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青年工运份子的一席话
去年10月16日，德国的团体举办了一场工作坊，让来自中国的朋友和德国工运朋友交流。在这个科隆工作坊上，有三个青年（两个德国人，一个瑞士人）分别介绍了他们的斗争经验。
不来梅奔驰汽车厂的工人斗争
位于德国北部的不来梅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市区以北65公里的不来梅港位于北海入海口，为德国第二大港。不来梅市有50万居民，接近不来梅港口的区域另有居民10万人。1985年，该市与中国大连结为“姐妹城市”（即友好城市）。除了港口、造船、渔业和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之外，不来梅市最重要的两个支柱产业是汽车制造和航空航天。该市的奔驰汽车厂规模属德国第二，供应全球四分之一的奔驰轿车。来自该厂的年轻工人Noni讲述了该厂及当地工人的斗争动向。
Noni，不来梅奔驰汽车厂工人
不来梅一方面靠工业生产，另一方面靠港口货运。在这些行业里，五金工会占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在不断削减，汽车出口的情况还好，但正式工人日益减少，临时工则不断增加。我们经历了这一改变。而在企业改组过程中，工会站在资方立场上支持这一进程。而就是这样的传统工会，也只存在于奔驰的3家工厂里。其他如派遣工等都是没有组织起来的。
我先是在奔驰实习，现在正式在生产车间工作。作为对工会感兴趣的青年，我参加了工会培训。受到的教育是：“我们应该自我组织起来！”而其实在生产线上，工会根本不起作用，只不过是跟公司管理层共同管理生产罢了。过去，在许多大公司里，都发生了工人的大规模行动，包括反对工会的行动，因为工会认可资方的裁员方案。我们公司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工人委员会，并且在斗争中认识了港口的其他工人，开始与他们联合，前往拜访他们。我们互相支持，发出倡议：我们要独立于工会，自行组织起来！9个月前，我们尝试组织起不同公司的工人代表，这样各厂工人——包括港口，医院，汽车行业的工人——便可聚集起来，交流思想，交换经验，共同教育和建立联系，不管来自什么行业。
我们每月定期会面，讨论各种不同的主题。我们有这种诉求，因为大家——不论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派遣工——都意识到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所以建立一个自己的新工会的呼声很高。我们的呼吁收到很好的效果。
由于我们不是在大型活动中认识的，没有公共平台可供工人们彼此了解，而是在斗争中私下认识的，有很大偶然性，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创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在感兴趣的工人之间建立联系。我们的另一个想法是，与普通的基层劳工一起组建自己的工会，希望有自己的斗争能力并向公众宣传我们的想法和需求。当然，我们不愿像传统工会那样变成行政管理的一种工具。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建立工人的国际联合，也就是能够跟国际上的其他工人建立联系。这个想法还比较抽象。不过，我们奔驰厂也直接面对着可能把工厂搬到中国去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跨国界联合呢？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1]早年的想法如果能成功，那多好啊。目前我们的想法是加强联系，形成自己的组织。
派遣工越来越多，他们没有受到相应保护，但要组织他们难度很大，因为派遣工都是在这里干一段时间后就被派遣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可以随时解雇。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随企业“转型”而大量产生的派遣工和临时工，主要就是年青人。就我们所在工厂的情况来说，厂里工人的平均年龄47岁，老工人很多。基本上，厂里每年会招100名年轻人进来，这些刚进厂的工人不能立即进入生产线操作，需要学习，这点很有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组织他们。我的同事有一半都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要想联合青年一代参与劳工运动，最重要是必须了解青年们的生活状况，不是泛泛地谈论理论及远大理想。三、四十年前，有很多年青人投入组织工人的工作，积极关心工厂里的情况，但现在就不同了。目前的反法西斯反种族歧视吸引了很多青年人。不来梅的情况比较例外，青年再次表现出对工人状况的关心。老一代的问题是：如何发动年轻人来关心工厂里的问题。
为什么工人不信任工会？在德国，法律上对工会的定义是：工会是企业的“社会伙伴”。工会官僚当中盛行一种说法：“举行一次罢工是容易的，难的是怎么结束它。”（即如何操纵和控制工人斗争以达到劳资“平衡”——作者注）随着企业“转型”，工会越来越不重要，显得多余。经济发展的进程使雇佣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工会都站在政府和资方一边，没有别的选择。
