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开创湖北工会运动
1922年初，李汉俊离沪来到华中重镇武汉。在这个“九省通衢”之地，清末张之洞督鄂时便建立了工业基础。因其工商业发达，武汉曾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武汉的工人数量虽然少于上海、广州，但重工业工人比例却较高。[56]
未到武汉定居时，李曾于1920年底回乡时给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讲过国外工人组织和工运情形。他在上海闻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因反对车行加租而罢工并取得胜利后，于1922年1月3日发表 “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底教训”，赞扬在生产事业上本不占重要地位的人力车夫通过罢工觉悟了“他们底实力比他们向来所不敢比拟的一切绅士老爷底实力还要大。”文中还谈到在此前后发生的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说数千男女工人因为厂方对工人采取扣工钱、搜身、罚站等侮辱性措施 “一致团结起来罢了工”，迫使资方答应了工人代表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就这些罢工事件，他指出：劳动者“只要能够觉悟自己底实在的能力，就会去设法表现出来”。他还写到，欧洲工人一般先因生活所迫而罢工以求增加工资，胜利之后往往进而提出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厂卫生、设备等要求，“渐而至于主张自己在生产关系上的权力，终于要求生产关系的支配权了。……又要进而要求政治上的支配权”。至于工人团体，一般先是组织职业工会，随阶级觉悟的提高，渐而组织产业工会，并进一步组织一地、一国工人的联合会，最后形成联合世界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57]他希望湖北乃至全中国的工会运动照此发展规律和方向不断前进。
李汉俊并不限于用文字来指导工运，还身体力行以极大热忱协助开创了湖北的现代工会运动。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已设立了武汉分部，亟谋把铁路工人组织起来。1922年初，李汉俊与包惠僧、陈潭秋等共产党人与杨德甫、张逵光、林祥谦等工人面商在京汉铁路江岸段筹建工人组织事宜，其间，他介绍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励和指导，工人们终于同意组织起来，不久正式成立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成立大会上，李以工程师身份演讲“日本劳动组合的情况与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58]他还通过好友、共产党员李书渠多次对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工人俱乐部带有娱乐、互助性质，容易吸引工人参加和取得资方承认。共产党人在湖北组织的许多工人俱乐部其实是工会的预备组织，如当时英国情报指出的“实际上是在俱乐部伪装下的工会。”[59]
俱乐部成立后，次一步的工作便是组织工会。李汉俊对工会工作提出了不少指导性意见和具体建议。据夏之栩回忆，李汉俊“对工运工作很热心”，“在武汉参加了组织工会的工作”。[60]李书渠后来写道：李汉俊“对武汉工运很感兴趣，参加过粤汉铁路、京汉铁路、汉阳铁厂、汉口英美烟厂等处工会的活动”；他主张工会“先搞几次经济斗争，从斗争中提高工人的觉悟，进而搞政治斗争”；还建议“工会会员应以普通工人及小工为基础，团结待遇较高的机器工人，不要职员参加，有好的也只能作名誉会员。”这个关于会员成份的建议是他吸取了上海招牌工会的教训而提出的。他还告诫，对工会经费的管理“要特别注意节约，手续清楚。”李书渠起草的徐家棚工会章程及经费管理规则吸收了上述意见，后来得到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认可。[61]在组织工会的工作中，李同一些工人领袖和工运负责人建立了密切关系。1922年春，项德隆（项英）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就在李汉俊家。[62]同年，李汉俊介绍施洋、杨德甫、陈天等工运领导人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63]据1923年初暂住李家的刘弄潮观察，武汉各工团的负责人常来找李汉俊，李书渠、李启汉、施洋等搞工运的同志更是李家常客。[64]李同工人领袖林祥谦也非常熟悉，曾在一起“亲密交谈”。[65]
在李汉俊参与指导下，湖北省的工人团体由俱乐部而工会，先小联合再大联合，一步步打下坚实的基础。1922年9月底，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更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教育主任委员。该会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期间成功建立的首个地方总工会，拥有30多个团体，近6万名会员。[66]双十节正式成立那天，所属各俱乐部和工会代表的队伍由铜管乐队作前导，工人们手举“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等标语、旗帜，浩浩荡荡地在汉口的大街游行，[67]充分展示了工人组织的力量。湖北工团联合会还与外省工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稍后成立的若干省级工团联合会的榜样，譬如，其章程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仿效。[68]不久，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会 — 汉冶萍总工会在汉阳成立。
1922年12月17日发表于《工人周刊》的“武汉工团风起云涌”写道：“前几年的湖北，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工团，除商会、农会外，也没听见什么工会的组织。现在却是不然，大小工人团体，已经有了好几处，而一般工人，还在风起云涌的组织。…… 这总要算是湖北工界中的进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里指出：“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69]这一时期，湖北工运迅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许多罢工的起因或条件之一是要求资方允许成立或恢复工人团体。[70] 1922年秋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赞扬了以汉口为中心的工运，甚至建议把党的机关报《向导》迁至“工人的中心 — 汉口”出版。[71]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也打算在汉口召开。[72]
看到工人有了团体权的觉悟并形成强大的工会，李汉俊十分欣慰，曾对人说：“武汉的工会组织踏实”，“武汉工运比上海要扎实些”。[73]后来他以亲身经历总结了湖北工会组织的经验，指出，工人们素有团体生活的习惯，所以若一工厂、一产业、或同一职业中组成工会，那么其工厂、产业或职业所属的工人（包括见习工）大概都会加入。而且以职业组织出现的工会很快会演变为产业工会（如汉冶萍总工会）；属于一产业系统的工人在某地组成工会后，会迅速扩展到全产业（如京汉铁路总工会）；一地若出现几个工会，便会迅速发展成地方联合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就是各工会在罢工斗争中互相声援中“自然产生的”。他自豪地说：“以上的工会都是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形成的。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还没有过工会组织如此迅速地发展壮大的先例。”[74]
（六）、“二七”工潮前后
京汉铁路总工会是那时在中国诞生的重要产业工会，李汉浚参与了该工会的筹备，协助拟定了组织大纲、章程草案、办事细则。该章程规定总工会宗旨为：“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除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75]这些宗旨正是李反复宣传过的。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李汉俊亲率四名学生赴郑州参加，同大家一起冲破军警的封锁进入会场，一起欢庆总工会成立，并发表演说。[76]由于吴佩孚指使手下阻挠总工会的成立并破坏总工会总部，当晚总工会党团召集紧急会议，议决总罢工。李参加了此会，他虽然赞同罢工，但认为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提出十几项条件是希图“毕其功于一役”，难以实现。他与另外少数同志主张少提条件，主要应要求吴佩孚派人送还总工会东西。据李后来解释，“因为罢工是要求吴佩孚承认总工会，这一条就是承认总工会，也包含了道歉，其他条件留待以后再说。”[77]京汉铁路罢工期间当过交通的王慧闻也听说李在郑州讨论罢工时，“同党的一些领导人意见不同。当时的领导人似乎是要提出反对某个河南督军的口号，李汉俊不同意提，说不要树敌过多。”[78]
