济水平之上 , 因而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先进的工业国家去。同样 , 毛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权保卫了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军官僚制的利益。
经历了几十年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特别是经济压力后 , 苏联于 1991－1992 年间的崩溃彻底地证明了 “ 一国社会主义” 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破产。但是 , 如果这种教条在苏联的条件下是乌托邦和反动的 , 那么中国在背负占其人口四分之三的穷困农民的压力下而呻吟的时候 , 宣称它能够取得创造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先进发展条件就更加荒谬了。在当今 “ 后苏联” 的世界里 , 帝国主义施加在中国、北朝鲜、古巴和越南这些资本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霸权被推翻的国家身上的压力有一个质的增强。同时 , 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正为争夺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赃物而跃跃欲势。
北京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些压力的反应是把中国更进一步地束缚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 扩展邓的 “ 改革” , 同时又严格控制骚动不安的民众。于是 , 与向资产阶级剥削者经济的 “ 开放” 相伴的是对政治抗议的进一步压制。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反对者们不仅面对牢狱而且面对死刑的恐怖。死刑这一野蛮行经 , 也为美帝国主义这一 “ 自由世界” 的头号警棍所用 , 并且施行时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色彩。 1992 年 , 邓筹划了一个被广为宣传的对中国南部资本主义 “ 经济特区” 的巡察 , 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 自由市场” 企业。国外投资者担心把钱丢在象俄国那样的崩溃瓦解的 “ 后共产主义” 国家里 , 因而对邓的这一号召积极响应。他们同中国签订合同 , 投资比 1991 年增加了一倍。北京政权开始谈论把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为向羽翼丰满的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了追求资本主义投资 , 北京政权甚至把那些被 1949 年革命所推翻而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太平洋沿岸的其他地区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同一资产阶级奉为上宾。
但是官僚们和财阀们的和平的、丰裕的资本主义复辟梦纯属幻想。斯大林主义者所管制的国家是建立在 1949 年的驱逐中国资产阶级和创造一个国有化经济的革命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基于中国的公有经济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 ,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向号召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无条件的军事捍卫以抵抗资本主义势力。这包括捍卫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与此同时 , 我们为争取一个由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以清除寄生虫式的民族主义的统治阶层而斗争。这一统治阶层是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障碍 , 并且今日奉献其自身去作帝国主义者的掮客。
那些妄想成为中国未来剥削者的人的目的主要是保证财产买卖和继承的权利。只有通过以某种途径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 , 并代之以一个新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原则的国家机器 , 这一目的才能被实现。唯一的一个能够阻止这一资本主义复辟倾向的力量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1989 年 , 在以天安门为中心的一系列激进事件中 , 北京的工人民众 , 同后来加入他们的在全国各地的阶级兄弟姐妹们一起 , 投身于反对名誉扫地的贪污腐败的官僚机构的斗争中。在 1989 年 5至 6月间 , 老百姓占据了通向天安门的各条大街。在这种大众抵抗面前 , 北京当局两个星期内无法实施其戒严令。一场政治革命在当时正在形成。最终 , 当局找到了忠实于它的特遣部队 , 血腥镇压了这场暴动。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针对于工人阶级的镇压。
虽然无产阶级在当时被镇压而流血 , 但他们并没有被压垮。今天 , 所有八年前导致天安门动荡的条件都以更剧烈的方式存在着 : 罪恶昭彰的官方腐败 , 物价飞涨 , 农民的普遍不满。在当局试图 “ 打碎铁饭碗” 这一保证终生就业和社会福利的 1949 年革命所带来的宝贵成果时 , 中国民众的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缺乏保障。自 1991 年以来的每一年间 , 在国有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 , 工人罢工和示威的次数一直在上升。波兰、东德和苏联的大多数工人经过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的谎言 , 被哄骗而相信了西方宣传工具关于 “ 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能给他们带来一生富裕的宣传。与他们不同 , 中国工人已经身历了这一 “ 神奇的市场” , 知道他们不会是这一市场的赢家。
中国国内工人斗争的增长表明 , 这一工人阶级不会视其权利被夺走而不施一战。一个惹人注目的例子发生在新年第一天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 《香港经济报》 , 1997 年 1月 21日 )。在国有甜菜和亚麻工业工作的工人家庭 , 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 “ 改革” 中已数月未领到工资 , 甚至连数额不足的生活补助也被从中秋节到端午节扣掉。工人们行动起来自己找吃找穿。他们占领了厂房 , 打开了仓库 , 扣押了库存的糖品。这些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自卫行动伴随着工人们吟唱的国际歌。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写道 :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 全靠我们自己。 … …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 哪能容得寄生虫。” 但是到新年那天 , 工人们分文未进已经达四个月之久。绝望之余 , 老工人们聚集一起在黎明前卧轨 , 希望以自杀来减轻下一代的经济负担。心神不定的家人发现之后 , 也聚集在铁轨上。很快 , 三千多纺织工人在铁轨上举行起一场静坐示威 , 另有上千人在旁观望。这一静坐示威使滨绥铁路这一南连上海和北京、北达中俄边境的交通命脉瘫痪了一整天。当地和国家的中共领导急忙派遣了 “ 谈判人员” , 与工人们达成了 “ 妥协” 来结束这一静坐示威。
但是 , 即使象这样的富有战斗精神的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也不足以阻止反革命的浪潮。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进入政治舞台。正如俄国革命的领导人里昂 · 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在其对俄国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退化的分析 , 《被背叛的革命》 (1937 年) , 一书中写道的, 问题是 : “ 官僚将吞食工人国家呢 , 还是工人阶级将把官僚肃清出去呢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一个在苏联由布尔什维克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纲领而进行了战斗 , 致力把革命的社会主义觉悟带回给苏联工人阶级以扫除官僚 , 建立工人苏维埃的领导 , 恢复苏联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指挥中心的角色。
今日的中国需要政治革命的纲领 , 以使工人和广大贫苦的农民大众在迫近的阶级战斗中取得胜利。作为我们为重铸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努力的一部分 ,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及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一政党将把在中国反对腐败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斗争同富有战斗精神的印度尼西亚和南朝鲜工人反对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斗争联系起来 , 同那些在帝国主义中心 ( 如日本 ) 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只有通过扩展社会主义革命到这些国家才能彻底消除再受资本主义奴役的威胁 , 并且能为中国在社会主义亚洲中的发展打下基础。
从毛主义的闭关自守到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随着二战的结束 , 在东欧、南斯拉夫、中国、北朝鲜、越南和古巴爆发了社会革命。这些社会革命对在二战中领导和成员损失严重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提出了理论上的新挑战。斯大林主义者带领的游击力量在南斯拉夫和中国取得了胜利 , 其他一系列的畸形工人国家也在东欧建立起来。面对这些未曾预见的事件 , 以帕布罗 (Pablo) 和曼德尔 (Mandel)为首的修正主义领导者们断定斯大林主义者能够追求一条 “ 大致” 革命的路线 , 因而宣称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一瓦解路线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第四国际在 1951－ 1953 年间被摧毁。帕布罗派路线的致命影响清晰地表现在曼德尔 /帕布罗对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尾随。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于 1952 年被毛泽东逮捕监禁之后 , 帕布罗污蔑他们是 “ 革命的逃避者” , 并压制了彭述之代表他们写的申诉。彭述之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 , 在毛的镇压之前得以逃离中国。
