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0日清早，我们拜会了位于法兰克福城区Rödelheim 的组织“Zusammen e.V”（“在一起”联合会）。从联合会工作人员的介绍来看，这是一个颇有激进色彩的左派组织。贴在门上的罗莎•卢森堡画像，书架上的许多左翼书籍，例如《10 TAGE》（即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弗罗姆和奥威尔的著作，甚至毛著等等，似乎也是证明。一位名叫菲力浦的男士为我们介绍他们的组织，另一位女士则为我们讲述了德国工人组织的传统及其演变。
向中方做介绍的两位“在一起”联合会成员
联合会的宗旨与工作
这个劳工服务组织是在四年前成立的。一开始是在市区摆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搞宣讲，做咨询。这样，我们就发现许多人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挣的钱少；孩子因为父母上班而无人照顾；失业严重而且失业金很少，等等。这些为同样问题苦恼的人们互不相识，彼此间没有信任，单打独斗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想到应该把这些人联合起来，一起去找政府解决问题。比如孩子没有人带，这是因为托儿服务不足，政府不重视；至于工资和失业属于劳动问题，就需要联合起来向劳工局做斗争。
我们在每个城区发布信息之前，都去调查一下那里的人们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把这些收集起来的问题以小故事的形式印在传单上，发到每个人手里，但我们不谈如何解决问题，为的是给人们留下思考的空间。
起先，我们在每周搞三次见面会，第一次只来了一个人。但我们坚持继续举办，很快就增加到20人。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开始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一起讨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很快就总结出问题的根源：工资低；二次失业金太少。
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小组，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作架构，并与法兰克福大学取得了联系，跟大学里关心这些问题的师生一道工作。然后，很快，我们发现需要一个集会的地点，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找到我们。于是我们凑钱租到了这个房子。
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采取了会员制——现在约有80名会员；会费每人每月10至15欧元；成为会员者有权得到咨询，有权使用我们的房子和接受我们的服务，同时有责任积极参加我们的义务工作，包括打扫卫生。成员之间相互帮忙，比如陪同你到劳工局等政府部门去，充当翻译，或是帮忙带孩子什么的。成员之间要了解彼此的需求，并提供协助。
最初刚成立组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成员多寡有多么重要。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感到，没有会员制是不行的。成为会员，意味着认同我们，因而能够积极参与，并且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所以，在我们的成员当中常常说到，能够团结和站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有个见面机会和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对初次碰到的一个潜在的成员，我们一般都会告诉他：我们不是咨询处，希望你能加入这个组织；如果你只想咨询，我们会介绍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资料。
现在，我们每周做三次咨询，其中两次会有专业的律师来参加——我们的咨询是非常专业的，不仅介绍法律方面的情况，还要帮助你了解和分析自身的状况，比如为什么会有低工资等，以此增强你的自觉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针对领二次失业金的人，我们就有完整的架构和经验来帮助他们，我们还把它推广到诸如居住、受教育、健康等方面。
我们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们组织大家聚会、过节、举办庆祝活动，让成员们彼此了解，相互支持。
关于举办什么活动较好，是咨询呢还是带娱乐性质的聚会（party）？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坚持前者。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我们确信，咨询工作很重要，可以给会员们带去许多信息，让生活发生积极的变化。开个派对的话，很多人都会来，在增加彼此的了解、信任方面有帮助，但也有很多人会争吵、酗酒、吸毒等等，对此我们是禁止的。而即使是搞个庆祝会，我们也会考虑它能给工作带来什么帮助。
我们还举办工作坊，例如针对二次失业金的工作坊，不仅谈法律，也谈论失业金及低工资形成的背景。首先是从法律上分析，即由于新颁部的法律的限制，我们能拿到的钱越来越少；接着分析失业金水平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找出两者的共同点；最后，对“工资“概念进行彻底的分析——谁来订立工资水平；谁分配工作；工人被剥削的情况如何。这些工作是有积极成效的，大家的抗争意识都有提高。不过，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完整的架构。此外，我们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总结会，汇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讨论将来怎么做。
