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接上页
三、中国的文学解冻只是朝向真正文学的开始
然而在同样一种共产党制度下，在同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中国大陆文学艺术界的情况却和苏联以及东欧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区别是我们不应该漠视的，并且正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首先大陆和苏联以及东欧的最大区别就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根本没有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艺术。如果我们跳出和当代作家的私人情谊，冷静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那么就可以发现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只能作为这些作家的耻辱的标志，只能表明他们的奴颜媚骨，助纣为虐与愚昧。即使那些由于共产党的内部斗争而遭到整肃的所谓“艺术家”，也不能由于遭到整肃而掩盖这种耻辱。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陆无论文学、绘画、音乐、电影都被完全意识形态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种宣传，宣传那些意识形态的教条和概念。而所谓主题先行，不过就是这样一堆教条概念先行。它们压抑、扼杀了一切人的冲动，文学艺术家也许可以改变他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然而却必须为这些概念服务；在为这些概念服务的过程中，浪漫主义又逊色于现实主义；而现代派艺术，由于它的基础就是与上述概念相冲突的，所以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它们的存身之地。当然上述意识形态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五十年代是“大跃进”、“社会主义好”，六十年代是“反右倾”、“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批林批孔”、“文化革命好”，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
尽管有些概念是前后矛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意识形态化的作品。在这方面所谓大陆著名作家张贤亮和电影导演谢晋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八十年代大部份鼓吹改革开放的作品，以及伤痕文学基本上都没有跳出这种范式。和这种宣传并行的是文学艺术家对于共产党以及少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奴颜媚骨，无耻奉迎，这种献媚几乎贯穿于他们所有的所谓“艺术作品”中，彻底丧失了人格和做人的尊严。在五十年代是歌颂毛泽东、共产党，六十年代加上林彪、中央文革，七十年代是周恩来，八十年代则是邓小平和改革派。这一切从郭沫若、茅盾、曹禺等得势作家到丁玲、田汉、老舍等被迫害甚至至死的作家，无不有令人作呕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不能只从比较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集团更残酷来说明，因为人们很难证明斯大林亦或毛泽东、邓小平哪一个更残酷，况且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说，亦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说。造成这种现象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原因，我想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传统仍然非常薄弱。虽然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水平很高的作家，但从整体的数量和质量上看都不能和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相比较。如果我们从近代意识、从更深层的对人的追求的意义上来看，只有极少数如鲁迅那样的作家可以和俄国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大作家相比，大部份作家的痛苦和冲动仍然不够深刻和强烈。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之倒向共产党，从某一方面讲亦说明了他们根基之不足，并且正是这一切造成了一九四九年之后文学艺术界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坏的文学倾向毫无抵抗力。斯大林、日丹诺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能在大陆长驱直入，肆虐泛滥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上一代知识分子缺乏做人的根基和道德，这中间除上述提到的那些作家外，还包括臧克家、冯雪峰甚至王蒙这样的作家。极少数稍微有些良知的作家除了搁笔，或不得不从事一些翻译外别无选择，甚至即使如此也不免挨整至死，例如傅雷先生。这种现象使得文学意识形态化在大陆几乎毫无阻力，使得真正的文学、真正对人的追求在大陆几乎绝迹。文学意识形态化的最大恶果之一是使几乎两代人根本不知道真正文学是什么。在几乎整整三十年中，大陆的文学艺术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人们失去了辨别真伪、善恶的能力，所有人的冲动和追求都被意识形态化，这也就是很多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大陆人性被扭曲的原因之一。
