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世界上最富有的“议会”在北京召开
星期二, 5 三月 2013.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比英国内阁全体成员还要富有三倍
文森特·科洛 (Vincent Kolo)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云集的政治会议（两会）将在北京举行。华尔街日报最近一份调查宣称：“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富豪代表数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类似机构都要多。”《中国富豪走上从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亿万富翁，平均财富超过10亿美元（62亿元人民币）。全国人大所有代表的总财富超过7,020亿港元。该报导又称：“相比之下，2010年美国国会535位议员的财富总和在18亿美元（112亿元人民币）至65亿美元（400亿元人民币）之间。”
中国政商精英的巨额财富成为全球媒体焦点。《金融时报》将2012年命名为“太子党之年”，并和其他商业杂志都广泛报导了中国太子党（毛泽东时代领导人的子孙）。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连领头的资本主义评论员都要拼命追赶才能与时并进。对中国新寡头统治者所积累的财富，许多报告都反映的一定的震惊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历史上第一次由太子党主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独裁的权力核心）的七名成员当中，有四名太子党，以中共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为首。习的父亲习仲勋曾官拜副总理，后来在文革中曾被毛泽东清洗和监禁。
太子党之能如此露骨地巩固权力，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虽然习近平似乎比胡锦涛更为掌握大权，但习的政权尚未巩固，并面临来自内外的挑战。虽然身为太子党，但习近平尝试在中共内部派系之间取得平衡。他愈来愈疏远扶植自己的江泽民，转而依赖江的对手共青团派的支持。太子党不是一个凝聚性的政治派别，而是中国富豪精英内一个独有有社会群体。彭博通讯将其形容为“新资本主义贵族”。中国金权崛起，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权国和最大的贸易国，精英们通过家族关系，从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贫富差距
中国亲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换血和改造表现在太子党的兴起。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危机的水平。经过12年的沉寂，中国当局公布今年的基尼系数数字，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这个数据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怀疑。但即使从这数字去看，中国比美国（0.378）更为不平等。
但在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国家机构公布的另一项研究中，2010年中国的系数为0.61，属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个国家之一。有感于这座社会火山的震颤，中共新领导人已经承诺会缩小贫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温也曾有类似承诺。十年前，他们还在“以人为本”的迷人旗号下承诺改变政治方向，但在现实中，却变成了“以一些人为本”！
胡温上任时，在中国没有一个亿万富翁（超过10亿美元），而今天有251个，全球第二多，仅次于美国。另外还有270万名百万富翁（以美元计），根据上海的《胡润百富》指，他们当中有85%会送子女到海外留学。所以，尽管在本国为了“维稳”和牟利而维护专制制度，中国富豪都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国际化，让自己获得国外“民主”制度带来的好处。
作为中共独裁主要的（而非独有的）副产物，一个资产阶级已经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报告显示，131万名县级以上行政级别的官员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国80%的财富。
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为了避免俄罗斯式寡头的崛起，中国选择了一个党领导的寡头政治”。十八大的结果表明，与其说是党领导太子党，还不如说它愈来愈像太子党领导着共产党。
世界上最富有的“议会”
正如以上所指，中国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独裁机关（包括中共党内）的组成。麦格雷戈说：“中国全国人大的成员如此富有，他们的会议最好在银行金库里进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个调查指，“中国的立法机构，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有更多的超级富翁成员。”报导指中国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为中共党大会的代表、全国人大或政协成员。
“全国政协越来越像是英国的上院（House of Lords），实权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钱。”报导指，全国政协在其2,200名成员中，有74名亿万富翁，平均资产净值为113亿港元。
在英国，有媒体去年报导，英政府（或内阁）的29名成员中有18名都是百万富翁，引起了社会轰动，并激发对政府野蛮的紧缩政策的愤怒。《每日镜报》（2012年5月29日）指出，联合内阁的财富超过7000万镑（8亿港元）。然而，与他们的中国同行相比，这些财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据彭博社的分析，习近平的家庭财产合计共价值30亿港元，比整个英国政府全体阁员的财产多3倍以上！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评论道：“在中国有政治背景的家庭进入商界之际，私营企业钜头也在进入政界，虽然外界对推动他们进入政界的确切原因并不清楚。”
该报告继续说（回答了其自己的问题）：
“但《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那些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个人财富的增长速度要比胡润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进入2007年到2012年胡润百富榜的人士当中，有75人在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立法机构任职。胡润报告显示，在此期间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81%。根据胡润公司为《华尔街日报》所做的分析，榜单上没有担任全国性政治职务的324人，同一时期的财富平均增长47%。”
