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是俄文 совет 的音译，原义为“代表会议”或“会议”之意。因俄国 1905 年革命时出现的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而简称“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政权组织形式的标志。“苏维埃”来到中国，其革命象征意义远大过其原义。它在中国的传播更像是一个革命的符号，而非其本义。中国军民对其更多的是一种敬重感神圣感。由于其直接代表着广大贫苦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甚至是崇拜。然而，“苏维埃”的传播也带来了许多误解，这与当时革命教条主义有关，它让广大群众一时间难以理解与接受，进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错误解释。“苏维埃”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历程，最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作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一、“苏维埃”的提出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的，“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1］8。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指出：一大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入党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中共的一切生活，一切斗争，一切政策，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和巩固，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2］113－116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67因此，这就并不奇怪中共为什么要学习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进行“布尔塞维克化”的做法了。这同时为中共推行“苏维埃”经验提供前提。然而，国共第一次合作延缓了中共的“布尔塞维克化”进程，相反，国共合作的失败促使中共认识到建构“苏维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中共在究竟“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打算，也就是说在“苏维埃”的符号建构上一直摇摆不定。
1927 年 7 月 28 日，斯大林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就明确地提出了苏维埃问题。他说：“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 如果！ ) 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接着，他又说：“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但是，斯大林在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后，又马上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3］322－323他所要求的是苏维埃只有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才能兴盛，否则不能轻易高举苏维埃大旗。1927 年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为了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仍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起义。包惠僧在回忆南昌起义时指出：“7 月27 日夜前委与江西省党委会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仍以国民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政治面貌出现”［4］350－351。
此后，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一方面提出要宣传苏维埃，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准组织苏维埃。它说：“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但是，它立刻又指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因为“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在不断高涨之中，“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5］134正是照顾到左派国民党的情绪，使得中共没有组织苏维埃并且限制对苏维埃的宣传。
针对这样的情况，1927 年 8 月 20 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6］211－212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对此作了回答。1927 年 8 月 21 日，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关于暴动之方式上，指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在［不］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7］338从中央的八月决议案中可以看出，中央仍然坚持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并未放弃使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但此事在党内则引起了广泛争议。贺龙与李维汉谈到，“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 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 二是未没收土地”，李维汉指出应抛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时也没有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而是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他并致信党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至于南昌起义部队，在开始时虽曾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到汕头失守以后也决定取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8］176－177
1927 年 9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个决议案正式取消了组织左派国民党的计划，提出苏维埃口号的决议，但并未推广到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 当这些中心地点正［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换句话说，在小城市里的政权仍旧必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 除去对国民党的左派问题) ，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7］369－371
到了1927 年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9］261至此，经历了曲折的革命探索，中共正式举起了苏维埃大旗，确定了宣传苏维埃、组织苏维埃的政治目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 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10］24
二、“苏维埃”的发展
“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11］303特别是广州苏维埃政府建立，虽然其存在时间极其短暂，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表明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1928 年1 月3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提到了广州暴动的经过，指出：“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掉，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11］201928 年 1 月 22 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提到：“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11］86，87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总结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部署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和广州暴动的结果与经验相联络起来。党的口号应当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11］37
确立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目标后，中共开始着手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并在此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样，新一轮的“苏维埃”符号建构拉开帷幕。正如马克思所说，“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12］11。1928年 7 月 10 日，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 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 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 苏维埃) 政府。”［11］392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苏维埃”符号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苏联苏维埃建设的历史和经验而来的。苏维埃成了革命政权建设的一个引导符号。以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权系统为例，川陕苏维埃组织系统由省苏维埃( 工农兵) 代表大会、县苏维埃( 工农兵) 代表大会、区苏维埃( 工农兵) 代表大会、乡苏维埃( 工农兵) 大会以及村苏维埃( 工农兵) 大会组成。其他苏区的政权结构也大同小异。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即“苏维埃区域”。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红色战士读本》第二册中就介绍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一些情况：“江西苏区( 中央苏区) 、湘鄂赣苏区、粤赣边苏区、赣东北苏区、闽浙边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边苏区、川陕边苏区。此外，还有广西右江苏区、湘南苏区、鄂北苏区、皖南苏区、江苏南通一带的各小苏区。”［13］303
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苏维埃”符号建构发展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在瑞金举行。大会会场经过重新装修。大门的上方悬挂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在主席台上，墙壁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党旗，桌前挂着‘工农炮垒’的布质标语”，“主席台前大木柱间扎着三道彩门，悬空挂着彩球，中间彩门上嵌着金色五星，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左边和右边台柱上，一幅对联为‘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台沿挂着‘民主专政’的布质标语”，“上下厅内挂满了三角彩旗，‘拥护全苏大会’的条幅标语举目可见”［14］226－227。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同时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规定所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锤子与镰刀，架谷穗于地球下和两旁，地球之上及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写‘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国旗为红色旗上加上国徽。”［15］132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维埃”全面建构和完善的开始。
