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42期，1997年2月
列寧，這位大名鼎鼎的俄國革命家，歷來也是最備受爭議的人物。支持者尊之為蘇聯國父、工人運動的導師；反對者則斥之為獨裁者。本文的目的是探討一下列寧的先鋒黨的理論和實踐。不要以為，在蘇聯解體後這純粹成為歷史問題。不要說中共至今還宣稱它自己是列寧主義先鋒黨吧；就是在世界上，尤其在第三世界，繼續服膺先鋒黨的理論的組織━━有些還是群眾性的組織呢━━在數不少。何況，即使在發達國家，那些現存的工人大黨的種種令人失望的表現也不斷激起「工人需要的是什麼黨」的爭論，其中當然包括列寧的黨的理論。台灣現在也有了微弱的「建立工黨」的呼聲。所以，現在來談一下列寧的先鋒黨的理論大概不致於是多餘之舉吧。
斯大林與胡佛意見一致
雖然共產黨與反共派是死對頭，可是，他們在解釋列寧的先鋒黨理論方面卻是驚人的相同。按照他們的意見，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包括如下幾個要點：
（一）工人階級沒有一個先鋒黨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覺悟，更不能使工人革命成功；所以先鋒黨對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享有法定的領導權，而後者只能服從這個黨的領導；
（二）先鋒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意思實際上是沒有民主，只有集中，也就是由領袖決定一切。卅年代斯大林的禦用文人是這樣描述先鋒黨的：
「黨是由領袖管治的。如果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那麼領袖就擔任這個先鋒中的最前進的職務。……共產黨的特徵就是最嚴格的紀律，就是說，所有黨員都要無條件的及恰如其份的服從所有來自黨組織的指示。」（註一）
反共派呢？美國前FBI頭頭胡佛說：「列寧把黨理解為革命的工具。……黨一定要……緊密地受控制，而且是徹底忠實的組織。狂熱精神，而非會員本身，才是關鍵。黨員必須行住坐臥以致造夢都要以革命為念。……紀律必須嚴格，不容異己。」（註二）
這些話其實都是歪曲。西方作家近年出版的無數著作都不斷有助糾正這些歪曲，其中包括馬素．利伯曼的《列寧的列寧主義》，保羅．勒．布朗的《列寧與革命黨》，莫時．李文的《列寧的最後鬥爭》，湯尼．奇里夫的三卷《列寧傳》等等，都是饒有價值的書。大陸新一版的《列寧全集》對於弄清楚這個問題同樣是不可缺少的。
沙俄統治下的地下革命黨
列寧的《怎麼辦？》一書，經常被列為主張領袖獨裁的的黨理論的主要根據。表面上這好像有點道理。《怎麼辦》一書是同經濟主義者的爭論的小冊子。當時俄國各地都有很多各自為政的社會主義小組；這些小組日後怎樣發展，成為許多社會民主黨人迫切面對的問題。經濟主義者安於這種分散現象，並且認為在沙俄專制政府下，當務之急是建立各種合法或半合法的工人群眾組織。列寧不反對這點，但認為不能代替建黨任務，而要建黨，則只能是一個秘密的、集中的、以職業革命家為主的嚴密的黨，說列寧此時已經主張領袖獨裁，當然太遠離事實。不過，他當時所設想的黨並不實行民主制則是事實。在1905年之前，社會民主黨的各地方委員會，以致下面的區小組及工廠小組，往往都是按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組織起來的；很少採用選舉制。列寧在《怎麼辦》中也一再反對實行普遍黨內民主。
不少人根據這點就攻擊列寧獨裁，尤其是那些在1903年黨代表大會同列寧分裂之後的原火星派。其實這往往只是黨派鬥爭中誇大其辭的過火行為而已。因為實際上不論是孟什維克（即少數派）還是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因列寧一派在中委選舉時取得多數），他們都同樣實行委任制，很少實行選舉制。（註三）道理很簡單：沙俄是警察國家。反對沙皇制度的人，都要冒坐牢殺頭的危險，根本不容許有合法的反對派，更不用說革命派了。所以社會民主黨只能處於地下。但就算如此，還是經常受到沙皇政治警察的破壞。在1895年至1902年之間，莫斯科的社民黨小組，因為經常受逮捕，平均只有三個月壽命。社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完不久代表即被逮捕。怎樣克服這個困境，就成為社民黨的最急切任務。在社民黨未分成兩派之前，不論是原布爾什維克還是原孟什維克的人，都反對經濟主義者那種「小手工業式」的黨組織觀念，主張建立嚴密、集中的職業革命家組織。馬爾托夫說：
「在革命操守的守則方面，組織原則及紀律的要求應當凌駕於所有個人感受。」普列漢諾夫則說：
「在專制統治的國家，社會主義小組一定要維持嚴密和秘密的組織形式」，而會員「也限於少數份子」。（註四）
所以，當讀者讀到列寧下面的說話時，又有什麼可怪呢：
「大家大概同意『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第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但是，這兩個條件都是在俄國缺如的。俄國社民黨人需要秘密工作，如此，提出什麼廣泛民主原則「又有什麼意思呢？」至於選舉，既然一般黨員都不知道革命家是什麼人，又怎能叫大家去選舉他擔任某種職務呢？所以，實行「廣泛民主原則」，只會「便於警察來破獲我們的組織。」（註五）