这形象地说明了资本家如何利用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共党员和非党员顾问－令公司获得好处，攫取国家合同和廉价资源，与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合适人选”勾结。在《华尔街日报》的报告提到纺织业商贾张海景，他拥有不少于10个政府的职位！张价值101亿港元的业务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获得银行金融助理业务的批准，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将其血汗工厂扩展至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顾问公司推销“五年计划”，以帮助商人获得晋升为政府机构人员，如全国人大会和政协。
反革命的过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释说，“先进的工人必须学会区分共产主义的标签外衣和实际的社会进程”。正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专政及其附属物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把资本家融入到其结构，同时通过中共的后代和家庭，将自己植入至新兴的资产阶级。
我们应该记得，即使在毛泽东的政权，建基一个与目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以普遍的意义来说，与其说是一个政党（更遑论是工人政党），还不如说是独裁国家不可缺少的部分。党的组织起到传送带和控制室的作用，维护当时寄讬于一个官僚国有经济体系下毛派－斯大林主义独裁的统治利益。国家没有工人民主控制的元素，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和国有制为基础的初步生产计划下，尽管有着官僚主义的沉重阻力，毛派政权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建立了一个复盖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网（其中大部分现已被摧毁）。
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和领导，没有民主的权力机构和国际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国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达到了它的极限并回落，前毛主义的国家领导内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力量纠结。邓小平及其盟友在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下，根据经验设定了这个任务。他们羡慕“国家资本主义”的邻国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明显的活力，但也是由于害怕官僚强化破坏计划经济将引发社会爆炸。今天的太子党显然就是邓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继承人。
“八大元老”
外国报章的报导，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内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够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的“红色贵族”世界。
一位资深外交官向《金融时报》指：“你留在中国的时间越长，你越认识到，这个国家的一切由数百个家庭控制。”近廿年涌向中国的资本企业没有忽略此现实，反而将令其业务战略适应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会意识到，大多数主要的外国公司都试图雇用中国官员的儿女，使他们能够获利和做生意。”
彭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为《毛泽东的同志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的新贵》的广泛报导中，提到所谓“八老”的103名儿孙的财富。这是指邓小平和支持邓小平的走资政策的其他七名顶级领导人（彭真、杨尚昆、李先念、陈云、薄一波、王稹、宋任穷），并随后在八九年六月四日还与他一道实施反革命的镇压。这八大太子党氏族在新中国是主导政治和金权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内，有26个后代正在运行国有企业，而43人则经营自己的商业或成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制的国有公司，管理总资产价值约12.5万亿港元，相当于该行业2011年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兴业银行经济学家兴业告诉彭博：“证据是明确无误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后代和直系亲属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权。”
彭博社的报告继续说：“至少有18个元老后代拥有或运行的实体与境外注册公司有关，包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利比里亚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辖区。”
彭博追踪的103名后裔几乎有一半“曾在国外工作、生活或留学”，包括23人在美国，其中3人在哈佛大学，4人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报告提到花旗集团（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华尔街银行有聘请中国太子党。“至少[103人中的]6名为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们的人际网路在商场制胜。”
薄熙来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浮躁的太子党薄熙来下台，成为2012年一件重大的国际新闻。薄的案件，与对薄妻谷开来精心设计的谋杀案审判，令镁光灯聚焦在太子党的权力和财富上。对薄熙来本人的审判可能将至，其现时被指控的腐败行为跨越二十年，从东北的辽宁省到西部的重庆的生涯。
薄的倒台令他家庭的国外财富受严格审查，其价值估计至少有10.6亿港元。同样，纽约时报、彭博及其他媒体顺藤摸瓜发现了薄氏在中国境内外隐蔽的股份、房地产投资及公司董事职务，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在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担任一职。薄熙来家族的财产虽然如此惊人，但是比起习近平等着名领导人则相形见绌，包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根据《纽约时报》的研究，他亲属建立了一个211亿港元的金融帝国。
