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与中国工人运动(一）

　　李丹阳 
   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走上政治舞台的，其重要发起人之一李汉俊在建党前后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关注工人问题、研究工人运动、探索工人解放的理论，并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的指导。在他短暂一生中发表的著述、译文、演讲中，专门论述或涉及劳工问题的约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充分显示他对工运的高度重视。然而，在中共党内，他却被指责为反对工人运动的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本文将介绍李汉俊投身工人运动的思想基础、他对工人解放理论的宣传、以及他对工运的指导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特征的阐述，关于工会的组织步骤和任务以及工运策略的的意见。
 
　　（一）投身工人运动意识之由来

　　1890年，李汉俊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务农兼持家务，他们时常接济乡里贫困农民并减免其子弟学费。少年时代曾随父读书、随母耕作的李汉俊耳濡目染，也对劳动人民充满崇敬与同情。1902年他到武昌读新式小学堂，接触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1904年他在其兄李书城的好友、湖北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吴禄祯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李书城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早在1903年曾撰文抨击对人民生活“祸患不相恤”、“惟一身一家是顾”的人生态度，指出“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而“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1] 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之气、以及不避艰险、勇于任事的态度和行为，深深地感染了李汉俊。
留学日本的十余年，使李汉俊的生活轨迹发生重大改变。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愈发明显。随着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于19世纪至20 世纪之交在日本开始成立。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亦成为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研究和传播的对象。就在李抵日的1904年，《共产党宣言》被译为日文发表。对于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来说，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与接受民主自由理念几乎同时。虽然李在日本的高等学校和大学专攻工科，但对社会科学有着浓厚兴趣，并十分关注现实社会，特别留意日本舆论界关于劳工运动的报道。后来他曾谈到，日本“近一二年在产业界兴旺的时候，团体忽然丛生，步骤也能一致，…… 一因世界底新潮流底影响 ，二因国内底提倡，方才发生了阶级的觉悟。”[2]除了一般的了解，他本人更结识了一些提倡废除阶级差别、承认劳工团体等从事解放运动的日本进步人物，[3]特别是新人会的发起人。新人会于1918年秋在东京帝国大学成立，被视为日本“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材培训中心”。[4]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特别主张脑力劳动者要协助体力劳动者。这使李萌发出重视劳工的最初意识。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建立了据说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同时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李汉俊因之看到，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已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5]1919年首届国际劳工大会召开，显示劳工问题在世界上受到空前重视。在国内，“劳工神圣”的口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一时。五四运动中工人举行的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社会地位的改善引起了各界的特别注意。李参与编辑的《星期评论》曾以很大篇幅讨论劳工问题。其主编戴季陶呼吁“把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改善问题拿来做一个民国九年的第一事业。”[6]

　　对李汉俊来说，劳工解放运动不仅是世界与中国的大环境和时势使然，更是中国本身社会改造的迫切需要。1918年末，李毕业归国后先居住于上海。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中外资本家的乐园，他看到了地狱般的景象：“茫漫，褐灰色破烂衣服随风飘摇着的天空里，粪溺湘杂、疮毒满身似的黑地上，杂聚着些千鹑百结、皮黄肌瘦、污垢的群众，有的在道路上行走嘈杂，有的在太阳光里脱衣坐着捕虱，有的在房内清理布片，有的在污烂的被下作无力的呻吟，这种景象，大约谁也以为是地狱的景象，决不是人间所有的。”[7]通过对贫民窟与高楼大厦的强烈对比，李看到了社会的极度不公：“劳动者是社会生活及文明之母，而由社会所受的报酬，还不及他们所应得的。社会上有一种人因他们的劳动得以住大厦、着丽服、围以娇妻美妾、食必山珍海味、坐轻车、乘肥马，为图一时快乐不惜抛掷千金。而他们反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居不能避风雨，做一天工仅能保一天的生命，一失去了劳动机会，眼睁睁就有冻死、饿死的危险。”[8]