列寧反對「廣泛民主原則」，但也不是反對一切民主原則。那時還沒有「輿論一律」的概念。相反，列寧在1903年底寫了一封信給火星報編輯部，號召黨內爭論可以在報上公開進行。此外，就組織而言，各地委員會內部，重大決定還是由集體作出的；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編輯部是由各地所派出的代表所組成的黨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選舉產生的，不是像斯大林、毛澤東時代那樣由黨最高領袖挑選的。何況，委任制也不是絕對的。被委任的下一級組織一般雖然服從上級指示，可是，如果下級小組由於某種原因堅決反對上級的指令，他們有時也拒不執行，有時更索性宣佈獨立。而上一級是沒有任何物質手段可以強制下級屈服的。這些職業革命家既沒有多少錢，更沒有任何槍桿子；他們只能以理服人，以及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來作榜樣。（註六）
還要指出，列寧在這裡並沒有提出一套建黨的一般理論，並沒有說實行委任制是工人社會主義黨的一般原則。如果說到一般原則，列寧服膺的正正就是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原則，其中包括廣泛民主制。那個時候，同大多數俄國社民黨人一樣，列寧都是以德國社民黨為榜樣的。他根本沒有想到要建立另外一套「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列寧主義」這個詞也根本不是他用的，而是他的論敵發明，是含有貶義的。列寧只是認為，在俄國的特殊環境下，不能不在組織上作相應的改變而已。所以，毫不奇怪，一旦沙皇專制出現危機，一旦人民得到哪怕是局部的政治自由，列寧就差不多拋棄了許多在《怎麼辦》中所主張的東西。1921年，當有人提議把此書翻譯為外文的時候，列寧卻說：「那不是合適吧。至少，譯文一定要附以寫得好的評論，而且要由非常熟悉俄共歷史的俄國同志寫，以免人們錯誤應用。」（註七）後來斯大林等卻把此書捧為「英明地制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基礎。」（註八）
一九○五年的突變
現在讓我們看看後來列寧怎樣猛烈攻擊這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基礎」吧。
沙皇在日俄戰爭中的失利以及經濟危機，促成了1905年1月9日的黑色星期日事件，進而引爆了1905年的大革命。沙皇節節敗退；人民實際上已享有不少政治自由。這個時候列寧大大改變了《怎麼辦》所規定的建黨路線，極力主張大開黨門，大批吸收工人入黨，而且主張削去委員會種種特權，實行廣泛的黨內民主。可是，這一回恰恰是布什維克的各地委員會起來反對列寧的主張，認為大開黨門及實行民主會讓覺悟不足的工人沖淡黨的革命純潔性。這個擔憂其實背後反映了知識份子（他們是委員會的多數）對工人的猜忌。列寧猛烈批評這些「委員會人」（Committee men）：
「目前是戰鬥時期。整個鬥爭的結局都將取決於青年，取決於青年大學生，尤其是青年工人。拋掉一切因循守舊，論等級地位之類的舊習氣吧。到青年中去建立數以百計的前進派小組並鼓勵他們竭盡全力來工作吧。用吸收青年的辦法把委員會擴大兩倍，創立5個或者10個分委員會，把每一個正直剛毅的人「增補」進來。要毫不拖延地讓任何一個分委員會都有書寫和出版傳單的權利（寫錯不要緊，我們會在《前進報》上「委婉地」加以糾正）。
……
不過你們一定要把數以百計的小組大力組織起來，把平常關於委員會的（等級制的）無稽之談完全撇開。目前是戰鬥時期。或者是在各地建立新的、年青的、朝氣蓬勃的，生龍活虎的戰鬥組織，去進行各種各樣遍及一切階層的革命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或者是你們帶著掌管大印的『委員會』人士的榮耀死去。」（註九）
「撇開」委員會的等級制，大批吸收及提拔青年，讓所有委員會都有出版刊物的權利……。這難道是慣於講「統一思想」的中共之流的專制主義者會講的話麼？
那些「委員會人」堅持己見，並且引述列寧的《怎麼辦》來反駁列寧。當年春天，布爾什維克召開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列寧在一片吵鬧中發言：「未來中央的任務是把我們相當大量的委員會加以改組。必須克服委員們的惰性。（掌聲和噓聲）
我聽到謝爾蓋耶夫同志的噓聲和非委員們的掌聲。我認為應當把問題看得更寬一些。吸收工人參加委員會不僅是一個教育任務，而且是一個政治任務。工人有階級本能，工人只要有一點政治修養，就能相當快地成為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我很贊成在我們各委員會的構成中知識分子和工人的比例是二比八。」（註十）
加米涅夫反駁列寧，認為根本不存在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係的問題；米海諾夫支持列寧立場：
「有人說沒有工人有能力擔任委員會委員。這並非事實。對工人的標準……應當同對知識份子的標準不同。人們說什麼受到鍛練的社民黨人。但是……那些一年級或二年級學生，從愛爾福特綱領及幾期火星報中熟悉了社會民主主義，便被認為是受過鍛練的社民黨人。因此實際上對知識份子的要求是很低的，但對於工人來說就非常高。（列寧：很對！多數代表：不對！）讓工人加入委員會的唯一有效標準應當是他們對群眾的影響多大。（噓聲、大叫聲）凡是帶頭人的工人而又是屬於我們圈子的，都應當成為委員會委員。（有人喊：對！）」（註十一）