温家宝是中共党内一个突出的非太子党代表，他强调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亲民形象。他家庭的律师事务所威胁向《纽约时报》采取法律行动，反击这些极具破坏力的真相披露，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只是虚张声势，因为法院诉讼将涉及更严格的财产审查。许多人认为消息是由温家宝的敌对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内部权斗的一部分。
与其说是因为腐败（无论是否太子党的中共官员都一样），还不如说薄熙来下台是因为他被视为一个雄心勃勃而又轻蔑中央领导的“神经刀”，并希望宣传自己夹杂怀旧毛时代之情的独裁民粹主义。尽管在他的“左派”措辞中缺乏实质内容，中共领导看到了当中的威胁而决心清洗它。这是中共权斗的一面，植根于中国走资数十年后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炸开了中共顶层“团结”的外壳。
寄生资本主义
尽管中国国家干预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对金融业的控制，资本主义在中国越来越多地模仿西方国家的寄生式金融资本主义。在过去的2-3年影子银行部门以异常的速度在增长。根据中银董事长肖钢所指，资产负债表外贷款的激增（因为需要刺激国内生产总值）类似于“庞氏骗局”。
中国富豪资本家和中共官员在掠夺经济，将现金存放在境外。根据华盛顿特区的全球金融诚信的一份报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总值3.97万亿美元（31万亿港元）非法资金离开中国，相当于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约6,000亿美元（46.8万亿港元）进入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声称：“中国出现新的寡头政治－或更糟的盗贼统治，应该足以消除美国向中国政治模式学习的念头。”
易明的说法显示，由于对华盛顿的运作不顺感到沮丧，欣赏中国的专制模式的美国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国或者西方资本主义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洁和更少被寡头利益所驱使。但是这传说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已被打破。同样，彭博新闻社在社论评论自己的调查宣称：“中国太子党在建立一个模式错误的资本主义。”
他们希望我们相信有一种“正确的”资本主义，事实却愈益证明相反。彭博新闻社的拥有者为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个具争议性的人物，不仅仅是由于在他任职市长期间，个人财富从约234亿港元增长到1,950亿港元。我们能够寄望美国的“自由媒体”，能对富豪老板的财富聚积与官商之间的勾结关系，进行同样深入的解构吗？
同样，本文大幅引用的《华尔街日报》由亿万富翁鲁珀特・默多克拥有，他及其“太子党”儿子们领导媒体钜头新闻集团（News Corp）。英国的“默多克门”丑闻暴露了默多克公司为犯法、贪污、裙带关系和政府任人唯亲的温床，连薄熙来可能都对此汗颜。
中国的太子党和新资本精英并无发明裙带政治的概念，他们仅仅是快速的学习者。国际工人阶级没有兴趣在这种或那种模式的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整个全球的制度都基于对人和自然资源的野蛮剥削。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群众运动和革命党，为社会主义和全面民主权利战斗，永远终结资本主义制度。
文森特·科洛 (Vincent Kolo)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云集的政治会议（两会）将在北京举行。华尔街日报最近一份调查宣称：“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富豪代表数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类似机构都要多。”《中国富豪走上从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亿万富翁，平均财富超过10亿美元（62亿元人民币）。全国人大所有代表的总财富超过7,020亿港元。该报导又称：“相比之下，2010年美国国会535位议员的财富总和在18亿美元（112亿元人民币）至65亿美元（400亿元人民币）之间。”
亿万富翁中最富有的七人参加中共十八大
中国政商精英的巨额财富成为全球媒体焦点。《金融时报》将2012年命名为“太子党之年”，并和其他商业杂志都广泛报导了中国太子党（毛泽东时代领导人的子孙）。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连领头的资本主义评论员都要拼命追赶才能与时并进。对中国新寡头统治者所积累的财富，许多报告都反映的一定的震惊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历史上第一次由太子党主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独裁的权力核心）的七名成员当中，有四名太子党，以中共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为首。习的父亲习仲勋曾官拜副总理，后来在文革中曾被毛泽东清洗和监禁。
太子党之能如此露骨地巩固权力，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虽然习近平似乎比胡锦涛更为掌握大权，但习的政权尚未巩固，并面临来自内外的挑战。虽然身为太子党，但习近平尝试在中共内部派系之间取得平衡。他愈来愈疏远扶植自己的江泽民，转而依赖江的对手共青团派的支持。太子党不是一个凝聚性的政治派别，而是中国富豪精英内一个独有有社会群体。彭博通讯将其形容为“新资本主义贵族”。中国金权崛起，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权国和最大的贸易国，精英们通过家族关系，从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贫富差距
中国亲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换血和改造表现在太子党的兴起。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危机的水平。经过12年的沉寂，中国当局公布今年的基尼系数数字，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这个数据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怀疑。但即使从这数字去看，中国比美国（0.378）更为不平等。
但在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国家机构公布的另一项研究中，2010年中国的系数为0.61，属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个国家之一。有感于这座社会火山的震颤，中共新领导人已经承诺会缩小贫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温也曾有类似承诺。十年前，他们还在“以人为本”的迷人旗号下承诺改变政治方向，但在现实中，却变成了“以一些人为本”！
