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捍拒历史
波兰危机
我住在现在已经自由的波兰，而我认为弗里德曼是吾国自由的主要思想设计师。
——巴尔舍诺维奇(Leszek Balcerowicz)
前波兰财政部长，2006年11月
当你赚的钱增加十倍时，你的胃会释放某种化学物质。这会让你上瘾。
——布罗德（William Browder）．美国基金经理人
谈论波兰资本主义初期他在当地的投资
在柏林围墙倒塌成为共产主义彻底崩溃的象征之前，还有另一个代表苏联铁幕终将被推倒的象征，那就是瓦文萨（Lech Walesa），一位留着八字胡和蓬松乱发，被工厂裁员的电机师。他在波兰格但斯克(Gdansk)攀越一道装饰了花朵与旗帜的铁制围墙。那道围墙护卫了列宁造船厂和数千名工人，他们在厂里构筑防御工事，抗议共产党决定提高肉品价格。
工人罢工是前所未见的事情，展现他们对被莫斯科控制长达35年的波兰政府顽抗不屈。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莫斯科会派出坦克？他们会对罢工者开枪，强迫工人工作？罢工发动以后。造船厂已变成这个极权国家里的一座民主孤岛，但工人继续提出更多要求。他们再也不希望工作被控制在自称为劳动阶级代言的党细胞手中。他们要独立的工会，要谈判、协商和罢工的权利。他们不等获得许可便投票组织工会，为它取名团结工会（Solidarnosc）。当时是1980年，整个世界爱上了团结工会和它的领导人瓦文萨。
当时36岁的瓦文萨与波兰劳工投契到似乎能心灵相通。“我们吃同样的面包！”他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对着麦克风吼叫。这指的不只是瓦文萨不容置疑的蓝领身份，也是说天主教信仰在这场披荆斩棘的新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共产党干部对宗教嗤之以鼻，工人们则以信仰作为勇气徽章，在防御工事后面列队领受圣餐，混合粗鄙与虔诚特质于一身、令人耳目一新的瓦文萨，一手拿着木制十字架，另一手持一束鲜花，为团结工会办公室举行启用仪式。当团结工会与政府签订第一份划时代的劳动协议时，瓦文萨以“一支上面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肖像的巨大纪念笔”，签署他的名字，他们惺惺相惜。这位生于波兰的教宗告诉瓦文萨，他为团结工会祈祷。
团结工会以燎原之势扩展到波兰的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在一年内会员达到1000万人——几乎是波兰工作年龄人的一半。赢得谈判的权利后，团结工会开始获得具体成果：每周工作天数从六天减为五天，在管理工厂上也有更大发言权。团结工会的会员已厌倦于活在一个崇拜劳工阶级意识，但在现实中却虐待劳工的国家，他们谴责党机器贪腐、野蛮、仰远方莫斯科官僚的鼻息，却漠视波兰人的生活。长期以来被一党统治压抑的民主与自决渴望，现在全倾注在团结工会，引发一波共产党党员大规模出走潮。
莫斯科发现这是它的东欧帝国遇过最严重的威胁，当时苏联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仍来自人权活动分子，但这些人的政治立场仍未与当局相左，团结工会的成员不容易被抹黑为资本主义的傀儡——他们是手持榔头，身染煤灰的工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人应该是党的基石，更具威胁性的是，团结工会的理念是党完全欠缺的：民主相对于独裁，权力下放相对于中央极权，参与相对于官僚，而且，它的1000万名会员有能力让波兰经济陷于瘫痪。就像瓦文萨声称，他们可能输掉政治战争，“但他们不能强迫我们工作。因为如果有人要我们制造坦克，我们会制造街车。卡车会倒着走，如果我们故意这样制造。我们知道如何打败体制。我们是那套体制的学生”。
团结工会对民主的许诺甚至激励共产党内部的人起而反抗。“以前我天真到以为少数几个邪恶的人要为党的错误负责，”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阿伦特（Marian Arendt）对一家波兰报纸说，“现在我不再有这种幻想。我们的整个体制、整个结构出了问题。”
1981年9月，团结工会的会员已准备好将运动推向下一个阶段。900名波兰工人再度于格但斯克集会，这也是工会首度召开全国大会。团结工会这时候已变成一个革命运动，热切地想以自己为波兰拟订的经济与政治计划接管国家。团结工会在计划中说：“靠我们要求在每个管理阶层进行自治与民主改革，并以一套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将这套计划，自治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计划的核心是一幅激进的蓝图，将建立庞大的国营公司，雇用数百万名团结工会成员，脱离政府控制，并建立民主的劳工合作社。计划中说：“这种社会化企业应该是经济的基本组织单位，它应该由代表集体的劳工会议控制，经营的理事是经由会议竞争而指派或罢免。”瓦文萨反对这个主张，担心它对党控制的挑战会招来镇压。其他人辩称运动需要一个目标，一个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非只有一个敌人。瓦文萨输掉这场辩论，这套经济计划正式成为团结工会的政策。
