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統治下的地下革命黨
列寧的《怎麼辦？》一書，經常被列為主張領袖獨裁的的黨理論的主要根據。表面上這好像有點道理。《怎麼辦》一書是同經濟主義者的爭論的小冊子。當時俄國各地都有很多各自為政的社會主義小組；這些小組日後怎樣發展，成為許多社會民主黨人迫切面對的問題。經濟主義者安於這種分散現象，並且認為在沙俄專制政府下，當務之急是建立各種合法或半合法的工人群眾組織。列寧不反對這點，但認為不能代替建黨任務，而要建黨，則只能是一個秘密的、集中的、以職業革命家為主的嚴密的黨，說列寧此時已經主張領袖獨裁，當然太遠離事實。不過，他當時所設想的黨並不實行民主制則是事實。在1905年之前，社會民主黨的各地方委員會，以致下面的區小組及工廠小組，往往都是按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組織起來的；很少採用選舉制。列寧在《怎麼辦》中也一再反對實行普遍黨內民主。
不少人根據這點就攻擊列寧獨裁，尤其是那些在1903年黨代表大會同列寧分裂之後的原火星派。其實這往往只是黨派鬥爭中誇大其辭的過火行為而已。因為實際上不論是孟什維克（即少數派）還是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因列寧一派在中委選舉時取得多數），他們都同樣實行委任制，很少實行選舉制。（註三）道理很簡單：沙俄是警察國家。反對沙皇制度的人，都要冒坐牢殺頭的危險，根本不容許有合法的反對派，更不用說革命派了。所以社會民主黨只能處於地下。但就算如此，還是經常受到沙皇政治警察的破壞。在1895年至1902年之間，莫斯科的社民黨小組，因為經常受逮捕，平均只有三個月壽命。社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完不久代表即被逮捕。怎樣克服這個困境，就成為社民黨的最急切任務。在社民黨未分成兩派之前，不論是原布爾什維克還是原孟什維克的人，都反對經濟主義者那種「小手工業式」的黨組織觀念，主張建立嚴密、集中的職業革命家組織。馬爾托夫說：
「在革命操守的守則方面，組織原則及紀律的要求應當凌駕於所有個人感受。」普列漢諾夫則說：
「在專制統治的國家，社會主義小組一定要維持嚴密和秘密的組織形式」，而會員「也限於少數份子」。（註四）
所以，當讀者讀到列寧下面的說話時，又有什麼可怪呢：
「大家大概同意『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第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但是，這兩個條件都是在俄國缺如的。俄國社民黨人需要秘密工作，如此，提出什麼廣泛民主原則「又有什麼意思呢？」至於選舉，既然一般黨員都不知道革命家是什麼人，又怎能叫大家去選舉他擔任某種職務呢？所以，實行「廣泛民主原則」，只會「便於警察來破獲我們的組織。」（註五）
列寧反對「廣泛民主原則」，但也不是反對一切民主原則。那時還沒有「輿論一律」的概念。相反，列寧在1903年底寫了一封信給火星報編輯部，號召黨內爭論可以在報上公開進行。此外，就組織而言，各地委員會內部，重大決定還是由集體作出的；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編輯部是由各地所派出的代表所組成的黨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選舉產生的，不是像斯大林、毛澤東時代那樣由黨最高領袖挑選的。何況，委任制也不是絕對的。被委任的下一級組織一般雖然服從上級指示，可是，如果下級小組由於某種原因堅決反對上級的指令，他們有時也拒不執行，有時更索性宣佈獨立。而上一級是沒有任何物質手段可以強制下級屈服的。這些職業革命家既沒有多少錢，更沒有任何槍桿子；他們只能以理服人，以及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來作榜樣。（註六）
還要指出，列寧在這裡並沒有提出一套建黨的一般理論，並沒有說實行委任制是工人社會主義黨的一般原則。如果說到一般原則，列寧服膺的正正就是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原則，其中包括廣泛民主制。那個時候，同大多數俄國社民黨人一樣，列寧都是以德國社民黨為榜樣的。他根本沒有想到要建立另外一套「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列寧主義」這個詞也根本不是他用的，而是他的論敵發明，是含有貶義的。列寧只是認為，在俄國的特殊環境下，不能不在組織上作相應的改變而已。所以，毫不奇怪，一旦沙皇專制出現危機，一旦人民得到哪怕是局部的政治自由，列寧就差不多拋棄了許多在《怎麼辦》中所主張的東西。1921年，當有人提議把此書翻譯為外文的時候，列寧卻說：「那不是合適吧。至少，譯文一定要附以寫得好的評論，而且要由非常熟悉俄共歷史的俄國同志寫，以免人們錯誤應用。」（註七）後來斯大林等卻把此書捧為「英明地制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基礎。」（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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