列寧提出一份草案，要求採取選舉制，結果以12票對9票半被否決。列寧同其他黨員一樣只能以理服人及服從多數。但列寧深信，事變的教訓一定會使黨員慢慢轉到他的立場。在革命浪潮中大批工人入黨，處處迫使各個委員會逐步轉變。到了1906年的春天，在事變壓力下布爾什維克的委員會才逐步採取選舉制，廢除委員會特權以及大開黨門。1905年末，黨員仍只有8,400人，但到了第二年末，已經發展為33,000人了。整個黨也由地下轉為公開。這時馬爾托夫也承認：「兩派的領袖都努力促使黨接受選舉的原則。」（註十二）許多重大決定不僅由中央委員會決定，而且是由多個委員會派出代表組成的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決定；爭論往往是公開進行的，列寧甚至主張全黨可對重大問題進行全民投票。這時候的黨已經同《怎麼辦》時代的黨大不一樣了。
先鋒黨與工人代表會議
另一個使列寧同大多數追隨者發生激烈爭論的是黨同蘇維埃的關係。蘇維埃的俄文原意是指代表會議。在二月革命爆發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組成了工人代表會議；代表會議由每400或500工人選出的代表組成。代表會議是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典型代表，因為它們最初是完全自發的，而且一發展起來便不僅成為工人的總的鬥爭機關，而且成為工人民主自治的權力機關，自行努力實施和貫徹八小時工作制、政治自由及武裝群眾來反擊白色恐怖。工人代表會議真正體現了「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的精神。
英國出版的《俄國革命百科全書》提到列寧對代表會議的態度時說，雖然列寧認為它們是起義的不可或缺的機構，是革命權力的萌芽，但是這位「以黨為念的、對工人自發性是猜忌的集中主義者，對於蘇維埃之作為工人自治的機構是謹慎警惕的」。（註十三）
事實不是這樣。「謹慎警惕」的不是列寧，而是布爾什維克內其他領袖。波格丹諾夫擔心蘇維埃這類自發機構的社會主義覺悟不夠高，很容易變成反社會主義的東西，所以主張迫使它們正式採納社民黨黨綱，變成黨的附屬物。這一次恰恰是列寧出來捍衛工人群眾的自主性，反對波格丹諾夫的由黨包辦工人一切鬥爭的立場。對於他們把黨與蘇維埃對立起來的意見，他說：「是要工人代表蘇維埃，還是要黨？我覺得不能這樣提出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無疑應該是：既要工人代表蘇維埃，又要黨。問題（而且最重要的問題）僅僅在於，如何劃分蘇維埃的任務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任務，以及如何把二者結合起來。」
接著，他說「要蘇維埃完全歸附某一個政黨是不妥當的」，要蘇維埃接受社民黨黨綱也是「不妥當的」。「現時無疑必須既由蘇維埃，又由黨來領導政治鬥爭。」蘇維埃除了有社民黨人參加外，還有其他黨派，「這並不是缺點，而是優點；蘇維埃作為一個革命領導中心，只嫌它還「太狹隘」，而不是「太廣泛」，所以應用「一切革命政黨來補充這個核心」，不要怕「成員廣泛和成份複雜」。（註十四）列寧這封給黨報編輯部的信結果為黨報拒絕刊登。但是居然還有人著書立說，說「對列寧來說，如果非黨的群眾組織意味著使社會民主黨人淹沒在他們所不能控制的『中間』群眾中，那這樣的組織就是十分討厭的東西」！（註十五）
要由黨來包辦工人階級的一切活動，這個就是在《怎麼辦》中連影子也沒有。到了一九○五年就更不用說了。相反，列寧此時強調「工人階級本能地、自發地傾向社會民主主義」（註十六），而黨對於自發產生的蘇維埃，只能同孟什維克及其他政黨一樣採取以理服人的態度爭取後者同意，而不是要後者「歸附」黨。
民主集中制━━真的和假的
如果你以為民主集中制是列寧發明的，那你就錯了。根據那位絕不同情共產黨的史家倫納德．夏皮羅的考證（註十七），這個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6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施威策；在俄國，最早使用它的不是列寧，也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那個以後經常批評列寧獨裁的孟什維克。他們在1905年12月20日的代表會議中通過一個組識決議，其中包括如下一條：「俄國社民黨務須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第二年四月，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統一，在統一大會上又正式採納民主集中制。
斯大林、毛澤東的所謂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註十八）但俄國社民黨不是。我們看看1906年統一大會所通過的文件怎樣說明民主集中制吧：
「2.所有黨組織都建基於民主集中制；
3.所有黨組織就其內部活動而言都是自主的。所有經批准的黨組織都有權以其名義印發黨的印刷品。……
7.中央委員會及中央黨報編輯部由黨代表大會選舉。
8.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定期的代表大會由中委會每年召開一次。……所有經認可的黨組織都可以派出代表出席。……選派代表按照民主原則進行。」（註十九）
這些不僅是條文，而且是真正貫徹於現實的規範。即使後來兩派又分開了，但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直至列寧死前還是這樣。最高權力機構是代表大會，不是中委會；代表大會由各地選派代表組成。代表大會決定黨的重大政策；黨員有權組成派別，所以報告人往往既包括多數派，也包括少數派；大會的辯論是舌劍唇槍的，而不是斯大林時代那樣，代表只懂拍掌和舉手；選舉中委時也往往讓少數派按一定比例當選。大會結束後，大會的會議記錄就公開出版；大會之後，一般不再討論已經作出的決定，而是著力貫徹決定，這時少數一般要服從多數、執行多數的決定，但少數不僅可以保留意見，而且有權在下一屆黨代大中再次提出異議。扼要而言，所謂民主集中制，就是討論時自由，行動時一致。所要求的集中，主要是指某個實際行動，而不是像中共那樣，把集中的範圍無限擴大，連思想也要「統一」，而中委會的文件只能拿來「學習」。