即使是在与帕布罗派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中 , 也普遍存在着对中国革命本质的认识混乱。因此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先行者詹姆斯 · 坎能 (James P. Cannon) 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以及彭述之和其他人没能认识到中国 1949 年发生的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 , 而是在后来作出结论 : 中国只是在 1953－1955 年剥夺了残余的资产阶级产权之后才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这种混乱认识源于一种缺乏生命的所谓的 “ 正统观念” , 试图否认斯大林主义者的胜利带来的社会制度的改变 , 以此来抵抗帕布罗关于第四国际已不再必要的路线。这种公式没有指出一个关键的区别 , 即象毛泽东的中国和铁托的南斯拉夫那样的畸形工人国家与诞生于十月革命中的那样的健康的工人国家不同 , 前者需要进行一场针对官僚政权的政治革命来保卫和扩展革命成果。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最终退化表现于他们无保留地欢呼卡斯特罗是 “ 潜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并且拒绝了在古巴进行工人政治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叫作 “ 革命趋势” (Revolutionary Tendency) 的一派。 “ 革命趋势” 与帕布罗主义的退化进行斗争而被官僚式地开除出党 , 继而创立了斯巴达克思同盟 (Spartacist League)。这一历史记载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会刊》 (Marxist Bulletin) 系列中。
总结二战后革命的经验 , 我们在斯巴达克思同盟 1966 年的 “ 原则宣言” 中写道 : 小资产阶级游击力量 “ 在某些条件下 , 即在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国家中极度的组织混乱以及缺乏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与之争夺社会权力的条件下 , 能够摧毁资本主义财产关系 ; 然而他们不会让工人取得政治权力。相反 , 他们创立了反工人的官僚政权 , 压制了这些国家的革命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畸形工人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有苏联作为对帝国主义的反制。因为惧怕苏联的核反击 , 美国的冷战斗士们才不敢对中国和越南实施核攻击。
在 “ 后苏联” 的世界 ,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寻求进一步的资本主义 “ 改革” , 试图让他们自己及其子孙成为中国新的剥削阶级中的一员。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 (1937 年) 一书中写道的 :
“有人也许会说 , 大官僚一点也不注意目前的财产形式是什么 , 只要它能保证他得到必需的进款就行了。这种论断 , 不仅忽视了官僚自身的权利现在尚不确定 , 而且忽视了他们的儿孙的问题。新起的家庭崇拜 , 不是从云端降下来的。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 , 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嘱权又是和财产权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辣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 , 必须做一个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们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 , 那就是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反之 , 如果无产阶级打倒了官僚制度而获得胜利 , 那就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
因此 , 这个曾经与蒋介石及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艰苦的游击战争的政党 , 在今日其政府官员乘坐豪华轿车同香港银行大亨们一顿就吃掉一个农民几年的收入。对猖獗的官僚腐败的厌恶激发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正如一位英国广播公司驻中国八年之久的敏锐的观察家詹姆斯· 迈尔斯对中国 90 年代早期所描述的 :
“被加入了迪斯科节奏以适应现代口味的旧的毛泽东时代的歌曲突然之间到处都可以听到 , 在列车上 , 在出租车里 , 在酒吧及饭馆中。到 1991 年底 , 十多种这样的磁带出现在市场上 , 销售量超出一千万 … … 根据一项中国的报道 , 虽然可能有所夸张但却反应当时的情绪 , 毛的书甚至比爱情和武狭小说更为人们所求。” ─ 摘自《天安门的遗产 ─ 中国在混乱中》 ( 密执安大学出版社 , 1996 年 )
对于中国的公民 , 正如迈尔斯注意到的 , “ 这是一个可以沉溺于他们认为是相对清廉的毛统治时代的怀旧情绪中的机会。“ 这种怀旧之情错误地把毛泽东同共产主义和平等主义等同起来 , 把毛的统治描绘成与邓小平的统治有根本的不同。毛号召中国共产党 “ 为人民服务” , 而邓则说 “ 致富光荣” , 但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反无产阶级的官僚政权的不同的两极而已。
自从毛在 30 年代初期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后 , 就给予了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一个独特的农民 ─ 民族主义的色调 , 而仅仅在口头上谈论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毛于 1960 年的一个讲话集中体现了其反唯物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毛声称 : “ 列宁说 , 国家愈落后 , 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 ,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 , 而不是越困难。“ (“读《苏联经济学 (教科书 )》“) 列宁所说的是 , 要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低阶段 , 物质的贫乏就必须要被消灭 , 而这只能在最高的技术水平之上才能实现。这需要许多先进工业国家在社会主义的计划基础上共同努力。对于毛这个以救世主自居的民族主义者来说 , 这是一个诅咒。
毛泽东的统治是以极端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为标志的。随着农业的集体化 , 毛在 1958 年发动了 “ 大跃进” , 一个试图通过农民劳力大动员来把中国推向工业国地位的乌托邦式的努力。这一计划的愚蠢性集中体现在遍及农村的 “ 后院炼钢炉” , 用熔化农民的锅碗瓢盆的做法去完成国家的钢铁指标。这场运动造成了极端的经济脱节 , 导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之一。
在这个 “ 大倒退” 之后 , 在中央官僚机关中 , 毛失权于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实用派。 1966 年 , 毛发动了 “ 文化大革命” 以反击刘邓派。在这个被称为 “ 失去的十年” 中 , 学校和工厂被关闭 , 科学工作者们被送到农村去 “ 向贫下中农学习” , 学生 “ 红卫兵” 被调动起来清除毛的政敌 , 把他们戴之以 “ 走资派” 的帽子。这些 “ 红卫兵” 在工作场所和学校中造成了大混乱 , 直至林彪指挥下的解放军出动管制了学生。
许多在中国之外的激进左派轻信了毛所声称的同 “ 官僚机制” 展开群众斗争。这些左派包括由盖瑞 · 海利 (Gerry Healy) 为首的表面上是 “ 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 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这一托洛茨基主义的冒牌现由大卫 · 诺斯 (David North) 的社会主义平等党 (Socialist Equality Party) 继续执行。海利的基于英国的杂志《新闻线》(Newsline , 1967 年 1月 21日 )鼓吹道 : “ 在这场 ‘反官僚’ 的斗争中 , 由毛和林彪所领导的最好的成分已经被迫走出党的构架之外 , 号召青年和工人阶级参与和介入”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在毛林和刘邓两翼官僚之间的巨大的派系斗争 , 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值得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丝毫政治支持。
被清除的刘少奇死于狱中 , 但邓小平却活了下来 , 直至 1973 年被毛及其副手周恩来召回中央领导层。 1978 年 , 在毛去世及狂热亲毛的 “ 四人帮” 被清除之后的两年 , 邓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他的最初纲领是把 “ 市场调节” 引入计划经济。在之后的几年中 , 一系列的措施付诸施行以支离集体化的农业 , 并为外国资本主义投资建立了供以残酷剥削的 “ 经济特区” 。
一些左派学者和组织咒骂邓 , 同时把毛树为一个革命的选择。但邓在许多方面却是毛的逻辑上的继承人。邓自诩的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市场 “ 改革” 的目标同毛的同出一辄, 即要将中国不仅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 而且变成一个世界强国。邓的追随者认为 , 为了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的 “ 四个现代化” , “ 改革” 是必需的。使中国现代化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革命任务 , 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唯一出路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 如日本 ), 在国际性计划的框架下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所必需的技术资源。但斯大林主义者却一直是这一唯一出路的死敌。
邓的市场 “ 改革” 的引入继承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固有的模式。中央化的计划经济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 , 为了有效实施其功能 , 必须由民主选举的工人联合会的政府来执行。但是 , 斯大林主义苛政者敌视任何工人民主的表达 , 并代之以专断的行政命令。面对不可避免的官僚管理所造成的计划经济的不平衡 , 斯大林主义政权被迫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措施 , 即放松对经济的计划 , 迫使工厂为市场而生产 , 鼓励私有商业和外国资本主义投资。与此类似的 1970 和 80 年代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 “ 市场社会主义” 的尝试 , 以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 “ 重组” (perestroika) 改革 , 都滋生了国内资产阶级势力 ,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最终击败了工人国家。中国的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已经同样地产生了新兴的内部资产阶级 , 其中不少充当着外国资本的本地代理人。