　　在祖国亲眼目睹与资本主义工业初期发展相伴而生的工人劳动与生活的非人化及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给李汉俊以强烈刺激，也成为他投身工人解放运动的直接动力。他在许多文章里表达了对工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认识到工人“处在社会的弱者底境遇”，劳动者“也是人”，却过着“非人的生活”。[9]他批评张东荪 “不以浅薄的工人苦痛说为立脚点”来反对资本主义之说，指出：“世界底劳动运动、社会运动都是因工人底苦痛而发生的。现在从事于这种运动的人也还是因工人底苦痛、因为要减少工人底痛苦”，而不是为趋附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势。[10]他知道，在欧美、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在工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反抗工厂主的同时，一些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中上等阶层知识分子往往出于对劳工的悲惨境遇的人道主义同情和社会正义感从事劳工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创立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11]
依照政治行为动力学的解释，一个被迫将自己大部分精力集中于谋取基本生活资源的人，不可能关注超出自己小圈子之外的社会。一般说来，能够拿出足够精力来从事政治活动的，多是那些生存问题得到解决的人。[12]李汉俊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自己也不属资产阶级，但他有幸得到一般上等阶层子女才享有的留学教育的机会，使他有条件获得较好的工作。虽然他投身革命后有时缺乏固定收入，但其兄曾在南北政府中任高职，有较丰厚的薪水和较好的住房，使他有基本生活保障，得以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社会、国家的大事。

　　李汉俊最初关注劳动问题也有避免社会遭受困苦的意思，这大概多少受了孙中山的思想影响。后来他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被赋予的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角色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以前那种由感性认识所激发起来的道义感，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提升到理性的认识。这使他不仅更为重视无产阶级的作用，同时也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李在《唯物史观讲义》中引用《共产党宣言》：“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他特别指出马克思本人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写，实际上部分是其自况。
 
　　（二）了解、研究中国工人问题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对于李汉俊，了解中国工人的状况是他从事工运的前提。1920年3月14日，他任编辑的《星期评论》发表征稿启示，希望读者就工人的工银、工作时间、生活条件、生活费、就业、失业状况，以及工人与雇主、工头的关系、工人间团结等各事项投稿。[13]这实际上是一份颇为详细的调查提纲。李还曾亲自下工厂并指导青年学生到工人中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和文字资料，他了解到工人的工时和工资额：双班倒，每班为12小时；若无夜班，工时可长达17-18小时。具体到上海纺织业，1921年成年男工的日工资3-6角；女工约1-2角，童工仅几十文钱。他感叹工人们每天累死累活、不管寒暑地长时间工作，所得微薄工资往往不够养家糊口，有的日工资只能买一杯冰淇淋。他还了解到工人工资的增长大大低于物价增长的速度。针对资本家穆藕初说现在纱厂工人的工资已经比五至十年前增加了许多，他写了“工钱是这样增加吗？”指出十年来米、布、住房等基本生存所需物品的价钱、租金已上涨了近一倍，女工工资不过从每日一角七八加到两角七八，不能算是增加。[14]他指出“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低，……为世界第一”。 据他分析，这种现象与劳动力的过量供应有关。这是因为，中国许多农民、手工业者甚至原来的中产阶级因国际资本主义造成中国固有产业的瓦解而破产，约三千万人失业；又加上中国工业不发达，能在新式产业下成为雇佣劳动者的人数不超过二百万，因而“工人底预备队充满市场”。他曾举例，上海宝康纺织厂某次要招三百名工人，招工开始不到两小时就有三千应募者云集厂门前，说明就业竞争的激烈。[15]

　　李汉俊常以同情的笔调描述工人困苦悲惨的境遇：“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无论是热天、无论是冷天，天还没有亮就爬起来，上的上工场里去，到得到田里去，做的做事情去。天黑了，大家都睡了觉的时候，方才能够休息。天天顶少也要做上十五六点钟的工，睡觉顶多也不过五六个钟头。他们就是这样苦，这样做得多，他们还是住的没有得好的住，吃的没有得好的吃，穿的没有得好的穿。设若一旦害了病，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要饿起来了。弄得不好，房东还要来赶他们出去，衣服被卧也要当干净。没有小孩子的人，自己还可以做叫花子去，免得饿死冻死。如果有小孩子，喊的喊饿，叫的叫冷，哭的哭，号的号，那就只好看看他们饿死冻死了。”[16]