在斯大林掌權前，布爾什維克只要有條件（主要是有沒有政治自由），就努力做到經常召開黨代表大會。從1903年到1927年，廿四年中開了十三次，其中沙皇時代三次，1917年2月革命後，在內戰、饑荒中更開了十次，差不多每年一次。可是，從1928到斯大林逝世的廿五年中，即所謂社會主義已經勝利完成的時代，反倒只開了四次！還有，從1906年開始，布爾什維克還設立了代表會議制度，以便補充代表大會的不足。列寧在生的時期，代表會議開了十三次，但從1927年起到斯大林去世，只開了三次！後來毛澤東也從斯大林學到這種技倆。黨代表大會不再是最高權力機構，而變成最高領袖的舉手機器了。而最高領袖總是要在掃清一切反對聲音（有時只是「可能的」反對聲音）之後，才召開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然後「勝利結束」。
列寧的看法
不難看出，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從頭起就貨真價實地包含黨內民主，而且這個民主包括派別自由。因反對領袖的意見就被視為「反黨」━━這樣的惡習當時根本沒有。就算是在不那麼民主的《怎麼辦》時期，派別自由還是存在。到了可以公開活動的大革命時期就更加這樣了。
1905年他說：
「少數派現在無條件地享有由黨章保證的權利，去宣傳自己的觀點並進行意識形態鬥爭，只要這些爭議與分歧並不造成瓦解，……使我們的隊伍分裂，或者有礙於反專制與資本家的聯合鬥爭。」（註廿）
1907年他又說：
「如果不讓基本分歧完全清楚顯露，如果各種傾向不能公開鬥爭，那就不會有群眾性的黨，不會有階級的黨。」（註廿一）
但如何界定哪些分歧會使「我們的隊伍分裂」，哪些不會呢？又由誰來界定呢？斯、毛之流不是動不動就說意見紛紜會「分裂黨」嗎？列寧的一篇文章很有啟發性。1906年，社民黨中委發出一份文件，指出任何黨員都有充份自由在黨的刊物上及黨的會議上發表個人意見，但在廣泛的群眾性政治集會上不得發表反對代表大會的決定的意見。可是列寧批評中委「對批評自由的規定……太狹窄了，而對行動一致也規定得……太寬了」。他認為「在黨綱的原則範圍內，批評應當是完全自由的，不僅在黨的會議上，而是在廣大群眾性的集會上都是如此。」禁止這種批評「是不可能的」。只有是「已經確定的行動一致的號召」，才不容批評。注意，只有是在行動的當兒，才不容批評。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試想想，如果黨已經決定發動一場罷工，而少數反對行動的黨員在罷工已經開始時繼續鼓動工人反對罷工，結果會怎麼樣？不要說是黨，就算是工會也不會容許這樣做。
列寧接著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當時代表大會決定參加杜馬（類似國會，但權力小得多）選舉（列寧是反對黨參選的）。「在選舉的時候，黨員在任何地方提出任何不參加選舉的號召都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因為這會在事實上破壞選舉鼓動的成就。相反，如果選舉日期還沒有確定，在這種時候，黨員在任何地方批評參加選舉的決定都是容許的。」（註廿二）
這個例子很好地闡明了民主與集中的確切的關係。列寧當然知道，作為反對參選的人，容許較寬的批評自由會對他有利，但是，他更知道，這個批評自由還是有限度的，是到了選舉的時候就「絕對不容許的」，而這個黨紀首先適用於他。所以，他這段話在拓寬了一般的批評自由的限度的同時，也承認了黨紀對他的約束。這才是真正尊重全黨的集體原則的列寧。列寧從來沒有把自己置於全黨之上。布爾什維克在他生前從來沒有把他或任何人的著作奉為法定正統，從來沒有規定以誰的個人意見為一切決策的最後依歸，一切都是集體決定。列寧一生多次居於少數，他的文章多次被自己的黨報拒絕刊登或刪改，多次在會議上及文章上被自己的同志責罵。自然他在反駁時也會不客氣，不過，一切都最後按民主原則辦事，絕不會有誰因為反對過列寧而被懲罰。黨員最後大多追隨列寧，那只是因為他能以理服人而已。他過人之處在於能夠以大局為重，不會讓過去爭論影響眼前的合作關係。例如在五十二個公認的十月革命的領袖中，就有近半在過去曾經反對過他；1917年六大選出的21個中委中，同樣至少有九個反對過列寧，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齊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等。列寧時代的「路線鬥爭」，從來不像斯、毛時代那樣，那個最高領袖被描繪為永遠正確，而反對者則不僅一貫錯誤，而且從頭起就是「混進黨內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者」、或者是「竊取黨內領導地位的內奸、工賊」。
先鋒黨與工人階級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直到1917年4月，表面上大家都有共同的黨綱，都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那究竟前者有什麼組織特色呢？