近年代来很多人在谈论大陆知识份子的阳萎问题，事实上这一代文学艺术家的问题是已被阉割，而非阳萎。这就造成了中国大陆和东欧的第二个区别：文学解冻在东欧产生了伟大的解冻文学，然而在大陆文学解冻只意味者文学开始脱离政治，脱离意识形态化向真正的文学过渡。脱离党内路线斗争，追求人的解放的开端最早出现在七九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以“今天”和“星星画展”为代表的少数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中国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和过去三十年决裂，开始新的探索。这样一种过程可以回溯到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一方面由于共产党毫不掩饰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欺骗，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们正处于青少年过渡时期却上山下乡的坎坷遭遇，加之在那文化荒漠的时代他们偶然获得的一批供内部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即所谓“黄皮书”、“灰皮书”（书皮分别为黄色和灰色，黄皮为文学类，灰皮为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类）。这批作品既包括像萨特、加缪这样的西方现代经典作家的作品，又有很多东欧的所谓修正主义著作和解冻文学作品，在模仿和学习这种文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找到了新的航向。当然不可否认三十年共产党的教育在他们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并有很多难以弥补的弱点。八十年代初期在这样一种新文学的冲击下，文坛开始有了一丝生气。然而那时除了以“今天”为代表的少数人的少数作品外，绝大多数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反思作品仍然是意识形态化的，只是题目改变了而已。大部分作品仍限于抨击所谓党内坏分子，怀念共产党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和苏联那种表现个人和人的反叛、追求人的解放的解冻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很多八十年代蜚声中外文坛的作品都是如此。
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柏杨先生曾经称赞谌容的《人到中年》，但一位波兰作家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就是共产党，谌容的小说这样写就是为了执行共产党现阶段的知识份子政策”（《对话战场》，柏杨，台湾，林白出版社，1990年，185页）。刘宾雁先生是另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应该说刘宾雁先生是这一代文学家中比较好的代表之一，但他却一直未能超越共产党内的斗争，甚至可以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渗透了他的血液。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刘宾雁先生这一代人对文学的误解。八十年代中期刘宾雁先生不止一次地攻击年轻作家追求纯粹艺术，攻击青年人为文学而文学的反政治倾向，呼吁青年作家要面向现实、社会。这一攻击应该说是很不中肯的。因为为文学而文学正是对共产党的文学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厌恶与反抗，正是一种进步。文学家关心社会和政治家、宣传鼓动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从更深的层次关心人的问题，关心人的精神与灵魂。当这样一种文学传统建立起来之时，当这样一种文学深入人们的心中，共产党内的任何一派都会失去吸引力，任何一种专制和对人性的奴役都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刘宾雁等上一代文学家的这种偏颇正反映了共产党对人们精神的扭曲。同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大陆另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身上。虽然他与保守派文学理论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但是从其合作式著述方法，到其写作的手法技巧，从其所立之论到其论证方法，尽管有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其实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那一套。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在和保守派的争中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内部的激烈对抗、由于开放，人们陆续可以看到新的真正的文学作品，从而使新的文学、真正的人性在党内斗争的缝隙中慢慢成长。文学艺术领域应该说是大陆知识界最有希望的领域。八十年代后，一种健康的文学倾向在大陆正在逐渐形成。但是由于共产党统治造成的断代、几代人的先天不足，新文学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根基肤浅必然会有的那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共产党文化封闭下的那种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仍然时时在起起作用，阻碍人们真诚地面对世界，真正深刻地反省自己。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陆上在开始追求真正文学艺术的道路上，非文学艺术的倾向仍然比比皆是，到处充满模仿－从文学形式到作人，缺乏自我、缺乏真正的深度。模仿尚属有益，但加上自大就变成了有害。在这方面刘晓波是敏锐的。他说：“谁手中有几本外国现代诗集，加上一点文学修养和‘怀才不遇’的伤感情绪和比较强的模仿能力，谁就会成为蒙胧诗人”；他说，“北岛是虚伪的受难者，他太在乎自己是个著名诗人了，太拿自己昔日的光彩当回事了，太急于通过非审美的途径走向世界文学了”；江河“笔下的一切所呈现的既像那些温柔安详的大家闺秀，又像那些高雅超脱的士大夫”；杨炼则“从来不是一个诗人，至多是一个高明的工匠”。