中国同美帝国主义犯罪性的联盟
将毛、邓和现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政权联系起来的是斯大林主义内在固有的民族主义。当前 , 官僚们宣称中国 “ 世界强国” 地位的到来 , 并吹捧中国的 “ 传统” 观念。毛的统治是以相似的民族主义的救世主主义为标志的。落后的民族主义是 “ 毛泽东思想” 的内涵。一个表现这一落后民族主义的例子是毛对计划生育的反对。让一个贫穷的国家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 , 这显然是不合理性的。毛的这一观点是与其在农民中的根基深深相关的 , 因为对于农民来说 , 家庭历来就是生产的基本单位。
正是在国际问题上 , 毛政权最清楚地显示出了其反革命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政权早期与苏联联盟 , 于 1953 年开始实行了苏联式的五年计划。但 50年代后期 , 在经济混乱和 “ 大跃进” 的不合理性的后果下 , 中国抱怨苏联援助不足 , 导致北京和莫斯科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几年之内 , 毛宣布 “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是比美国更大的威胁。这一论调与美国统治阶级要毁灭苏联退化工人国家的战略目标相合甚好。中苏边境不久就成为世界上最军事化的边境之一。斯大林及其继承人统治下的苏联当然也不是什么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典范。在赫鲁晓夫统治下 , 苏联在 1959 年甚至拒绝支持中国在其与资本主义的印度所进行的边境之争。尽管毛强烈谴责 “ 苏联修正主义” , 然而他的外交政策与克林姆林宫的政策同出一辄 , 即两者都源于民族主义的 “ 一国社会主义” 的教义。这一民族主义的教义使斯大林主义者试图迁就帝国主义并拥抱任何 “ 第三世界” 的反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权 , 以追求贸易和外交的交易。 1956 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是这一政策的象征。在此会议上 , 中国政府签署了 “ 和平共处” 的宣言 , 保证 “ 不干涉” 新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务。
中国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所带来的最为灾难性的后果可见于 1965 年的印度尼西亚。毛的政权指示印尼共产党 , 这一拥有三百万党员和数倍多支持者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共产党 , 不惜任何代价与北京盟友苏卡诺的 “ 反帝” 政权保持政治上的联盟。基于革命 “ 阶段论” 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观点 , 即革命首先限于资产阶级民主 , 其后才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 印尼共产党采取了一个同印尼资产阶级及其军队联盟的 “ 民族统一” 的政策 , 甚至强迫工人把他们已经占领的工厂还给资本家。
在工人们政治上被北京和印尼共产党的错误领导所哄骗的情况下 , 印尼军队上层发动了一个由苏哈托领导的军事政变 , 在血腥屠杀中篡权。伴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徒的反华社区屠杀 , 苏哈托政权杀害了至少五十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北京对于这一大屠杀的反应竟只是抗议对印尼华侨的迫害和 “ 痛惜” 两个政府友好关系的破裂 ! 直至 1967 年 , 这一反共屠杀才在中国出版物中被提及。
随着 “ 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这一战略性的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消除 , 美帝国主义更为气焰嚣张 , 大规模升级了其对越南的地面入侵以摧毁北越的解放斗争和南部的民族解放战线。与此同时 , 印度尼西亚作为 “ 自由世界” 反共堡垒地位的巩固为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一翼的随后发展创造了条件 , 他们在被英雄的越南战士赶出印度之那后成为了 “ 失败主义者” 。就连 “ 主战派” 的尼克松也采用了《不再有越南》作为其回忆录的书名。这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一种观点 , 即美国可以安全地撤出这场对其来说是失败的战争而不至于危害其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
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恶果的另一个例证见于越南战争。毛阻拦了苏联的对越军援物资从中国通过。这些军援物资本身的质量其实往往不如克林姆林宫给象纳塞尔的埃及那样的资产阶级 “ 盟友” 的装备。在文化大革命的顶点 , 当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们欢呼毛的中国是与墨守成规的克林姆林宫官僚不同的一个革命选择时 , 斯巴达克思同盟坚持道 , 鉴于毛的政权对苏联的敌视 , “ 帝国主义与中国联盟来对抗苏联的危险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的孟什维克” , 《斯巴达克思》英文版 , 第 15－16 期 , 1970 年 4－ 5月 )。
这一预言被 1972 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友好关系的建立所证实。当美国的飞机在印度之那上空狂轰滥炸时 , 战犯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标志了中美的正式修好。与之相对 , 斯巴达克思同盟提出了 “ 共产主义的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 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实现需要一场反对莫斯科和北京政府的政治革命。在此期间 , 斯巴达克思同盟得以把一些因为中国对世界各地革命斗争的背叛而同毛主义分道扬镖的组织和个人争取得到托洛茨基主义这边来。
中国对越南的背后插刀在邓的年代更为加剧。在北越军队和民族解放战线把美国及其傀儡政权扫地出门四年之后 , 中国决定给越南 “ 一个血的教训” 而入侵了越南。这一另人发指的行径是对越南军队在柬埔寨推翻了滥杀成性的中国盟友布尔布特的反应。在谴责北京这一背叛时 , 我们提出 : “ 中国 , 不要做美帝国主义的爪牙 ! ” 最终反而是身经百战的越南军队给了北京一个教训。在经历了这一令其痛楚的失败不久 , 中国转向支持阿富汗的以美国为后台的、反动的、仇视妇女的伊斯兰 “ 圣战者” , 同自 1978 年介入阿富汗的苏联红军作战。
毛和周恩来起始的中美联盟 , 为下一个阶段邓小平向帝国主义剥削 “ 开放门户” 做好了铺垫。今天 , 毛的继承人们甚至连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口头服务也不做了 , 取而代之的是公开提供他们自己去作帝国主义的买办。但是不管他们如何鼓吹其经济 “ 改革” 的 “ 成功” , 这些 “ 改革” 措施已经在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裂痕 , 随时都会爆发而形成大的混乱。这样的一个大动荡发生于 1989 年的天安门广场 , 几乎宣布了脆弱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统治的终结。
天安门的幽灵
到 80 年代末期 , 中国经济 “ 开放门户” 的后果在整个社会中已被感到。越来越多的党的干部下海 , 掠走大量国家财产 , 并大肆招摇显示其新获得的财富。大众对腐败的愤怒在沸腾。虽然东南沿海地区的 “ 经济特区” 的建设发展迅速 , 但全中国的城市人口正在高度通货膨胀下步履艰难。这一高度通货膨胀在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令人惊骇的新现象。 1988 年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是 19%, 这一对城市人口来说虽然已是低估的数字也已是前一年的三倍。与此同时 , 那一年国有企业的工人工资只增长了 1%。随着工人收入和工作保障性的下降 , 工人的罢工和抗议在 1989 年的前几年中急剧上升。农村粮食生产跌落 , 造成了城市粮食的短缺。同时农民的收入也处于停滞 , 这是千百万农民逃向城市去寻找工作的原因之一。
由市场 “ 改革” 造成的社会紧张局势于 1989 年春天爆发了。北京的工人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示威者站在一起 , 引发了一场对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几乎致命的危机。天安门 ,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广场 , 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毛的纪念堂居南 , 人民大会堂在西 , 中央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 几百米外便是中南海 , 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正是在天安门 , 毛泽东于 1949 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 , 天安门成为官方庆典、举会和军事检阅的首选之地。但天安门偶尔也目睹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 1989 年 4月至 6月间 , 天安门被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工人民众占据。他们向令人痛恨的邓的政权提出了挑战。
最近一部由卡姆拉 · 欣顿摄制的纪录片 “ 天安门” 为天安门事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写照。此片包括了一段在天安门广场所举行过的示威游行的简短历史 , 其中最显著的一次是 1976 年 4月 5日北京民众呈献花圈 , 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那时 , 文化大革命正接近尾声 , 起初是对周的悼念活动发展成了反对 “ 四人帮” 的大规模示威 , 直至被武力驱散。这些示威很可能是邓及其派系在为争夺病危的毛的继承权而采取的行动。但同时 , 来到广场的民众也是在表达他们希望结束这一被极端错误地命名为 “ 文化大革命” 的极具破坏性的大动乱。
1989 年的事件向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 虽然对天安门的占据同样是始于一个悼念集会。这次是悼念死于 4月 15日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胡拥有民众广泛的尊重 , 因为他是少有的几个没有自身沾染腐败的领导人之一。虽然身为邓的得意门生 , 胡在 1986－1987 年学生示威后被迫辞职。在那次学生示威中开始有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的上海的工人参加。