1907年之後，革命低潮日甚一日，大批知識份子退黨；但此時，在革命形勢時大批加入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卻起著中流柢柱的作用。在組織原則上，兩派雖然沒有分別，但是實際上布爾什維克比較孟什維克嚴謹，而後者總比較散漫。那不是說前者的黨員個個都只是革命的螺絲釘，不是的。上文已經談過，布爾什維克內有派別自由，也經常出現派別鬥爭；民主程度雖然由於反動年代及隨後的世界大戰而有所降低，連代表大會也無法召開，但是總的來說已經不像1905年之前那樣以委任制為主。但布爾什維克之所以為布爾什維克，是因為黨員一般較團結，較能守紀律，較能把個人利益從屬於組織需要。尤其是那些全職人員（職業革命家），往往能為革命事業而吃盡苦頭：隨時按工作需要轉換居所、住地、「職業」；擔任最危險的工作；忍受坐牢、流放的苦痛等等。這些人真正是工人階級中最優秀、最覺悟、最有思想的份子。
典型的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幹部決不是唯唯諾諾之輩。相反，他們往往是最有思想，最有獨立精神而又最堅強的人。所以，在1914年大戰爆發前，當孟什維克的國會議員悲嘆他們正在失去對工人階級的影響的時候，沙俄的秘密警察的報告卻說：
「那些最富精力的及最大膽的份子，那些最敢於作不倦鬥爭、反抗及持續的組織工作的人，正是那些團聚在列寧周圍的人。」（註廿三）
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把這麼大量的優秀工人團結在黨內，並不是一味靠鼓吹「鐵的紀律」，而是首先它以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和路線來教育工人。只有再加上後一個條件，布爾什維克才成其為先鋒黨。1912年，正因為孟什維克在綱領上及路線上日漸機會主義（認為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而不像列寧所主張的只能由工農領導；認為在反動年月為求合法活動而不惜取消地下黨組織，不像列寧始終堅持地下組織等等），列寧終於永久地同他們決裂了。當時德國社民黨不少領袖批評列寧沒有維護黨的統一。然而，那個維護了機會主派與革命派的統一的德國社民黨，卻在最後關頭背叛了工人階級，在1914年投票支持德皇及資產階級進行帝國主義大戰；另一方面，那個為了捍衛社會主義革命立場而不惜同孟什維克決裂的布爾什維克，卻領導了十月革命，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
自然現在不少人認為那恰恰不是貢獻，而是罪孽。關於這點須另文分析。這裡只限於指出：認為先鋒黨擁有「領導」特權，即有一黨專政的權利，那是斯、毛的發明。一個自命先鋒的工人政黨如果對工人階級不是採取以理服人的態度，不尊重工人階級組織的民主制度，而是把自己的主張強加於工人階級，那根本不是先鋒黨，而是官僚黨。真正的先鋒黨意味的不是任何法定特權（甚麼領導「權」之類），而是最艱巨的義務。上文已經談過列寧是怎麼反對把工人蘇維埃變為黨的附屬物，怎樣尊重蘇維埃的獨立性。十月革命以更動人的規模及深度展示了先鋒黨與革命工人階級之間的辯證互動關係。下文為讀者扼要介紹這一段歷史，及敘述這個先鋒黨在什麼情形下終於失敗。
二月革命的考驗
1917年二月，正當世界大戰把沙俄拖進破產邊緣的時候，突然爆發了群眾革命，成功推翻沙皇。當時不論布爾什維克還是孟什維克的領袖都流亡在外，社民黨群龍無首。然而，倘若說二月革命之成就完全是工人自發的鬥爭結果，也不準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階級。可是，正如烘麵包，沒有酵母是烘不成的，雖然麵粉始終是主體。革命的工人階級也需要一個黨作酵素，才能烘成革命的麵包。雖然那時沒有黨領袖，可是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幹部就在二月革命中起著酵素作用。托洛茨基說：
「誰領導了二月革命？……主要受了列寧黨的教育的、與經過鍛鍊的工人們。
「在每一工廠，每一行會，每一連，每一茶館，在傷兵醫院，在轉送站，甚至在人口日漸減少的鄉村中，都進行革命思想之分子運動。到處都有解釋事件的人，這些人主要是工人，人們向他們聽取見聞，並盼望從他們那裡得到重要的意見。這些頭人時常只能徑自靠那由各種孔道傳到他們手裡去的革命結論來營養，從自由派報紙的字裡行間讀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底階級的本能被一種政治底標準所琢磨，即使他們並不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發揮到底，可是他們底思想卻總是不變與堅決地在同一方面上前進。經驗，批評，創意，自我犧牲這許多成分，貫通了群眾，並造成了革命運動這個自覺過程底一種內部的、為浮淺觀察所不見的、但仍具有同樣決定意義的機構。」（註廿四）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有人認為，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在八個月後奪取政權，是因為它以政變形式強加於工人階級頭上。無數文獻證明這觀點是錯的。這種觀點實際上貶低了俄國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
從二月到十月，乃是俄國工人階級最全面，最深入的動員，也是自覺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工人階級組織的蘇維埃實際上成為了第二權力中心，臨時政府如果不能取得蘇維埃合作就動彈不得。同1905年不同的是，這一次除了工兵代表會議之外，還有一個完全是工人自發的工廠委員會運動，把各工廠置於他們的監督之下，督促資本家落實八小時工作制及防止他們破壞工廠來抵制革命等等。
