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的“自然之友”和“无业者在行动”
五, 03/04/2011 - 02:04 — LabourWorld
张平山
张平山
10月14日我们在科隆市探访了两个团体，分别是“自然之友”和“无业者在行动”。
“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已有115年的历史，是由工人阶级之中的年轻人创立的。其前身是另一个不同的组织。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前，有过2个相关、相类似的组织。1940年该组织曾有小房间来宣讲马克思主义，给年轻人开小组，但当时“自然之友”的领导感到这些年轻人太激进，便不许他们加入。1972～73年，L在这里积极工作，宣传有关工人的利益保障等想法。“自然之友”是当时唯一的传播这种思想的组织，现在依然保持这个思想，并且找到了接班人，把这个工作继承下去。此外，环保的观念现在得到广泛传播，但在70年代初，只有该组织在推动生态保护。在机构会议室的墙上，挂着某艺术家捐赠的大型“实物画”：莱茵河。粗看一眼简直像是油画。机构主持人介绍道：这幅画其实是用从莱茵河里打捞上来的各种垃圾——比如最多的是人们随意丢进河里的鞋子——制作而成的。听罢，我们纷纷凑近细看：果不其然！可惜因为天气不佳，光线较暗，无法拍出效果来。
组建“自然之友”的背景是：当时工人的劳动强度比较大，需要一个可供休息的地方，有从事文化活动的强大要求。法西斯上台前政治较为自由的时期，这被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来倡导。法西斯上台后关闭了该组织，直到垮台之后，该组织才有机会恢复，另找场所重新盖房子。“自然之友”的一个特色是：不管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左翼人士，都可以在这里一起工作，这在当时是少见的。这个组织从未隶属于某党的旗帜下，一直都很宽容。
法西斯时期，组织里出现过很多激烈批判法西斯主义的人，他们在战前就预见到二战的爆发。其中一个积极成员策划暗杀希特勒。当时希特勒要到慕尼黑有名的某酒馆发言，此人便在酒馆里埋了个炸弹，但希特勒因故未去，临时改往柏林……炸弹爆炸后，一些纳粹官员被炸死或受伤。后来这个成员被捕并送入集中营。直到今天，“自然之友”仍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活动。本月的活动清单里就包括这个议题，此外还有其它的国际热门话题讨论。
目前全球不同国家有上千个“自然之友”，会员达50万人（前总理勃兰特也曾是“自然之友”的成员）。组织之间是有联系的——某中心成员到其它国家的中心，可以借宿——但非隶属关系，而是各自独立开展工作，重点也各不相同，虽然也会问问总部的意见，但并非必需。由于组织松散，所以它们无法联合行动，甚至不知道彼此在做些什么，也就不可能互相影响。至于活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组织青年旅游。
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提供收费住宿；在组织青年交流时收取的费用；出租活动室，来这里搞活动的团体视经济情况交纳一定的费用（例如，现在有一个爱尔兰的青年团体来德国交流，由德国手工业者协会支持相关费用），等等。
它和“相互作用”组织做一个同样的工作：食品捐助中心——超市或大商场将接近过期的食品送给他们机构，中心每周三免费派发食品。“自然之友”座落的这个区在科隆的境况较差，居民较穷，钱都不多。本区原来有两家大工厂，后来都搬走了，很多工人失去工作，生活拮据，尤其是土耳其裔及其他外籍工人。跟穷人和底层人民在一起，是“自然之友”存在的意义之一。
中心完全自主经营，有一个专门的房屋管理小组，约8-10名成员，都是经常参加活动的积极份子。有地区领导，不仅负责本中心的管理，还负责领导科隆其它地区的另外两个中心（各中心都是自主的，工作内容和重点各各不同）。但整个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志愿者，一个支薪。其余成员都是义务工作，地区领导也不拿工资。食品捐赠中心从组织到实施都由志愿者组成。
100周年庆典时，“自然之友”举办了一个活动，回顾百年历史。对于机构的使命，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看法不同，甚至有冲突。当然，组织允许不同观点存在。
“无业者在行动”
在“自然之友”的会场内，我们拜会了这个组织。这是一个完全由失业者自发组建的自救组织。成员的成份颇为复杂：有失业者，也有仍然在职的工人；有本地的德国人，也有外籍移民。该组织不接受外来的捐款，经费全部由失业者自己共同来负担。
他们的工作分三个方面：1、为失业者提供帮助和咨询，如有需要，陪同他们前往劳动部门；2、创办失业者报；3、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经常参加各种政治集会。也许因为工会、职代会之类的“传统机构”严重的官僚化，他们特别强调：我们这个组织没有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而只有互助关系。“无业者在行动”的主席说：
“官方的劳动部门常给我们制造难题，说我们没有咨询的权利，只会搞出麻烦来，他们还侮辱我们。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失业，但也是有尊严的人。我们每天都能亲身经历官方对我们的不公平对待。失业者和劳动部门人员单独对话时，经常发生失业者被侮辱的现象，所以我们陪同失业者一起到劳动局去，比起一对一的局面，这样做能显出我们的强大。有时是三五个人一起去，最多的一次有20个人同去，通过这种办法，迫使劳动部门对失业者咨询的答复变得公开化，从而避免失业者受侮辱的情形，因为他们没法关起门来侮辱失业者。这个“公开化”信条也体现在我们出版报纸的方针上。我们在报纸上介绍与失业者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政治行动，也讲述具体的案例，来揭露官方干的缺德事。劳动部门不许我们写某些文章。最近就发生了一起诉讼，有个劳动部门因为我们写的一些文章而控告我们。
“在科隆，在帮助失业者方面，完全独立工作，不受官方劳动机构和教会支持的，就只有我们一家。凡是有‘背景’关系的机构，在从事咨询时都难以做到无偏见、无党派的协助。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倾向，就是完全站在失业者立场做事。