1989 年天安门事件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的学生于深夜骑自行车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为胡耀邦献花圈开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是 13 年前北京市民纪念周恩来的地方。第二天 , 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加入了到广场的游行。他们唱着革命工人的赞歌 “ 国际歌” 。随后是在人民大会堂外的静坐。学生们想通过此举向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中国形式上的全国集会施加压力以迫使人大接受他们的请愿。学生们身为相对优越家庭的后代 , 其中包括一些上层官僚的后代 , 他们觉得自己具有一种与生具来的权利去提出反腐败的要求和要求更多的学生权利。他们也要求一个对胡两年前从党的总书记被免职的官方解释。
很快 , 包括工人和失业者的近万人聚集到天安门。到 4月 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时 , 示威已经扩展到象西安和长沙那样的省府。追悼会两天之后 , 北京 21所高校的学生号召正式罢课。成队的学生到工人社区宣传他们的要求 , 反复强调他们 “ 不是要反对党和政府” 。北京政权 4月 26日在人民日报上以一个恐吓性的社论相回应 , 谴责学生的行为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 “阴谋” 。但示威游行仍在全国各地滋长和扩展。
5月 4日 , 三十万人聚集于天安门广场纪念 “ 五四运动” 七十周年。 “ 五四运动” 起源于反帝的学生示威。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一运动中诞生的。在声势浩大的 1989 年五四游行之后 , 学生领导层决定举行绝食示威以迫使当局让步。对绝食示威者的同情导致了 5月 17日的另一次大游行。北京附近的众多工人参与了这场游行。
在这一关头 , 当局被迫于 5月 19日宣布了戒严令 , 这标志着天安门事件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长达一个月之久 , 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容忍了向他们提出挑战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在他们眼前展开 , 但当工人们大规模地加入了示威整体 , 邓及其追随者们认识到 , 如果不对这种反抗进行镇压 , 他们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我们在当时写道 , “ 工人阶级开始反抗邓的 ‘用资本主义方法建设社会主义’ 的纲领 , 这给予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以巨大和潜在的革命的性质。“ ( 《工人先锋报》 , 第 480 期 , 1989 年 6月 23日 )
随后的报道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这一评估。当示威游行首先发生时 , 只有一小部分好奇的工人敢于涉足于天安门广场。关于工人在早期示威中所起的角色的报道都表明了小资产阶级式的学生对工人的轻视 , 把工人视为 “ 没有文化的” 会惹麻烦的人 , 而把他们限于广场的西边。如果工人们想接近广场指挥中心 , 就会被学生纠察队寞然拒绝。但是 , 随着示威的持续 , 工人的人数开始增长。工人们开始积极地组织起来 , 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 , 这给予了示威游行一定的社会力量。
工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和 “ 共产党” 官僚的猖獗腐败。特别引起民愤的是赵紫阳 ( 继胡耀邦之后的党的总书记 )、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子女靠其家庭的关系而大发横财。詹姆斯 · 迈尔斯回忆道 , “ 一首在游行者中广为流传的歌曲是以一首名为 ‘ 兄弟雅克’ 的儿歌为调 , 歌词为 ‘ 打倒官倒 , 打倒官倒 , 反腐败 , 反腐败’ ” 。
后被称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北京工自联 ) 的组织在 4月 20日发行的一份传单 , 要求增加工资 , 稳定物价 , 公布上层领导人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一个题为 “ 请教中共中央的十个问题” 的传单写道 : “ 赵紫阳先生和夫人每周打高尔夫球 , 谁付他们的账单 ? … … 中央领导人在全国有多少住宅和别墅 ?” 此传单尖锐地提出 : “ 可不可以请党解释如下词汇的含义 : 1) 党 ; 2) 革命 ; 3) 反动。 ” (引自 Mok Chiu Yu 和弗兰克 · 哈里森的《天安门广场的声音 ─ 北京之春和民主运动》 , 黑玫瑰书局 , 1990 年 )
北京工自联的领导者是来自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工人。自视为一个独立的工会 , 工自联的运作方式比单纯的工会更为广泛。北京工自联有三个支部 : 后勤部、宣传部和组织部。它在一个秘密的场所出版自己的刊物 , 且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立起了一个广播站 , 成为一个持续的 “民主论坛” 。广播站每晚广播听众写的稿子和弄到的政府内部文件 , 这是一个最为听众喜欢的项目。随后不久 , 类似的组织在北京其他地方和全国各地纷纷涌现。
为了保卫示威学生 , 工人纠察队被建立起来。敢死队 (其中一个叫作 “ 黑豹” ) 被组织起来以阻止警察逮捕学生。有时 , 工人们会赢得释放一些被逮捕者的胜利。 “ 飞虎队” 是众多开始涌现的工人团体中的一个。它是由上百名摩托车组成。在戒严令宣布的第二天早晨 , “ 飞虎队” 大张旗鼓地开进首都钢铁公司 , 纷发传单并号召工人罢工。正如安德鲁 · 瓦尔德在其《1989 年民主运动中的民众示威 ─ 基层组织的模式》 ( 1992 年 ) 中写道 :
“当北京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 , 更多象这样的团体不断出现着 … … 且更为机动 , 穿梭于城市中 , 勇敢地面对进前的军队 , 在各路口加强路障。在北京 , 无名的街道组织加强了对戒严部队的抵抗 … … 如果士兵或军车被发现 , 守望的人就敲响警钟 ( 通常是在屋顶上敲响锅盆 ), 随后居民们会涌出他们的住屋 , 赶到他们在路障上的岗位。”
整整两个星期 , 斯大林主义政权不能够执行戒严令。第一批被调入北京的 38军拒绝镇压游行示威者。莫里斯 · 迈斯纳在其题为《邓小平时代 ─ 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究 , 1978至 1994》 (黑尔和王出版社 , 1996 年 ) 一书中描述到军队高级军官内部对当局镇压学生示威人士的命令的抵制 :
“5月 21日 , 七位享有威望的退休将领 , 包括前国防部长张爱平和海军总司令叶飞 , 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提及邓作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能。 ‘人民的军队属于人民’ , 他们提醒这位中国的头号领导人 , ‘军队不能与人民对立 , 更不用说镇压人民了。军队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 , 造成流血事件’ … … 当这封公开信于 5月 22日在广场扩音器上被宣读的时候 , 年轻的示威者们流泪欢呼。”
人们在街头向解放军部队讲解关于作为 “ 人民军队” 的责任并邀请他们一起唱革命歌曲。 5月 24日 , 大部分军队被令撤离城区。
到此时 , 中央政府已停止运行。国务院各部停止了工作 , 也没有官方声明被发表。据报道 , 甚至连警察也加入了游行。北京的这一系列事件与匈牙利 1956 年 11月的工人暴动颇有相似之处。匈牙利示威者成功地阻止了第一批被派来镇压他们的苏联军队。工人集会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扩散。这些工人集会是可以发展成为工人联合会的。这种工人联合会出现于 1956 年的匈牙利 , 而 1917 年在俄国的工人联合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建立起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基础。
但是 , 中国的工人没有能够把这一异常有利的条件发展成为一场驱逐官僚独裁者并以工人自己的名义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虽然工人和年轻一代展示了巨大的才智和英雄主义 , 他们提出的要求仍然是不全面的和不成熟的。这一事实指出了需要有一个革命政党的介入的必要性。这一政党能够将所有阶层的劳动群众、青年和妇女团结在一个被发动起来作为一个觉悟的革命力量去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在 1956 年的匈牙利和 1989 年的中国 , 关键是缺乏象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于 1917 年在俄国所提供的那样的革命领导。
北京屠杀之后的暴动
到 6月上旬 , 北京政权已经能够重组。新的军队 , 尤其是 27军 , 被调入北京。 6月 3日黄昏 , 大约四万配备装甲车的军队进入了城区 , 对在街头抵抗他们的群众发动了屠杀。据报道 , 当军队于 6月 4日凌晨到达天安门时 ,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广场西边的工人指挥部。一个学生领导人称其目睹了坦克碾过工自联的帐篷 , 杀死二十人。与对城区劳动群众的镇压相反 , 留在广场上的学生被允许撤离广场 , 基本上没有被惩罚。学生的数目到那时已经降至五千余人。绝大多数北京高校学生己在绝食开始接近尾声时离开广场 , 取而代之的是外地来的青年。
6月 3─ 4日屠杀的准确数字无法估计 , 但死伤几千人是可能的。然而军队的镇压并没有平息反抗 , 实际上反而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抵抗。象 “ 敢死队” 那样的组织在中国各地出现。上海的 “ 野鹅敢死队” 便是其中一例。安德鲁 · 瓦尔德描述说 “ 野鹅敢死队” 是由工人组成的。在听到北京发生的事件后 , 他们聚集起来 , 竖路障 , 堵交通 , 在各路口建哨位 , 并高喊口号以抗议北京屠杀。市民组织控制了上海和西安的街头直至 6月 4日之后的一周。天津的 “ 人民纵队” 上街游行 , 号召总罢工 , 高喊 “ 偿还血债” 和 “ 推翻 , 推翻 , 推翻一切直到一个不剩 , 越乱越好。” 数周后 , 官方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关于游行示威的展览。展览馆的场院中心是一辆辆被烧毁的军车。馆内有一张显示游行示威发生的城市的地图 , 80多个城市被列于其中。这还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字。老百姓的踊跃参与吸引进了从乡村来的失业者和临时工人 , 为示威增添了一种喧闹的色彩。一个在哈尔滨的尤其无法无天的敢死队高喊 “ 推翻政府 ! ” , “总罢工 ! ” , “ 我们要啤酒 ! ” 的口号。在一些场合中 , 缺乏明确的领导使公开的反动分子得以叫嚣 , 包括有人提出了支持国民党的口号。