尽管自己的策略建议未被采纳，李汉俊回汉后仍尽力从事大罢工的准备、发动工作，曾去汉口刘家庙铁工宿舍林详谦家参加罢工动员会。[79]2月4日大罢工开始，京汉路全线停车、停工。随后，李又动员、组织各界声援。他还与董必武及从北京来的李大钊、李书城等在家中聚会，招待辛亥革命元老、社会名流，座谈声援京汉铁路罢工。[80] 2月7日，军阀当局开始对大罢工进行大规模武力镇压，林祥谦、施洋和许多工人惨遭杀害。事件发生后，李汉俊曾同李大钊讨论并分析事件经过和严峻局势，并作为湖北工团联合会教育口方面负责人组织学界的声援并接待北京学联来汉代表。[81]由于他在总工会的成立以及大罢工中“幕后多所策划”，[82]不久也遭地方当局下令拘捕。在一个深夜，他在某位工友的催促下离家躲避，然后秘密乘火车赴北京。[83]
“二七”惨案后，各地工潮遭镇压，许多工会被封闭，全国工运进入低潮。一些工人对工会失去信心，中共党内也有不少人“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84]总书记陈独秀公开申明中国工人落后、幼稚、缺乏觉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运动“多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85]个别党的负责人甚至因对工人组织非常失望拿不出任何办法而认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86]李汉俊虽然也了解中国工人的缺点，如地域观念重、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等，但他相信工人随阶级觉悟的提高能逐步克服缺点，并可以在实际工作中采取措施来减少不利因素，如选举工会干部时尽可能吸纳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工会领导机关由知识分子与工人联合组成等。[87]这一年，李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对工运工作的看法，以及与中央不同的意见。[88]
李汉俊对罢工的若干失误和工人的牺牲深感痛心，同时他又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途充满信心。在惨案一周年，他撰文“纪念‘二七’的意义”，写道：一个时代的革命有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和中坚，欧洲自从19世纪30-40年代兴起工人运动，其革命中坚是无产阶级，中国自五四运动后也步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指出，京汉铁路工人被杀戮的一日“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头一次在无产阶级的意义上流血的一日”；“革命总是免不了牺牲的，时代的使命者都是渡过血的河，达到彼岸的”。文章末尾，他引用马克思纪念巴黎公社的话“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哪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作为“二七”烈士的纪念词。[89]这充分表明李汉俊没有因工运的挫折而沮丧，仍然看重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力量。
（七）、以合法斗争争取工人权利
作为二七工潮的亲历者，李汉俊到北京后一刻没有忘记为那些死伤的工友奔走呼号。他参与了为抚恤救济二七受难者及家属向社会各界募集救济款活动。在北京募集到的一千元捐款中，李一人就捐献了50元。[90]1923年春起，《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出现了一系列“汉”、“钧”撰写的同“二七”惨案有关的文章，如“到了今日我们对于打倒军阀还可以没有一种普遍的表示么”、“我们对追悼‘二七’四十位死者的意义”、“施洋、林祥谦惨死事略”、“‘二七’惨事伤亡表”，这些文章有可能是与北京学生联合会有密切关系、并被编入北京党组织的李汉俊所写，以期借助舆论工具让更多的人了解惨案真相，引起他们对牺牲者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义愤。
此外，李在京积极联络湖北籍国会议员胡鄂公等在国会提出弹劾吴佩孚、萧耀南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案，并介绍铁路工人代表到国会请愿。[91]于2月11日国会召开的特别会议通过建议案：“（1）政府应根据约法承认工会。（2）释放此次工潮之被捕者。（3）抚恤此次工潮之伤亡者。（4）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并向政府交涉。[92]李还大力推动和协助胡鄂公等在国会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希望通过立法，使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使工会取得合法地位。[93]在全国各界和国会的压力下，黎元洪总统颁令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工厂法”和“工人协会法”。
4月18日内阁向国会提交了“工人协会法”草案。对该法，李逐项研究、分析，并尖锐批评了一些条款。他指出，法案某些条文给予了工人结社权，但另一些条文却规定工人协会的决议和行动如有妨害公安、危及公众生活、妨碍交通、淆乱政体、妨害国家和社会等违法事项，官署得命其撤销解散，这等于是禁止了该法的使用权。同时，由于未撤销和修改那些禁止或阻碍工人用工会抵御雇主以自卫的暂行刑律的条文以及治安警察法和预戒法，工会存在与否便“只在官署的意志”，军阀随时可用妨害公安等罪名解散工会。他建议，政府“应该像各国的法律，预先声明了某某行为不为罪之后，然后再把所要处罚的事项和刑罚定得明明白白，使官署没有曲解的余地”。针对要求成立工会及一切现有工会须发起人具名呈请、经官署核准，否则处发起人罚款、工会解散的条款，他认为这使工会的成立“完全操之于官署的手里”，因为官署一般不会批准工会成立，工人也因惧怕官署追究、迫害，一般不敢具名呈请。“这样一来，不但以后不能有工会成立，恐怕以前已经成立了的工人团体都要因核不准而要被解散了。”他指出，本来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而具“冠冕堂皇条文的”工人协会法“好像是保护工人、保护工会的”，但实际上却给了官方解散原有工会和禁止成立新工会的自由，等于“左手给人一碗饭，右手把人打死了一样”。[94]
由于从事合法斗争和以前的见解，李汉俊被视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其实，1922年劳动组合书记部便提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并发动各工界团体向国会请愿，李的做法并未违反中共有关方针政策。平心而论，他参与的这场合法斗争在传达工人吁求、争取工人权益上取得了一定成功，至少迫使政府在表面上承认了工人的结社集会权。合法斗争也包含对政府法案的公开批评，李的文章就有力揭露了政府“假承认工会之美名，而行禁止之实”的行径，表明他对当局并未心存希望。他支持在议会内进行劳工立法以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恩格斯曾指出：“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 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他晚年对欧洲工人政党代表参加议会并在议会上发挥作用予以充分肯定。[95]李看到合法斗争的作用，但也深知其局限性。他曾在“一大”表示：在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必须向人民指出，希望在旧制度的范围内建立新社会是无益的。即使试作一下也是无益的。……否则，他们会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取彻底的手段。”[96]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在一些情况下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也需要采用暴力手段。[97]可见他并不固守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
（八）、鼓励知识分子投身工人运动
李汉俊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只图一己安闲舒适而无视人民的痛苦，要以同情、互助和牺牲精神尽力贡献自己的能力于社会改造事业。[98]1919年10月他便呼吁脑力劳动者认识自己的地位和长远利益与体力劳动者一致，“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99]他说的知识开发有两层意思：一是提高劳工文化水平；二是用革命理论提高其觉悟。他回顾，在五四运动后期，一些青年学生“就像清末秀才为参加革命而加入军队一样，为了接近工人而弃学进入工厂…… 接近工人并成为他们的朋友，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组织。”[100]这里谈的当是上海的情况，1920年戴季陶、李汉俊等曾支持、鼓励俞秀松等青年入厂当工人。那时《星期评论》社成为工人们经常来往谈心之处。1921年新年，李主持的《劳动界》编辑部邀请自创刊以来结交的工人朋友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道举行联谊会。