瓦文萨对镇压的担心后来证明有充分道理。团结工会变大的野心吓坏并激怒了莫斯科。在强大压力下，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1981年12月宣布戒严。坦克隆隆压过冬雪，包围工厂和矿场，成千上万的团结工会成员被围住，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工会领袖遭逮捕和囚禁。据《时代》杂志报道：“士兵和警察使用武力肃清抗拒的工人，矿场工人在卡托维兹（Katowice）以斧头和铁锹反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
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但八年的警察国家统治只让这个运动更具传奇性。1983年，瓦文萨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他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因而无法亲自接受颁奖。“和平奖得主的座位是空的。”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在仪式上说，“因此让我们尝试更仔细聆听他在空位上发表的无言演说。”
空位是很恰当的比喻，因为在那一刻，似乎所有人都从团结工会看到他们想看的：诺贝尔委员会看到一个“只信奉和平罢工而不相信任何武器”的人。左派看到救赎，一种未受斯大林的罪行污染的社会主义，右派看到共产主义国家以暴力对付温和反对意见的证据，人权运动看到囚犯为了信仰而被关入牢里，天主教会看到一个对抗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盟友，而撒切尔和里根则看到机会，一道苏联盔甲的裂缝。虽然团结工会奋战所争取的权力是这两位领袖在国内极力压抑的，禁制愈久，团结工会的神话就愈强而有力。
到1988年，镇压初期的恐怖已经淡去，波兰工人再度发动大规模罢工。这一次正当经济急速坠落，而莫斯科掌权的戈尔巴乔夫温和派共产党新政权作出让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同意举行临时选举。团结工会分裂为二，现在除了工会外，另有一个新派系叫公民委员会团结工会（Citizens Committee Solidarity）也将参加选举，两个团体关系密切，候选人都是团结工会领导人。而且因为竞选纲领模糊不清，唯一能展现团结工会远景的具体东西只有工会的经济计划。瓦文萨本人不参与竞选，他选择继续扮演工会派首领的角色，但仍然象征这个以“交给我们，你们更安心”为口号的竞选活动。选举结果对共产党是羞辱的惨败，对团结工会则是光荣胜利：开放竞选的261个席位中，团结工会赢得其中之260席。幕后操盘的瓦文萨安排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出任总理，他缺乏瓦文萨的群众魅力，但身为团结工会周报的编辑，他被视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
权力休克
就像拉丁美洲已经学到的教训，独裁政权习惯在经济计划即将内爆时拥抱民主，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共产党错误的经济管理已延续数十年。制造出接连不断且代价高昂的灾难，当时已濒临崩溃边缘。“出乎我们的不幸，我们获得胜利！”这是瓦文萨的名言（也是预言）。当团结工会上任时。债务高达4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600%，粮食严重短缺，黑市则欣欣向荣。许多工厂生产没有人购买的产品，任由它们在仓库腐坏。对波兰人来说，这种情势造就了引进民主政治的悲惨时机。自由终于来临，但很少人有时间或心情庆祝，因为他们领到的工资一文不值，他们把时间花在排队买面粉和奶油，而且还得是商店刚好有货物的日子。
选举胜利后的整个夏季，团结工会政府因为举棋不定而瘫痪。旧秩序崩溃的速度和选举突然大胜本身就是休克：在短短几个月内，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从逃避秘密警察追捕，变成要为同一批特务的工资负责。这时候他们还面对另一个休克，就是发现他们几乎没有钱支付工资。团结工会非但无法建设梦想中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反而得挑起避免经济彻底崩盘和可能爆发大规模饥馑的挑战。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知道他们想终结国家对经济的钳制，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取代它。对这个运动激进的中坚分子来说。这是考验他们经济计划的机会：如果国营工厂转型成工人合作社，它们有可能在经济上继续存活——工人管理可能更有效率，尤其是省去党官僚的额外开支后。其他人主张效法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莫斯科提倡的渐进转型策略——慢慢扩大货币供需原则实施的范围（更多合法商店和市场），结合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体制为典范的强大公共部门。