即使是一个很小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组织也可以成长而在 1989 年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初生的双重政权的状况 , 即工人民众开始自己控制城市的状况 , 需要发展成为一场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这意味着 , 比如说 , 要努力把非正式的工人集会转变成工人苏维埃 , 向除了公开的反革命势力之外的所有人开放 , 并把这种组织形式扩展到农村 , 特别是军队 , 同那些不愿向自己的人民开枪的士兵和军官铸造起真正的联系。通过全国性的协调 , 这些组织可以成为一个工人民主的革命政权的基础 , 与斯大林主义者们对立 , 并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战斗到底。
官僚政权镇压游行示威的借口是这些示威是 “ 反革命” 动乱的表现 , 但这些示威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 “ 反革命” 。的确 , 学生们所表达的政治和社会愿望是各种各样的。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经常混存于对美国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极大幻想。偶尔 , 天安门广场的演讲者会把这一运动同波兰团结 “ 工会” 相比。而波兰团结 “ 工会” 实际上是以一个 “ 独立” 工会为起源 , 之后迅速变化成为一个反革命的组织 , 并于 1988 年波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复辟中起了主导作用。但从一开始 , 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的要求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民主权利和结束腐败 , 其本质是平等主义的。工人们迈进天安门广场 , 高举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画像 , 而不是蒋介石的画像。
即使当民众对当局的愤恨在北京屠杀之后达到顶点的时候 , 这一点也始终未变。例如 , 当北京屠杀的消息传来后 , “ 红帮” , 一个出现于中国边远西部新疆第三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组织 , 在传单上写道 , “ 十年的改革是十年的腐败 , 十年民众的苦难” 。这种苦难在远离兴旺的沿海地区的中国内地被更强烈地感到。新疆的汽车工人显然没有为打开中国门户为资本主义剥削而鼓掌。
正是寄生虫式的、搜括民财的斯大林主义屠夫的继续统治使试图煽动真正反革命动乱的力量继续滋长。在中国接近可能会是这一畸形工人国家的最终危机时 , 工农胜利的必需条件是铸造一个革命的、平等主义的共产党 , 以一个能够保卫和扩展 1949 年革命成果的纲领为武装 , 扫除那些为中国大众打开通向未来灾难 “ 开放” 之门的官僚主义寄生虫。
中国和斯大林主义的最终危机
邓李政权重占上风之后就立刻展开了一场主要针对于工人阶级的凶狠的政治迫害。学生示威者受到轻度的压制 , 而全国各地的几十名工人以 “ 打砸抢” 和其他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当局试图用白色恐怖来警告工人阶级 , 但镇压只带来了表面的 “ 稳定” 。当北京国有企业的工人被要求填表说明他们在示威中的角色时 , 竟然有五万工人公开承认他们参加了示威。由此可以想象真正参与者的人数有多少了。
几个月之内 , 在东欧发生的事件再一次地震惊了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东德畸形工人国家的游行示威导致了 11月的柏林墙的倒塌 , 激发了一场萌芽的政治革命。东德的无产阶级走上街头 , 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 , 而不是昂纳克政权的虚伪和专制。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发动了我们组织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动员 , 同正要放弃政权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东德的前途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政治斗争。我们在东德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战 , 为 “ 工人联合会的红色德国在社会主义欧洲合众国中的革命统一” 而战。我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可见于 1990 年 1月 3日在川普陶纪念碑前由我们发起的有二十五万柏林工人参加的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示威集会。这一集会之后 , 西德资本家 , 有德国社会民主派作为他们的 “ 反革命的特洛伊木马 “ , 并有东德斯大林主义者作为工人国家的情愿的出卖者 , 急忙加速了反革命进程 ─ Anschluss (对这一事件的全面分析 , 见《斯巴达克思》英文版 , 第 45-46期 , 1990－1991 年冬 )。随后发生的德国资本主义重新统一标志了斯大林主义统治在东欧进入了最终危机的时期 , 并于 1991－1992 年间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得逞而达到顶点。
苏联的被摧毁对全世界的工人和受压迫者来说是一个惨重的失败。它给前苏联和东欧民众带来了大规模的贫穷的恐怖、民族主义的流血残杀和其他无数的各种苦难。同时 , 它也激化了各帝国主义势力间为争夺后苏联的世界霸主地位的竞争和对抗。尽管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反苏民族主义 , 北京当权者还是意识到他们现在将从美国、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强权那里受到不断加强的巨大压力。苏联被摧毁之后的几个月 , 中共领导层中出现了派系分裂。那些围绕在宣传部头子邓力群 (被称为 “ 小邓” )周围的人敲响了反 “ 资产阶级自由化” 和 “ 和平演变“ 威胁的警钟。 “ 和平演变” 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通过持续的经济改革而实现复辟。但是 “ 老邓” (邓小平 )极力推动深化自由市场能使中国避免苏联斯大林主义者的命运的论点 , 并且最终占了上风。邓小平争辩道 , 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中国人民的贫穷 , 邓认为贫穷是 “ 稳定” 的真正威胁。
1992 年 10月的第十四届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把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奉为圣旨。此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去掉了原有的 “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的修饰 , 并去掉了 “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这一句子。随后的结果是亲资本主义的 “ 改革” 被极大地加速 , 经济 “ 自由贸易” 区被扩展到全国各地 , 其中包括长江三角洲这一中国最富饶的地区。
与外国资本在中国继续增长的同时 , 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是 “ 乡镇企业” 。这些 “ 集体” 表面上是公有的 , 但其所有制形式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从采矿到轻工业工厂 , 这些企业为市场而生产 , 剥削程度极为严重。中国煤矿业每年近万的死亡人数绝大部分是发生在那些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部门管理的 “ 集体” 煤矿。这些企业滋生着一个正在成长的国内资产阶级 , 通常与国外资本和国内军界互相串通。
大批国家干部跳入中国放任自流的商海 , 成为个体商人、 “ 集体” 企业家和外国资本的代理人。至 1993 年初 , 大约三分之一的政府职员拥有第二职业 , 他们经常是作为顾问或是公关,运用他们与官僚们的关系去获得可以为其牟利的内部消息。没有人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 除非是为了在商界发展。这种情况在上海 , 江泽民的基地 , 最为显著。正如一位上海中共组织部的一个负责吸收新成员的干部最近所说的 , “ 我们主要的考虑是赚钱的能力” 。当今的政权梦想把上海变成新香港 , 把与上海市中心以黄浦江相隔的大片浦东区拱手让给资本主义发展。
腐败在警察中猖獗 , 包括私吞交通费 , 在路边市场出售警服。任何东西在这个利欲熏心的环境中都被用来赚钱。几年前 , 全国妇联这一应该与性别歧视作斗争的官僚组织从俄国倒卖妓女到广州的一个妇联与香港资本家合资的旅馆里卖淫 !
导致苏联反革命毁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一代有特权的、有教育的官僚子弟的成长。这些官僚子弟日益与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认同 , 希望能为他们自己保有终生的财富。苏联的 “ 雅皮士” 中相当一部分站在叶利钦一边。随着 “ 太子党” 的上升 , 类似的现象也已在中国发生 , 官员和高层官僚的亲属同人民共和国早期的那种即使是被扭曲的平等主义也丝毫没有联系了。
正如托洛茨基所描述的斯大林的苏联 , “ 当初的 ‘官僚式的变形’ 现在正准备一丝不留地吞没工人国家 , 在被摧毁的国有财产的基础上滋生一个新的有产阶级” (《不是一个工人国家 , 也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 》 , 1937 年 11月 )。在当今的中国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这一国家的最中坚力量 , 却成为最大的商业企业之一。开始的时候 , 军队被鼓励经商以补贴其预算。现在 , 从全国最豪华的饭店之一 , 到自行车、电冰箱工厂, 解放军拥有两万多个企业。军队最大的商业冒险是保利集团 , 其主要生意是武器出口 , 包括飞机 , 蚕式导弹及军队库存中的常规武器。
操纵保利集团的解放军武装部的高级军官中有邓小平、赵紫阳和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们。 1993 年 , 中国军方的两位最高将领警告道 , 颓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已威胁到为加强军队而作的努力。经济 “ 军阀” 拥有强大的地方权力基础 , 并且日益独立于中央政府。他们的出现分裂了官僚机构。这些经济 “ 军阀” 常常同外国资本在金融上联结 , 同当地被其收买的军队和警察勾结 , 共同运作。
这一对 1949 年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国家统一的威胁 , 被解放军的军区式的结构组成所加重。在北京发生的权力斗争可以轻易地升级为解放军各军区间的内战。如果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得逞 , 它不仅会带来经济崩溃的苦难 , 还会带来军阀混战和血腥政治动荡的危险。
中国是一个相对来说民族单一的国家 , 其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 8%, 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威胁性不象那些曾帮助摧毁多民族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人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那样严重。同时 , 藏族、蒙古族和新疆的穆斯林民族所居住的地区地域广大并且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虽然中国的少数民族自 1949 年后在教育、保健和其他方面有显著发展 , 但他们在汉族沙文主义官僚的手下仍然遭受歧视。
