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民主应该从这里开始

中国真正的民主应该从这里开始

摘要: 没有工人阶级的广泛参与，中国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罢工自由的权力，工人阶级对于民主的参与就没有任何影响力。因此，中国真正的民主必须从在宪法中恢复罢工自由开始！

作者：暂时无派

从成文的顺序上看，这篇文章是《指望他“政改”？您“表错情”了！》的续篇，但如果从本人真正想表达的观点上理解，上篇文章就只能算是这一篇的序言了。在上篇文章中，我虽然花了很大的篇幅谈论中国政府卸任领导人和“政改”的关系，但我真正的目的却是通过这个具体的事例来表达我的一个一般性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自上而下”的民主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谈到民主，就应该先给它下个定义。困难的是，尽管这个名词被无数的人无数次地使用，尽管它是现代社会中最“神圣”的概念之一，它却又是最有争议的概念，其中最典型的争议就是民主的阶级性，即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有没有超越阶级的民主呢？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上看，都没有这样的民主。但纠缠这一点，问题又似乎无法讨论了。因此，虽然我不信奉“普世价值”而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中毒”极深，但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还是愿意在这里将民主做一个带有“普世”色彩的抽象。民主来自于希腊语，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在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多数人决定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广义的民主也应该包括革命。但是，一般地说，民主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它的基本特点就是社会全体成员通过选举的方式决定政府的组成和权力范围并对政府进行监督。

阶级社会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组成的，而当今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阶级社会，因此，现代民主的过程其实就是各个社会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的结果可以出现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一个方向的极端，那就是各个集团相互不能制约又无法形成妥协，结果出现无政府现象或社会分裂现象；第二种情形是另一个方向的极端，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集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结果出现独裁政治或曰专政；第三种情形是中间状态，那就是占经济和政治统治地位的集团主导社会，其它集团的利益得到部分兼顾，结果出现基本有序的社会妥协。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属于那种情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处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偏向于第二种。依照宪法的表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宪法的表述是一致的。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包含了现代民主的基本思想了呢？我以为是包含的。也许有人会反驳我的这个判断，他们会说：既然自己都承认是“专政”社会，又怎么能说是民主的呢？但如果我们回到民主的基本概念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专政”其实是符合多数人决定的原则的，而社会其它集团的利益，如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兼顾。如果我们再“马列”一些，将这种制度解释成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的统一，那么，在人民内部，它也是遵循多数人决定的原则的。这样说来，它应该属于第三种情形，我为什么要说它偏向第二种呢？问题出在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上。这个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很自然地就成了工农阶级的代理人、成了这个“专政”的实际执行者。如此一来，一个符合民主定义的表面上多数人决定的社会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少数人决定的一党专制的社会。当着这个党没有私利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宗旨时，这样的一党专制的非民主本质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但是，党变质的危险却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这个危险，他预言：这样的变质一旦发生，中国社会将变成法西斯式的社会。还是在西柏坡的时候，他就向全党发出了警告，而在四九年以后，他又希望能以广泛的群众监督的方式来制止这个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走向独裁。为此，他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并希望以“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频度将其固定为一种带有制度性的监督模式。对他的这种方法以及这些运动的评价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实际的结果是，虽然隐患并没有消除，在他活着的时候，共产党变质的潜在危险没有变成现实。

八十年代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虽然宪法的表述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社会的真实状况已经完全和宪法脱节。由于停止了群众运动并在实际行动上拒绝接受其它形式的监督，又由于采取了“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指导思想，还由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蜕变过程中自身利益的膨胀，这个党，特别是它的核心领导阶层，已经由原来的工农利益的代理人变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利益集团，中国社会也由此从介于前述的第二和第三种之间的形态完全地变成了第二种形态。现在，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这个大体稳定了三十年的第二种形态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向第一种形态转变的严重倾向。目前社会表面上的稳定，完全是靠国家暴力机器强制维护的，它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小小的诱因而被迅速破坏，形成社会大动荡。

因此，无论人们谈论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也无论人们希望的是大众参与的民主还是精英把玩的民主，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成了一个不能回避而且迫在眉睫课题。现在的问题是，民主从哪起步？对这个问题，右派在思考，左派也在思考，执政者必须面对，老百姓也必须回答。

无论哪种民主，自上而下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鼓吹这样的“民主”途径，其实是对民主的否定和嘲讽。在今天的中国，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自上而下的“政改”，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还政于民”，其结果无非是漂白罪恶、无非是换个独裁者而已。那么，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哪里开始？有人说，民主的第一步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这“两禁”是不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呢？我以为是的。问题是，由谁开？是不是也要等着“自上而下”的恩赐？

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哪些可以同执政党博弈的社会集团？换言之，执政党需要同哪些社会集团达成妥协才有可能延缓或避免政息人亡和社会分裂？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产生了这样几个执政党以外的社会集团：“民营资本”、国际资本、工人、农民以及游离于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知识精英”。在这些集团中，目前最热心“民主”的是“民营资本”和“知识精英”；对“政改”呼唤最热切的也是这两批人。

对于“民营资本”来说，这种民主的渴望，或更直接地说，这种改朝换代的渴望并不出人意料；有了经济基础，自然想夺取上层建筑。但是很可惜，这些“民营资本”不仅在经济地位上和从前的“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一样，而且在社会地位上和历史命运上也基本一样。他们在官僚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夹缝中生存，既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又受“体制”和国际资本的欺负和限制。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但严重缺乏政治和军事力量。事实上，即使是经济上的那点力量，也是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官僚体制的恩惠。他们中那些“做大”了的企业其实是和官僚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他们中的许多更是靠直接从官僚体制里分一杯羹而发达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些被称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企业。他们可以“被”先富起来，也很容易被剥夺成穷人，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受体制内某些官员垮台的牵连而破产的“民营”企业家。这些先天性的缺陷，决定了他们的“民主”诉求只能是“小媳妇”式的哀求；他们不具备自下而上民主的能力。