但就像拉丁美洲的情况，在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之前，波兰就需要债务赦免和经济援助，以便摆脱立即的危机。理论上。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核心宗旨：提供稳定基金以化解经济灾难。如果有任何政府值得这种援助，那就是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因为它是40年来第一个推翻共产政权的东欧集团国家。当然，在听过冷战时期这么多咒骂铁幕内极权主义的论调后，波兰的新统治者应该可以期待获得一些协助。
但没有人提议这类援助。已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掌控的IMF和美国财政部，正从休克主义的透镜看波兰问题。经济崩溃和沉重的债务，加上政权快速更迭造成的迷失，意味波兰正处于完美的弱势，可以接受激进的休克治疗计划。而波兰的财务赌注甚至比拉丁美洲还高，东欧尚未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费市场可言。其最宝贵的资产则由国家掌控——这是私有化最理想的目标，抢先进入者快速获利的潜力无可限量。
IMF深知情势愈恶劣，新政府接受完全转型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IMF任由波兰在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泥淖愈陷愈深。老布什领导的白宫祝贺团结工会对抗共产党成功。但明白表示，美国政府期待团结工会偿付曾禁止工会并囚禁其成员的前朝政权累积的债务——美国只提供1.19亿美元的援助，对一个面对经济崩溃和需要根本整顿的国家有如九牛一毛。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34岁的萨克斯开始担任团结工会的顾问，从他在玻利维亚立下彪炳功绩后，各界对萨克斯的推崇已达到狂热程度。《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赞叹于他能担任半打国家的经济休克医生，同时还能继续他的教职，因此宣告萨克斯——外表看来还像哈佛辩论队队员——为“经济学界的印第安那琼斯”。
萨克斯在波兰的工作始于团结工会选举胜利之前，而且是应共产党政府的要求。他访问波兰一天，与共产党政府和团结工会分别会面，牵线人是亿万富豪金融家兼外汇交易人索罗斯（George Soros），他力邀萨克斯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索罗斯和萨克斯一起前往华沙，据萨克斯回忆：“能我告诉团结工会和波兰政府，愿意进一步参与协助解决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索罗斯同意出钱让萨克斯和同事利普顿（David Lipton）在波兰设立一个常驻办事处。利普顿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当时在IMF任职。当团结工会赢得压倒性的胜选，萨克斯便开始与团结工会密切合作。
尽管萨克斯是自由工作者，没有领IMF或美国政府的薪水，但在许多团结工会高级干部眼中，他几乎拥有救世主的权力，凭着他能与华府高级官员接触和传奇性的声誉，萨克斯似乎握着新政府唯一的希望，也就是援助和赦免债务。萨克斯当时说，团结工会应断然拒绝继承债务，并且信心满满地表示，他可募集30亿美元的援助——比起布什提供的援助是一笔大钱。他曾协助玻利维亚获得IMF贷款和重新协商债务，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能耐。
不过，协助是有代价的：团结工会政府要取得萨克斯的关系和说服的力量，先得采用波兰媒体所称的“萨克斯计划”或“休克治疗”。
这套计划甚至比加诸玻利维亚的还激进：除了一夕间取消价格管制和削减补贴外，萨克斯计划主张把国营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卖给民间业者。这与团结工会的工人所有权经济计划直接冲突，而且虽然该工会的全国领袖已不再谈论该计划中引发争议的构想，它仍然是许多团结工会成员的信条。萨克斯和利普顿花一个晚上写出波兰休克治疗的转型计划，计划有15页，萨克斯宣称：“我相信，这是首度有人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转型为市场经济体拟订的全面计划。”
萨克斯相信，波兰必须立即“跃过体制性的裂缝”，因为除了有众多问题外，波兰正濒临恶性通胀边缘，他说，一旦陷入其中，将发生“根本的崩溃……出现完全且无法复原的灾难”。