我谈的是如何处理劳资关系。有人提到阶级冲突和决战问题，我希望这种决战最好不要发生，或者应当尽力避免，最好是制度自身能把它化解掉。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积极主动，使之能够掌握在我们手里。举例说吧，在伊朗和希腊，虽然斗争艰巨，旷日持久，但最后都没有成效。所以我觉得在全球化经济下，斗争很困难。我们讲述我们的斗争，因为跨国的交流很重要。我想，这就是卢森堡所说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问题，这是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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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1905年6月由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工联主义者共同创立的工会联合会。其目标是：不分性别、种族和技能，把所有产业的所有工人组成“一个大联盟”。他们反对与资本家妥协，呼吁采取“直接行动”。
FAU——新联合工会的尝试
一方面，德国工人受到资产阶级和政府的不断进攻，另一方面，工会、企业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普遍官僚化，持亲资方、亲政府立场，漠视工人利益。因此，一些力图进行抗争的工人和工会正寻求摸索新的工人组织形式。FAU是其中一例。来自柏林的FAU组织的成员介绍了该组织的情况，具体讲述了柏林巴比伦电影院的罢工事件和该组织面临的困境：
来自柏林的FAU组织成员
FAU是一个工团主义的企业工会联合会，是受到工会支持的、自下而上实施基层民主的工会。最初的想法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团组织的观点。
在德国的多个城市，都有工会组建的FAU。它们不想带上宗教及党派色彩，也不愿意跟政府走得太近。它们要在日常斗争中互助，而非期待外援。它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在多个领域里有参与之权。目的是通过团结起来改变生活及社会，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在实际操作中，FAU组织从事帮助工人提高工资等等非常实际的斗争，也有许多国际行动，比如支持西班牙的其他姊妹组织。FAU还组织集体性的、影响力大的罢工，比如柏林的巴比伦电影院的罢工。
这是柏林唯一接受国家资助的一家电影院。因为其老板跟左翼党领导层的关系很好（虽然老板本人不是党员），所以得到资助。电影院与左翼走得很近，经常上映批评社会的电影，可惜电影院员工的待遇却跟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
2008年底，员工们说，工资、工作条件以及老板对待员工的态度，让我们没法忍受。他们起先要求组建企业委员会，但发现效果很差，因为企业委员会权力有限，无权将员工组织起来，于是意识到需要工会。他们向威尔第（VER.DI）服务行业工会发出求助信，但没有得到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从未得到答复。员工们的理解是，老板看来跟VER.DI的领导层也走得很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找到FAU（此前半年，FAU曾培训并帮助他们中的一个员工，帮他找到律师协助）。FAU派出一个企业工作小组，与员工们一同向老板提出诉求。企业工作小组定期跟员工开会讨论，把诉求写下来，形成集体合同的初稿，将之交给老板。老板压根不搭理。矛盾激化了，劳资关系达到紧张状态，最后矛盾公开化了。员工们组织起来，派发传单，最后封锁了电影院。压力通过领导层传递到了左翼党派那里。2009年9月之后，VER.DI工会终于介入，通过媒体表示愿意帮助电影院的员工跟资方签订集体劳动合同。资方则提出诉讼。法院判决结果是，FAU可以在电影院组织员工罢工，但无权在行业里签订集体合同。2009年12月，判决由FAU支持成立的工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2010年1月，VER.DI与资方签了集体合同，条件远低于员工提出的要求，并且不能适用到整个行业。2010年我们又打了一场官司，至7月裁定胜诉。FAU帮助组建的工会获得承认；但工会虽然合法了，却没有与资方签定集体合同等权利，也不容许集体上诉。因为按照德国法律的规定，只在一家企业里存在的工会不具备全行业工会的能力，同样，只在一家企业里订立的集体合同不能推行到全行业。这事实上意味着企业工会无权罢工，就法律来说，德国工会受到的限制比美国和中国更严重。
总之，在现行法律规定中，FAU没有成立工会及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
现在，FAU工作小组虽然在电影院活动，其地位得到加强，但员工都换了，老员工的待遇有了改善，新员工不愿斗争。我们认为，斗争并未结束，也没有彻底失败。
至于VER.DI工会，经过这场斗争之后，在电影院行业已难以立足。而随着放映技术数字化的发展，现在的影院模式已经变了，推入一张CD碟片便可放映。以我的悲观想法，这样一来要实施集体合同就越来越难了。
瑞士“为社会主义而行动”——争取移民居留权组织
在10月16日召开的工作坊上，来自瑞士的客人大卫（David）团体讲述了他们的活动，这不仅使来自中国，而且让德国的工运份子也有机会了解在这个邻国发生的事情。该团体名为“为社会主义而行动”，是一个为外籍移民工人的居留权而斗争的左翼组织，分别在瑞士和德国行动。以下是大卫的介绍：
