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现实中的中国罢工策略（二）

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联合罢工，独立诉求—简谈现实中的中国罢工策略（二）

何谈

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必须要有清晰的自我阶级意识；任何以为依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孤军奋战”就能实现斗争胜利是不切实际的，必须要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必然是国际主义者。

马克思早在100多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链（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链”）日渐成熟的今天，同在“世界生产车间”中所有的工人阶级都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地同样面对资本家和资本集团的共同剥削，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紧密程度将愈加密切。

所以如何处理不同部门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国家间和不同民族间的工人阶级罢工问题也已经变成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工人阶级也必须学会如何处理这些相关问题，其中尤为复杂的是如何协调发达国家地区和其他广大欠发达国家地区工人阶级以及工人组织的问题。

这种工人阶级与工人组织的联合主要是针对工人阶级本身和其中左翼先锋工人组织的联合，但也不排除与国内外某些堕落和蜕化的右倾极其明显的“傀儡”或者保守主义工会及工会官僚的“技术性合作”和“暂时性利用”。哪怕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最温和的经济诉求和权利主张所进行的斗争，事实上也是对资本与官僚勾结的专制统治的巨大破坏与反抗，所以工人阶级及其先进部分没有理由去排斥这种努力。

而且在社会化生产大发展的今天，工人阶级的定义也已远远超出原来“产业工人”的概念。世界各国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群体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思想，是活的思想，假如今天仍然死抱“产业工人”才是“工人阶级”的想法，那么可能在某些后工业化社会中连工人阶级都很难找到；同时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阶层的力量和数量都在缩减，那些传统意义上独立运作的中产阶层，如医生、会计或者律师也正被大规模的组织起来和采用生产外包的方式社会化运作；就发达地区而言，中产阶层的在社会中的数量和比重也都在呈下降趋势。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一个IT工程师、一个银行职员或者一个教师都属于现代社会的工人阶级，而并非是什么中产阶层；他们的劳动力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他们除了出卖自己别无选择。

假如对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各阶层粗略分析，无疑中国目前人数最多、受剥削与压迫最重的是农民工阶层（“流动的新/半工人阶级”）。他们现实的经济待遇和基本权利与原城市户口的工人阶级也是有相当差距的，尤其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工阶层与其他阶层的中国工人阶级间存在什么严重的根本的利益对立关系。由此我们绝对不能说中国的银行基层职员与农民工阶层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也不能将他们的关系定义普通银行职员也在与上层资本和官僚勾结盘剥农民工“分肥”，所以银行职员与农民工之间无法进行联合斗争。这样考虑问题很容易导致分化工人阶级，瓦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

而对于与外国的工人阶级的联合也是如此；首先，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数量极其有限，在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数量不过占了15%-20%，而人口更不过10%（主要以欧美为主），其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欠发达国家和极不发达国家，中国工人阶级极为需要和那些同处亚非拉的欠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合作，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需要和身处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合作。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全球化生产链已经形成的今天，一个跨国资本公司往往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点拥有上下游原材料供应商、加工厂、市场营销网络、设计中心及物流体系，而且出于市场竞争和最大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家们通常会把生产链绷得极紧，使每个节点都处于尽可能大的负荷和紧张状态下进行运转，只要有一个节点的异常化，就会造成整条生产链的剧烈动荡；所以在这种情况，处于生产链节点不同的工人阶级间的跨地区、跨民族和跨国的合作斗争不仅是主观愿望也是某种现实的客观需要。

我们以最典型的“血汗工厂”服装和运动产品行业为例，一家跨国的服装或者运动产品企业通常会在亚洲的廉价劳动力密集地区和国家如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地的沿海或近海地区（从运输体系角度考虑）设立数个加工厂，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等相对发达且与西方沟通密切的地区和国家设立生产管理、贸易和物流中心，在欧洲，美洲和部分亚洲的相对发达城市设立设计中心和市场营销网点。

无论是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或越南某一加工厂的工人为争取他们基本权益而进行罢工，这种局部行为是很容易被资本家压制和破坏，他们可以一方面勾结当地的暴力机关和司法体系进行强行遏制；另一方面其总部可以将原加工厂的生产定单转移到其他地区的加工厂生产，其他地区的加工厂没有罢工的工人将被迫承受更多工作负担和更长工作时间，然后通过香港或新加坡的物流和贸易中心调整整体的运输和配送计划，所以这种生产节点的局部罢工对于生产链的影响有限，而资本家手里有足够的筹码可以与局部反抗工人对抗以耗磨时间与资源，再加之勾结地方官僚，罢工很容易被压制。