他举行数次一对一的讨论会，向团结工会的主要干部解释他的计划，有些长达四小时，并且聚集波兰的民选官员发表演说。团结工会的许多领导人不喜欢萨克斯的构想——工会对共产党实施的大幅提高价格已形成厌恶的情绪——而现在萨克斯告诉他们要做同样的事，而且是全面实施，萨克斯辩称他们不会碰上问题，因为以团结工会累积了雄厚的公众信任，绝对很惊人也很重要”。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从未打算利用这种信任，采取会导致他们会员极度痛苦的政策，但多年来从事地下工作、被关在牢里和流亡海外，已使他们逐渐疏离基层。就像波兰编辑韦尔戈兹（Przemyslw Wielgosz）解释的，运动的最高阶层“实际上已经脱队……他们的支持不是来自工厂和生产线，而是教会”。领导人也迫切需要快速的解决方案，即使会带来痛苦。而萨克斯建议的正是如此。“这会有用吗？这是我想知道的。会有用吗？”团结工会最知名的智囊米克尼克（Adam Michnik）问。萨克斯面不改色说：“这是好计划，这会有用。”
萨克斯经常举玻利维亚作为波兰应该效法的模范，频繁到波兰人听厌了那个国家。“以我很想到玻利维亚去看看，”一位团结工会领袖当时告诉记者，“我相信那里一定很漂亮，很有异国情调，我只是不想在这里看到玻利维亚。”多年以后。当瓦文萨和桑契斯在一项高峰会上见面（两人都担任总统），他向桑契斯承认自己对玻利维亚特别嫌恶。“他朝着我走过来，”桑契斯回忆道。“然后对我说：‘我一直很想认识玻利维亚人，尤其是玻利维亚总统，因为那些人一直让我们吃好苦的药，说非吃不可。因为玻利维亚人就是这么吃的，现在我认识你了，你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我以前恨死你们了。’”
萨克斯谈论玻利维亚时，他没有提到为了推动休克治疗计划，政府曾两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绑架和囚禁工会领袖——就像共产党秘密警察在不久前的紧急状态下。逮捕并囚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
许多人现在回忆说。当时最有说服力的是萨克斯的承诺。他说，如果接受他严厉的建议。波兰将不再与众不同。而会变得“正常”——就像“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如果萨克斯说得对，波兰只要敲掉旧国家的结构，就可以快转前进变成一个像法国或德国的国家，那么痛苦不是很值得吗？快餐版的欧洲计划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取用。为什么还要采取渐进方式去做很可能失败的改变，或尝试没有人做过的新方法？萨克斯预测休克治疗将造成物价飙涨带来的“暂时混乱”，然后会“趋于稳定——大众将明白所处的情势”。
他与波兰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巴尔合诺维奇结盟，后者原本是华沙规划与统计大学（Main School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任命时他的政治倾向鲜为人知（那里所有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者），但很快大家才发现他自认是荣誉芝加哥男孩。曾熟读被查禁的波兰文版弗里德曼著作《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巴尔合诺维奇后来解释。那本书“启发我和许多人，在共产党统治最黑暗的年代，敢于梦想一个自由的未来”。
弗里德曼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与瓦文萨那年夏天对所有国人的承诺有着天壤之别。瓦文萨仍坚持波兰应该走更缓和的第三条路，并曾在接受芭芭拉一华特丝（Barbara Walters）访问时形容。那是“一种混合体……它不是资本主义。它将是一套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体系，会拒绝资本主义中一切邪恶的东西”。
许多人确实质疑萨克斯和巴尔舍诺维奇推销的快速矫正不过是个神话，休克治疗可能无法把波兰休克成健康和正常，还可能制造比以前更大量的贫穷和工业退化。“这是一个贫穷、衰弱的国家。我们经不起这种休克。”一位知名医生和医疗保险提倡者告诉《纽约客》（New Yorker）记者韦施勒（Lawrence Weschler）。
在获得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并突然从亡命之徒变成国会议员之后的三个月期间，团结工会的高层不断辩论、踱步、咆哮、香烟一根接一根，无法决定该怎么做。每过一天，他们的国家就在经济危机中陷得更深。
勉强的拥抱
1989年9月12日，波兰第一届民选国会推选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团结工会干部会议终于决定处理经济的办法，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最终的决定——是萨克斯计划、戈尔巴乔夫的渐进路线，或团结工会的工人合作社政纲？