如果说“民营资本”的民主诉求虽有先天性的缺陷却不失一定的合理性的话，“知识精英”的民主热情就让人觉得有些脱离实际了；他们不仅没有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且连经济力量也没有。他们的自我感觉很“丰满”，但在现实中的地位却很“骨感”。他们慷慨陈词、气势如虹，大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但却从未摆脱做“毛”的可怜命运。他们有的依附在体制的“皮”上，干着“解读创新理论”和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累活，有的依附在国际资本的“皮”上，干着被人骂为“汉奸”行为的鸡零狗碎的脏活，还有的依附在“民营资本”的“皮”上，干着为有钱人吹鼓抬轿的苦活。但是，他们在普通工农群众的面前却很狂傲，对于群众的诉求，他们一般以“民粹”的理由嗤之以鼻。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为国际资本真的希望他们在中国推动“普世价值”，却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体制是对国际资本最有利的；一个由七到九个超级“包工头”严密监管的工程队，比一个人人都讲究“民主”的工程队的效率不是要高得多吗？国际资本这些年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发横财，不是因为体制外的“知识精英”，而是因为体制内的买办集团。他们中有些比较聪明的会脚踏几只船，吃着“体制”的饭，拿着“民营”的钱，说着“国际”的话；这些人给自己起了个比“三姓家奴”稍微好听点的名字：“公共知识分子”。真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对“知识精英”连指望都别指望。

那么，民主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中国真正的民主力量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群众。由于大量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和由此造成的广大农村事实上的“空心化”，中国社会劳动者的结构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市工人阶级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劳动阶级的主力军。因此，中国真正的民主力量非工人阶级莫属。工人阶级既不占有资本资源，也不占有政治和军事资源，他们靠什么争取民主呢？换句话说，他们与官僚体制和资本博弈的力量在哪里呢？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无论是官僚资本、国际资本还是“民营”资本，一旦与他们相脱离就立刻失去资本的功能、失去在政治领域内的支配能力；工人阶级博弈的力量就是他们对于自身劳动力的掌握。

与其它社会集团不同的是，工人阶级的民主诉求更多的是微观的和经济性的；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自身生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关心他们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所占有的份额。历史的事实证明，一切政治的斗争本质上都是经济利益的斗争；微观的和经济的民主是一切政治民主的最根本的基础和推动力量。但是很遗憾，在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也是最缺乏斗争手段和政治权力的弱势群体。在当今世界中，中国是少有的没有罢工自由的国家之一。

没有工人阶级的广泛参与，中国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罢工自由的权力，工人阶级对于民主的参与就没有任何影响力。因此，中国真正的民主必须从在宪法中恢复罢工自由开始！

罢工自由固然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博弈，那么，它对政府和资本是不是就一定有害呢？不是的。有了工人的罢工自由，政府就有了“政资分开”和“政社分开”的自由、有了调节劳资矛盾时相对中立的地位。与此同时，工人的罢工自由也间接地提供了资本在纳税等问题上与政府博弈的依据。由于劳资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得以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在法律的框架下协商解决，目前用于“维稳”的大量政府开支就有可能节省下来，政府对企业和国民的税收也就有了大幅度减少的空间。其最终结果，有可能是既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又不严重威胁资本的利益；既有利于减轻两极分化，也有利于遏制政府的腐败。即使仅仅从爱护执政党的立场出发，工人阶级的组织壮大和主人公意识的唤醒，也将大大有利于促进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理念的恢复、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发展。因此，恢复罢工自由的权力，很有可能是一个改善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生态的“多赢”举措。

对于那些真正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来说，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斗争意识的加强，对于他们的政治抱负也是有利无害的。罢工自由会对培育真正的“公民社会”和舆论监督提供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一人一票”的选举，还是新闻监督的自由；无论是司法独立的追求，还是政治多元化的实现，罢工自由都是促进因素而不是破坏因素。因此，对于罢工自由的权力，一切真正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满腔热情地支持。那种以所谓“民粹主义”为借口，打击和破坏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参与的“民主”，不过是政治野心家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假民主。

也许有人会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反对中国恢复罢工自由的理由。要看到，这些国家罢工自由对资本的制衡效果之所以大不如前，一个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中国没有罢工的自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市场庞大、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没有了罢工的自由，国际资本不向中国流动都怪了，其它国家工人罢工能取得有效的结果都怪了。

上面的话可能有点像“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可能会让一些人看了不舒服。没关系，我至今“无派”，不怕别人的误解。但是，坦率地说，我本人对我的观点能否引起相关社会集团的共鸣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之所以长篇大论地阐述这样的一个观点，不过是为了指出一种可能性而已。资本的本性就是贪婪。不论这个资本是官僚买办的还是“民营”的，也不论它是土生土长的，还是来自于“先进国家”的，它都不可能自觉让出哪怕一点利益，如同一位先哲曾经形容的那样：“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最近，有人已经在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了表态：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很显然，继续走下去的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涂着“特色”的路。问题是，这是路吗？如果可以称为路，它离悬崖还有多远？

也许有人会说，罢工自由的权力不是一样要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求得吗？你不是也在劝说执政者施舍吗？我的回答是：这话对，也不对。法律允许的罢工自由确实来自立法者，但法律不允许的罢工自由却来自劳动者。法律允许了，会有罢工，那样的罢工叫民主----狭义的民主；法律不允许，也会有而且每天都正在有罢工，这样的罢工叫革命----广义的民主。我在从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革命从来都不是革命者的选择，而是革命对象的选择。

选择民主还是选择革命，当政者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