到我们这里来的成员各种各样，有来自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人，我们设法让大家发现彼此的共同点，互相信任而非彼此竞争。当前的德国社会有着大量“反对移民”的言论。我们逆着反移民潮流来建立这样一个工作点，力求改善移民状况，让他们互相信任而不是互相出卖。从8月至今，我们一直在进行一项活动，就是让法兰克福市区的其他人也来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到处张贴宣传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我们所做的正是他们想做的——并赢得了很多会员。因此，我们计划每三个月就搞一次大型活动，让需要帮助的人们能够找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愿望是，将来在法兰克福其他地方也开展活动，最终让德国其他城市的人们都能够团结起来。
目前这个城区有1.7万名工人，失业率达到7~8%。德国有很多工会在各城区办有工会活动中心，可以给市民、工人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在法兰克福的工会则把办公室撤掉，把活动中心关闭了。
德国工人组织的蜕变
之所以选择城区来从事我们的工作，因为在传统上这里有着非常悠久的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已经看不出了）。那我就来讲一讲为什么现在已经不是，为什么工人运动的精神所剩不多了？这里还有许多工人组织，诸如工会、音乐小组等等，但宗旨已改变，不复是当初成立时的宗旨了。
从19世纪到1933年，近百年间成立了很多的组织和工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很艰难，下班以后很难有什么娱乐，所以大家就自发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小组（比如音乐小组）。不仅在德国，其他国家也有，靠工资生活的人们团结起来，组织一些活动，让生活变得更好，更丰富。在德国，这些组织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实基础，不管什么样的组织（包括音乐组织）都致力于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关注社会的变化，积极参与讨论。这些以各种兴趣小组命名的组织，实质上也是政治组织。
对法西斯兴起时所搞的一些恐怖活动，这些工人基层组织都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予以反击。不过，这些组织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已遭到了极大破坏，人们被迫退回到家中。法西斯上台后，人们仍然组织活动，但受到法西斯的严密监控，不得讨论任何社会及政治议题，一旦发现有反抗举动，就会把你送进集中营去。这一系列的恐怖活动破坏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富有觉悟的组织的精神；通过谋杀这些组织的负责人，迫使他们谨言慎行。还有的组织直接被宣布为非法，遭到取缔。1933年，人们曾经尝试组织一次大罢工来抗议法西斯的恐怖活动，但遭到镇压。
1945年之后，战前成立的组织也保存下来了。但在先前的非常敏感的时期里，这些组织的权力并不操在成员之手，他们受到外界的控制和监察。这种控制在1945年后有所减缓，但仍旧存在。比如在工会中隔离共产党份子。长达12年的法西斯统治彻底破坏了这些组织的精神，使得留存下来的组织沦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完全丧失了积极性。到了1956年，前西德开始将共产党及其理念视作非法而予以禁止。结果很多人只好闭上嘴。直到今天，人们都不愿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愿发表政治见解。当然，像反法西斯之类的议题，人们会发表议论，这与政府的倡导有关。此外还有最近在斯图亚特反对新建火车站的运动，就有大批人积极参与。政客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来抗议呢，不是有议会吗？你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机构、政党……不过，愿意起而反抗资本主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工业化的情形发生了变化。早年在工厂附近有很多工人居住区，但现在那种大规模的工人聚居区已很少见。比如法兰克福机场这样的大公司，工人们的住处分布在城市各区，而非集中在机场附近。只有鲁尔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工薪劳动者的合作与交流有两个场所，一个是工作场所（即工厂、公司），另一个地方就是居住地。工人不仅要争取改善工作条件（比如工资等等），还要争取政治上的权利，比如说在工厂和居住地建立可以进行组织活动、交流经验和交换信任的地方，以便将来能够组织斗争。当前社会通过把人分成等级的做法——歧视失业者，或是把人按照工作的背景来划分——从而制造分化。在在居住地组织工薪劳动者的有利之处是可以避免人和人之间的分裂。德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人人都对政治机构（政党或工会）持不信任态度，也不愿发表政治意见，不相信通过联合起来就能改变什么（有人提出，在不同地区，人们对社民党、工会等机构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另一位德方朋友说道：“我在工厂，是工会成员。当很多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去找工会时，工会总是态度强硬地压制工人。它和政党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我们的积极份子在做宣传的时候，人们会问：“你是不是要向我们兜售什么东西啊……”总之就是不信任。欧洲其它国家如法国、希腊、西班牙就不一样，德国是比较保守、谨慎的国家，其根源来自当年法西斯统治下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使用发传单的方式，想到必须成立一个机构来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用其他方式不能把人们联系起来——这个机构的目标就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一个迹象是进步的，就是人们已经开始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了，会去找工会、老板、劳工局抱怨。意识到处境不佳，并且能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组织起来。但现在看来这个工作做得不太好，如何组织起来还不太清楚。
题外话：德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中国