马佐维耶茨基即将宣布判决，但他在发表国政演说当中、还未谈到举国最关心的问题前，发生了可怕的事，据目击者转述，他开始摇晃，紧抓着演讲台，脸色惨白，喘着气喃喃说：“我感觉不舒服。”他的助理迅速带他离开议事厅，留下415位交头接耳的下议院议员。他心脏病突发？被下毒？共产党下的毒手？还是美国人？
在楼下的房间，一群医生检查马佐维耶茨基，并作了心电图检查。不是心脏病或遭下毒，这位总理只是出现“急性疲劳”症状，因为睡眠太少又压力太大。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焦躁不安，他再度进入国会议事厅，受到会场如雷的掌声欢迎。“抱歉”书卷气的马佐维耶茨基说，“我的健康状况好像波兰的经济情况。”
终于，宣判的时刻到了：波兰经济将以休克疗法来治疗它的急性疲劳，而且会采用特别激进的方法，包括“国营产业私有化、创立股票交易所和资本市场、可兑换的货币、从重工业转向生产消费性产品”，以及“削减预算”——尽可能快速，并且全部同时进行。
如果团结工会的梦想始于瓦文萨一跃而过格但斯克的铁围墙。那么马佐维耶茨基疲惫地屈服于休克治疗。便代表这个梦想的终结，最后，做这个决定的是团结工会的会员并不认为他们的合作管理经济设想是错的，而是他们的领导人相信。最重要的是争取取消共产党的债务，以及立即稳定货币。合作经济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吉克（Henryk Wujec）当时说：“如果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我们可能解决问题，但我们没有时间。”另一方面，萨克斯确实有可能提供钱。他协助波兰与IMF达成协议，取消部分债务并取得十亿美元以稳定货币——但这些，尤其是IMF的资金，都严格地以团结工会接受休克治疗为条件。
波兰变成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典范：政治快速变化的迷失。加上经济崩溃制造的集体恐惧。使迅速而神奇的治疗承诺——不管多虚幻——变得太诱惑人而难以拒绝。人权倡议分子波特诺斯卡（Halina Bortnowska）描述那段期间变化的迅速。像“狗的年龄与人的年龄的不同。我们在那些日子的生活……你会开始目睹这类半疯狂的反应。当人们已经如此迷失时，你再也无法预期人会依照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关心——什么对他们才是最好的”。
财政部长巴尔合诺维奇后来承诺，利用紧急的情势是刻意的策略——像所有震撼战术一样。是清除反对的方法，他解释说，他能够推动完全违背团结工会设想的内容与形式的政策，是因为波兰处在他所称的“特殊政治”情势。他说这种为时短暂的情势不适用“正常政治”的法则（咨商、讨论、辩论）——换句话说，就是在民主体制中不适用民主的特殊情势。
他说：“特殊政治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段很明确的裂缝。它可能是一段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前一个体制崩溃，或从外来的支配当中解放（或战争结束）。在波兰，三种现象在1989年同时出现。”由于这些特殊状况，他才能把正常程序摆一旁，强力推动“立法程序的大幅加速”，通过休克治疗法案。
在90年代初期，巴尔舍诺维奇的“特殊政治期”理论，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相当感兴趣。这并不奇怪：波兰宣布愿意接受休克治疗只有两个月，就发生了即将改变历史的事。并因而吸引举世对波兰实验的重视。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在欢欣鼓舞中被拆除，整个城市充满对各种可能性的期待，MTV旗插在瓦砾上，仿佛东柏林是月球表面（译注：美国MTV公司1981年播放的第一部音乐影片里，以剪接技术把航天员首度在月球表面插的美国国旗换成MTV标志）。突然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过着与波兰人一样的快转前进式生活：苏联濒临解体，南非的种族隔离岌岌不保，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的独裁政权接二连三垮台，从纳米比亚到黎巴嫩各地的长期战争纷纷结束。在世界各地，旧政权一一凋零，新政权从虚空中升起，但还未成形。
在短短几年内，似乎半个世界都处在“特殊政治期”或“转型期”（90年代解放的国家被如此形容），悬吊在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的存在中。美国政府里所谓民主促进机构的领导人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说:“在1990年代上半，‘转型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有近100个国家（拉丁美洲约20个，东欧和前苏联25个，下撒哈拉非洲30个、亚洲10个，以及中东5个），处在从一个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急遽转型期。”
