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今年二月，当代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先生在西德《世界报》对他的专访中再次谈到了苏联问题。他深刻地指出，在苏联，改变的意愿虽然存在，但是不幸七十年来的谎言和空话已经摧毁了人们的鉴别力，人们失去了对于那些空洞无物的流行语言的鉴别能力，分辨不出哪些见解是有内容的，哪些话毫无意义。六月，西德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先生在一次报告会上从最基本的学术标准和态度，从一个知识分子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应负的基本责任上，再次批评了中国当代那些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确，上述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有眼力的海外学者的注意。例如，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已经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作为专门课题组织研究，但是这一问题却并没有引起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的反省。四十年来共产党对于大陆的统治，摧毁的绝不只是大陆的文物、山河、物质生产，最具灾难性的是它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准确地说是人类传统中最美好的东西；摧毁了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摧毁了健康的道德观念。这一切还严重在它不仅存在于一般人民大众之中，而且存在于知识分子中；它不仅存在于保守的知识分子之中，而且存在于所谓先进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之中。它使得几乎整整两代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健全的荣辱道德观，正常的研究能力。正因此，千年纵过，共产党的罪孽也难以宽恕。本来，对于大陆知识分子来说，当政治上有所解冻、他们能回到世界时，他的第一个任务应该就是反省自己，重新恢复健康的思维能力，再次回到正确的起点上。但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
究竟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首先，这是因为人们丧失了应有的真诚和反省精神。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马克思主义那种教条的、自以为是的批判世界的态度。靠他们自己再生近代那种怀疑自己的认识论精神及其科学研究方法绝非一日之事。其次，由于大陆长期封闭，不仅与外界讯息隔绝，而且上述两代知识分子的外语能力已丧失殆尽。因此，开放初期，大陆是一个和外界交流能力很低的社会。然而中国是如此一个庞然大物，内部总有很多供上述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而世界也总必须注意到它的存在，因此国际交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带来一种负结果，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另一个条件。第三，港、台、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先天上由于语言相同，本来应该在这短暂的过渡时期利用其融合于世界的、健康发展的力量，对大陆知识界的变化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帮助。然而事与愿违，港、台及海外却掀起一股“大陆热”，只有少数有眼力的学者曾很有礼貌地指出大陆学者的错误，但同时也难以理解大陆知识分子何以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事实上，这种“大陆热”也反映了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某些问题。
“大陆热”直接助长了大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麻木不仁与狂妄自大。甚至在共产党的另一派（强硬派）用枪把他们赶出来、八九民运失败之后，在海外以及去台湾的访问中，他们仍然没有反省自己，认真和海外及港台学界接触，看他们是如何研究和讨论问题的，而依然沉醉于什么阳刚之气等似是而非的议论。这一切对比东欧争取人权运动的历史，对比哈威尔等知识分子的观点，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东欧的变化来反省对比我们的现状，并准备从下述三方面进行这一对比研究：一、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有关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状况的对比。二、不该忽视的经验：有关东欧人权运动的经验。三、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关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近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在力图自强赶上西方的奋斗中滑入了共产主义制度，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此负有极大的责任；半个世纪后在挣脱共产制度的斗争中，东欧成功了，中国再次失败了，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责任，对此做深刻的反思。如果我们承认近代文明的基础和人权观念，我们就必须承认，无论西方、还是东欧都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可以说东欧为我们提供了更切实的经验。
二、苏联的解冻文学是超越时代的伟大文学
一九八六年十月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在台湾对《联合报》记者说，中国之所以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翻译问题。此后大陆作家的自信心日甚一日，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水平。马悦然先生在不同场合还曾说过，北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语言，杨炼可以回到先秦时代，而顾城是天生的诗人，一首会走路的诗。马悦然先生的评价中肯吗？亦或他仍然对中国语言缺乏真正的感受，还是作为汉学家对文学、对诗歌有他捉襟见肘之处？然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的评论对中国大陆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的评论也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大陆文学现状，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学等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愿意从东欧的解冻文学和大陆当代文学的对比来加以讨论。因为笔者以及笔者所熟悉的以《今天》为代表的一批大陆新一代的作家、诗人，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成长过程中深受东欧，尤其是苏联的解冻文学的影响。他们依靠仅有的极少量的一些所谓供内部参考的东欧和西欧的翻译作品缓慢地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从而成为八十年代大陆知识份子中一支较为健康的追求力量。苏联文学有著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当代他们同样又创造了深刻的并将永远传世的伟大作品。这一切和中国大陆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差别，那实际上只能证明我们无知。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俄国作家为苏联奠定了深厚的文学传统，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可夫以及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在其他艺术领域也有一大批经典式的人物。俄国的文学艺术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俄国的文化与社会生活，而且在世界文学艺术乃至思想史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