　　中国工人有时因无法忍受恶劣的生存状态和资本家、工头的压迫起而反抗。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工人罢工是轻举妄动、故意为难、或受了煽动。李汉俊则充分肯定工人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休息权，并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工作条件而罢工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认为抗争是“迫于不得已的行为，是政府、资本家无理压迫的结果”；工人过着非人生活，“怎能不进行抗争呢？”[17]在他看来，在中国讲劳工运动绝不是“无病呻吟”，“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面发生出来的劳动运动震动了外国，迟早也还是要来震动中国的”；“劳动者底罢工事件，既然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必然是中国社会也有了罢工事件发生的条件。”[18]
然而李清醒地看到，由于资方的强硬措施和工人自身的缺陷，罢工运动往往失败或成果有限。1919年10月26日，他在“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里对罢工中的现象和问题作了较系统的总结：1、资本家根本不承认工人对业主有团体交涉的权利，不尊重工人结社的意思和行为，于是对工人团体极力压制，开除工人团体的代表，并通牒同业的业主一致不再雇佣做过代表的工人。2、许多工人不晓得尊重自己的团体权，不懂对业主的团体交涉是应有的权利，所以有时不能一致拥护自己的代表以抵抗业主同盟的压制。3、同盟罢工的要求仅为增长工资，而没有觉悟到应当就缩短工时、改善一般待遇及设备和争取工人团体的权利提出要求。他认为，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除了由于工业不发达，无工做的和工人间竞争激烈，使业主得以自由操纵而外，还因为工人知识有限，缺乏人格的觉悟和团体的觉悟。[19]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工人的觉悟有了提高，渐渐在斗争中增强了团结。李汉俊以前对中国工人缺点的某些看法也随之改变，并极力驳斥那种工人是无钱、无知识的下等人，没有团结性，必定做不出什么事来的成见。1921年3月5日，他在“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中，以不久前发生的唐山矿工、香港机器工人、上海法租界电车员工的罢工及上海米荒时期各业工人罢工为例，称赞过去被轻视的中国工人“居然一致团结起来了，人到了饥寒交迫的时候总要做出努力争生存的事业来”，充分肯定工人觉悟的提高和团结性的增强。

　　当时有些共产主义者把没有财产的各种劳动者都归于“无产”阶级，如说中国的劳动者“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甚至说“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主张“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20]而李汉俊则能清楚区分工业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者，曾以汉口水厂工人和武昌的挑水夫为例，说明二者之间的不同，阐述了工业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团结性、革命彻底性的优点。[21]
 
　　（三）探寻、宣传无产阶级解放之道
 
　　李汉俊没有停留在对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的一般了解和分析上，而是深入探讨工人阶级受苦的根源，寻求根本解救之道。1919年夏，他便思考：面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中国要有新的目标和思想来指导以平民和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运动。[22]他很早翻译的一篇文章是日本社会主义者佐野学的“劳动者运动之指导伦理”。[23]该文介绍了平等的伦理、崇拜劳动的伦理、社会连带的伦理、暴力的伦理，反对富有财产穷奢极欲的少数与贫困大众对立的社会组织，主张建立完全消灭劳力榨取制度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形成相伴而生以图解决劳工问题的一类思想。对于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李均曾介绍，并总结出社会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基本原理为：“在一般社会上取平等主义，在产业上使产业机关为社会共有，使分配平等。”通过比较，他认识到近世社会主义“以马克斯派底社会主义为中枢”。[24]

　　李汉俊于1919年8月17日在“怎么样进化？”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生产工具的改变导致生产力进步的人类进化大致过程。他指出，近代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在大工厂做工的工人“变成了和机器相等的器具”，那些失去个人生产工具的劳动者也陷入了悲惨和不安。这种畸形的发展甚至引起了经济恐慌、世界大战。对于弱小国家的国民来说，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生产机关被占据，市场的经济权被垄断，政治上的地位被削去。这一切都源于资本家掌握了大机器的所有权。然而他坚信，科学的进步不应该是害人的，人类进化的方向是让人人享受幸福和安乐，问题是“怎么才可以把机器的所有权，普及于一般运用机器的人？”[25]这里表达的对资本主义发展违反人性的强烈质疑，以及稍后发表的文章强调要摆脱旧制度、法律、道德的桎梏，回归“人类的本性、自然性”，[26]与马克思青年时代强调的人本思想、异化观似乎不谋而合。