馬克思說過，革命是窮人的節日。這句話對那個時候的俄國工人最合適不過：
「全體的俄羅斯人民都在學著讀書，並在讀著政治、經濟、歷史，因為人民想要了解情況。還有那滔滔不絕的言詞，……每一個街頭巷尾就是一座公共講壇。在火車上，在電車上，往往臨時發生大辯論，到處都是如此。……我們訪問過里加城後面第十二軍的前線陣地。……士兵已經厭倦於絕望的戰壕泥濘生活，然而他們一看到我們即跳躍了起來。……急切地詢問道：『你們有沒有帶什麼東西來給我們讀讀？』（註廿五）
有人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寫道：
「在這場可怕的戰事之中，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大辯論的會社，變成一個大節日。」（註廿六）
同1905年一樣，蘇維埃維持其自主性，各個政黨平等競爭。二月革命時，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居於多數；他們追求同資產階級妥協，幫助他們建立臨時政府，使蘇維埃屈居副手地位。但這個政策開頭並不遭遇工人強烈反對。布爾什維克初頭也是基本上支持臨時政府，直到列寧回國，經過一番激烈的涉及全黨的論戰，才轉變為主張打倒臨時政府，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立場。但這個立場使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內居於少數，因為群眾仍未徹底了解臨時政府的本質。可是，到了六七月間，臨時政府日益暴露它根本無意滿足人民對土地、和平與麵包的渴求，工人便變得日益仇視它，同時也日益不滿孟什維克那種同臨時政府妥協的立場。在這個時候，列寧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就日漸得到民心了。在一次群眾集會有個參加了政府的社會革命黨領袖正想發言時，有個工人搖著拳頭，向他面上喊道：
「把權力拿過來吧，你這狗娘養的，既然人家已經交給了你！」（註廿七）
明白了這個背景，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布爾什維克會從七月開始在各地蘇維埃取得多數，直至在十月的全俄蘇維埃大會中，650個議席議中佔400個。布爾什維克是最激進的黨，但它同蘇維埃關係決不是指揮與服從的關係；甚至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領導」一詞要按正常的含義了解，就像贏得大選的英國保守黨對國會的領導一樣，而不是按斯大林、毛澤東那種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法定的「領導」去了解），也不是絕對的。不僅蘇維埃與工廠委員會維持獨立性，不附屬於任何政黨，而且有時走得比列寧還遠，拒絕受他的黨的領導。例如在1918年，當全俄蘇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受了布爾什維克的建議，決定同德國簽訂和約，西伯利亞的蘇維埃竟然宣佈不受這個決定約束，而且宣佈繼續同德國處於交戰狀態！
所以，沒有工人階級的自覺而強烈的支持，布爾什維克根本不可能革命成功。有人說列寧只是「充份利用宣傳機器和組織技巧」才能成功影響群眾和奪取權力（註廿八）。他們把布爾什維克與工人的關係描繪為單純一種主動與被動的關係。他們忽略了一個小小事實：從二月到十月，布爾什維克只有一所印刷廠。在十月前後，布爾什維克中委會只有6個職員，到1919年也只有15個職員；全黨的全職幹部，到1919年仍只有幾百人。1919年3月，36個省委中只有3個同中委有經常接觸。（註廿九）試問以這樣的人手及組織怎能「充份利用宣傳機器和組織技巧」？
不過，反過來，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就很難把那分散的革命工人的力量集中反映出來。現代政治本身就是政黨政治，這對於哪一個階級來說都是一樣的。資本階級的統治何嘗不需要政黨？如果一個在經濟及文化上有優越地位的階級也需要一個由本階級中最優秀的人物的集團去領導，那麼，作為一個經濟與文化上都受剝削的階級來說，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更需要一個真正代表他們的先鋒政黨。但是，這個需要並不能推論出斯大林主義那種由黨包辦一切的一黨專政的結論。十月革命的例子說明，維持工人階級組織的自主性與創造性，同先鋒黨並不矛盾，相反，是相輔相承的。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扭轉少數為多數，靠的不是什麼法定的「領導」地位，而是因為它能以理服人。工人政黨同工人階級組織之間的關係本應如此。要記得，列寧在回國後，沒有主張把權力交給布爾什維克，而是把權力交給蘇維埃，而那時蘇維埃根本不是受布爾什維克領導，而是受孟什維克領導。所以如果這個口號當時實現了，權力不是落在前者而是後者身上。列寧這個做法，實際上不過反映當時一個事實：真正具有權力法統地位的是蘇維埃，不是黨。事實上，在蘇維埃的第一個憲法上，一個字也沒有提過共產黨（到斯大林當權才廢除這個憲法，並在新憲法上明文規定「黨的領導地位」）。十月革命成功後，不僅其他政黨依舊在會議上可以攻擊列寧，而且布爾什維克也不是單獨執政，而是同左派社會革命黨聯合執政。後來之演變為布爾什維克一黨執政，並不是它有意排除左派社會革命黨，而是後者自己因為不滿前者同德國議和而自行退出政府。但即使這樣，直至1920年蘇維埃內仍有其他反對黨。所以那個時候頂多能說是一黨執政，還沒有一黨專政。
