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开始，毛泽东主持了中共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更加清楚。杨政和我商量後，决定组成一个争取临时合同工权益的组织，当时决定起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参加发起的人除了我与杨政之外，还有前面所述的李云臣、吴永湖、裴燕柱、慕纪群、慕纪雄、周泉、杜某某等人。
当时我提出大家都回家乡去，建立各地的基层组织，北京留下杨政等和北京本地的李云臣保持联络，等到六七年一月一日再回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总部。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我於十月下旬离京南下返回贵阳。
“毛皇叔”和贵州分部的筹备
我回到贵阳後，感觉空气大变。群众造反组织“红卫军”、“赤卫队”先後出现。我到“红卫军”驻在贵阳医学院的总部和“赤卫队”驻在贵阳人民会场的总部找过“红卫军”的头头李铁乃和“赤卫队”的头头黄世民。
李铁乃是铁匠出身，头脑极为敏锐，反应很快，口才很好，他在批斗贵州省委书记贾启允的大会上妙语连珠，进退自如，表现出一定的领导才干。但我问到他关於运动的发展趋势，他的组织的远近目标，他对社会的基本看法时，他竟没有自己的定见，而且文化水准不高，历史知识欠缺，并且非常自负。这使我很失望。
黄世民和李伯特认识，同是贵阳市建筑公司的泥水工。黄世民为人耿直，很讲义气，但和李铁乃一样，文化不高，缺乏远见，脾气很暴，同样使我失望。
会见这两位负责人後，打消了我将这两个组织引向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方向的念头。我决定另起炉灶，自行组建“全红总”（当时未正式成立）的贵州分部。
我首先找了李伯特、叶文筑等人。他们都认为：我们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站在第一线，应找一些出身好的人参加筹建贵州分部。叶文筑提议，找他的一位朋友毛胜年来参加筹组贵州分部。他说这位毛胜年是他在水城修公路时认识的一位筑路合同工，如同当年刘备流落江湖一样，这位毛胜年也是一位落魄的皇亲国戚--他是毛泽东的远亲。 他说毛胜年敢说敢做，是一位人才。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叶文筑把毛胜年带到我家。毛胜年中等个子，方脸，颇英俊，穿一身破军棉衣（这是当时的高干子女之所好）。他一进门，就高声叫我的名字，好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他一面叫着我的名字，一面连声说他是“三顾茅芦”来了。看来，他把自己当成“刘皇叔”了。
毛胜年很直爽。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最大兴趣是他和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他一入座，就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的家乡是湖南平江，平江起义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他的祖先和毛泽东的祖先是同宗，因此，可以算是毛泽东的远亲。他告诉我们，他的伯祖父名叫毛简青，是中共六大的湖南代表，也是平江县的首位中共县委书记，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彭德怀是知交。现在他的祖父住在平江，是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的负责人。而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则是他家的房子。
毛胜年介绍自己後，表示他早就想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只是苦於在理论上不行，又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说，他看过我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後很感动。他希望参加我们的筹建工作。他表示大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後就是赴汤蹈火，他也在所不惜。
毛胜年的直爽、豪气和亲切感动了我。我表示欢迎他参加我们的队伍，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牵头，希望他来当贵阳分部的出头露面的人。他表示他理解我的处境，欣然接受了。
全国总部宣告成立
十一月初，杨政从北京打电报给我，告知李云臣把北京分团的架子搭起，北京还来了两位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参加筹建工作，他们是王振海和郝维奇，都是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湖南长沙也来了两位组织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分别是长沙岳麓山化工厂的合同工罗运泉和长沙大信织布厂的廖阁夫。
杨政说，他们希望提前建立全国总部，不一定等到六七年元月，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晚回电告诉他若条件具备，可先在北京把全国总部建立起来，这样也许对各地建立分部有好处。但我希望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等到全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了分部才召开。
十一月五日，杨政再次发来电报。他说，现在各地进京的临时合同工很多，建立全国总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我立即动身北上，参加十一月八日的全国总部成立大会。毛胜年等都不同意我立即北上。因为贵州的组织已到成立边缘，他们担心我一走就要停摆。我衡量一下局势，感到北上没有多大意义。北京少我一人不影响总部建立，因为北京人才济济。而我走了对贵州则影响太大，再说，一个全国性组织，如果一个地方组织都没有也不好，我应把全国的第一个基层组织组建好，带动其它各地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
我电告杨政等人，如期在十一月八日把组织建立起来，不必等我北上。而我一待贵州分部建立，将立即北上。
十一月八日，全国总部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正式宣告成立，把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化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简称“全红总”。
安徽的杜某某因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出身很硬，当选为“全红总”总部总指挥。无锡的季某某当选为副总指挥（季某某是无锡一零一八兵团的负责人，当时未出席会议，缺席当选）。
