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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俄国革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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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俄罗斯帝国 | 俄罗斯帝国俄国临时政府 | 彼得格勒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党 | ||||||
| 指挥官和领导者 | ||||||||
| 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 |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 列宁 | ||||||
1917年俄国革命是俄国1917年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统称，最终推翻俄罗斯帝国、建立了苏联。在1917年2月（公历3月）的第一次革命中，沙皇被废，临时政府掌权；同年10月的第二次革命，临时政府遭推翻，被布尔什维克（共产）政府取代。
俄国二月革命（1917年3月）是一次爆发于圣彼得堡、自然普及的革命。混乱中，杜马（俄帝国议会）的成员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成立俄国临时政府。国军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无法压制革命浪潮，而后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正式赋予了临时政府权力。由较激进的社会主义党派所领导的苏维埃（工人的会议），最初同意由临时政府统治，但坚决要求拥有能影响政府及支配多批国民军队的特权。二月革命的背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军事严重受挫之时，国境内充斥着军队与哗变。
一个双权鼎立的时代因而确立，其中临时政府握有国权，而由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国民组织苏维埃，则拥有下层社会平民与左派的拥戴。在如此暴动与罢工频繁的混乱时期，临时政府决议继续未完的战役，反之，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派系选择放弃先前投入于战争的心血。布尔什维克将工人民兵部队组织为红卫兵（后来的红军），并对其强力控管。[1]
在十月革命（公历9月）中，由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工人的苏维埃连手推翻了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自命为各政府部门的领袖，并夺取农村的统治权，设立契卡镇压异己。为结束战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红派（布尔什维克分子）与白派（非布尔什维克分子）旋即爆发了内战。战火持续了数年，最终由布尔什维克获胜。革命为苏联的建立铺了路。许多著名历史事件接连在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上演的同时，国内各城市、少数民族之间及农村也如火如荼的推展着各式各样的运动。而在乡郊地区，则由农民接管、并重新分配了当地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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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编辑]
1917年初，俄国的革命时机便已成熟；它为社会带来了转变的契机、却也带来了极大的未知。穷困乡下居民往来于农、工业环境间的情形日渐频繁，甚至选择迁居，使得都市劳动力持续壮大。中产阶级的白领职员、商人与专业人士（包括后期的医生、律师、导师、记者、工程师等等）地位逐渐提升。即使是贵族，也必须在此不断变化的经济制度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当代另有新阶级兴起（例如无产阶级与资本家），这些阶级又依身分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俄国的社会群体或社会边界变得越来越难清楚界定。不只族群以各种方式分裂，他们的定界也因迁移的农人、劳动知识分子、仕绅专家等而逐渐模糊。扩展的商业文化已使得人们的生活改观，重建了物质生活的面貌（建筑、店铺、广告、流行、时钟与机械），并培育了新的物质欲望。[2]