到武汉后，李汉俊利用大学教授的身份促进学生与工人结合。1922年5月1日，他应武汉学联之邀在汉口举行的国际劳动节纪念会上演讲劳工运动史，鼓励青年学生投身无产阶级运动。在课堂上和校内外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妇女读书会上，他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要联系工运实际。1922年他与陈潭秋等引导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潮中表现突出的几位女学生深入工厂，特别是纱厂、烟厂等女工多的工厂，向工人们“宣传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工人生活贫困的根源，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101] 1923年初，他对武昌高师社会系学生说：“我们讲社会问题，光讲了些理论知识，若不与实际相结合，体会是不会深刻的。”望学生借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之机了解工人运动，随后他亲率学生前往参加。[102]在指导武昌高等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李要求研究社成员分组定期下厂调查工人情况。[103]他曾指着自家书柜向共青团员刘弄潮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光从这些经典著作里去寻求，主要是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使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勉励他多和工人接触，参加实际斗争。[104]
1927年李汉俊担任湖北省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长和武昌中山大学负责人。他在领导全省教育期间仍非常关心工农运动。他出席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工农占人数的大多数，故必农工解放，才可谓社会解放。农工是世界解放的钥匙”。[105]他重视工农运动干部的培训，曾到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等课。他勉励知识分子“要站在农人和工人方面”，“要跟着民众而变成被压迫阶级的工具”。[106] 教育厅制定的学校训育标准注重“革命化、平民化”；青年部曾训令学生利用暑假之机“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军队去”。[107] “七、一五”武汉国民政府清共后，李遵照共产党人的指示留在武汉，曾指导青年部同工人部联手发动中山大学和武昌学联学生到英美烟草公司工厂、震寰纱厂等处开展罢工除工贼运动。[108]
李清楚知识分子同工人结合的互益性：“工人传给学生以精神，学生教给工人以知识。”他认为，中国工人在五四运动及以后的斗争中显示的不妥协的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意识使学生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才可以创造新中国而且是能够担负国家未来的唯一的力量”，从而启发学生研究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思想教给工人。这样，中国工人的运动便立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工人和学生一同成为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109]他重视知识分子在工运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对工人的启发、教育方面。但对此种作用并不夸大，因他深知工人可以通过参加实际斗争自然发生阶级觉悟，指出：“劳动者对于自己这实力，由知识阶级底说明固然也能发生觉悟，但远不如他们自己由实际运动中体会得来的确切深刻而且迅速。……知识阶级说明的效果，多不过是就劳动者将要体会的事实助其早点理会罢了。”[110]
据李观察，中国工人继承了从前为反抗国家压迫而组成的秘密结社的若干传统，养成了团体生活习惯，容易组织工会并有自治能力。虽然有待知识分子的指导才能充分发挥和利用这种精神和能力，并使工会组织完备，但他注意到，由于不少工人从心底对知识阶级不信任，知识分子作为工会干部直接领导的工会一般成绩都不好，会员愈益减少；而与工人共同组成劳动组合书记部去进行间接指导，就有较好效果。[111]他坚信，真正可以使用“强大的势力”“由正面与资本家宣战，以制资本家死命的，还是在劳动者。”[112]他认为，知识分子只能间接推动、从旁协助而不是包办代替工会工作，更不应由那些领取津贴的人脱离工人群众需要、不顾情势和条件、不体恤工人困难，站在工人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他谨记：“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113]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李汉俊时刻秉持自己的良知，不忘肩负的社会责任。他接受国外教育多年，归国后本来完全可以安然当他的工程师或教授，然而他却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不顾个人得失，不避艰险，不畏被捕牺牲。[114]李曾呼吁学生们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为各级痛苦民众利益而奋斗”，[115]他用自己的毕生努力和宝贵生命实践了这一点。
总结与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李汉俊在中国早期工运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阐述了丰富的工运思想。因此，他被时人与后人称为“劳工运动的指导者”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116]确实当之无愧。然而，他却被扣上“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无产阶级运动的同路人” 等帽子，被指责为“有改良主义的倾向”、“右倾”、“专门注意在学生中的宣传”、“反对作劳动运动”、“反对政治运动”、“不主张立即进行职工会的组织”、“反对大罢工”、“怕工人入党”、“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117] 全面审视李汉俊的言行，并对之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上述指责有些是误解，有的则纯属歪曲。
通过总结、分析，不难看出李汉俊在工运中坚持的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改良手段与革命手段结合、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工人的自发行动与党的引导结合等原则。兹需对此稍作进一步解释：
李汉俊主张在工人阶级还没有生出觉悟时，应先作经济斗争，等到产生阶级觉悟后，便在作经济斗争的同时，公然作政治的斗争，以最终“把政权握到自己阶级底手里来照自己底利益变更社会关系”。[118]他一贯反对阶级调和，不忘彻底推翻剥削制度的目标，[119]但仍努力以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支持工人增加工资、参加分红、建立互助合作社等温和措施来谋求工人状况的改善。李全力支持罢工斗争，但建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工运策略，赞赏罢工的稳静、秩序，反对提出难以实现的过高要求和采取过激的手段。他积极推动劳动立法运动，同时又对合法斗争的局限性有深刻了解，并不认其为唯一斗争方式，而认识到劳工解放斗争中常不免流血。李鼓励知识分子接触劳工，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工运；同时，他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阐述随着工业进步形成的条件，以及通过直接参加斗争，无产阶级可以自然产生出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意识，组织工会乃至政党。[120]他认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团体不可以取代无产阶级自己组成的政党。与列宁关于工人只能自发地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学说只能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创造并由他们从外面向工人灌输；党主要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秘密组织[121]的阐述相对照，李的看法除了重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与之相似而外，其余则大异其趣。此外，他充分相信工人的组织能力、自治能力。在他看来，未来的生产和分配是自由联合的劳动团体采取合作方式进行的，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产业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并自主掌管的统治机关来实现的。[122] 这样的主张与苏俄坚持的经济上高度集中的国有化管理和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知识精英专政有很大分歧。因此，李汉俊被遵从布尔什维克原则的俄国人和张国焘等党内极左派攻击并被排挤出党便不足为怪了。