　　1920年起，李汉俊着手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面的著作，包括《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价值、价格与利润》、《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序言。他翻译这些著作的目的在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理论武器。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多个译者注里，李反复强调工人的觉悟和团结，号召“劳动者成一个阶级来奋斗”。为使马克思经济学说易于被大众理解，他在“强盗阶级的成立”一文中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讲解了商品、货币、价值等概念，说明资本家如何通过占有特殊的商品 — 劳动力，来剥夺“作工时间内所造的价值、超过所得的工银底价值”，即剩余价值。揭露资本家就是“以国家、法律、道德为堡垒、以知识为武器、以金钱为弹丸、在青天白日之下、万目环视之中、掠夺平民血汗”的“强盗阶级”。[27] 他特别希望劳动者能了解受剥削的原因。在“金钱与劳动”中，他应用劳动价值理论，以处于自然状态的树木，由劳动者施加了砍伐、搬运、锯板、做桌椅、造房等劳动，变成值钱的东西来举例，说明钱“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东西。他的尊贵用处，完全是劳力生出来的。”他指出“一天做到黑的工人和农夫反没有钱用”的原因是“做东家、有钱的人，把我们劳力做出来的钱拿去了，来压制我们的缘故。”[28]
李汉俊重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看到，中国工人受剥削阶级灌输的“从顺之德”影响，往往逆来顺受；再加上就业竞争，有时甚至互相排挤敌视乃至巴结资本家。他希望工人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疾呼“应当大大地灌输资本家阶级是掠夺阶级或强盗阶级的观念，使社会一班都明了资本家阶级的横暴，劳动者阶级底不合理的痛苦”；并指出，工人“相互间的同情心、互助观念、团结、组织，一定是要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晓得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他们底利害是一致的；…… 一定是要以资本家为敌标，互相援助，才可以得到，才能发生、才能成立的。”在他看来，随着大工业带来工人的集中，工人的境遇、利害渐趋一致，在斗争中容易团结并生出阶级觉悟。[29]

　　李汉俊反对阶级调和，他在“调和者与神经病”一文中讽刺抱定“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并非劳动运动的唯一手段”的美国劳工联盟主席龚伯斯，说他试图调和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准备在华盛顿召开的“劳资协议会”上通过国际劳动者保护条例。结果既碰到顽固党和资本家的抵制，又适逢I.W.W.运动，两面夹攻下，竟得了精神病。[30] 另外李对某些人提倡的据说可让资本家、劳动者、消费者三方均得利益，并能免除阶级战争的所谓“三益主义”也不以为然，说“互助上面可以加上阶级两个字，天下有这样好的互助方法，恐怕太阳要从西方出来呢？”[31]1920年初，浦东日华纱厂女工代表遭资方日本人殴打，三千多男女工人同盟罢工受到中国警察镇压，而沪上言论界、商人、学生竟不闻不问。李就此评论说，许多爱国者的爱国观念是以阶级为前提的，提醒工人“爱国啊！！爱阶级啊！！这是绅士阶级教你们的。”[32]他认为在提倡爱国意识的同时不应该忽视阶级间的分野和冲突。

　　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李汉俊曾介绍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如1831年的里昂工人暴动、1848年的二月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英国的宪章运动等。[33] 他曾翻译俄裔社会主义者李泽洛维奇写的“五一”，里面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指出当前世界仍处于弱肉强食的病态，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改变这个状态。在“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的长文中，李叙述了从第一到第三国际的世界劳工运动历史。他还曾打算编辑一部《社会主义运动史》，[34]此计划虽未实现，但他所写的一些文章曾大量引述其他劳工运动史的著作，说明他已经搜集了有关资料。

