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日晚八时许，毛胜年和我参加李再含主持的这个会议。在会议上，我介绍了“全红总”在北京获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贵州省委 立即承认贵州分部。会议还讨论了是否承认刚成立的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的问题。最後会议作出决议，先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以後再决定是否承认“工人纠察队”（事後第三天也承认了“工纠”）。当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陈朴如（分管工交口） 和张一樵（贵阳市长）在我拟的报告上签字正式承认贵州分部。
二十七日（周一），我们按省委给的地址在贵阳市总工会找到了官方的“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具公函给我们刊刻了公章印信，拨出贵阳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我们使用，并决定给我们一笔专用活动经费，金额是每天可以实报实销人民币二千五百元，成为贵州省专用经费报销额最高的群众组织。
当天（二十七日），我们召开贵州分部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党员）为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当天我向北京的“全红总”全国总部发了电报，当天夜间收到了全国总部罗运泉、廖阁夫署名的贺电。
这样，继“全红总”全国总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後，“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分部--贵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静坐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国总部两次来电催我北上。十二月一日我把公章印信交给李伯特和杨爽秋共同保管，并确立财务开支制度後，乘坐当天六六六次串连专车，和毛胜年一道以贵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达北京。
这时，“全红总”正在全国总工会八楼进行预计为期十天的第二次静坐。这次静坐有各地临时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总”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印信和拨给活动经费。
我和毛胜年一到北京，罗运泉和廖阁夫就把他们拟的“全红总”宣言草稿交给我，要我根据《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内容修改补充。经过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奋战，“全红总”宣言终於定稿付印，并於次日正式发表。
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团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场讲了话。紧接着，“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一场为临时合同工，同时也为正式工争取权益的声势浩大的风暴席卷了全中国。
十二月六日，全总马纯古和劳动部党组负责人联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关於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请中共中央重视“全红总”所领导的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造反问题，指出临时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严重性。在当时的中央工交口会议上，李富春向周恩来作了关於“全红总”的汇报。周恩来表示应予正确疏导。
十二月八日，全总经过李富春批准，终於正式为“全红总”刊刻了公章，办理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达成“会谈记要”，表示支持“全红总”的革命行动，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临时合同工，并决定和“全红总”确定再次会谈研究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红总”原来预计静坐十天，而实际静坐了八天就取得了胜利。
十二月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协商筹备与全总、劳动部会谈具体方案。会上，罗运泉提出成立会议筹备组专司会议筹备事宜。但任总指挥的杜某某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原来一个秘书处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他架空，现在再成立一个会议筹备组将置他於何地？但他的意见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被否决。当时，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辞职并退出“全红总”。
杜某某退出“全红总”後即和一批复员退伍军人组织了“红旗军”，以後也遭到中共镇压和取缔，这是後话。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红总”不得不立即进行改组，这是“全红总”的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把原秘书处改称为“五人小组”（对外称秘书组），宣布一切权力归“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由王振海、我、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组成。分工是王振海负责北京分团，我负责理论和日常事务的处理，罗运泉、廖阁夫专司对上联络，郝维奇负责对其它群众组织的联络和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分支组织的组建。
此外，任命了毛胜年任组织兼内务组长，杨政任保卫组长，唐静（女）任宣传组长，韩琳（女）任联络组长，张德明任接待组长，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团团长。
最後通牒
从十二月十日开始，我除了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外，每天晚上都要草拟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复一些重要的电报和信件。电报多是各地分团的请示报告，而信件则多为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解雇、受剥削、受压迫的严重情况。当时各地投诉的信件每天多达二千来封，我的秘书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头胀脑。但从这些信件和各地分团的来电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临时合同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发生多起被解雇後的工人自杀事件。
罗运泉、廖阁夫天天去找全总和劳动部的王志杰，郗占元、李正亭等人，希望他们早日与我们会谈，通过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但一碰这些具体问题，这几位部长、书记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确定会谈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个人拆阅分类。那时的信件每天已经不是几千封的问题了，而是几大麻袋。但内容都是相似的，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严重。
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再次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责成罗、廖二人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作最後交涉，要求他们在二十三日前确定三方会谈日期。罗、廖二人结束会议後立即赶到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向他们提出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订於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我们松了一口气，分头作好会谈资料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劳动部来电话通知会谈延期至次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劳动部又来电话将会谈延期到次日。
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总部委员的愤怒，当时，“全红总”已由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搬迁至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因为总部要员已达八十余人，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楼已住不下了。因此，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全红总”召开了总部会议，并作出一致决议：如果明天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闭，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表达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的决心和力量。
占领劳动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於紧急待命状态，动员人数不得少於五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杨政带领，专门准备主持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其中，我负责拟定王振海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的发言，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後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杨政负责组织三百人左右的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力争行动中不伤一人，不毁一物。另一部分由罗运泉、廖阁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准备迎接大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
(一)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二)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三)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动到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罗运泉、廖阁夫带着绝望和无奈的口气打回电话：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竟然又把决定在二十五日召开的三方会议推延了，而且这次是无限期的推延。他们说，劳动部和全总的负责人说元旦将近，过了新年再说吧。
我把电话放下後，立即通知总部委员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我拔通了王振海的电话，要他在下午两点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两点正准时集合，进行动员，天始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着数辆宣传车，准时而有秩序地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分团当天可能来了五至六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两点正，王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讲话，布置了今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工合同工和上访者，串连学生闻讯赶到天安门广场，加上围观的群众，人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终於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讲话结束後，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本来的安排是我和王振海乘坐宣传车带领大队向劳动部行进，杨政率领纠察队的三百余人乘坐几辆北京分团借来的大客车先到劳动部向工作人员说明封闭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争取得到理解和配合，避免大队到来时发生误会和冲突。但是我担心杨政脾气不好，就随杨政率纠察队先行到达劳动部，经过我们的解释和说明，工作人员也乐於回家，所以纠察队的三百余人在劳动部的造反组织的配合和带领下，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并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测出现。
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点左右，我和王振海等总部委员们正在劳动部二楼会客室休息，几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进入会客室。他们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我。那几位纠察队员颇为紧张，担心军方干预我们的行动，或直接来逮捕我和王振海。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来几十位纠察队员把大门封住。这两位军人看着他们惊疑满面、准备拼命的样子笑起来了，连声说：“请不要误会，请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感谢中央文革！感谢江青首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一时间，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落，这两位军人和王振海与我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真是否忙得不亦乐乎。这也是这次封闭行动第一次出现拥毛拥江拥中央文革的口号。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把我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你必须从现在起保密，绝对保密！希望你把总部人员的档案交给我们，便於中央审查和决定参加接见的人员，现在就走，好吗？”我把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总部委员在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集合，不得有误，其中包括他自己。我告诉他，把劳动部现场交给纠察队看管即可，快快休息一下赶回总部。说後乘坐邵一海等二人开来的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西什库，把所有总部委员的档案副本交给邵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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