毋庸置疑，李汉俊的工运思想是受到时代限制和当时社会思潮影响的。譬如他多少受崇拜体力劳动的泛劳动主义影响，并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未意识到其中若干理论（如劳动价值论、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缺陷，因而视体力劳动者为“支配人类生存全体的”，并过于强调劳资间的冲突斗争。加之他接受了目的论的历史观，多少怀有“追先思想”，以为当时中国已“步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并可以在产业落后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走去。此外他还怀有乌托邦的理想。这些观点和看法以今人眼光观之，并不那么适当，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与当时一些更为左倾和教条的中共领导人相比，李汉俊关于工运的某些指导理论和策略思想则较为符合当时工运的实际需要；他对未来社会工人生产组织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某些预见至今可能仍有一定的价值和借鉴作用。当然，对于某种理论、思想以及行动正确与否的判断和评价，随时代思潮的变迁和依信仰的不同，学者自可见仁见智。但李汉俊值得特别肯定和令后人永远追怀的是他坚持站在弱者一边同剥削者、压迫者抗争的精神和在争取自由解放斗争的同时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格。
1922年初，李汉俊离沪来到华中重镇武汉。在这个“九省通衢”之地，清末张之洞督鄂时便建立了工业基础。因其工商业发达，武汉曾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武汉的工人数量虽然少于上海、广州，但重工业工人比例却较高。[56]
未到武汉定居时，李曾于1920年底回乡时给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讲过国外工人组织和工运情形。他在上海闻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因反对车行加租而罢工并取得胜利后，于1922年1月3日发表 “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底教训”，赞扬在生产事业上本不占重要地位的人力车夫通过罢工觉悟了“他们底实力比他们向来所不敢比拟的一切绅士老爷底实力还要大。”文中还谈到在此前后发生的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说数千男女工人因为厂方对工人采取扣工钱、搜身、罚站等侮辱性措施 “一致团结起来罢了工”，迫使资方答应了工人代表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就这些罢工事件，他指出：劳动者“只要能够觉悟自己底实在的能力，就会去设法表现出来”。他还写到，欧洲工人一般先因生活所迫而罢工以求增加工资，胜利之后往往进而提出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厂卫生、设备等要求，“渐而至于主张自己在生产关系上的权力，终于要求生产关系的支配权了。……又要进而要求政治上的支配权”。至于工人团体，一般先是组织职业工会，随阶级觉悟的提高，渐而组织产业工会，并进一步组织一地、一国工人的联合会，最后形成联合世界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57]他希望湖北乃至全中国的工会运动照此发展规律和方向不断前进。
李汉俊并不限于用文字来指导工运，还身体力行以极大热忱协助开创了湖北的现代工会运动。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已设立了武汉分部，亟谋把铁路工人组织起来。1922年初，李汉俊与包惠僧、陈潭秋等共产党人与杨德甫、张逵光、林祥谦等工人面商在京汉铁路江岸段筹建工人组织事宜，其间，他介绍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励和指导，工人们终于同意组织起来，不久正式成立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成立大会上，李以工程师身份演讲“日本劳动组合的情况与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58]他还通过好友、共产党员李书渠多次对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工人俱乐部带有娱乐、互助性质，容易吸引工人参加和取得资方承认。共产党人在湖北组织的许多工人俱乐部其实是工会的预备组织，如当时英国情报指出的“实际上是在俱乐部伪装下的工会。”[59]
俱乐部成立后，次一步的工作便是组织工会。李汉俊对工会工作提出了不少指导性意见和具体建议。据夏之栩回忆，李汉俊“对工运工作很热心”，“在武汉参加了组织工会的工作”。[60]李书渠后来写道：李汉俊“对武汉工运很感兴趣，参加过粤汉铁路、京汉铁路、汉阳铁厂、汉口英美烟厂等处工会的活动”；他主张工会“先搞几次经济斗争，从斗争中提高工人的觉悟，进而搞政治斗争”；还建议“工会会员应以普通工人及小工为基础，团结待遇较高的机器工人，不要职员参加，有好的也只能作名誉会员。”这个关于会员成份的建议是他吸取了上海招牌工会的教训而提出的。他还告诫，对工会经费的管理“要特别注意节约，手续清楚。”李书渠起草的徐家棚工会章程及经费管理规则吸收了上述意见，后来得到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认可。[61]在组织工会的工作中，李同一些工人领袖和工运负责人建立了密切关系。1922年春，项德隆（项英）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就在李汉俊家。[62]同年，李汉俊介绍施洋、杨德甫、陈天等工运领导人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63]据1923年初暂住李家的刘弄潮观察，武汉各工团的负责人常来找李汉俊，李书渠、李启汉、施洋等搞工运的同志更是李家常客。[64]李同工人领袖林祥谦也非常熟悉，曾在一起“亲密交谈”。[65]
在李汉俊参与指导下，湖北省的工人团体由俱乐部而工会，先小联合再大联合，一步步打下坚实的基础。1922年9月底，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更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教育主任委员。该会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期间成功建立的首个地方总工会，拥有30多个团体，近6万名会员。[66]双十节正式成立那天，所属各俱乐部和工会代表的队伍由铜管乐队作前导，工人们手举“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等标语、旗帜，浩浩荡荡地在汉口的大街游行，[67]充分展示了工人组织的力量。湖北工团联合会还与外省工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稍后成立的若干省级工团联合会的榜样，譬如，其章程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仿效。[68]不久，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会 — 汉冶萍总工会在汉阳成立。
1922年12月17日发表于《工人周刊》的“武汉工团风起云涌”写道：“前几年的湖北，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工团，除商会、农会外，也没听见什么工会的组织。现在却是不然，大小工人团体，已经有了好几处，而一般工人，还在风起云涌的组织。…… 这总要算是湖北工界中的进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里指出：“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69]这一时期，湖北工运迅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许多罢工的起因或条件之一是要求资方允许成立或恢复工人团体。[70] 1922年秋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赞扬了以汉口为中心的工运，甚至建议把党的机关报《向导》迁至“工人的中心 — 汉口”出版。[71]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也打算在汉口召开。[72]
看到工人有了团体权的觉悟并形成强大的工会，李汉俊十分欣慰，曾对人说：“武汉的工会组织踏实”，“武汉工运比上海要扎实些”。[73]后来他以亲身经历总结了湖北工会组织的经验，指出，工人们素有团体生活的习惯，所以若一工厂、一产业、或同一职业中组成工会，那么其工厂、产业或职业所属的工人（包括见习工）大概都会加入。而且以职业组织出现的工会很快会演变为产业工会（如汉冶萍总工会）；属于一产业系统的工人在某地组成工会后，会迅速扩展到全产业（如京汉铁路总工会）；一地若出现几个工会，便会迅速发展成地方联合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就是各工会在罢工斗争中互相声援中“自然产生的”。他自豪地说：“以上的工会都是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形成的。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还没有过工会组织如此迅速地发展壮大的先例。”[74]