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为由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权所支持的反动分裂力量打开了缺口。几十年来 , 帝国主义者以要求西藏独立作为攻击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武器。在邓小平死之前不久 , 在新疆发生了讲突厥语的有不满情绪的穆斯林所进行的游行示威。有迹象表明 , 以邻近的前苏联中亚共和国之一的哈萨克为基地的反动穆斯林分裂主义者插手了这一事件。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在中国会在反对帝国主义主办的 “ 独立” 运动的同时 , 致力于动员无产阶级的力量以捍卫少数民族的权利 , 反对大汉族沙文主义。
香港 : 英殖民者撤走 , 资本主义仍在
不管 “ 太子党” 怎么梦想把自己从社会寄生虫变成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 , 如果反革命得逞 , 居上者还将是那些在中国投下亿万资本的海外华人资本家。在 1917 年的十月革命中俄国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被摧毁。与此不同 , 中国革命把国民党从大陆赶到台湾、香港和其他地方 , 使资产阶级得以保持完整。今天 , 这一阶级正利用投资卷土重来。中国的第一个 “ 自由贸易” 经济特区设于深圳。这一紧临香港的村庄 , 在十年内变成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深圳的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的资本家 , 办起制造衣鞋玩具等的工厂 , 以远远低于边界另一边的工资来剥削工人。随着近年来经济特区的推广 , 投资亦从台湾、新加坡和其他地方涌入。
几个世纪以来 , 中国商人在东南亚商业中扮演了中心角色 , 有 “ 亚洲的犹太人” 之称。随着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 华人资本取代了日本资本而成为亚洲主要投资来源。在这一现象中心的这些华人家族中 , 有些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他们凭借金钱、在中国大陆的家族关系和同世界财豪及政界要员的牢固联系 , 形成了一个预备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这些华人资本家中的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瑞亚迪 (Riady) 家族 , 其对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财务支持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丑陋的 “ 黄祸” 种族歧视的风潮。
这一华人资产阶级对大陆已经产生的强大影响可见于香港。香港占有在中国的外资的 60%。它实际上已经完全同邻近的享有同一文化和语言 (广东话 )的广东省相融合。大部分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 “ 自由贸易” 工厂带 , 每年都有更多的耕地被交给资产阶级去发展。正如俗语所说的 “ 天高皇帝远” , 广东官员日益听命于香港的财豪 , 而不是北京的官僚。香港也是大陆政府和军队官员的致富之地。他们在香港建立贸易公司和伪公司 , 用他们在这些公司的头衔把资金倒入中国 , 投资于合资企业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
香港回归之前 , 前英国殖民统治者和西方媒体大肆冷嘲热讽地谈论他们关于 “ 人权” 的陈词滥调。自从 1841 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从衰败的清王朝手中掠取香港之后 , 英国对这块殖民地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警察国家的统治 , 残酷地镇压中国国民。香港成为中英毒品走私犯、中国军阀及后来于 1947─ 1949 年逃离大陆的国民党无赖们的避难所。但当毛泽东的农民军队在内战结束之时挺进香港时 , 毛命令军队停止前进。毛在美国与其敌对的情况下 , 在其他帝国主义强权中寻找盟友。今天 , 隐藏在香港繁华夺目的经济 “ 奇迹” 中的是世界上最悬殊的贫富差距。大约一万左右被残酷剥削的工人和老年人居住在狭小的两三个摞在一起的铁笼里。 1996 年 2月, 当一个罕见寒潮来袭时 , 一夜间 24名无家可归者死于街头。
帝国主义者叫嚣中国践踏了香港的民主自由 , 但这一粉饰的民主自由只是在 1984 年中英关于归还香港于中国的协议之后才有的。回应帝国主义者的 “ 人权” 叫嚣 , 北京当局指出其香港法实际上是以英国自己的殖民地时期的立法为基础的 ! 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目的。北京当局已经早就发誓不动香港资产阶级巨富们一个指头。这一政策表现于指命船运巨头董建华来为中央政府管理香港。作为回报 , 7月 1日香港回归之后 , 民族主义的官僚们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以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外汇贮备。
脆弱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最大忧虑是保持其政权的稳定。为达到这一目的 , 他们实行了一套警察国家的法律 , 并由香港当地的警察和驻港的几千解放军来实施。北京的 “ 一国两制” 的政策不仅针对香港 , 更是针对台湾。斯大林主义者希望通过保护香港的资本主义财产制度向国民党 , 这一于 1947 年屠杀了数千台湾当地人民以巩固其在台湾的残酷统治的势力 , 表明如果与大陆重新统一 , 他们的财产权利会得到可靠的保护。
7月 1日 , 血腥的英国国旗被降下 , 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欢呼腐败的英帝国主义失去其最后一个主要的殖民地。但是 , 正如斯巴达克思同盟 /英国在 “ 英国滚出香港 ! ” (《工人铁锒报》 , 第 109 期 , 1989 年 9月 )中写道 , 我们的口号是 “ 一国一制 ─ 工人统治 ! ” 我们注目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 , 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投降主义路线把中国 1925─ 1927 年革命送上断头台之前的那个阶段。 1922 年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万名香港海员罢工。 3 年之后 , 在英国军队屠杀上海反帝游行示威者之后 , 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进行了长达 16个月之久的罢工。那些共产党员组织发动工人阶级 , 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 以此为香港和全中国的解放而斗争。然而今天 , 当中国的资产阶级卷土重来试图夺回他们于 1949 年在中国大陆所失去的一切的时候 , 斯大林主义的 “ 共产党” 政权为了保全其自身的特权而极力向香港的资产阶级主子献媚。
市场混乱
在评论邓的 “ 改革” 时 , 詹姆斯 · 迈尔斯观察道 :
“与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灾难性的急转相比 , 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药方 … … 但是 , 中国的经济革命是有代价的。虽然很少观察家注意到 1992 年这个年头 , 但非常显著的是 , 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也同时使失望和醒悟的人数增加 , 特别是农民和国有企业中的工人 , 他们的声音是很少被听到的。”
中国的统治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社会底层对其的强烈不满。中国自由市场鼓吹者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仍然作为经济核心的国有工业系统及在这些工厂中工人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海外资产阶级势力和中国国内的 “ 自由派” 们早就叫嚣要政府取消对工业的补贴。北京当局虽然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 但它仍支付了 70% 的银行贷款以保存这些国有企业。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答案可见于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阶层动态的分析 : “ (官僚 )继续保存国有财产只是出于对无产阶级的恐惧。 ” 因此 , 于 1992 年 , 一场具有战斗性的工人抗议和罢工的浪潮迫使北京当局放弃其 “ 打破三个铁饭碗” (即终生的工作、工资和福利 )的计划。
与此同时 , 中央计划 , 这一工人国家基本的经济结构已经被严重地消弱。许多国有工厂已经被迫将其产品直接在市场上出卖。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家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78% 降至去年的 42%。同时 , 在国有工厂中虽有一些裁员 , 但并未鼓励大规模的裁员 , 因为政府在法律上有为被裁掉的工人找到新工作的责任。另一方面 , 随着对信用贷款的日趋严格的控制 , 亏损的国有企业数月扣压工人的工资 , 同时大幅度地削减工人福利 , 如对工人家庭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 那些失业的工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在 “ 人民的中国” , 第一次出现了一大批约一千五百万左右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国家公布的贫困线下。北京当局的解决办法是鼓励这些工人寻找第二职业或者自己经商。他们无疑希望这样会使工人们没有时间去关心政治。但是 , 对工人生活水平的严重损害助长了近六年间罢工和示威的增加。
中国潜在的动乱的根源众多 , 并且广泛蔓延。 “ 集体” 企业的工人多是大批因无法务农谋生而从农村来的劳力。 80 年代早期和中期 , 集体公社的破裂滋生了这支巨大的 “ 劳动后备军“。开始时他们是为经济特区提供劳力 , 现在他们在中国各地被广泛雇用。在城市中 , 他们做的是最危险的建筑工作和其他城市居民不想做的工作 , 同时 , 他们没有最基本的保障和福利。这些流动的工人 , 现被称为 “ 邓的大军” , 严重缺乏住房 , 经常与同乡一起聚居于在城市中心之外的地域 , 彼此互相隔离。
到 1994 年为止 , 流动人口占了上海总人口的 20%, 而北京的流动人口是三百二十万。流动人口所面临的艰苦困境是中国犯罪律上涨在一个主要原因 , 这形成了一个极端爆发性的局势。象上海一份报纸于 1993 年评论道 , “ 如果只是这支巨大人口中的百分之一无法生活下去 , 就会有社会动乱 … … 如果他们与城市中上百万的失业人口联盟 , 那么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中国集体公社的解体对农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拥有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 却只占世界上 9%的耕地。要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 就必须要把中国容入一个世界性的计划经济。这个世界性的计划经济将提供机械、电力及其他现代化、大规模耕的生产所必需的成分。中国不可能单靠自己取得那样的技术。毛统治下的农业集体化至少提供了一个为农民提供生活和基本的保健和教育的行政手段。