十月革命前後的列寧，也是最強烈地主張工人階級的自發與自主性。他反覆說：
「群眾中的創造性活動是新的公共生活的基本要素。……社會主義是不能以上面指令的方式達到的。它的精神本身拒斥那個機械的官僚方式。活生生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乃是群眾自己的產物。」（註卅）
「勞動者同志們！請記住現在是你們自己管理國家。如果你們自己不團結起來，不把國家的一切事務自己擔當起來，誰也幫不了你們。你們的蘇維埃從現在起就是國家政權機關，即擁有全權的決策機關。
你們要團結在你們的蘇維埃的周圍。要鞏固蘇維埃。自己動手從下面幹起，不要等待任何人。」（註卅一）
至於布爾什維克的黨內民主，此時也發揮至極致。從1917年二月到1921年，黨內經常出現派別鬥爭與激烈論戰；列寧無數次居於少數，文章多次被黨報拒登或刪節。事實上，列寧那種堅決不同臨時政府妥協的立場最初簡直無一個領袖支持；他能終於獲得多數，也是依靠以理服人及民主程序，而不是什麼法定權力。
從上述整個歷史敘述，至少可以歸納出列寧先鋒黨理論的幾個要素：
1.先鋒黨須建基於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之上，黨員必須既接受這個綱領而且願意努力付諸實踐，反對那種不注重綱領一致性、不注重黨員是否活躍的大雜燴的黨；
2.一切有關基本綱領以外的政治或組織問題的紛歧都可以存在，並且通過黨內民主程序解決。黨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須定期召開，召開前要有充份討論的時間；黨員有組織派別的權利，並且在黨員選舉代表時須按各派別比例選舉。
3.一切決議經自由討論後按多數決定；少數有權保留意見並在適當時機要求覆議，但不得阻撓已確定的行動計劃；
4.黨從工人階級組織中吸收最覺悟最堅定的份子，但堅決反對黨享有任何特權；堅持工人階級組織中各個政黨平等競爭和採取聯合陣線對抗資產階級的壓迫。
一個偉大實驗怎樣悲慘地失敗
從1918年起蘇維埃民主逐步萎謝，從1921年起連黨內民主也逐步消失，而這個過程的前半段至少是在列寧在生時就開始的。有人簡單根據這個事實就認為全部責任要由列寧及布爾什維克負起，尤其要由先鋒黨理論負責。
讓我們假定列寧及布爾什維克要負起全部責任吧。可是，即使假定這樣，頂多能推論出他們違背了原先所奉行的先鋒黨原則，把黨變成官僚的黨，而不能推論出原來的先鋒黨理論要為十月革命的開始墮落負責。全部的歷史事實都反證這個推論不正確。
其次，要從當時的具體環境去了解民主萎謝的原因。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1918年開始的內戰。俄國的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及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不甘心於失敗，向蘇維埃展開了三年血腥的內戰，造成了廣泛的破壞和經濟破產。1920年的農業總產值只及戰前一半；工業則減少了七分之六。軍事鬥爭的需要本身不能不對民主制度造成一些限制，正如英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也曾經取消大選一樣；同時，經濟破產所造成的失業、饑荒，使工人階級人數減半，政治熱情消失。蘇維埃政權一面為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而大量出版書藉，另一面卻又有許多人為了取暖而要把書燒掉。群眾之熱情參與管理國家，本來就是社會主義賴以實現的主體。現在，連那個主體本身都頻於瓦解，那就毫不奇怪，列寧曾力圖實現的那個「沒有官僚，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的蘇維埃民主，現在頓成泡影。但仗還是要打的，至少國家還是要運作的，在工人參與日減的情況下，便只有日益假手共產黨員。黨就是在那個時候日益同國家機關融合。這是十月革命墮落的起點。雖然如此，那並不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有意造成的局面，而且許多限制民主的措施都被視為臨時性措施，沒有想過要用它們來根本代替蘇維埃民主。有位史家說：
「列寧主義的原則當初並沒有設想一個不容異見的國家，不用說一個嚴格地不容異見的黨。對無產階級的一黨專政，從來不構成列寧的計劃的任何部份。那完全是一連串不曾預見的環境下的不曾預見的結果。」（註卅二）
這樣說並不表示列寧此時沒有犯過任何錯誤。有人說列寧一生中犯錯最多的就是這個時期。比方說，他對官僚化的危險發現得太遲，至少比其他同志遲。他處處防備來自白軍、資產階級、農村富農、外國干涉等等的打擊，要求以最嚴格的紀律來應付這些打擊，卻沒有及時察覺到，自己那個黨和那個蘇維埃國家，已經發生嚴重官僚化。1920年起，已經先後有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起來作出官僚化的警告。雖然他們的主張並不完全正確，可是他們的警告本身，事後看來還是對的，可是列寧並沒有充份察覺，反而只注意到他們錯誤的一面，而且認為鑑於形勢險惡，須要暫時取消黨內派別組織的自由。究竟這樣做是否真正利大於弊，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那時白軍已經在各個戰線被打敗了，事後證明那時官僚化具有更大威脅性。進一步收縮黨內民主，即使只是暫時性，也助長官僚化，同時進一步打擊那本已消沉的工人階級，即進一步挖空自己的基礎。到他也察覺到這點而且要奮起迎戰官僚化傾向時，已經太遲了，至少對他而言是太遲了，因為他不久就病倒去世。他死後，斯大林就常常拿這個有關禁止派別的決議作為完全消滅黨內民主的尚方寶劍。