（六）、“二七”工潮前后
京汉铁路总工会是那时在中国诞生的重要产业工会，李汉浚参与了该工会的筹备，协助拟定了组织大纲、章程草案、办事细则。该章程规定总工会宗旨为：“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除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75]这些宗旨正是李反复宣传过的。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李汉俊亲率四名学生赴郑州参加，同大家一起冲破军警的封锁进入会场，一起欢庆总工会成立，并发表演说。[76]由于吴佩孚指使手下阻挠总工会的成立并破坏总工会总部，当晚总工会党团召集紧急会议，议决总罢工。李参加了此会，他虽然赞同罢工，但认为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提出十几项条件是希图“毕其功于一役”，难以实现。他与另外少数同志主张少提条件，主要应要求吴佩孚派人送还总工会东西。据李后来解释，“因为罢工是要求吴佩孚承认总工会，这一条就是承认总工会，也包含了道歉，其他条件留待以后再说。”[77]京汉铁路罢工期间当过交通的王慧闻也听说李在郑州讨论罢工时，“同党的一些领导人意见不同。当时的领导人似乎是要提出反对某个河南督军的口号，李汉俊不同意提，说不要树敌过多。”[78]
尽管自己的策略建议未被采纳，李汉俊回汉后仍尽力从事大罢工的准备、发动工作，曾去汉口刘家庙铁工宿舍林详谦家参加罢工动员会。[79]2月4日大罢工开始，京汉路全线停车、停工。随后，李又动员、组织各界声援。他还与董必武及从北京来的李大钊、李书城等在家中聚会，招待辛亥革命元老、社会名流，座谈声援京汉铁路罢工。[80] 2月7日，军阀当局开始对大罢工进行大规模武力镇压，林祥谦、施洋和许多工人惨遭杀害。事件发生后，李汉俊曾同李大钊讨论并分析事件经过和严峻局势，并作为湖北工团联合会教育口方面负责人组织学界的声援并接待北京学联来汉代表。[81]由于他在总工会的成立以及大罢工中“幕后多所策划”，[82]不久也遭地方当局下令拘捕。在一个深夜，他在某位工友的催促下离家躲避，然后秘密乘火车赴北京。[83]
“二七”惨案后，各地工潮遭镇压，许多工会被封闭，全国工运进入低潮。一些工人对工会失去信心，中共党内也有不少人“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84]总书记陈独秀公开申明中国工人落后、幼稚、缺乏觉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运动“多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85]个别党的负责人甚至因对工人组织非常失望拿不出任何办法而认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86]李汉俊虽然也了解中国工人的缺点，如地域观念重、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等，但他相信工人随阶级觉悟的提高能逐步克服缺点，并可以在实际工作中采取措施来减少不利因素，如选举工会干部时尽可能吸纳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工会领导机关由知识分子与工人联合组成等。[87]这一年，李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对工运工作的看法，以及与中央不同的意见。[88]
李汉俊对罢工的若干失误和工人的牺牲深感痛心，同时他又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途充满信心。在惨案一周年，他撰文“纪念‘二七’的意义”，写道：一个时代的革命有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和中坚，欧洲自从19世纪30-40年代兴起工人运动，其革命中坚是无产阶级，中国自五四运动后也步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指出，京汉铁路工人被杀戮的一日“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头一次在无产阶级的意义上流血的一日”；“革命总是免不了牺牲的，时代的使命者都是渡过血的河，达到彼岸的”。文章末尾，他引用马克思纪念巴黎公社的话“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哪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作为“二七”烈士的纪念词。[89]这充分表明李汉俊没有因工运的挫折而沮丧，仍然看重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力量。
（七）、以合法斗争争取工人权利
作为二七工潮的亲历者，李汉俊到北京后一刻没有忘记为那些死伤的工友奔走呼号。他参与了为抚恤救济二七受难者及家属向社会各界募集救济款活动。在北京募集到的一千元捐款中，李一人就捐献了50元。[90]1923年春起，《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出现了一系列“汉”、“钧”撰写的同“二七”惨案有关的文章，如“到了今日我们对于打倒军阀还可以没有一种普遍的表示么”、“我们对追悼‘二七’四十位死者的意义”、“施洋、林祥谦惨死事略”、“‘二七’惨事伤亡表”，这些文章有可能是与北京学生联合会有密切关系、并被编入北京党组织的李汉俊所写，以期借助舆论工具让更多的人了解惨案真相，引起他们对牺牲者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义愤。
此外，李在京积极联络湖北籍国会议员胡鄂公等在国会提出弹劾吴佩孚、萧耀南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案，并介绍铁路工人代表到国会请愿。[91]于2月11日国会召开的特别会议通过建议案：“（1）政府应根据约法承认工会。（2）释放此次工潮之被捕者。（3）抚恤此次工潮之伤亡者。（4）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并向政府交涉。[92]李还大力推动和协助胡鄂公等在国会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希望通过立法，使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使工会取得合法地位。[93]在全国各界和国会的压力下，黎元洪总统颁令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工厂法”和“工人协会法”。
4月18日内阁向国会提交了“工人协会法”草案。对该法，李逐项研究、分析，并尖锐批评了一些条款。他指出，法案某些条文给予了工人结社权，但另一些条文却规定工人协会的决议和行动如有妨害公安、危及公众生活、妨碍交通、淆乱政体、妨害国家和社会等违法事项，官署得命其撤销解散，这等于是禁止了该法的使用权。同时，由于未撤销和修改那些禁止或阻碍工人用工会抵御雇主以自卫的暂行刑律的条文以及治安警察法和预戒法，工会存在与否便“只在官署的意志”，军阀随时可用妨害公安等罪名解散工会。他建议，政府“应该像各国的法律，预先声明了某某行为不为罪之后，然后再把所要处罚的事项和刑罚定得明明白白，使官署没有曲解的余地”。针对要求成立工会及一切现有工会须发起人具名呈请、经官署核准，否则处发起人罚款、工会解散的条款，他认为这使工会的成立“完全操之于官署的手里”，因为官署一般不会批准工会成立，工人也因惧怕官署追究、迫害，一般不敢具名呈请。“这样一来，不但以后不能有工会成立，恐怕以前已经成立了的工人团体都要因核不准而要被解散了。”他指出，本来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而具“冠冕堂皇条文的”工人协会法“好像是保护工人、保护工会的”，但实际上却给了官方解散原有工会和禁止成立新工会的自由，等于“左手给人一碗饭，右手把人打死了一样”。[94]
由于从事合法斗争和以前的见解，李汉俊被视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其实，1922年劳动组合书记部便提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并发动各工界团体向国会请愿，李的做法并未违反中共有关方针政策。平心而论，他参与的这场合法斗争在传达工人吁求、争取工人权益上取得了一定成功，至少迫使政府在表面上承认了工人的结社集会权。合法斗争也包含对政府法案的公开批评，李的文章就有力揭露了政府“假承认工会之美名，而行禁止之实”的行径，表明他对当局并未心存希望。他支持在议会内进行劳工立法以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恩格斯曾指出：“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 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他晚年对欧洲工人政党代表参加议会并在议会上发挥作用予以充分肯定。[95]李看到合法斗争的作用，但也深知其局限性。他曾在“一大”表示：在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必须向人民指出，希望在旧制度的范围内建立新社会是无益的。即使试作一下也是无益的。……否则，他们会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取彻底的手段。”[96]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在一些情况下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也需要采用暴力手段。[97]可见他并不固守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