联合会的成员对中国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并提了不少问题。
有人问道：“欧洲把中国当作一个大问题来看待。我自己才10岁的时候就曾经想：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开车，那会是什么局面啊？欧洲希望中国永远生产在‘一欧元商店’里能够买到的便宜货，可是现在的状况让他们非常生气：中国竟然发展得这么好，不但生产便宜货，还发展了技术。欧洲认为，中国人偷取了西方的技术才大大发展起来。不过我要是中国人的话，会很自豪，因为不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对这些问题，中方如何看待？”
有中方访客答：“中国发展得很快，但大多数农民、工人都生活得很苦。多数财富只是为富人所占有。中国工人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假如中国工人一直生产便宜货，收益也只会在资本家手上。便宜货卖到外国，外国工人未必受益。某德国组织的人士就说，中国进来的便宜货多了，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跟着下降。真正得到好处的不是中国工人或西方民众，而是全球的资本家。中国工人与西方民众的共同敌人是资本主义。”
另一位说道：“2003年我们与欧洲某机构一同调查成衣成本，以一件衣服4欧元算，中国工人只得到2 欧分。所以我们都觉得，只要欧洲人多给两欧分，中国工人的工资就可以翻倍了……不过真这样的话，这笔钱也不会落在工人手上，而只会落在资本家手上。至于西方品牌公司，则占了75%的利润。”
第三位发言者说：“要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车，我也不能想像。一，大部份中国人都很穷，买不起车；二，中国现有的汽车数量已经要超过公路系统的承受力了；三，石油资源也不够。另外，工人同时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是会有矛盾的心态，这不只是欧洲与中国的问题。说到当前全球的分工，比如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搬去不发达国家，是非常不合理的，其中包含着大量人类劳动的浪费。中国现在很流行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中国老板赚得很少，绝大部份利润被发达国家赚走了。基本上，这类宣传的目的是为了把劳资矛盾转移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欧洲人想不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但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相比之下，前苏东各国就衰落了。”
有发言者举汽车业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中，德国的奔驰与大众跟美日品牌一样不赚钱，但它们一样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这些合资企业的投资额是对半投资，利润按理来说也应对半，但实际上70%以上的利润被外国资本拿走。这是中国某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没有人说明真实原因何在。”
最后一位发言者说：“汽车业的利润分配，我没有研究。中方一般要付出高额专利费，但中国是大国，有一定的谈判能力，并不纯粹受外资控制，也能迫使外资做更多的技术转让——这是小国所做不到的。因此，中国在对外资让步的同时也能得到更多技术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就像如20多年前的日韩那样以威权主义模式压榨工人。中国有两亿自律性很高并且对城市生活有期望的农村人口，国家把他们变成工人，作为剥削对象。中国‘崛起’或许没问题，但对工人来说，受害多于分享。”
德方朋友问：“德国有30%以上的人口不好找工作。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有60%从未做过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是派遣工，或只签短期合同。现在德国的五金行业中，80%的工人是劳动派遣。中国的农民工是否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稳定的工作？”
中方来访者答：“以往有较少部份农村人口可以通过读大学而分配到城市工作。90年代中起，由于教育商品化，读书越来越贵，一般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同时每年有几百万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劳动派遣在中国至少有10几年的历史了，但2008年前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劳动派遣发展得非常快速。”
德方朋友又问：“中国政府颁布了下一个五年计划，要拉动内需，改变当前的出口型模式，还要提高劳工待遇，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中方来访者答：“中国搞了个四万亿投资拉动内需的计划。但内需分两部份，一是人民的消费，二是投资。2008年，人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35%，2009年还是一样，可见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没有增长，增加的只是投资。从这方面来说，政府的目标有一半是失败了，当然政府没有说，只提4万亿是如何投资，并且‘保八’了（也就是保持了高增长）。国内消费在很多国家占国民收入的70%，印度是60%，中国只有35%，是全世界最低的。政府有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现在也搁浅了。这个计划的阻力很大，即使出台，能否落实也很让人怀疑。就算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但物价水平也在增加。至于农产品，即使价格有一点点的提高，但原料成本会提高得更快。中国的资本很强大，官僚体制僵化，因此这些计划能否得到落实，还是抱谨慎态度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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