1917年，政治意识的蓬勃发展、革命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及政府体制的软弱与无能（其在参与一次大战后更为衰弱），本应使沙皇尼古拉二世体认到致力于改革的必要性。事实上在1917年1月，乔治·布坎南爵士，英国驻俄国的使节，曾忠告沙皇“打破您与人民间的隔阂、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但尼古拉否绝了布坎南的建言。
许多俄国人民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独裁及其政府的腐败与过时聚怨已深。他们认为沙皇不理解俄国人民的需求与意愿，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俄国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受害者。在社会方面，沙俄的农工业在其余欧洲之后处境稳健，农人与劳工仍握有少量开创良好发展的机会。以经济的角度而言，俄国的广泛通膨与粮食短缺促进了革命的形成。在军事上，军粮、后勤与军备的不足，使俄国在一次大战期间蒙受惨重的损失；这更确信了俄国人民对尼古拉二世无能统治的观点。最终，这些因素，伴随着革命思想与运动的茁壮（特别是1905年血腥星期日大屠杀后之时），引发了俄国革命。
经济与社会变迁 [编辑]
在许多农民的观念中，财产所有的基本原理，便是土地应归属于那些耕耘它的人。然而，与此同时，农民生活与文化正在不断的改变。改变是由乡下农民转行工业、迁居都市的人数的自然成长所促成的，但城市文化借由物质生活的改善、生存压力与口耳相传而引进农村，也在其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3]
农工们也有感到不平的正当理由：拥挤的住宅、附加恶劣的卫生条件，工时超长（战争前夕，每周平均工作六天、每日工作十小时，1916年更是每天工作11–12小时），因安全与卫生条件贫乏而恒有的伤亡风险，苛刻的纪律（不只是规则与惩罚，还有领班的拳头），以及过低的工资（在1914年后因战时生活支出急剧提高而更加严重）。反之，都市的工业生活满是利益，尽管，就社会与政治稳定性观点而言，都市生活可能会与乡下的艰苦一样危险。然而，农工们拥有强烈的期许著能过更好生活的欲望。新谋生能力的获得，给了农工们自尊与信心，并创造了更多的希望与渴望。在城市，农工们体验到了他们在乡下从未见过的物质生活。最重要的是，在城市，他们能接触到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新颖概念。[4]
引发俄国革命的社会因素，主要源自沙皇政权对下层社会数世纪的压迫，及尼古拉在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1861年，乡下农民从农奴制的枷锁中解脱后，他们仍对向国家缴纳赎金感到愤愤不平，并坚决要求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建立共有投标制度。问题在谢尔盖·维特189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失利后又进一步的恶化。农民骚乱、甚至是叛乱的发生越来越频繁，目的是取得自己耕作的土地的所有权。俄国主要是由贫困的农民组成，其占有1.5%的人口、25%的土地。[来源请求]
俄国的迅速工业化也导致都市人口过密、环境拥挤及工人的工作环境、条件恶劣（如前述）。1890年至1910年间，首都圣彼得堡的人口从1,033,600急速上升至1,905,600，而莫斯科的人口成长速度也不惶多让。这创造了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肇因城市生活环境的拥挤，其比先前的农民阶级更倾向采取抗争与罢工。1904年的一次普查，结果显示在圣彼得堡平均十六人共住一间公寓，每房六人。其住所没有自来水，而成堆的人造垃圾也对工作者造成健康上的威胁。恶劣的条件只导致一次大战前，情势恶化、罢工及动乱事件急速成长。
一次大战只加重了紊乱程度。征兵在全俄民间掀起了一阵不情愿。工厂生产战争物资与工人的庞大需求，引起更多的劳工暴动与罢工。征兵夺去了城市里熟练的工人，以拙劣的农民取代，接着饑荒因粗劣的铁路系统而袭来时，工人们不顾工厂，成群奔离城市、希望觅得温饱。最终，缺乏装备及环境保护的军人，也转而敌视沙皇。这主要是因为，当战争持续扩大时，许多忠于沙皇的官员被杀害，并由来自主要城市的应征入伍者继任，其对沙皇仅抱有微小的忠诚。