（八）、鼓励知识分子投身工人运动
李汉俊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只图一己安闲舒适而无视人民的痛苦，要以同情、互助和牺牲精神尽力贡献自己的能力于社会改造事业。[98]1919年10月他便呼吁脑力劳动者认识自己的地位和长远利益与体力劳动者一致，“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99]他说的知识开发有两层意思：一是提高劳工文化水平；二是用革命理论提高其觉悟。他回顾，在五四运动后期，一些青年学生“就像清末秀才为参加革命而加入军队一样，为了接近工人而弃学进入工厂…… 接近工人并成为他们的朋友，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组织。”[100]这里谈的当是上海的情况，1920年戴季陶、李汉俊等曾支持、鼓励俞秀松等青年入厂当工人。那时《星期评论》社成为工人们经常来往谈心之处。1921年新年，李主持的《劳动界》编辑部邀请自创刊以来结交的工人朋友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道举行联谊会。
到武汉后，李汉俊利用大学教授的身份促进学生与工人结合。1922年5月1日，他应武汉学联之邀在汉口举行的国际劳动节纪念会上演讲劳工运动史，鼓励青年学生投身无产阶级运动。在课堂上和校内外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妇女读书会上，他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要联系工运实际。1922年他与陈潭秋等引导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潮中表现突出的几位女学生深入工厂，特别是纱厂、烟厂等女工多的工厂，向工人们“宣传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工人生活贫困的根源，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101] 1923年初，他对武昌高师社会系学生说：“我们讲社会问题，光讲了些理论知识，若不与实际相结合，体会是不会深刻的。”望学生借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之机了解工人运动，随后他亲率学生前往参加。[102]在指导武昌高等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李要求研究社成员分组定期下厂调查工人情况。[103]他曾指着自家书柜向共青团员刘弄潮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光从这些经典著作里去寻求，主要是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使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勉励他多和工人接触，参加实际斗争。[104]
1927年李汉俊担任湖北省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长和武昌中山大学负责人。他在领导全省教育期间仍非常关心工农运动。他出席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工农占人数的大多数，故必农工解放，才可谓社会解放。农工是世界解放的钥匙”。[105]他重视工农运动干部的培训，曾到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等课。他勉励知识分子“要站在农人和工人方面”，“要跟着民众而变成被压迫阶级的工具”。[106] 教育厅制定的学校训育标准注重“革命化、平民化”；青年部曾训令学生利用暑假之机“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军队去”。[107] “七、一五”武汉国民政府清共后，李遵照共产党人的指示留在武汉，曾指导青年部同工人部联手发动中山大学和武昌学联学生到英美烟草公司工厂、震寰纱厂等处开展罢工除工贼运动。[108]
李清楚知识分子同工人结合的互益性：“工人传给学生以精神，学生教给工人以知识。”他认为，中国工人在五四运动及以后的斗争中显示的不妥协的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意识使学生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才可以创造新中国而且是能够担负国家未来的唯一的力量”，从而启发学生研究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思想教给工人。这样，中国工人的运动便立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工人和学生一同成为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109]他重视知识分子在工运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对工人的启发、教育方面。但对此种作用并不夸大，因他深知工人可以通过参加实际斗争自然发生阶级觉悟，指出：“劳动者对于自己这实力，由知识阶级底说明固然也能发生觉悟，但远不如他们自己由实际运动中体会得来的确切深刻而且迅速。……知识阶级说明的效果，多不过是就劳动者将要体会的事实助其早点理会罢了。”[110]
据李观察，中国工人继承了从前为反抗国家压迫而组成的秘密结社的若干传统，养成了团体生活习惯，容易组织工会并有自治能力。虽然有待知识分子的指导才能充分发挥和利用这种精神和能力，并使工会组织完备，但他注意到，由于不少工人从心底对知识阶级不信任，知识分子作为工会干部直接领导的工会一般成绩都不好，会员愈益减少；而与工人共同组成劳动组合书记部去进行间接指导，就有较好效果。[111]他坚信，真正可以使用“强大的势力”“由正面与资本家宣战，以制资本家死命的，还是在劳动者。”[112]他认为，知识分子只能间接推动、从旁协助而不是包办代替工会工作，更不应由那些领取津贴的人脱离工人群众需要、不顾情势和条件、不体恤工人困难，站在工人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他谨记：“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113]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李汉俊时刻秉持自己的良知，不忘肩负的社会责任。他接受国外教育多年，归国后本来完全可以安然当他的工程师或教授，然而他却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不顾个人得失，不避艰险，不畏被捕牺牲。[114]李曾呼吁学生们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为各级痛苦民众利益而奋斗”，[115]他用自己的毕生努力和宝贵生命实践了这一点。
总结与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李汉俊在中国早期工运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阐述了丰富的工运思想。因此，他被时人与后人称为“劳工运动的指导者”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116]确实当之无愧。然而，他却被扣上“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无产阶级运动的同路人” 等帽子，被指责为“有改良主义的倾向”、“右倾”、“专门注意在学生中的宣传”、“反对作劳动运动”、“反对政治运动”、“不主张立即进行职工会的组织”、“反对大罢工”、“怕工人入党”、“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117] 全面审视李汉俊的言行，并对之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上述指责有些是误解，有的则纯属歪曲。
通过总结、分析，不难看出李汉俊在工运中坚持的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改良手段与革命手段结合、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工人的自发行动与党的引导结合等原则。兹需对此稍作进一步解释：