　　为开阔工人眼界，李汉俊还专门介绍了当时欧、美、日、俄等国的劳工组织及其运动，包括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法国劳动总联合会和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他特别赞赏英国工人在罢工中展示的坚强团结和工会组织在政治上、社会上的有力地位。[35]他希望中国工人学习和吸收国外工会组织和工运斗争的经验，也能像外国工人那样，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形成有力团体，与资方平等谈判，缔结对等契约，实行自我管理。
 
　　(四)、中共创建时期的工运指导者
 
　　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李汉俊致力于工人解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他来说，投身工运与建党几乎是同步的。1920年《星期评论》新年号赫然出现“希望我们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来，迎着红灼灼的太阳光，高呼无产阶级万岁！”的字样。这一时期，以李汉俊为“思想领导中心”的《星期评论》社与上海工界关系密切，曾在工人中筹办工人夜校、工人合作社，并为声援上海染织厂工人罢工，用汽车沿途散发七千多份传单。[36]约在此时，在沪的苏俄代理人与迁至李汉俊家的《星期评论》社建立了联系。1920年2月，阿格廖夫、李泽洛维奇与李汉俊及其他中韩人士商议创办《劳动者》杂志，并拟组织团体。[37]同月，陈独秀在李大钊和在津苏俄代理人帮助下来沪，打算“利用上海为劳工运动的基地和他工作的中心”，并很快与《星期评论》社同人形成“中国共产党的胚胎。”[38]随后他们积极接触中华工业协会等工界团体。4月2日，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39]这是即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人物在劳工组织的活动中首次公开亮相。

　　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发起于上海，李汉俊作为书记处属下“革命局”[40]成员和中共发起组重要成员，草拟了第一个党纲，其主要内容据说是“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其后，他一度主持党的工运工作，派李中到杨树浦组织机器工会，派李启汉到小沙渡组织纺织工会。[41] 是年秋，他与陈独秀等参加了机器工会的发起会，成为名誉会员。12月，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印刷工会和在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基础上组织的沪西纺织工会先后建立，并成立上海工人游艺会。

　　1921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李汉俊任代理书记时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实际上是上海“革命局”计划成立的“工会中央局”[42]，且很可能是在月前成立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赤色职工国际前身）远东局派到上海的代表帮助下成立的。该局任务便是建立“远东共和国疆界以外的工会中心机构和地方机构”，需“选择在该地有声望的，并在职工运动中受到较好训练的工作干部，以便委托他们组织地方宣传委员会。”[43] 是年5月13日在赤塔华工会召开的一次报告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中国部变更事宜的会上，李汉俊被推举为临时主席。[44]

　　李汉俊是中共创办的首个劳工杂志《劳动界》的主编，在“《劳动界》告白”中，他和陈独秀申明要把该刊办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45]1920年8月15日，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所以印这个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上海这个全国商业中心有众多店员，为筹办面向店员的刊物，李与陈独秀、俞秀松曾请工商友谊会的人面商创办《店员周刊》事宜，[46]并最终于10月创办《上海伙友》杂志。利用这些及其他刊物，李不仅直接向劳工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对劳工运动进行了具体指导。

　　1920年春夏间上海发生米荒，米价腾涨，靠工薪生活的工人买不起米，难以维持生存，工潮迭起。李汉俊知道米的贵贱对低薪的工人生死攸关，及时发表“工人如何对付米贵？”说：“米是我们活命的根源，那些有钱的老爷们，就是米再贵一点或者也是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我们一天只拿得几角钱来活命的工人，米的贵贱就是有生死的关系了。对于这米贵如何处置，却是我们很重大的问题。”他认为米贵的原因是米价的还原，即农夫因多年物价上涨而不得不提高米价。但十年来物价上涨了数倍，而工人工资只增加了30-40%，使工人无法活命。因此他要工人勿受临时加薪、平粜等方法欺骗，“非要东家增加我们的工钱不可”。[47]

　　次年3月，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员工因加薪和改善待遇的要求遭公司拒绝愤然罢工。他们态度坚决，毫不妥协，终于迫使公司无条件答应了要求。就这次罢工，李汉俊在《觉悟》写了“要挟”、“没有劳动者的中国”、“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他认为罢工者提出的补发欠薪、增加工资、公司支付员工医药费、改订罚款章程等要求完全合理，且这类条件是西方国家工人已经争得了的，绝非“要挟”；他赞扬工人在罢工期间，一个落伍的也没有，一点骚动也没有，表现出“齐心的团结力”和“稳静的态度”，因而取得了胜利。