“德国失业者在每月第一天领取失业金。到了这天，我们都会积极行动起来，因为有的失业者在那天可能拿不到失业金。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组织失业者到劳动部门索取。这个主意不是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左翼人士，而是失业者自己想出来的。有一次因为劳动部门电脑错误，失业工人无法领到失业金，导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令当局震惊。我们的目标并不远大，要求的只是满足现有的权利。我们主动争取。我们这些失业者面临的是生存危机！所以必须维护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陪同失业者跟官方机构打交道，占据他们的办公室，有时候端着咖啡前去，或者干脆带上电影到他们那里去看，就算警察来了我们也不走。我们因此被起诉，上过庭。我们已经把刚才说到的“支付失业金日”[1]活动扩展到德国的许多城市。
“此外还有别的活动。德国政府的劳动部门会专门派人去失业者家中做调查，以便抓住把柄，取消他们的失业金。我们把这些外勤人员叫作‘侦探’。我们怎么对付政府的这种行动呢？早上7点，我们三、四十个人戴上面具，一同到侦探家去，站在他和他的邻居家门口，告诉邻居他是干什么的。我们翻查他家的垃圾桶，在他家附近贴很多照片，让他的邻居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吓得他不敢出来。我们希望这个行动能使劳动部门有所反应。是的，你要做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的话，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意即：他们知道在侦探家门口做的这些是非法的）。”
那么，劳动部门或其它官方机构是否从不帮助失业者？只有在他们陪同失业者前往时（或是离开后），个别劳动部门的办事员会“表示理解”，或给予一些协助，但失业者从没有得到过官方劳动部门及工会的帮助。劳动部门甚至可能不发失业金，或是尽量不给钱。比如劳动部长就宣称要用“兑金券”代替失业金，说是因为很多父母酗酒，钱没有用到孩子身上。
在德国，外籍劳工要有合法证件，才能纳入保障体系，失业了才能拿失业金。否则，就必须有份工作才可居留，一旦失业就只能回国了。
失业者所受的社会歧视是严重的。政府和媒体不断造势，说失业人士都是懒虫，咎由自取。
谈到“一欧元工作”和“二次失业金”[2]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政策很荒唐。他们探访过的从事一欧元工作的工人也深感不平。“一欧元工作”完全破坏了正常的工作方式。政府有意借此来压低工资。这类工作大都是无聊、无意义的。唯一获利的就是提供这类工作的公司。假如你从事“一欧元工作”，你就被划出失业工人范围之外，政府的失业统计数字当然就好看些。60岁以上的人士、培训中的人士、病人……都不被算为失业人口。官方统计的失业数字是三百万，实际可能有六百万人。
“再就业”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里。“无业者在行动”只是帮助失业者，不负责找工作。失业者大多在就业市场里觅职，此外还有中介公司、劳务派遣什么的，但工资都比较低。失业者当中，年纪大的通常退休，重新就业已很少见。有些人找不到长期工作，只能做兼职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要做几份工维生。“二次失业金”政策出台后，临时工、劳务派遣工增多。政府宣传说危机已经过去，但实际上对工人来说，真正发生的变化只是劳务派遣大大增加。
有趣的是，他们还参与在职工人的罢工，只要认为罢工是正义的，就去支持。失业之后，虽然没钱了，但有时间，这是个便利之处。作为失业者的斗争也增加了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行动包括堵路和占领办公楼……
受打压是常事，要学会习惯。生命危险倒不至于，主要是交罚金什么的。如果谁因为参与行动而受处罚，组织里的成员就凑钱帮他。他们曾抱持幻想，希望官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善法律、引起重视。后来他们又曾经期待通过社会团结以大规模行动来帮助失业者，但直到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希望全部落空。“我们并不想夺权，没有想建立一个所有的人都参与的组织，我们只想要一个针对性的组织。”他们中间有些人曾是工会成员，但对工会很失望，因为工会并没有关心他们，没有关心失业者的利益。只有“威尔第”工会关心过失业者问题，但他们担心工人成立新的工会，会与他们相抗衡。是的，从法律上说，工会独立于国家，但它又效忠国家。几十年来，工会都没有代表工人的利益办事。如果当时工会不曾支持“二次失业金”方案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歧视失业者的规定了。
在过去的10到20年间，国家政策日益严苛，社会气氛对弱势群体越来越冷漠，救助的力度越来越小。20年前要求的是增加福利救助，现在只求尽可能别再下降了……对此，“无业者在行动”提出的失业者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500元现金；由政府支付房租，以及免费的公交车月票等。
有人问：“中国经济发展与德国工人处境的倒退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你们德国工人怎么看？”
他们答道：“经济上，各国是相互竞争的，但人民之间并非对立，而是友好的。要追究谁该对这种情况负责的话，那么要负责的是全球化经济政策。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实施了‘二次失业金’方案，他们不是保守党，而是自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但却背叛了工人！不过，要说中国经济跟德国福利制度的关系，倒是有一点：30年前，德国的生活费用很高，现在由于来自中国的大量便宜货的涌入，生活成本下降，最低救济水平也跟着降低，我们得到的救济款少了。中国工人受到了剥削，同时导致德国社会福利的下降，德国人的日子过得不好了……当然这不能由中国工人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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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者用的是“付薪日”一词。
[2] “二次失业金”，即“哈茨IV方案”（“HARTZ IV”）。关于“一欧元工作”和“二次失业金”的详情，可参看《波鸿市的社会救济中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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