二十世纪许多西方著名的文学流派都是深受俄国文学术家的影响而产生发展的，例如，现代文学深受陀斯妥也夫斯基影响，康定斯基首创了抽象派绘画，而斯特拉文斯基是现代音乐大师。这一切告诉我们，文学艺术是超越国界和经济物质水平的，就俄国情况来说，它们甚至不是和社会总的文化教育水平成正比的。作家甚至每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制度等客观因素而降低其追求，作家更不应该以此为其作品的低劣辩护。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真正深厚的文学艺术或说思想文化传统，俄国在经历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很难一下子把这种文学艺术连根拔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也很难一下子完全取代人们这种真正的追求。一九一七年之后，即使在那些倾向、同情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作家中间也仍然存在着良知和所谓“革命”之间的激烈的冲突。这些知识分子既受到所谓“革命”的诱惑，又不断受到良知的责备。有相当数量的作家、艺术家始终没有出卖自己，他们满怀憧憬地回到苏联，在扼杀人的真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有的走向了自杀的绝路，有的又离开了苏联，走上流亡之路，有的则始终在荆棘中煎熬自己。但无论怎样，总有一批良知未灭的真正的文学家并未完全臣服。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苏联仍然产生了像马雅科夫斯基、叶赛宁、蒲宁、茨维塔耶娃、康定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这样的文学艺术家，也仍然还残存下像帕斯捷尔纳克和爱伦堡这样的作家。实际上共产党掌权后的文化部长卢那察尔斯基亦是深谙文学的，他的许多文学评论至今读来仍然还有活力，而投靠共产党的作家高尔基也有着很深的文学造诣。他们自身是深刻的矛盾体。在那个时代，在二次大战前的二十多年中，虽然真正的文学艺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但是和中国大陆不同，他们始终未轻易拱手相让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在这期间甚至产生了像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样伟大的作品。对于这一段苦难的年代，对于在这段年代中俄国作家所作的痛苦的挣扎和所受的残酷的迫害，以及他们殊死保存的对于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生活的追求，在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有着最真实生动的记述。二次大战后，斯大林极其帮凶日丹诺夫又向文学艺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围剿。本来他们也许有希望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中完全铲除真正的文学艺术，然而不料天不作美，斯大林的去世为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转机。一九五四年爱伦堡发表了小说《解冻》，随之“解冻”成了一个时代的名称。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一批老作家获得了平反，解除了一些压力，一批新作家也随之而生。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九五七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发表的《日瓦戈医生》，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津在苏联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在这期间涌现的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他们的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水准，而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津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作品堪称不朽，他们的追求的确深刻，他们以最平凡的语句记述了最平凡的事件，然而恰恰在这最平常中人们看到了共产党社会中最无人性的一面，看到了世世代代人们对于美好的追求，以及共产党人对它的残酷的扭曲。共产党人并不是像那些劣质作家所写的那样，“像条疯狗”。然而在这个社会最日常的生活中、最平凡的行动上，人们都可以看到那毫无人性的一面。灭绝人性不只表现在儿子打死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它表现在那表面上和睦安静似乎没有波澜的日常生活中。上述作家极其作品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以《今天》为代表的一批北京知识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反省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真正的文学之窗，使他门开始抛弃大陆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艺术。除了上述作家外，对这批青年产生重大影响的解冻文学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还有杜金采夫的《不只单靠面包》，西蒙诺夫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人血不是水》，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特玛托夫的《我的那株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梅意尔拉特鲁姆的长诗《人》等等。
虽然解冻文学发生于三十年前，但最近十年的中国文学作品却仍然只能望其项背。和这一时期的大部份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不同，苏联的解冻文学或者说非斯大林化的文学超越了党内斗争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并不只是哀鸣和寄希望于共产党某一派，解冻文学直接表现的是人和人的反叛。解冻文学虽然有其时代的特点，但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不仅激励、震撼着苏联人民，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世界上一切向往真善美的人们。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页。解冻文学的产生也再次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种族的。人类总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在不断地激励自己，折磨自己，人类总有一些共同的追求息息相通。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小说依然深受感动，不觉过时的原因，这也是中国读者能喜爱西方小说的原因。如果文学表现的是人的追求，那么即使在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下同样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这种文学揭示的同样是对永恒的追求。它使人们看到在这种环境中人与社会的冲突、人性的悲剧，以及人们为了自己的良知与理想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文学需要勇气、需要毅力、需要抵挡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各种压迫、侵蚀和奴化，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牺牲掉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然而这却正是苏联这代文学家的特质。没有他们的痛苦，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没有他们为了保存人性所作的努力，苏联绝对不会产生这种超越地域与时代的伟大的解冻文学。解冻文学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保持和发扬了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保存了人的真正追求。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苏联社会，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以及苏联人民对人权、民主、对人的理想的追求。在这样一种文学面前，怎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怎能不令我们扪心自问呢，在这样一种文学面前，为自己的胆怯辩护，只能证明自己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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