第一次世界大战 [编辑]
1914年8月战争爆发，起初平息了盛行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抗议，将焦点转移至对抗共同的外敌，但爱国团结情操没有持续太久。当战争情势被迫胶着时，厌战情绪便逐渐侵蚀人心。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更深层的脆弱：尽管许多俄罗斯平民在战争初期的几周内便加入了反德示威游行，最普遍的反应仍是导向怀疑论与宿命论。对皇帝敌意以及保卫家园与生命的渴望，不全然转化为对沙皇或政府的狂热。[5]
俄罗斯在一次大战中的首场大型战役是场灾难：1914年的坦能堡会战，超过三万名俄罗斯士兵伤亡，九万名被俘，而德军方面则仅有二万人伤亡。然而，与德军结盟的奥匈帝国军队年底在加利西亚地区遭到重创击退。1915年秋季，尼古拉接管了军队的直接统领权，亲自监督俄罗斯的战区，并委托他野心勃勃但无法胜任的妻子爱丽珊德拉负责管理政府。帝国政府腐败与无能的征兆开始浮现，而格里高利·拉斯普廷在皇室间渐增的影响力，也广泛引起人民的愤慨。在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林奇（其着重于人民的角色）的眼中，拉斯普廷是沙皇政权的“致命疾病”。
1915年，事情在德国转移焦点、强攻东部战线后，有了关键性的恶化。优秀的德军——其受较好的指挥、训练、供给——惊人的成功对抗装备不良的俄罗斯军队，将俄军逐出加利西亚，俄罗斯波兰也在哥利治-塔诺夫进攻会战（Gorlice-Tarnow Offensive）相继退败。1916年10月底，俄罗斯失去了160万至180万名士兵，加上200万人被俘、100万人失踪，加起来总共损失了近500万名战力。
庞大的战力损失在即将发生的叛乱中扮演了确切的角色，1916年并传出与敌军友好的传闻。士兵受到饥饿，而且缺少鞋子、军用品，甚至武器也出现短缺。蔓生的不满减低了士气，只在一连串的战败中不断的被侵蚀著。
伤亡率是这场灾难最清楚的记号。早在1914年底，战争只持续了五个月，约39万俄罗斯人丧生，100万人受伤。远比预期的早，几乎没有受训过的新兵必需被召集为现役，整个战争不断重复著的程序，同时庞大的战力损失持续向上堆栈。军官阶级也目睹了不寻常的人员更换率，尤其是在较低的阶层间，迅速的填满了刚入伍的士兵。这些士兵，通常出身农民或工人背景，在1917年的军队政治化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
战死沙场的人员损失并不只限于男人。军队很快的陷入了步枪与弹药的短缺（还有军服及粮食），而到了1915年中期，少了手臂的士兵也被送到前线；期许他们能赋予自己一双手臂，从战场上倒下的士兵重新找到他们所缺少的。有着明显充足理由，士兵并没有感觉得到人类般的对待，甚或像个有价值的士兵一样，而是为了完成富有与强大的目标的肉俎。
1915年春季，军队持续的撤退，但不是总是顺利的；擅离职守、劫掠与无秩序的逃亡的发生已司空见惯。然而到了1916年，情势在各方面出现了改善。俄罗斯军队停止撤退，甚至在那年发动了几次小幅成功的进攻，虽然损失了不少的士兵。而且，短缺的问题在提高国内生产后也已广泛解决。然而，尽管如此，在1916年底士气仍远比1915年大撤退时低落。战争的时运或许已逆转，但战争的存在，仍使军力与条条生命持续枯竭、流失，而国家的个人和家庭，仍承受着不可逃避的专制与苛重。士气的危机（为阿伦·怀德曼，一位俄罗斯战争与革命时期的军队的主要历史学家的主张）“深深扎根于，对于屠杀永不停息及达成任何像胜利的事，彻底绝望的情绪。”[6]
受战争所蹂躏的不只是士兵。1915年底，开始浮现了各式各样的征兆，显示经济在战时需求的沉重负担下已逼近溃堤。困难的核心是食物短缺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击垮了实际收入，短缺使得人民即使负担得起，也难以购买到所需品。短缺问题在首都彼得格勒（原圣彼得堡市）尤其严重，供应的距离与粗劣的运输网络让情况格外恶劣。商店早早打烊，或完全没有面包、砂糖、肉或其他食品的库存，等待的人潮队伍持续延长。买得起或实际买到食物的困难度也日益提高。
一如预期，1915年中期罢工仍持续增加，犯罪率亦同；然而，人们多半只是忍耐——为了温饱而继续在城市里奋斗——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的妇女们据传每周花四十小时在维持生计——乞讨、沦落卖淫或犯罪、拆除木篱笆供火炉燃烧以取暖、埋怨富人，并想知道这一切何时、如何才会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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