胡温上任时，在中国没有一个亿万富翁（超过10亿美元），而今天有251个，全球第二多，仅次于美国。另外还有270万名百万富翁（以美元计），根据上海的《胡润百富》指，他们当中有85%会送子女到海外留学。所以，尽管在本国为了“维稳”和牟利而维护专制制度，中国富豪都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国际化，让自己获得国外“民主”制度带来的好处。
作为中共独裁主要的（而非独有的）副产物，一个资产阶级已经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报告显示，131万名县级以上行政级别的官员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国80%的财富。
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为了避免俄罗斯式寡头的崛起，中国选择了一个党领导的寡头政治”。十八大的结果表明，与其说是党领导太子党，还不如说它愈来愈像太子党领导着共产党。
世界上最富有的“议会”
正如以上所指，中国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独裁机关（包括中共党内）的组成。麦格雷戈说：“中国全国人大的成员如此富有，他们的会议最好在银行金库里进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个调查指，“中国的立法机构，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有更多的超级富翁成员。”报导指中国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为中共党大会的代表、全国人大或政协成员。
“全国政协越来越像是英国的上院（House of Lords），实权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钱。”报导指，全国政协在其2,200名成员中，有74名亿万富翁，平均资产净值为113亿港元。
在英国，有媒体去年报导，英政府（或内阁）的29名成员中有18名都是百万富翁，引起了社会轰动，并激发对政府野蛮的紧缩政策的愤怒。《每日镜报》（2012年5月29日）指出，联合内阁的财富超过7000万镑（8亿港元）。然而，与他们的中国同行相比，这些财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据彭博社的分析，习近平的家庭财产合计共价值30亿港元，比整个英国政府全体阁员的财产多3倍以上！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评论道：“在中国有政治背景的家庭进入商界之际，私营企业钜头也在进入政界，虽然外界对推动他们进入政界的确切原因并不清楚。”
该报告继续说（回答了其自己的问题）：
“但《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那些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个人财富的增长速度要比胡润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进入2007年到2012年胡润百富榜的人士当中，有75人在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立法机构任职。胡润报告显示，在此期间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81%。根据胡润公司为《华尔街日报》所做的分析，榜单上没有担任全国性政治职务的324人，同一时期的财富平均增长47%。”
这形象地说明了资本家如何利用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共党员和非党员顾问－令公司获得好处，攫取国家合同和廉价资源，与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合适人选”勾结。在《华尔街日报》的报告提到纺织业商贾张海景，他拥有不少于10个政府的职位！张价值101亿港元的业务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获得银行金融助理业务的批准，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将其血汗工厂扩展至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顾问公司推销“五年计划”，以帮助商人获得晋升为政府机构人员，如全国人大会和政协。
反革命的过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释说，“先进的工人必须学会区分共产主义的标签外衣和实际的社会进程”。正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专政及其附属物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把资本家融入到其结构，同时通过中共的后代和家庭，将自己植入至新兴的资产阶级。
我们应该记得，即使在毛泽东的政权，建基一个与目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以普遍的意义来说，与其说是一个政党（更遑论是工人政党），还不如说是独裁国家不可缺少的部分。党的组织起到传送带和控制室的作用，维护当时寄讬于一个官僚国有经济体系下毛派－斯大林主义独裁的统治利益。国家没有工人民主控制的元素，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和国有制为基础的初步生产计划下，尽管有着官僚主义的沉重阻力，毛派政权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建立了一个复盖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网（其中大部分现已被摧毁）。
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和领导，没有民主的权力机构和国际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国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达到了它的极限并回落，前毛主义的国家领导内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力量纠结。邓小平及其盟友在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下，根据经验设定了这个任务。他们羡慕“国家资本主义”的邻国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明显的活力，但也是由于害怕官僚强化破坏计划经济将引发社会爆炸。今天的太子党显然就是邓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继承人。
“八大元老”
外国报章的报导，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内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够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的“红色贵族”世界。