李汉俊主张在工人阶级还没有生出觉悟时，应先作经济斗争，等到产生阶级觉悟后，便在作经济斗争的同时，公然作政治的斗争，以最终“把政权握到自己阶级底手里来照自己底利益变更社会关系”。[118]他一贯反对阶级调和，不忘彻底推翻剥削制度的目标，[119]但仍努力以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支持工人增加工资、参加分红、建立互助合作社等温和措施来谋求工人状况的改善。李全力支持罢工斗争，但建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工运策略，赞赏罢工的稳静、秩序，反对提出难以实现的过高要求和采取过激的手段。他积极推动劳动立法运动，同时又对合法斗争的局限性有深刻了解，并不认其为唯一斗争方式，而认识到劳工解放斗争中常不免流血。李鼓励知识分子接触劳工，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工运；同时，他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阐述随着工业进步形成的条件，以及通过直接参加斗争，无产阶级可以自然产生出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意识，组织工会乃至政党。[120]他认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团体不可以取代无产阶级自己组成的政党。与列宁关于工人只能自发地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学说只能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创造并由他们从外面向工人灌输；党主要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秘密组织[121]的阐述相对照，李的看法除了重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与之相似而外，其余则大异其趣。此外，他充分相信工人的组织能力、自治能力。在他看来，未来的生产和分配是自由联合的劳动团体采取合作方式进行的，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产业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并自主掌管的统治机关来实现的。[122] 这样的主张与苏俄坚持的经济上高度集中的国有化管理和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知识精英专政有很大分歧。因此，李汉俊被遵从布尔什维克原则的俄国人和张国焘等党内极左派攻击并被排挤出党便不足为怪了。
毋庸置疑，李汉俊的工运思想是受到时代限制和当时社会思潮影响的。譬如他多少受崇拜体力劳动的泛劳动主义影响，并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未意识到其中若干理论（如劳动价值论、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缺陷，因而视体力劳动者为“支配人类生存全体的”，并过于强调劳资间的冲突斗争。加之他接受了目的论的历史观，多少怀有“追先思想”，以为当时中国已“步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并可以在产业落后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走去。此外他还怀有乌托邦的理想。这些观点和看法以今人眼光观之，并不那么适当，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与当时一些更为左倾和教条的中共领导人相比，李汉俊关于工运的某些指导理论和策略思想则较为符合当时工运的实际需要；他对未来社会工人生产组织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某些预见至今可能仍有一定的价值和借鉴作用。当然，对于某种理论、思想以及行动正确与否的判断和评价，随时代思潮的变迁和依信仰的不同，学者自可见仁见智。但李汉俊值得特别肯定和令后人永远追怀的是他坚持站在弱者一边同剥削者、压迫者抗争的精神和在争取自由解放斗争的同时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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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潜江李书城与鄂中友人书》东京，1903年印行；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 第2期（1903年2月）。
[2] “浑朴的社会主义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星期评论》50号（1920年5月16日）。
[3] 在用“先进”笔名写的“日本的新运动”（《星期评论》11号，1919年8月17日）中，李汉俊提到，在日本这类解放运动的“发起人”当中，“有许多人都是我所认识的。”
[4] 黄自进：《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5年版第54页。“新人会”创立者之一宫崎龙介在“寄自新装的民国”（《解放》1卷7号，1919年12月）说李汉俊与自己“是第一高等学校以来的挚友，李兄对日本的新运动很感兴趣并十分理解。”
[5] “世界思潮之方向”，《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9月5-7日。
[6] 《戴季陶文集》，第1089-1090页。
[7] “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
[8] “优待学生与优待劳动者的意义及可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3月18日。
[9] “浑朴的社会主义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李人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日）《改造》第8卷第8号（1926年7月6日）。
[10] “劳动者与‘国际运动’”，《星期评论》53号（1920年6月6日）。
[11] “浑朴的社会主义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
[12] James C. Davie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1963）, p 32
[13] “本社启示”，《星期评论》41号，第2张，第4版。
[14] 《民国日报》1920年3月3日。
[15]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
[16]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
[17] “冤栽枉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8月14日；“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
[18] “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3月8日。
[19] 《星期评论》第21号。
[20] 《共产党》第1号“短言”（陈独秀写）；第2号江春（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9卷4号。
[21] “社会主义底派别”，《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社会科学特刊”第12期（1925年5月13日）。
[22] “世界思潮之方向”译者短言，。
[23] 载于1919年9月9日—1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佐野学是东京帝大“新人社”成员，后曾担任日本共产党领袖。
[24] “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30日。
[25] 《星期评论》11号。
[26] “改造要全部改造”，《建设》1卷6号（1920年1月）。
[27] 《星期评论》48号（1920年5月1日）。
[28] 《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29] “浑朴的社会主义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社会主义的派别”。
[30] 《星期评论》21号（1919年10月26日）。
[31] “三益主义”，《星期评论》41号（1920年3月14日）。
[32] “国民是不是应该分家的？”《星期评论》36号（1920年2月8日）。
[33] “纪念二七的意义”，《江声日刊》1924年2月11日。
[34] “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版预告”，《民国日报》1920年6月7日。
[35] “对于英国大罢工的感想”，《星期评论》19号（1919年10月12日）；“矿山主的口供”，《星期评论》17号（1919年9月28日）；“英国煤矿罢工底缘由及其社会革命的意义”《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0年9月）。
[36] 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598页；“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25-26页。
[37] 参见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2001年，第100页。
[38] 那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写于1926年）。
[39] “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纪”，《申报》1920年4月3日。该联合会的筹备有苏俄人士斯托帕尼参加。参见李丹阳、刘建一：“一个无政府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 斯托帕尼在上海”，《百年潮》2003年第3期。
[40] 参见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41]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42] “吴廷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 I.，No. 2.