　　对商业公司的雇佣劳动者，李汉俊也十分关心，曾发表“商店伙友应有的觉悟”，希望店员们注意提高在人格上、待遇上和团体上的觉悟，[48]并支持他们的斗争。1921年初夏，永安公司非股东店员因未得红利刊发启事寻求社会支持。李读到后立即写文章声援。他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说指出：“剩余劳动而投到再生产用的，就是资本。照这样说来，资本也是劳动的结果了。”因此，不事劳动的资本家没有理由私有一切生产事业，垄断和独占一切作为剩余劳动结果的利润。他除了主张劳动者应享有劳动产权和剩余索取权，阐明劳动者要求分红的合理性，还鼓励劳动者运用“天下无敌的团结的武器”，依靠自己力量来迫使资本家承认分红的要求。不久，公司处罚了领头刊登启事者，又开除了几名罢吃公司饭以示抗议的员工，这导致许多店员对资本家的势力“望而生惧”，以至“一声不响”了。这时，一位店员又函请汉俊“指教”如何对付资本家的势力。李很快回信，对资本家的横暴表示愤怒，对遭遇不幸的伙友表示同情；指出这次斗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劳动者还没有了解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没有晓得使用自己强大势力的缘故”。他力图阐明，劳动者最有直接对付资本家的实力，“只有你们联合起来了，才能救济世界底一切人类。”末尾他祝劳动者早日“健全”。[49]此公开信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包括工人、店员在内的雇佣劳动者的期望。

　　上述一些文章显示，李汉俊总是站在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立场上，热心替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既支持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开展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又鼓励他们团结一致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并获得最终解放而奋斗。

　　1921年4月17日，中共上海党组织由李启汉出面邀中华工业协会、上海机器工会、上海电器工会、工商友谊会等开会成立了“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号召全市工人五一节那天停工参加纪念大会。以后“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在渔阳里6号数次开会讨论纪念五一活动事宜。在上海工部局警方明确报告有李汉俊参加的20日会议上，筹备委员会成立了负责组织、社会、学界、工界、商界、报界、 讲演、财务工作的各分委员会，随后向上海一些工厂、学校、商会、报社发出了在公共体育场开大会纪念五一节的通函。这样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计划使上海官方及租界当局深感忧惧。29日，法租界巡捕房派人搜查渔阳里6号，并收缴了宣传品。尽管五一纪念活动遭到阻挠，并且五月一日那天上海的中国当局和租界都增派兵力、警力，加强了警戒，李启汉和工商友谊会的童理璋等20余人仍然手举旗帜自沪西向闸北行进，沿途散发传单。[50]

　　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共初期组织指导下的工运取得了一定成绩。《共产党》月刊第6号刊登的“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写道：上海劳动界的阶级觉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听见。“最近两三月间，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都是很好的现象。”[51] 1921年6月，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特别提到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并指出，自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建立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罢工都是由我们党员同志组织或领导的。”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上述报道和报告多少反映了中共刚问世便努力指导工运并取得若干成果的事实，同时也是对中共初期工运领导人李汉俊工作的肯定。

　　1921年盛夏，李汉俊与李达等负责筹备的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上曾专门讨论工运工作并通过有关决议。李在大会发言中表达了关于工运策略的意见，提出“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并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把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52]这些政略及其他一些意见未被与会者接受，李还因此受到了批评。在一大选举中，他没有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

　　尽管如此，李汉俊仍一如既往关注工运工作。他介绍湖北青年董锄平入党后，要他从事工运工作，参加编辑劳动组合书记部办的《劳动周刊》。[53]他特别关心党内为数不多的工人党员，曾嘱咐入党不久的印刷工人徐梅坤“多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并在工人中多去宣传”。[54]大约在1921年秋冬之际，他赴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就开展工会工作进行商谈。[55]以后他也一直同许多从事工运的党内同志保持密切关系，并协助指导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