一位资深外交官向《金融时报》指：“你留在中国的时间越长，你越认识到，这个国家的一切由数百个家庭控制。”近廿年涌向中国的资本企业没有忽略此现实，反而将令其业务战略适应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会意识到，大多数主要的外国公司都试图雇用中国官员的儿女，使他们能够获利和做生意。”
彭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为《毛泽东的同志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的新贵》的广泛报导中，提到所谓“八老”的103名儿孙的财富。这是指邓小平和支持邓小平的走资政策的其他七名顶级领导人（彭真、杨尚昆、李先念、陈云、薄一波、王稹、宋任穷），并随后在八九年六月四日还与他一道实施反革命的镇压。这八大太子党氏族在新中国是主导政治和金权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内，有26个后代正在运行国有企业，而43人则经营自己的商业或成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制的国有公司，管理总资产价值约12.5万亿港元，相当于该行业2011年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兴业银行经济学家兴业告诉彭博：“证据是明确无误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后代和直系亲属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权。”
彭博社的报告继续说：“至少有18个元老后代拥有或运行的实体与境外注册公司有关，包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利比里亚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辖区。”
彭博追踪的103名后裔几乎有一半“曾在国外工作、生活或留学”，包括23人在美国，其中3人在哈佛大学，4人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报告提到花旗集团（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华尔街银行有聘请中国太子党。“至少[103人中的]6名为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们的人际网路在商场制胜。”
薄熙来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浮躁的太子党薄熙来下台，成为2012年一件重大的国际新闻。薄的案件，与对薄妻谷开来精心设计的谋杀案审判，令镁光灯聚焦在太子党的权力和财富上。对薄熙来本人的审判可能将至，其现时被指控的腐败行为跨越二十年，从东北的辽宁省到西部的重庆的生涯。
薄的倒台令他家庭的国外财富受严格审查，其价值估计至少有10.6亿港元。同样，纽约时报、彭博及其他媒体顺藤摸瓜发现了薄氏在中国境内外隐蔽的股份、房地产投资及公司董事职务，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在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担任一职。薄熙来家族的财产虽然如此惊人，但是比起习近平等着名领导人则相形见绌，包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根据《纽约时报》的研究，他亲属建立了一个211亿港元的金融帝国。
温家宝是中共党内一个突出的非太子党代表，他强调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亲民形象。他家庭的律师事务所威胁向《纽约时报》采取法律行动，反击这些极具破坏力的真相披露，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只是虚张声势，因为法院诉讼将涉及更严格的财产审查。许多人认为消息是由温家宝的敌对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内部权斗的一部分。
温家宝的财富线索——《南华早报》的结构图
与其说是因为腐败（无论是否太子党的中共官员都一样），还不如说薄熙来下台是因为他被视为一个雄心勃勃而又轻蔑中央领导的“神经刀”，并希望宣传自己夹杂怀旧毛时代之情的独裁民粹主义。尽管在他的“左派”措辞中缺乏实质内容，中共领导看到了当中的威胁而决心清洗它。这是中共权斗的一面，植根于中国走资数十年后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炸开了中共顶层“团结”的外壳。
寄生资本主义
尽管中国国家干预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对金融业的控制，资本主义在中国越来越多地模仿西方国家的寄生式金融资本主义。在过去的2-3年影子银行部门以异常的速度在增长。根据中银董事长肖钢所指，资产负债表外贷款的激增（因为需要刺激国内生产总值）类似于“庞氏骗局”。
中国富豪资本家和中共官员在掠夺经济，将现金存放在境外。根据华盛顿特区的全球金融诚信的一份报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总值3.97万亿美元（31万亿港元）非法资金离开中国，相当于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约6,000亿美元（46.8万亿港元）进入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声称：“中国出现新的寡头政治－或更糟的盗贼统治，应该足以消除美国向中国政治模式学习的念头。”
易明的说法显示，由于对华盛顿的运作不顺感到沮丧，欣赏中国的专制模式的美国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国或者西方资本主义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洁和更少被寡头利益所驱使。但是这传说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已被打破。同样，彭博新闻社在社论评论自己的调查宣称：“中国太子党在建立一个模式错误的资本主义。”
他们希望我们相信有一种“正确的”资本主义，事实却愈益证明相反。彭博新闻社的拥有者为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个具争议性的人物，不仅仅是由于在他任职市长期间，个人财富从约234亿港元增长到1,950亿港元。我们能够寄望美国的“自由媒体”，能对富豪老板的财富聚积与官商之间的勾结关系，进行同样深入的解构吗？
同样，本文大幅引用的《华尔街日报》由亿万富翁鲁珀特・默多克拥有，他及其“太子党”儿子们领导媒体钜头新闻集团（News Corp）。英国的“默多克门”丑闻暴露了默多克公司为犯法、贪污、裙带关系和政府任人唯亲的温床，连薄熙来可能都对此汗颜。
中国的太子党和新资本精英并无发明裙带政治的概念，他们仅仅是快速的学习者。国际工人阶级没有兴趣在这种或那种模式的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整个全球的制度都基于对人和自然资源的野蛮剥削。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群众运动和革命党，为社会主义和全面民主权利战斗，永远终结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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