[43] 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第52页。
[44] 刘明逵提供的《华工醒时报》（赤塔华工会1921年11月出版）中写为“远东中央职业联合会”的中国部。
[45] 《民国日报》，1920年8月17日。
[46] 《劳动界》第7册（1920年9月26日）。
[47] 《劳动界》第8册（1920年10月3日）。
[48] 《时事新报》副刊《工商之友》，1920年11月3日。“海静”此文主要观点与李汉俊以前文章观点相似，同时李又用过“海镜”、“海晶”笔名，故推断此文为他所写。
[49]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56号（1921年6月18日）；59号（1921年7月9日）。
[50] 参见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1921年4月21日、22、25日、30日，5月2日警务日志。在4月21日日志中，湖南人Li Hoen-tsung 被列为出席者之首。由于同时出席的陈望道也被误写为湖南人，主持者李启汉的名字被拼写为Li Chi-hoen，所以笔者认为此Li Hoen-tsung应为李汉俊。
[51] 该《共产党》月刊实际上是1921年7月以后出版的。
[5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一），第21-22页。董必武的回忆指出这个关于大会的报告是李汉俊和他一同起草的。
[53] 董锄平：《简要履历》（写于1968年上半年，1980年夏董夫人高朗提供）；“董锄平回忆劳动组合书记部”，刘明逵、唐玉良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4册第42页。
[54] “李汉俊对工人同志的关心”（李丹阳根据徐梅坤1983年5月7日的信（王怊代笔）和1983年6月14日的访问记录整理）。
[55] 乐天宇“我所了解的李汉俊同志的情况”（刘建一、李丹阳根据1981年两次访问乐天宇时他的口述和1983年5月5日乐天宇的亲笔信综合整理）；傅光培：“回忆汉俊烈士几件难忘之事”（李丹阳根据傅于上世纪80年代的数次口述和来信整理）。
[56] Table: ‘Numbers of Factory Workers in 30 Industrial Cities’ in Lin Tung-hai,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Labour Legislation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United Press, 1933), p 60.
[57]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58] 《包惠僧回忆录》，第86页。
[59] FO 228/3282, Hankow Intelligence Report, Quarter of September, 1922.
[60] “回忆李汉俊老师”（李丹阳、刘建一根据1980-83年间对夏之栩的多次访谈记录整理），《革命史资料》第14辑（1984年）。京汉铁路罢工期间在江岸担任纠察队小队长的林俊当时曾对人说，最早来组织京汉铁路工人的，有李汉俊。刘弄潮：“我所了解的李汉俊”，《革命史资料》第8辑（1982年9月）。
[61] 李伯刚：“回忆李汉俊”，《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4期。李伯刚原名李书渠，早年曾参加过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中共早期党员。
[62] 鲍惠僧：“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包惠僧回忆录》。
[63]“杨德甫自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627页。
[64] 刘弄潮：“我所了解的李汉俊”。
[65] 赵春珊：“二、七忆往”，《长江日报》1980年2月10日。
[66] 刘明逵、唐玉良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4册第748-749页。李伯刚回忆自己是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汉俊是教育顾问。
[67] FO 228/3282, Hankow Intelligence Report, Quarter of December, 1922.
[68] “湖南工团联合会昨日成立”，《晨报》1922年11月11日。
[69]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9页。
[70] FO 228/3282, Hankow Intelligence Report, Quarters of September & December, 1922.
[71] ‘Report Sent from Peking, 14 October 1922’; ‘Third Report, 14 October -1 November’,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Leiden: E. J. Brill, 1991) Vol 1, p 342。
[72] “全国劳动大会经已闭会议决提案九种”，《群报》1922年5月9日。
[73] 李伯刚：“回忆李汉俊”。
[74]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
[75] 引自梁玉魁：《早期中国工人运动史》（吉林科技出版社，2000年）第420页。
[76] 赵春珊：“二、七事件亲历记”（1980年）；“杨德甫自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632页。
[77] 李伯刚“武汉建党初期的回忆”，《武汉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6月）。
[78] 王慧闻：“我与汉俊先生关系始末”（李丹阳1981年12月22日记录。王后来对整理过的回忆稿进行了修改、补充并题写标题）。
[79] 《陈雪涛自传》http://www.whfz.gov.cn/shownews.asp?id=15560。
[80] 刘弄潮：“我所了解的李汉俊”。
[81] 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人民日报》1957年4月29日。
[82] 形天（沈雁冰笔名）：“忆李汉俊” ，香港《笔谈》半月刊，第3期（1941年10月1日）。《改造》第8卷第8号也介绍李是“京汉铁路员工大罢工的幕后指挥者”。
[83] 薛文淑：“我对汉俊的点滴回忆”（1981-83年间口述，李声芳、李丹阳整理）。
[84] 中夏：“论工人运动”，《中国青年》第9期（1923年12月15日）。
[85]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86] Sneevliet Archive, No. 277/3166, quoted from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ol 1, p 181.
[87]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
[88] 夏之栩：“回忆李汉俊老师”；出版的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印有李汉俊在中共二大时曾托振法从河南带一意见书。笔者以为意见书应写于1923年三大前；“振法”当为李振瀛，可能有人把草字“瀛”误为“法”。
[89] 《江声日刊》1924年2月11日。李译的这段“法兰西内战”结尾处的文句不够流畅，此处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90] Notes Concern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Peking-Hankow Railway Line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May & Early June 1923’ by Maring,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V1, p 440.
[91] 李伯刚：“回忆李汉俊”。请愿内容参看上海《时报》1923年2月21日报道。
[92] “国会讨论解决工潮”，《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463-464页；Lowe Chuan-hua, Facing Labour Issues in Chin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4）, p 41.
[93] 李伯刚：“回忆李汉俊”。李汉俊后来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中写道,希望政府制订工会法的运动“是在京汉铁路罢工事件以后，知识分子从工会运动的方便考虑而发动的”，说明与1922年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的劳动立法运动并非一回事。而且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就包括他自己。
[94] “对于政府提交国会的工人协会法的批评”，《今日》第3卷第2号（1923 年8月25日）。
[95]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441页, 321页。
[96]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一）第21-22页。
[97] “纪念‘二七’的意义”。
[98] “知识阶级应有的觉悟”，《民国日报》，1926年9月1日。
[99] “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星期评论》1919年10月26日。
[100]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
[101] “怀念我的老师陈潭秋”，《回忆陈潭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37页）。
[102] 赵春珊：“二、七忆往”。
[103] 国立武昌高等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主编：《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1926年。
[104] 刘弄潮: “我所了解的李汉俊”。
[10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106] “在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班开学仪式上的演讲”，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4日。
[10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6日；7月13日。
[108] 刘弄潮：“我所了解的李汉俊”。
[109]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
[110] “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底教训”。
[111]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
[112] 汉俊“致伙友”，《平民》59号（1921年7月9日）。
[11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14] 李汉俊曾于1924年5月16日被湖北当局逮捕，羁押于陆军审判处。“李汉俊亦涉工党嫌疑”，《大汉报》1924年5月18日。
[115] “在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3日。
[116] 《改造》第8卷第8号；田子渝：《李汉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7]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1980年）；“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
[118] 《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
[119] 除本文已述有关内容，另参见赵春珊在“关于李汉俊先生”（1981年3月1日）中忆述的李汉俊关于“革命与改良”讲学要点。
[120] “社会主义底派别”；并参见李在《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内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引用与解释。
[121] 主要见于《怎么办？》。
[122] 李起草的党纲有“生产合作”一条，并且他倾向于介绍美国、法国的工团组织以及它们的主义。
文章来源：《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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