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简称“二苏大”) 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举行的一次最热烈隆重的会议，这也是“苏维埃”传播最广泛的一次，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是如何壮丽的一会场呵！四周挂满了红的、绿的绸缎的祝贺旗子，‘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只有苏维埃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政府’！ 许多旗子上面都绣着这样的口号。讲演台是一个半圆形的台子，桌子楼下都是铺着鲜红的绸子，会场是一个圆形的巍峨的建筑，四周的窗门都镶着玻璃，场中的光线匀称而充足。”［15］286在这个“苏维埃”符号的建构的场域里，各种革命符号得到展示，人们得到鼓舞。在典礼中，各种象征符号所肩负的意义，都是有关当时群体所遭遇到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被淹没在私人的难题和与切身有关的实用利益之中，因此，就需要当头棒喝的震醒人们以自我为主的关怀，以期能相信，并且支持他们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16］122此次会议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末期，“苏维埃”符号体系得到淋漓尽致的传播，反映了会议组织者以此动员全体民众，加强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政治动员意图。集体的符号性活动，以仪式来自我界定，加强了社会和政治认同以及群体团结，尤其当群体界限受到威胁、削弱或者模糊的时候，更是如此。［17］312苏维埃时期，中共运用“苏维埃”符号建构来引领中国革命发展，取得了十分辉煌的革命业绩，反映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尝试。
三、“苏维埃”的终结
“苏维埃”的终结源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毛泽东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18］158这不仅仅是中共的一种革命策略，更多的是由革命形势的变化所决定的。中共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必须这样做，否则会面临灭亡的危险。西安事变后，为了建立起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又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1937年1月3日发布的《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中就指出：“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党在统一战线区域内应该成为共同纲领最坚决的执行者，成为民族革命领导的核心。”［19］146为此，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策略作了许多调整和让步，甚至改变了中共原先所建构的“苏维埃”政权系统。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19］158。这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重大让步，中共为了民族的独立不惜把自己“屈尊”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放弃了苏维埃制度。1937年2月15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指出：“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以来我们一贯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与为着澈底执行此路线，现在又提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能够执行这样的政策。”［19］160，161之后，中共又对此作出解释。1937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中则提出：“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澈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19］203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一段论述解释得十分精彩：“放弃苏维埃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或者仅仅是一种战略措施呢？ 在延安，人们并不这样看问题，而是用一种非常理智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大变动。几乎每个延安人都接受了这场大变动。因为在他们眼中，苏维埃的取消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不过是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革命，本是要从土地革命阶段发展到反帝阶段的。”［20］193
1937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21］844－8459 月 6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标志着“苏维埃”在中国的终结。当然，虽然中共在“苏维埃”符号形式上作出了很大的变更，有的甚至类似于国民党符号体系，如革命军队、政权的组织形式等，但并未改变中共革命符号的本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自己政治生态的政治定位，通过符号形式的转换，取得了革命的主动权。正如 1948 年 1 月，毛泽东在杨家沟同陈毅多次谈话所指出的那样：“抗日时期我们竭力解决这个( 内战———引者注) 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如坚决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帜，减租减息，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各党派。”［22］274
“苏维埃”符号形式的改变只是一种革命策略，关键的是在抗日的大环境下如何建构自己的抗日符号来引领未来革命前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到：“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23］57这很好地注释了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切做法。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特色”的革命符号，同时也不失“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国际特征。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偏爱对“三民主义”中民族和民权的弘扬与肯定。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三民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24］57因而，“苏维埃”的终结标志着中共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新的开始。
四、“苏维埃”的影响
“苏维埃”引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共一个十分显眼和突出的政治符号。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25］61“‘苏维埃’这一俄文词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是在 1927 年 10 月东江起义的时候。随后，共产党的各地组织也都相继采用。起义农民们对这一词汇感到困惑不解，有人甚至把它当成某个领导人的名字( 也许是苏兆征的别名吧！ ) 。然而，这个外国的词儿引起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带来荣誉与尊重。农民们听到‘苏维埃’就像他们先辈听到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帝耶稣基督那样肃然起敬呢！ 当农民从现实生活中弄清了它的实际含义后，他们便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苏维埃运动。”［10］25－26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管苏维埃叫“埃政府”，因为当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实际上，农民的这些误解是有几分道理的，对于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埃( 我) 政府”。这也是为什么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围剿和包围中，这种政府依然能够立得住的原因之一，就当时的大多数时间而言，苏维埃的确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
然而，苏维埃第一次来到中国以来却经历了很长的一段适应过程，最终还是因为其形式不符合革命实际的需要而被抛弃。中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时产生发展的，但同时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起来的。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指出：“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 某国共产党(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 。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26］203因而，中共在建党初期许多革命符号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些普遍建立原则，其革命理论也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甚至中共的许多革命做法也直接照搬照抄于苏联的革命模式，具有苏联的革命思维。“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活动、纲领以及反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口号，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26］356，因而这也并不奇怪“苏维埃”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传播最普遍和最有革命特色的革命符号的原因所在了，人们闹不清“苏维埃”到底是什么也是情有可原的。这种从革命理论到建党原则、从革命模式到革命行为都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理论的具体做法，带来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得革命符号离开了自己的革命实际，带来了革命教条主义后果。如“苏维埃”的生搬硬套带来了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其中，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的：“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 ‘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他说： ‘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是苏兆征的儿子。从前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 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区域已经有了约三年的历史，仍不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这个政府的名称，在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为多数工人所了解……他们既不能了解这个政府的真正意义，更说不上有什么同情了。”［27］84－85这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做法，是不利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的。这与中共面临的革命环境有很大关系，主要是中共第一次面对革命道路的抉择，对于如何统治和管理一个区域一点经验都没有，只能求助于“本本”和苏联经验，意图通过“苏维埃”的使用，来统摄根据地人们的思想，达到革命的目的。
“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28］707因此，“苏维埃”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其传播方式方法，既要合理，又要与社会道义相符合； 既要看到其传播的“魔力”，又要学会抵制其传播的消极一面，从而防止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被淹没在“苏维埃”符号所建构的“虚拟世界”里。“文字的宣传，固然是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离开了实际斗争生活，绝不会有正确的宣传文字。”［29］879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 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30］135－1361949 年 3 月 13 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指出：“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30］265“苏维埃”的变更，体现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区别于国民党政权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权，也不同于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种表现，反映了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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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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