许多人宣称，这些变迁以及种种实质与譬喻的围墙倒塌。将导致意识形态信仰的终结。摆脱超级强权决斗极化效应的国家。终于能够选择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某种政治自由与经济安全的混合。就像戈尔巴乔夫说的：以数十年来被教条催眠。照着固定的规矩行事。造成了许多结果。今日我们要引进真正的创新精神。”
在芝加哥学派的圈子吗，这类混搭拼凑型意识形态的讨论遭到公开嘲笑。波兰已清楚显示，这种混乱的转型期打开了一个窗，让果断的人得以迅速行动以进行激烈变革。现在正是把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造成纯种弗里德曼主义国家的大好机会，而不是杂种的凯恩斯式妥协，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关键在于在所有人都还在问问题和重估情势时，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已准备好解决方案。
1989年纷扰不安的冬季，拥抱这种世界观的人在一次类似培灵会（revival meeting）的集会中相聚；地点正是芝加哥大学。这次集会的主题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演讲，题目是：“我们正在接近历史的终点吗？”对当时身为美国国务院资深政策制定者的福山来说。提倡放任资本主义的策略很明显：别与主张第三条路的众人辩论。要先发制人宣告胜利。福山深信不应放弃极端。不能混合两个世界最好的部分。不能妥协。他告诉听众。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未导向‘意识形态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合……而是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终结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历史本身”。
这场讨论由欧林基金会（John M. Olin）赞助，该会是弗里德曼意识形态十字军的长期资助者，是右派智库勃兴的背后金主。这种协力合作顺理成章，因为福山基本上是重新陈述弗里德曼的主张，说自由市场与自由的人民都是一个不可分割计划的部分。福山把这种论述带到一个厚颜的新境界，宣称在经济领域中解除市场管制，并结合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以及……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民主政治与激进资本主义不仅彼此融为一体，也与现代化、进步和改革密不可分。反对这种融合的人不但是错误，而且就像福山说的“仍留在历史中”，有如在众人都已进入天国时落后的人。因为所有其他人都已超越到一个像天国般的“后历史”（post-historical）国度。
这些论述是芝加哥学派渴望逃避民主的绝佳例子，正如IMF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借紧急“稳定”计划的掩护，暗中推动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福山尝试在从华沙到马尼拉各地兴起的民主化潮流中，走私同一个引发强烈争议的目标。正如福山说的，确实有一股无法压抑的共识正在兴起，认为所有人民都有权利以民主方式管理自己，但只有在国务院生动的幻想中，这种对民主的渴望才包含了人民热烈要求一套剥夺就业保护，导致大量裁员的经济体制。
对摆脱了左派和右派独裁统治的人民来说。如果真的有任何共识。那就是民主代表了终于有机会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而不是让别人的意识形态片面强加在身上。换句话说，福山定义为“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也包含人民可以选择国家的财富该如何分配的主权。从国营公司的命运，到国家应提供学校与医院多少经费。好不容易，全球各地的人民都准备要行使他们得来不易的民主力量，自己决定国家的命运。
1989年，历史正展开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转折，进人一段真正开放和充满可能性的时期。所以福山从他在国务院的职位，选择这个时刻尝试用力阖上历史之书并非偶然。世界银行和IMF选择同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揭露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明显的企图。想阻止自由市场外一切经济观念的讨论与辩论。这些抑制民主的策略目的在于削弱不受节制的自决，而自决则是——也永远是——芝加哥学派十字军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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