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九鼎："1989年11月9日，分隔东西柏林的高墙轰然倒塌，一个冗长的梦魇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揭幕了。
柏林墙的钢筋、水泥、电网、岗楼、探照灯，这些富于象征意味的专制符号和那些冒死投奔自由的血肉之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方励之先生的回忆，八十年代初，他还未被开除党籍，尚系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然而他就是在出访西柏林并顺道赴东柏林观光时，一日之间的所见所思，彻底动摇了他的红色信仰。"
●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特别报告
1961年8月13日深夜零时，一道全长155公里的铁幕在东西柏林之间筑起，把东西德一分而成为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在苏联控制之下的民主德国，一个是受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联邦德国。对于东德人来说，围墙是所谓的死亡地带，东德边境守卫向任何尝试穿越围墙的人开枪。
从1961年到1989年28年之间，超过五千东德人成功穿越这道高四米的墙，来到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但是有超过3200人在尝试穿越围墙的时候被捕，超过200人受伤，100多人被杀。
这道墙就是世界知名的柏林墙。
但是，再森严的防卫也终有松弛的一天。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著名过境站Checkpoint Charlie首次开放。28年内第一次有东德人拿著护照，穿过柏林墙，从东柏林来到西柏林。第二天，全球都看见了这几个东德人在西柏林照的照片。大批柏林居民以及驻德国记者，在11日晚涌到柏林围墙各个过境站，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东德前往柏林墙的公路上，汽车络绎不绝。东西德人民互相拥抱、亲吻。
仲维光先生在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1989年11月9日，他是在西德南部的一个叫Hegensburg城市小镇中居住。
他回忆说：我虽然没有处在柏林第一线，但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东欧的变化。Hegensburg本来是一个像世外桃园很安静的城市，除了周末外，几乎空荡荡，但是在89年，这个小城市异常激动。当天第一次看到东德人爬上围墙去了。新闻对此作了长时间的现场报导。我自己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的确说，自己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整个东德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看见柏林墙被人穿过。当时人群还穿过勃兰登堡门。
对于在西德生活过的人，当年去东德首先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边界线，先是无人地带，然后是森严的边防检察。所以虽然是在电视前，但激动和百感交集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好像是一个人刚刚从监狱里一下放出来一样。
柏林墙的倒塌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在东德政府政治局还没有完全拍板决定是否开放边境控制的时候，东德发言人沙博夫斯基在11月九日举行的一个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意外地突然宣布民主德国将会开放边境控制。这项宣布，一下子就像开了堤坝，冲破了柏林墙。
纪录片《围墙的倒塌》的导演黑德拉就总括了柏林墙倒塌的深层历史原因。
他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了东德以及欧洲分裂的结束，苏联当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推行了改革，波兰的团结工会活动推翻了共产统治，波兰以及匈牙利并且进行了自由化运动。而到了1989年10月9日，匈牙利以及奥地利对东德开放边界，所以在1989年柏林墙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我们经常把1989年的中国学运跟东欧的变革相提并论。其中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很多人。为什么东德政府没有向冲击围墙的人开枪，而中国却出现了六四军队镇压事件呢？
旅居德国的仲维光先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10月9日是一个转折点，在莱比锡有七万人上街，政府调动了八千人准备镇压，并且放出风来说一定要镇压，但是较量的最后结果，是政府突然把八千人的镇压力量撤回去了。
为什么东德最终没有开枪镇压，而是和平解决问题呢？
从1988年开始，德国外长就向当时苏联大使表示，无论东德再发生什么样的和平示威，我们再不允许发生1953年六月苏联开坦克的暴力镇压事件。而六四事件後，西方政府就不断向苏联以及东德政府施加压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知识份子非常关心莱比锡事件，他们不断打电话给东德政府高层人员，呼吁政府不要开枪。他们表示，你们如果开枪，就什么都完了。也许是这些知识份子所施加的压力，使政府不敢开枪。
连当时的东德总书记克伦茨都承认，他们不能镇压，如果镇压，就什么都完蛋了。
但是对于1989年中国民运，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的丁伟先生就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说：
"我们不能够静态的比较1989年的学生运动和东欧事件。八九年学生运动只不过是民主运动很初步的要求，比如说要求政府有效率，不要贪污等等，但是并没有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东欧就不一样，东欧的民主运动其实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要求民主，追求人权的传统一直在发展，而到了1989年其实就是水到渠成，开花结果。
但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就没有太多这一类的运动，完全不能跟东欧相比。就算是1979年魏京生被判刑的那次民主墙运动，也只是个别零星的行动，没有串成一连串不断扩张、不断壮大的民主运动。
东欧在二战前已经有民主选举，虽然这个民主制度很脆弱，但是毕竟是经历了民主的洗礼。但是中国就完全没有经受过民主洗礼，对于西方这些思想文化层次的东西，都不能够非常接受。所以要移植西方一套民主思想，就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中国的文化土壤，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文化土壤是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要实行民主制度，我觉得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中国要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未来是怎样呢？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当年所说的一句话，对我们似乎有警世的作用。
仲维光先生说：戈尔巴乔夫最后在十月到东柏林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谁来得太晚，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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