但假如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或者越南的工人能在同一时间点或者先后继起罢工，造成的影响与结果就会大大不同。从现代商业管理角度来说，一家企业从整体运营考虑，即使不同地区的生产企业的单位运营成本会尽可能控制在同一标准下，以便于整体的财务考量，包括对于规章制度的设立、人力资本投入、内部运作流程也是如此，所以在相类似地区的加工厂的一线工人受剥削程度也是相对接近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加工厂工人们的基本经济诉求和权利主张也会比较能取得公识。假如不同国家加工厂的工人能取得默契和合作，一旦同时进行罢工或者大部罢工，资本家的生产链就必然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因为大面积的停产造成无货可供的状况将带来不可承受的经济损失，而且由于所有加工厂的同时罢工，也使他们失去了腾挪的空间和时间，也就失去了对抗的资源；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他们尽管极不情愿也将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
　　
由此而推，假如能说服承担物流和贸易中心任务的香港和新加坡工人也参与罢工，那么意义将更重大；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可能加工部门的工人与贸易和物流中心的工人的诉求侧重点将有所不同，但就整体而言不会存在什么基本性冲突，工人完全可以通过联合罢工，独立诉求的方法来进行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只要彻底而坚决，更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作用。

譬如说，假如贸易物流中心的工人没有罢工，资本家即使面对各加工厂的大部罢工，仍然可以采用外包和临时采购的方式的从其他资本家那里购买成品临时应付市场，虽然这会造成他短期内的相当经济损失，但仍能维持其个体体系的运作，但一旦贸易和物流中心工人也罢工了，这一方案将毫无意义。反之也是如此，假如贸易物流中心的工人罢工，而各加工厂的工人没有罢工，资本家也可以采取短期外包和临时采购服务的方式将物流与市场营销维持下去，但如果两个生产链节点都罢工，那么外包和采购服务将失去意义。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用本生产链体系内部工人罢工，而只要是相关上下游行业的工人罢工或者外部服务商的工人罢工也能达到类似目的。譬如说香港或新加坡的港口工人或者汽车运输工人罢工，对于这家服装集团就会面临原料运不进，成品运不出的境地，而只要加工厂工人在这个时候再加入罢工，更会使其生产链的停顿时间成倍的增长，特别是对于一些讲究24小时连续作业的现代化企业而言。其实未必是一定运输行业的罢工，只要是这一服装集团的上游供应商企业的工人进行罢工，甚至可能仅是一家纽扣厂的工人罢工，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时机合适的一场短暂罢工可能起到的效果将会是倍增。这个前提就在于服装工厂的工人能明确和清晰了解其他行业工人罢工的计划、规模、时间和状况。

更有一种理想状况是，假如出现发达地区的设计和销售部门的罢工，然后出现物流和贸易中心的响应罢工，导致的一个结果很可能是加工厂的被动停工，（因为市场运作已经停止，且没有明确未来的生产款式情况下，服装企业根本无法继续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加工厂的工人坚持停工，不主动复工，都不必要进行主动罢工，就可以提出和实现某些自己的经济诉求和权利主张，因为资本家已经面临疲于奔命，全力应付的状态，生产链的停顿和市场供应的中断足以对其品牌、运营乃至企业生存造成致命打击。
　　
当然假如能进行生产链的上下游整体化的组织的集体总罢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甚至一个行业资本集团的打击将是更为严重和巨大的，工人阶级通过这种合作将体现出一种数倍于分散情况下的力量；在这种打击面前，甚至在这种打击可能进行的威胁面前，资本家和资本集团就将不得不考虑妥协和让步。
　　
而要实现上述的步骤的任一选项，就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乃至大洲的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而这种团结必然意味着不同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的合作与团结，也就意味着只有进行跨地区、跨国家和跨民族的工人阶级的大联合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工人阶级的现实经济利益和权利主张。
　　
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在现实阶段发达地区与国家的工人阶级具有更为完善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他们的工人先进部分及工人组织的活动范围和组织能力更大，（这不取决于少数工人骨干的个人的力量和觉悟，而是指组织架构化的可以调动资源和网络的能力）。所以发达地区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即使某一单个企业内部的工会也有义务和责任承担起这种不同地区工人阶级间的协调与组织。而且通过发达地区和国家工人组织的协调也更可能使相隔万里的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工人阶级实现联合与协调。

譬如说，国际某集团内中国生产基地的工人需要与非洲原材料基地的工人进行斗争的协调和配合，或者响应其罢工行动；限于人力、资金、地理、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等条件限制，很难进行实践操作；但假如该集团在欧洲的工会能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其先进工人的骨干成员的穿针引线和从中协调，这种联合行动并非是不可能实现的。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工人阶级和组织并不从属于发达地区的工人阶级和组织；事实上，就整体的数量和规模而言，一旦经过充分的锻炼和完善后，欠发达地区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力量与规模将远大于发达地区工人阶级的。但至少在最初阶段的而言，发达地区的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更具有协调和组织的优势。这绝对不是发达地区工人阶级对于欠发达地区工人阶级的“恩赐”；而是某种必然，是发达地区与国家的工人阶级为捍卫和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这种责任与义务也正如同在20世纪初期，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俄罗斯工人阶级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工人阶级，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在内进行解放斗争支援时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发布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也就是全球化生产链的条件下，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此外别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