这种现象充满了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坛，例如张承志模仿艾特玛托夫，但不如艾特玛托夫；王朔式的作家苏联二十多年前就有过阿克肖诺夫；寻根作家在模仿美国黑人作家；白桦等人的时髦用语“大写的人”抄自苏联诗人梅意尔拉特鲁姆的《人》中的一句，这首长诗也是在六十年代翻译、内部出版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受着它的影响－甚至《走向未来》丛书插图的风格，但是却都未达到它的深度。而至于张贤亮等人则仍然限于意识形态、公式化的泥坑，离真正的文学还相去甚远。在大陆，可谓所有有的，人家早就有，而还仍然不如人家。李欧梵先生在八八年底说得很中肯：“真正感人的作品还没有产生，而一些外国的实际例子，诸如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在小说中对党和革命的描写，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反越战争时所写的报告文学，在目前的中国似乎还是行不通。我一贯的论点是：中国不乏伟大作品的材料，要紧的是作家没有胆识、勇气、良心和艺术才华，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视野和语言的问题”。
“自一九五七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漫长的历史，以及它在中国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层层阴影，不仅是创伤、而是创伤背后的罪咎，中国民族性上的弱点和污点在文革中已经暴露无疑。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作家深入地不留情面地去揭露这一个大疮疤？犹太人在经历纳粹的浩劫后，创造出多少文学作品：几乎每一本都是既写实，又挖掘内心的，而中国人的反思为什么还回不到文革，为什么一定要推到更广泛的‘封建沉淀’上去？我认为这是逃避责任！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复杂性和阴暗面，但‘解放’三十年来所造成的新的心理沉淀是不应该假封建或传统之名全盘概括的。”（《九十年代》1986年12月，81页）这种非文学艺术的倾向也表现在音乐电影领域中。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音乐界热衷并陶醉于在国际上的各种声乐或器乐比赛中的名次，甚至在一九八八年美国出版的中文《知识份子》杂志封底上刊登了一幅整页的广告，把在美国举办的一次大陆音乐工作者的演奏会宣称为中国音乐向西方挑战。对于这种倾向几年前当代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在给中国有关人士的信中就曾表示忧虑，他说：“危险在于过分努力和过分快速地想培养出国际音乐尖子，指望这些尖子象世界运动会那样，力克群雄。……就这一方面而言，伟大的音乐演奏是无法竞赛的，它是独特的、个别的，无法用距离、速度、力量或重量等概念来衡量，谈不上奥林匹克冠军。……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世界比赛中击败他人，而是要全心全意地表现所学的艺术”。的确，如果音乐不只是一种消遣，而是人们追求生活的心灵的回声，如果我们眼前还屹立着贝多芬等大师，那麽中国音乐向西方挑战这种口号则只是对音乐的亵渎。
同样的情况在电影界也有所表现，张艺谋等年轻一代导演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得奖。从突破与反抗以往的意识形态程式来说，这不是坏事，总比那些固守不变要进步得多。但是从艺术追求本身来看，则使我们感到这一代导演仍然缺乏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气质。正因如此，近年来几乎在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领域都有许多人或拼命找寻、玩弄新的形式；或在西方所没有的中国的风土人情上大作文章。然而在思想或感情的深度与厚度上却仍然远远不如东欧的文学艺术。虽然有较好甚至得奖的作品，但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是缺乏真正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朦胧派诗人江河有一次曾面对杨炼与顾城的狂妄拍案而起：“你们有什么好狂妄的，我的诗比你们写得好，但我自知不是一个诗人”。只有对诗有所了解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大陆缺少真正的诗人、文学家。江河不是诗人，时下名声很大的北岛也不是诗人，他更多的是一个玩弄语言技巧的苍白的知识分子。至于苏晓康等人则根本不是文学家，他们所从事的是改革宣传。在人生中，人很难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在政治风浪里、在自己作品的力度上。和哈威尔、昆德拉等东欧作家比较起来，大陆作家总是令人失望。仍然没有真正深刻的作品和作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作家的先天不足。大陆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们眼界狭窄、文学修养不足。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历史感，读不懂或根本没读过哲学原著，他们的中文和外文的语言功力都有所欠缺，只依靠翻译作品，所见东西就极其有限，而只靠翻译家的语言来滋养自己，当然也就难以产生真正的超越，这也是这一代人仍然不如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鲁迅那一代诗人和作家的原因。对于现时大陆作家来说，在这个文学解冻的时代，回到三十年代、或者说从三十年代的重新起步，也许可以准确地反映我们文学艺术的真正历程。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我们却有令人惭愧的事实。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从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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