但在邓的统治下 , 公社被视为解放劳力和鼓励农村商业发展的一个障碍。农场现在变成了在 “ 家庭责任制” 下的个人耕种的土地。较成功的农民 , 即那些有关系的农民 , 被鼓励去雇佣工人 , 参加小型的私人或 “ 集体” 贸易。这样 , 一个农村资产阶级正在产生 , 在其下有一个巨大的贫农阶级。保健和教育对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是力所不及的。
官方腐败更极大地恶化了农民的苦难境地。地方官员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土地拱手给发展商们去发展。同时 , 他们又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或为那些从来没有落实的项目作 “ 捐献” 。一家杂志报道中国南部的一个村庄 , 那里的农民无法交出税收 , 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村民们视当地官员 “ 比国民党还坏” 。几年前 , 《北京日报》引用了一个东北老农妇在痛斥当地官僚贪污行为的话 , “ 农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如果当官的再这样下去 , 我们就肯定要被迫造反了” 。到 1993 年止 ,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说游行示威和对地方政府的攻击达到了一个自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1949 年的中国革命第一次为妇女们打开了进入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 而最先受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反动措施之苦的就是中国的妇女。虽然中国革命大幅度改善了从前妇女奴隶般的地位 , 但她们的社会解放一直被中国的贫穷和斯大林主义政权对家庭这一妇女压迫之根源的推崇所限制。
今天 , 随着回到家庭耕种和各地的猖獗腐败 , 革命前的一些丑恶现象已重新出现 , 例如杀女婴和拐卖妇女。在城市中 , 因为那些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为了消减经费而不愿意提供产期福利 , 女工经常是最先被解雇的。年轻的女工在经济特区的工厂中是主要劳动力。在那里 , 她们经常象奴隶一般一天工作 14个小时 , 一个月只有一天的休假。当厂主认为从她们身上已无利可图时 , 便把她们一脚踢开。当女工们失去工作时 , 就会面对回到农村的悲凉前景 , 在缺乏机械的农田里手拉肩扛 , 在孔氏 “ 家庭道德” 卷土重来的家庭中当牛作马。
当局助长资本主义的 “ 改革” 在将要摧毁 1949 年的革命果实的同时 , 也削弱了一些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行政运行机构。比如农村公社 , 它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服务 , 也为官僚提供了控制的框架。大批农村劳力涌入城市的一个后果是有效地破坏了居民登记这一用来限制中国公民在国家内迁移能力的系统。北京当局解除了国有工业为工人提供基本保障的责任 , 这也削弱了单位这一官僚控制工人的主要工具。
民族主义和反革命
天安门运动一周年之后 , 邓小平在与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会谈中表露了一个困扰中国领导人的恐惧。邓抱怨道 :
“如果再乱 , 乱到党不起作用了 , 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 , 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 , 另一派抓一部分军队 , 就是个内战的局面。 … … 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 , 生产衰落 , 交通中断 , 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 , 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
这一表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当局把最轻度的异议人士都投入监狱或劳改场。官僚对任何政治表达都充满极度恐惧的另一例子是其对日本关于一个贫瘠的小小钓鱼岛之争的处理方式。当一群日本右翼分子宣布日本对这个小岛的占有之后 , 中国政府伙同香港和台湾的民族主义者大肆进行沙文主义的煽动。但当北京的学生开始抗议日本右翼分子对这个岛的占有时, 北京的领导们却拒不开口了。他们布置了上百名额外的警察在日本大使馆外 , 禁止任何抗议示威。正如一位知识分子告知纽约时报记者 ( 1996 年 9月 19日 ), “ 政府害怕如果他们让学生抗议日本人 , 也许一万名示威者中会有两个失业的工人喊出 ‘我们要吃饭 !’ 和 ‘我们要活着 !’ 的口号 , 到时示威性质就会被完全转变了。”
北京当局是这样的脆弱 , 以致于甚至不敢允许与其政策相一致的游行。为试图阻住社会的不安定 , 江泽民当局近几年有意识地培养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 鼓吹市场经济会推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中共全体会议于 1996 年 10月发布的一项公报宣布了一场 “ 精神文明” 运动 , 试图激发一场 “ 普遍而持久的” 爱国主义运动 , 鼓励 “ 家庭道德” 和其他 “ 传统” 的中国文化。
钓鱼岛之争表现出民族主义在畸形工人国家所扮演的反革命作用。日本复仇主义者在这个无人居住、不具军事意义的小岛屿上的闹剧 , 不会对中国造成一点威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 , 这一事件并不涉及对畸形工人国家的军事捍卫的问题。在北京压制了公开游行之后 , 这一事件被香港和台湾的右翼分子们所接手 , 他们派出船只同时挂着台湾和人民共和国的旗子。大规模游行在台北和香港举行 , 其中有些具有恶毒的反日种族歧视的色彩。右翼民族主义者于是成为在日本野蛮占领满洲 65周年之际在大陆高涨的反日情绪的倡导者。
抛开其 “ 社会主义” 骗人说教的遮羞布 , 斯大林主义官僚把反动的孔氏 “ 传统” 和民族沙文主义视为控制大众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萌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 , 对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错误意识。然而 , 它却是一种与香港资本家和初生的大陆资产阶级相适宜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是横扫前苏联和东欧的反革命浪潮中的一股主要力量。这包括被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培植多年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 ; 另一种民族主义是统治阶层的沙文主义 , 它帮助分离出那些视资产阶级统治为通向大国地位之路的成分。那些苏联共产党中自称坚持维护 “ 社会主义” 的人很快发现他们同公开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了 “ 红棕” 联盟。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于是 , 在铸造一个 “ 大中国” 的名义下, 官僚邀请中国资产阶级重新回到他们于 1949 年被赶出的国家。
北京的民族主义官僚和许多帝国主义代言人都预测说 , 如果中国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并同时严厉压制劳动大众 , 她将会成为世界上的下一个超级大国。但这一预测纯属黄梁美梦。中国当然已不再是 1949 年革命之前的那个被美、日、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肆意瓜分的软弱和分裂的国家。然而今天 , 中国仍然面对着几个世纪来落后的遗症 , 尤其是在农业问题上。现在 , 中国的城市地区虽有巨大增长 , 但她仍被一个非常落后而贫穷的内陆所拖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测 , 内陆地区占多于中国人口四分之一的三亿五千万多人口 , 每人每天以不足一美元来维持生活。
如果反革命得逞 , 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会成为帝国主义激烈竞争的场所。正是为了争夺剥削中国的 “ 权利” , 美日于 1941─ 1945 年进行了太平洋战争。今天 , 这两个太平洋地区的强权再一次把他们的目标放在这一地区 , 试图赤裸裸地剥削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以及由于苏联的被毁灭而重新向帝国主义的掠夺开放的能源丰富的西伯利亚。美国保持其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 , 在亚洲驻军十万 , 其中三分之一在南朝鲜。但日本已经稳步地变得日益自复。今年 1月在东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警告说 : “ 日本在美国羽翼下行动 , 在国际社会中把和平与繁荣视为理索当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国际号角论坛》 , 1997 年 1月 8日 )
一个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会立刻面对帝国主义凶恶敌对的反应。它的冲击波也将会传遍世界 , 给予自 1991 年苏联资本主义反革命以来被资产阶级的攻势和所谓的 “ 共产主义的死亡” 的胜利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逼退的国际无产阶级以决定性的鼓舞。一个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也将会在东亚和东南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获得关键的支持。去年在印度尼西亚爆发的反对令人唾弃的、腐败的苏哈托独裁统治的示威和罢工 , 使富有战斗性的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势力 , 其中不少是正在中国投资以剥削中国工人的资产阶级势力。在整个东南亚 , 资本主义投资已经创造了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革命领导之下 , 会充满潜力去推翻那一地区残酷剥削的资产阶级政权。
在中国不久的将来要发生的事件会对朝鲜半岛产生巨大的影响。今年早期 , 南朝鲜富有战斗精神的独立工会在震撼整个国家的全国性的罢工中展示了南朝鲜无产阶级与其资产阶级剥削者斗争的巨大潜力。同时 , 衰弱的、极端畸形的北朝鲜工人国家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 , 她的人民在经受严重的饥荒的痛苦。然而 , 北京的贪官污吏们为了向其南朝鲜商业伙伴表示尊重而拒绝向其往昔的北朝鲜盟友提供急需的食物援助。在中国的一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政府将会象我们一样为朝鲜革命的重新统一而斗争 , 并调动一切资源去减除东北边境对面的饥荒 , 同时在政治和物质上援助南朝鲜工人以推翻那些试图要北朝鲜在重新统一的资本主义朝鲜中无条件投降的恶毒的剥削者。
为了一个列宁 ─ 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而战 !