北京的王振海当选为秘书处秘书长，我则缺席当选为副秘书长。秘书处秘书有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慕纪群、慕纪雄，连同王振海和我共七人，是“全红总”的领导集体。
秘书处的分工为：王振海、郝维奇负责筹建北京分团和对外联络。我负责筹建贵州及各外省分团，兼管理论和组织工作。罗运泉、廖阁夫负责与中央各级机关的联络工作。慕纪群、慕纪雄负责内部的总务工作。
此外，任命了组织部长杨政、宣传部长龙云学、联络部长裴燕柱、接待部长张德明，北京分团筹备组长李云臣。
“全红总”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後，当天就在罗运泉、廖阁夫带领下，由首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人并没有把“全红总”的这五十来号人放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来人。王志杰等人看十天来“全红总”的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要王志杰等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全红总”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十一月十八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後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全红总”宣布正式成立的十一月八日和取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十一月十八日，贵州分部筹备组的毛胜年和我都联名发电报表示祝贺。
贵州分部率先成立
“全红总”获得全国总工会正式承认後，筹建中的贵州分部也把争取得到贵州省委承认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胜年和我到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中共贵州省委座落在风光明媚的南明河畔。当时贵阳已经入冬，原来整洁的省委办公大楼前飘满了枯枝败叶。平时戒备森严的大门已无凶神恶煞的门卫。我和毛胜年从楼下找到楼上，只见有的办公室房门大开，桌上地下文件和纸张随着凄冷的寒风飞舞打转。有的办公室房门深锁，再也听不见那拿腔拿调的大呼小叫。找去找来，若大一个省委办公厅形如冷寂的墓园。我和毛胜年又转到省委秘书处，仍然不见人影。
秘书处後是锅炉房，一看，只有一个脸圆圆的年青的锅炉工，我们问他省委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他问我们找省委哪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去找？我和毛胜年向他说明来意，并把油印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送他一份。他很快看完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後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位合同工，也深受“临时合同工制度”所害。他当即表示要参加我们的组织，他告诉我们他姓朱，名字我已经忘了。他要我们第二天上午来找他，他会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小朱告诉我们，现在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在省人民政府交际处举行，在交际处负责会议的是省委孙副秘书长。我和毛胜年乘车到了城北的交际处（省委在城南）。按照小朱给的房间号，果然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孙副秘书长。
这位孙副秘书长身材很瘦，中等个子，穿一身灰色棉毛衣裤。他睡眼朦胧给我们开门，误以为我们是南下串连的北京学生。他一面给我们倒茶倒水，一面问我们是北京哪间大学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的，目的是要求省委承认我们组织的合法性。他一听我们是群众组织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他连忙问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在当时的贵阳市，群众分为炮轰派和保皇派两派。炮轰派的口号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保皇派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我们告诉他，我们口号只有一条- “改革一切不适合於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听後颇感奇怪，因为从口号上无法区分我们是炮轰派（即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他接着又问，我们要改革哪些“上层建筑”？我们告诉他，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我们是要造这个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的反，争取临时合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
他听後大大松了一口气。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提的口号和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他很支持我们造一切剥削制度的反。他说，“我们党革了四十几年的命，建了十七年的国，是不应让工人吃苦了。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是应该改一下了。斗来斗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群众还会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他还说，可惜他身为省委干部，要不他会参加我们的组织。现在社会很乱，希望我们这个组织迅速壮大起来，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他说他会尽快把我们的要求向省文革和省委报告，要我们次日下午二点半钟来这个房间听他的回话。
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半钟，毛胜年和我如约来到交际处。孙副秘书长面带喜色地告诉我们，省文革和省委常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邀请毛胜年和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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