“我来自瑞士巴塞尔的‘为社会主义而行动’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有许多积极份子，努力为非法移民瑞士的人争取居留权。瑞士政府一直想要阻止我们组织的行动。在瑞士，除了正常居民计780万人口之外，还有20～30万人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瑞士法律规定，‘难民’有10种不同的居留许可证，待遇和权利各有不同，非常复杂，包括在哪里居住、得到政府的保障和补贴都各不相同。团体在工作中要面对的另一个困难是，政府让难民们每星期更换居住地，使得团体难以接触移民。
“非法居留的移民在跟团体接触时面对的问题有：语言沟通方面的困难；很多人对自己的状态很恐惧，政府很可能会把他们送进监狱，或暴力驱逐，例如被捆绑在飞机座位上强制遣送回国等。怎么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个很大的难题。
“我们的做法就是在很多城市建立小的支部，到他们的居住场所做宣传，告诉他们我们能提供一些帮助，让这些移民知道在瑞士有些小政治团体会帮他们。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瑞士伯尔尼跟他们见面时，我们亲自去接他们，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有可能被检查证件，并有可能被抓。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使他们的身份合法化，包括：1、要求让这些移民享有合法居留的权利；2、要求让他们的家人能来共同居住，即申请家人来瑞士团聚；3、享有工作的权利和社会保障的权利。
“今年夏天，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占领了瑞士议会附近的一个小花园，设下帐篷，组织了为期7天的静坐、集会，有二、三百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每天举行两次全体大会，用7种语言说话，让与会者知道我们讨论什么议题，以及如何把问题和要求传达到议会去。不合法的人（即无证移民）以不合法的方式占据公园集会，这种方式造成了很大影响。这期间，我们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前往联邦机构附近，以及到颁布有关难民法令的机构去游行。这7天里，我们的行动有明确的分工，包括建立负责安全的小组，24小时从事保卫工作，以避免被袭、被盗等事件，小组由持有合法居留证件的瑞士人组成。
“2008年我们搞过一次类似的行动：占领教堂。瑞士很少发生罢工、游行，所以我们占领教堂和公园的行动引起社会很大的关注。
“我们团体以及‘难民’的内部也有分化和分裂。有的人是出于政治原因来避难的，有的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来。前者比如伊朗‘难民’，他们说：我们跟非洲来的难民是不一样的。许多人则认为瑞士人歧视外国人，因此政治上的保证更重要。我们认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是可以结合的。再拿我们搞的为期7天的活动来说吧。当时很多有合法居留权的瑞士人也来参加，支持这一行动，但之后他们可以回家过正常生活，‘难民’们却要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这也是分化的原因之一。语言问题是个障碍，我们要做7种语言的翻译工作，而且‘难民’因此难以跟媒体沟通。不过，召开全体大会时，我们鼓励‘难民’们自己组织话剧演出等活动，鼓励他们自己主动积极地起到领导作用，收效比较好的。
“假如‘难民’不接受政府安排的遣送的话，就要坐2年的牢（瑞士加入欧盟后，改为一年半）。瑞士政府对待难民比较严苛，针对难民的标语、宣传都很极端，因为自我保护之故——瑞士的经济情况比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要好。前段时间，有一个难民被遣送回国的时候，被捆绑在飞机上，结果在遣送过程中死去。政府给这类遣返者提供的是普通飞机票，被遣返者的手脚都用绳索捆绑起来，再戴上面具，所以会因紧张而导致吸呼困难。官方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难民以自残的方式要求延长居留。为此我们计划搞一个行动，阻止飞机起飞，同时告诉被遣返的‘难民’不要上这个飞机，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对我们来说，为居留权而抗争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部分。”
转发某人对“不来梅奔驰汽车厂工人代表”发言的评论：
有人提到阶级冲突和决战问题，我希望这种决战最好不要发生，或者应当尽力避免，最好是制度自身能把它化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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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逃避那个最关键的“决战”问题，只想着如何在当今制度下如何“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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