中国正在迅速地接近一个十字路口。那些想要与资本主义再奴役的威胁作斗争的战士们需要知道一点 , 即他们在中国所知的共产主义最多只是一个被极端扭曲的版本。自 1925─ 1927 年的中国革命失败之后 , 共产主义在中国或者被认同为毛的乌托邦式的农民民族主义 , 或者只是被视为那些想用官僚关系而成为工人农民剥削者的人的骗人的幌子。苏联及东欧畸形工人国家的反革命毁灭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在其关于俄国革命在斯大林主义下退化的分析中提出的预测 : 或是工人清除寄生虫式的官僚 , 或者官僚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基础。决定性的问题是革命的领导。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所以 ,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致力于把真正的列宁主义的纲领带给中国工人阶级。这也包括被压制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历史 (见 “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 , 《斯巴达克思》英文版 , 第 53期 , 1997 年夏 )。
当政治革命的形势于 1989 年 11月在东德开始形成时 ,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投入了其全部的力量介入到这一斗争中。我们的纲领号召 “ 阻止资本主义的重新统一” 以及建立 “ 一个在社会主义欧洲合众国中的红色的工人联合会的德国” 。在俄国 , 于叶利钦发动反对斯大林主义 “八人帮” 的反政变之后 ,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立刻在莫斯科广泛发布传单 , 号召工人采取行动以 “阻止叶利钦的反革命 ! ” 虽然苏联无产阶级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 但饱受几十年斯大林主义谎言而变得愤世嫉俗、士气低落、支离分裂的工人们并没有行动起来。那一创造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觉悟早已被斯大林主义的倒退的民族主义所扭曲 (这一民族主义经常被伪装成苏联的 “ 爱国主义” , 尤其是在二战中 , 斯大林用 “ 保卫祖国” 作为调动人民的意识形态以粉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 )。建设 “ 一国社会主义” 的谎言和借口被用来为出卖国际革命、讨好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外交政策作辩护。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的对立面。
从德国到俄国 , 斯大林主义者成为向帝国主义出卖这些国家的掮客。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工人国家的垮台标志着世界劳动民众和被压迫者的巨大失败 , 为资产阶级所谓的 “ 共产主义的死亡” 的胜利主义时期的到来打开了大门。但是 , 当劳动大众的觉悟被这一失败所制后的时候 ,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宣告 , 那不是什么 “ 共产主义的死亡” , 而是斯大林主义被证明是完全的破产。共产主义继续活在劳动大众的阶级斗争中 , 也活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这一为新的十月革命而斗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中。
苏联的反革命毁灭极大地鼓舞了那些想把中国倒退到受资本主义奴役和帝国主义压榨的日子里去的人。但是 , 也有证据指向在不久的将来的反贫困、反自由市场剥削的喧嚣的社会斗争。这些斗争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 工人阶级要想夺取政治权力而建立一个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的中国 , 就需要有一个列宁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来领导 , 作为所有受难于自由市场 “ 改革” 的人们的倡导者。这样的一个政党会用特别的措施去组织被极度剥削的流动工人 , 以形成一个连接城市工人阶级和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民的潜在的强有力的环节。这样的一个政党会致力于提高妇女的权利的事业 , 从保卫她们的工作到与买卖新娘和家庭专制对妇女们的再奴役作无情的斗争。
要铸造一个国际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共产党 , 就不仅要同斯大林主义误导者 , 而且要同那些把工人带向 “ 民主” 反革命阵营的人进行政治斗争。一些天安门时代的异议分子已经在试图组织工会 ,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区 , 以反对官方控制的全国总工会。这些活动家可能会非常英勇 , 为工人的权利而反抗老板和中国警察。但是 ,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 我们发出警告以反对象韩东方那样的人 , 串通亲资本主义的香港工会官僚以及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帝国主义的劳工代理人的美国劳联 -产联 (AFL-CIO) 头子们。
在反苏联的冷战中 , 帝国主义的劳工代理人专门善于提出 “ 自由工会” 的口号 , 实际上是作为反革命、反共产主义的门面。韩东方发行于香港的声称为 “ 独立的” 中国工会而斗争的《中国劳工通讯》在 1997 年 1月号大胆地承认其杂志的主编曾经上过 “ 美国之音” 和 “ 自由亚洲广播电台” 这两个美帝国主义的官方反共喉舌。
在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以抵抗反革命威胁的斗争中 ,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明确的阶级界线 , 与那些用资产阶级 “ 民主” 的说教来伪装其向资本主义势力求助的人进行斗争。许多自称继承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革命掘墓人传统的人 , 多次公开地站在 “ 民主” 反革命的运动一边 , 尤其是那些一致反对前苏联的运动。例如 , 当波兰团结 “ 工会” 这一假工会公然叫嚣资本主义反革命时 , 曾由已故的厄尼斯特 · 曼德尔领导的联合秘书局 (USec)竟然依旧宣称 “ 与波兰团结工会团结” 。今天 , 联合秘书局的香港支持者 (他们发行《十月评论》 )为形形色色中国的 “ 异议分子” 喝彩叫好 , 包括公开支持资本主义的分子。
由托尼 · 克里夫 (Tony Cliff) 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趋势 , 包括美国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站在资本主义的 “ 民主” 一边 , 推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认为中国自 1949 年以来一直是一个 “ 国家资本主义” 的社会。克里夫在 1950 年的朝鲜战争爆发时 , 因公开拒绝保卫中国和北朝鲜反抗美帝国主义而被第四国际开除。自那时到现在 , 克里夫一派欢呼每一个 “ 反斯大林主义” 的反动派 , 从团结 “ 工会” 到阿富汗的圣战者 , 到 1994 年古巴的反共产主义的暴乱者 (这些暴乱者试图在对古巴畸形工人国家的威胁由于苏联的毁灭而增强之际 , 煽动反革命动乱 )。
当今 , 认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已经在中国发生了的论点致使一些 “ 左派” 与最反动的反革命势力勾肩搭背。香港的一个叫 “ 先驱” (前称为 “ 新苗” )的组织是联合秘书局的革命共产主义同盟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e) 的分支 , 多次地与国民党一起示威游行以抗议中国对香港的回收。在日本的联合秘书局发行的报纸 Kakehashi 的采访中 (1996 年 10月 28日 ), 一位 “ 先驱“ 组织的发言人公开宣布香港的斯大林主义者 “ 将会比英国殖民主义者更糟糕 , 因为英国两三年前实施了民主改革、民事选举法和人权法” !
同样地 , 大卫 · 诺斯的社会主义平等党声称 “ 中国国家 , 即使是从一种最变形的角度上来说 , 也不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工具” (《第四国际》 , 1994 年冬春刊 )。最近 , 他们写道 , “ 在邓的领导下 , 官僚已经大部分完成了其向有产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转变” (《国际工人通讯》 , 1997 年 3月 17日 )。但实际上 , 这一所谓的 “ 资本主义统治阶级” 甚至还没有买卖财产或把其 “ 资本“ 作为遗产传给其子孙的法律权利。尽管中外资本对中国已有显著的侵蚀 , 人民共和国仍是一个官僚式的畸形工人国家 , 必须被无条件地保卫以对抗内部和外部的反革命。
诺斯一派及他们在盖瑞 · 海利的国际委员会中的前任们一直都是无条件保卫变形和畸形工人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敌人。他们与其他假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伍 , 一同欢呼反苏联的反革命分子。在苏联被毁灭之后 , 诺斯一派已经不仅放弃了对尚存的工人国家的保卫 , 而且甚至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斗争 , 其论点是这些工会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把工会以及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工人国家同他们的反动领导层等同起来 , 诺斯一派实际上是放弃了与亲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误导者所要进行的必要的政治斗争 , 而站在那些试图摧垮工会和颠覆中国革命尚存成果的剥削者一边。
由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国际执委会于 1996 年 1月通过的 “ 观点和任务备忘录” 写道 :
“随着官僚内部的强有力分子 , 直接伙同海外的华人资本 , 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协助下 , 继续向资产阶级复辟推进 , 中国的下一个时期可能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统治在中国破裂和最终危机的时期。虽然至今受到警察镇压而限制于在单一工厂内的行动 , 中国的工人阶级在最近几年内已经展示了对由邓的 ‘市场社会主义’ 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退化、缺乏保障和极端不均的广泛不满。农村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相对富有的农民小财主所组成的阶级的兴起 , 而同时约有一亿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所以 , 我们可以预见一场波澜壮阔的阶级之战 , 不是导向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 就是导向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反革命。” ─ 摘自《国际通讯》 , 第 38期 (第 3版 ), 1996 年 11月
为了粉碎资本主义再奴役的威胁并打开通向社会主义未来的道路 , 中国的工人必须着眼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要把他们为政治革命而进行的斗争同在印度尼西亚、南朝鲜、日本和美国的反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联系起来 , 以建起通向社会主义未来的桥梁。最重要的是 , 中国的工人必须被赢得到列宁、托洛茨基和由陈独秀领导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一边 , 而这一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年来被斯大林主义所践踏。为了一个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 ─ 一个重生的第四国际的支部 ─ 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