自然不能把帳全都算在列寧身上，因為不僅當時大家都以為，這一次限制黨內民主，正如1905年前一樣，只是一種特殊形勢下的暫時對策，而且，1921年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列寧決議，實際只是禁止派別組織（faction），並沒有禁止思想派別（tendency），即沒有內部紀律約束的黨內派別。所以，雖然列寧在這個問題或其他問題上的錯誤會起著幫助了官僚腐化的過程，可是，整體來說，客觀原因畢竟還是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八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應當有信心在汲取過歷史教訓之後，可以做得比前人好。而其中一條守則，就是一方面要發揮思想獨立性，不能因為列寧的「權威」而盲目接受他的一切理論或解釋，另一方面，也要始終堅持工人階級立場，並用這個標準來審視包括先鋒黨理論在內的一切工人階級解放的理論，而不是採取那種表面上沒有任何階級立場、但實質已經充滿自由主義偏見的所謂「學術上的中立性」。
註釋
註一：Paul Le Blanc, '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p.5。
註二：同上，p.2。
註三：Marcel Liebmen, 'Leninism under Lenin', Merlin Press, p.41。
註四：同註一，p.61。
註五：《怎麼辦？》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29-131頁。
註六：「梅什金、羅加喬夫、熱里雅鮑夫，米哈伊洛夫、彼洛夫斯卡婭、斐格涅爾等人，從來也沒有以領袖自命，而且誰也沒有選舉過他們，沒有委任過他們，但他們確實是些領袖，因為無論在宣傳時期或與政府鬥爭時期，他們都擔負著最艱苦的工作，總是到最危險的地方去。並且他們的活動也最有成效。他們的領袖地位並不是他們自己要求來的，而是周圍同志們對於他們的智慧、毅力和忠誠表示信任的結果。害怕什麼最高機構（如果不害怕，又為什麼要寫它呢），以為它可以獨斷獨行地指揮運動，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誰會聽從它呢？」同上書，172頁。
註七：同註一，63至64頁。
註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41頁。
註九：列寧全集第二版第九卷228-229頁。
註十：同上，第十卷，157頁。
註十一：Tony Cliff, 'Lenin-Building the Party', Book marks p.87。
註十二：同註三，49頁。
註十三：'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ited by Harold Shurman, 1994, p.135。
註十四：同註九，第12卷，55頁。
註十五：《蘇共黨史》，倫納德、夏皮羅（英）著，東方出版社，北京，86-87頁。
註十六：同註九，第12卷，80頁。
註十七：同註十五，94頁。
註十八：毛澤東說：「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看吧，不僅黨內，而且是全國人民也要實行民主集中制。但他所謂民主集中制，本身究竟是什麼？究竟民主與集中的關係怎麼樣？他壓根兒沒有正面說明。他著重的倒是二者的「統一」。但是，這樣模模糊糊的把二者「統一」起來，結果就是民主成份消失了，變成了「尤其要集中」，最後變成「部份服從全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員只有服從，沒有民主權利。外國的自由主義者在這方面同毛澤東的理解完全一樣。參看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olitics, by David Robertson, 1993, p.130-131。
註十九：同註一，129頁。
註廿：同註三，52頁。
註廿一：同上，52頁。
註廿二：同註九，第13卷，129頁。
註廿三：同註一，195-6頁。
註廿四：《俄國革命史》第一冊，托洛茨基，126頁。譯文的個別地方有修訂。
註廿五：《震撼世界的十天》約翰．里德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34頁。
註廿六：同註三，202頁。
註廿七：同上，199頁。
註廿八：溫煇，《論改革必須批列寧》，見《爭鳴月刊》，1988年8月號。
註廿九：同註一，197頁；同註三，279頁。
註卅：同註三，218頁。
註卅一：同註九，第33卷，62頁。
註卅二：Moshe Lenin,'Lenin's Last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p.17請參看E.H. Carr, The Bolshevil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I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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